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在可可西里坚持战斗到合并的“野牦牛队”的28名好弟兄，我们应该认识他们，记住他们的名字。

　　他们个个都应当被称为“英雄”，虽然他们也许并不是完人。

　　英雄有时候也很普通。

　　梁书记是扎巴多杰的老战友，西部工委成立前，他在治多县公安局担任副局长，还参加了索书记“1.18”案件的侦破工作。1995年重组“西部工委”的时候，他当仁不让地成了扎书记的好帮手。

　　1998年11月，扎书记不幸离世后，弟兄们心情极度悲伤，局面一度濒临失控。这个时候梁书记临危受命，开始主持“野牦牛队”的工作。

　　从陕西农村当兵出来的梁书记至今依然保持着西北汉子的质朴。但自从担起“野牦牛队”这副担子，本来豪爽的他话少了，脸上的笑容更少了……可可西里美丽的藏羚羊、“野牦牛队”几十个弟兄的命运……这一切怎么能让他不操心！

　　靳主任是和索南达杰书记一起来到可可西里的，这之前他是治多县最受人尊敬的汉族教师。当时，西部工委只有4名成员。在1994年1月的一次巡逻中，靳主任和一位临时工被歹徒设圈套制服，修完车赶上来的索书记一人和十几名盗猎分子枪战，壮烈牺牲。

　　作为索书记的同学和朋友，靳主任脱身后，受到了人们的误解，当地藏族同胞怪他没有和索书记同生共死，甚至有人怀疑他与犯罪分子勾结。

　　接下来的一年对于靳主任来说是灾难性的，但他还是顶住了巨大的压力，继续关注可可西里的伟大事业。当扎书记重新开始西部工委的工作，举起“野牦牛队”的旗帜的时候，他又一次申请加入……

　　“尕”字在青海一带方言中是“小”的意思，在家里排行老幺的尕仁青虽然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但对你笑的时候还是象一个孩子。但他已经能算一个地道的老公安了，在治多县就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好警察。

　　来到可可西里以后，每次巡山，队伍里几乎都有他的身影。喜欢玩车拿枪的他很喜欢这样的工作，现在他是野牦牛队林业派出所的代所长，每次遇见盗猎分子他都身先士卒……

　　扎西是临时工，但在“野牦牛队”，他是最受弟兄们尊敬的人之一。

　　扎西的家境比较宽裕，嫂子人又好，所以单身的弟兄们没有饭吃的时候，就直奔扎西家去。

　　扎西还修得一手好车，车也开得很棒。他和吕长征一起是弟兄们学车的师傅。学习的过程很有趣：弟兄们刚来可可西里的时候，有几次在山里面缴获盗猎分子的车子多了，熟练司机不够，生手经过他们一指点就能把车给开出来。然后，在他们的指导下，许多原来不会开车的弟兄象彬巴、拉巴现在就成了好司机。

　　当过武警战士的扎西对可可西里无人区的“路”很熟，让他一个人一辆车进山执行任务，梁书记都会很放心。

　　1995年，当扎书记点名把他调到“野牦牛队”的时候，吕师傅犹豫过。毕竟，他是三个正在上学的孩子的父亲，他要考虑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在治多，吕师傅是县委车队的一名老司机，这是一份在当地十分不错的稳定工作。到可可西里，就意味着很多很多的困难：两地分居、额外的支出……

　　确实是因为扎书记的坚持，吕师傅才答应了下来。他说，开始他一直想着工作步入正轨后扎书记答应把他调回治多。

　　为了能够抽空照顾家人，他要求开大卡车，因为比起小车，大车出车的机会要少一些。这样，闲的时候，他可以请个小假，回家帮妻子干点农活，给孩子看个作业。

　　当时“野牦牛队”的基地是弟兄们在五道梁附近搭的帐篷，后来青藏公路道班八工区把闲房让给弟兄们住，弟兄们才能够住到有屋顶的房子里。到1996年底，“野牦牛队”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在格尔木也有了几间房子。吕师傅就干脆2000块钱把老家的房子卖掉，把家搬到了格尔木。

