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火车站和北京西站，几乎每个月都要迎送几百个穿梭两省的读书娃。

原标题：开往衡水的“候鸟”列车

本报记者陈璇文并摄《 中国青年报》（ 2015年02月11日12 版）

衡水火车站和北京西站，几乎每个月都要迎送几百个穿梭两省的读书娃。他们中年龄大的上初中，多数是小学生，有的甚至还在上学前班。

衡水距离北京270公里，红皮列车3小时零5分的车程。对于那些身在北京却将孩子送去衡水上学的父母而言，这3小时车程显得既近又远。

豁着门牙的，吸溜着鼻涕的，拖着书包的学生们，塞满了8辆公交车。车厢里散发着低龄小孩儿挤在一起的奶腥味儿。奶声奶气的带着北京腔的普通话，盖过了车外那个河北欠发达城市白日里的喧闹声。

2月6日下午3点半，从河北衡水的英才学校出发，个头高高低低的学生们即将回到北京的家——准确地说是他们父母在北京的暂住地。

他们在衡水上学，父母在北京务工。衡水火车站和北京西站，几乎每个月都要迎送这些穿梭两省的读书娃。他们中年龄大的上初中，多数是小学生，有的甚至还在上学前班。

对这些跨省上学的学生来说，每次回家都算得上一次规模不小的集体迁徙。

一位多年送学生回北京的老师说，“平常坐火车来回的有七八百人。”有时，穿着红色或者蓝色校服的学生可以塞满七八节车厢，就像享受了一趟专属列车。

衡水距离北京270公里，红皮列车3小时零5分的车程。对于那些身在北京却将孩子送去衡水上学的父母而言，这3小时车程显得既近又远。

一位名叫刘建哲的母亲道出内心的纠结：“谁不想孩子每天跟自己在一起呢？可没有北京户口，孩子想在北京上个好学校挺难的。最重要的是，不能在这里高考，孩子迟早要送回老家。”

于是，反复权衡之后，一些在北京务工的家长作出选择——将孩子送到衡水上学，每月放假回京一次，“待上几天”。在他们看来，“总好过把孩子扔在家里当留守儿童”。

当然，他们选择离北京不算太近的衡水，几乎都有着更务实的考虑。他们愿意相信，舍弃朝夕相处的陪伴，让孩子在高考成绩负有盛名的衡水上学，“今后高考上不吃亏”。

这是他们最大的希望，也几乎是唯一的安慰。

一公交车陆续抵达衡水火车站广场。这次赶上放寒假，部分学生已被家长接回老家过年。按照平日的规模，车队的数量还得增加至少一倍。

当地交警队几天前就跟校长通过电话，这是他们的惯例。每月集体返京的学生，会稍微增加他们维持火车站安全和秩序的压力。

第一拨到达的是小学低年级学生。车刚停下来，车厢里响起“滋滋啦啦”拖拽书包轮子的声音。为了方便移动，他们的双肩书包都带有滚轮和拉杆。一个年轻的带队老师跳下车，将一些个头还没达到公交售票标准的小学生，连人带书包一起抱下车。

进站验票口的工作人员默契地打开铁栅栏，并且放下他们查票时一贯严苛的态度。小学生们鱼贯而入，其他乘客自觉走另一个通道。

个头小的孩子跟在后面，走得摇摇晃晃的。上台阶时，有人模仿大一点的孩子，拖着书包拉杆上斜坡，但使出很大劲儿也拽不动轮子，身边的老师一把将他们提上了台阶。

过行李安检时，又遇到了小小的麻烦。几个低年级学生涌到传送带边上，脑袋扎成一堆儿，翻找着自己的书包，有种时刻可能在混乱中栽进传送带的危险，幸好老师及时将他们疏散。一个倔強的孩子执意自己揪起书包，猛地将书包甩到窄窄的肩膀上。

