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春，李先念、郑位三率领的中原军区部队突出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北渡黄河，曾在晋城整休半年之久。这支部队在到达晋城之前，经历了哪些艰难险阻？为什么要在晋城整休？整休取得了怎样的效果？在后来挺进中原的进军中取得了哪些战绩？本文将穿越时空，重现那一段血与火和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一面施放“和谈”烟幕，一面积极准备内战。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完成了其内战部署，决定以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统帅的30万军队，于6月22日前完成对我中原军区部队的秘密包围，“26日开始围攻，7月1日发动总攻击”，妄图在“48小时内一举包围歼灭”中原军区部队。面对强敌，李先念（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委、中原军区司令员）、郑位三（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中原军区政治委员）等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批准的突围战役计划，指挥中原军区部队于6月26日展开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由此揭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
面对国民党30万大军的重重包围，李先念和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审时度势，果断做出了主力分南北两路向西，其他部队分别在东、西、北线分路突围，相互策应，然后转至陕甘宁边区的突围计划，并将此计划上报中央。1946年6月23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电复中原局：“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当时，驻守在宣化店的我中原军区部队共有5万余人，同驻宣化店的还有负责“调停”的军调部第三十二执行小组，其美蒋两方代表及工作人员，密切注视着中原军区首脑机关的一举一动。中原军区机关和主力部队的数万人马，要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撤出宣化店及其附近地区，必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为了迷惑国民党军和美蒋和谈代表，李先念和敌人玩起了一连串“金蝉脱壳”的妙计。
他命令鄂东二旅政委张体学率部秘密赶到宣化店，接替军区机关和直属部队的驻防，把中原局和军区首脑机关提前隐蔽转移至平汉铁路附近，给敌人造成军区首脑机关仍在宣化店的假象；在秘密撤离宣化店的6月26日晚上，李先念让军区文工团在军区大礼堂组织“慰问”晚会，招待美蒋和谈代表，李先念则和新任“警备司令”张体学悠闲地在街头散步。当美蒋和谈代表陶醉在歌舞升平的梦幻中时，李先念、郑位三、王震（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委、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树声（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等率领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及主力两个纵队，神不知、鬼不觉地撤离了宣化店及附近地区，在夜色的掩护下，急速地向平汉铁路信阳东侧开进。为了继续迷惑敌人，制造军区首脑机关仍在宣化店的假象，李先念还事先亲笔签写了一张“中共中原军区司令、陆军步兵中将李先念亲赠，六月二十八日午前于宣化店”的明信片。当6月28日，狡猾的美方代表突然要求会见李先念时，张体学以“李将军身体欠佳，改日再行会见”托辞敷衍，并将预先准备的明信片送给美方代表，打消了美蒋代表的疑虑。这一连串的妙计，为突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6月29日下午，当中原军区主力部队秘密撤离至平汉铁路时，张体学代表李先念郑重向美蒋代表宣布了中原军区部队已被迫撤离宣化店的行动，美蒋代表顿时惊得目瞪口呆。
