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什么时候，父母在老屋的两侧修了两间厢房，楼下关牲口，楼上堆放一些柴草、杂物，有时候也铺上草帘子，再铺上被单，放上被子，住人。这样，连同前面一壁高高的老墙和陆续连接的围墙，在老屋的前面就有了这样一个大大的天井。

在天井的一侧离关牲口的圈门不远处有一个用石头抠成的猪槽。常常，我们都会看到一头、两头或者更多的自家的大猪或者小猪在那儿吃食，在慢慢地长大、长壮。在接近年关的时候，请一群年轻力壮的人来，有的拉着绳子，有的按住身子，有的揪住尾巴，有的薅住耳朵，有的抬起脚杆，吵吵嚷嚷地把那膘肥体壮的年猪按在长凳上屠宰。然后，用绳子捆住，找两三个力气大的人来用木棒抬起，其他的人帮着、扶着，一步一坎地抬出天井。在外边，头天就挖好的灶，早已经把水烧得滚开，把殷红的猪血放在里边煮熟、捞起。随即，将猪的鬃毛拔掉，再拖到锅边，便用滚烫的水淋着，过会儿拔毛，再用铁片制的刮刨将猪的身上刮的白白亮亮。“死猪不怕开水烫”大概源于此，之后就有人借用来取笑或者讽刺人。打理干净之后，用三根木杆搭成的架子，众人使劲把它分别从三个方向使劲使它立起来，形成一个稳定的支架，肥猪就悬挂起来了。杀猪的屠工就拿起菜刀、尖刀、斧头给猪开破，理完里边的五脏六腑，便将一头猪砍成两半放在天井里的条桌上，再把它们砍成七八斤、十来斤一块的肉，用秤称一称，再拿去搓上盐，腌制两三天再挂在火垅上炕干，一年的肉食、油脂、生活，就在这一个天井中收获了，下午自然是十分的热闹，很多的人会被请到家里来吃一顿别具一格的刨汤。

天井的中间稍矮一些，雨过之后会积水。天气热的时候，小猪、肥猪或者是老母猪带着一群猪仔就会在里边撒欢，也会在里边拱泥、打滚，满身的泥浆，再抖抖身子，会飞去多远.也会偶尔的拉屎撒尿，但都会被母亲去清理掉，不过时间长了也会有一股似乎习惯了的气味。累了，它们也会躺在围墙边晒晒太阳，饿了又会去吃点食。有些年也喂了牛马、小鸡，它们也会在这里很是悠闲，这里就是它们的运动场、游乐场，直到主人用木棍、鞭细把它们赶回圈里。小猫有时在墙边伸伸懒腰，有时在围墙上走走“猫步”，有时又会很专心地像是要抓老鼠或是麻雀的样子，让我们静静地看着它连大气也不敢出。

天井的东边还有一棵大大的苹果树，那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大的苹果树，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快乐。绿叶、红花、白花，引得蜜蜂嘤嘤嗡嗡，天井里就显得格外漂亮、热闹。枝繁叶茂的苹果树伸展开来，遮挡了半个天井，给天井、老屋，还有人们、动物们带来了阴凉。硕果累累的时候，更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时不时落在天井里的苹果，我们都会去捡回来洗干净吃掉，也有一些成了猪、牛、马的食物。有苹果吃的动物，在我们家，它们享受了这等的优遇。

天井降得很矮，大门前边除了一米多的檐坎，下去一米左右又磊起两三米宽的一个长长的小坝子，就像是水库的堤坝，这也算是天井的一部分，人在上面活动的时间会更多一些。冬天，当太阳从天井的上空露脸的时候，农闲时都会有很多人在那里晒太阳。经常，母亲会在板凳上用一把木梳梳着那日渐稀疏的头发，有时又会把我们叫到面前帮我们洗衣、洗头，把我们的头掰歪了靠在她的膝盖上，用双手细致地拨动着头发，在头发里找到那些把我们咬得痒痒的疼疼的虱子、虱蛋。母亲用坚硬的拇指指甲使劲靠拢，我们还会听到虱子、虱蛋被挤破时清脆的响声。有时用上梳子篦子，把我们不太长的头发，梳了又梳、篦了又篦，像是在做“地毯式”搜索，想把它们一网打尽。个把半个小时后，顿时会觉得脖子酸酸的，但头上清爽多了，母亲已经帮我们消灭了很多的宿敌，指甲上也印满了一层暗红色的血，母亲和我们都很得意。有时也会把我们的衣服脱下，在阳光下晒着、找着、掐着，有句土话叫做“穷生虱子富生疮”，那些年的农村无论大人小孩都很普遍，这样的温存画面现在说来又有些难于启齿的事当时也随处可见，现在几乎没有了。母亲见我们的衣服脏了就洗洗，破了就缝缝，总之，她一直对我们这样，好像就一定该自己做一样，很少有怨言，就算到后来身体越来越差，在那里晒太阳的时候也很少闲着，搓麻线、打鞋底、做鞋垫。父亲也会给我们讲故事，远到三国水浒、近到抗美援朝，还有他自己剿匪平叛乃至一些日常小事，我们听得津津有味，还跟我和同伴们一起听广播，教我们唱歌，给我们理发等等。夏天太阳被西边厢房的房梁遮住以后，天井里也慢慢回凉，人也就渐渐多了起来，接着同样会发生很多一样的不一样的的故事。

我就在这个天井里不知不觉地成长着、快乐着，有时也哭过闹过。后来上学了，看到了更好的房子、更宽的操场，再后来跟着大人一起干农活，从天井里进进出出，直到有一天，父母不在了，老屋没有了，天井也就变了样，直到我离开了那里，住进了学校、走出了大山，看到了更高的楼房、更宽的马路，看到了光怪陆离、花花绿绿的世界，可我还是眷恋那一片不大的天地，还在清晰的记得曾在这个天井里发生的许许多多的往事。

被誉为“滇西学府”的大理一中自1877年10月15日西云书院创建，至今已有140年的历史。2007年130年校庆，对联“跨三世纪读书养气承前启后代代桃李竞芬芳，历百卅载造福桑梓薪火相传辈辈先贤创业艰”记录了学校的辉煌历程。百年教育所植桃李遍及海内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大理一中是云南省办学历史最悠久的中学，在全国也有一席之地，被称为“让人一辈子想在里面读书的地方。”