　　吕师傅是“野牦牛队”最好的司机，还是修车的好手。

　　小鲍大学毕业，是队里学历最高的队员，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位好后勤、好管家。

　　前段时间，外面的谣言说“野牦牛队”的财务混乱，说他贪污公款，他很委屈，倔强的他一气之下，把帐本给弟兄们、也给当时在队里的“外人”看了，然后辞掉了出纳的职务。

　　当时，我也看到了他做的帐，虽然不是很规范，但每一笔捐款、每一项支出都清清楚楚。要知道来“野牦牛队”之前，他从来都没有碰过帐，赶鸭子上架做上了财务，所有东西都得自学，这实在不容易。

　　而且做这个，他就得在格尔木呆着。那时在谣言的影响下，弟兄们一度对他非常敌对，还说他从来不进山，是“野牦牛队”的“孬种”，他听后立马急了：“下次我和大家一起进！”

　　果然，接下来的一次行动中，他和弟兄们一起进了山。

　　如果没有看到扎书记1995年在治多县城张贴的招聘通知，现在，江文扎西已经从藏医专门学校毕业，并成为一名受人尊敬、令人羡慕的医生。但当时，他毅然放弃了学习深造的机会，跟随扎书记来到了可可西里。

　　江文扎西在“野牦牛队”是最不要命的硬汉子，在一次行动中，因为汽车故障，他和三名队友被困在可可西里荒原里达一个星期。粮食吃完了，弟兄们饿到了极点，小分队的领导尕仁青提出把自己杀了，给大家充饥。江文扎西当时就拿枪要打死自己，他说他吃不下自己兄弟的肉，所以不如当大家吃自己……后来弟兄们把他劝住了。那时候，不远处就有藏羚羊的身影。还好，那次他们又生生地撑了一天之后，“野牦牛队”的主力赶到，弟兄们得救了……

　　扎书记去世后，“野牦牛队”的命运一直面临着危机。为此，江文扎西的心里很苦。有一次，在格尔木南郊的一家小酒馆里，我和江文扎西聊了好久，他哭了……

　　他很不平，弟兄们为藏羚羊保护干了这么多的工作，并为此得了一身的病痛，却还要去面对被撤并的命运；他很委屈，自己放弃大好的前途，来到可可西里，至今还时常饿着肚子，甚至不敢考虑终身大事（现在终于有了好消息，江文扎西要结婚了，对方一定是个好姑娘）……他说很多次，他都想要离开了，但一想到扎书记的心愿，一想到北京、天津和其他地方的老人、孩子一分一毛地给“野牦牛队”捐款，他又决定留下来。

　　面对这样的眼泪，我甚至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只是和他干了一杯又一杯……而这之前，我还让江文扎西保证以后不要再喝酒――江文扎西是“野牦牛队”喝酒最凶的队员。酒精已经让照片里他原先明亮的大眼睛变得浑浊，但我们能够怪他酗酒吗？

　　在“野牦牛队”，我第一个认识的是白成。

　　那天，我下了火车，一个人背着背包来到弟兄们在格尔木南郊的驻地，就看到一个又高又黑的藏族汉子上来问我找谁。得知我的来意后，他热情地把我带到靳主任家。等安顿下来后，我和白成一起坐在工商银行的台阶上聊天，谈话当中，他变魔术一样从口袋里掏出一袋青稞酒，用嘴咬开，然后递了上来――那是我喝的第一口青稞酒……

　　以后看到的白成一直在半醉半醒之间，弟兄们说他已经中了酒毒，戒不掉了，实在很可惜。因为白成原来是很优秀的藏语老师，还给县政府当藏语翻译。因为没酗酒之前，他是巡山的主力，“野牦牛队”只有四名正式干警，他就是其中之一……

　　这次从北京回来，我发现白成“清醒”了，然后我在“野牦牛队”的办公室里，看到了白成写的一份保证书：“……从今天开始，我要彻底与酒告别……大家来监督我吧！”

　　原来弟兄们都说，要不是酗酒，白成是最好最好的队员。现在那个白成终于回来了。

　　谢周现在是“野牦牛队”的“财神爷”。

　　谢周长的宽宽胖胖地也很象个“财神爷”。

　　可这个“财神爷”实在不好当。因为野牦牛队的帐上经常连发工资的钱都没有。每到这个时候，他都是又着急又难过。他说他家里人在格尔木开了一个小茶馆，生活还过得去，可有几个弟兄就苦了，不发工资饭都吃不上啊……