不一会儿，候车室开始变成儿童的王国。在多年的配合下，火车站跟学校建立了友谊关系，他们专门留出验票口前的一块空地，安顿那些等火车的学生。为此，学校每年都向火车站送一面大红锦旗。

为了保证少则三百、多则七八百的学生，可以安全准时搭上火车，带队老师必须计算好时间，并且制定周密的行动计划。去往北京的Y502次列车17点37分开车，在学校的安排下，学生提前一个多小时就待在候车室里。

在等火车的无聊时光里，小学生们把书包塞在屁股底下，就地而坐。有的翻起绳子，还有的下着游戏棋。这时，仍有三三两两穿着蓝色校服的学生走进候车室，扎成另一堆儿。他们是衡水英才学校的初中生。

看着眼前乌泱泱一片小脑袋，有乘客掏出手机在一旁拍照，还惊讶地跟周围人打听“哪来这么多小孩子”。而衡水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对此早已经失去新鲜感，他们习惯每月一次耳边响起“哇啦哇啦”的学生集体吵闹声。

衡水是河北东南部的一个地级市，经济指标在河北省排名靠后，一些当地人对于谈论家乡的经济发展显得兴趣不大，但令他们感到脸上有光的是“教育”。近年来，这个河北城市因为高考成绩而闻名全国，日渐变成辐射周边地区的教育中转站，学生群体是该地火车客运的主流客源之一。

衡水不少中小学吸纳着外地生源，“有的外地生源可能占到三分之二”。当地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人说，外地人选择来衡水上学的原因，不外乎是对“衡中模式”的崇拜。尽管制造出高考神话的“衡中模式”一直备受争议，但仍然对外界有着极强的吸引力。

在民办的衡水英才学校，北京务工子弟的比例接近全校生源的五分之一。该校董事长介绍，学校从1998年建校起就开始招收打工子弟，但那时主要是衡水人去外地打工，将无人照看的孩子留在老家上寄宿学校。

跳开中国地图上衡水这个小圆点，在广袤的城市化背景下可以看到：打工者流动的速度不断攀升，而流动的轨迹也没有停止过延展。来自北京人口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北京市流动人口在12年间增加超过500万人。这意味着，北京每3个人中就有1人来自外省市。

2000年以后，英才学校的生源范围发生了变化，除了本地人，一些北京的家长也把孩子送来了。有人回忆起，2003年“闹非典”的时候，“已经有200多人”，学校开始组织学生坐火车回京。这些送孩子去衡水的北京打工家庭，大致有个共同特点——户籍不在北京，大部分老家是河北，也有的来自广东、安徽等地。

“嘀”地一声，老师吹响了哨子，学生们停下手中的游戏，齐刷刷地站起身来。

火车就要进站了，这些离家超过1个月的孩子，距离跟父母的再一次相聚，仅剩下3个多小时了。

二进了站台，就像是经过多次演练一样，拖着书包的小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分别往东边和西边分散，轻车熟路地沿着不同路线朝车厢走去。

列车员和老师配合默契，他们分工合作，一人擎着后背，一个人护着胳膊，将低年级孩子托举到车厢上去。初中生飞快地往车厢里跑，老师大声喊着：“慢点！慢点！”

这次集体回家的学生占了将近4节车厢，两排行李架上横竖堆满了花花绿绿的、印着米奇或者机器猫图案的书包。

每次给这些学生买往返车票，是一件耗时且需要多人配合的工作。常年负责买票的老师魏刚说，买票时间通常从上午8点持续到下午3点。他们早早去售票厅占一个窗口，掏出一沓学生户籍卡复印件，漫长的售票工作开始了。他们特意在售票窗旁边立了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为不耽误您买票，请去其他窗口购买”。为了尽可能买到连票，以免别的乘客插进来，他们要一直占着这个窗口，中间换班吃饭。

小学生集体制造的喧哗声，给车厢之间划出无形的分割线，其他车厢相对沉闷的气氛与这里显得格格不入。低年级学生中间坐着几位年轻女老师，她们时刻盯着小孩子们的一举一动。学生有的急着要上厕所，有的会将瓶装水洒一地，还有人吵着要吃火腿肠但撕不开包装袋。

