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兵 张甸1962年摄

　　邓小平一复辟，农村的贫下中农协会连名义上的都不要了，工厂的工会也根本不代表工人的利益，工会干部都是官方指定的，帮着官僚镇压工人，即使有个名义上的选举也充满着作弊。骨子里他们根本就不赞成工农有自己的组织。

　　现在邓小平复辟当局居然说他们的形左实右，刘少奇和他婆娘的“桃园经验”“也只是一场广泛的教育运动”?刘少奇路线在假四清中打击的人还少吗?他们不是把矛头指向企图复辟的走资派，不是指向真正的贪官污吏，而是指向一大批无辜的工农或者罚不当罪的人，一再地逼供信，世界上有这种“广泛的教育运动”吗?

　　在我国“桃园经验”几乎人人知道，至少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才听说有个“枫桥经验”，也不清楚详细内容，只知道是毛主席肯定的典型，被刘邓封锁了。现在才知道“枫桥经验”就是伪《后十条》出笼前于1963年总结出来的。枫桥是浙江一个镇，全镇所在区共六、七万人，不是打击一大批，不是人人过关，不是人海战术，不搞神秘化，而是依靠大多数群众，全镇总共只整四十多个人，不打人，一个不抓、一个不杀，全部由群众监督。毛主席作了肯定，“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批示各地效仿。大概父亲单位1963年就是照枫桥经验搞四清的。可就是这样的好经验受到刘邓封锁，按照枫桥经验四清过的还要推倒重来。这是“广泛的教育运动”吗?他们攻击毛主席发动四清是极左，这是极左吗?大概他们正是这四十多个人民敌人的保护伞，所以要骂极左。

　　邓贼复辟后又到处传播这样的流言，“刘少奇最有党性”，“对于自己不赞成的也坚决执行”。——刘少奇有什么党性?他和邓贼一起背着毛主席另搞一套炮制“桃园经验”，封锁毛主席的“枫桥经验”是什么党性?邓贼及其徒子徒孙吹捧刘少奇的“党性”，拆穿讲，正是为了把自己的形左实右打击一大批路线嫁祸于毛主席。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听到他们这样讲，称刘少奇打击一大批是什么“被迫执行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心中是不同意的。”

　　封锁毛主席肯定的经验，就叫做执行毛主席的路线?

　　另搞一套伪《后十条》和桃园经验，就叫做执行毛主席的路线?

　　把已经按照毛主席路线搞过四清的地方推倒重来大大清一批叫做执行毛主席的路线?

　　连毛主席开会、说话都不允许也是执行毛主席的路线?

　　这不是公然颠倒黑白!!!就是这样极端荒谬的逻辑到处飞舞。制造和宣传这种流言的人不是什么认识问题，而是站在反动的走资派立场上，为刘邓罪行开脱，嫁祸于毛主席，包庇真正的贪官污吏走资派。不然就无法解释连这样简单的逻辑也搞不清。

　　他们又用毛主席说的：“三分天下有其二”来证明自己犯下的罪行都来自于毛主席，这也是枉然。如果说“三分天下有其二”就等于三分之一的领导班子彻底烂掉了，那么剩下的三分之二呢?就百分之一百地马克思主义?他们不会不懂，毛主席这话的意思不是说干部班子要么绝对地马克思主义，绝对地好，要么绝对地坏，烂透了。事实上真正彻底烂了的干部班子并不多，真正完全马克思主义的班子也不多。绝大多数干部不懂马列，绝大多数干部也不是阶级敌人，大多数不同程度地处于中间状况。许多班子不能完全分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当正确路线来时，绝大多数干部在相当大而又不同程度上能够执行正确路线，但是刮歪风时能够完全抵制错误路线，抵制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也不多。因此无产阶级实际只占了三分之二的天下不等于三分之一的领导班子烂透了，大多数干部必须教育，而不是彻底打倒。当邓小平自己成了“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时，毛主席对他也还是教育，而不是彻底打倒。退一万步讲，就算“三分天下有其二”是要打倒三分之一干部吧，那么为什么要把斗争的矛头向下，打击一大批群众?

　　就是对工农群众中有些缺点错误的人也不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应该团结教育。

　　比如，1961年和1962年的三自一包黑风里，许多农民弃农经商造成土地大批荒芜，农业严重减产。这当然要教育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但应该相信绝大多数农民是明辨是非的，我家那个亲戚到上海来跑单帮，何尚不知道这样长期下去不行。他们所以会卷入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正是刘邓等一小撮走资派，极力煽动这股黑风。“明年只好到明年再说”——卷入弃农经商之风的是广大农民，到明年受弃农经商之苦最深的还是广大农民，真正通过弃农经商“富起来”的只有一小撮，所以他们最最能够接受教育。就是在实践中他们自己首先教育了自己。——这就象1992年的股疯那样，大批群众卷入进去，大多数人最后倒了霉，难道我们能够打击所有卷入股疯的上当群众吗?真正得好处的不过十分之一，好处拿得多的只是操纵股票市场的一小撮，尤其邓贼复辟当局，正是在股疯中把“笼中老虎”——群众的银行存款大批地凝结到股票里去了，剩下的又用房改把群众的腰包彻底掏空。对卷入疯狂潮流的群众进行教育要用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方法，菩萨是农民立的，还得靠农民自己去打掉，党的教育应该“引而不发，跃然也”。阿尔巴尼亚的群众并没有哪个救世主来教育，终于自己教育了自己，从金字塔式的疯狂里摆脱出来，起来闹革命，夺取武器开始了武装斗争。

　　至于1961年我下乡时看到的农民“大家拿”就更不能搞成“大家挨打”了。如果按照“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来衡量，农民们个个都四不清，难道就个个都是打击的对象?

　　刘邓一伙就是这样，他们首先煽起了疯狂的“三自一包”妖风，事后却把广大农民作为打击对象。这还为有些坏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我们学校里就有这样的事。一些教师下乡参加工作队搞四清，我们系有个赵××一贯流氓成性，为此留苏提前退了回来。当他成了工作队员并且知道有个农村女子跑过单帮后，就在晚上把她招到自己的住房里，把材料放在面前恐吓她，厚颜无耻地说：“或者你去坐牢，或者今晚你就住在这儿。”最后真的把她奸污了，一直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被揭发出来，赵××才受到了应有的批斗。现在复辟了，想必也已经平反了，我们批斗他都成了文革迫害了。

　　自古以来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何况许多有缺点错误的人还不是狐狸。连蒋经国都扬言“只打老虎，不拍苍蝇”，难道自称共产党人倒会不知道?　　

　　1966月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党总支书记)卞仲耘(50岁)，被该校红卫兵殴打致死，成为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干部。该校为高干子弟学校，离中南海只有一公里。参与迫害卞仲耘的凶手，包括当时在该校读书的邓榕(16岁，邓小平的小女儿，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19岁，宋任穷的女儿，学生会副主席)、刘亭亭(15岁，刘少奇与王光美的女儿)。据卞校长的丈夫王晶尧，接受澳大利亚SBS电视台访问时，明确表示邓榕参与行凶。有两个敢于作证的目击者，女附中退休教师林莽(陈洪涛)是其中之一，另一位老师在案发当天用左手给王晶垚先生先生写了一封匿名信，证明卞校长是被活活打死的。2006年，卞仲耘遇难40周年之际，林莽在胡杰的纪录片《我虽死去》中为这场惨无人道的凶杀案作证，并撰写《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林莽于2012年9月21日去世。(超级工程一览资料照片)

　　文革中，有一次我对父亲说到四清中搞人海战术是错误的时。父亲告诉我，上海有一个工厂，总共只有五百个职工，竟然派出了一千多个工作队员。人人过关，两个人对付一个人，每个人都要交代清查，每个人都是“革命”对象。这难道“也只是一场广泛的教育运动”?

　　由于以上原因，所以一月革命时我们为那些被“四清”工作队打成贪污犯的好人平反极其积极。我们到工厂曾经支持好多个受诬陷的同志上讲台控诉受到的迫害。除此以外，刘邓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故伎重演，为了保护他们一小撮而抛出一大批来顶缸。我对此最为反感，这就是我起来造反的原因之一。一月革命时我也最为积极地为这些受迫害者平反，如下海港时为被保守组织上海伪工人赤卫队打着“扫四旧”的旗号，乱抄乱砸乱打的受害者平反。邓小平复辟，把一月革命说成一伙野心家权迷心窍，我倒要问，我究竟为自己谋了那些权了?我们平反的人比我们打倒的人多不知道多少倍。

　　记得有一次，我们和工厂里的造反派一起召开平反大会，一个四清中被迫害的工人同志上台控诉，他很会讲话，控诉也很感人。他理直气壮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控诉了自己和全家受难的各种事例，说刘邓路线进行迫害罪责难逃!罪责难逃!罪责难逃!!!一再强调：“我没贪污!我没贪污!我没贪污!!!”同样我也要高呼：“我父亲一贯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他没有贪污!没有贪污!就是没有贪污!!!真的没有贪污过一分钱!!!我母亲从来没有看到他拿公家的一分钱回来，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他拿公家的什么东西回来，他从小就教导我们公私分明不可沾公家一丝小便宜。他也决不会贪污后自己偷偷把钱花掉。我们家里他贡献最大、对自己却最最刻苦。厂里的工人同志可以作证，他历来午饭不过吃些蔬菜，除了假日和早晚在家里吃以外，每月中午的菜钱只有两元钱，有时还得应付加班。一直到大哥工作后，他才吃些鱼肉荤腥。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大为吃惊，因为我在学校的伙食费原来是包伙制每月十五元五角，中午和晚上顿顿吃荤，也正如此，学校改为食堂制后我自动地把伙食减了下来。刘邓的工作队尽管劳师动众也没有拿出一丝证据证明父亲有丝毫贪污行为，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父亲贪污，因为父亲就是极其纯洁根本不会贪污的。刘邓路线为了保护他们一小撮贪官污吏走资派，打击一大批工人农民罪责难逃!罪责难逃!就是罪责难逃!!!”