　　谢周最高兴的事情是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捐款。他会认认真真地把每笔钱进行登记，然后开收据、写回信。他说这每一分钱都代表一份支持、一分信任，所以一点马虎不得。最后他还会把最新的捐款情况给我一份，让我赶快发在网上。每次他给我单子，我都要感到惭愧，因为他的一手好字至少比我好上一百倍。

　　谢周还是队里队外出了名的“百灵鸟”。跑到那里都会有人让他唱上两首。他也爱唱，喝上两口青稞酒“润润嗓子”之后，比百灵鸟还动听的歌声就响起来了。

　　1995年，扎书记在治多招募“野牦牛队”队员的时候，扎尕才16岁。那天，他穿着一双他能借到的最高跟的皮鞋去面试。他说他已经18岁了。

　　扎书记把他收下了。

　　现在，条件艰苦的可可西里已经把扎尕磨练成一个21岁的大小伙子。

　　除了脸上的伤痕、心里的苦闷，他和许多这个年纪的藏族年轻人一样，向往拉萨（我曾经在电脑里合成了一张他在布达拉宫前留念的图片，他看到后高兴极了）、喜欢把自己打扮的漂漂亮亮、喜欢唱流行歌曲、喜欢玩我电脑里的纸牌游戏……

　　扎多是特腼腆的一个藏族小伙子。

　　当南方周末的记者方三文采访他，问他为什么来可可西里的时候，他的回答坦白得让人觉得意外：“因为那时在治多我没有工作。”我知道，那确实是部分队员来可可西里的初衷。但现在面对媒体甚至朋友，扎多本来可以说100个听起来更加让人感动和震撼的理由。所以，那一刻我更加感觉到了扎多的可爱。因为我也知道，即使当时的初衷如此，他们在可可西里坚持战斗了6年，每月只有200多块钱的工资，这难道还仅仅是一份“工作”？

　　在他的家乡治多县，仁青是出了名的“麻烦”。大凡打架、逃课一类的事情一般都少不了他。

　　他是扎书记的侄子，在家里，除了扎书记谁也管不住他。来可可西里的时候，扎书记就把他带在在身边。

　　可可西里的六年，足以让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变成男子汉。他曾经一个人守过卓乃湖的卡子20多天。

　　一说起进山抓盗猎分子的事情，仁青马上会两眼放光。

　　他说刚来可可西里的时候，有一次扎书记得到消息说有人要从青藏公路靠昆仑山口的地方出来。那时候弟兄们都上五道梁办事去了，帐篷里只有他们两人。他们二话没说，给八工区的人留了口信，就搭上一个货车前往那个路口。

　　扎书记给枪上子弹的时候，仁青从周围拣了几块石头，他们就这样在冰凉的冻土上趴了十几个小时。当荒原深处几盏罪恶的车灯出现在他们视线里的时候，仁青握住石头的手都快冻僵了。这时候青藏公路上响起了警笛，弟兄们得知消息赶了过来。

　　扎书记又高兴又生气，骂了一句：“这帮笨蛋，拉着警报不是给别人报信吗！”好在弟兄们车技高超，把掉头鼠窜的盗猎分子一一抓获。

　　仁青说：“那次要是他们不来，我和叔叔用石头也一定要把他们逮回去。”

　　扎江给我最初最难忘的印象是他左眼上面的那道伤疤，但我无法知道它代表的一个故事。

　　算起来，扎江是队里已经为数不多的几个“王老五”之一。一般来说，藏族牧民的小伙子没有太大的“立业”的压力，到了一定的年龄，只要找到合适的女孩，家长的帮助和女方的嫁妆就足于成立一个富裕的小家庭。

　　在藏区，牧民家的财富依然是以牛羊的数量来计算的，女孩出嫁的嫁妆也是牛羊。

　　野牦牛队的许多弟兄在这样低的待遇下能够在可可西里战斗这么多年，多少也是因为有这样的前提。

　　扎江刚刚20出头，正在享受单身的自由与无虑。但每当谈起野牦牛队的未来，好像从来都没有心事的扎江也会郁闷起来。

　　旦正扎西现在一直守在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

　　“绿色江河”的杨欣选上他算是选对人了。

　　八月的一天，我在保护站呆着。中午有14只藏羚羊跑到了保护站后面的小湖边，离我们只有50米。我好像染上了某种职业病，拿上相机就拍。

　　旦正扎西对这些藏羚羊非常爱护，给我来了个黄牌警告：“你可不能把它们吓跑了，不然待会不准吃饭。”

