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牙山五壮士一直激励着青少年的成长。(修改病句)?

从1941年起,侵华日军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大搞“治安强化运动”,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及其武装力量作为主要进攻对象。根据地军民敌后抗战进入空前困难的时期,同日伪军展开英勇顽强的斗争。“狼牙山五壮士”就是敌后军民艰苦斗争中的一个抗日英雄群体。

1941年8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7万余日伪军(其中日军6万多,伪军1万多),对晋察冀边区发动空前规模的秋季大“扫荡”。这次大规模的“扫荡”和反“扫荡”斗争持续了两个月。

日军兵力多,来势猛,采取远程迂回、分进合击和铁壁合围战术,企图在短期内摧毁晋察冀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对于敌人的合围“扫荡”,预先做了一些准备。8月19日,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收到了反“扫荡”作战方针和战术指示。此前,一分区改造了部队主力所在的狼牙山驻地的地形工事,精简了机构。8月23日,日军开始发起进攻。一个月来,易县周边的大小战斗持续不停。

狼牙山属太行山脉,呈西南、东北走向,位于河北易县的西南方向,包括有棋盘陀、莲花峰在内的5坨36峰。当时,我军数千官兵和数万群众在这里藏身,躲避日军的疯狂“扫荡”。9月23日凌晨,日军开始进攻狼牙山。盘踞在塘湖的日军先头部队占领了山下的南淇村和北淇村,制造了屠杀村民多人的惨案。接着,日军主力倾巢出动。拂晓时分,日伪军3500余人由定兴、方顺桥附近分三路西进,围攻易县北娄山附近的一分区驻地,当时一分区大约有5000余人。发动进攻狼牙山的是日军华北方面军的乙兵团,由步兵第一三三旅团及各配属部队组成,兵团长是步兵第一三三旅团长津田美武少将。

由于有叛徒赵玉昆的伪军带路,日军开进速度很快。日军在进出口布置重兵,从北管头沿东西水村向狼牙山推进。23日中午,日伪军已集聚在山下。当时,留在狼牙山的部队人数并不多,这里还有易县、定兴、徐水、满城4个县的党政机关、游击队和群众三四万人,必须想办法尽快组织突围。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命令将四个游击支队交给正在山上养病的一团团长邱蔚指挥,要求他们利用天险地形,守住阵地,伺机突围。分区情报站通过“飞线”了解到敌人分布在周围的干河、毛儿崖、管头、东西水、松山、娄山、淇水、菜园、雪踅岭、碾子台及九莲山。23日黄昏,一分区三团和二十团从岭西、隘刹、刘家台和东、西武家庄子同时出击,管山、松山一带的日军伤亡惨重,伪军也受到重挫。日军以为遭遇我军主力,立即从九莲山、碾子台和雪踅岭等地赶往北娄山救援,日军的一大部被吸引过去。这一带空出一个十几里长的大口子,大大减轻了我军压力。邱蔚团长抓住有利时机,迅速组织突围。

按照一分区首长的指示,一团的一个连留下作掩护。掩护主力部队撤离的任务交给了一团七连。七连从狼牙山的东面转移到西面,在一个山洞里领足子弹和手榴弹,由当地民兵游击队配合行动。而分区主力部队则于23日晚由周庄经上、下隘刹向西转移,直到24日中午,分区司令部已安全转移到了张家庄。

按照原来的部署,七连佯装成一团主力来吸引敌人主力,再利用夜幕掩护和熟悉地形的优势,伺机打击消灭敌人。七连连长刘福山和指导员蔡展鹏带领全连战士利用狼牙山的天险和改造过的地形,在民兵配合下分兵把口,在敌人上山的道路上埋了地雷。24日夜色降临后,4个县的游击支队、机关干部和群众沿着盘陀路向那片空出的口子开去,悄悄地转移了。半夜12点左右,六班翻过狼牙山,来到山背后的小村子。七连把一排、三排派出去警戒,二排集中待命。大约凌晨三四点,接到掩护七连主力撤退、为机关撤走争取时间的命令。在完成掩护群众突围的任务后,一排、三排相继撤离,二排继续掩护。连长命令二排二班把守北山脚口子,六班把守东口。二班离开后,连长带着七连指战员沿着盘陀路向外撤离,将机枪组留给六班占领西山口,吸引敌人火力,继续掩护作战。机枪组的两人配备了两挺机枪。六班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和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等5人借着月光,将团部留下的几箱手榴弹分束扎捆,然后隐藏在棋盘陀最险要的“阎王鼻子”和“小鬼脸儿”两个据点。

