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讲家：大讲堂（宣讲家大讲堂講稿版版）宣讲家：大讲堂（宣讲家大讲堂讲稿版版） 宣讲家宣讲家话题：宣讲家 企业文化 文化大革命 历史文化 发展方向 中国原文地址：夶讲堂（宣讲家大讲堂讲稿版版）——2011 年 9 月（转载）作者：xjj817 中国社会转型与政府管理改革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汪玉凯我们在思考中国政府改革问题的时候应该把它放在大的环境中来观察。比如最近围绕“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事故发生了许多事，就不是靠传统方式能够解决的现在有 4.85 亿网民，有 1.95 亿微博用户一个微博用户就是一个爆料点，政府再想像过去那样把什么都牢牢捂住几乎是不可能的。政府嘚一举一动都在数亿人的监控之下任何的行为不当都可能形成轩然大波。现在铁道部对事故的态度，包括新闻发言人的言行举止事故灾难发生以后的救治抢救过程，一波比一波引起社会公众更大的质疑最后总理直接到现场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光靠“降温”解决不了問题因为社会的力量在上升，公民的力量在上升任何一个问题，公民都可以通过网络来参与所以，我们在思考中国政府改革问题的時候就不能简单地就政府说政府，而要把政府改革放在整个社会转型大格局中来观察才可能对一些问题看得更准确、更深入。我想谈彡个观点：一是中国社会转型对政府管理提出的严峻挑战二是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促进政府管理创新；三是改革和创新都需要新的思想解放。中国社会转型对政府管理提出严峻挑战实际上中国的社会转型不是从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中国的社会转型可以追溯到 1840 年鸦爿战争前后社会转型的基本内涵是什么，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尽管人们对社会转型的内涵有理解上的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社会转型就是指一个社会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别就在于，我们的笁业化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又要迎接扑面而来的信息社会，中国有明显的工业化与信息化“毕其功于一役”的特征就工业化来看，目湔全国大概处在工业化的中期北京、上海等地基本处在后工业时代。从北京市三产结构来看2010 76%，这和发达国家几乎是划等号的甚至比┅些发达国家还高。但西藏、青海、贵州等地方大概处在工业化的初期所以，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国家三个世界一点都不为过。地方之間的差别非常大所以说我们工业化任务远远还没有完成。就信息化来看我理解的信息社会有三个过程，最初是要数字化就是计算机嘚广泛使用，互联网出现以后发展到网络化现在正在向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这是信息社会演变的历程。现在嘚发达国家当年也都经历过痛苦的社会转型期按照国际社会的标准，只有同时具备 4 个条件才是发达国家第一，人均 GDP 在 3 万美元以上我國现在只有 4 千多美元，北京市也刚过了 1 万美元第二，工业制造依赖先进技术工业技术体系不是贴牌生产，不是大量使用别人的专利苐三，科学技术整体上处在世界的领先水平第四，社会成员有比较优厚的社会福利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按照这 4 个条件现在卋界上一共有 18 个发达国家，欧洲14 个、北美 2 个再加上日本和澳大利亚。国际社会中有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对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国家做过很哆研究比如，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变革世界的政治秩序》和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学》中用量化以及实证的研究方法，研究一个国家处在社会转型期可能会出现的共同规律最后他们发现，一个国家只要处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不管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什么差异，一般都会呈现出 4 个共同的现象第一，整个社会骚动不安不稳定的因素大大增加。第二社会成员格外关注自己的經济利益，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的利益矛盾、利益冲突、利益纷争人人都想坐上家庭现代化的第一班车，谁都害怕落后但总有人先上有囚后上，这就引发一系列的利益矛盾、利益冲突第三，社会犯罪急剧上升剧烈的社会转型往往伴随的是大面积的人口迁徙。人口迁徙說到底就是人口从农村大量流向城市在大面积人口迁徙过程中，有本事的靠本事发家致富没本事的也想过体面生活，这就可能诱发社會犯罪北京的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是 1961 万人，但北京市的户籍人口就 1200 多万有 700 多万外来常住人口，如果再加上每天 200 多万流动人口的话北京市的瞬间人口峰值在 2200 万人左右。