　　今天他们可以颠倒黑白，把自己四清中制造的大量冤案归罪于毛主席，企图彻底否定四清运动，从而再一次地包庇贪官污吏走资派，以至于现在贪官污吏横行泛滥成灾，但他们的罪恶已经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不管他们怎样狡辩，也不管怎样颠倒黑白，永远不能解脱。历史的蒙尘是不会久远的，历史越是发展，他们的罪恶就越为人们所明了，爆发得也就越是激烈。在四清中和五十天中，还有在这疯狂的复辟时期，一切受难的工人农民和其他人民群众，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和他们算过一次账了，如果说当时为了挽救他们，算账还很不彻底，他们现在得以猖獗于一时的话，那么最后的彻底清算总有一天是会来的。全国人民心中都有一本明细帐。

　　有一次一个官方网站上一个哈巴狗极端肉麻地吹捧忘光美为什么“国母”，我上了个贴子《凡是有亲属在桃园经验和五十天里受迫害的请举手》我先举手，并予以严斥。邓贼当局理亏心虚，贴出不久当场就被删掉了，不然尽管在邓贼的法西斯专政下，这个主题贴子也将跟上极长极长的一串跟贴。我相信总有一天数亿双手会举起来，共同声讨刘邓路线的罪恶。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数以亿计的人民群众起来控诉他们的滔天罪行，今后还得加上近三十年来的更大的罪恶。

　　如果说我们在为别的受迫害者平反的话，那么也有人在为父亲平反。也就是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单位的造反派明确地为父亲平反了。造反派请父亲到大会上去控诉刘邓路线打击一大批、保护一小撮，对他迫害的罪行。父亲说：“只要大家都明白了就好了，我早就说过，事情终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父亲不是没有苦要控诉，而是历来话不多，不像那位工人。在那个时候只要大家都明白了，他也确实不一定要上台说话了，受冤屈的人太多了，他也从来不喜欢出头露面。除此以外，1967年1月16日一月革命时期，来抄我家的保皇派被造反派押着，敲锣打鼓地到我们家里来为我们平反，在我家门口贴上了上面的那张道歉书。这真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一小撮反革命难受之时!

　　父亲从来不出头露面，文化大革命中也是这样。工人阶级心最红、眼最亮，香花毒草分得清。谁革命，谁不革命，谁反革命，分得最清楚。造反派和保守派谁正确?谁错误大家都明白。父亲知道我在学校里造反，当然为我的安全担忧，但从来不阻拦，只是告诉我要注意大方向不要搞错。1967年武汉事件发生后，我要去武汉父亲很为我的安全担心，但也没有阻止，只是要我注意安全。他自己一开始没有参加上海的工总司，但对于保守派为了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批，包括在扫四旧中乱抄、乱打、乱砸非常反感。保守组织伪“上海工人赤卫队”拉他参加时受到他最为坚决的拒绝。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上海的走资派，刘邓路线的坚决拥护者陈丕显、曹荻秋发明创造了一个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伪上海工人赤卫队制造停水、停电、停交通。他说：“这怎么行呢?怎么能够破坏生产呢?”那个时候他感觉到不参加造反派实在不行了，于是就加入了工总司。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父亲再一次不计时间不计报酬地工作，抓革命促生产。保守组织说：“当初我们请你参加赤卫队，你不参加，原来你是要参加造反队。”其实上海大多数老工人都是像父亲那样在这个时候参加到工总司的。走资派、死不改悔的保皇派，企图搞乱上海经济，把上海搞瘫来破坏革命，给中央制造压力，以保住自己的权力，结果适得其反，人心丧尽，最终孤立了自己。至今尽管复辟了，在上海大多数人民群众心中，对于陈丕显、曹荻秋还是很反感的，就好像四川广大群众对邓贼的死党李井泉始终很反感那样，邓贼为他平反在群众中没有引起任何同情和支持，纯粹靠霸权推行。在我们科开会时，当官的告诫大家李井泉在南充树的火花公社典型还是正确的，全场除我以外都默然。我问了一句：“火花公社取得了哪些成绩?可不可以对大家介绍一下?”这下轮到传达的官员默然了。

　　父亲从来不出头露面，参加工总司后也没有突出的行动。但是立场是很分明的。有一次我说：“徐景贤原来是个保守派，镇压群众。”父亲回答说：“他现在还是保守派，镇压群众。”又是只有一句话，没有多了。八十年代当我回到上海为工总司说话时，父亲插上来说：“现在甚至说工总司是反动组织?”还是只有一句话，没有更多但已经说明问题了。我相信不管邓贼当局怎么说，上海二百多万工总司成员绝不认为自己参加的是什么反动组织，工总司和伪赤卫队哪个进步、那个倒退，历史早已做出也会进一步作出最最公正的判决。也正如此，他们可以大造谣言，大泼污水，颠倒黑白，嫁祸于人，毕竟不好公开地、明确地判决工总司为反动组织。自然广大工人已经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处于受压迫状态了。不公开判决工总司也已经达到目的了。

　　父亲在1965年的“大四清”中受迫害后，母亲倒为她在1964年积极参加街道的四清感到后悔了。她说：“早知道如此，当时我就不当这个四清积极分子了。”我不知道母亲有没有伤害过人，如果有，今天她的儿子代她向受害者道歉。原谅她吧!她不是有意的，她是出于对共产党的热爱受了窃取共产党名义的大党阀欺骗。据大哥说，四清中母亲没有直接的对头，没有明确整过哪个人，而且四清工作队也不那么信任她。——这应该是事实。母亲历来凡事很积极，可是经过四清，该由里弄小组长做的事都要母亲来做，却没有名分只是个副组长，小组长另外派人什么都不做，另外母亲又干着文教主任的事却没让她当文教主任，大概母亲不是可以信赖的“根子”。了解到这些使我相当欣慰。我又确切知道，母亲参加的四清在时间上正好跨着《二十三条》的发表。四清工作队内部发生了大争论，有人就是认为这次四清对某些人整过了头，后来有的挨整对象就不了了之。大多数四清工作队员还是拥护毛主席路线的，《二十三条》的通过和发表，不但挽救了不少受迫害者，也挽救了不少四清工作队员。但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阶级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刘邓等人没有改邪归正，许多地方“《二十三条》冇呃。”以至后来继续出现父亲单位那样的“大四清”。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到了工厂惊奇地发现“桃园经验”和形左实右路线还是那么顽固地继续着。确实，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光靠四清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仅仅靠自上而下的清理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会走向反面。隋文帝、朱元璋严厉打击贪官污吏不但受到了许多人骂，也没有真正解决问题，隋朝还走向反面而灭亡。很简单，党内的无产阶级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走资派，既然作为当权派自然有权，就会打着你的四清旗号整无产阶级，整好的干部和广大的工农群众。要解决问题还是要靠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大民主，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发社会的黑暗面。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学校造反，先是不满意他们转移斗争目标打击一大批，继又反对他们打击广大群众，尤其是革命的学生。最后又反对他们对我的迫害。复旦大学的走资派和保皇派惊恐万状，千方百计地对我们打击迫害，什么样的方法都用尽，什么样的罪名都加。在1966年九月反动的血统论猖獗时，历来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迫害工农子女的走资派突然关心起“根正苗红”起来。他们又一次地祭起了迫害无辜群众这一法宝，派保守派到造反派的父母单位里去查三代。他们对父母单位的领导说，某某人的儿女在学校里反党，要单位配合查他们父母的“问题”，把他们的父母“揪出”。由于自上到下存在着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些单位的领导往往就会配合，于是那些红卫兵造反派的父母就成了什么“分子”。这一步达到后，他们又到学校里宣布，某某人的父母是什么“分子”，被他们的单位里“揪出”了，而他们就是抱着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起来反党的。“老子反动儿混蛋”，于是红卫兵造反派这个是混蛋，那个也是混蛋，一下子全是混蛋了。用这种方法是可以给任何人加罪名的，但也是最最罪恶的方法。我们班上的保守派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到上海量具刃具厂去要领导配合整我的父亲。那位领导也是“大四清”的受害者，明白父亲一贯兢兢业业，“大四清”吃了冤枉官司后，工作也缩手缩脚了，同病相怜加上不愿意再起事端就没有配合。走资派和保皇派的阴谋才没有得逞，但还是无中生有地说我不在家里造反，却在学校里反党。——我父亲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老工人，凭什么要我反他?

　　一月革命后，有的人说起来已经“反戈一击”了，实际保性难改。我们班上的政治指导员李××，在复旦党委垮台以前，对我们大加迫害打击。复旦党委倒了后，我们对他再宽大也没有了，只是开了一次会向他询问，究竟在班上打击了多少人，对他完全是同志式的态度，没有喊一句口号，连声音大一些的话都没有一句。甚至并没有要他当众说出被他打成右派分子、活跃分子的同学名字来，只要求他个别交谈。全班三十一个同学中被他打成右派的有六人，其中两人为活跃分子，活跃分子中又以我为最活跃。而我的罪状仅仅是在1966年 6月22日写了一张大字报《这是为什么?》，对于三年级同学大批地被打成反革命不满，还极其幼稚地和另一位同学一起到复旦党委去反映情况，对他们十分信任。党委一个女副书记接待，对我们非常客气，赞扬我们并要我们有事情随时到党委来反映，但一转身就把我们打成了活跃分子。后来复旦党委倒了，一月革命了，事情都明白了，那个政治指导员也向我们个别地赔礼道歉了，我们当作一切都没事了。可是他的道歉和他主子“永不翻案”一样是绝对靠不住的，暗中又在挑动派性再一次对我伸出了罪恶的黑手。他又一次背着我调查我和我父亲的“问题”。当我知道后向他指出这样做是极端错误时，态度还极其恶劣，说什么：“你自己的问题自己知道。我是受组织的派遣。”什么“组织的派遣”!不就是革委会里有人搞派性吗?就是在这次事件里我才知道，原来我的档案里还压着“四清中查出父亲贪污一千多元钱”。而且也是在他的这次外调中，有人仍然跟他说我父亲“九颗金刚石是自己交待的。”不知道此人是谁?出于什么目的?——这也是文化大革命不彻底的一个事例。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出席全会的有中央委员74人，候补中央委员67人，47人列席会议。全会原定议程是讨论和批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讨论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审议并批准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的决定。由于毛泽东在8月4日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尖锐地批评了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的“路线错误”，全会即转入批判刘少奇。刘少奇当堂抗辩：“怎么能叫专政，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而且决心反抗到底：“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