25日清晨,500多名日伪军向狼牙山发起攻击。敌人上山途中,从东西水村往棋盘陀来的日军,一路上伴随着地雷的爆炸而倒下。机枪组的两路火力吸引了敌人,敌人误以为山上仍有我军部队主力。马宝玉等5名战士分成两组,阻击企图在棋盘陀汇合的敌人。但机枪连子弹有限,机枪手在打完子弹后撤退了。为了拖住日军,六班战士一直把敌人往山上引。日军在前面的进攻中吃了亏,不敢贸然行动。他们采取扫射和炮轰方式,小股试探,轮番冲击。六班战士扼守着棋盘陀的要道,英勇战斗,坚守阵地,打退了日军的4次猛烈冲锋,杀伤敌人50余名。直到中午,日军也没有爬上棋盘陀。棋盘陀有一条路通往主力转移的方向,另一条是通往棋盘陀顶峰的路,也是一条绝路。为了不暴露部队转移路线,保障主力安全,5名战士选择撤向棋盘陀顶峰,班长马宝玉带着战士们一面向顶峰攀登,一面依托岩石和树林向敌人射击。敌人紧追不舍。由于敌人不熟悉地形,有的中弹滚下山去,有的踏落石头坠入深谷。六班战士把敌人引向顶峰的绝路,同时也使自己陷入困境。

棋盘陀峰顶三面悬崖,无障可凭,无路可退。五壮士在班长马宝玉的带领下,同敌人激战5小时。弹药用尽后,就把石头石块砸向敌人。他们打光最后一粒子弹,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终因众寡悬殊难以支撑。在最后的危急关头,5名勇士宁死不屈,他们将所带枪支毁坏后,纵身跳下了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3人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二人跳崖后挂在绝壁的树枝上,幸免于难。葛振林伤势较轻,宋学义摔折了腰。两人凭借求生的本能和顽强的毅力,艰难地爬上悬崖,相互鼓励相互搀扶走到小石林一带碰到当地道观的李道士,经其救助后由民兵送往医院。狼牙山战斗结束。马宝玉等5名战士誓死抗日的壮举,表现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高尚品质和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英雄气概。

二、关于学习狼牙山五壮士的决定及其战地宣传

1941年秋季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反“扫荡”斗争持续到10月中旬结束。关于狼牙山战斗中我军指战员英勇作战的情况,在日本出版的《华北治安战》也不得不承认。该书在总结此次日军“肃正作战”的教训时,谈到八路军“负责掩护主力退却的部队,即使兵力薄弱,也必进行顽强抵抗”,“共军哨兵在退却之际,有故意想与主力相反方向退避的倾向”。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像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的以小部队掩护主力转移、顽强抗击日军的战例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可以说,利用狼牙山险要地形、工事以及集束手榴弹的杀伤威力,之后又在棋盘陀的险要据点设伏、阻击,在七连留下的机枪组两名战士机枪的配合下,六班战士毙伤数倍于己的日军不仅是真实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10月18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政治部主任舒同、副主任朱良才共同签署颁布《晋察冀军区关于学习狼牙山五壮士的训令》(以下简称《训令》),其中记载了狼牙山阻击战中毙伤敌人100名以上。同时,对马宝玉等5名战士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给予高度评价,号召全军指战员向五壮士学习。军区作出指示:“一、在每次战斗中,高度发扬英勇顽强的搏斗精神,以战斗的胜利纪念他们。二、在烈士牺牲地点,建碑纪念,并命名为狼牙山三烈士碑。三、决定马保林等烈士作为一团模范七连的荣誉战士,每逢纪念日点名时,首先应从荣誉战士点起。四、对光荣负伤的葛振林、宋学义二同志,除通令嘉奖外,并各赠荣誉奖章一枚。”狼牙山五壮士的壮烈举动,很快在边区传开了。

1941年11月5日,《晋察冀日报》刊发了前线记者沈重采写的通讯《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之后,方冰、劫夫创作了歌曲《狼牙山五壮士歌》,魏巍、罗浪创作歌曲《五壮士之歌》。五壮士的英雄事迹迅速在边区传颂着。第一军分区战线剧社的青年画家曹振峰绘制了连环画《五壮士》,剧社还创作演出了由胡旭编剧的四幕话剧《狼牙山五壮士》。这些作品倍受军队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喜爱,教育和感染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

