摘　要：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即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因应时代潮流和中国革命实际，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合作，共同领导国民革命。这一时期，党的主要事业及活动、特别是国共合作的实际工作，主要在广州；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民众工作、军事工作，基本上是围绕以广州为中心的国民革命运动而展开；党的路线、政策、经验、认识以及领袖人才的锤炼，对后来的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广州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瑞金时期、延安时期之前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奠基性历史阶段。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广州时期； 统一战线

　　1923—1927年，刚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依托广州，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共同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国民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广州实践，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尝试，为后来党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史学界和近代史学界对于这一时期的主要史事，已有较为充分的论述。在此基础上，认识“中国共产党广州时期”及其在党史上具有的特征和意义，不仅具备了学术上的条件，而且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党的历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一、从党史分期看“中国共产党广州时期”

　　对历史进行阶段划分，是党史研究的一般取径和基本编纂方法。一般来说，以革命的内容作为分期标准较为常见，对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一般划分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或党的建立与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名称各异、时段和内容相同的四个时期。

　　以地理名称来指认党史阶段，为一些台湾的中共党史研究所采用。台湾早期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王健民在其著作《中国共产党史稿》中，将中共党史划分为“上海时期(1919—1927)”“江西时期(1928—1936)”“延安时期(1937—1949)”，并以此分编各册；其后台湾学者陈永发在《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中，基本沿用这一分期方式，将“中国共产革命的革命夺权阶段”，划分为“上海时期（1921—1927）”“瑞金时期（1928—1935）”“延安时期（1936—1945）”“平山时期（1946—1949）”。在这些著作中，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广州实践，都纳入“上海时期”中加以叙述。

　　大陆中共党史的主流著作，虽不以地域冠名以区分党史的不同阶段，但无不对1923—1927年中共在广州的活动和发展给予充分重视。如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将这一时期的历史，作为主要篇幅置于第二章《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沙健孙主编5卷本《中国共产党史稿》，其中第2卷集中于党在广州的重要活动; 其他各种全局性的党史著作也基本如此。从广东地方党史研究著作来看，曾庆榴主编《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亦以“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为题，论述党在广州时期的主要历史过程; 广东省人民武装斗争史编纂委员会编著《广东人民武装斗争史》，第1卷大部分内容即党在广州的主要活动。 也有以这一时期的国共合作为主题的专史，以及部分以“国民革命”“大革命”为主题的研究，已经充分体现了对于中国共产党早期广州实践重大意义的认识。

　　历史分期是为了便利于历史编纂的需要，前述台湾学者基本上是以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为标准，并未揭示党在这一时期活动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如王健民在说明其分期理由时，提出“上海时期”的划定是因为“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经常在上海，只有一九二七年约半年的时间在武汉”。但其中所提示的从党的主要活动空间为思考维度，以所包含的革命内容和党在某个阶段的主要工作特征为中心，来指认党史的不同时期，也不妨是一个有益的方法。实际上大陆学界也有类似的学术概念，比较典型的是“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已有大量论著进行各方面的研究和阐释; “中国共产党瑞金时期（或瑞金时代）”，亦有专文涉及。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广州时期”作为一个新的学术概念，值得深入探讨， 而其实质内容，即中国共产党早期以广州为中心的革命实践，无疑是重要的客观存在。这一时期，从时段上主要是指1923年4—5月中共中央迁广州准备进行国共合作，至1926年12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党的工作重心转往长江流域；而根据其内容上的联系性，上限可以追溯到1922年8月的中共西湖会议，下限可延伸到1927年7月的中共中央领导层改组、党的革命目标和策略发生战略性转变。以这一重大历史过程为对象，将党史与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等各领域贯通融合，总结其历史特点，凸显其历史地位，对于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过程，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意义，实有重大裨益。

　　二、中共革命重心的南移

　　在中共“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人一面从事于创党的工作，一面致力于民众工作，虽然人数不多，且主要由知识分子构成，但视野却是全国性的，特别重视华北、华东等地的工人运动。中共革命重心南移广州，关键因素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的目标设定，以及孙中山能够稳固掌握广州局势的现实条件。

　　从中共“一大”到国共合作正式建立的历史线索十分清楚。1922 年初，共产国际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4 月底，广州召开了党团领导干部会议，讨论建立联合战线问题。不久，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公开表达愿意同国民党等革命民主党派组成联合战线的政治态度。在1922年7月的中共“二大”上，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即以党外合作的方式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没有被孙中山接受。8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卡尔·拉狄克给派驻中国南方代表马林拟定工作指令，确认国民党是革命组织，共产党人应支持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进行工作。8 月底中共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党的少数干部先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会后不久，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首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次会议是国共合作、中共革命实践重心转向广州的重要节点。1923 年 1 月 12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 对促进中共三大制定国共合作方针起了重要作用。