　　李××是个什么样的人?1966年6月18日，我们系三年级的同学造反时，我班有些同学向他讨教态度和是非，他手足无措又是哭泣、又是躲避脱逃。不久走资派组织反击，三年级同学被打成了反革命，他突然又以严厉的态度到我这儿来作特务式的询问。我说：“你作为政治指导员要做出表率来。遇到风浪应该立场坚定态度分明。如果三年级同学的做法是正确的，你应该带领同学们一起革命;如果是错误的，你也应该明确教育同学们。可是你胆小如鼠，遇到风浪竟然哭了。如果你被敌人抓去不是要当叛徒吗?”——就这样，原来气势汹汹的他反被我说得低下了头，伏在桌子上说头疼。他在风浪面前失去了主子的明确指示就像一只丧家犬，而一旦有了主子依靠就以势压人、态度专横干起了这种特务勾当。想到这些，他在后来继续偷偷整我们的黑材料就不足为怪了。他凭什么当我们的政治指导员?他是战斗英雄吗?不是!他是劳动模范吗?也不是!他毕业后到最艰苦、祖国最最需要的地方去了吗?更不是!!!他毕业后分配得最好，留校当了政治指导员。我毕业后填志愿都是离上海远的，还“坚决不留上海”，我当他的政治指导员倒还差不多。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也终于明白，他其实也不是真正的政治指导员，不过一个职业骗子而已。班上那些向他讨教态度和是非的同学，就因此被他打成了右派分子。其中一人听到后非常惊讶地说：“我做了什么?竟然连我也在内!”——本来如此!既然你顶着政治指导员的头衔，出了重大的政治事件大家不问你问哪一个?最可笑的是，在被我批评后，他竟然厚颜无耻地对其他人说，他是为同学们的可爱而感动得哭了。可这些同学不是已被你划为右派分子了吗!从这些事可以看到，学生毕业留校搞政工是极不合适的。

　　毕业后我先分到河南，后来有人希望离家近一点要求和他调，我也就调了。就这样1970年我到了四川南充。

　　不过话要说回来，如果1972年我就一定不会这样填志愿了，就是分到河南也决不会和人调了。因为我的父亲积劳成疾，在六十年代就一直感到头痛，身上也经常不舒服，医生已经明确指出他严重的高血压，他还是坚持老样子工作，没有当回事。1971年终于病倒了，各种病都爆发了起来。这一病就是七个月，在医院里住了好久，眼睛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视网膜黄斑裂洞，差点失明，开刀补上，冠心病，内分泌疾病都出来了，头脑查出瘤子作放疗——托毛主席的福，医疗费一切都是公家出的，如果现在只好等死了。尽管如此，身体从此完全垮了下去。母亲也是十多年的高血压没有当回事，1972年我回家探亲也病倒了，中风造成了偏瘫。如果1970年分配时父母就是这样，那我肯定要求组织照顾了。

　　母亲病倒后我们当儿子的起不了大作用，主要靠父亲照顾。母亲努力锻炼，终于使得半瘫的身体较快地恢复，生活能够基本自理，如此维持了十一年。1983年和1984年母亲又连续两次中风，后遗症已经十分严重，再也不能独自站起来。父亲已经退休，照顾母亲和家务就全都落到了他的身上。他不厌其烦地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母亲。做饭、洗衣服、连大小便都靠他抱上抱下，夏天还每天给母亲擦洗身上。1985年我回家时，看到他每天买菜煮了五个菜，把新鲜的菜端到母亲面前，而他吃母亲昨天留下的剩菜，这样桌子上就放着十个菜碗，他给母亲做的菜母亲吃不完，明天又是他来收拾，就这样一天复一天。我对父亲说，顿顿吃剩菜不好，可不可以这一顿不吃剩的，和母亲一起把新鲜的菜都吃完，明天也继续吃当天的，可他还是如此。我们当儿子的真的太没用了，一点也帮不了忙。就是在这次回上海发现他又得了血尿。我照顾了他几天后总不能不回四川。但我离开后，他仍然和原来那样地照顾着母亲。这方面的话说起来长了，但毕竟是私事，所以我也不多说了。

　　我毕业后到了四川看到的是一片兴旺景象，全国搞农业机械化，我们厂也由大跃进时的上游机械厂改名为地区农业机械厂了。1969年开始试产柴油机，准备改组为拖拉机厂。1970年开始小批量生产，并且出了四台轮式拖拉机样机。七十年代初大搞小化肥，我厂参加了十几套氮肥设备的会战。也就是一次建设十几个氮肥厂。我们南充地区人口相当于匈牙利，我在网上早就问过，在世界上像匈牙利那么大的国家，一次建设十几座氮肥厂有没有先例。邓修分子、反共右派历来不敢正视。南充建设的也远不止氮肥厂，到毛主席逝世全地区企业由文革前二百个猛增到四百个，翻了一番。不仅如此，以前的工厂大多数不过是手工小作坊。我们厂完全是在极其困难的基础上依靠自己力量发展起来的，七十年代初自行研制了二百多套专用设备，终于在1973年建成了柴油机生产线。1976年尽管唐山大地震，煤铁供不应求停产了三个月，但该年还是超过了设计水平。换句话说，如果煤铁充足至少可以超产三分之一以上。到1977年因为农业学大寨，大兴水利，水稻面积增加，轮式拖拉机不适应了，就决定改产履带拖拉机，并生产了五台样机。准备在1978年拉生产线进入大批量生产。可惜邓贼复辟，农业机械化被破坏。我们厂就不能不走入绝境，原来供不应求，只恨你不能更多地生产出来的柴油机1978年大批积压，后来全部报废。1979年生产几乎完全停了下来。1976年南充农村已经用拖拉机耕地了，还搞了喷灌，办了社队企业。邓贼一上台，拖拉机锈了，喷灌没了，社队企业也成了小生产方式。后来大包干对农业和农业机械化更是毁灭性的打击。牛也没了，家在农村的工人大批地在农忙季节回家探亲用人力拉犁。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在中南海大院内张贴的一张大字报，标题全文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认为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指出“五十多天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并愤怒的痛斥：“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谁镇压学生运动，谁就是反动派!”“镇压学生运动绝没有好下场!”。坚决支持了广大群众批判各级党委抵制文革的错误行为。大字报虽未点名，但明显地是针对刘少奇，并且明确提出在党中央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文革带来的大规模建设高潮绝不仅仅我们南充。南充在全国并不是特例，相比还是较差的。1972年我回家，火车上许多人的议题就是：“这几年我国建设很快”。我回到上海见到父亲不久，议题也转到了“这几年我国建设很快”上。后来母亲生病，许多人到我们家里来探望，除了探病以外的主要议题也是“这几年我国建设很快”。许多人都说了自己听到和看到的情况。我回四川的路上，在火车里大家谈的还是“这几年我国建设很快”。

　　文革前夕父亲厂就准备内迁。所谓内迁就是在内地重建一个厂，设备不迁，大多数人不去，只出去一些领导骨干和技术骨干在当地吸收工人。上海量具刃具厂内迁属于小三线建设，在江西再建一个厂。据父亲说无论设备还是厂房都比上海量具刃具厂好得多。上海量具刃具厂是许多资本家的小厂合并起来的，而江西完全是有计划地新建的。父亲一度也可能去，那是“大四清”时，还带有被贬出去的味道，父亲也想离开这个被诬陷的伤心地。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叫他去。江西的工厂在文革中很快就建设起来了，但也有曲折。一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再一次打击一大批，二是后来的军代表对上海来的人好像怀有刻骨的仇恨，除了一个人以外全部被“揪出”，这唯一的幸存者也作了无数次内部调查，大概实在找不到什么借口才没有挨整。后来毛主席政策下来全部平反，工厂基本上就是上海人掌权了。

　　应该承认当地人和上海人是有矛盾的，首先上海人工资高就受人嫉恨，可他们是牺牲了个人利益到江西的。上海人到了江西，发现当地物价特别便宜，这并不是好事情。自古以来“谷贱伤农，谷贵伤民。”正表明工业不发达。上海人去后，自由市场的物价就飞速上升了，供应也逐渐紧张了。许多当地人说是被上海人买贵的。但上海人毕竟少数，关键是办了工厂就得大招工，大批当地人进厂就必然会有大批工资发出去。主要还是当地人得了好处。如果人心不足和上海人比，觉得工资不如上海人高，就不会认为自己是国家大建设的受益者及既得利益者。父亲告诉我们，上海人最初到江西，羊才一元钱一只。吃了羊后羊皮带回上海还不止卖一元钱。但当地人工作后拿到工资也买，羊的价格就大幅度上升了，以后和上海差不多了。许多当地人就有意见，但上海人并不是没饭吃才去江西的，得好处的正是当地人。那时大招工，城镇不够就招农村。供应紧张不是羊养少了，而是原来吃不起的当地人现在有了钱多吃了。还听说上海有个厂迁到内地后，当地人养猪只吃肉不吃下水，上海人到那里后，猪肝只卖一角钱一斤，到后来当地人也吃起猪肝来了，自由市场价格也就暴涨上来，和上海比也低得有限了。不但如此，那时上海许多工厂内迁，都反映了类似情况。就是我到四川南充，南充又不是国家重点建设地区，并没有内迁厂，可是不但自由市场价格大幅度上升，而且当地人不吃黄鳝、不吃螺蛳，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吃起来了?以前是当地人不吃，没人卖，现在价格极贵买不起了。农产品大涨价，没进工厂的农民也得到了好处并刺激了农业发展。这是文化大革命使得农业连年丰收，许多农产品比如猪和羊饲养量大幅度上升的原因之一。从另一方面看也给国家带来了困难，1972年周总理说我国发生了三个突破——就业人数突破、工资总额突破、商品粮销售突破。现在陈云、邓贼就当作了罪行。从邓贼《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公布的数字，可以算得，我国工业总产值1969年1665亿元比1968年1285亿元猛增了29.6%，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1970年2117亿元比1969年猛增了27.1%，1971年2414亿元，比1970年2117亿元增加了14%，三年里工业总产值猛增了87.9%。这些数字是被邓贼大大缩小了的。据我掌握的也是邓贼公布的数字，1969年猛增了34.3%，大大超过历史最高水平，1970年又猛增了32.6%，1971年增长了14.3%，三年翻了一番。估计这儿存在一个物价因素，邓贼故意掩盖了。1970年周总理对斯诺说，预计该年工业总产值900亿美元，这是概略数，年底结算实际达到2420.8亿元，折1000亿美元。这是1957年的不变价格，后来使用1970年不变价格。1976年我国尽管遇到了唐山大地震，但工业没有减产，而是略有增长，这是奇迹。按照工业总产值指数，(以1952年为100)1976年为1273.2，比1965年452.2猛增181.6%，超过日本和前苏联，雄居世界第一位。意、西德、法、美、英毫不足道。尤其英国几乎没有增长。