在顺利突破国民党军苦心经营半年之久的平汉铁路封锁线，一举跳出敌人的内层包围圈后，李先念、郑位三、王震、陈少敏（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委、中原局组织部长）、任质斌（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副政委兼第二纵队政委）率领由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以及第二纵队十三旅、三五九旅、十五旅四十五团、中原军区干部旅组成的北路军（后北路军分为左、右两翼，王震率三五九旅和军区干部旅为右翼向西突围），犹如浩荡铁流长驱直入，越豫西南平原，跨唐、白二河，渡丹江天险，血战南化塘，固守东赵川，一路斩关夺隘，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追堵截，于7月23日进入陕南，胜利地实现了由宣化店到秦岭的千里战略转移。在整个突围战役中，中原部队保存了80%的军力，杀伤敌人近万人，不仅粉碎了蒋介石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的企图，而且赢得了解放战争首战的胜利。
李先念率领北路军突围进入陕南后，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战局形势的发展，适时调整了作战部署，对北路军原拟进入陕甘宁边区的战略转移终点作了改变，指示中原突围部队在鄂、豫、皖、川、陕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在敌后创建根据地，继续牵制敌人，配合我内线部队作战。
中原突围的南北两路主力军近两万人马进入鄂西北、豫西和陕南后，面临山大、人稀、地瘠、民贫的现状，部队给养十分困难。许多部队已断炊多日，只好杀马吃。马肉吃光了就四处找南瓜、嫩玉米穗、玉米秆来充饥。后来这些东西也找不到了，就到处采集南瓜叶、豆叶充饥。并且沿途还不断受到国民党地方武装的袭击骚扰，战斗仍然很频繁。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了贯彻中央的战略意图，中原局决定将突围部队和陕南我党地方游击队合编，分散开辟根据地，并成立了豫鄂陕区党委和豫鄂陕军区，统一陕南地区党的领导和军事指挥。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各部队积极开展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建立起了
十多个县级政权，地方武装发展到2000余人，部队的财政给养基本得到解决。
敌后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当时国民党蓝田县参议会呈报陕西省参议会的报告中说，“李先念部进入陕境，盘踞秦岭，如虎负隅，如蛟得水”，“滋乳孵育，凶焰日炽，其热膨涨，一日千里”，“是星火成燎原，不可向迩，遑言扑灭”。刘峙、胡宗南急忙抽调国民党军8个师、11个保安团约5万兵力，于9月初发动“清剿”。豫鄂陕区党委和军区积极进行反“清剿”斗争，发起较大战斗20余次，毙伤俘敌团长以下1500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在中原突围和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李先念原有的胃病更加严重，身体十分虚弱，行军时须用绳子拴在腰间，由人或马拉着行走。任质斌得了严重的肺病，经常咯血。鉴于陕南缺医少药，同时考虑到在陕南指挥其它各路突围部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诸多不便，中共中央于1946年8、9月间电示李先念、任质斌一道回延安养病、工作。1946年9月25日，李先念、任质斌分别化装成国民党将、校军官，一起踏上返回延安的路程，于10月底到达延安。11月初，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了李先念，高度评价了中原部队胜利突围和创建敌后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听取了李先念、任质斌的汇报。李先念回到延安后，先前由陕南和关中地下党护送的郑位三、陈少敏也相继回到延安，中央决定在延安设立中原局，指挥豫鄂陕区的游击战争。
李先念等中原局领导回到延安后，豫鄂陕军区部队由文建武（豫鄂陕军区司令员）、汪锋（豫鄂陕区党委书记兼豫鄂陕军区政委）负责指挥。此时豫鄂陕区的情况更加险峻。
11月下旬，国民党再次纠集10个师、17个保安团对我豫鄂陕军区进行全面“清剿”，在主要地区遍设据点，修筑碉堡，移民并村，烧房抢粮，关闭集镇贸易，制造无人区，使我豫鄂陕军区部队的生存更加困难。为挫败敌人的“清剿”计划，12月下旬，豫鄂陕军区调集5000主力组成野战纵队进行反击，在秦岭的冰天雪地中日夜与敌人周旋。1947年1月中旬，野战纵队东进作战，六战皆捷，不仅沉重地打击了豫西地区国民党地方武装和政权，而且击溃了部分国民党正规军。中原突围部队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开展灵活机动的敌后游击战争半年之久