谈到大理乃至滇西的教育，人们自然就想到今天的大理一中，而大理一中则是由清代的西云书院发展而来的。杨玉科创办的西云书院，对滇西地区文化教育的恢复发展有过重大贡献，是清末云南较有声誉的书院之一。西云书院从清光绪三年（1877）创建起，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大理府师范传习所开办止，存在时间约三十年。

杨玉科（），字云阶，白族，清朝著名的少数民族爱国将领。杨玉科生于今怒江州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营盘镇沧东乡西营村（当时属丽江府）一农家。其祖籍湖南长沙，祖上有资产，来云南办矿。至杨玉科父辈时家道没落，贫困潦倒。杨玉科发迹后方重认湖南祖籍。《清史稿》456卷《列传》中载有其事迹，《光绪丽江府志·人物志》也有较详记载，称其“少习武艺，有胆略”。杨玉科是中国近代史上（尤其是云南近代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人物。

从1856年起，杨玉科因镇压大理杜文秀起义有功，从乡勇升至团练头目、管带、总兵，成为清军岑毓英（岑后为云贵总督）部的一员骁将，清廷赐为“励勇巴图鲁”（满语：勇士，有才干的人）。1872年，因功御赐黄马褂，头品顶戴，封二等男爵，被授云南提督。光绪元年（1875年），奉旨搜捕击毙英人马嘉理的边民。又奉命镇压邓川州（今洱源县邓川）、腾越（今腾冲）人民起义。1877年迁广东高州镇总兵、阳江镇总兵、广东陆路提督。杨玉科亦涉足文事，从岑毓英研习春秋左氏传。戎马之余，著《从军纪略》两卷。杨玉科为官后，不忘家乡父老，做了许多公益事业。

光绪十年（1884年）八月二十二日，法国侵略者发动“马尾海战”，并侵占安南（今越南），进犯我国。任广东高州镇总兵升署提督的杨玉科奉命率广武军出镇南关（今友谊关）抗法。他镇守谅山府属的观音桥，设伏三道，痛击法军，连战皆捷，使法军闻风丧胆。次年（1885年）二月，镇守谅山的清军西线主将广西巡抚潘鼎新放弃谅山，逃回镇南关内，法军轻易占领了谅山，并重兵北伐。杨玉科在关外作战，失去后援，遭敌重围，气愤地说：“吾百战余生，今得死所矣！”仍毫不退缩，与敌军浴血奋战，法军最终败阵而逃。1885年2月23日，在战斗中，杨玉科不幸被横飞的弹片击中太阳穴，壮烈牺牲。随后其妻牛氏亦以身殉夫。杨玉科为国捐躯，引起了朝野的震动，清政府追赠杨玉科为“太子少保”，谥号“武愍”，故称杨玉科将军为“杨武愍公”。宣付国史馆立传。在大理府和广西镇南关建立杨武愍专祠，皇帝三次御赐祭文，被刻成三块大理石御碑，还在西云书院内专门建盖了一所杨公祠和一座御碑亭（今亭已毁，碑尚存）。三块御碑現立于大理一中图书馆（杨公祠）内。

杨玉科将军浴血疆场、为国捐躯的壮举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早于聂耳闻名全国的大理一中校友大理籍音乐家李燮羲（剑虹）创作的歌曲《快哉，安南役》《云南大纪念》，在20世纪初的全国各级学校广为传唱，激发了无数学生爱国热情。其词云：

“快哉安南战役！快哉安南战役！歼孤拔，奏奇迹。滇军真勇绝。宣关围四十日，城破在旦夕！班师诏，真痛惜，到而今，金马碧鸡已非昔。我滇人，我滇人大纪念，快哉安南役。壮哉武愍公！镇南关，为国血流红。名誉战死雄，招国魂，谁作主，法路已修通。铁血外，无主义。竞生存，人人当学武愍公。我滇人，大纪念，壮哉武愍公！”

这首歌也成为云南讲武堂学生必唱的军歌。

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大理为清军收复。清廷命云南巡抚岑毓英筹办善后。就是要在大理恢复原有的文治教化，让社会安定，让子弟有就学的场所。岑毓英首先重建大理府县学（文庙），继而倡建敷文书院。复兴文教的行为已是众望所归。1873年，署提督杨玉科在大理城内原明伦堂、杜公祠、中和书院、崇敬书院以及57户居民地盘上大兴土木，将杜文秀帅府及各处较华丽的房子拆除，盖起了自己的爵府。杨玉科宅第的建筑可分府邸和花园两个部分，整个建筑群严格依照封建宗法礼教的传统，按轴线左右对称地布置房屋和院落。府邸为三进四合院，大门向东，形制为垂花门，门内迎面建影壁，使外人看不见院内的活动。《大理县志稿》对其作了记载：府邸房房舍全部共有130多间，占地四百余丈，宅院内“堆山凿池，莳花养鱼，园亭楼阁，穷极华丽”。

杨玉科留意文教，关心学子，在当时形势下，顺应潮流，于光绪三年（1877年）借调任之机，将全部房舍捐出，创办书院。拨交书院的有城内铺面六十七间，城外田地四百三十七亩，浪穹、鹤庆等地的田地三百九十亩，乔后的井盐灶五十二座。以所获租息（每年约可收银三千余两）作为书院教师的报酬，书院修缮及开办经费，学生的伙食费及优秀学生进京考试、学习的路费。书院由此建立。

据《西云书院序》记：杨云阶爵帅因慨然日：“彼五府三厅之士何如哉？迤西有志上进者，当不止一。吾欲联多士而庇之，而后快于心！”镜（撰碑者熊昭镜自称）在座日“公志诚嘉矣！安所得广厦乎？”公日：“捐吾居！”镜曰：“如诸生膏火（学生伙食费）何？”公曰：“捐吾田。”《新篡云南通志·杨玉科传》称“改建书院，地方攸赖”。大体符合实际。

西云书院坐西向东，大门豪华气派，书有“西南灵秀钟苍洱；云汉文章射斗牛”的对联。书院为三进深的爵府格局，大门与各院房均雕龙画凤。建筑精巧典雅，极具白族特色。现存第四大院为书院旧址，是杨玉科的宴会厅，也是西云书院讲学之所，采用“走马转角阁楼”的建筑形式。除四合五天井与漏阁外，中天井还有一个用大理石铺就的戏台（今天大理一中中天井保留了当年的建筑特色）。书院原有南、北花厅，现存南花厅，又名“湛园”，是杨玉科以及后来官员士绅聚会吟诗的地方。如此好的读书环境，全城难找！endprint

