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之本意是指历史上重要的文献名录总称。本文所涉典籍尤指先秦、两汉经史子集等各类经典文献。

对当下各种典籍英译进行细致分析，有时候会发现译文意思牵强，甚至有完全颠覆原文意思的情况。那么造成这种误译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方法能够避免这样的错误，使典籍的英译乃至翻译更加准确?本论文以英译《论语》为例探讨了训诂在翻译过程中的地位及其重要性。

《论语》是辑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语录体著作，为儒家经典之一。159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最早用拉丁文翻译了《中国四书》，却并未出版，原稿亦不存。《论语》最早的英译本于公元1691年问世，其修订版在1724年于伦敦发行，八开本，共144页。英译本中影响较大的有理雅各、阿瑟·韦利、埃兹拉·庞德、西蒙·利斯、安乐哲和罗斯文、辜鸿铭、林语堂、刘殿爵、许渊冲诸家译本。

笔者对收集到的《论语》各种英译本进行考察，发现有的英译内容与汉语原文有很大出入。通过对此类误译的分析、归纳和总结，发现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译者对原文产生了误读或误解，而误读或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译者对源语文本训诂不当或所参考注疏并非确诂。陆宗达(2002:1－2)有言:“汉代人去读先秦或更早的典籍，已略有困难;而到了唐代，一般人对两汉、先秦的典籍，就更不容易懂了。”有鉴于此，现在的译者当然需要用训诂学知识，扫清文字障碍、打破语言隔阂、把握典籍的真正含义，尔后迻译为外文，使译文更加准确。

语言学理论的布拉格学派主要成员罗曼·雅各布森将翻译类型分为三种:①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指在同一语言内用一些语言符号解释另一些语言符号;②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即不同语言间的翻译，或者说用另一种语言的符号解释一种语言的符号;③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是通过非语言的符号系统解释语言符号，或用语言符号解释非语言符号(杨建华，)。

典籍英译本质上经历了从源语(古汉语)到目的语(英语)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用现代汉语翻译古代汉语，在汉语体系内部进行，即雅各布森所谓的“语内翻译”。第二阶段是用英语翻译现代汉语，在两种语言之间转换，属于“语际翻译”。那么，训诂学在第一个阶段的作用和地位是什么?

国学大儒黄侃先生说过:“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也。”(黄侃，)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就属于“语内翻译”范畴，但训诂又不等同于“语内翻译”。

郭在贻(2005:5)指出:“训诂学的基本内容就是释词和解句，而在这二者之中，释词又是首要的，第一位的，正如黄侃所说:‘训诂之事，在解明字义和词义(《文字声韵训诂笔记》，195)。因为解释句子正是建立在解释词义的基础上的，只有先弄懂了词义，然后才能进一步弄通句意……但是单个词儿的意思懂得了，整句话的意思不一定也能够懂得，所以训诂学的内容除了释词而外，还要进一步去解句，即解释整个句子的含义。而要弄通句意，还必须对句子进行语法分析，对于某些特殊的修辞现象，也不能忽略，所以语法和修辞，也是训诂学所不能不过问的。’”

由此可见，训诂学有助于确定典籍字词含义、理解句意、理顺文本，是解读典籍文本的前提;在“语内翻译”阶段具有基础性、必要性的地位。

1.从训诂角度看《论语》英译本的误译

已经有众多学者对不同《论语》英译本的错误做过调查研究。以韦利的英译《论语》为例，“韦译值得商榷者45条，见仁见智者41条，优劣互见者19条”(刘重德，2001:15)。就其原因，有学者指出，“译者对先秦古文字在理解与解释上出现偏差，没有能把握住原文原字实际所表达的事物或思想”(何刚强，2005:19)。

从训诂的角度分析《论语》英译本中的误译，一方面要紧扣文字含义追溯原文句意;另一方面要结合原文文本语境，考虑到篇章的整体性，做出正确解读;在此基础上还要考虑到古今生活、风俗、文化、社会背景、认知水平等方面差别，避免对原文做出过度诠释。

笔者试从声训、形训及义训三种体例分析若干译本的误译。

也称音训，指用声音相同、相近的字来解释字义。

right.’”辜氏将“无適”译为“has no predilections”，“无莫”译为“has no prejudices”，值得商榷。清代惠栋认为:“郑本‘適’作‘敵’，莫音慕，无所贪慕也。栋案:古敵字皆作適。《礼记·杂记》曰:赴于適者。郑《注》云:適读为匹敵之敵(高尚榘，)。”依此之据，惠栋之说堪称允当。刘殿爵(2011:57)将本章译为:“The Master anything”翻译“无適也，无莫也”，更趋近源语文本的本意。

根据字形结构来解释字义。

license.’”显然，理雅各将“穷”理解为“穷困”、“困乏”之意，所以用“want”来翻译。有学者指出:“穷”古作“竆”或“窮”，《说文》中只收录释义“竆”，而未释义“窮”，《说文·穴部》:“竆，极也。从穴躳声。”其实，“窮”是“竆”的异体字。……“竆”从字形上看，上“穴”下“躳”。“穴”表示洞穴，也可以理解为地牢或冈禁人的地方。“躳”是身体的意思，《说文·吕部》:“躳，身也。从身从吕。”身在穴下，表示很窘困，无路可走之意。所以，“穷”在这里应当训为“困厄”之意(李义敏，)。刘殿爵()先生将“穷”译为“straits”，更为妥当:“In