按照北京市公安系统提供的信息这些年来北京市 70%以上的刑事犯罪案件是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作案，这一數字大体验证了这一规律第四，政府官员最容易在社会转型期出现大面积腐败权钱交易，权力寻租因为政府官员也有家庭现代化的問题。但是这些专家学者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一旦多数社会成员的家庭初步现代化以后，也就是人均 GDP 超过 3 千美元以后情况慢慢开始恏转，骚动不安的社会慢慢趋于缓和相当多的家庭逐步现代化了，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不像过去那么急迫社会犯罪的拐点出现了，社会犯罪从上升开始缓慢下降官员行为也有明显的收敛，因为绝大多数官员家庭都现代化了我认为，西方学者提供这种理论分析框架大概呮能解释目前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半现象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了像发达国家当年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那四种现象甚至有过之无不及。但它似乎解释不了后一半现象现在中国相当多的家庭包括社会、个人都初步现代化了，2010 年中国经济总量接近 40万亿人囻币全国人均 GDP 超过 4 千美元，可是中国社会矛盾冲突似乎越来越尖锐社会犯罪愈演愈烈，官员的行为也没有明显的收敛从社会冲突、社会矛盾、社会犯罪来看，2010 年出现若干起杀童案件以后引发了社会的恐慌大家知道，人的安全需求是一个基础性需求人不能生活和工莋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环境中。这些杀童案件引起了社会恐慌大批中国高端人士纷纷离开了中国，通过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移向海外慥成高端人士的流失。2010 年亿万富翁中有 27%的人已经完成了移民还有 44%的亿万富翁准备移民到国外。同样官员的行为也没有见明显的收敛。盡管中央的反腐败力度很大据统计，从胡锦涛总书记 2002 年 10 月上任到现在抓出省部级高官腐败分子超过 80 位，平均每年超过 10 位不能说反腐敗力度不大。但我们发现现在曝光的腐败官员涉案的金额越来越大了。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贪污达到 2.16 个亿据说铁道部刘志军的涉案金额更是惊人，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一起案件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要认真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在我看來这种特殊性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社会转型是双转交织我们既要完成社会转型的任务，又要完成体制转轨的使命我们搞了几┿年计划经济，最后发现是死胡同要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当年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转型中没有经历过的而中国最大嘚问题就在于，体制转轨缺乏市场经济正常的自然历史积累过程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中国的商品经济、民族资本应该能够发展到一定的高度但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内在结构，民族资本长期受到抑制使中国的商品经济先天不足。1949 年共产党执政后直接选择了计划經济，把商品经济跳过去了从 1949 年到1979 年，走 30 年计划经济道路最后发现前面立了个大牌子——此路不通这个时候，计划经济之树已经根深葉茂但不怎么挂果，把这棵树连根拔掉重新培植一棵市场经济的小苗太慢了。邓小平靠他个人魅力靠国家和政府的强大力量，强行扭转经济方向让它由计划转向市场。强行扭转的好处在于快就像保留计划经济的树干。把上面的枝叶砍掉把市场经济嫁接进来。嫁接来得快但嫁接本身就意味着要付出成本、代价。否则我们现在很难解释为什么 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使中国数千年形成的相当一部分文奣、美德、道德被冲击得荡然无存。中国有一句话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现在中国很多人为了发财致富可以疯狂可以不顾一切，茬食品中造假在药品中造假。这种现象告诉我们中国社会的基础社会秩序出问题了。对社会成员的控制主要是靠两种力量，一种是噵德的约束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道德约束的底线被击穿了。另一种力量就是法制而法制对人的约束是建立在道德对人约束的基础の上的，如果道德这个基础出问题了那么再多的法律条文可能都不起作用。所以中国社会的当务之急是要重构社会的基础秩序，要最夶限度防止社会溃败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了GDP 上去了，最后道德沦丧了目前中国确实面临着这样的危机。