　　我当然也不想惊动它们，小心翼翼地爬上了了望塔，拍下了许多藏羚羊在保护站后面嬉戏的照片。但最后还是被它们发现了，羊儿开始狂奔，一会儿就消失在远处……

　　以后的二十四个小时，旦正扎西一直都没有理我。

　　旦正扎西是一个非常勤快的队员，有他在，保护站就一定整整齐齐，连地面也一尘不染。

　　现在旦正最发愁的是在保护站一个月都碰不到几个女孩子，可眼看自己都奔着三十去了。

　　各位“美眉”，旦正是个好小伙，加油！

　　玉成一米八的个头，卷发，有棱有角，一个帅字可不足于形容。

　　我到格尔木的前天晚上，玉成被十几个人（后来他告诉我对方很可能是逃脱或刑满释放的偷猎分子）围着莫名其妙地打了一顿，打得满身是伤，手轻轻碰一下他的背，他就疼得只叫。

　　他听说我要去火车站取行李，却一定要去帮忙，而且从行李房出来时，他二话不说，两手提两个大纸箱就走，挡都挡不住。

　　到了我住的楼下，我只好抢先把最重的两个箱子拿了――以前我可想都没有想过我会提得动它们。结果刚搬到楼梯口，就把我累个半死。

　　他算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真正的“硬汉子”。我由衷的表示了我的敬佩之后，他只说了一句：“野牦牛嘛！”――他很自豪自己是“野牦牛队”的一名队员。

　　在野牦牛队，日尕最帅！

　　据说，99年春节的时候，有一位大学刚毕业的女生跑到了可可西里。她要加入野牦牛队，并想在队里面找一个英雄嫁给他。结果女孩一眼就看上了日尕，但马上就知道日尕已经有了一个美丽的妻子。

　　女孩只好伤心地选择离开，日尕就这样无辜地欠下了一笔“情债”。

　　当然，日尕的魅力可不光来自外表，请看照片！

　　来采访野牦牛队的记者都不会“放过”小陈，在加入野牦牛队之前，小陈靠在可可西里打沙狐和旱獭为生。

　　所以，弟兄们有时候会称他为“沙狐王子”、“哈喇（旱獭）王子”。每当这样的时候，小陈都会很不好意思，他常说自己“出身不好”。

　　其实，自从被野牦牛队抓住、被扎书记细心开导、被弟兄们的事业深深感动以后，没有多少文化的他已经认准要痛改前非，并成为了最坚定的反盗猎战士。

　　在巡山的时候，除了开最烂的车，探最险的路以外，他还自告奋勇地当起了炊事员。虽然手艺不算太高，但在经历了一天甚至几天的奔波，弟兄们累得动都不想动了的时候，他却已经默默地做好的一顿热饭……

　　见到彬巴，你只要说“V26”，这个身宽体胖的汉子准会很不好意思地向你笑。

　　这有一个典故：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是广告的“魅力”吧），有一段时间彬巴为自己越来越超标的体重发起愁来，买了两盒“V26”，要减肥。但他又不好意思，躲着弟兄们偷偷地喝，有一天露了馅，从此落下了笑柄……