　　父亲单位江西迁厂遇到的情况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情况。那时大三线、小三线、地方工业一起大上。我们四川就是如此。工厂建到那儿，供应就紧张到那儿，自由市场物价也就涨到那儿。这是普通工人都明白的事。如果说七十年代中期发生全国性的供应紧张，那么正是全国性的经济和建设大发展，工厂一大批、一大批地建设起来的结果。可是不少人，尤其自命不凡的大知识分子看问题很片面。更有邓修分子、反共分子和右派分子竟把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经济大发展时期，说成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工厂办得少，就业困难的时期。再后来竟然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实在是出于政治需要颠倒黑白。他们的知识确实不如一个普通工人。

　　不是说没有矛盾，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一方面会有新的矛盾产生。生产关系逐渐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矛盾日益发展。另一方面又有新的革命力量产生。事情正是这样。如果说1972年我回家探亲“我国这几年建设很快”成了公共的议题的话，那么到1973年回家就到处都在谈走后门了。不正之风刮了起来，又有干部开始搞特权，父亲认为这是新的路线斗争，尽管他不知道这一斗争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结束。　

　　1966年8月19日，以刘涛(刘少奇之女)、贺鹏飞(贺龙元帅之子)、李黎风(李井泉之子)为首的“89”派，成立了“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刘涛为主任，贺鹏飞为副主任。文革之初，刘涛在清华大学的行动得到了她父亲的支持，也得到进驻清华“特派员”王光美的支持。8月23日，贺鹏飞率领“89”派和12所高校2000余红卫兵，撕毁了清华园内贴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大字报，又以破四旧为名，砸毁了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二校门。【现有牌楼为1991年重建。】(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那个时代实在太纯洁了!外国人看到了肯定感到惊讶，觉得中国人不可思议，走后门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为什么会全国风雨?哪个国家办事不是靠门路?不靠人际关系?现在的年轻人也一定会感到不可思议，现在什么事情可以不靠人际关系?在八十年代还专门出了一个词眼，叫做“公关”，就是靠人熟，靠门路，靠拉关系。甚至还出了“公关小姐”，让一些年轻女子用色相拉关系办事。解放前也是什么都要靠关系、靠门路，现在叫“公关小姐”，就是解放前的交际花。全国解放以后，交际花被共产党搞臭了，邓贼复辟就改个名字叫做“公关小姐”。解放前用交际花的企业还是很少的，复辟以来才多。可一度邓小平为了复辟，也竟然把当时出现走后门之风当作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来声讨。但他上台不久大家就知道寄希望于他来消灭走后门简直是想昏了头。关于当时为什么一度走后门会弄得全国风雨，这个问题很复杂，本文就不讨论了。

　　新的矛盾是从九大前后我国经济进入了新的一轮大发展时开始的，随着生产力大发展而出现的。许多从那个时候过来的人都知道，在1969年到1971年工人们最最恨的就是不从事生产劳动的人。不管他有什么借口，大多数工人对他就另眼相看。我父亲也说过这样的话：“工人最恨的人就是不做生活的人。” 父亲也很不满意，他自己也说过：“1968年大规模精简机关人员，机关大大缩小，但现在(1970年)许多精简下去的人不知什么本领又钻进了机关。还有一些单位巧立名目，说是‘借调’”后者是指让一些人进入机关，实际机关又扩大了，但名义上“借调”的人还是“工人”编制。后来我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明白到这是阶级斗争的开始。毛主席说：“一切坏事都是从不劳动开始的。”不过到毛主席逝世，我国还一直在提倡干部参加劳动，和现在比机关还是小得多。邓小平们说什么社会主义出懒人。资本主义才出懒人呢!社会主义存在着工人们对劳动的监督，工人们是决不允许人们对他们开玩笑的。列宁就说过这话。现在对于毛泽东时代只要有人不从事生产劳动就遭工人们痛恨，也会被人们当作怪事。复辟以后许多单位出了好多闲人。甚至于领导们还用“那个单位不养几个闲人”来为之辩解，反共分子、右派分子也熟视无睹，因为他们就是工农养活的一批闲人。

　　1978年父亲退休。1979年他在给我的一封来信中，谈了家常后，最后却突然有那么一句：“工人贫下中农是永远不会忘记毛主席的恩情的。”又是就这么一句，没有多的了。——对此我终生不会忘。八十年代我好几次回家探亲，包括1987年他病危去世前，他都说过：“一个人，只要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再不好也是好，为了自己或少数人的利益，说得再好也不好。”话仍不多又已经说明问题了。

　　1979年银行利息上扬。我亲眼看到许多自命不凡的“大知识分子”欢喜雀跃，都说政策好。我告诉他们这是国家经济出了毛病，财政赤字、银行发生信用危机的结果，它意味着物价要上涨。可他们根本不相信，好像我有意诬蔑。其实任何在文化大革命中认真研读大批判文章的人，在1977年邓贼出来时就应该预见到他必然带来物价上涨。他们说毛泽东时代，尤其文化大革命银行利息下降是什么“极左”，好像银行利率可以长期不按客观规律由人随心所欲决定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国家财政有些赤字他们危言耸听地说国民经济频于崩溃了，而邓贼复辟，连年一百多亿元的特大赤字他们竟然视而不见。说不通，我也只好嗤之以鼻。1981年回家，我发现父亲也预言物价要上涨，理由之一也正是银行利息上涨。父亲说：“解放前每一个人都知道，一个银行的利率越低，意味着这个银行信用越好，越是稳固;相反一个银行利息高，表明这个银行发生了困难，不能不用高利息吸引人们存款，来解决他们的困难。”他还告诉我一个故事，解放前上海有一个银行把一张票开错了，伍萬伍仟元写成伍萬伍仟萬。票主好意打电话请他们纠正，他们还训斥别人。正好上海滩上一个流氓在电话旁听到了，就提出以二十多万元的价格买下这张票子，那人赌气卖给了他，他就拿着去敲诈，要求支付五万五千万。尽管想了不少法子后来实际被敲榨量要小得多，这家银行不致倒闭，但显然很不景气了，利率却大幅度升了上来。父亲预言：“目前银行利率上涨正与此类似，说明物价一定要上涨。”这已为事实所证明。1983年我回上海，父亲说：“现在除了废品回收站降价外，都涨价了。”遇到许多商品质量差就说：“不让他涨价就质量差。”还预言：“粮食、房租没有涨价，也会涨上来的。解放前过来的人哪个不知道?”并且说：“我们退休工人最最吃亏，收入定终身，物价却往上涨。就算以后给侬加一些也决不能补偿物价上涨。我们以后的生活只会下降。”可是我遇到的一些自命不凡、无所不知的先生，在粮食上涨的苗头看到后还不相信。等到现实摆到他们面前时，他们不但不为自己过去的无知和狂妄而羞愧，反而对我更加痛恨了，仍然说邓贼的复辟好，真不知道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父母亲的生活已经下降了。据我大哥总结，我家逢单好，逢双不好。就是说，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好，四十年代、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不好。四十年代是蒋家皇朝统治时期，六十年代有两个因素，一是1961年和1962年的饥荒，1963年上半年也轻度饥荒，另一个是我们三弟兄都长大了，消费高了，多少还得交些学费，因此父亲的负担很重。不过这也是笼统的说法。我哥在1967年工作，我弟在1968年工作，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1970年我毕业，父母大大减轻了负担，所以也就好了。1976年房租又降低了。八十年代则是邓贼的复辟，父亲1978年退休后物价已经开始上涨，固定的退休工资眼看一天天地在贬值。所以七十年代的好源于六十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八十年代的不好源于七十年代后期的邓贼复辟。对父母来说没有九十年代了，不然的话真不能想象他们的生活将会如何地悲惨。最最不安的是母亲没有收入，如果父亲先她而去她怎么办。她有三个儿子，我第一个靠不住。我自己在九十年代既没有退休也没有下岗，已经到了极度困难的境地，女儿读书得靠兄弟来赞助，学费就是她叔父支付的。我父亲年轻时做梦都不能想象他的儿子会上大学，还是名牌大学，我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会供不起女儿上学。女儿读书时期我连续四年过元旦上街，跟拙荆每人一付锅盔夹凉粉。解放前的困苦我没亲身的记忆，有记忆来，以前我最最艰苦的年份是1962年，元旦还吃了肉的。不少老年人收入比我们还低，我实在不能想象他们是怎么过来的，也不能想象下岗工人是怎么过来的。就好象许多人不知道我们是怎么过来的那样。

　　可是自命不凡的“大知识分子”竟然不知道银行利率上扬是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带来的严重财政危机，不知道必然会引起物价上涨。他们的知识水平确实大大地在我父亲这样一个极普通的工人之下。他们中有一些人后来“富了起来”，大多数则眼巴巴地盯着，本来满以为自己会是先富起来的一个，却至今也没有轮到他们，实际收入反而一样大大下降了。最最可悲的是，不少人至今还没有得到教训，还在为“改革开放”唱颂歌。由于人民群众的存款被股疯和房改掏空了，朱镕基才得以在物价上涨下大胆地降低利率，人民群众又亏了，近两年人民群众的腰包反正已被掏空了，物价又一轮大幅度上涨，利率又升了上去。　　