三、对围绕“狼牙山五壮士”若干问题的看法

近年来,网络上出现了个别人怀疑和虚构“狼牙山五壮士”抗日斗争情节的奇谈怪论,混淆了视听,抹黑了英雄。我们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根据葛振林、宋学义及其相关人对狼牙山战斗情况的描述,根据史料的记载,结合实地考察调研掌握的材料线索,谈谈对有关问题的几点认识。

(一) 五壮士跳崖地点棋盘陀

根据宋学义《在狼牙山上》的描述,跳崖地点是在棋盘陀顶峰。他说:“攀上了棋盘陀的顶峰……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三面是万丈悬崖。”沈重在《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中记载:五壮士在棋盘陀顶峰跳下了悬崖,“二十丈绝崖的沟底有三堆血肉”。《训令》里面记载,要“在烈士牺牲地点,建碑纪念,并命名狼牙山三烈士碑”。1942年5月1日开始动工建塔,7月7日在棋盘陀顶峰建起了纪念塔。9月7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题为“棋盘陀上纪念塔落成,三青年烈士英名永垂”的报道中称:“(本报晋察冀边区通讯)易水狼牙山棋盘陀三勇士壮烈捐躯(按:三勇士壮烈捐躯事迹,见本报八月三日四版)后,军区为表彰忠烈,特在烈士殉难地建立巨塔,以资永远纪念。”后来在纪念塔(棋盘陀顶峰)下方发现三烈士尸骨的事实及实地考察调研的情况来看,五勇士跳崖处在棋盘陀顶峰是较为可信的。

有人拿葛振林讲的“三个小山包”来印证跳崖地点,“这地方离主峰棋盘陀不远,是一连串的三个小山包,正面从我们来的地方是一条小山腿,弯弯曲曲地伸开去,背后和两侧是陡陡的山坡,下去就是望不见底的悬崖”。他本人也没有说这三个小山包就是大小莲花峰。在棋盘陀峰顶旁边,有几座较矮的山峰,它们是棋盘陀峰附近的侧峰,而不是对面的大小莲花峰,棋盘陀峰与大小莲花峰中间隔着悬崖和几座较矮的山峰,两者之间有一段较长的距离。

当地也有跳崖处为小莲花峰的说法。1942年、1959年、1986年曾三次修建纪念碑(塔),到1986年重新建塔的时候,由于年代久远,搜集资料非常困难,当时使用了一位自称目击者的人提供的讲述材料。退一步来讲,当地人所说的陀是一个较大的地理范围,广义上的棋盘陀也包括大小莲花峰在内的其他山陀。因此,五壮士从棋盘陀跳崖说并没有违反历史的真实性。

(二) 把跳崖说成“溜崖”有违历史真相

1995年8月11日,《羊城晚报》刊登《壮歌重唱狼牙山》一文,说马宝玉、胡福才、胡德林跳崖,葛振林、宋学义两人是顺着崖壁溜了下去。葛振林对其中的细节曾多次予以澄清。葛、宋两人所跳的一面悬崖下方恰好有当地人俗称的“岩障”(岩石中长出的树木),两人被树枝挂住才没有摔到底,但都负了伤,幸免于难。宋学义回忆自己紧跟着班长跳下悬崖。葛振林的回忆也清晰地记载了跳崖挂树的经过以及宋学义跳崖从其身旁摔下去的场景和心情:“当时自己的决心是:猛一跳,栽下去就算啦。谁知道跳下去以后,身子一挨到树,手又不由自主地伸出来,去抓树枝子……我心里还是明白的,伸手摸摸身子底下是并排的几棵小树,把我给挡住了,我知道没有摔到底,自己还活着,只是浑身没劲不能动。也不知是我和同志们碰下来的还是敌人推下来的,人头般大的石块,这时正顺着我下来的山崖不断地往下滚,经过我的身旁,‘通通’摔下崖去了”。还有人拿“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批斗会上当众质问宋学义跳崖来说事,这种特定环境下质疑甚至迫害污蔑抗日英雄的恶劣行径,显然不能作为证据。