　　我听人说彬巴的家境相当不错，所以特别问起过他来可可西里并坚持下来的原因，他只是一笑置之。

　　在如此耀眼的光环之下，彬巴保持了一颗平常的心！

　　7月的一天，我们从北线进入可可西里，开始了今年最后一次夏季巡山。

　　扎西才让一路都唱着歌：“尕妹妹……”。

　　有点沙哑却能出奇地拔高的嗓门、青海方言和特有的调子、即兴编成的歌词，这一切都让我感觉到一种歌唱甚至音乐的原真状态。

　　有时候扎西会在歌词里面加点“料”，弟兄们则用坏笑来应答。

　　这歌声真实而纯粹――就像青藏高原的天空一样透亮、象昆仑山脉的雪峰一样挺拔、象可可西里的草原一样广阔……

　　本来枯燥的路程因此变得异常精彩。

　　第一次见到索南诺布，是在卓乃湖的哨卡上面。那时他从鲸鱼湖下来，满脸的大胡子，和我同在卓乃湖的奚志农介绍说他是杨欣的弟弟，当时我就信了。

　　十几天后，我在格尔木第二次见他，胡子刮掉了，象老朋友一样对我笑，向我打招呼，我却根本没有将对方与索南诺布对应起来。因为“野牦牛队”的藏族弟兄们对于像我一样来自大学校园的学生都是那么热情，所以我以为又认识了一名“野牦牛队”的好兄弟。就这样见了好几次面，没有人向我介绍他是谁，有一天终于忍不住问了，结果闹出一个笑话。

　　当然，索南不在乎这个。我问他为什么把那么漂亮的胡子刮了。他说快别笑话他了，胡子长得快，上次在山里呆了太久，又没法修，就成那样了。

　　索南诺布是“野牦牛队”几名正式队员之一，有是林业派出所的干警。今年，“野牦牛队”的上级治多县和人签定了几个可可西里卤虫开采的合同。他就被派往现场进行治安管理和野生动物保护的监督工作，一年时间有大半时间要呆在山里。这次回家，出生没有多久的儿子都不认识他了。

　　“如果他在二米之内目不转睛地看你，结果很可能是你当场晕倒”。

　　这句话来自网上一篇评论某个“超级人气偶像”的文章，我觉得用在桑周多杰身上同样合适。桑周多杰也是“野牦牛队”的帅哥，来这里的大学生都说他很像郑伊健。

　　我第一次看到桑周多杰的时候，他却很憔悴。那是在卓乃湖，连续的奔波中，他已经连续7天没有好好睡一觉了，在我们的帐篷里，他一着床单就再也叫不醒了。我们只好把米饭热在炉子上等他醒来。

　　拉巴不爱说话，让我们从一件小事来认识他吧：

　　今年4月，野牦牛队的老朋友，英国伦敦大学人类生态学的杨建华博士又一次来到可可西里。拉巴开车将他和他的助手拉到离保护站大约20公里的地方，然后他们下车徒步考察，拉巴留在车上等他们。

　　杨建华觉得在这片区域，他闭着眼睛都能走回车上。没想到，可可西里的荒野开了一个玩笑，这一次，他们却迷了路……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中，杨建华他们找路找了10多个小时……

　　在这10多个小时里，拉巴一开始是着急，然后开始害怕，开着车到处找，后来又冷静下来，决定回到原地等。他做对了，杨建华说，如果那天他们终于回到那里之后，看不到拉巴的话，他们会崩溃的。

　　但那时候，拉巴已经冻得更不想说话了。

　　桑周有一个特别和蔼可亲的母亲，每一次见到我，她都会向我灿烂地笑，手中转着转经轮。

　　只是笑，因为她不懂汉话。

　　知道我们要去卓乃湖，桑周妈妈立即叫过白成来当翻译。然后我知道，他有一个叫桑周的孩子正在那里的卡子上面，她让我们给他带话说她很好。

　　见到的桑周是个很文静、很亲切很乖的小伙子。我一点都不相信他已经28岁了。

　　在卡子上，四名队员中就数他最“懒”了，从来不象仁青、江文扎西那样喜欢和我们一起坐车去看羊。但每次回到帐篷，他都已经生上了炉子，做好了热水……

　　我第一次进可可西里，是尕玛开的车。

　　虽然现在弟兄们开车都很棒，但有“本”的就四个人。尕玛就是其中之一，所以我想他原先的工作一定和车有关。果然，他本来帮人开货车、跑长途，一个月至少能挣2、3千。他说他来野牦牛队的理由倒也不是那么伟大，只是想着那是一个正式的单位，干一段时间能够转成正式工，在他们家乡，人们很看重这个。

　　没想到，这一干就是六年，现在还是临时工，还拿着两百多块钱的工资，却越来越离不开可可西里的藏羚羊群了。看着眼前满山坡的藏羚羊，原先世代在治多草原上放牧的尕玛曾经对我说：“现在在山里看到他们，就像看到自己家养的羊儿一样，真的很心疼他们”……