为办好书院，杨玉科还专门为书院书写了《西云书院序及章程》，表白了他捐建书院的初衷。关于书院的名称，因为杨玉科号云阶，故取名西云书院。其命名也有企望迤西学子青云直上的意思。章程明确规定书院为云南迤西道五府（大理、楚雄、永昌、丽江、顺宁）、三厅（蒙化、景东、永北）所共有。学生来自鹤庆、剑川、丽江、太和（大理）、赵州（凤仪）、云南县（祥云）、邓川、浪穹（洱源）、宾川、云龙、永北（永胜）、蒙化（巍山）、景东、楚雄、镇南（南华）、姚州（姚安）、大姚、定远（牟定）、广通、南安（双柏）、保山、腾越（腾冲）、永平、顺宁（凤庆）、云州（云县）等25县。

《西云书院章程》详细开列了书院建制及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多达三十条。管理之严，规定之细，历来为教育界同仁所称道，至今仍有可供参考借鉴之处，也是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的宝贵资料。原云南省教委主任海淞主编的《云南考试史》第九节《明清云南的书院教育与考试》就涉及西云书院的办学。该书封面即以学校的大门为背景，可见西云书院之重要。严格的制度为办好书院提供了保障。书院主管和其他人员设置。根据章程，设山长主讲，设正总管监院一人，学长一人，副总管二人，书办一名。另有工人“斗级”一名，“看伺”三名。章程详细规定了以上各人的职责，违规处理办法，还规定了各人的月俸。山长为书院负责人（相当于今天学校校长）。正总管综理银钱出入并监院事务，副总管分管田亩租石、盐灶租息。正副总管以五府三厅绅士轮流经理。书办制作备办试卷，写造点名清册，考试日期唱名等事（相当于今天教务处工作人员）。看伺承担打扫看门。稽查杂人，夜间敲更巡查等工作（相当于今天保安保洁人员的工作。）

书院的负责人称“山长”，第一条规定：“书院敦请山长主讲，勿论翰林进士，必须品学兼优，由迤西道“奉关书”聘请。据记载。前后担任过山长的陈席珍、陈应农、李毖、张忠、杨炳程、韦履和，许印芳、邓川杨琼等。正副总管“须出学绅士或举贡公正廉明者方许承当”。西云书院时期担任山长、教师的人，都有很高的学识水平。如教育家、学者李毖被称为“滇西知名之士多出其门”。许应芳是清末状元袁嘉谷的老师，书画家张再谨，著名学者鹤庆人杨金铠等都很有名。

书院对工作人员及生童的管理十分严格。第十条规定：“倘副管作弊，正管即禀官究治：正管作弊，副管亦然。如其扶同徇隐，不认真办理，互相稽查，被官处查觉，或被控告，即请迤西道传迅，严追加倍赔罚。”第十三条规定：“书院系士子造就学业之地，理应清净肄业。生童住院读书，不得擅约诸色闲杂人等同来住坐，混行出入，别滋事端。议由正总管并学长责成看伺严查，倘有此等弊端，随即禀明山长，将住院滋弊之生童及同住之人一齐逐出。如系看伺受贿怂纵，即退另招。”

书院学员名额为文生（已考取秀才，准备参加乡、院试者）八十名，文童（准备进学，参加县试考秀才者）二十名，分配给迤西道各属。经考课，照正取等第发给“膏火”（伙食费）。入院生童，以听讲备考（乡试、院试）为主，教材为《四书》《五经》，以及史书诗书。每年二月开课，冬月止课。书院的施教，“以立品为先，而文艺次之。”有见识之山长，教授内容不局限于经史，如山长李彪还“课以算学”。学识领域渐趋扩展。戊戌（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以后，渐注意让学生涉取有关外洋及天文、计算等知识。

由于杨玉科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西云书院藏书丰富。保存下来的有《周易折中》《礼记义疏》《诗经传说汇篡》《书经传说汇篡》《皇清注解》等十三经约1000册。木刻板大字印刷的《二十四史》约1000册，《说文句读》《说文通训定声》《资治通鉴》《御批通览》《佩文韵府》《唐宋八大家文》《滇系》《道光云南通志》等书约2000册，其他还有《数理精蕴》《五州政艺丛编》《增广海国图志》等类书籍。至今大理一中还珍藏有西云书院时期的古籍数千册。

西云书院建于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至1906年清政府废科举，办新学结束，近三十年。书院初期，童生主要以科举考试为目标，考举贡生离院。后期重视选派学生到国内外著名院校深造。儒学教育是官办书院教育的根本，生员多读四书五经，其中有关民生、道义等儒学精华，重视主观意志，注重气节道德，自我调节，发愤图强，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关心国家、关心民众。

西云书院实际造就的人才不少，惜书面记载多未留存下来，或有留存而尚未被发现。很多学子走出西云书院后便自觉涌入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洪流中，成为民主革命的志士。董泽、音乐家李燮羲（剑虹）、杨友棠、丁石僧，民国元老周钟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云龙人董泽幼年在本地私塾读书，稍长就读于大理府院（西云书院）。1907年人省府贡院，第二年考取留日公费生，于东京同文书院深造，并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12年，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及教育，1915年回国参加护国起义，担任护国军司令部秘书及驻港联络总办。1917年初重赴美国完成学业。1920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曾同时身兼云南省教育司司长、交通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及富滇银行总办、私立东陆大学（即云南大学前身）校长等职，为云南省的发展及近代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西云学子、留日学生，音乐家李燮羲（剑虹）为岳飞的《满江红》谱曲，创作歌曲《云南大纪念》，激发师生的革命热情。丁石僧、杨友棠一生追随孙中山。民国元老周钟岳先生，曾在西云书院读书，参与光绪年间云南科举考试取得举人第一名優异成绩，后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副院长、总统府咨政，书写南京“总统府”，路南“石林”。作为云南近现代史上的著名学者，周钟岳著述甚丰，曾总纂《云南光复纪要》（又称《云南光复史》），主编《新纂云南通志》《续云南通志长编》，今云南省图书馆还保存有他的大量珍稀手稿，这些著述、文牍、回忆录、日记等，对研究民国时期的历史，特别是民国时期的云南地方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是云南珍贵的文化遗产。