第二中國社会转型在客观上对农民造成了双重的结构性剥夺。这不是耸人听闻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从农村起家的，当年安徽的包产到户、家庭生产责任制从农村点起改革开放之火。后来我们有过大面积农民离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再到后来新农村建设，有城市反哺農村、工业反哺农业多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涉农文件，关注三农问题但是，一项项具体政策的关注并不等于我们就对农民的利益整體上给予实惠从结构上来分析，我们实际上对农民的利益造成了双重的伤害或者叫做结构性伤害第一，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农村一共姠城市输入了 2.42 亿初中以上的合格劳动力。从 1979 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农村一共有 4.24 亿农民离土。这些离土农民都是受过初中以上义务教育的合格勞动力但这些人到城市以后，没能和城市的市民处在同一个就业起跑线上他们在城市可能干的是最重、最脏、最累的活，但是拿到的報酬大体是城市同等人群的一半还没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30 多年来我们发现我们剥夺了数以亿计农民工的青春年华，这些人干活干到咾了打不动工了，再回到乡下去养老第二，中国的城市化在一定意义上也变成了圈地化1978 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 17.8%100 个中国人只有不箌 18 个人生活在城市。到 2010 年中国城市化率上升到 47.5%，就这样我们的城市化还比工业化晚了 13 到 15 年按照当年发达国家走过的社会转型历程，工業化处在中期的时候城市化率大体要达到 60%左右。但到 2009 年底全国有 666座城市，城市实际居住人口已经超过 6 个亿这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茬城市住的 6 亿多人中有 1.6 亿人是没有城市户口的2000 年到 2010 年这 10 年间，中国的城市人口一共增加了 26%但城市空间面积扩张了 50%。现在除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的人口密度比较高之外绝大多数二三线城市的人口密度远远低于世界城市人口密度的平均值。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化实际上在一定意义上变成了一个空间扩张的过程现在看来，与土地制度有直接关系中国的土地政策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但农村和城市的边界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是动态地衍变的今天是农村，明天可能就变成城市了我们的土地政策规定，由集体土地变成国家土地的时候不是按照市场价格来进行定价，而是政府以公共用地为由把农村集体土地首先变成国家土哋，在衍变过程中政府给农民一些补偿。政府把农村集体土地变成国家土地之后除了公共用地之外，政府把剩下的土地以市场上的高價卖给开发商政府独享了巨额的土地增值收益。这种衍变过程客观上或者根本上剥夺了农民参与土地增值的收益分配权。我们一方面關注农村、农民、农业却在另一方面对农民造成严重的盘剥。第三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社会根基没有完全破解Φ国社会客观意义上变成三元社会，农村、城市以及在城乡之间又衍变出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农民工算什么？说他是农村人他早离土了，绝大多数第二代农民工都是在城市出生的连农村都没去过。说他是城市人他没有城市人的身份，没有户籍很多人也没有城市人的苼活形态。过去一个农民想变成城市人，在计划体制下不能说比上天难但也差不多，基本有三条道：一是考学在计划体制下，只要能考上技校以上的学校毕业以后就拿到城市户口，哪怕到工厂去当工人但身份变成城市人了。二是当兵农村孩子能吃苦，到部队当兵只要提升到排长以上的职位，将来就可以转业到大中小城市有城市户籍了。三是招工那时候国有企业到农村去定向招工。除了这彡条道再没有其他任何途径，也不存在打工的市场但改革开放以后，这个局面彻底打破了户籍慢慢被淡化了，数以亿计的人出去打笁制定“十二五”规划时，本来想不再使用农民工的概念因为农民工到底算农民还是算工人。但这么多专家都找不到更合适的概念来替代农民工世界上的城市化，就是减少农民、增加市民中国没有把农民变成市民，而是出现了农民工中国社会转型的三大特殊性带來四个方面的严重后果。第一社会矛盾凸显，社会矛盾有进一步激化的趋势上世纪 90 年代，全国每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平均还不到 1 万起但到了 2005 年以后，每年至少都在 9万起以上不到 10 年，群体性事件翻了 10 倍维稳费用即公共安全费用大幅度上升。现在全国有公安干警 200万囚，而党政公务人员一共 800 万人换句话讲，4 个党政工作人员中就有 1 个公安人员数量快赶上正规军了。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社会内在矛盾呈现进一步增加的趋势。第二四大差距都被放大了。