(三)七连埋设地雷没有疑义

七连在狼牙山上的几处关键地方是预先埋有地雷设伏的。《杨成武回忆录》记载,“七连在敌人必经之路上埋下地雷”。葛振林在其《狼牙山跳崖记》中多次提到埋了地雷。“我们刚要爬过一个崖坡,突然从石缝里钻出一个人来,穿便衣,看样子像地方工作同志,他连声喊:‘别走,那边有地雷!’话还没了,地雷响了”。他提到大庙“里面乱堆着敌人丢下的罐头盒子,当院一个大土坑,周围尽是敌人的血衣,看样子敌人踏响了我们埋的地雷”。另外还有串连着的手榴弹埋在路上,“我们趁着月色,把团部留下的几箱手榴弹,捆作一束一束,像埋地雷似的从山脚一直埋到半山腰”。在1941年至1942年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反“扫荡”斗争中,山地战斗中使用石雷的情况非常普遍。

(四)以5名战士为代表的八路军同当地群众的亲密关系无可置疑

葛振林回忆在山上拔萝卜吃的故事,有的人引申到八路军的纪律作风问题。今天,当地老百姓对这种说法既感到愤怒,也觉得可笑。通过在狼牙山的实地察访,我们了解到,只要有个籽就会结果实,萝卜并不是老百姓特意种的。现在有些人拿拔萝卜吃萝卜来说事,他们没有去实地了解和考证,很难想象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抗战时期根据地亲密的军民关系。当时老百姓宁可把自己吃的粮食拿出来,宁愿自己饿着也不愿让战士们挨饿。“一口饭也要留给战士们吃,最后一尺布留给战士们穿”。1942年狼牙山地区大旱时,八路军战士走30多里路去挑水,为的是让老百姓能喝上水;地里长不出东西来,老百姓把山上的树叶和草根挖了以后送给战士们吃,为的是让战士填饱肚子去打胜仗。

甚至还有人说:“狼牙山五壮士实际上是几个土八路,当年逃到狼牙山一带后,用手中的枪欺压当地村民,致当地村民不满。后来村民将这5个人的行踪告诉日军,又引导这5个人向绝路方向逃跑。”事实上,在这次日军“扫荡”期间,狼牙山下的南淇和北淇村惨遭屠村,家家户户都有国仇家恨,百姓如何肯做亲者痛仇者快之事?而狼牙山五壮士为了掩护主力部队转移到外线作战,为了保护群众安全,最后舍身跳崖,或英勇就义,或身负重伤,他们赢得了当地群众的敬仰和爱戴。

综上所述,我们从宏观到微观,从文字记载到实地调研,对狼牙山战斗经过及其五壮士的英雄事迹进行了梳理,基本勾勒出马宝玉等5名战士为了掩护主力、保护群众转移、英勇顽强抗击日军的基本脉络和情节。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在战斗激烈进行、关系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当事人对于所发生事情的感受、个人所处的方位、战斗过程以及一些细节的回忆,出现个别细微的差别,也是比较正常的事情。而个别人抓住某个细节主观臆想无限放大,置抗日民族英雄为民族牺牲的大义于不顾,尽其断章取义、歪曲诋毁抗日英雄之能事,否定和丑化八路军抗战历史,是极不负责很不道德的行为。抗战历史不能亵渎,民族英雄不容诋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是对抗日英雄的最好纪念,也是对中华民族未来的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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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21日晚11点11分,在湖南省衡阳市169医院,狂风大作,春意葱茏的日子仿佛也预感到了悲伤。“狼牙山五壮士”在世的最后一位英雄——葛振林因病经多方抢救无效,在这里与世长辞,享年88岁。

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对葛振林的了解都来自于小学时学过的课文《狼牙山五壮士》。那么葛振林跳崖以后,为什么幸运地没有牺牲?此后他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呢?


1941年秋,日寇集中兵力,向我晋察冀根据地大举进犯。9月25日,晋察冀军区一分区1团7连在完成掩护主力部队和地方群众撤退后,留下6班掩护连队主力沿狼牙山盘陀路向外突围。

6班有5个人: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和胡福才。为了拖住敌人,他们一边打一边退,把大批的敌人引上了狼牙山,经过半天的血战,他们共歼敌50余人,到了黄昏时分,终于弹尽路绝了。

最后全班在马宝玉的带领下,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然后壮烈地跳下了悬崖……


跳崖后,马宝玉、胡德林和胡福才壮烈牺牲,而葛振林和宋学义分别被山腰间的树杈挂住,幸免于难。但两人都受了伤,他们只能拄着棍子相互搀扶着,朝棋盘坨的方向缓缓移动。

到了晚上,葛振林和宋学义发现前方有个黑影闪动,他们通过仔细辨认,觉得这个黑影像是当地老百姓,不像敌人,于是他们大声喊道:“老乡,到棋盘坨庙怎么走?”