小学四年级以上就是高年级。11岁的许思佳今年上五年级了，在一片孩童的喧闹声中，她显得有些沉默。她从老家河北邢台转来衡水刚一年，几天前还因为想念老家的爷爷哭了一次。和许思佳一样，部分孩子是从老家转到衡水来的，从一年跟父母见一两次的留守儿童，成为每月跟父母见一次的外地寄宿学生。还有些孩子是从北京转学来的，他们过去一直待在父母身边，在北京上过，小学时去衡水插班。

刘建哲是在儿子黄庭远上小学四年级时，将他从北京转学到衡水的。这次放寒假回家，黄庭远被父母开车接回河北邯郸姥姥家。

这些将孩子送到衡水上学的父母，在北京有着不同的工作，有的做生意，卖服装、水果或者装潢材料，还有的在单位食堂做厨师，也有在中关村跑业务的。有人买了车，还有人在北京买了房。

无论经济条件乃至社会阶层有何差异，他们都是统计学意义上北京常住外来人口802.7万人中的一员，没有北京户籍。

许思佳3岁时成为人们常说的留守儿童，父母去北京打工，把她留在农村家里由老人照顾。在这对年轻的打工父母眼里，“女儿的教育问题很重要”。他们嫌村里学校不好，把她送进镇上的私立学校。

后来，孩子学习变差了，“家里老人也辅导不了”。家人还发现，自小活泼的许思佳变得不爱说话，性格越来越内向。

这对在快递公司上班的农村父母，决定给孩子换个学习环境。孩子妈妈回忆说，“当时听别人说在北京上学需要五证”。她所说的“五证”，包括本人在京暂住证、务工证、户口簿、老家无监护人证明等手续，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北京上学的必须门槛。

一位学前班就把孩子送到衡水的母亲坦言，“小孩儿出生在北京，户口一直在老家没上好，不能在北京上学”。

一些对“五证”要求不严的打工子弟学校敞开大门。不过，北京曾经集中关停过部分打工子弟学校，相关部门称是因为这些学校违法办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师资力量参差不齐等问题。

更糟糕的是，有些孩子上了打工子弟学校以后，因为学校属于违法办学，他们也没有取得学籍，成了“黑学籍”。按照全国统—的学籍信息管理制度，学籍相当于每个学生的“教育户口”，升学和转学都得带着走。

孩子上着学成了“黑户”，意识到麻烦的家长们会很着急。衡水英才学校的一位副校长说：“经常接到家长的电话问，孩子在北京上学被‘黑’了，没有学籍能不能转来？”

去年，许思佳的父母打算给孩子准备“五证”，还忙着找学校。但是，她又很无奈地说：“我们糊里糊涂的，也没什么关系，去哪找好学校呀？”

后来，许思佳的妈妈听在北京打工的朋友说，“把孩子送到衡水去上学”。在衡水英才学校，不少学生之间是亲戚关系，有亲兄弟姐妹，也有“舅舅家的侄女”或者“姐夫哥哥家的孩子”。

“我心想，送到衡水去，每个月都能见到一次，总比留在家里一年只能见到一次要强吧。”这位母亲似乎找到了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办法。

三车窗外的天色越来越暗，车厢里的情绪也开始变得微微躁动起来。

车厢里的孩子吃完学校给每人准备的晚餐——牛奶、面包、火腿肠和矿泉水，开始显得无事可做。

几个孩子撒娇似地喊着：“老师，怎么还不到啊？”还有人一会儿喊热，一会儿叫冷，将衣服边蹭得黑乎乎的棉袄，脱了又穿，穿了又脱。

无论是离开老家，还是离开父母，大部分远离亲人来到衡水的孩子，都要度过一段艰难的适应期。

黄庭远刚被送到衡水的头一个月，“几乎天天哭”。回想起那段“骨肉分离”的日子，母亲刘建哲语气里仍然难掩心酸，“我也天天哭”。夫妻俩还为此吵过架。

刘建哲当时心里翻腾着：“把孩子送走是对还是错呀？”