良好的读书环境，严格的规章制度，丰富的教学资源为学生成长成才创造了条件。西云书院，在后来大理文化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成为大理最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云贵总督岑毓英题联称赞道：“滇水名家皆弟子：辋川高枕玉虚游。”直至民国初年，云南督军兼省长唐继尧还为学校题赠“嘉惠桑梓”匾额嘉奖。endprint

大理的近代学堂，从办大理师范传习所开始。废科举，设学校，为解决小学师资的需要，云贵总督令各府设师范传习所。大理府官立师范传习所，于1906年在知府陈秉崧任内开办，设在西云书院原址。学制始为半年，续办改为一年。至1910年，各府皆停办。大理府师范传习所的创办，有地方人士杨与新、李文源（俱是在乡举人）等热心人会同办理。学生由各属生员中选送。学科课程设有：修身、国文、历史、教育学、教授法、儿童心理学、小学校制度及学校管理法、算术、格致等科目。光绪三十三年，有学生六十二名，其中毕业生五十八名，修业生四名。教员有的连任到以后初级师范学堂。详细的任教人员和续招的学生情况已难查考。师范传习所学生毕业，各回本籍工作，大多成为各属较早时期新学（对书塾而言）教育工作骨干。

大理府初级师范学堂，后也称完全初级师范学堂。完全，意指文理兼学，完全科课程齐全。起首筹办的是初级师范预备科。光绪三十四年，大理府明禄遵章办理初级师范预备科。1909年（宣统元年）。大理府遵章办理初级师范一年制简易科。是年八月，接连办理二年制简易科，并附设大理府中学堂（学堂由敷文书院移来）。1910年（宣统二年），大理接着办两年制简易科。初级师范的课程设置，开办之初，曾设有教育史、读经讲经、理化、习字等科。后定为：修身、教育、中国文学、历史、地理、算术、格致、图画、体操、乐歌、蚕桑等科。便于初级师范“实事授业”，大理府初级师范学堂附设模范小学堂，以备师范生实习，并为各小学之模范。其办学，经上级考核认为：“得管理小学之法。”初级师范学堂的主管人员，有总办，由大理府知府兼任。1909年，大理举人张汝厚任学监兼校长。所有教员都兼任大理府中学堂教员。教员范围广，有本地人有外地人，还有留日学生，名单可查。大理府中学堂，时间较短，归并附设之后，不再单独招生。著名军事家杨杰（字耿光），曾肄业大理府中学堂。原招学生经归并编班，到省立第二中学时期先后毕业，学制均为五年。

清宣统二年（1910年）六月，学宪催办各府中学堂，大理府中学堂，先已及时筹设起来。几个月后，学司委派由云龙为监督，创办第二区模范中学堂。学堂“设在云南省大理府，校舍用西云书院改办，而以丽江、永昌、顺宁、蒙化、永北等属附之”。当时全省划分为三个中学区，第二模范中学堂为全省三所模范中学堂之一（第一区设在昆明，第三区设在蒙自）。大理先由省拨发六千元作开办经费。第二模范中学堂，从宣统三年正式开办起，到民国元年（1912年）十二月改办省立第二中学校止，存在共二年。模范中学堂仍兼办初级师范学堂。按年招选学生，分别收入中学、师范两学堂。按现在的话讲，一个学校两块牌子，有中学部、师范部。

模范中学堂第一任监督由云龙，姚安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云南省首批选送京师大学堂（后为北京大学）肄业生，后留学日本，学教育，在本学堂任职一年多。第二任校长杨琼，邓川人，（光绪十七年，1891年）举人，留学日本速成师范。宣统三年十一月到校，在校约半年。民国元年（1912年）五月李厚本继任校长。模范中学堂学制为五年，学生（包括中学、师范）概由迤西道各属选送。学堂经费，开办费由云南省学务公所下发，日常经费由各属按选送学生人数定期推解。每送学生一名，每年由地方供银五十两。课程开设范围较广，如外国语整五个学年，每星期都是八小时。后来以由云龙筹办云南第二模范中学堂作为本校办新学的开始，实际上结束书院，改办学堂。这一时期是早期学堂走向近代教育学校的一个承先启后的关键性阶段。

由云龙任监督的第二模范中学堂时期，中国社会处在辛亥革命的大变动中，青年学生接受了“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的思想，剪发辫，穿操衣，戴操帽，打绑腿，练洋操，学科学，革命情绪昂扬。辛亥“九九”（农历九月初九），昆明光复，大理积极响应，在校师生举行游艺会，提灯晚会，演出活报剧，开展宣传活动。大理光复（1911年11月2日），11月3日大理成立迤西自治机关部，为本地区新的临时政权机构。由云龙被推选为协理（总理先是赵藩），后任总理。机关部虽仅存在四十多天，亦可想见当时师生革命热情的高涨。1913年，大理发生响应二次革命的杨春魁起义，乱军闯入学校，周忠老师为保护学生牺牲，七位学生死亡。

大理城内还有一敷文书院，最早由云南巡抚（后云贵总督）岑毓英题名。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由地方人士出面着手修建，在原桂香書院（明代曾名中溪书院，太史李元阳所建，相沿三百余年，战乱被毁）基础上修建。地点在大理府城西北隅大水沟上（今天位置在大理变压器厂、大菜市一带）。1902年敷文书院曾附设译算学堂。1911年又办过乙种农业学堂（蚕桑科）。大理府中学堂初办在敷文书院，后并附省第二模范中学堂前的大理府完全初级师范学堂。民国九年（1920年）筹办八属联合中学，校舍就用敷文书院。该书院地址，以后一直作为办学之用。校名变迁，性质有别，但都与在西云书院原址办的学校有关联。两书院、两学校之间联系从来密切，教学工作未停止往来。

大理的初期学堂，从办大理师范传习所开始，相继经过办大理府初级师范学堂。大理府中学堂，至云南省第二模范中学堂结束。以上学堂先后都办在西云书院原址，或初办他处而随后并入。中间曾在西云书院一度筹办过迤西高等学堂，后停止。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起到1912年（民国元年），共六年多，是停止科举，初设学堂，向近代教育学校的过渡时期。