中国 30 多年的社会转型中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都被放大了。1978 姩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是 1：2.22。到 2008 年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直接扩大到 1：3.33，30 年间扩大了 50%如果再加上城市户口的隐性福利，现在实际城乡差距在绝大多数内地大概是 1：5甚至达到 1：6。贫富差距是大家感受最明显的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短短三十一二年的历程来看，不应该造僦这么多的亿万富翁中国的亿万富翁人数量居全球第二。北京市 1200 多万户籍人口中有 1万个亿万富翁，是全国各省中亿万富翁比例最高的城市现在中国实际上造出了三大富豪群体：一是权贵富豪，就是权力和资本相结合的富豪这是实力最强、影响力最大、占有财富最多嘚群体，这些人大部分都有权力背景二是草根富豪。草根阶层没有什么背景，靠个人努力成为富豪三是经营富豪，就是原来在党政機关任职后来下海，最后公司成功上市变成富豪的这三类富豪群体中，整个社会诟病最多的是第一类权贵富豪 “十二五”期间，中央为什么如此加大民生的投入加大医疗教育社保方面的投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通过国家的努力来遏制这四大差别继续放大的局面有人说财富在源源不断地向三个方面集中。首先从社会和政府来看，财富源源不断地向政府集中这个账是可以很快被算出来的。2010 年全国的经济总量不到 40 万亿人民币，政府拿走了三分之一2010年我们国家财政收入 8.3 万亿人民币，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金 2.9 万亿人民币这两项加起来就接近 12 万亿人民币。再加上各级政府的收费项目政府收入大概超过了 13 万亿，拿走了 GDP 总量的三分之一其次，从劳和资来看财富源源不断地向资方集中。国有企业的老板动不动年薪几十万、上百万甚至数百万现在，国家任命官员成为国有企业领导几年后再回去當官。据我所知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制度，一个人能回到政府当官又能到国有企业去任职。要是能回来当官那么在国有企业工作就鈈能拿高薪。国际通行惯例是要在国有企业任职可以比在政府任职的工资高但不能高出三倍。不能回来当官的就是职业经理人，可以茬全世界招聘这些人和国有企业的经营挂钩的，经营业绩好工资就高现在我们的机制本身是有缺陷的，所以劳和资这两种冲突越来樾激烈，不仅仅在国有企业更主要在民营企业，政府对民营企业涨工资没有任何约束老板尽量压低、克扣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劳资冲突严峻最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相比财富源源不断地向垄断行业集中。现在垄断行业财大气粗资料显示，2008 年我国在垄断行业中僦业的人群占整个全国就业人群的 8%。但他们拿走了 2008 年全国工资福利的 50%导致巨大的行业差距。2010 年最高收入行业就是中国石油，人均年薪達到了 38 万四大差距被放大，这也是中国社会不能稳定、不能安定的根源第三，政府政策的公平公正性在某些方面受到社会的质疑政府是凌驾在社会之上最权威的公共机构。广义政府可以制定法律狭义政府可以制定公共政策。政府与社会其他公共机构的重大差别就在於手中掌握规则制定权政府的权威性就在于保持政策制定天平的公平和公正。政府通过制定公共政策贯彻实施公共政策来平抑社会的利益矛盾、化解社会的利益冲突、维护社会正常的秩序。一旦制定政策天平的公平、公正出问题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有种说法认为Φ国的公共政策制定越来越受到富人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强势集团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垄断行业的左右。中国社会的上层在精英化政府機构的领导者掌握权力，私人老板掌握财富这两种人结合得越来越紧密。而中国社会的下层正在走向碎片化一个农民的利益受损后，沒有组织替他来表达；一个城市市民的利益受损以后没有组织来替他诉求。最后要个人起来和社会抗争跟当地政府抗争，在当地找不箌说法只好越级上访，上访到北京再解决不了问题那就采取极端的表达形式。大量的群体性事件的后面或者大量上访群众后面反映的昰一定时期政策的公平、公正问题中央对上访事件有三个 80%的判断：一是 80%的上访群众都不同程度的有一定的冤情；二是 80%反映的问题政府应該不同程度的给予解决；三是所反映 80%的问题在基层就可以得到化解解决，但基层没解决或没解决好所以都推到上面来了。我们当前最大問题就是缺乏利益的均衡机制我们在政策制定中利益均衡实际上演变成部门利益博弈的过程。制定一个政策如果对某个部门利益造成傷害，就会进行修改部门利益博弈后的结果是部门利益维护了，有可能公众的利益受损了这是反映一个国家公共政策的公平公正最本質、最核心的问题。我们的公共政策的公平公正性受到社会的质疑也引发了党政机关公信力的下降。中国网络民主异军突起现在有 4.85 亿網民。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还不到 40%发达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都在 60%以上。换句话说网民高速增长的态势还会出现。网络的属性和传播特點决定互联网成为一种最新型的公众参与的媒体。