实在忍不住了，刘建哲和老公开车去衡水看儿子，“就跟探监一样”。但学校不提倡父母去看孩子，他们的理由是，“担心影响其他孩子的情绪”。这对心疼的父母只能在校门口瞅几眼儿子，寒暄几句。

儿子在家哭闹着不想上学，爸爸就跟他商量，“每次坐火车去上学，回来开车去接你”，再将儿子哄出家门。

为了每月中途看一次儿子，夫妻二人开车去衡水，周六晚上把儿子从学校接出来，在宾馆住一晚上，第二天一早再送回学校去。

15岁的的冯浩宁去年被送到衡水，现在上初一。她说，开学刚两三天时，有个女生突然趴在课桌上哭了，有人问她“你怎么了。”她回答：“我想家了。”当时全班同学都沉默了，教室里变得很安静，有人默默地流起泪来。

第一个月，冯浩宁在课桌上贴了一张手绘的小日历，“过一天就划掉一个，一天天感觉就过得快了”。

孩子们用快乐以及容易健忘的天性来稀释对家的想念。过了半年，黄庭远逐渐适应了离开父母的日子，他不再要求父母每月中途去看自己，冯浩宁的课桌上也不再贴小日历了。

到了高年级，青春痘冒了出来，男生唇边长出绒绒的胡须，女生的胸部也开始隆起来。在这个迎接青春期的过程中，这些离家的孩子不可能拥有父母太多的陪伴。一些女生迎来成长发育的重要生理现象时，母亲并不能第一时间安慰她们的慌张。

一个五年级的女生说，她第一次来月经时，坐在床上吓坏了，大声喊：“我流血了，我流血了。”后来，她惊慌而又羞怯地去办公室找女老师求助。

一些孩子是在小学一年级甚至学前班时就被父母送到衡水来，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一位老师说，“冷热不知道怎么穿衣服，有的会把秋衣穿到毛衣外面。”而有些女生最喜欢的小辫儿，“都是每天老师给梳的”。

亲情电话线每周一次穿越阻隔在亲人之间的270公里。每周六晚上，家长可以把电话打到班主任的手机上，跟孩子说会儿话。因为想打进来的电话太多，每次这个亲情电话都会被打爆。

周六晚上6点一到，刘建哲夫妻俩各自握着一部手机，他们总结了一套打电话的秘诀。“一个人先打，一般打进去会占线，即使占线也不挂掉，手机里会一直响着‘嘟嘟’的声音，一直数到第九声，另一部手机继续往里面打就接上了，即使占线，也一直要占着。”

刘建哲拨弄着手机屏幕上的未接通电话显示，“一次要打好几十个呢”。她说，最多一次，他们夫妻轮流拨电话，一直占线一个多小时才打进去。

按规定，每次通话两分钟，有时候也可以放宽到三四分钟。孩子们都显得很自觉，“自己说多了太自私”。

但也有的孩子不希望父母每周打一次电话，“因为一打电话就会更想家了”。

四熬过了将近3个小时，火车快进北京西站了，车窗外闪烁着霓虹灯，高架桥缓缓而过。

座位上的孩子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开始想伸手够行李架上的书包，还有的穿上了棉衣，将脑袋套在帽子里。

火车刚停下，隔着糊着一层雾气的车窗，有几个家长站在外面冲车厢里的孩子挥手。

每次放月假，刘建哲也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儿子。刚把儿子送到衡水时，有一段时间她有些后悔，觉得不能把孩子留在身边，“特别对不起孩子”。

黄庭远出生在北京，在北京上了幼儿园。2007年，家里在海淀区的清河买了房，黄庭远进入片区里的一所小学上学。按照排名，这所小学是一所“二级二类”，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普通小学”。