　　当然除了羊，尕玛也很爱车，在卓乃湖的时候，下雪天他都要把车开到附近的小溪里，光着脚下水，把车洗得干干净净。

　　尕玛话不多，有一次他居然和奚志农争论起来。就因为疾恶如仇的奚大哥说抓住盗猎分子该一个个当场枪毙，尕玛却认为他们也是生活所迫……

　　当然这样的争论不需要结果，奚大哥面对盗猎分子肯定也开不了枪。

　　只是，从此我知道了：尕玛是一个菩萨心肠的人。

　　纳美才仁总是不修边幅，但他有一位美丽的妻子。妻子和他的岳母、孩子一起住在离保护站大约50公里的五道梁。

　　我第一次上保护站的时候，刚好是纳美才仁在保护站值班，妻子和孩子也下来小住了，妻子当然就成了保护站的义务厨师。中午的时候我还看到他岳母来给保护站送粮食。老人家背着一个蛇皮袋，里面装着一些羊肉和馍馍，搭了一个货车下来。蹒跚但坚定的步伐之上是一张黑黑的布满皱纹的脸……

　　野牦牛队的弟兄们能够安心在可可西里默默奉献，实在是离不开他们身后面家人的支持！

　　唱起歌来比刘德华还投入的才仁文清不久前当上了爸爸。

　　说起他自己的恋爱史，他就两眼发光。他是在一个饭馆里“瞄”上她的，当时她和她的两个伙伴――三个来自拉萨姑娘正在那里吃饭，才仁文清生平就一次这么出奇大胆，上去就和她们搭话。还好人还算长的文静、端正，没有被当成坏蛋。然后他们就认识了，不错的小伙，加上这样一份伟大的事业，怎么不让姑娘感动？不久之后，他们就谈婚论嫁了。

　　最妙的是，姑娘的两个伴，在差不多的时候也成了队员彬巴和日尕的妻子。

　　现在，彬巴也当上“爸爸“了。

　　对仪加刮目相看是在一场篮球比赛上面。只见他左攻右突，上窜下跳，极其勇猛，虽然动作谈不上优美，但为野牦牛队夺了不少分，立下汗马功劳。

　　后来，弟兄们告诉我仪加在山里也是一样的英勇无惧。

　　除此之外，仪加的酒量……他好像能一直喝下去。

　　更绝的是，仪加随身带得一把小梳子，有事没事他会掏出来梳理一下自己的头发，在阳刚之上又添了一种“风情”。

　　东周的命是拣回来的。

　　那是在98年的春节，由于随时要进山，他和许多弟兄一样没有回到治多，在格尔木过年。

　　大年三十晚上，他喝了一点酒，走在大街上，突然有一个车从后面打火，故意将他撞倒在地上，又来回碾了两次，然后才逃之夭夭。

　　弟兄们发现他、把他送到格尔木市人民医院的时候，那里的医生说人已经死了，拒绝进行抢救。这时候幸亏有一名军人帮助，把他抬到部队的医院。

　　经过军医的抢救，又在病床上躺了三个月，他才恢复过来。

　　肇事的司机一直没有找到，弟兄们相信那是他们抓过的盗猎分子干的。

　　许永松太谦虚了，怎么也不肯把自己写上，我只好自任使命临时捉刀，相信所有弟兄和朋友都会鼓掌赞同。只找到一张他大嚼生肉的照片，真是地地道道的野牦牛队吃法。

　　2000年5月暂停北京广播学院研究生学业的许永松，背着大包跑到格尔木――野牦牛队所在地，当起了一名志愿者。没有人听他说过这样选择的原因。

　　初次见到他，是在索南达杰站上。一个圆头圆脑的小伙子精力充沛的在海拔4500米的地方跑来跑去。那样的高度，一般的“平地人”准会吐得稀哩哗啦。连队里的弟兄们都对他浙江海宁人的“青海肺”惊叹不已。9月份他回北京办事，朋友奇怪他反而不如在上面有精神，他告诉我们：他“醉氧”。

　　去年7月，外界纷纷谣传野牦牛队财务混乱，很多朋友都动摇了对他们的信任，小许临危授命，在队长梁银权和大伙儿的配合下，澄清帐目，恢复了队伍的声誉。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近半年，野牦牛队起起落落几经风雨，小许和弟兄们一起进山吃苦，共同承受压力委屈，野牦牛队的一切已经与他休戚与共。