　　一般在论述党的革命重心向广州转移时，都会引据当时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代表对于广州政治形势和社会环境的积极评价。如1922年3月6日，谭平山致函施存统（方国昌），建议团的一大改在广州举行，“因为（广州）比较的自由”；1922年7月，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也指出：“在远东，广州是唯一勿需打扰当局就可以建立常设代表处的城市。” 1923年5月底，马林再度强调：“我们在广州有充分的行动自由。” 这些依据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并且其中所强调的广州政治和社会环境确实也发挥了实际的作用，但并不能够解释革命实践重心南移的全部问题。事实上即使在这些条件仍旧存在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对于工作重点的认识仍有反复。1922年7月，共产国际命令中共中央迁广州，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短笺后，应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同志（即马林——引者注）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但是，此时正因为陈炯明发动“六一六兵变”，孙中山已无法在广州立足，8月离穗转赴上海，因而中共中央驻地南迁和革命实践重心南移无法实现；其后中央在1923年一度迁到广州召开“三大”之后，仍很快迁回上海。真正决定中共将革命实践重心转向广州的，有两个事实上联系在一起的因素，即：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国共合作得到国、共双方的实际推进；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确有可能。

　　在同样被广为引征的一则资料中，已经可以看到，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对于中共革命实践重心南移，具有重要的意义。1922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派往广东的代表利金考察广州后，给远东书记处的报告中称：“我确信，中国目前的形势把对我们小组工作的组织改革问题提到了首位。这次改革可归结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广州。这样做有许多理由，最重要的理由是：1.现在在南方有广泛的合法条件；2.在广州有最先进的工人运动；3.最后，广州是国民党的活动中心。” 这里需要特别予以注意的，是被强调的第三点，即“广州是国民党的活动中心”。从推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角度考虑，广州就是当时中国革命的枢纽。利金提出：“如果我们共产主义小组中央局迁到广州，这种情况就有助于把国民革命运动的各种联系集中到中央局手中。” 因而由季诺维也夫和维经斯基向中共中央建议“把中央委员会迁至广州，那是更适于广泛合法地开展工作的地方”。

　　中国共产党早期一直谋求在广东发展力量。在党刚刚建立时，广东处于桂系军阀统治之下，由于军阀的压制和自身的财政困难，工作没有什么进展。陈独秀最初反对与国民党合作，也是考虑如何在当时形势下创造党在广东打开工作局面的条件，他在1922年4月致维经斯基的信中说：“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力，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但在广州党团会议之后，“虽然与会者之间存在重大的意见分歧，广州会议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开始转变了”。1922年5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在广州成功举行，不过这一过程很快发生了中断，因为随着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孙中山失去了对广州的控制权，被迫离开广州。这恰从另一方面说明，与孙中山一派的合作，比广州一般具有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来说，要关键得多。

　　中共革命实践重心南移是马林倡议以及在此基础上共产国际对中共指令的结果，国共合作的策略即是马林将自己在爪哇的经验移植到中国、在中国促成民族革命的联合战线而形成的，并成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基本主张。因而马林对于国共合作的实现和中共革命实践重心的南移，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西湖会议上，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建议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虽然1922年下半年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局南迁广州因客观条件未能实现，但1923年初孙中山重新掌握广州后，马林在当年3月即重提南迁，在向布哈林的汇报中指出：“那（指广州——引者注）是中央委员会可以合法存在的唯一城市，可以在那里举行会议。” 根据这一部署，1923年4、5月间，中共方面的主要领导干部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张太雷、毛泽东、邓中夏等相继到了广州，马林本人也到了广州；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移至广州，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前锋》在广州创刊。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

　　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后，虽然决定了以党内合作的方式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但大会结束后不久的1923年7月，中央局又迁回上海，“宁愿在上海处于非法地位，也不愿在广州公开活动，因为上海的运动意义更加重要”。 一方面是因为中共主要领导层此时还是认为开展群众工作和宣传工作十分重要，“想在北方通过新的地方组织去推动国民党的现代化”，同时上海也有利于《向导》周报的工作， 加之上海具有对外联络的方便。而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孙中山一时对于国民党改组和与共产党的合作还没有积极的表示，使得中共通过的同国民党合作的决议“还是一纸空文”。 这使得中共的领导者们认为，“留在南方继续争取孙本人对进行政治宣传的支持是白费力气”， 甚至还希望孙中山离开广州，到上海组织国民会议。