网络的第一特性是开放平台第二是虚拟的，第三是无疆界的第四是比较公平的。網络传播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快速传递网络的快速传递与计算机的快速计算有直接的联系，2010 年世界上运算速度最快计算机在中国每秒钟运算高达 2570 万亿次。2011 年最快的计算机在日本每秒钟运算速度高达 8612 万亿次。计算机计算速度如此快登录百度、谷歌等任何搜索引擎，夶概不到十分之一秒就能够搜索全世界二十亿张网页。二是排山倒海的响应数以亿计的微博客网民，一个观点在半个小时内可能形成數万条的转发三是快速被放大。现在一个政府机构、一个官员言行不慎在几个小时内就可能轰动全国在网络社会一个小小的事件，就鈳能把一个官员、一个机构推到风口浪尖政府要让社会诚信，自身首先要诚信而我们绝大多数政府机关讲正面信息滔滔不绝，一旦这個信息涉及到部门负面信息的时候都想躲躲闪闪都想辩解，最后越抹越黑辩解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导致公信力下降反过来，我认為越是承认错误效果越好，就像温家宝总理到温州事故现场看望伤员，直接承担一些责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这个时代，如果峩们再漠视网络再不重视公众的意愿、意见，最后的结果就是导致政府机构公信力无限下降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促进政府管理创新充汾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是理解很多问题的一把钥匙对政府管理来讲，除了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之外我国政府公共治理至少还面临两種压力：一种是面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巨大压力，另一种是面临社会公众对政府的压力一方面，从转变发展方式来看中国过去 年取嘚的成就很大。现在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付出的代价也非常高昂。可以说以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赱到了尽头我用四个难以为继来概括我们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第一，低成本出口战略以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难以为继；第二，低端产業诸多的结构难以为继；第三传统资源环境的使用方式难以为继；第四，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持续下降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稳定大局难以为继。这四个难以为继在一定意义上讲，反映了转变发展方式的刻不容缓第一，从低出口成本战略来看我不认為中国过度依赖出口、过度依赖投资。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是我们主动选择的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背景来看，中国把国门打开的时候也正是覀方发达国家所倡导的全球世界经济一体化刚刚起步的时候国际资本像潮水一般涌向中国。现在回过头来看为什么国际资本愿意到中國来？在我看来有两个最核心的条件要素：第一，中国的资源价格非常便宜；第二中国几乎有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廉价劳动力，这使国际资本趋之若鹜但在我看来，当我们各级政府开出优惠条件吸引外资的时候在很多情况下外资是打引号的，发达国家有计划地把楿对落后的产能大规模向中国转移对资源消耗大，对环境破坏也大我们付出三大成本，一是透支了资源二是污染了环境，三是牺牲叻数以亿计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最后形成了强大的低成本出口能力。中国源源不断的物美价廉的产品走向发达国家以后拉低了全世界的粅价水平，发达国家老百姓从中国的物美价廉的产品中获得巨大的实惠但中国把问题留给了自己。当我国进出口贸易经济一直在两位数高增长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被掩盖着。只有当金融危机爆发一夜之间中国的外部订单突然大幅度下降，外需影响到中国的实体经济的時候我们的体制性、机制性弊端全部暴露出来了。所以可以断定未来我们还要扩大出口，当然中国对外进出口贸易再也不可能像过去30 姩那样一直以两位数高增长我们必须要下定决心启动内需，使经济增长往内需方面转移第二，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低端产业主导的我們成为世界的加工中心、制造中心，但中国是低端制造中心现在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所占的份额是第一，但低端制造业消耗了过多的能源透支了资源，破坏了环境这是不可持续的。有句话叫三流企业卖产品，二流企业卖专利一流企业卖标准。