儿子上小学，起初刘建哲夫妻两人“觉得还挺顺利的”。后来，学校因为修地铁而拆迁，“在一间活动板房里上课”。当时，刘建哲感觉“不太好”，考虑给儿子换个学校。

这个“初中没读完”的母亲，希望自己的儿子好好读书，“不要受我的那些苦”。她1998年到北京打工，后来开了一家服装店。

在昌平的另一套70平方米的复式房子里，刘建哲掏出一个饼干盒，里面装着儿子的奖状。她将这些奖状拿出来，再一张张摊开，念道：“三好学生，跳绳比赛一等奖，优秀试卷奖。”

家中墙壁上还挂着一排儿子的照片。照片里的小男孩，长得白白壮壮的，脸上有点婴儿肥。

这对在北京打拼10多年的夫妻，在北京已经拥有两套房，还有车。他们觉得，“养活儿子是足够”，但是这家人没有北京户口。

没有这张薄薄的小卡片，想找一所更好的公立学校，夫妻两人觉得并不容易。他们考虑北京的私立学校，但听说“有的学校一年收费10多万元”，他们又觉得不值，“还不如把钱留着以后给儿子做别的用”。

更重要的是，即使在北京上了一所他们眼中的好学校，也始终绕不开的问题是，“将来高考呢，还是要回老家去考”。

这个难题同样困扰着冯浩宁的家人。冯浩宁在北京上到小学六年级时，父亲开始发愁她升中学的事情。眼看着高考也不远了，他考虑的是，“北京跟老家河北学的不一样，北京这边学校重视全面发展，老家学习抓得紧，到高中再转回去怕孩子学习跟不上”。

在父母们犹豫的天平上压下最重一块砝码的是未来的高考。这些离开家乡在北京挣钱的父母中，有人说，“宁愿舍弃一些亲情，也不愿意我的孩子考不上好大学”。

将女儿冯浩宁送去衡水，在北京做装潢材料生意的爸爸也舍不得。他说，“孩子的舞蹈跳得很好，但去了那边这个特长也只能放弃了。”

但他还是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明智的。有现实的例子摆在面前，冯浩宁的哥哥小学时就被送到衡水，“那会儿连衣服也不会穿”，后来他回老家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

五一些学生下了火车，一头钻进家长的怀抱里，大人和孩子牵着手走出站台。大部分人分成小队，拖拉着书包，继续跟着老师往出站口走。

北京西站对这些熙熙攘攘的学生也不陌生。出站口的工作人员已经提前将通道打开，催促着他们赶紧走，“一会儿另一拨人就要出站了”。

这些每月出入火车站的老师和学生，看上去训练有素。他们站在通道里列队，等着老师们在站口外拉起一条警戒线。

“嘀”的一声哨声又响了，人群开始沿着警戒线朝外走。栏杆边上趴着家长，他们紧挨着站在一起，目光不停地移动着，搜寻着他们熟悉的身影。

学生们一个个被大人的手牵走。许思佳被叔叔接走，叔叔的孩子跟她是同学。她的爸爸年关忙着送快递，妈妈在家里照看妹妹。

许思佳在北京的家位于东南二环城中村边上的一间平房里。房子像是加盖起来的，不到10平方米，原来是一间小卖部。除了觉得“一个月1000块钱的租金太贵了”，妈妈满意的是左右没有邻居，“妹妹哭闹起来不会吵到别人”。

被一张双人床占据大半个空间后，家里已经没有太大的周转余地。不多的家当是一个小玻璃立柜、一张桌子和一台电脑，还有一个紧挨着床摆着的布衣柜。家里没有一把椅子。

许思佳回家后，有时一家四口人晚上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如果一家人待的时间太长，爸爸就去公司宿舍睡觉。

妈妈翻看了大女儿的成绩单，“除了数学没考好，其它都还不错”。一个令父母满意的考试成绩，意味着许思佳可以有一个放松的寒假。在父母的出租房里，她主要的娱乐方式是坐在床头，抱着妹妹一起看电脑里的动画片。