对方走了过来,他发现这两位伤者虽然衣服破烂不堪,但仍能看清穿的是八路军军装,于是自我介绍说:“我是狼牙山区易县青年救国会主任余药夫。”

原来余药夫也是在转移的过程中掉队了,于是葛振林对他说:“我腿摔得不能走了,宋学义腰也摔坏了,你帮帮忙,咱们一起走吧!”

余药夫欣然同意:“行,行!”

由于当时山上情况不明,余药夫既担心有隐藏的敌人,又担心踩上自己人埋下的地雷,他便在前边先探一会儿路,再返回来搀扶着葛振林和宋学义向前走一段。3个人就这样走了很久,终于找到了一座道观休息。


葛振林(右)和宋学义(左)

这座道观曾是八路军的一个山区驻地,余药夫发现屋里有现成的两小锅小米焖饭,这肯定是八路军凌晨煮好,没来得及吃就上前线了。余药夫非常高兴,他取了些水,将饭热了热,和葛、宋二人饱餐了一顿。

就在此时,7连的司号员兼文书李文奎也进来了,他见到葛、宋二人后,又惊又喜,他说:“我与大家失去了联系,危急中隐蔽在崖缝之中。待敌人走后,我才从崖缝中爬出来,摸索着到庙里来的。”

葛振林等人在道观里休息了一晚后,第二天就急着要回部队,余药夫把他们送到了棋盘石,然后依依作别。

葛振林回到部队以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亲自签署训令,将5位战士命名为“狼牙山五壮士”,并号召全区军民向他们学习。葛振林被授予他“勇敢顽强”奖章,他还得到了一条手巾、一个日记本和一支铅笔的奖品,这在当时已经是最丰厚的了。晚年的葛振林每每回忆起这些往事时,都感到十分自豪。


葛振林(中)和宋学义(左)

1942年,葛振林被送到抗大二分校学习深造,开始了另一种战斗生活,这里不仅有血与火的磨炼,还有文化知识与革命思想的滋养,使他在革命的大熔炉里变得更加成熟起来。

抗战胜利以后,葛振林历任连长、团后勤处副主任等职,随部队参加了解放张家口、太原等战役。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葛振林本也打算参战,但他被赋予了一项新的任务:率部参加荆江水利工程的建设。

1952年春天,葛振林率领500多名官兵,开始在荆江埋头苦干,他长期在工地上和战士们同甘共苦,白天连一口水都喝不上,晚上就睡在茅草棚里,经过三个月的奋战,部队提前半个月完成了建设任务。1952年第7期的《人民画报》专门用两个版面刊登了葛振林劳动的照片,让人们目睹了这位昔日英雄再立新功的风采。

在战争年代,葛振林由于多次负伤,被评为二等甲级残疾,随着年龄的增大,每逢气候变化,他的伤处就会疼痛,组织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于1966年8月批准他免职休养。1981年7月,葛振林正式离休,享受正师级待遇。


尽管自己是英雄模范,但葛振林从来不主动宣扬自己。有一次,上小学的儿子葛拥宪发现课文《狼牙山五壮士》里有个“葛振林”和父亲的名字一样,便问他是怎么回事,葛振林呵呵一笑说:“同名同姓的人多着呢!”

但在第二天上课时,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宣布:“同学们,英雄葛振林就在我们衡阳,他儿子就在我们班上。”大家一起把目光投向葛拥宪,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葛拥宪回去以后责怪父亲骗人,葛振林却笑着说:“都是过去的事,老掉牙了!”

离休后的葛振林十分关心青少年的教育,他担任了衡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经常到各所学校为孩子们讲战斗故事,讲革命传统,谈人生理想。仅从1987年到1994年,葛振林就为各大中小学校作报告68场,直接听众近2万人。


按照单位的规定,离休后的葛振林每月可以免费用车180公里,但他在自己生病时,考虑到单位用车紧张,总是让保姆用轮椅推着他到卫生所。从家里到卫生所有2里地,还要上一个坡,上坡时,葛振林怕把保姆累坏,就用双手帮着拼命地转轮椅。保姆感慨万分:“看到葛老这样,我真想哭。”

有一次,葛振林的孙子突然发烧,老伴要他赶快给单位打电话,让单位派一辆车过来送孙子去医院。但葛振林考虑再三,最后对老伴说:“车是公家的,公家的便宜我们不能随便占,你还是叫他们坐公交车去医院吧。”

老伴有些生气了:“平时不指望你派车,可是今天孙子都这样了,你也不管?你不打我来打!”

