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两年里，人们热衷于谈论学区房，谈论择校，谈论培训巨头们的兴盛和衰亡。这些概念多存在于大城市间。相比之下，县城的教育生态少有被讲述的热度。

与之相对应的，是广大县城中数量庞大的学生。调查研究显示，中国2000多个县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

无论是衡水模式大行其道的时候，还是“双减”之后，周末学科培训被叫停的现在——补课，在县城，以一种跟大城市截然不同的逻辑，持续运转着。

对县城的家长们来说，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都要遵守县城补习班的逻辑法则。

这一点跟大城市颇有差异。比如轮滑课、钢琴课、乐高课……这些在县城不大受待见。在家长们心里，能提分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语数外这老三样是绝对的主流。在县城补课，关系大于规则，口碑大于营销。大城市里经过营销后几乎人尽皆知的培训机构，诸如学而思培优，对县城来说没有意义，很难触及到这里。

最大的原因是这些大机构在县城招不到老师，很多好老师去市里了。要达到全国标准化的教学水平，县城本地的老师则略显不足。同时，县城没有小升初，没有培优的需求，奥数班不吃香，所以学而思培优混不开。相比之下，符合县城本地特色的“补差班”“提分班”才是最吃香的。

为了进入好的补习班，家长们得绞尽脑汁。很多县城学生补过的都是诸如“X状元补习班”“X老师提分班”之类的补习班，有的是借用商家店铺，有的隐藏在居民楼。这些补习班，通常由退休教师或是一些大专毕业生来教，有的干脆直接聘用高三毕业学生来兼职，良莠不齐，选择起来也不容易。

一名初中生的父亲吴峰，做小生意，一个月收入5000块钱左右，这在当地已经算高的。尽管如此，补习班依旧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此容不得选错。一个星期前，他参加一个朋友的酒局，那个朋友是科长，透露了一个补习班，说是这个老师把一个班上30名的孩子教到了班级第一。在县城，一个补课老师有这一个案例就足够了，足以吸引一大批家长。他敬了三次酒，终于要到了补课老师的联系方式。

光有联系方式还不够，争取下来补习名额还要付出代价。吴峰打电话去问，开班的是一名退休数学教师，对方说只收20个学生，现在报名有点晚了。吴峰立马懂了，马上给老师充了200块钱手机话费，获得了增加的名额。等到进去才发现，这个班已经收了33个学生。

县城补习的另一个疯狂之处，还在于补习班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同行，而是公办学校的老师们。

双减之后，公办学校教师补课行为被严查。前几年，还是有胆子大的老师冒险。吴峰说，这样的机会只给少数学生。“比如去年的时候，班上那些成绩好、比较听话的尖子生，老师暗示周末需要来老师家里补课。”这常常让吴峰很羡慕，因为他儿子的成绩还不够好，没有这样的机会。

违规补课的公办校老师，是校外培训机构的有力竞争者。县城一家以英语补课为主的补课机构校长说，在过去，他总是被公立校的英语老师抢学生。他主做小学六年级到初中的英语补习，“六年级的学生好招，但能否留存，就要看升到了初中是否遇到初中英语班主任了。只要遇到英语班主任，班主任就会要求班上学生到他家补课，生源就流失了。”

 “小县城没什么别的路，只能依靠考试”

在县城，真正的竞争是悄无声息的。

教育攀比也是一种竞争。对孙莉来说，生活在小县城，每个人几乎都是透明的，圈子里的人都彼此了解，“你身上早就有很多标签了，孩子就是你最重要的一个标签”。

她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年暑假，参加一个同事孩子的升学宴，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办了六十多桌酒，祝贺的人都用“成功”来评价。相比之下，另一个同事的孩子，只考上了大专，连摆酒席的资格都失去了。

在单位里，这种竞争更是无处不在。孙莉在一家事业单位当会计，平时工作枯燥、重复，6个同事坐在办公室里，能聊的共同话题，永远都是那么几个，位于金字塔塔尖的话题无非也是孩子。

最让她郁闷的一点，是她总觉得其他同事的孩子都比她的优秀，但她们在表面上又都不承认。有时她听得牙齿都发痒。有一次一个同事说，自己的儿子得了市数学竞赛一等奖，然后说完了马上问她：“你儿子不是在上补习班吗？能不能推荐点比较难一点的辅导资料？”还有一个同事的儿子虽然成绩中等，但亲戚就是老师，天天免费补课，每天都在办公室说“你说我这一下子省了多少钱啊”。

双减政策下来，他们办公室里也讨论了一阵子，但聊来聊去还是老话题——升学难，找工作不容易，得出的结论还是得继续补课，“我们小县城没什么别的路，只能依靠考试”。

儿子升上初三之后，带儿子补课的吴峰感觉很疲惫。儿子学习很要强，目前班上排名第十。按照往年，班上前十名有机会考上市里的重点高中。暑假的时候，带着儿子孩子去内蒙古玩了一趟，父子都很开心。结果妻子一个电话打过来，说儿子班上11名到20名的孩子暑假都在疯狂补课，他的好心情一下子没了。