，牵制了国民党多则32个旅、中则24个旅、少亦14个旅的兵力，对缓解国民党军进攻陕北、华北、华东以及东北等地区的压力起到了极大的战略作用。
1947年初，正是秦岭最寒冷的时期，豫鄂陕野战纵队不少战士尚无棉衣，由于敌人的封锁，无法筹集粮草，战士们时常连续几天断炊，冻饿难忍，非战斗减员日益增多，加之连续行军作战，部队历尽艰辛，疲惫不堪。但此时国民党军仍有三个师紧追不舍，配合地方保安团跟踪“围剿”，情况十分危急。为保存骨干力量，1947年2月5日，豫鄂陕区党委和军区在河南鲁山县瓦屋街召开会议，提出主力撤至黄河以北休整，待机南返，并将上述意见致电毛泽东、郑位三、李先念。经中共中央批准，2月7日李先念以中原局的名义电示豫鄂陕区党委和军区，对北渡事宜作了详细的指示，并要求做好两种准备：“一是准备北渡……二是准备北渡不成，在河南、陕西坚持游击。”李先念还一面请求中央军委予以支持，一面主动联络太岳军区，请他们调集船只并派出部队接应。
得到中央批准北渡黄河的指示后，豫鄂陕区党委和军区对北渡和坚持根据地斗争的工作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决定主力部队分两批北渡黄河，同时成立中共陕南工委和陕南指挥部，统一指挥豫鄂陕区的游击斗争。
早在1946年11月初，太岳军区就奉命组织了一支二三百人的队伍南渡黄河，寻找刚刚组建的豫鄂陕军区部队，为李先念等中原局领导送去了密电码，从而沟通了两个军区的联系。接到掩护接应中原突围部队北渡黄河的指示后，1947年2月13日，太岳军区副司令员孙定国率12旅到黄河边接应。2月20日，在太岳部队的掩护下，豫鄂陕军区司令员文建武、豫鄂陕区党委书记兼豫鄂陕军区政委汪锋带领第一批渡河部队约5000余人由垣曲、济源之间北渡黄河。原中原军区第二纵队司令部机要科长江涛在整理当年的日记中写到：“2月中旬转战洛宁、伊川一带准备相机渡河。待太岳军区部队过河接应工作准备好后，决定2月20日第一批北渡黄河。我们19日夜急行军，从洛阳西铁门跑步越过陇海铁路，中午到达河边。小木船摆渡，过河速度很慢，掩护部队一直催促快过。”3月上旬，第二批渡河部队与太岳军区取得联系，3月13日孙定国再次率部突破敌人黄河防线，攻占了新安、渑池两县之间的制高点，与敌展开激战，掩护豫鄂陕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陈先瑞、河南军区司令员韩东山带领的第二批部队北渡黄河，进入太岳解放区。原中原军区第二纵队第十三旅三十七团三营的赵新孝回忆说：部队“于三月上旬向东转战伏牛山区，17日冒着敌人重兵堵截和飞机的轰炸扫射，在铁门镇附近杀过陇海铁路，经两天急行军，甩开敌追击部队，于19日在曲沃镇冒着敌机轰炸，强行北渡黄河，进入太岳解放区，与先期北渡的豫鄂陕军区主力部队胜利会合。”
突围部队渡过黄河后，曾在阳城作短暂休整。太岳军区副司令员孙定国代表太岳部队在欢迎大会上讲话。老乡们给部队送来了小米、干柴和腌菜，手把手教部队炊事班闷小米饭，妇女们悄悄把战士们换下的破衣烂衫收去洗净、补好、叠齐后再一一送回，并为战士们赶制棉衣，突围部队感到像回到家一样的温暖。当年只有15岁的原中原军区警卫团五连宣传员阮靖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们启程向阳城进发，走在解放区的土地上，我们个个精神焕发，沿途军民男女老少，像欢迎亲人和英雄一样夹道欢迎我们。乡亲们不断地向我们怀里塞鸡蛋、红枣和核桃等，不停地对我们每个人从头到脚打量着。看到我们个个蓬头垢面，眼窝凹陷，穿着各色各式破烂衣服的样子，不停地发出‘啧啧’的赞叹声……到达阳城的当晚，全城几处澡堂专门为我们开放，大家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
在阳城作短暂休息后，部队即进入晋城整休。
晋城处太行之巅，“沿山错列，凭高控险，难于突犯”，历为“兵家必争之地”。1945年抗战胜利后晋城就是解放区，群众基础好、觉悟高，且物产丰富，便于大部队筹集给养。因此，晋城就成为突围部队理想的整休地。
接到中原突围部队来晋城整休的通知后，中共晋城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立即组织人员安排部队驻地及军需粮草等工作。突围部队来到晋城后，分别驻扎在县城的西关、西街、西巷、驿后、后河、晓庄，以及县城周边的黄头、刘家川、东武匠、西武匠、司徒、七岭店、北石店、南石店等村庄，军区司令部等首脑机关设在南石店村。
1947年3月上旬，胡宗南调集14万兵力分两路向陕北进攻，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设在延安的中原局亦随同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机关大部，转移至晋绥解放区，拟经晋绥前往山西晋城，领导豫鄂陕军区北渡部队的休整工作。3月17日，李先念、陈少敏等率领中原局机关四百余人离开延安蓝家坪