　　然而，国共合作形势的变化，迅速改变了革命重心摇摆不定的局面。1923年10月鲍罗廷到达广州，10月18日，孙中山委任其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鲍罗廷对孙中山说：“如能假以六个月时间，可以将广州市变成吾党（指国民党——引者注）最巩固之地盘。” 鲍罗廷到达广州仅两个月，就坚定地认为：“广东不论在改组国民党方面，还是在一般地发展国民革命运动方面，都能够成为我们整个工作的中心。任何一个省都不可能像广东那样成为国民党的领导和发展中心……那么支持孙现在正在为控制广东而进行的斗争的问题就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就必须与国民党改组问题和整个国民革命运动问题同时解决。”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加入国民党的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同志通过思想和组织这两方面的工作促使国民党健全起来……过去几个月里党全力以赴做这个工作”。 苏联对于孙中山国民党的物质援助，随着鲍罗廷的到来成为现实，孙中山完全控制广州已经具有必需的条件，国民党的改组顺利推进。自此时起，不仅国共合作已经具有完备的基础，而且得到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实力进行。党的革命重心南移的两个条件基本实现，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与国民党共同推进国民革命，事实上成为党的工作的重点。

　　三、广州在中共革命早期的持续重要性

　　中共革命实践的重心转向广州后，形成了中共中央在上海（1927年前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国民革命运动主要区域在广州的格局，直至北伐战争将革命推进到长江流域、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前，广州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共产国际派往来华的不同人员中，对于广州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对于中共中央应设在何处，也有不同的主张。1922年11月，考虑到北京的工人运动的需要，越飞致信马林，主张“党的中央委员会要尽快迁到北京来，此事至关重要，否则将会有很大损失”。1923年3月，因为北方地区和长江流域工人运动的兴起，维经斯基一度认为“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迁往广州的决定现在恰恰是不妥当的”，“应当利用在南方合法工作的机会，但不应把整个中央委员会搬到那里，把全部工作的重心转移到那里去”，并强调了中共中央设在上海的理由。 维经斯基更坚决反对党的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主张应在北方、至少应在上海召开。 就在中共中央决定迁往广州召开中共“三大”前夕，维经斯基还在1923年3月9日向马林提出：“最近的将来华中和华北也许会成为发生新罢工的区域，很难设想你将如何从广州给与指导和安排联络。”

　　中共中央的迁址问题，有过多次的反复和争论。在中共“二大”之后，中央局迁到过北京，但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后，又被迫返回上海。党的中央定于何处，“须视什么是目前党最主要的责任，何处是革命的中心，中央须在何地才能执行党目前这一重要〈的〉职任”。 在1926年上半年，即北伐战争开始前，中共中央认为中央在上海已不适宜，有迁离上海的意向，而理想中的地点，则以北京为首选，广州为次选。中央认为:“党在最近将来政治上的第一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同时须顾及北方上海已得到的民众运动工人运动的基础；中央所在地必须能顾及上面所指工作，才能尽党整个的使命……现时可作中央地址的地方，只有北京和广州。惟广州是革命的唯一根据〈地〉，在顾及全国各方面的工作上，较不方便。” 因而决定根据当时的局势，中央准备迁北京，如果国民军在北方失败，则决移广州。

　　自中共“三大”后，中共中央迁回上海，就一直没有再回到广州。在这种情形下，广州实际上是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展现着其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随着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全面展开，广州即使不是中共中央驻地，仍成为当时中共革命实践的主要地区，而且地位不断增强。1924年7月，广东的共产党人召开专门会议作出决议：“坚持把广州作为国民革命运动的基地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1924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又称“两广区委”，由周恩来担任委员长兼宣传部长，陈延年任秘书兼组织部长。1925年1月中共“四大”后，委员长改称书记，陈延年任书记。1925年5月，中共中央根据广东远离上海的实际，决定由谭平山、周恩来、罗亦农会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及鲍罗廷组成中共中央广东区临时委员会，近距离指导广东的各项工作。苏联和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几条不同线索的指导人员，负责分别联系不同地区的中共党组织。维经斯基负责联系上海中共中央，加拉罕负责联系北京党组织，而鲍罗廷在担任广东革命政权的政治总顾问的同时，负责联系广东区委。这三人中，加拉罕在1926年10月离开中国之前一直是莫斯科其他代表的最高上级，鲍罗廷主要管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广东的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以及广东的中共组织，共产国际远东局和维经斯基则把精力集中在对中共的领导工作上和整个党的活动上。而实际上，显然鲍罗廷及其指导的广东党组织，所起的作用和在整个革命布局中的地位高于在上海的维经斯基和中共中央。孙中山逝世后，广州一度失去领导重心，鲍罗廷的地位甚至到达“填补（孙中山）这个空缺”的地步。 以至于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陈独秀，抱怨鲍罗廷以“在中国，在目前这个阶段，即在国民运动时期，一切工作都必须经过国民党”为理由，而把主要的注意力都放在“苏俄的任务”上，忽视“共产国际的任务”。