　　他精通电脑，担负着帮助队里和外界沟通的重任，很多消息都是由他向外传递并及时把反馈的消息与队员们分享。使更多人能够了解队里的真实情况，也使这支队伍得到了更多的社会帮助和鼓励。

　　对于自己的生活状况，他从来报喜不报忧。一天到完蹦蹦达达，给队员们和保护站上其他的志愿者增添了无穷活力和欢乐。格尔木的生活清苦，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曾经住在怎样简陋的房子里，所有的生活费只有21元，还要给有病的弟兄买药。

　　除了记者，从没有人和野牦牛队这样真切的一起生活、一起战斗、一起欢笑、一起尝尽屈辱，他是唯一的。

　　即使在今天，在这支饱经沧桑的光荣队伍已经被迫撤消的时候，小许不忍离去，他要看到弟兄们都有了好的归宿，藏羚保护的事业有了着落。

　　大都市的年轻人，作出这样的选择，需要承负太多太多……

　　许永松有个藏族名字――扎西多杰，意思是吉祥的金刚，是秋培扎西送给他的，弟兄们对他的情谊就在这个名字当中。和他们在一起或许是他最大的安慰。

　　胡佳是弟兄们最爱、最喜欢的编外队员，他可是扎书记亲自收下的。

　　可以这么说：对野牦牛队弟兄们最一往情深的是胡佳，比较起来，我至少要排在十名之外。

　　2000年初，在我准备休学和野牦牛队的弟兄们一起战斗的时候，为了解更多的情况，我经朋友介绍开始通过电话、e-mail和胡佳交谈。从那时开始，几乎每天我的信箱里都会有胡佳的几封信。就是这些信件，让我真正开始走进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的队伍，开始知道弟兄们的伟大与平凡……（现在，仍然有人不断的进入胡佳的邮件列表，因此而认识可可西里、认识弟兄们）。

　　那时候，我感觉胡佳一定是一个非常活跃、雷厉风行的人物。但在一次“藏羚网”（http://www.taic.org

　　）的筹备会议上见面之后，胡佳却让我大吃一惊，他居然文静得随时都要被人忽略，虽然他是那次会议的主持人。

　　有人说，在公共场合，胡佳总是躲在不惹注意的角落里一声不吭；可是，一旦需要做什么事情又找不到合适人选的时候，站到前台的又总是胡佳。胡佳永远把别人的事情放在第一位。

　　一点没错！而在这些事情当中，被胡佳摆在第一位的又是野牦牛队弟兄们的事情。

　　马昭是北京科技大学三年级的一位女孩子。

　　今年八月的一天，在拥挤的火车过道上站了、坐了、最后熬不住睡了将近50个小时之后，她怀里揣着她和她的朋友们在北京高校义卖体恤衫筹来的一万来块钱，来到了弟兄们面前。

　　她说，那一刻，她激动得不知道该哭还是笑。

　　和弟兄们在一起的日子对于她来说也许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大声笑、大声哭、大声骂……

　　其实，马昭和弟兄们结下渊源，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以前每次只要这边有人去北京，她都会请假旷课出来，整天整天地陪着。

　　她嘴又甜，这不，现在已经被梁书记“钦定”为野牦牛队“北京分队”队长了。

　　嘘，说一件丢她人的事情：有一次听到一个消息，说野牦牛队要被撤消，这位“队长”居然就哭开了鼻子……

　　我只见过杨苹老师一面，留下的印象是亲切、慈祥、宽容、热心……

　　从她给我的一张用再生纸印刷的浅绿色名片上面，我知道杨老师是“一个生于1940年的退休教师”、“自然之友”会员、北京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会员。

　　名片的背后有这样的几句话：

　　“这世界不应只属于人类，而应当属于所有生物。人就一切生物都是同一星球的子孙，应当和平共处、共生共荣。

　　让我们――尊重生命，播种绿色，走出人本位，重归大自然！”

　　十分平实的语句中透出一种执著与信念。

　　提起这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这位北京工商大学的退休教师，弟兄们有时候会感动得落泪。

　　因为杨老师从知道可可西里的第一刻起，就开始全身心地支持野牦牛队的事业。她不仅将每月的部分退休金寄给弟兄们，还四处奔走地为野牦牛队募集巡山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