　　1966年12月25日，蒯大富率清华大学5000多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在全国率先喊出“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刘涛变成了“黑帮”子弟。1967年1月，刘涛和弟弟刘允真(后改名刘丁)，写下了了轰动全国揭发刘少奇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对刘少奇的杀伤力不亚于毛泽东那份《我的一张大字报》。刘涛在大字报中揭发：王前16岁跟刘少奇结婚，但刘结婚时瞒了11岁，把43岁说成32岁。刘少奇截留党费，买了金的皮带扣子。刘还告诉王前要“吃小亏占大便宜”。刘少奇愤然说：我虽结过5次婚，但每次都是正大光明地正式结婚。迄今为止，我没有淫乱的男女关系;我根本没有对王前隐瞒年龄;用党费买金皮带扣子是根据党的规定做的，以便发生突发事件贿赂敌人。吃小亏占大便宜，那是随便地把片言只语拼凑起的东西，根本不是我的原意。刘涛大字报还说，刘少奇长期不让刘涛、刘允真同王前见面。1947年底，王前给刘写信，说非常想见孩子，刘回信：“等孩子死了，你再见吧!”1955年，王前写信给刘涛想通信，刘一句一句地教刘涛给她回信，大骂了一通。王前又通过组织想见孩子，他不仅不让见，还亲笔写信给王前工作的人大，说她如何不好，其单位给王前施加压力。(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目前老年人的生活确实象我和我的父亲预言的一样极端苦难了。在七十年代退休老工人的日子最好过，虽然退休后收入要减少，但是他们经过几十年贡献收入比较高，孩子也都自立了，凭退休费足以过得非常宽裕。复辟以前，由于各地大建设急需要人，甚至老工人退休年龄到了，只要还能够做，领导往往会动员他们继续上班，增加30%工资。——不料这在复辟时期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罪状，说“老工人不能够正常退休”。原因正是邓贼复辟造成了严重的就业困难，不能不出个顶替政策，让一大批年富力强的老职工提前离开工作岗位，后来又正是他们说这是什么“封建世袭制”并归罪于文化大革命。由于对孙辈的宠爱，尤其独生子女以来，以致于八十年代祖辈为孙辈花钱成了理所当然，儿女也普遍到父母家吃“民政局”。但是九十年代以来，尤其现在大批的老年人晚景凄凉，受到了老来穷。老年人成了社会公认的“弱势群体”和贫困户，以及为富豪们看不起，用钱斤斤计较的穷鬼。

　　听我大哥说，1992年他遇到 S，那时S 的晚景就已经非常凄凉。原因多方面，归根结底正在于邓贼复辟。S 终身未婚，工资比父亲只低10元。对家庭他可谓做出了终身牺牲，母亲是他赡养的，弟弟也都是他供养大的。邓贼复辟住房实行商品化，也是他出钱买下的。由于他从来对家庭只作贡献，从不计较自己，所以用的是他父亲的名义。由于1978年邓贼搞他的大规划把经济搞糟了，造成了上海严重的房荒。文化大革命开始，上海一直在为国家作贡献，国家财政收入六分之一来自上海。建设的却是全国其他地方，而上海一直没有得到国家拨款建设。这使得七十年代中期上海的住房已经十分紧张，工厂厂房和设备陈旧。本来其他地方的大建设马上要成功了，可以舒一口气了，上海理应得到国家的拨款予以休整，进行住房和企业的更新改造。可邓贼却别出心裁，为了表明只有他才是四个现代化的化身，要搞1978年的大规划。加上他需要“借用力量”蛊惑人心，开了个口，大批到外地的上海人回到了上海，走时一个人，回来就是一窝。更使得上海的房荒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以致于到处为了房子六亲不认甚至闹出人命来。S 就是这样。1992年他经济上还不至于过不去，但他和兄弟、弟媳、侄子住在一起，侄子们要结婚，没有房子，尽管房子是他出钱买的，他们还是想把他赶出去。由于用的是父亲的名义，他有苦也没法说清楚。尽管还是住在一起，但这日子之不好过是人所能够想象的。可是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和邓修分子居然还硬说“文化大革命全国保上海，上海还严重房荒。”所谓“全国保上海”完全是诬蔑和挑拨离间，上海当然需要各地供应农副产品，但上海对各地的贡献和牺牲也是不能忽视的。

　　邓贼上台后的破坏绝不仅仅上海的房荒。农业机械化搞垮后，我们厂里生产不景气，天天搞“文明生产”。所谓“文明生产”就是厂里没有事情做，让大家打扫卫生，然后停产等检查。检查人员来后，戴着白手套往机床上一抹，如果发现有灰尘就说你不文明。我写信并没有想问父亲，没想到父亲来信告诉我上海也是这样，甚至上海闵行在大跃进中建设的一批大厂，如重型机器制造厂(大跃进建设的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所在地)、电机厂、汽轮机厂和锅炉厂(大跃进建设的整套发电设备制造厂)都在“文明生产”。1981年我回家探亲，父亲说：“国家经济肯定发生严重问题了。这种情况1962年就遇到过。”他告诉我们，1962年上海存煤只能用四天，现在只能用二天，怪不得天天“文明生产”。我以为我自己在1979年才遇到，这时才知道父亲早在1962年就已经经历过了。可当我对无所不知的先生们说，国家经济肯定出问题了，他们居然还好像我是存心诬蔑别人，还沉浸在邓贼上台后四个现代化就在眼前的幻梦之中，和我的父亲，一个普通的工人比他们是何等地无知!!!

　　1962年由于刘邓路线破坏，除了农业以外，工业也遇到了巨大困难。大跃进取得了巨大成就，大批的企业建设起来或正在建设。但必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就是说要巩固大跃进的成就，对于大跃进的主攻对象，已经建成的企业要巩固下来，尚未建成的要尽快建成，短线、缺门要填平补齐，生产能力要发挥出来，质量要提高，品种要增加。为了集中精力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压缩某些战线，下马一些企业，尤其要下马刘邓乱上的项目，比如盲目追求利润的企业和重复的企业。这也是为了减少城市吃饭人口，对付农业上的困难。可刘邓却趁机大反“小生产方式”，拿起刀来乱砍乱杀。首当其冲的是地方性中小煤矿被一刀切，煤炭产量大幅度下降。许多应该办下去也可以办下去的企业也被砍了。结果生产更加不协调了，于是又惊慌失措，惊呼大跃进失败了。根据邓贼当局的《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可知1962年煤炭产量从1960年的3.97亿吨猛栽到2.2亿吨，主要就是地方性的中小煤矿被大批摧毁了，办得不够好的下马了，许多已经很成规模办得很好的也几乎全部下马了。许多工厂开不起工，工业也大幅度下降，1962年工业指数275.8，只有1960年535.2的51.5%，和煤炭同比下降。父亲单位不是耗煤大户，也一星期只上四天班。幸亏那时广大工人还有积极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父亲就和工人们一起去煤栈扫过地脚煤。有的工厂还有人冬天跳入苏州河捞以前装卸中落到河里的煤。1981年父亲说：“现在谁还会这么干?”

　　对于文化大革命批判下马风，邓贼辩解说，那是因为要减少城市吃商品粮的人口，谁反对下马风就给谁扣上一顶反对“八字方针”的帽子。——这根本就帮不了他们的忙。城市人口减少后，工厂的劳动力应该更紧张才是，如果为此砍掉工厂那是应该的，即使小煤矿办得不够好的下马也是应该的。可是不但工厂被大批砍掉了，职工也大批闲下来了，这能说是正确的吗?办得不够好的下马了，办得好的也下马了那也是应该的吗?绝对出了偏差。真正反对“八字方针”的正是他们，到他们那里只剩下了“调整”，调整又变成了下马。对于大跃进的大建设如何巩固、如何充实、如何提高却从来没听他们说。

　　由于把工业搞垮了，就天天“文明生产”。我们厂里的工人非常反感，父亲也非常反感。大家说这样怎么实现四个现代化，其中也有我的父亲。现在工人们的预言已经成了现实，邓贼的谎言破产了。还是那句话：工人、贫下中农眼最亮，心最明，香花毒草分得清。总有一天要朝着牛鬼蛇神猛开火，重创万里江山万年红。

　　1962年刘邓把许多不该下马的企业也下马后，造成经济大幅度下降，但他们不但不反省，反而要作进一步伤筋动骨的下马，原子弹也不搞了。这也是1962年右倾的一个方面。毛主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坚决刹住这个歪风，我国的工业才得到回升，大跃进的建设才得以继续。以后大批企业陆续投产，1964年连原子弹也爆炸了，大跃进终于胜利了。

　　1981年前后正值毛主席建设的特大型、大中型和地方小型工厂一大批一大批地投产，就是依靠毛主席留下的这些底子，才暂时度过了难关。许多工业还是搞垮了。我们厂经过大多数工人的努力，转产汽车用柴油机成功，当然不是邓贼复辟的功劳。按照他们批判“小生产方式”，我们厂原本是要彻底摧毁的。由于缺煤，1983年邓贼不得不让大量的汽车去山西拉煤，我们厂也发起了热疯病。后来又冷了下来。就这样冷冷热热。现在大多数人下了岗。但经过广大职工长达三十年的努力，厂的规模仍然很不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T—34坦克年产量达到一万五千辆，所需的柴油机如果让我们厂开足马力生产，半年就可以生产出来。如果进入战时经济，让我们厂来生产坦克，一年生产出当时全苏联两倍的T—34不是不可思议的，但我们是五小工业。可笑的是自命不凡、无所不知的先生们居然至今还在大反“小生产方式”。