　　鲍罗廷对中共中央不能够设在广州，是极不满意的，他一直责怪中共中央没有立足于广州，影响了国民革命工作的进行。1925年5月，鲍罗廷自苏联回广州，途经上海，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产生很大的分歧，他认为“中央委员会现在就应当把全部力量投向广州（尽管会损害其他工作），而中央委员会则认为，它在这方面已经尽了最大的可能（张太雷、蔡和森、罗亦农以及其他许多负责人已被派往广州从事经常性工作）”。 鲍罗廷是主张中共中央迁往广州的最有力鼓吹者，事后他在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失败后的1927年10月总结道：“这些年来中共中央一直设在上海的法租界。在这个租界里，中央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生活。我多次建议把中央迁往广州，但都没有得到著名的中央委员陈独秀等人的响应。因此，运动向全国发展的主要根据地——广州没有得到来自中共中央方面的应有指导。”

　　1926年以后，虽然北方声援国民军的工作、上海的工人运动都在中央的工作视野之中，但中共已充分认识到，“当使广东以外一切不与帝国主义军阀结缘之武力均结合于广东政府旗帜之下”。1926年5月，苏联派往中国了解政治形势的布勃诺夫使团在对中国革命进行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广州毕竟是国民革命的巨大成果，实质上它是中国历史上近十年国民革命运动的唯一真正成果……广州是个中心，集中了国民革命的主要的有组织的社会政治力量。”其中“共产党是最有组织的力量”。

　　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革命军的主要军事力量出师北伐，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随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广州的重要性有所下降。1926年11月，当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已成定局时，中共广东区委报告指出：“广东省现在已到了个地方工作的时期了，上层政治已不能有什么作用了。” 但中共中央仍然充分认识到广东的重要性，1926年底中央指出：“广东仍旧是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在现时北伐的发展中，不惟不能轻视广东，更须注意使广东政权成为左派所领导的政权，并且愈加强固起来。”共产国际远东局在经过对广州的实地考察之后，也认识到在国民革命很快就要取得第一阶段胜利、国民党很快就要建立全国政权的形势下，“党应当竭尽全力支持取得胜利的国民党和广州”。1927年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作出决议:“应特别注意保证党中央对在国民党内工作的共产党员的正确而坚定的领导。迄今为止，在这个问题上情况很不正常。中共中央在上海，而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因此，实际上是由广州地区党委（尽管广州地区党委和党中央的政治分歧很大）来领导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中央应直接领导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工作。因此，党中央要设在国民党中央的所在地，这在组织上才是正确的。如果由于某些特殊原因办不到，党中央应派出十分权威的专门代表团来领导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的工作。因此，应重新考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的问题。中央委员会应设在关键性的战区，而广州政府的南方战线现在就是这样的地区（这当然不是说其他地区的工作应削弱）。”

　　1927年4月，广州发生“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人在广东进行了抗争。在武汉，在国共合作行将终结的时刻，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还坚定地认为，联合国民党左派收复广东，“是寻找作战基地的一个战略手段，联合起来的革命力量将能从这个基地给反动派以决定性的打击”。1927年6月，罗易为中共方面拟定了《中国（国共两党）国民革命纲领草案》，内中还有“立即收复广东”的提案，认为如此不但能够解反革命势力对于武汉政权的包围，而且还可以缓和财政困难。1927年上半年，虽然革命在空间上主要已经不在广州，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此时的政策仍然是延续广州时期的基本政策，尽力维持与国民党的合作，维护统一战线，1927年上半年的中共革命实践，事实上仍是“中国共产党广州时期”实践的一部分。

　　“广州时期”的正式结束，应以1927年7月中共中央领导层改组、中共革命策略从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改变为独立领导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作为标志。自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进入下一阶段。在这新的阶段的起初，中国共产党决定开展一系列的城市武装暴动，也充分考虑到在广州时期所奠定的良好革命基础。1927年10月青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希塔罗夫在致青年共产国际领导人沙茨金的信中写道：“广东的基础对于夺取政权，对于建立苏维埃（这是我们在得到上面最后批准前就决定了的）是最有利的……在许多省，首先在广东，准备武装暴动仍是当前任务。” 广州成为其中唯一实现城市起义、并进行了建立城市苏维埃尝试的城市。广州起义发生时，“广州时期”已经结束了，然而可以看到的是，“广州时期”为后一时期留下了重要的历史遗产。