回到家里，这个11岁的女孩依然不爱言谈。面对别人的提问，她时常以抿嘴带来的长时间的沉默而告终。

偶尔她也会流露一些自己的想法。她说，“我喜欢北京”。至于为何喜欢这个城市，她再次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从老家转学到衡水不到一年，她能想到利用每月假期跟父母在北京游玩过的地方，是天安门和中山公园，

最终，她还是努力地给出了一个答案：“可以跟爸爸妈妈待在一起。”

刘建哲暂时不打算给儿子转学了，因为这个小学生已经适应了新环境。儿子自理能力变得更强了，在家还能帮着父母扫地，床铺也能弄整齐了，而以前这些事情“大人是怎么嚷他也不愿意做的”。这让这位母亲感觉“既欣慰又心酸”。

有媒体拍了一组北京务工子弟坐火车上学的照片，称这群孩子是“去衡水上学的北漂孩子”，还有人称他们是“候鸟”。

而他们父母中有些人并不知道自己将来迁徙的路径。临近春节，他们大多数要带着孩子像候鸟一样返回老家。

至于孩子今后会被他们带到哪里，去哪儿上学，他们中很多人的回答都一样：“走一步看一步。”

　　农民去打工，土地谁来种？河北探索推广6种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模式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农民进城务工，一些地区农业生产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同时，以往小规模散户经营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也与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生产需求不相适应。“谁来种地”“如何种地”，成为现代农业提质增效面临的新课题。

　　对此，河北省推出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模式，在农民不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前提下，委托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完成耕、种、防、收等农业经营工作。这种模式能否解决现代农业生产中的问题，经济日报记者近日走访河北多地开展调查采访。

　　前不久，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省供销合作总社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广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模式的指导意见》，提出将大力推广全产业链托管、菜单式多环节托管、股份合作分红、股份托管并行、专业化托管、供销社为农服务6种托管服务模式，以此引领小农户参与现代农业发展。

　　农业生产托管是农户等经营主体在不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前提下，将农业生产中的耕、种、防、收等全部或部分作业环节委托给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完成的农业经营方式。按照计划，到今年底，河北省上述6种托管服务模式覆盖面由45%增加到50%以上，全省从事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组织数量由2.5万家发展到3万家以上，服务面积稳定在2亿亩以上。

　　经营集约化为农业增效

　　“俺把家里的5亩田全程托管给了‘为农服务中心’，闲下来还能外出打工挣钱。”在河北省临漳县狄邱乡牛村农民梅利廷看来，这样托管土地很划算。

　　2018年，临漳县供销社依托农业专业化合作组织，积极发展土地规模化经营，推动农业经营方式转变，促进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目前，全县供销社系统土地托管（流转）服务面积9.6万亩。

　　为进一步加快土地规模经营，临漳县供销社依托下属农资公司和金丰公社联合组建了临漳县“为农服务中心”，构建起农业技术、农机、粮储、金融、种植保险、保障六大服务体系。这种模式把农民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管理，通过“上游兴资源，中游建网络，下游做服务”多层经营，推进农业全程机械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实现了“产前、产中、产后全程跟踪服务”。经当地农业部门核算，实施土地托管后，可增加有效种植面积13%至15%，每亩年均增产粮食100斤至150斤，每亩节支增收200元左右。

　　据了解，临漳县的乡镇“为农服务中心”还与北京等地的农业专业化服务组织联合，广泛开展农机作业、测土配方施肥、农资直供、农药农技服务、优质农产品代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服务。

　　同时，围绕构建“种、管、销”模式全生产链条，临漳县与金正大集团、阿里乡村大农业、百果园、京东农业等搭建产销对接高效通道，破解农产品“价低卖难”等难题。目前，帮助辣椒种植大户和经营主体对接河北、北京、广州等地区客商，年运销量达3.6万吨。种植优质小麦、玉米4万亩，直接销售至今麦郎集团、金正大集团，价格均超出市场价格的10%。