　　邓贼复辟后，柯老被他们内部否定，我在四川就知道了。我早就明白，柯老的一生得罪过许多大官，现在这个时候哪么可能不被否定?四川人不了解柯老，也没听说什么议论。但1981年我回上海，就发现上海人民对柯老非常尊敬和怀念。我在四川说过的话许多上海人在说，对比历届上海市领导，尤其邓贼复辟以后，公认柯老在上海人民的心目中最高。更有人明确说：柯老的一生，得罪过许多大官，但从来没有得罪过老百姓，当官的要否定那是他们的事，与我们老百姓无关，上海人民永远怀念柯老。早在文革前大家就知道他生活简朴，平易近人，体念百姓。1965年柯老突然去世，许多人为之流泪。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就开始把柯老和陈丕显、曹荻秋做过对比。大家说，陈丕显、曹荻秋过的完全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柯老从不追求个人享乐。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柯老不吃肉，光吃些蔬菜。而陈丕显、曹荻秋却几乎天天变着花样大吃大喝。那年冬天，不知怎么他们居然想到了吃甲鱼。冬天甲鱼要冬眠，可他们一定要吃。于是作为“政治任务”布置给某公社。那时候，人民群众只要听到这是党的政治任务都非常积极，不管多么艰难困苦，不怕个人牺牲也要坚决完成。于是农民们把一条河的两头堵起来，把中间的水车干，那时还是用的人力水车，然后跳入冰冷的水中去捕捉甲鱼。农民们那里知道，他们的自我牺牲不过是为了陈丕显、曹荻秋这些官僚资产阶级一饱口福，一片爱国爱党之心完全被强奸了。还有一次曹荻秋突然想到了吃河豚鱼，河豚鱼有剧毒，谁敢做了给首长吃。后来一个小干部来做，做好后先自己尝，过一段时间后，没有发生毒性反应，才进献给他吃。对于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大吃大喝，柯老知道了就毫不留情地批评。甚至明确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弄得他们很头痛。有一次柯老生病，他们不怀好意地派人给柯老送了一只鸡去，柯老当着来人把他们臭骂了一顿，当场把鸡从窗子里扔了出去。我到上海发现这些故事又一次地被上海人民传颂着，我父亲也在内。除此以外，我还好几次听到了一个新故事，第一次就是父亲告诉我的。那是从修窗子的工人那儿传出来的。有一次他们奉命到陈丕显家里去修窗子。刚进门就被他的老婆训斥了一顿，说他们鞋子脏，怎么能够踏进贵族家里来。他们只好把鞋子脱了穿着袜子走进去。刚开始修理，一敲窗子，陈丕显的老婆就又出来训斥，说首长正在睡觉，你们怎么能够打扰他休息呢?没办法，他们只好等待。一直等到下午五点，陈丕显才出来。他们看到他醒了，就重新开始修理。不料陈丕显也把他们训斥了一顿，说：“你们怎么搞的?一扇窗子修到现在还没有修好。”面对着大官，小百姓也没有办法。后来他们又得到通知，柯老家的窗子也坏了，请他们去修理。鉴于上次的教训，他们一到柯老家门口立即脱掉鞋子，穿着袜子进去，柯老正好出来迎接他们，看到后立即说这怎么行?赶快把鞋子穿上。他们进了门，柯老请他们先坐下来休息一会，亲自倒开水给他们喝。柯老家显然比陈丕显家简朴。后来他们修窗子时，柯老叫他们小心，甚至亲自给他们递东西，给他们做下手。他们修完后，柯老又亲自送出门，并对他们道谢。在工人们的心中，冷暖寒暑是一个强烈的对比。父亲在对我说了这个故事后再一次地说：“一个人，只要为大多数人，再不好也是好。为自己或少数人再好也不好。”这是一个普通工人的评介。

　　1986年父亲得了呕吐的病，经检查是胃癌。可惜我已经不能回家去看他了。经过开刀，胃切除了大半。1987年我接到电报，先是父亲病危，紧接着是母亲病危，两张电报相隔不过一天。我们急急忙忙安顿好正在上学的女儿，在现在孩子上学课一天也不能拉下。接着我们经过一整天的长途汽车和几十小时的火车急忙赶到上海。一下火车就直去医院，母亲已经昏迷不醒地躺在上海的华山医院里了，再也没有清醒过来说过一个字。父亲神志倒是始终清醒的，但也已经癌症缠身了。各医院推来推去不肯收留，我们设法把他送进中山医院。但现在的医院既不为农村服务，也不为城市工人服务，只为人民币、大款和老爷们服务。医院都涨满了，母亲在华山医院的观察室里没有病床，父亲也在中山医院的走廊里没有病床。我们守在旁边，一方面伺机能不能进入正式的病房，另一方面又提心吊胆地怕随时被医院赶出来。父亲刚开始躺在过道的地上任凭风吹，大伯父来看他时他还在地上，我找到了一辆运病人的车子，就躺在车子上，车子医院随时要用。第二天我们买了一张铁床，让父亲在过道上躺在上面。

　　第二天拙荆和我在中山医院值班，父亲还躺在车子上。这时走过来一个老人，身体非常衰歇。拄着一根拐杖，走一步要喘好一阵气。拙荆看到了准备去扶他，马上被我按住了。我对她说：“这个好人做不得。我们父母两个一个在华山医院，一个在中山医院，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如果不出问题或者不是不讲道理的还好，万一老人倒了，他的儿女又蛮不讲理，硬说我们弄倒的，在现在这搞得清吗?即使最终能够搞清，我们又哪儿来的时间精力可以经得起这种纠缠。”——说实话，毛泽东时代我哪至于如此?如果说那时候我们自认为必须好好学雷锋，那么现在我可以毫无羞愧地说，在那个时代我们就是雷锋。否则那么谈得到“千万个雷锋在成长”?但在现在这个疯狂的复辟时期，我们连这样一些好人好事也做不得了。唯一可以做的是鸵鸟，只有背过身去，自欺欺人，眼不见为净。——这个混账世道!!!

　　好容易总算给母亲抢到了一个病床，父亲在走廊这一躺就是好多天，仍得担心随时被医院赶出来。我们三弟兄加上三个媳妇轮流值班，一头中山医院，一头华山医院，一个个精疲力竭。5月21日晚上我妻子值班时，母亲咽下了最后的一口气。以后就一方面守护父亲，一方面给母亲办丧事，仍然十分忙碌。

　　这时中山医院里一位姓张的实习医生为我父亲弄到了一张观察室的病床，我们总算把父亲送到了病床上。后来某个医生知道了，把张医生说了一通，说他滥做好人，给他们带来难堪。不能说医院没有困难，但我们听了心中总不会高兴的。就这样上了病床还是天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最最奇怪的是某些医生了，不知怎么，对病人和家属稍不顺心都要把文化大革命大骂一通，好像所有的病人和家属都开过他的批斗会那样。而且一方面大肆宣扬自己连外国留学也学出来了，另一方面又说知识分子早就做得怨死了，不想做了。有个医生骂了几句已经走了，不知怎么想不过味，又回来推开门再骂几句，然后狠命地关上门走了。幸好我们还没有被直接骂过。

　　总算还好，那是1987年。尽管大多数工人已经感到毛主席的劳保和公费医疗制度快保不住了，像我在四川几年前厂里医疗已经开始“改革”了，但上海还未大动。所以尽管在医院里始终提心吊胆的，医疗费倒还不是个问题。在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多少人看不起病，只好自己买点药吃吃，我家就是这样，多少工人得了本不致死的疾病直至倾家荡产终因财力枯竭而命丧黄泉，多少农民病危的时候进不了医院，甚至人抬到医院后不能不抬回去。可电视里还在数落人们有病不找医生，自己买药吃。每听到这种说法，我总觉得又一次看到医店的广告了。

　　有一天医生来，经过诊断，宣布父亲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最多不超过一个月。由于一直在输液，从当时气色看似乎还好，我们几乎不能相信父亲已是生命不能维持一个月的人。但医生告诉我们，癌已经转移，经手摸腹部里全是瘤子。医生还有这样一个意思，既然已是早晚的事，你们就可以出院了，把病床让给别人吧。经过我们讨论还是在医院能够赖就赖一天。对父亲暂时保密。

　　下面是《父母病期日记》里的部分摘录，大家可以看到当时我们的处境和心情：

　　5月3日父中山医院急诊(未住进)

　　5月4日父中山医院门诊(未住进)

　　5月7日群力中草药店……同意下周出诊

　　5月9日父去大华医院输药(电报通知我父病危)

　　5月10日母第四次中风(实际昨天已中风，把昏迷当作睡着)，救护车去华山医院，……母夜卧急诊室躺椅。(没有病床，电报通知我母病危)

　　5月11日母转急诊室一张台子上。(仍没有病床)

　　5月12日群力中草药店来(给父亲)诊病

　　5月13日今转观察室9号床(母亲终于有了病床)

　　5月14日午平、慧(指我与我妻)到，直达华山医院……

　　5月15日今日出险情

　　5月16日上午与四姨父一起陪父去八五医院就诊，不同意输液(更不能住进)

　　5月17日下午及晚上联系宛平医院……医生再次通知(母亲)病危

　　5月18日上午陪父去宛平医院求诊，不同意留院。后去大华医院输液

　　5月19日……决定父明送龙华医院，……(某亲家)介绍淮海医院(均未成)

　　5月20日晨悉医示，母最近今上午……(由于父亲始终未能住进医院，打电话请中山医院救护车，谎称父亲听说母亲将终，昏过去了)晨父由救护车送中山医院急诊室输液，……床位无着落，下午五点，拖来一车子睡。管理人员来赶，后同意睡一夜。

　　5月21日父床位仍无着落(开始睡自己的铁床)，……夏令时22：41母辞世

　　5月23日医生除张以外态度开始冷谈，要父离院，无治疗方案。

　　5月24日(父亲，下同)内科拒绝开方，外科门诊一定要出院证，约第二天。急诊表示要父离院。

　　5月25日张医生仍然热心，建议作B超，愿协助解决，找陈医生表示B超无问题即可进观察室，后张医生掌权，安排入观察室二床……下午(父亲厂)工会×、×来探，要求(母亲)追悼会派人照顾父亲。(仅仅几小时，开始父厂里不同意，我们只好请三姨夫陪父亲)

　　5月27日(后来厂里同意了)9时G师傅来守父亲，中午三姨夫去守父。开追悼会。(三姨夫因此没参加母亲追悼会)……下午三时回到中山医院。三姨夫、G师傅去。

　　6月5日X(某医生)摸出“腹中一串串肿瘤，亦无法可医，不能手术，至多可维持一月”，并有催促出院之意。

　　6月7日三弟兄在医院聚会，与X医生谈话，互相要求对方帮忙，估计还可以在医院住下去

　　6月11日X明确要求近二、三天内出院，并与5病床吵架，被赶出，暗示不走将同样对待。

　　6月12日厂工会×、×来，与X会谈，X同意再住三、四天

　　6月15日X提出最多住至本周，暗示近两日如人多早赶走了

　　在6月15日—6月25日因医院病人少，父亲在医院“赖”到去世。十天里，每看到一个病床空出，我们心就宽一分，住进一个心就紧一分。——唉!在大跃进时书记带着医生到车间来捉拿病号，病人能赖就赖，赖不住的被递解出境，29年后危重病人住院能赖就赖，赖不住的被赶出。

　　这近两个月里，我们就是如此天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不是医院不收，就是怕被医院赶出来。甚至为了父亲能够进医院，不得不用母亲即将去世来编个谎言，骗来救护车。我们可以体谅医院也有困难，对医生也不抱成见。但十几年前父母病重，虽然那时大批医生到农村去了，为什么医院可以主动替父亲作全身检查，留父亲在医院手术和医疗?母亲中风，在医院也没有看到一例赶病人的事，而是认真医治。改革开放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再说一个插曲。1972年母亲中风后，有人介绍个针灸水平很高的私人医生，我们请他来给母亲扎针，医疗费每次一元，经常来，治疗很耐心也很周到，态度很好。可是1983年母亲中风后，父亲一次给了他六十多元，不料他来了两次就不想来了。难道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必须给他们加点压力，才能够为人民服务?