不用语音和字形的分析，而用通行词语解释古语词或者方言词的意义。

《论语·学而》:“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此句中第一个贤为“尊重”之意，为使动用法;第二个贤为“贤者”，当名词来用，并无争议。此句的争议在于“色”字，历代经学家解释有三:脸色、美色或妻子。故此，辜鸿铭(2011:5－7)将此句译为:“A disciple of Confucius remarked，‘A man woman”，取美色一说。黄怀信则以为“见到贤者而改变其容色，正是见贤思奇、谦虚向善和好学而上进的表现，故曰亦谓之学矣。若言女色、妻室，则与‘学’无关”(高尚榘，2011:17)。结合文本语境，本处应当理解为脸色，否则把美色或妻子置于父母、君王之前与儒家重视伦理纲常的社会次序观念彻底相悖。正因如此，刘殿爵(2011:5－6)先生译为:“Zi－xia said，‘I would

side.”他把“周”理解为全面看待问题;把“比”理解为片面地看待问题。其实，朱熹(2005:59)早就训为:“周，普遍也。比，偏党也。皆与人亲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所以，杨伯峻(2011:22)的白话译文为:“孔子说，‘君子是团结，而不是勾结;小人是勾结，而不是团结。’”刘殿爵()先生将此句译为:“The Master said，‘The

以上几例生动地表明，如果语内翻译出现了问题，必然导致语际翻译的失误。换言之，理解失误必然导致解释失误，解释失误必然导致翻译失误。如在《论语·学尔》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此中“朋”字，历来有两种解释，多有学者将“朋”理解为“朋友”，而汉代包咸解释为:同门曰朋(高尚榘，2011:5－6)。若从字的层面，二者都有道理，难以判定。若考虑到原文文本语境、篇章的整体性，只有将“朋”释为“同门、同学”，此《论语》章节才能语义通顺、连贯:“学而时习之”讲的是自修，“有朋自远方来”说的是同门(同学)之间的切磋，“人不知而不愠”指的是学成之后怡然自足的心态。步步深入，可谓次第井然(崔金涛，2013:68)。所以按照王力的解释，此处“朋”字，应为“classmate”或“schoolmate”，而不是“friend”(陈楠，)。

无论语内翻译还是语际翻译，对译者而言，至少包括三个过程:理解过程、解释过程、表达过程。谢天振(2000:53)指出:“翻译，无论是文学翻译还是非文学翻译，都离不开对原文的理解和解释。如果说理解是对原文的接受，那么，解释就是对原文的一种阐发。”但解释不是过度诠释。训诂在理解、解释经典的过程中，目的是为了后人更好地理解和学习前人经典，功能在于还原古文典籍的原意，“而不是对典籍的进一步发挥，更不是在典籍基础上的再创造”(江怡，2006:21)。从理解到解释、再到表达，这是一个线性的过程，理解的过程就是翻译的过程，也是表达的过程。就理解与翻译的关系而言，理解是表达(翻译)的前提和保证，表达(翻译)是理解的升华和提炼。

训诂的首要作用是对典籍中古字词的音、义进行正确解读。训诂理所当然成为理解和解释步骤中不可或缺的工具。语言词汇随时间发生含义的演变，如不能溯本追源，则望文生义，必然导致曲解经典，无法真正领会义理。余英时曾这样阐述《论语》解读的方式，无论想给《论语》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性解释，第一步首先要对原来的文字讲清楚，把原来的意思讲清楚。如果没有文字训诂的基本训练，只凭现代人的直觉望文生义就会有很大的问题。没有基本的阅读经典的能力，只是根据个人价值上的需要，任意取舍，任意解释，这恐怕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读《论语》(杨平，2011:

古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区别不仅仅是词汇、句法乃至篇章的差别，更主要在于语境、涵义的差异。所以陈绂认为:“对于古代宗法、典章制度、文化习俗的注释，是训诂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们虽不是为直接解决文字障碍而设，但对于研读和理解原文，同样是有极大帮助的。”(李玉良、祝婷婷，2015:93)

就利斯的《论语》英译本，柳存仁曾如此评价:“吾人迻译古籍，若多参前贤注疏，及不同时代论著之业绩，博文而敏求之，则义理(思想)、考据(文字)训诂之功，可以思过半矣。”(李刚、李金姝，)可见，无论是传教士、汉学家、外籍华人还是国内学者，要进行古籍英译，不可不掌握相当的训诂学知识，且在此基础上参考各家注疏，结合先秦的社会背景，才能趋近原文本的真实含义。毕竟“对(中国历代)释经传统中各家阐释的深入了解有助于儒学研究领域的工作”(金学勤，)。

总而言之，典籍英译第一阶段是以古汉语为“源语”到现代汉语为“目的语”的语内翻译过程。其中训诂的介入不可或缺，它是理解和解释的关键，起到了再现语境、界定名物、正确解读原文文本的基础性作用。此一环节是典籍英译的前提条件也是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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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宗锋，男，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及文化与翻译方向研究。艾福旗，男，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中外文学及《圣经》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从训诂学的角度分析汉语典籍的误译——以《论语》为例”(K)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