　　在河北曲周县大河道乡一大块麦田里，自走式喷药机正在麦田里来回穿梭，植保无人机在麦田上方盘旋，这是大河道供销社正在为麦田统一除草。

　　“我把自己家的20亩地都托管给了供销社，地里的活全交给供销社来做，自己身体不好，终于从农业劳动中得到了解脱。”大河道乡前河道村村民王合臣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小麦亩产1000斤，每斤1.2元，能收入1200元；玉米每亩产1200斤，每斤0.9元，能收入1080元，两季作物可以收入2280元，减去800元托管费，还有1480元。儿子在北京打工，以前每季作物期间最少需要回来3次，几趟下来，光火车票就要1440元，十分不划算。”

　　记者了解到，曲周县土地托管也是通过村委会协调，将农民的小块地整合成大方地。由农民选择“保姆式”全托管服务或“菜单式”半托管服务模式，支付给供销社一定托管费用，由其对农田统一管理。供销社规模化作业省时省力、统购统销，去掉了中间环节，节约了农资成本。

　　在河北青县金牛镇大鹁鸽留村，当地把4000多亩耕地成方连片调整后，成立了勃翔农业种植合作社。合作社实行统一品种、统一耕种、统一管理、地权分明、公平分配、收获分户的“三统三分”合作经营模式，把农民的“工作压力”降到最低点，亩均效益提高200多元。

　　利益多元化为农民增收

　　种了大半辈子地，河北宁晋县白木村村民宁保良如今在农忙时节当起了“甩手掌柜”。

　　“往年这时候，俺们都要顶着日头、背着喷雾器在地里给麦子打药。”宁保良说，自家的11亩地全交给“垄上行土地托管协会”，从种到收都不用管。宁保良选择的是土地股份合作分红全托管模式，协会每亩地一年给他1080多元，比自己种收益高。从土地上解脱出来，宁保良一家人都在附近工厂打工，一年收入达9万元。

　　宁晋县自2012年开始推出土地托管服务，经过8年探索完善，有效破解了土地经营散、农技推广难、种粮效益低等难题，走出了一条分户承包与现代农业有效对接的规模经营之路。

　　白木村紧挨着电缆产业发达的黄儿营村，村里大部分劳力都去电缆企业打工，但庄稼人也不愿意让土地撂荒。起初，他们一边打工一边种地，结果地没种好，也耽误做工，两头为难。

　　在送农技下乡时，宁晋县科协主席成智杰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来听课的都是老年人，而且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先进的农技怎么送到田间地头？”

　　为此，宁晋县科协成立了“垄上行土地托管协会”，把农户手中分散的地块流转过来，由协会统一管理、统一服务、统一经营，将优势资源与先进的农业生产要素有机结合，打造一个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综合性平台。

　　“传统的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弊端越来越明显，比如条块分割、土地产出效益低、大量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甚至没人种地。”宁晋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耀辉认为，土地托管服务模式有效破解了这一问题。

　　据了解，垄上行土地托管协会自成立以来，共吸纳农村合作社109个、个人会员5600多人，通过提供测土配肥、统防统治、供应优种、技术指导等服务，带动群众增收8700余万元。

　　为了让农民得到更多实惠，垄上行土地托管协会建立了协会、农户、村集体三方利益联结机制，以村为单位开展土地适度规模流转，每流转一亩地，给村集体30元组织费，盈利的10%给村集体。自去年9月份推行土地入股托管模式以来，宁晋县在68个村托管土地1.3万亩，带动农民增收1400余万元，有55个村通过土地入股托管集体收入达到5万元。

　　河北沙河市金福临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探索的全产业链托管服务模式也让利益得到了合理分配。“土地全托管后，合作社采用按照本村同等级地块上中等收入的平均值，确定托管农户收益，农户可获得每亩土地最低保障500元。”金福临合作社理事长宋丽说，村集体通过组织托管和代收服务费用可获得每亩最低30元服务费，合作社可以从农机服务和农副产品购销中获取利润，形成了村委会（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合作社和农民三方利益合作共同体。