，经山西离石、河北邢台向晋城进发。途中，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新的中原局，邓小平任书记，郑位三、李先念、李雪峰分任第一、第二、第三副书记；同时任命李先念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5月23日，李先念率前中原局机关人员由武安、涉县、长治、高平抵达晋城。此前，任质斌、郑位三已于5月上旬相继到达晋城。
李先念到达晋城后，着重抓了部队的思想整顿。他不顾长途跋涉的劳顿，每天找干部谈话，或是召集小型座谈会了解情况。鉴于部分干部战士对中原突围的战略作用认识不足，存在相互埋怨、灰心失败情绪等问题，为加强团结、增强斗志，准备迎接战略反攻，李先念与其它中原局领导商定，在晋城召开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亦称“高干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统一部队思想。
5月29日，“高干会议”在晋城南石店村正式召开。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总结中原突围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学习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指示，介绍全国各个战场胜利的斗争形势，以及太行、太岳地区土改运动等情况。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等均在会上讲话。李先念在讲话中客观总结了中原部队的斗争情况，充分肯定了广大指战员顾全大局、克服困难、坚决执行中央意图而建立起的历史功绩，要求大家振作精神，鼓舞斗志，准备反攻中原。他的讲话对稳定部队思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原局部分领导人对中原突围及坚持敌后游击斗争的巨大战略意义认识不足，过分强调丧失根据地和部队减员一面，个别人甚至别有用心，煽风点火，把矛头指向李先念，批评所谓“单纯军事观点”、“路线问题”，助长了部分干部本已存在的相互埋怨、相互指责的情绪。会议情况反映到中央后，毛泽东来电说：“会不要再开了，部队整顿一下，准备新的战斗。”于是会议草草结束。这次长达两个月的会议，未能起到鼓舞士气、增强团结的积极作用，反而起了一些削弱团结、涣散人心的消极作用，李先念的心情颇不舒畅。
在“高干会议”期间，李先念面对会内会外的种种非议，顶着压力，顾全大局，集中精力，一面抓紧豫鄂陕军区主力部队的整编补充工作，一面想方设法联络和集中中原地区的零散部队，为反攻中原作准备。在李先念的指挥下，鄂西北军区的张才千、李人林率领所部先后联络集中和会合了在鄂西北等地坚持斗争的八支部队，组成了“中原游击队”。中原游击队成立后，一面积极打击敌乡保武装，一面继续收拢分散在各地斗争的中原军区小股部队，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后改编为中原独立旅，成为鄂西北地区一支核心武装。
与此同时，豫鄂陕军区主力部队的扩充整编工作也在抓紧进行。在中共晋城县委、县政府的号召和组织下，晋城广大青年再一次掀起了参军热潮，短期内为部队补充大批兵员，使经过补充、整训后的豫鄂陕军区主力部队达到8300余人。时任中原军区副政委的任质斌后来回忆说：“在晋城期间，部队进行了整训和补充。经过中原突围和根据地建设期间的斗争，来到晋城的部队和干部还有一万二三千人，这不包括三五九旅、一纵一旅，以及南路军的部分部队。在晋城整训时，一部分同志到了其它解放区或部队，同时又补充了一些新兵，这样在改编为十二纵队时，总人数近万人。”7月下旬，豫鄂陕军区部队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由赵基梅任司令员，刘建勋任政治委员，韩东山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郑绍文任副政治委员，张树才任政治部主任。纵队下辖第三十四、第三十五旅。第三十四旅由原中原军区第二纵队十三旅及十五旅四十五团一部改编而成，旅长吴世安，政治委员杨焕民。原十三旅的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团依次改编为一○○、一○一、一○二团；第三十五旅由原豫鄂陕军区第四、五分区部队组成，旅长闵学胜（后为李学先），政治委员韩东山（后为汤成功）。原第四分区之七团、第五分区三支队和六支队（原中原军区十五旅四十三团、四十四团）、第四分区之八团依次改编为一○三、一○四、一○五团；另纵队直辖一个警卫团和一个教导大队。豫鄂陕军区教导团与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教导大队合编为第三十八军教导团。经过半年的整休，干部战士的体力得以恢复，政治素质得到提高，个个如下山猛虎，出海蛟龙，时刻等待着反攻中原的号令。
在晋城整休的半年间，突围部队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