　　四、中国共产党广州时期的阶段独特性

　　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因应时代潮流和中国革命实际，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合作，共同领导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的实践，是以国共合作、开展国民革命运动作为主要工作，以统一战线作为主要战略，对党成立之初的相对独立性进行了及时的修正，与党后来的革命实践形成了阶段性的差异，形成了独具特色、同时又意义非凡的特殊时期。

　　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共“一大”时所持的立场是：“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 这固然反映出早期共产党人对于理论和革命理想的纯粹性的追求，但极不利于党的组织的扩大和实际工作的开展。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但提出“亦只是联合与帮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其计划，则是“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 西湖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实际上的与国民党合作、促进国民党改组的工作，虽然党内意见并不一致，但从事实上开始了从建党初坚持独立性，到建立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的转变。中共“三大”之后，陈独秀已经主张“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 中国共产党及时改变了建党之初的相对独立状态，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广州时期的主要内容，并且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迅速得到发展。

　　中国共产党广州时期的阶段独特性表现之一，是通过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也成功发展成为一个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广州时期最重要的历史内涵。

　　中国共产党在早期的力量空前增长，主要得益于广州实践，得益于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1921年“一大”时有党员53人，而到1927年中共五大时，增长为近58,000人。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国共合作，参与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在政治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力量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虽然也出现一些对于共产党力量发展的限制，而整体发展的趋势，无法阻遏。国民党“一大”上，一批国民党元老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提出异议，但已不能阻止和束缚共产党员跨党。孙中山逝世后，中共力量继续在国民党内发展壮大，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八部一处中，共产党员占据了77%的领导职位，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 、六军政治部主任及第一军三个师的党代表等，都是共产党员。针对中共在国民党内势力迅速壮大，1926年《整理党务案》提出：“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这对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上层的发展，固然构成一定限制，但对基层作用仍然有限。例如1925 年9月至1926年9月一年中，广东的共产党员数量从400人发展到1,000人，“有一半应属于3月20日以后的时期，因为这个时期党组织被驱逐出政权机关，在群众中从事巩固自己的阵地的工作”， “C.P.在群众中的工作更深进一层”。

　　共产党在国共合作期间为国民党开展组织工作十分积极。国民党原来有组织的地方，共产党员一并加入，如广东、上海、四川、山东；国民党原来没有组织的地方，中共则为之创设，如哈尔滨、奉天、北京、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 孙中山逝世后，中共中央特别通知，要由共产党人努力发展国民党党员，“因为在中山死时由我们征收的党员，都可望与左派接近，乘此将左派数量扩充了，我们在第二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中才有和右派竞争选举的可能”。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已有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这种组织工作不仅仅是为国民党、同时也为共产党自身开展。在准备进行国共合作酝酿之初，中共的目标是：“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在合作初期，中共十分注意不要大面积从国民党中发展中共党员，随着形势的发展，后期一改谨慎从国民党中发展中共党员的策略， 在共产党员大量加入国民党的同时， 国民党员也被发展加入共产党，改变了国共合作初期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演变为一种国共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因而到1937年托洛斯基还认为，“当时中共加入国民党对于前者的发展为独立政党是很有好处的”。

　　中共创立之初，主要成分是知识分子，随着党员数量的逐渐增多，工人和农民成分的党员比重有所增加，知识分子仍然占据较大的比例，而且发挥主导作用。追求党的群众性，是早期中共工作的重要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同样得益于广州时期在统一战线背景下的民众工作的开展。工人成分党员的增长，主要是在五卅运动后、特别是省港大罢工期间取得的；农民成分党员的急增，更是得益于革命政权领导下的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和北伐战争进行中的湖南农民运动高涨。到1926年7月，中共对自身的认识，仍是“还在小团体与群众的党之过渡期间，要跑到领导革命的地位，还须更大的努力”。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时，党员数已经达到5万多人，并且实现了280万工人和900万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组织起来”，中共宣布“本党已成为群众的党了”。

　　中国共产党广州时期的阶段独特性表现之二，是共产国际有效的、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指导，使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特殊形式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广州时期的又一重要特征。