　　沙河市赞善村村民李路星家有8亩地，他和媳妇天天在地里忙，辛苦一年，除去种子、化肥、农药费用支出，收入只有4000元。去年，他把土地交给金福临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打理，8亩地收入6400元现金。同样的土地，两口子不用下地干活，还多收入2400元。更重要的是，他腾出时间建了一座双孢菇大棚当起老板，一年下来增加收入5万多元钱。

　　管理科技化为生产提质

　　靠规模种植可以有效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但要想“把地种好”，还要向科学种田要效益。

　　“以前农户分散经营，难以推广的新品种和新技术都有了很大改观。”成智杰认为，实行土地托管后，优质良种、配方施肥推广等农业科技得到了落实，较好地解决了多年来科技兴农“上热中喊下盼落实”的问题。

　　此外，河北省推广的菜单式多环节托管和专业化托管服务两种模式，让一些先进的农业科技在生产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记者了解到，金福临农机合作社不仅在流转的1013亩土地上实行农机精准作业示范，引进国家农业科学研究院开发的精准施药、北斗卫星导航、无人机驾驶等精准作业技术，发展智慧农机，还为一些种植大户提供专业服务。

　　“无人机飞两个小时，相当于40多人干一天，不用担心扎堆下地。无人机喷药量均匀一致，不仅避免了漏喷情况，更使每亩地用药量减少30%。”沙河市金农家庭农场负责人赵立江说，农场500亩土地使用合作社全程机械化精准作业服务后，不仅减少了人工成本，还提升了作业质量。

　　据测算，在沙河市，小麦托管前每亩土地农户需要投入720元，托管后需要投入555元，为农户每亩节省成本165元；玉米托管前每亩土地农户需要投入765元，托管后需要投入605元，为农户每亩节省成本160元。按每年小麦、玉米各一季计算，全年可帮助农户节省成本大约每亩325元。同时，采用托管服务后，原有的小地块集中连片实现整建制托管和规模化种植，每百亩土地可以提升3%至5%的种植空间。

　　“小麦生长进入灌浆期，是小麦最终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各种病虫害的盛发期。”河北省南和县郝桥镇侯西村村民邢爱民说，以往这个时候，得雇人打药，“现在与华中农资合作社签订飞防托管服务，省时省力省钱，仅工人工资一项，每年最少节省五六千元，比自己干强多了”。

　　南和县华中农资专业合作社自2007年成立到现在，已有分社93个，社员23650多人，接受社员托管土地1.8万余亩，同时辐射周边10余个县（市、区），辐射人口25万余人。

　　“目前，合作社所有飞防设备全部应用物联网技术，安装飞防植保专用软件，实现精准喷洒，全程作业大数据智能化管理。”华中农资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朱信朋说，他们共有航空植保无人机15架、大型自走式喷药机械40台、机动喷雾器200台、配套作业车10辆。

　　为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节约农业劳动投入，合作社与当地农业龙头企业河北金沃土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达成协议，集中采购农药，既保证了农资品质，又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合作社还利用合作单位的农资销售网点，大力宣传飞防托管服务，吸纳更多农民加入合作社，壮大了飞防托管用户群，保障了飞防托管服务的可持续性。

　　过去，农户喷洒药物，全靠经验，不仅效率低，还会造成空气和土壤污染，对农产品安全也带来了一定危害。通过防治环节统一作业服务，有效减少病虫防治次数和农药使用量，每亩减少农药用量20%至30%，提高了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水平和农产品质量。

　　专业的事交由专业人士做，老人妇女从事田间劳作的现状正在改变。南和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张瑞霞说：“飞防托管服务有效推进了农业生产专业化的统防统治，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出农田，进入工厂，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增收，加快了乡村振兴的进程。”(记者 陈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