突围部队一到驻地，各村的群众早已为部队腾好房子、搭好铺板、垒好炉灶、备好米粮，像迎接亲人一样把部队安排得周周到到、妥妥贴贴。县武委会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凡有部队驻扎的村庄，都要组织民兵协助部队站岗放哨；县妇救会组织全县妇女，为部队日夜不停缝棉衣、做军鞋，很快就把几千套棉衣、近万双军鞋送到战士手中。为减轻晋城人民的负担，突围部队积极开展了生产自救。1947年初春，部队在南石店村五楼阁前召开生产自救动员大会，军区领导号召突围部队发扬“南泥湾”精神，开荒种地，自办工商，自己解决部分钱粮给养。会后，军区领导亲自带领战士去磨石坡、五谷山、武庄岭、大岭头开荒种地。与此同时，部队还自筹资金，在县城内办起了德泰油坊、裕华商店、皮革厂、副食加工厂，以减轻群众负担。
在军区司令部驻地的南石店村，更是传颂着诸多军爱民、民拥军的佳话。当年李先念等中原局领导从延安来到南石店村，李生竹母亲主动把堂屋（北房）连同暖阁床让给李先念夫妇住，王焕新夫妇把自己刚结婚的新房让给了陈少敏居住，许多群众宁可自己住破房，也要让部队住好房。郑位三政委因长期的艰苦斗争，积劳成疾，在晋城休养时，当地老中医开了一个方子，其中一味中药跑遍了晋城县也买不到，这可急坏了房东李达来。后来他听说陵川县平城村有这种药，便自告奋勇，数九寒天步行140里去平城，买回了这味药。事隔几十年后，一些当年曾在晋城休整过的突围部队老同志故地重访时，对晋城人民当时为部队所做出的奉献仍记忆犹新。
群众想着部队，部队更是事事为群众着想。部队刚到晋城，就拿出800元现大洋帮助南石店村群众建起了两座炼铁高炉，又用炼铁赚得钱买了几头骡子跑运输，解决了群众的一部分生活困难；1947年夏收季节，部队的干部战士全部出动，帮助老乡收打麦子，两三天就做到了地净场光，颗粒归仓。一天，关福海老汉正在场上打麦子，突然阴云密布，雷声隆隆，豆大的雨点洒了下来。老汉正在发愁之时，十几个战士跑来，手抱杈挑，一会儿就帮他遮盖得严严实实；南石店村李小富的媳妇被狼咬伤了，李先念知道后，立即让军医帮助治疗。部队军医像对待伤员一样，定时洗伤换药，小富媳妇的伤很快痊愈；军区司令部的年轻女军医李秀云，时常背着药箱为群众看病。她待人和蔼可亲，村中很多群众都找她看过病。1947年秋，她不幸因患天花病而亡，很多群众悲痛不已，部队和群众把她安葬在村外西北处，并给她立碑永志；在南石店村还流传着“李将军借马”的故事。说有一个青年农民要结婚，想借部队两匹马骑，村干部找李先念一说，马上就答应了。结婚那天，新娘新郎和陪送人骑着李先念将军借给的八匹高头大马，兴高采烈，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五里三村的群众都争相来看，李将军借马的故事就传开了。
突围部队在晋城整休的半年时间里，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给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至今日，一些当年的老人回忆起来仍如数家珍，感慨地说：部队帮老百姓推磨、碾米、送粪、锄苗、割麦、看病，甚事都干。老百姓家里的水缸总是挑得满满的，院子扫得净净的，借东西有还，损坏东西赔偿，那真是“秋毫无犯”！
1947年7月，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时，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8月初，李先念奉命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挥师东进，继而南下，与刘邓主力会师，开始反攻中原的胜利进军。
8月4日上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在南石店东大庙召开反攻中原誓师大会，同时悼念1946年“6.26”宣化店突围以来牺牲的烈士们。会场中央写着“打回中原去，为死难烈士报仇”十二个大字，东西两厢的墙壁上，挂着洁净的白布，上面写着死难烈士的英名，会场前面摆放着李先念、郑位三等首长及晋冀鲁豫边区、军区、太行区、太岳区和晋城县各界送来的花圈和挽联。李先念主持会议并讲话，他要求全体指战员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打回中原去，解放全中国，以实际行动为死难烈士报仇。
当天，李先念还召集第十二纵队领导人开会，进一步明确任务。他说：现在解放战争已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我们的部队明天就要出发，任务是打回老家去，重返鄂豫边区。那里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地方，那里的人民哺育了我们，他们是多么盼望我们早日回去哟！因此，我们这次回去，必须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多打胜仗，大量歼灭敌人，以回答边区人民的期望。他还指出，我们现在这支队伍，是经过严酷的战争筛选过的，每一个战士都是干部，实际上是一支干部队伍，我们应当特别珍惜。因此，我们在战役组织和战术指挥上，切忌与敌硬拼，不要打伤筋动骨的消耗仗。他最后风趣地说：至于补充嘛，我想，只要搞得好，我们那位“运输大队长”蒋介石是会源源不断送来的。