省立第二中学的开办，是在民国初年。据后来的文字记载称：“民国初年……大理一校，改名第二中学校。”学校从此由云南省第二模范中学堂改为省立第二中学校。“是时全省中学仅有二校”，学校为当时全省两所省立中学之一。从这时开始，至民国六年（1917年）六月改为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止，省立第二中学先后共存在四年半。关于办学的目标和任务，依当时的“中学校令”规定是：“中学校以完善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又规定“中学校为省立”。“省立中学以省经费支给之。”省立第二中学第一任校长是李厚本，大理人，任职两年零二月。民国三年（1914年）七月，毕业于京师大学堂的楚雄人丁其彦继任校长。省立第二中学的存在时间不长，但对于办学的建树却较多。对于教务的拓展突出。是学校跨进近代教育学校趋于完备的关键性时期。为学校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endprint

学制规定：“中学修业年限为四年。”中学四年连贯，不分高初中。关于课程设置，民国初期，较突出的废除清末中学堂所开设的“读经讲经”一门课。增设手工乐歌等科课程。其他设有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体操等科。表面看，只不过是几门课的增减，似变动不大，而就实质而言，却是制度性质上的改变。这种变化，显示出时代及社会的前进。省立第二中学以“至诚”作为校训。制订校训，本校历史上。还是首创。从此，“至诚”作为全校教与学，导育和成长的共同规范，是为敦品励学的总则。并订有“校训”要目八条。要求“自治、公德、整洁、习劳、礼仪、服从、尚武、勤学。”如“整洁”一条要求“黎明既起，洒扫庭院，内处整洁，训著伯庐，整洁衣物……边幅不修，旧染污俗，贻笑美欧。”又如“礼仪”一条对学生做了具体要求：“凡出校外，首重风纪，表率人民，端在修己。”其立意以今天看，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而就主要精神来看，为培养青年成长，在当时亦属把握大纲，端正可取。校训既立，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在为人，治学各方面，不时以“至诚”相勉励。故长久坚持，蔚然成风。

学校要求学生在学业上、品行上、体质上均有进步。具体做法上，选定班主任教员，随时稽核学生的学业品行。考试提倡“事先刻苦温习”，临场“振笔直书”。在启发学生自觉，培养自治力，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的方面，也有许多相应的措施。如实行值日生制，开班长会，开同班会，开谈话会等。又配合军事课、军事操、军事训练，不定期举行夜间紧急集合，夜行军等活动。在教学内容的扩展布新方面，选派学员三人，教师一人参加北京国音讲习会。学成归来，在本校教学，并为地方教师讲授，是为大理以至滇西，教习国音字母（汉语拼音字母），推广国语教学的先声。学校新变革，领导、教职员、学生行动一致，密切配合，收效甚好，全校生气蓬勃。教师学生还自己动手劳动开辟出操场，这在当时实为惊人之举。因学校无礼堂，集会无场所，民国元年七月，在学校地址范围内，由本校教师自行测量地面，自行设计绘图，开始筹建礼堂。在当时条件下，设计、施工并非易事。礼堂称“八角亭”，结构特殊，1925年大理大地震都没有倒。开辟操场，修建礼堂，也是学校进入近代教育学校的象征之一。

省立第二中学存在时间虽不长。历年有新招学生，中间曾选送过国内外留学生，办过留日学生预备班，并选送过国内留鄂学生（湖北预备军官学校）。毕业生大多数回乡从事文化教育，亦有参加早期革命活动的，如“祥云三杰”中的王复生、王德三兄弟，创建陕北党组织，被称为“陕北的播火者”。王复生为三届四班的学生，1915年毕业：王德三也是省二中学生。六届一班的张伯简，1918年毕业，我国第一位少数民族党员。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周保中，省立第二中学肄业，后被誉为“白子将军”，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让日寇闻风丧胆。洱源的马镆、马盎兄弟成为了抗日将军。祥云的萧本元少将，1916年毕业于省立第二中学四届一班，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大理古城人阎旭，1915年毕业于四届四班，后任60军少将旅长。台儿庄战役重创日寇。腾冲人寸树生，大理省立第二中学三届四班，1915年毕业。后为教育学家，经济学教授，云南大学副校长。他们为推动社会和国家的进步作出过一定的贡献。凤庆人罗稷南，1915年毕业于第三届第4班，后成为翻译家。民国二年（1913年）三月，教育司选送国内外留学生，分别办预备班。经由本校办理的，计送留鄂学生有四名，其中就有王炳章（来自鹤庆，台儿庄战役中的抗日名将。）选送留日学生有八名。这一时期，学校还增置图书仪器，各项工作都有新的进展和成就，可以说明学校已跨进了近代教育阶段。

民国六年（1917年）六月，奉令将省立第二中学堂改为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第二师范学校区，以旧日大理、楚雄、丽江三府属及中（甸）维（西）等县为范围。”本校为全省四所省立师范学校之一。从民国六年八月份开始招生起。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二月，改为省立大理中学为止，省立第二师范共存在十五年左右。在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时期内，先后经历了四位校长。首任校长是丁其彦，学校改办师范。继任校长赵甲南，并创办附属小学。后赵国政校长接任。民国十七年（1928年）四月，李浚到职接任。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二月，学校改为省立中学，在第二师范学校时期内，李校长任职约四年。改为省立大理中学后，李继续担任校長。学校办学发展较为明显地步入现代教育的前期。

赵甲南校长在《龙湖丛稿》中记录的“校训”有八则：“诚实、俭朴、廉洁、信义、坚忍、仁爱、忠勇。”办学突出学校性质特点，强调养成道德上、学术上最健全的师资。一切教育措施都紧紧围绕这一中心目标。学制，初期学生入学之后，先读预科一年，再读本科四年，在校修学共五年毕业。学校规章制度明确具体，如教室、寝室、图书室、试验（考试）、请假都有具体要求。规章是很有意思的东西，因为规章大多是比照当时的现实情况制定的，通过学校规章，可以了解到办学理念、学生和老师的总体状态，甚至是当时的社会状态，通过规章制度可以大体描绘出当时上课的情形，如：上课振铃为准，下课以叩钟为准，但下课叩钟时如教员语意未毕，学生不得离席：教室座位编定后，不得任意移动或涂改名条号数及调换座次：上课时不得私阅他书，并不得自由谈笑及离席行动；上课时，宜端坐，不得伏案支颐及发现种种惰容：上课时一律脱帽，着制服；教室内须保持整洁，不得抛纸屑及物品于地上，并不得吐痰挥涕于盂外；教室内不得吃零食、吸烟：学生因事需退出教室时须报告教员许可：教师就席离席时，学生须起立敬礼：上课时，教师点名毕，学生尚未到者，均作缺席，不得请求更改，中途因事退席，不得逾五分钟，否则作缺席一小时论：学生询问须待时机，以免妨害课业。应对时，须起立；遇职员引导来宾入教室时，有教师之命，始起立致敬；授课时，他级（班）学生不得擅入教室及在窗外围观等。