但葛振林坚持按着电话不让老伴打。老伴没有办法,只能让儿媳背着孙子挤公交车去医院。


葛振林有4个儿子, 他们在分配工作时都没有得到葛振林的照顾。前文提到的葛拥宪是老三,他与葛振林相处的时间最长,也最得父亲的疼爱。1977年,作为知青的葛拥宪返城后,在等待分配工作时对父亲说:“爸爸,你给有关领导打个招呼,帮我找个好单位。”

葛振林却坚决拒绝:“我是一名党员, 决不会为私事去求情的。”

最后葛拥宪被分配到衡阳市建湘柴油机厂当磨工,他对这一单调、枯燥的工作极不满意,日渐厌倦。1984年,葛拥宪在未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离开了建湘柴油机厂。 此后他经常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往返于广州与衡阳,竟然染上了毒瘾。

1993年3月的一天, 广州市公安局东山分局在东海大厦抓获了一伙吸毒人员,其中就有葛拥宪。公安人员得知葛拥宪的身份后,马上告诉了在广州军区后勤部工作的葛振林的长子葛长生。葛长生把弟弟保释出来后,送回了衡阳老家。

葛振林得知葛拥宪吸毒后,指着他的鼻子大骂:“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原来你说在做生意,没想到你在吸毒……”

葛拥宪当即跪在地上,表示要痛改前非,他说:“爸,都怪我糊涂,我再也不……”

1994年“八一”前夕,中央军委邀请葛振林佩戴“红星勋章”赴京,与中央首长共庆建军节。这枚“红星勋章”是中央军委在10年前给离休的老英雄们特授的。但葛振林打开收藏勋章的小盒子后,却发现里面的勋章竟然不翼而飞了!


葛振林一直把盒子放在一个很隐秘的地方,外人一般无法发现,他不得不怀疑有吸毒前科的儿子葛拥宪把勋章偷走了。在葛振林的再三逼问下,葛拥宪终于承认自己为了买毒品,把勋章给卖了,葛振林不禁老泪纵横:“我影响了几代人,却管不住自己的儿子,悲哀呀!”

最后在有关部门的关注下,葛振林用800元钱才将那枚“红旗勋章”赎了回来。

此后葛拥宪的一些举动更是令葛振林心寒:有一次,葛振林发现存折上的300元钱不见了;不久以后,他又发现床底下的140元党费也不翼而飞,毫无疑问,这都是葛拥宪偷去买毒品了。到了后来,家里经常有人上门讨债,有人甚至找到葛振林,要他替儿子还钱。葛振林拿出棍棒教训葛拥宪,可他却屡教不改,还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1998年10月25日上午,葛振林拄着拐杖、颤巍巍地来到衡阳市公安局,郑重地向局长递交了一份申请,要求将吸毒成瘾、 屡教不改的三儿子葛拥宪送去劳动教养,他对局长说:“葛拥宪是我儿子,更是一个普通公民。这样发展下去不得了,会危害社会!你们别管我的老脸了!”


虽然这最终导致了父子关系的破裂,但葛振林表示他一点也不后悔这么做。而葛振林这一“送子归案”的义举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群众夸赞他说:“大义灭亲,不愧为老英雄!”

2004年11月,87岁高龄的葛振林身患重病,住进了衡阳市169医院。当时天气很寒冷,护士担心葛振林冻感冒了,就时常为他打开空调,但他知道后,便立即把空调关了。有好几次,护士趁葛振林睡着后偷偷打开空调,但葛振林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伸出颤抖的手,去试试身边的空调有没有热风,如果发觉有热风,他就赶紧把空调关上,他还对护士说:“这天气也不太冷,用不着给我开空调,能节省一些电就节省些,咱们国家还不富裕。”

葛振林去世后,在他的家乡河北省曲阳县和易县的狼牙山,人民群众自发地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当天,狼牙山景区的客流量从往日的每天几十人上升到了数万人。


鲁迅先生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先生所赞扬的“中国的脊梁”,就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千千万万个优秀中华儿女,就是像“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的民族英雄,就是像葛振林这样的大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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