　　可是父亲的身体一天天地在转坏，首先根本吃不得多少东西，吃了就要吐。后来有一天他跟我说：“我也明白了，我这病已经不会久了，至少不能吃东西就维持不了好久。”我觉得这事已经不能再保密了，就说：“爹爹，你确实不能很久了。”接着就把医生的结论告诉了他。

　　父亲听到后非常冷静，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相反倒安慰在旁边哭泣的拙荆。说：“人总有一死，不要难过。”后来三弟兄一起在场时他没有别的嘱咐，就是丧事要从简。

　　父母亲去世后我做了个总结说：“天下最好当的就是危重病医生了，经过这一个多月我也学会了。先输液，后输氧，打强心针，人工呼吸，心外按摩，最后发死亡证明书。”

　　对于父亲掩护过地下党，复辟以前我从来就不关心，也从不准备大肆宣扬的。我父亲也确实没有什么值得宣扬的，他不过是一个受到过共产党影响的、亲近共产党的普通群众。解放前就是有着千千万万的群众，亲眼看到共产党真心实意地为人民为国家奋斗牺牲，就亲近共产党，甘冒风险掩护共产党，我父亲不过是千千万万里的一个，本来确实没有什么值得宣扬的。父亲从来就不说，复辟以前我也从来没有说过，甚至从来没有关心过。不是别的，正是现在这个复辟时期，才使得我不能不宣扬我父亲的事迹。我本以为父亲去世以后，大哥多次见过叔父，还曾经到过宁波，叔父也曾经跟他谈到曹家一些事，以为他什么都知道，不料他知道的也很有限。

　　自从邓小平复辟以后，许多事情都颠倒了。解放以前的国民党反动派包括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的人都享受了老革命离休干部的待遇，他们病危大概不至于像父亲那样必须提心吊胆随时可能被医院赶出来。另有不少官吏不但解放前从来没有为共产党做过事，解放后也不是真心为共产党做事，却可以小病大养，无病也养，占着高级医院的病床，各种待遇优厚。而许多工人、农民，包括对共产党打天下多少出过一些力、担过一些风险的人，却地位和待遇低下，这确实使得人们不能不愤恨。　　

1987年10月，邓小平、陈云出席十三大闭幕会。

　　1987年父亲去世前夕我第一次明确地把自己的愤恨和不平发泄了出来。

　　在父亲去世前夕，我觉得有必要打听他在解放前的一些事。可是我知道父亲历来不喜欢说，就设法引他开口，希望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实际得到的是那么少。他连读小学时受到地下党教育的情况也根本没跟我说。因为我知道他读过《西行漫记》，就想从这儿开始引出他的话。就问父亲：“那时你看的《西行漫记》后来如何了?”父亲回答道：“烧脱了，地下党讲的。”就到此为止了，时间地点也没有。我还以为当时就烧掉的，又以为是给他看的地下党说的，近些年来我才知道原来不是。那是在印证了大哥的说法后才考证出来的。大哥也只知道地下党是父亲的老师后来饿死了，东西是抗战胜利后送进了淬火间。我早就听说了叔父到上海祥丰的情况，我也想从此打听出一些情况来。就问父亲见到叔父后的情况，父亲只说：“衣裳嘸做勒。全是虱子，淬火间烧脱勒”又没有下文了。就这样我基本上没打听出什么来。而且父亲还明确地表示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算了。”就这样我几乎不能开口了。

　　当我得知父亲有一张高等技术学校的文凭时又一次愤愤然了。因为父亲去世前夕，虽然上海的劳保还没有取消，但对工人的那副脸已经和毛泽东时代大不一样了。我说，现在许多人根本就没有什么水平，有的连小学水平都没有，不知到哪儿“进修”一两个星期，出来就是什么“助理工程师”接下来就是“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还有的人连“进修”也没有，也成了什么“师”。样样待遇都要比别人特殊，而我的父亲有这样的水平却得到冷眼相看。我父亲也对我说：“算了”。

　　至于父亲在单位里的工作表现和党给他的荣誉，我就更不好提了。在他面前，我只是对于现在社会的不公发过一些牢骚而已。尤其当我们担心父亲在医院里被赶出来时更是感到和1963年组织上主动地请他去杭州休养简直是两重天，和1971年生病医生主动对他作了全身大检查也是两重天。现在的医院都为官老爷和豪富们服务了。

　　我曾经听到父亲悄悄地对医生说，人总要死的，我不怕死，但是我怕痛，既然不能好了，能不能早一点结束了。医生当然不会答应。令我们吃惊的是从来就没有听到他在我们面前呻呤过一声。后来医生给父亲打“强痛定”和“杜冷丁”维持。我在想，如果父亲真的被医院赶出来后，遇到痛得打滚怎么办?难道真的只有人为解脱吗?

　　父亲垂死时，叔叔到上海来看他，我对叔父还不认得。解放前叔父结婚我去过宁波，那时我极小一点印象也没有。解放后叔父来过上海几次，一般不住我家，我也没有见到。我上大学后以及毕业后倒来过，我又正好不在。所以可以说我几乎从来没见过叔父。仅仅和叔父短暂的接触就知道他还是一个忠诚的布尔什维克。现在这个在位的谋取权力，离退的发挥余热(余权)的时代，他不仅没有为自己谋取任何个人利益，甚至还说这样的话，去世后要求将遗体供医生解剖，然后火化了把骨灰倒入江河。叔父来了就免不得谈起他地下党的事情——到这个时候他的党籍还是没有解决。当然这不是主题也不是专门议题，我和叔父几次在一起总共不过几个小时，而且不是我和他个别交谈，许多人在场，大家谈的主题还是父亲的病情和后来举行丧事等。

　　结合我以前和以后听到的，事情大致这样：自从叔父脱党以后，就一直没和党接上关系，有些地下党员他还是见过的，也曾继续为党做过事。宁波解放他就参加了土改，很快成了土改工作队的大队长。这跟他对党熟悉自然也有关。党组织准备吸收他入党，一切都稳妥了，但他向组织如实报告自己三十年代入过党，并且脱党的原委后，这件事就暂时搁下了。组织上要审查脱党后的表现。这本来也是正常的。可惜这一拖就是几十年。开始组织上经过调查，没有发现有什么对不起党的事，也没有发现他向党报告的脱党原因有什么虚假。虽然让他担任干部工作，仍然没有恢复他的党籍，需要接受组织考验，这是必要的，叔父也是经得起组织考验的。而且不管什么运动，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内，没有任何人跟叔父过不去，没有任何人说他有任何变节叛党的事。叔父也从来没有受过整，可见得所谓文化大革命和历次运动乱打乱整人是多么地荒谬。照理既然组织上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而且已经肯定叔父甚至从来没有被捕过，经过考验就应该恢复叔父的党籍了，但仍一直没有恢复。理由很简单，经手这事的人轮番地变换着，后来者都不是解放前出生入死一起革命过来的战友，而是看到共产党成了执政党后进来的新官僚。他们什么事情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掉一片树叶下来也怕打破了头，唯恐牵涉到自己，对于叔父这样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命运自然不会真正关心。邓贼复辟，到处为牛鬼蛇神、叛徒、内奸、特务、汉奸、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平反，“落实政策”。蒋匪残余、汉奸恶霸也都成了离休干部，升官加爵。叔父这样的老布尔什维克却始终没有恢复党籍。对于他的历史他们不是不知道。八十年代初浙江修党史时他们要靠叔父写地下党和新四军的历史。叔父写出了大量的材料。可是一个红军时代的地下党员，却仍然在党外。当地地委一级的领导中没有一个人资格有他那么老，胡锦涛年龄和我差不多还没有生，江泽民更是算了。有的人写了一些党史得了大量稿费，几千元甚至上万元——要知道这是八十年代初期的人民币为数不菲。可叔父从来没有要过一分钱。他的儿子，我们的堂弟都很不满意地说：“他们既然到现在还不相信你，你给他们写什么?”自然叔父的回忆录、党史资料都应该写的。但难道应该有这种事?党的历史要靠革命时期出生入死，吃尽苦头，打过恶仗，为了与地下党接头，讨饭回到上海，瘦得皮包骨头，浑身上下是病，奄奄一息的地下党员来写，组织关系却迟迟不予解决。邓贼不是最最会平反冤假错案的吗?什么样的乌龟王八都平反了，写《反共宣言》的平反了，出卖同志的平反了，抓叛徒都成了政治迫害和“四人帮”的阴谋了，可对于一个明明知道没什么问题，确有缘故脱离党组织的忠诚党员还是这样不依不饶。

　　直到父亲过世后，叔父还是没有恢复党籍，但他仍然是个正派的布尔什维克。他不会指天发誓写《永不翻案》。到了1992年已经再明白也没有了，说要给他恢复党籍了，竟然还要他“履行一个手续”。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手续，但可以肯定，换了刘少奇、薄一波和安子文，即使《反共宣言》也早就签字画押了。可叔父却明确地说：“这样的手续我是不履行的。”——我大哥正好去余姚看望他，目睹了整个过程，甚至劝他也不听。就这样，他至死都未能恢复党籍，但他仍然是一个够格的布尔什维克。他有气节，现在有职有权的人是不懂气节的。就凭他这一句话就可以说明，解放前他绝对不可能变节，绝对不可能叛党，原因正是他有气节。可有气节的关在党门外，没气节的霸占了党的大权，一个党到了这样的地步，依我看党籍不恢复也罢。不久以后，1993年叔父去世，堂弟们没有按照他说的去做，他的后事和别人一样地正常处理。叔父一生的座右铭就是：“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始终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说到做到，坚持了终生。而现在许多人顶着共产党员的招牌，谁反对自己就是反对共产党，却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