8月5日，李先念率部出发。成群结队的群众集聚在村口道路旁，等候欢送登上征程的中原健儿。南石店的干部群众敲着锣鼓、吹着唢呐，为首长和部队送行。李先念等首长向乡亲们依依告别后，扬鞭策马，率领十二纵队机关和部队绕道陵川向河南进发。
李先念率部挥师东进，进入河南黄县时，中央军委电示十二纵暂归陈（毅）粟（裕）指挥，相机南进。8月底，由河南清丰地区抵达山东西部边境的观城、朝城地区，与经长治、邯郸，走冀南绕道而来的部分后续部队会合。9月22日，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曹县以南的土山寨进行围歼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一师的战斗，十二纵奉命阻击国民党整编第十师的增援。在这次战斗中，十二纵牛刀小试，击退了国民党军以坦克掩护、骑兵冲击的数次疯狂进攻，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取得了反攻中原以来的第一个胜仗。
紧接着，十二纵再露锋芒，取得了通许大捷的胜利。9月25日，华东野战军命令十二纵攻克通许县城。通许县城是当时河南省会开封城的外围屏障，距开封城约60公里。城内有国民党河南省保安二团、通许县保安大队、区中队等武装两千余人。城外有护城濠沟，城墙有两丈多高，坚实牢固，城墙四角为制高点，四个城门皆有吊桥。李先念随即与十二纵和各旅主要领导研究作战方案，决定由第三十五旅担任主攻。他强调：这一仗是我们南下以来的第一次攻坚战，一定要打好……，拿下通许城，给鄂豫边区父老乡亲一份见面礼。他还诙谐地对大家说：告诉战士们，打死了有棺材睡，打伤了有医院住，一定要打赢！
9月28日子夜，李先念发出攻击令，部队按预定方案突击登城，但因城高墙陡，几次攻城未果。攻城部队随即改变方案，由战壕挖地道到城基，采用爆破攻城。29日拂晓，一○三团战士们挖通地道，一副装有800斤黑色炸药包的棺材推到城墙下，点燃导火索，一声巨响，地动山摇，炸塌东门半边城墙，该团迅速冲进城内，与敌展开巷战。一○五团的战士们在迫击炮和轻重机枪的掩护下，攀登云梯，攻上城头，一○四团也趁势攻入城内，一时间，硝烟弥漫，杀声震天。上午十时许，战斗结束，共毙伤俘敌两千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及军用物质。攻克通许县城这天，正逢八月中秋节，全纵队在胜利声中兴高采烈地欢度传统节日。通许大捷，给鄂豫边区人民献上了一份丰厚的见面礼。
李先念率领十二纵继续南下，在河南光山县文殊寺与刘邓野战军主力会师，至此，第十二纵队回归晋冀鲁豫野战军战斗序列。 11月下旬，十二纵奉命在信（阳）潢（川）公路再次阻击国民党军整编第十师，掩护我第十纵队王宏坤部顺利进入大别山。
12月初，刘伯承、邓小平在李先念的陪同下，看望了这支经过中原突围及转战后胜利重返中原的英雄部队，并向营以上干部作重要讲话。同时，向十二纵下达了进军汉江，建立根据地，在外线实行战略展开的重要任务。
1947年12月6日，第十二纵队在黄安县华家河，与原在鄂西北坚持敌后游击斗争的中原独立旅胜利会师，并奉命组成新的汉江军区。军区共一万一千余人，赵基梅任司令员，刘建勋任政治委员，张才千任副政治委员，韩东山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树才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成立了新的中共汉江区党委和行署。
当时的汉江地区尚无国民党正规军，仅有一个保安旅、四个保安总队及各县自卫队，军区部队趁机展开攻势，大量歼灭敌地方武装，摧毁伪政权，并发动群治，实行土地改革。仅三个月，军区部队接连攻克8座县城，下辖的三个军分区共建立了15个县政权。国民党白崇禧急忙调兵遣将，从大别山抽调多支部队配合地方反动武装，对汉江军区部队进行“清剿”。此后，“清剿”与反“清剿”连绵不断。至1949年5月湖北军区成立时为止，汉江军区部队浴血奋战达一年零五个月，先后作战近五百次，计歼国民党军四万六千余人，创建了土地面积达五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八百万的根据地，部队发展到四万三千余人，胜利地完成了重建、巩固和发展汉江根据地的历史使命，有力地配合了中原战场和淮海战役的胜利作战，并为解放大军渡江作战和进军大西南创建了前进基地。
第十二纵队组建成汉江军区，分路开进实施战略展开之后，李先念旋即回到晋冀鲁豫野战军总部，协助刘伯承、邓小平工作，参与决策和指挥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伟大斗争。（责任编辑：韩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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