学校在这个时期，与社会联系比以前扩大加深。毕业生走向社会，为社会服务，发挥的作用也更大。中间经历了“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学生思想较为活跃，视野渐行开阔。“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传扬校园内外。参加了几次地区性体育运动会，成绩突出；生动的活报剧演出；广泛的民众宣传，得到社会和大众的普遍关注和好评。endprint

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办学近十五年，办学较前开放。课程设置、教材内容，接近当时需要，有较大进步。教学方式方法也有新进展。各科教学，在学期前。要求有预算安排（教学计划）。各学科经常研讨教学问题。组织开展适当校外活动。学生体育不及格不得毕业。学生食宿全部在校，一个全日制学校各方面井井有条。学习风气良好，體育运动活跃。后期（1930年）增设女师部，男女同校，前所未有。也是学校进入现代教育时期的又一个明显标志。

1930年，在李浚校长的组织下，由美术教师李金玮（字幼宇）带领学生绘制了“云南省立第二师范全景图”。李浚校长为之作序：“庚午（1930年）夏，本校第三班初师学生拟绘具学校全图，美术教员李幼宇先生为之指导，相与从事设计，未周日即臧其事，浚乐观其成，亟命制之，并为之序。”此图现藏于大理一中校史馆，该图直观生动，成为研究校史的宝贵资料。

在本校学习的学生，有的毕业后继续深造，更多的人出校即投身社会，在不同岗位上为社会做出了贡献。“苍洱英杰”施汝显（后名施介），省立第二师范二班毕业。1938年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后任延安大学党总支书记。抗战胜利后到东北、内蒙等地工作。1947年病故于工作岗位。至今内蒙通辽以施介命名的地方达十余处。有的成为著名学者，如历史学家、云南民族学院院长马曜在学术上有较大成果。更多的毕业生，离校后各回家乡，从事教育工作或其他平凡工作，他们的功劳是难以估量的，鹤庆人王树森就是其中的代表。王树森，字懋臣（程），民国十一年（1922年）毕业于云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第1班，先后在鹤庆县立高级小学、县立中学、省立鹤庆师范、丽江中学、国立丽江师范等学校任文史教员。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多年，桃李遍滇西。解放后，当选为鹤庆县、大理州人大代表，一、二、三届州政协常委。他喜爱文学，擅长古诗、楹联，遗稿甚多。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2月，省立大理中学正式成立。为便于管理，将在校学生分为男子部和女子部。成立时有高师、初师共7个班。男子部为便于管理训练，均要求在校食宿，每日早操，晚间自习，早晚餐均在食堂就餐，学校发给津帖。女子部系大理城区学生，仅有外县学生数人，由学校代租民房住宿，按月发津贴，令其自办伙食。

1933年云南省教育厅遵教育部指示，各地开办师范学校。1934年，省立大理师范成立。由于经费、师资、校舍等具体困难，由大理省中兼办师范。省中校长李浚兼省立大理师范第一任校长，校址仍在省中。从此，省中正式悬挂“云南省立大理中学”和“云南省立大理师范学校”两块校牌，分列大门左右，以示区别，并便于过渡。这一时期，还附办暑期小学师资训练班。

1935年8月，云南省教育厅为完成大理学区省立中学、师范之设置，鉴于各县已办县立初中，决定停办大理八属（县）共立中学，以其地址独立分设大理师范学校，李浚任筹备主任兼校长。1936年，省教育厅任命国立北平清华大学生物系毕业的杨白仑为大理师范校长，时年27岁。大理师范正式迁往原八属中学校址（原清敷文书院，今大理变压器厂、大菜市一带）。至此，两个学校正式分开，结束了省中兼办师范，一个学校两块校牌的历史。到年底，省中在校生为八个班（高中6、7、8班，初中9

12班及女子初4班）。

李浚为省中校长时期，注意环境育人功能。将学生十大信条及各种格言悬示校中，以期学生触目警惕：设新闻揭示牌数块，介绍国际国内形势：在礼堂、图书馆及教室悬挂革命先烈及国外大科学家画像以资学生仿效；将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国耻地图”悬挂数处，以激发学生雪耻之决心。注意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有具体要求。如关于体育方面，对学生施以严格的军事管理和训练，全校男生编为义勇军三中队，女生编为救护一中队，还定期到野外演习。加强体育比赛，以养成活泼勇敢，钢筋铁骨之健全青年。

关于德育方面，要求学生洗脸、沐浴概用冷水，寝室、教室由学生洒扫；每星期食肉一次，余均蔬食：床垫取当地草席，衣服用本地灰布缝制，力禁奢侈浮华，过刻苦耐劳之生活；校园除由学生分班培植花木外，还种菜十数种，不许假借园丁及工役：组织储蓄会，养成节衣缩食习惯。星期日检查寝室，并作清洁比赛，奖优罚劣，以养成清洁习惯等等，省中的实施办法，报省教育厅批复，并全文刊登于1932年12月出版的《云南教育行政周刊》上，供各校参考。说明大理省中的办学在云南省有典范性。

1937年4月，省中校长李浚调任永善县长，去职。他是14位校长中任职最长的一位。5月，原省中教务主任傅文煜（四川人，37岁，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外文系毕业，曾任四川大学英语教员）任校长。1938年，省立大理师范正式改为大理女子师范，校长夏耀南。1941年，大理女师停办，改为省立大理女子中学，校长朱健生。1941年8月，原大理师范校长杨白仑调任省中校长，保持九个班的规模。