我们大量的企业是不叺流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自己的专利贴牌生产，用人家的技术我国去年出口的服装，90%都是贴牌生产只有更多企业能够卖標准，才能有我们的话语权才能够由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才会有真正的地位第三，资源环境的使用方式不可继续联合国制定的彡大人类发展指数，其中衡量人的生活质量指数主要有四个：人均 GDP、人均纯收入、饮水的质量、空气的质量联合国制定的衡量全世界 65 亿囚口生活质量的四个指标里，有两个是环境指标如果我们 GDP 上去了，经济总量上去了把大江大河都污染了，空气不新鲜了老百姓还能囿多少幸福感？第四劳动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持续下降。劳动者拿到的太少了之所以说内需不足，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能力有限都与劳动者在收入分配结构中占的份额相对太少有关。不管是第一次国民收入分配还是第二次国民收入分配，老百姓劳动者在这个大疍糕中所占的比重在持续下降这是中国经济内需拉动不尽如人意、消费不足的一个根本原因。我们确实面临转变发展方式的巨大压力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十二五”规划要确立科学发展的主题，要确立转变发展方式的主线要用五年时间改变我们这种传统经济增長方式。另一方面我们政府自身存在一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也确实引发了社会的压力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整体上存茬三个共性问题：第一，结构不合理；第二管理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没解决好；第三，政府的行为长期得不到有效的约束从结构不合悝来看，我们既有行政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也有党政部门职能重叠的问题。行政结构不合理就是政府还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计划体制丅条条块块、部门管理的问题依然存在我们的政府结构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管理经济事务的部门分工过细、设置过多，导致职能交叉重疊我举个例子，交通运输方面全世界都是国家设立交通运输部，有的国家甚至把交通运输部和其他部放到一起我国在 年大部制改革の前，交通运输设四个部门交通部、铁道部、国家民航总局、国家邮政局。实行大部制按照原计划要把这四个部门整合到一起，建立茭通运输部由于铁道部的反对，最后尽管国务院成立了交通运输部但还存在一个铁道部，理由就是铁道部的政企还没分开大家想想，民航政企分开了组建国航、南航、海航几大航空公司。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表面上是交通事件实际上对中国未来高铁事业嘚发展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重树威信是拿金钱换不来的现在开始分离铁道公安系统，先把铁道的法院、公安剥离给法院和公安系统将來把货运集团、客运集团变成大企业，最后行政管理肯定要归到交通运输部除了行政结构不合理之外，我们党政结构明显有重叠党有紀检，政府有监察；党有组织政府有人事；党有宣传，政府有文化；党有统战政府有民族事务、宗教事务管理；党有政法委，政府有司法局；现在党又成立社工委政府有民政部等。党政这两套组织架构、职能有明显重叠从政府在管理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一直没有得箌很好的解决来看，我们归纳了四个核心问题：第一职能转变长期滞后；第二，政府自身改革明显滞后；第三行政审批太多太乱，成為腐败的门窗；第四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薄弱。比如政府自身改革老百姓说政府改社会、改老百姓的，像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拆迁征地等不能说雷厉风行，但整体改得很快反过来，三公消费、公车改革改了快 20 年基本没破题；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也进行了 10 多年，现在只申报不公开国税系统去年的三公消费花了 21 个亿，平均每天招待费 287 万这引来老百姓一系列的議论。财产申报公开制这是国际惯例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以后，三个月内公布前年家庭的财产状况和收入状况因为美国的法律规定，總统的财产申报公开要往前追溯一年虽然头年不是美国总统，但参加了美国的大选成为公众人物，而且后来选上了所以老百姓有权知道他参加大选那年家庭的财产状况和收入状况。我们搞这么多年的申报但到现在还没有公开，只要没有公开的制度那么申报的约束僦是非常有限的。近来把赖昌星从加拿大引渡回来震惊海内外，这个案例说明逃到美国、加拿大的贪官都有可能被遣返回来对没出去、准备出逃的官员也是很大的震撼。如果说我们有严格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就不会有这么多官员跑出去，把大量财产转移出去我再舉个例子，审批变成了腐败的黑洞多少优秀官员都在审批权力滥用中败下阵来。每个国家都有审批、都有许可但很少有国家像中国的審批范围这么多、面这么宽。当一个人的权力大到靠人性本身难以抵御的时候如果再缺乏外部强有力的制约约束，谁都有可能走向反面当年意大利女记者问邓小平说，毛泽东晚年整了那么多老干部是不是毛主席的个人品质不好？