　　以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作为党的发展和从事革命实践的主要形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特殊形式下的第一次尝试。杨奎松很早就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随着中国共产党实际地运用它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已经不可避免地开始了；由于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组织自身理论准备不充分，缺乏革命实践，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最初不能不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展开。 在这场特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共产国际发挥了主导的作用，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同样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共产国际指示的接受、落实，是靠中国共产党人来进行的；在“中国化”过程中对于中国国情的探索、对于中国革命实际的把握，也同样是由中国共产党人来进行的。

　　中国共产党与当时各国共产党一样，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中共创建之初，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人数非常少、力量非常小的政党，但仅仅六年后，到1927年，中共成为仅次于苏共的世界第二大共产党，同时也是除苏共之外取得革命成就最高的共产党。其发展速度，令共产国际十分惊讶。1926年2—3月，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评价是：“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底独立的阶级行动（上海、香港、广州的政治罢工）……中国的运动，无疑地，有着全世界历史的意义，并且表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底后备军在东方是如何不可度量地巨大。” 1926年11月底，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它有领袖，它锻炼出中坚分子，它领导群众。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已经有很广阔的范围及稳固的组织形式。” 王奇生曾使用与“广州时期”时段大致相当的“陈独秀时期”作过评论，指出：“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中共和其他各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 还是有差别的。我们都知道, 世界各国共产党真正成功掌权的并不多, 靠自己革命成功的更少。中共革命的成功, 在国际共运史上不是常态而是变态。其实在中共早期, 这个局面就已经初步形成了, 那就是说, 我们大大低估了‘陈独秀时期’在中共历史上的重要性, 我们过于强调毛泽东时代的成功, 而忽视了陈独秀时期对中共崛起的重要意义。”

　　广州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固然也不能摆脱苏联国家利益优先的束缚，但是所要求的与民族主义政党进行联合、实行统一战线，是符合中国当时革命实际和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实际的。与1927年后共产国际的指导总体上进退失据、不断造成中共党内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相比，中国共产党在广州时期无疑是幸运的。

　　五、广州时期对后阶段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广州时期的路线、政策以及成效，对后阶段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广州时期结束时，中国共产党因国民党的“清党”“分共”、残酷镇压，遭遇巨大损失，但凭借广州时期获得的空前壮大和积累的丰富经验，能够迅速转变战略，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在较短时期内取得苏维埃运动的巨大发展。中国共产党广州时期为后来的各革命历史时期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首先，在广州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国共合作和以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为中心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军事运动、学生运动等，取得了丰富的政治经验。

　　在国共合作中，既有合作也有斗争。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发展势力，尽管有一定的客观条件，但也是在较为复杂严峻的环境下进行的。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针对国民党中的反共势力，采取了非常有效的政治策略。共产国际把国民党领导层划分为左、中、右三派，利用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由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势的变化，因时制宜地调整和执行。这一策略在国共合作正式开展后不久就已进行，中共虽在国民党内，但从策略上决不自居国民党左派，而认国民党左派为自己的联合力量，并使国民党领导人成为左派的领袖；同时严格地排斥国民党中的反共分子，将他们归为国民党右派，以便使革命阵容更为清晰。1925年9月底至10月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四届二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会上陈独秀指出：“以前在我们的同志中，在国民党党员中，分析国民党为左中右三派，把国民党的领袖们都列到中派，这不但在理论上不正确，而且在策略上也不适当。第一个缺点是我们的同志不知不觉的忽略了自己的地位，而完全成了一个左派的国民党党员；第二个缺点是使国民党内左倾的分子误以为左派即共产党派之别名，凡未加入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人都以中派自居，把一切国民党应有的左倾政策，都看做共产党的政策，而不肯赞同；第三个缺点是使国民党中真正的右派（如戴季陶，邹鲁，邵元冲等）同[目]反动派为右派而以中派自居。并且在事实上从前的所谓右派已公然反动，已公然离开国民党了。从前的所谓中派一部分是现在的左派，一部分变成了新右派，所以此时的国民党，只有左右两派。” 这种做法有效地维护了统一战线，而陷国民党右派于孤立，以至于西山会议派后来攻击共产党：“及总理逝世，共产党更积极进行其妨碍本党之行动，不徒入据本党之策源地以自大，尤复极其离间挑拨之能事，强析本党同志为左右派，以逞其迎拒，甚其暗中截断本党与民众之声气，毁坏本党之信仰。”