1943年8月，李邵谟到任后，辛亥革命元老、云贵监察使李根源发起募捐建立省立大理、男女中学奖学金。他还题写“滇西学府”给学校极高评价。1947年10月15日，省中隆重庆祝建立校70周年，编有《省立大理中学校史》，当时的云南省主席卢汉题写书名。省教育厅厅长王政为学校题词“鉴往励今”。

《省立大理中学校史》对学校各项管理作了详细记载：实行学分制，必须全部获得学分，使学生做到学科平衡发展。重视主科，而不忽视副科。改良考试办法，实行周考，每星期六下午，混行编组各班座位。国文、英文、数学、史地、理化五种。考试一百分钟。另有期前、期中及期末三大规模考试。考试时间均为三日。全校学生均大礼堂混合编组座位。各班以不同题目同时考试，发卷时间仅一分钟。期前考试，在每学期开学以前举行（相当今天学校的开学见面考），使学生在假期中，对前学期课业，做一综合性复习，不致于因假期而荒废学业。另有随时的抽考。再次严格日常管理，学生私出校门者除名，缺课九次者除名。尽量鼓励学生为公众服务。训导人员，督促学生自习，并协助抽查学生课内外作业。从以上规定说明，学校管理是非常严格而细致的。endprint

1949年4月，掌校近六年的李诏谟调昆任职，5月由进步教师袁琪（思齐）继任校长。袁思齐1937年聘为省中音、体、美专任教师，他书教得好，在大理当地有较高的声望，仰仗他的声望，大理女中、大理省中甚至还邀请到老舍、宋希濂到校演讲。他当时的办学理念对大理一中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如取消公民课，支持开展社团活动，进行无记名民主选举，产生学生自治会，真正实行学生自治。学生自治会由中共地下党及“民青”直接领导，有计划地开展学生运动。开展学生运动，动员学生参加军干校，参加征粮工作队，由学联组织农村服务团等。

大理文史专家吴棠先生从小养成爱观察、善收藏的好习惯，写的文章文笔流畅。从他的回忆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40年代的省立大理中学。一、名师荟萃，教师素质较高？。第二任校长和志昆，北京政治大学法律系毕业，擅长国画与篆刻，画的题材多山水，松柏，落款多用钟鼎文，治印有较高的造诣。第三任校长李诏谟，大理人，上海暨南大学化学系毕业，他教化学，条理分明，深得学生的欢迎，他编写的初中化学教材由正中书局出版，作为各中学的通用教材，云南人能编教育部规定的统一教材，在当时仅此一部。历史教师李家瑞，北京大学毕业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助理研究员，是专门从事文学研究和考古专家，在海内外学术界都有一定的影响。公民教师杨杼，是杨杰将军的胞兄，专长是油画，已达到画家的水平。音乐教师林懋绩（林志音、林之音），早年曾在上海电影界从事音乐配音，在百代公司录制过唱片，有较高的音乐修养，像电影《渔光曲》等多部影片的音乐、配器，他都是主操手。他在校内外教唱抗日歌曲，对推动大理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美术教师袁思齐，四川艺专毕业，是艺术上的多面手，教音乐、美术，书法、篆刻都有很高水平，人称“四川才子”。成为20世纪40年代大理省中最后一位校长（现健在，107岁）。严景光（希陵）老师，洱源邓川人，教过国文、历史、地理和当年初中学生必须学习的童子军课程。他是著名的“大理通”，大理民间藏书家之一。著名教授徐嘉瑞写《大理古代文化史稿》，采用了严希陵提供的部分史料。当时大理省中教师学有专功，多为学者型的人才，敬业精神极佳，身教重于言教，老师们已给同学作出了榜样。二、学生纯朴、上进，学习刻苦用功。三、教育中重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四十年代，大理省中的教育，通过多种活动培养学生的兴趣。

省中时期，人才辈出。一批又一批的学子没有辜负师长们的教育和期望，毕业后在各条战线上做出了贡献。如吴棠先生高中就读的高十五班，洱源人张文勋成为云南大学著名教授，文艺理论家，获得过“兴滇人才奖”；赵献铨是全省知名的勞动模范：章步伦在滇南任中学校长：吴棠成为大理地方史专家，大理州图书馆馆长，发表了数百篇研究云南特别是南诏、大理国历史和大理乡土文化的文章。刘尧汉，早年就读于省立大理中学，中科院民族所研究员，被学术界公认为“中华彝族文化学派“重要发起人之一。杨贵昌，1941年省立大理中学初中第16班毕业，后为山东大学哲学教授。宋文骢，1946年毕业于大理省中初25班，后成为飞机总体设计专家，歼10飞机总设计师，被誉为“歼十之父”。2009年当选为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引领了中国三代航空人。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广大师生用自已的执著理念，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续写西云书院办学以来最艰难的学校发展历史。正如当时校歌中唱的那样：“一边儿学习，一边儿思考，一边儿观察，一边儿干，努力、努力努力向上！担当起兴亡的责任，莫负了国家的希望！”

新中国成立后的大理第一中学

1949年12月，云南和平解放。1950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纵第七支队奉滇西北人民行政专员公署令，接管了大理县境内的学校。1950年1月下旬，在中共大理地委、大理专署召开的党政会议上，决定将原大理的五所中等学校合并，成立“大理人民中学”，开创了大理人民教育的新篇章。校本部在原省中内，其余原各校校址为分院。校舍总共五处，城内3处，即校本部（原省中）、北院（原女中，今变压器厂、大菜市）、南院（原县中，后来大理老县委，今武庙东五华楼西大片区）：城外2处，原国立大理师范在才村及东岳庙校舍。原中正中学七里桥校舍，划归部队使用。

1950年5月25日，大理专署转云南省人民政府教字第20号文指示，“将大理人民中学”校名改为“云南省大理中学”，因为无钤记，暂未更名；直到12月16日省府的印章发下，才正式更名为“云南省大理中学”。经三年有计划的合并、调整、充实、提高，学校接1951年5月30日省文教厅第1890号文通知，列为首批全省四所重点中学之一。时任校长为刘钦（1950年10月19日任职）。1953年，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学校根据省教育厅提出的“思想改造，教学改革，学习苏联教学经验，健全机构”的四大任务，开始了以教学为中心，有计划地开展了学校各项工作。1953年3月1日，根据大理专署文教科通知，师范部单独划出教学，校舍从五处减为三处：本部、南院（原政府所在地）、北院，学校被命名为“云南省大理第一中学”。本年末，全省重点中学增至七所，这一格局基本保持到了60年代末。