县城就那么大，儿子班上好几个同学的父母还是他同事，平时见了面说起孩子，都一副不成器的模样，“天天就知道玩”。后来他私底下一打听，这几个同事的孩子，上补习班比谁都凶，有的还请了一对一家教。

“这哪是学习啊，这是打仗。”吴峰说。

现在，他的儿子也加入这场补习战争。双减之后，学校规定，所有作业只能做一个半小时，假如是做5门课程的作业，平均到每门只有18分钟。“18分钟，数学能写几道题？这可能吗？”于是，他眼看着儿子每天6点放学，然后赶往补习班，等上完了他接儿子回到家已经是晚上9点，然后继续做作业到11点。

“等洗完澡，再吃点东西，睡觉都12点了，第二天早上6点还要起来上学。”由于县城比较小，他们家距离学校1公里，以前儿子都是走路上下学，如今为了让他能多睡一会，他专门买了一辆电动车送他。

儿子一天晚上完补习班跟他说，“爸爸我好累，好饿”。他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安慰儿子，只能给他买了个汉堡。结果路上还偶遇了班上排名15名的同学，他赶紧趁热打铁，“你看，他也是刚学完，你要是不学，就被他超过了”。

“双减”之后，补课的惯性

双减要求取消周末学科补习班，着实让孙莉担忧了一把。

孙莉觉得，这就好像一个每天都要吃药的人，突然停药了，这可怎么办呢？第二天，孙莉请了个病假，几乎是守着10点钟，等当地最大辅导机构开门就去问。像她这样焦虑的家长可以说是辅导机构的最爱。一个老师模样的中年男人看起来一点不慌，当着她的面泡起了茶，端着茶杯说：“现在周末不让补课了，我们这里的班都从周末改到了星期中间。”

孙莉赶紧刷二维码，三科补习费，大约3000块。周一、周三、周五晚上上课，从晚上6点半上到8点半。

随之改变的还有是孩子的作息时间。教育部在最新文件中要求“5+2”，也就是中小学阶段，每周5天都要开展课后服务，每天不少于2小时。原本当地的初一学生是4点左右放学，现在加了2个小时学校的课后服务，变成6点左右放学。为了赶补习班时间，还有家长给老师写申请书，申请提前15分钟放学，以免错过补习班。

改变的，还有晚饭内容。9月6号是周一，孙莉来接儿子放学，她背着双肩包，站在校门口，手上还提了个塑料袋。双肩包里放着辅导班的材料，塑料袋里装着两个烤红薯，两碗凉菜。马上6点半培训班就开课了，她得跟儿子在路上抓紧吃两口，边吃还不忘边嘱咐：“别吃太多，到时候血液都在胃里，上补习班脑子就不够用了。‘’

等到了补习班门口，看见几十个像他们一样边啃东西边等着课程开始的家长和学生时，她才知道投入其中的，不是她一个。

除了换了时间，换了形式，一切似乎也没什么变化。一些中学根据双减的要求，开始了课后服务的摸索。比如，有的学校马上成立了一个“校内课后服务中心”，一口气推出了三款不同的课后服务模式。

“最普通的就是‘基础托管班’，这个班最便宜，只要400块钱左右，老师什么都不讲，相当于放学了之后，上两个小时自习。贵一点的是‘特色课程班’，这个班是正常上课，要近1000块钱一学期。最贵的是‘特长课程班’，是校外请人过来讲课。”一名初中教师刘琦透露说。

课程出来后，让家长们自行选择，大约80%的家长选择了贵的班。几乎没有家长选择基础班。刘琦说，由于规定课后不能上语数外课程，现在一般会把课程的名字变一下，比如，语文叫阅读课，英语叫欣赏课，数学叫思维课。

某种意义上，还是在补课。多名该县城的公办学校老师都感觉现在工作量更大了，学生睡觉也更晚。

由于班上学生们大都在补课，但在公办学校课堂上又不能超前授课，所以老师们还得面对校外补习机构带来的教学压力。“我们班50个学生，只有一个人没补课，因为实在太穷。”刘琦说。有一次，按照教材计划，他要讲类似5+（-3）这样的负数加减法。结果讲这一课的时候，班上一大半的学生都快睡着了，因为他们早就上过了。

9月10号这一天夜里，接补课的儿子的孙莉，在培训机构门口堵了10分钟，还是没能开上主路。进来和出去的车将路彻底堵死。一个推着干炒牛河快餐车的人赶过来，见缝插针做起了生意。

一时间，她被裹挟在停顿的车流中，陷在原地，动弹不得，前方是主干道，后方是排着长队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