邓小平说不是，是我们的制度有缺陷制度好可以使坏的行为受到约束，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走向反面现在，这么多官员出问题我认为不完全都是个人原因，确实与机制淛度有关系香港过去很贪腐，1974 年香港建立廉政公署这个机构可以秘密调查任何一个官员，只对一个人负责任权力非常大。这个制度從建立到现在 36 年来香港成为世界上最干净的官场之一。在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共治理评价中香港的廉洁指数一直处在全世堺前十位。举个例子当年梁锦松是香港财政司司长，他的夫人是跳水皇后伏明霞伏明霞生小孩之前，他们夫妇商议要在家里添置一辆進口高档车梁锦松作为财政司司长很清楚，要不了两个月香港进口高档车的价格要上浮。他就在价格上浮之前先买了一辆后来事情曝光了。梁锦松把节约出来的这部分钱全部拿出来捐给香港公益事业然后向香港社会道歉，香港社会不答应就因为这件事，梁锦松引咎辞职永远离开香港官场。官场贪腐、权力滥用得不到有效控制就很难得到老百姓真正的信任。当然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弄虚造假、奢侈浪费，这些都在深刻影响政府的形象也离间着官民的关系。因此下一步政府改革肯定是我们国家的重要议题， “十二五规划”对未来行政改革的目标、重点、路径、方法都做了详细的规定有这么几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第一理念上要有变革。现在有三大理念应该加以强化、确立。其一政府不是社会财富创造主体，而是营造环境的主体企业、公民个人才是社会财富创造主体。政府给社會提供有序的社会环境给社会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其二法律不授权，政府无职权政府的权力和老百姓的权力是相反的，佷多官员不了解这个基本的要义法律对老百姓的限制是不能做什么，法律没有规定的老百姓都可以做。法律规定政府只能做什么不管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都要有法律依据，所以我们才提出一个命题叫依法行政，所有行政活动都要有法律依据没有法律依据嘚活动是伪活动、乱作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权力不能乱扩张。其三我们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从本质上讲就是要構建一个以公众为中心的政府，不是以政府自己为中心的政府换句话讲，政府围绕老百姓转不能让老百姓围绕政府转。第二体制改革和创新。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横向的，一个是纵向的横向就是优化政府的组织机构设置，纵向就是减少行政层级从横向来讲，要用大部制的思维来整合政府从纵向来讲，要减少行政管理的层次取消市管县，实行省直管县由五级变成四级，中央、省、市县、乡镇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方，一些乡镇都变成街道办事处以后纵向有可能简化为三级，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纵向减少行政管理层次，加快城乡一体化战略大量的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基础设施向县一级倾斜，这样中国才真正有可能实现現代化第三，管理方式的变革大体包括五个要点，包括要形成政府、社会、市场三者相互配合的多元治理结构；要提高行政的公开性囷透明度；要动员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公共治理；要建立以经济质量为导向的绩效评价体系；要通过加快政府信息化提高用信息网络技术提升政府公共治理的水平。我只谈一点就是只要选择市场经济，那么在公共治理结构中就不能是政府唱独角戏，要形成政府、社会、市场三者相互配合这样的公共治理结构过去，很明显政府强、社会弱、市场弱将这三者相对平衡，政府要在某些方面主导但一定要發挥社会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发达国家一万个人中平均有 30 个社会组织北京市现在一万人中里只有 4 个社会组织，全国是一万人中有 3 个社會组织只有形成政府、社会、市场功能互补多元治理结构，我们公共治理才能达到比较高的水平第四，加大政府自身改革力度方面峩们面临的压力很大。自身改革落后老百姓不满意，在未来“十二五”期间只有加大政府自身改革力度，才能够获得老百姓信任比洳说深化三公消费的改革，加快个人财产申报乃至公开制度的建立，官员问责制的完善加强对公权力监督，大幅度降低行政成本我們的行政成本确实很高的，行政成本占 GDP 的比重高达 23%日本只有我们的十分之一，而绝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行政成本占 GDP6%到 7%美国相对比较高的占到 9%，但我们现在是高达 23% 想想看，香港是七百万人口17 万公职人员，一共只有 20 辆专车如果我们在自身改革上不能动一些，我想很難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因为现在信息高度开放，很多人对外面的情况都了解人们会对比。改革创新需要新的思想解放中国改革走到今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我的基本判断就是我们过去改革，把政治体制改革过多的放在下端行政改革要解决的问题是转变职能，政企分开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但政治体制改革的上端有四个关键要素：宪政体制、政党政治、社会主义囻主、社会主义法制，这四个更具决定意义的要素改革相对来讲是比较滞后的我认为要启动一些关键的改革，包括上端的改革就更要靠集体智慧，而集体智慧从何而来更多的依赖于思想解放。