1957年10月大理师范搬迁到下关，将原校址（即中院）移交学校。学校校舍就分为四院：校本部、南院、北院、中院；为加强领导，各院都设有院主任。负责全面工作，同时为加强对各年级的领导，设置了各年级的“班主任组长”（即后来的年级主任），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制定了《班主任组长职责》和《学生生活教师职责》，从源头上注重了质量的提高和学生的管理，1957年学校的高考成绩名列全省前茅。以后学校随全国的政治形势经历了艰难中曲折发展的过程。

从1977年11月国家正式恢复高考至1983年的七年间，学校的高考成绩逐年上升。1977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应考考生中（括各地知青考生和77年毕业的高中生）共有18人考入高等学校深造；1978年，学校应届毕业生首次应考，10人被正式录取：1979年，毕业生中有105人应考，23人上大专线，43人上中专线；1980年，应考毕业生中54人达大专录取分数；1981年，应考毕业生中49人被录取；1982年，应考毕业生加两个班的补习生，计97人被大学本科专科录取：1983年因高中学制由两年改为三年，学校无毕业生。endprint

新中国成立31年来，学校一直未曾新建教室，有人戏称说：“大理一中是满清的房子，国民党的桌子，培养的是共产党的儿子。”1981年1月，省教育厅到校调研后下发了《1981年地方基本建设计划的通知》，计划下达给大理一中8万元建盖图书馆和教学楼，州教育局拨发修缮费6万元用于新建学生宿舍，1982年底，图书馆和学生宿舍建成投入使用，同时修复了校内的文物《西云书院碑》和《种松碑》等碑刻。新的硬件投人使学校的办学条件初步得到了改善。

1987年第三个教师节刚过，学校建校110周年的庆祝活动提到了学校的议事日程上，事先在1947年学校建校70周年资料的基础上编印了《大理一中建校110周年纪念文集》。同时，还完成了教职工和学生名录的续编工作，拍摄了专题片《古城一枝春——百年老校大理一中》。校庆期间共收到各地校友来信600多封，电报46份，全国各地校友自发的组成代表团回母校参加了庆典活动。1987年10月15日上午9时，庆典活动开始，由于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校庆，尽管一再压缩规模，参会人数仍达两千多人，只能分成两个会场同步进行，当天下午和晚上举行了两场专题文艺晚会。

为了总结大理一中一百多年的办学历史经验，弘扬光荣的传统作风，1997年10月学校成功地举办了120周年校庆活动，召开了庆祝大会和文艺汇演，编印校庆纪念文集和纪念画册，拍摄了电视专题片，调整充实了校史展览馆。时任省长和志强、省人大主任尹俊、省政协主席刘树生等领导为学校题词表示祝贺，省、州、市电视台和报纸进行了报道，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组织专人完成了《大理一中校史》上卷、《大理一中校友录》的编纂出版工作，校庆庆典后，校庆办公室编印了《云南省大理第一中学庆祝建校120周年纪念文集》和《大理一中碑刻楹联选》两本书：这四本书的编纂出版为大理一中的发展作了很好的阶段性总结，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实资料文献和丰厚的精神财富。

1951年，学校被定为云南省的重点中学。1980年9月19日，学校再次被省教委定为全省24所重点高中之一。1993年7月，被云南省教委评定为云南省一级三等完全中学。2000年4月，晋升为云南省一級二等完全中学。2011年1月，被云南省教育厅认定为云南省一级一等高级中学。2011年3月29日，由大理市人民政府主持，在学校礼堂举行了大理一中晋升省一级一等高级中学授牌仪式。大理一中晋升为云南省一级一等高级中学标志着学校实现了发展史上历史性的跨越，也鼓舞着大理一中全体师生在传承创新中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建国60多年来。大理一中培养了成千上万的杰出人才和普通的建设者，他们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是大理一中的骄傲：云南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马超群：中国科学院昆明生态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植物生态学家冯耀宗；大理大学医学院教授李树楠：法学家高格；航空工业设计院高级工程师熊郁灿；生态学家杨一光：北京体育大学教授苏品；医学教授吴天祜，军事医学研究员赵钟：北京邮电大学教授丁炜：昆明贵金属研究所陈景，2009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获杰出贡献奖；云南省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林荃；云南民族大学教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审专家杨德鋆；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李云谷；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杨殿邦f笔名菡芳），因受到宋庆龄副主席的关心，早在初中阶段就在《儿童时代》和《少年文艺》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此后一直从事创作，成为著名的作家，因成绩显著，被评为全省、全国先进工作者：那茂菊，大理学院中文系副主任、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学科教学论、少数民族文学及诗词鉴赏与创作：云南民族大学教授，学报副主编，社会学硕士导师杨国才：年轻学者王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南方语言研究室副主任，白族语言研究有一定成果：其他青年才俊如向小宇、段润尧、赵榆霞、杨玉荣等同学科技创新方面也有突出贡献。历史将记住他们！

从西云书院到大理一中，这所坐落在响誉世界的滇西历史文化名城——大理古镇之内的学校，已经走过了139年的光辉历程。这一文化摇篮，已经培育了六七万优秀学子，为社会输送了成百上千的栋梁之材。百年名校，百年教育，苍洱毓秀，树人百年！

多元化的世界，总是有许多相同之处，比如。古今中外都十分重视教育。儒家先师孔子提倡“有教无类”。认为教育要不分等级地普及；乐正克写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篇教育学专著；蔡元培主张以德育代替宗教；黄炎培认为教育应与职业联系起来，“使无业者有业”；梁漱溟立足于乡村教育事业；毛主席则指出，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的组织和建设则无法成功；而培根、夸美纽斯、康德、赫尔巴特等人在教育学从提出到形成的过程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

我国从古代统治者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们，十分重视教育，从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到汉朝的独尊儒术，再到隋唐时科举制的建立，以及新中国确立的教育方针，无不体现教育对社会发展的适应与支撑。本文所写的大理一中，其最早为建于清朝的西云书院，经历史的发展演变，留存至今，仍不断地向外输送人才。而在明清时期大理共建书院近百所，联想到教育对巩固社会的作用，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位于西南的这个多民族地区坚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