　　充分利用统一战线、利用国民党政权的力量，在广州的工人运动中也有很好的体现。在广州，“工人与国民党人的联系已有很长的历史”。 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致力于国民革命运动，另一方面也通过民众运动来获得阶级基础的壮大。1925年省港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在广州领导中国工人运动的一个高峰，省港大罢工能够形成巨大规模并持续很长的时间，与广东革命政权的支持密不可分，而中国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政权同情工人运动的政策，发挥自己群众工作的优长，成为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主导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在省港大罢工中，中国共产党既充分利用了国民政府来支持罢工和设法结束罢工，又有效地处理好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成功地掌控局面。“罢工委员会在广州实际上是某种‘国中之国’，但决不能说是广州的两个政权，因为在罢工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之间在其存在的整个时期内始终没有发生任何尖锐的冲突，罢工委员会在政治上始终是同国民党左派联系在一起的。”

　　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通过联合国民党左派的策略，实现对于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这一成果，倒与决定国共合作初期的设想比较接近。“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无政府党或基督教所组织的工会里面活动，不得任意引导工人脱离已成的工会，我们的战术是要在他们势力十[下]的工会里面，渐渐积成势力，推翻国民党无政府党或基督教的领袖地位，自己夺得领袖地位。” 或“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1925年1月，中共“四大”已经“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本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使本党日渐与实际政治生活接近而有可以领导中国国民运动之趋势，大致认为满意”。 “四大”要求在国民党中组织党团，从中支配其活动。 到了1926年底和1927年上半年，苏联和共产国际给予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方针虽然还是温和地要求巩固统一战线，但明显带有进攻的性质，而鲍罗廷则已在考虑如何通过中共党员参加国民政府工作来增加中共在政权中的分量、作为“无产阶级获得领导权的一个途径”了。

　　其次，在广州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为以后的革命实践预先作了认识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在广州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革命重要问题的认识，一是体现在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和工人运动的基本经验相似，在开展农民运动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难发现，农民运动的兴起，也与政权的支持密切相关；农民运动的发动，首先也得益于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北伐战争开始后，谭平山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报告：“迄今为止我们是以国民党的名义在农民中进行工作的，因为首先，国民党在广州给了我们进行这种工作的各种机会，其次，这样做使我们更容易解决财政问题。”中共中央也指出：“归纳事实和工作的结果，可以说：只有国民党或国民军有政权的地方，这种议决能以实行而有成效。从发展农民运动的观点上来论，国民军和国民党的〈政〉权，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中国共产党应当特别努力于各方面的工作，以求推广这种政权于各省，以此扩大农民运动的基础，而使工农联合战线有真正的可能。”

　　基于这些经验，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个高峰。中共“三大”首次将农民问题写入党纲，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已明确意识到：“至于农民当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加，也很难成功”，中国的无产阶级“应当最先竭尽全力参加促进此国民革命，并唤醒农民，与之联合而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命到底。”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通告党员：“中国的革命，工人固然占着领导的地位，然非更取得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参加，不会成功。”正是在发动农民、推动农民运动这个意义上，广东政府的北伐才具有推广政权的第一等重要的意义。当然另一方面，只有民众运动的发展，才能更加促进国民党、国民军的左倾。陈独秀鉴于“最大部分的中国领土是农民世界”，因而对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四川、陕西、江西这些省份，提出了“党到农民中去”的口号。1926年11月，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指出：“根据广东、湖南、湖北及其他诸省农民运动的经验，现在已经能确信地说，没有满足农民群众要求的农业政策，则国民党政权是不能维持长久的，整个解放斗争是要失败的。” 并据此拟定和准备包括“武装农民”在内的政纲草案，提交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和党的“五大”。1927年下半年，中共被迫转变革命策略、开展武装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共产党人到乡村去寻找中国革命的依托力量，对农民进行动员并且取得成功，进而开辟农村革命道路，这一转向与广州时期所获得的认识是分不开的。而土地革命时期充分利用政权的力量、利用各地不同的地方社会特点去发动农民，都是在广州时期取得的初步斗争经验。

　　二是关于中共早期的军事工作。这一点以往学术界一般作为教训总结，评价不高。 毛泽东1938年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工作的评价带有权威性，他指出：“我们党虽然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认识不足。”不谋求党全面掌握武装，是当时共产国际对国共两党合作前提下进行国民革命的基本布置。如果要求中共当时就全面掌握军队，实际上是超越客观历史条件的，1927年共产国际《五月指示》后，对中共建立自己的军队有明确的要求，事实上就不能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广州时期在军事工作方面无所成就，或微不足道。毛泽东在同一篇评论后紧接着就指出：“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