　　如果说父亲去世前夕说了些什么，那么就是1965年刘邓桃园经验搞的“大四清”了。八十年代我回上海四次，1981年、1983年、1985年和他去世的1987年，每次都听到他对此愤愤不平。1985年他血尿，认为自己不会很长久了，就对自己一生作了回忆和总结，没有一个字说自己掩护地下党，没有说工作如何负责，没有说做了什么贡献，得到了多少荣誉等等。就剩下这个“大四清”使他愤愤难平。他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很显然，他认为自己以前对于“大四清”工作队太善良了。也许他在后悔，为什么在他们面前还要“严格要求”自己?为什么对他们要一次次地做自我检讨?为什么不和另一个工人那样跟他们拍桌子打板凳?后悔自己为什么会被屈打成招。就是1953年那块钢也没有必要如实照说，如果“大四清”工作队问起存款来历，他只须说早在社会主义改造前就存下了，某年从某某银行转过来的不就可以了。总之在他们面前为什么要这样老实?可这哪儿怪得了他呢?他把“大四清”工作队当作党来尊敬，那里知道存在着窃据党的名义的大党阀呢?他根本不知道会有刘邓路线，自己遇到不公正待遇也总是从好的方面去为党着想，所以一旦知道事情真相后，就觉得对党的一片赤胆忠心被人强奸了，就不能怪他对刘邓不恭敬了。他的一生白璧无瑕，可就是刘邓强行给他涂上了一片污黑，甚至还写进我的档案。自古以来越是纯洁越容不得别人污蔑，他怎么能够忍受呢?1987年6月24日，父亲最后的24小时内，他神志尚清醒时，还最后一次提到了“大四清”，并且连声恨刘邓。但父亲从来没有抱怨过1963年四清，对毛主席始终十分尊敬。就是那最后一次，他还说毛主席搞四清，他们为了包庇贪官污吏把我们拿出来打，并最后的一次说：“一个人，只要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再不好也是好，为了自己或少数人的利益，说得再好也不好。”

　　我是怎么知道父亲有一抽屉奖状的?那是哥告诉我的。父亲去世前夕对着父亲我哥说起过，父亲并没有否定，对厂里工会也提到，他们也没有否定。我哥又是怎么知道的?以前我也不明白，近来才知道。原来1965年“大四清”时父亲烧掉了很多东西，其中就有1940年祖父病危时，以祖母名义叫儿子都不要回来送终的信。那是一天早上，父亲烧信时让哥看了这封信，所以他知道内容，也知道了父亲到上海是为了躲避抓壮丁。另外他也因此知道父亲在厂里有一抽屉的奖状，已经全部烧掉了。——啊!罪恶的桃园经验!罪恶的刘邓!伤了多少好人的心!!!对父亲，这一定是一个最最晦暗的日子，父亲肯定万念俱灰愤而烧掉的。——以前是不想张扬，现在既然背上了一个贪污分子的罪名，面临着的很可能是戴帽子、管制、被捕、劳教、劳改，那么，如此之多的奖状还保留它们干什么呢?可以肯定如果《西行漫记》和其它地下党的材料不是在1945年送进了淬火间，那么这个时候也一定会烧掉的。值得庆幸的是他杭州休养的照片没有被烧掉，奖章也保留着，也许是没有想起而幸存下来的。他去世后被我带到了四川，并在今天公之于众。

　　1987年6月25日上午11:46父亲停止了呼吸，与母亲只相差35天。母亲享年61岁多，父亲68岁，两人平均大概65岁，比七十年代我国人民的平均寿命低了四岁，比上海人的平均寿命还要低得多。

　　我们亲眼看着他被送进了冷藏库，又亲眼看到他运到火葬场，在殡仪馆里开了追悼会后车子拉了进去，最后到我们手里的是一盒骨灰。他一生的经历和事业，他知道的一切都消失了。我们再也不能从他那儿打听到关于他的人和事了。

　　据我知道，一般人去世三年档案就被烧了，也就是说国家就把他(她)忘了。我父亲是千千万万普通工农中的最普通的一个，不能要求国家把每一个人都老是记着。但历史又不能不是大多数劳动者创造的，他们的名字早晚要消失，他们一生中的事业、贡献是不会被抹杀的，那已经融入了历史直至永远。我父亲就是这样。

　　父亲去世后，我们办完丧事，父亲单位的领导问我们还有什么要求。我们提出了四清问题，说至今我的档案里还压着，说我父亲贪污一千多元，希望能够改正。但是单位领导的询问原本就是应付的，对这一棘手的问题更是支支吾吾应付了事。终于除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路线公开否定了桃园经验，造反派给父亲平反以外，父亲的问题仍然挂着。邓贼复辟，什么样的牛鬼蛇神都平反了，就是父亲那样完全受冤屈的老工人无端挨整不在其列，四清中打击一大批、保护一小撮的不正是他们吗?邓贼复辟原本就是为了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他们就是冤案的制造者，那会真心地为无辜者申冤。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人民群众的解放只有靠人民群众自己。邓贼当局是决不会感兴趣的，除非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这又得靠造反群众来平反了，这样的冤案除了造反派还有谁会平反。从组织上看，许多四清中受“桃园经验”冤屈的大多没有完全彻底平反，桃园大队在文化大革命中平反现在不是又打下去了?关景东等人不是又爬上来了?还让他歪曲事实大谈桃园的“四清”，为什么不让吴臣来说?另外1958年初的“劳教风”邓贼明确否定了没有?七十年代初大批被打下去的群众，不但不平反，不少人还进一步受到了打击。但是不管如何，我们相信历史已经作出了不少公正的结论，今后还会进一步作出最公正的结论来。一手遮天是从来不能得逞的。

　　作者介绍：曹为平，男，汉族。祖籍宁波，一九四六年九月，出生上海。一九六四进入复旦大学原子核物理专业学习。一九七零年自愿到四川工作。现在四川省南充市，为南充内燃机厂工程师。著作有《私有观念、阶级与私有制的兴亡》、《唯物史论》、《唐周历史研究》等。　　

　　1999年，山东省青岛市杭州路边，一位手持“带路”牌子的青岛老人，坐在路中间绿化隔离带的一块石头上，面对匆忙的车流，端着“带路”的广告牌子。当时青岛工业经济不景气，下岗职工超过4万人，带路就成了一些青岛人的维生门路。吴正中摄(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历史是面照妖镜，任你如何篡改粉饰，终将露出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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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我的大侄子作文

那是五年前的一天，一起床就看见妈妈在收拾东西。

“妈妈，今儿是啥日子呀！好好的收拾什么东西嘛”！

“哦，今天家里要来客人，是你的一侄子要来”。

“什么我还有个侄子？”这把我弄的满头雾水。

“算了算了，说了你也不懂，快点穿衣服，早餐在桌子上。”

我坐在餐桌前心想我这个侄子有多大呢？两岁？三岁？，也许还是个奶娃娃呢？。不大一会儿门铃响了，我打开门一个十五六岁模样的大哥哥和一位阿姨走了进来，我刚要问你们是谁？我妈妈走了过来笑呵呵问候着，并指着那位哥哥说：“壮壮，这就是你的侄子”。“我的侄子？这位哥哥是……？”我想：“我的天哪！！太不可思义了”。后来，我的“侄子”告诉我，是我的辈份大，虽然我不太懂但还是点了点头。我把他拉进了我的屋里，和他玩什么好呢？不如就玩藏宝藏游戏吧。可是谁来当海盗呢？我想我是他叔只能我当了，虽然我很不情愿但为了给我的“大侄子”起好带头作用还是我来吧。我“侄子”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情说：“还是我来当海盗吧。”“那好，你当海盗我来藏宝藏。”我每次都藏的很隐蔽，不是大衣口袋里就是不起眼的小盒子里，我们玩的很开心。

虽然我俩相差有9岁，但我觉得和他很玩的来。这一天过的很快，天渐渐的黑了，我的“侄子”也要走了，他们还要赶火车呢。我很舍不得他走，但还是要面对事实送他们上车。

好几年后的今天，我在想我的“侄子”你在那里，你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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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我的侄儿子作文

我有一个2岁可爱的侄儿子，他的名字叫杨家祺，他个儿高，眉毛浓，一对圆溜溜，水灵灵的眼睛镶嵌在胖胖的白脸蛋儿上。他有一对很特别的“兔子耳，”长长的，软软的，可爱极了！大家说这是招财的耳朵，可我却认为是上天怕把小孩搞混了，才特意做的“记号。”他不但名字好听，一张小嘴更是说个不停，他生气时，小嘴就翘起来，那样子能挂一个油壶上去；高兴的时候，小嘴就会不由自主的咧开，露出洁白如玉的牙齿。

有一次，他在幼儿园吃饭时，大家伙都津津有味的吃了起来，可他却跑到老师面前，让老师给他肉吃，他那样子，老师不得不给他吃，他放学后羞愧得无地自容，他暗下决心，今后再也不犯这么低级的错误了。

还有一次，我放学后，去老师那问分数，老师给了我试卷，并笑了笑，看着试卷上的一百分，我仰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像小鸟一样“飞”进了家门，侄儿子知道后，高兴的一蹦三尺高，心里美滋滋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高兴！哎呦！原来以为自己拿了满分。他那伤心的样子，只好安慰他了。

我有一个帅气，淘气，可爱的侄儿子而骄傲，自豪，以后他还有参加“饭没了秀”成为魔力宝宝，侄儿子，我以你为荣！家祺，天才是免不了障碍的，因为障碍能创造天才，你就是我心目中的天才，你在我心中永远是十全十美的。

刚到姥爷家，我第一眼看到的人就是他——我的侄子小凯凯。凯凯是个大头娃娃，皮肤很白，身高50厘米左右，年龄一岁三个月。标准动作是一边抱着头，一边坏笑着。说得最多的话是“买去喽！”凯凯是我表哥的孩子，所以他得叫我叔叔。不一会儿，我们就混熟了。

我第一件事情是教他叫我叔叔，因为他老是叫我爷爷，感觉太别扭了，又显得我太老了。但是教了一个小时，他竟然从叫我爷爷变成叫我爸爸了。唉！当我说“孺子不可教也”的时候，他竟然点了点头，可把我逗乐了。

最好笑的是，当妈妈抱着他的时候，他就抱着头对我坏笑，好像在说：“你妈妈抱我了，你妈妈不爱你了。”而我为了报复他而故意亲妈妈时，他的脸立刻变得通红，趴在地上拍地，如果妈妈还不去哄他，他就在地上滚来滚去。我的侄子还是一个学人狂，当我靠在门上时，他也靠在了门上，结果大姨一开门，我们俩都跌倒了，把大家惹得哈哈大笑。凯凯有时也是很专注的，比如吃*棒时。当他看到*棒时，会安静地坐着，慢慢地享用*棒，吃完了，还很绅士地擦擦嘴。

这就是我的小侄子。可爱、逗人、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