　　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意识到军事工作重要性的，是在广东十分活跃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人。1922年3月阮啸仙在《青年周刊》第2号撰文指出：“劳动者的革命,只有战争而胜,只有和资本家碰个死活。组织社会主义的军队——赤卫军——为保卫社会主义的进行……我们实不能不注意于军队中朋友了。” 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的《军事运动议决案》已经认识到：“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同时此项工作就是使本党获得有条理的准备武装暴动的经验。”而在此之前,1924年冬，周恩来在中共广东区委成立了军事运动委员会（即“两广区委军委”，又称“军事部”），是中国共产党内成立的第一个军事工作机构。1925年8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大的地方委员会应当组建以这些委员会执行机构中最有威望的成员为首的特别军事部……军事部的工作应当分为两个重要部分：积蓄、组织自己力量的工作和分化、利用敌对力量的工作” 。192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决定“应建立一强有力的军委”。1926年底“全国在军中工作同志有一千五百人左右”。 广州时期开展军事工作的经验以及在实践中对国民党军队的观察，对中国共产党后来的军队建设，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1927年8月中共中央指出：“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雇佣军队决不是革命的靠得住的工具……因此创造新的革命军队，不要有雇佣的性质，而要开始于志愿兵的征调，渐进于义务的征兵制，建立工农的革命军。” 总的来说，中共早期的军事工作，正如朱德曾经指出：“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党所举办的秘密军事训练班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

　　再次，在广州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未来政治领袖得到了革命实践的锻炼，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诞生储备了人才条件。

　　在广州时期，中共的领袖形成机制尚不成熟，这一局面实际上一直延续到遵义会议以后。蔡和森曾说：“从一九二五年以至北伐的革命高潮中，已经锻炼出广大的工农群众的革命势力，同时更锻炼出无数工农群众的领袖；然而我党的组织全未反映这种伟大的进步，指导机关始终未相当地吸收这些群众的斗争的领袖进去。” 但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领袖的主要代表人物，在这一时期得到实践的锻炼，也在党的各种领导岗位上逐步成长起来。

　　在中共贯彻国共合作的过程中，毛泽东开始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关注。1922年马林初步提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时，毛泽东领导的长沙党的组织和北京党组织一同立即响应通过。 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主张“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农民和小商人是国民党的好成分”， 再一次和李大钊的观点一同比较接近于马林的要求。在马林指导下召开的中共“三大”提名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进入作为党的领导核心的中央局。1924年1月毛泽东参加了国民党“一大”，在会议上表现活跃，会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5年9月毛泽东来到广州后，国民党领袖汪精卫还推荐毛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致力于农民运动，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对中共领导中国农民运动认识最深刻的领导人之一。1926年秋，中共中央任命毛泽东担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负责主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中共中央举行八七会议前后，毛泽东正在深入开展农民工作。这位从中国革命走出来的领袖，在中国共产党广州时期所得到的历练，为他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集体领导核心，作了极其重要和充分的准备。

　　周恩来在领导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便积极响应国共合作。1924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重建广东区委，周恩来被任命为委员长，随后兼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工作，为北伐战争的准备和进展做了大量的工作。正如研究者所言：“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周恩来在广东革命根据地工作期间，在这三个基本问题上都作了创造性的探索和尝试，取得了可贵的经验。这些经验，无论对周恩来自己还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以后发展，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1926年12月，周恩来又进入中共中央工作，兼任中央军委委员，作为党内最有军事工作领导经验的同志负责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直接负责党的军事工作。这些经历为周恩来迅速成为苏维挨运动时期中央核心领导成员奠定了基础。

　　1920年代中期，广东通过国共合作领导的国民革命，以南国一域之作为，而撬动全国性政局发展。就民国史而言，开始了确立国民党全国统治的新局；就中共党史而言，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1926年上半年，蔡和森应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邀请作报告时，对当时广东的局势做了一个比喻：“广东政府在中国的影响，就如苏联对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影响一样……广东政府发展对中国革命前途有很大关系。” 这一现象，在广东的历史上，自古至今，或为仅见。强调“中国共产党广州时期”，并非贬低党这一时期在全国各地开展各方面革命实践的意义。但揆诸史实，不难看到，此时党的主要事业及活动、特别是国共合作的实际工作，主要在广州；党在各地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民众工作甚至军事工作，基本上是围绕以广州为中心的国民革命运动展开的；党的各方面革命实践真正取得实效，多取决于广州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程度和结果。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这是在1927年能够成为国内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革命领导政党的最主要因素。中国共产党广州时期，以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作为党的革命实践的主要形式，构成了不同于前后时期的显著历史特点；党的路线、政策、经验、认识以及领袖人才的锤炼，对后来的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而知，中国共产党广州时期是在瑞金时期、延安时期之前的重要奠基性历史阶段，对其学术内涵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系统的研究，有利于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过程，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意义；对于把握党的初心和使命，传承红色革命传统，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