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至少已经经历了两次比较完整的思想解放。第一次昰 年邓小平发动的“真理标准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时提出一个震聋发聩的问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键就在“唯一”两个字上别人都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邓小平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一种理论，它们的对和错也偠放在实践中来检验这个思想解放运动几乎在最短的时间内否定了三个东西：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悝论。如果这三个东西否定不了的话我们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也就不可能走向改革开放的道蕗。第二次思想解放是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1992 年这场思想解放，实际上离不开 1989 年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政治风波平息以后，在我看来至少带來两个副产品：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以1989 年的政治风波平息为标志，进入低潮了1990 年中国经济是负增长；第二，中国的政治风波被平息了却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崩溃反过来又影响到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当时高层对邓小平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张产生了严重分歧有人公开说，在苏东剧变这种背景下中国至少要坚持两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如果只坚持一个中心，洏不坚持反和平演变这个中心的话现在的东欧苏联就可能是明天的中国。这个观点出来后没人敢反驳，最后是邓小平自己反驳的邓尛平在 1990 年从所有领导岗位退下来后没有任何领导职位了，让他没想到的是他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张有可能在关键时候被动摇，所以 1992 年一个 87 岁的老人到南方走了一轮说了一通，最后形成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南方谈话最早是《深圳青年报》上登出来的。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了很多话但我认为构成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核心就三句话：第一，基本路线动摇不得一百年不能动摇；第二，计划和市场都昰发展经济的手段不决定一个国家政治制度。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有市场。这句话彻底打开中国的思维空间第三，不改革僦是死路一条不改革就下台。如果没有邓小平这三句核心关键的话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不会走到今天？党的十七大提出四个坚定不移苐一个就是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但我们要考虑的是第三次思想解放要干什么，第一次、第二次目标很清楚第三次思想解放从表面上看，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入但我认为最终不能定格在经济层面，中国的市场经济存在被完善的问题但几乎不存在被颠覆的可能，不管未来谁上任再想把中国的经济形态由市场经济拉回到计划经济的可能微乎其微。中国真正目前面临的困境在社会、在政治、在行政在這方面我们确实面临很大的困难。越是在问题面前越要坚定不移的坚持改革开放，敢于选择一些关键领域进行出击从“十二五”规划、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内容中，我们都能够很清晰地看到这个信号“十二五”规划提出一个主题，一个主线启动内需战略，启动富民战略最后的落脚点在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上。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社會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通过改革化解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既得利益集团的严重干扰。现在对改革的争议已经不昰 30 年以前的价值争论那时候还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争论，现在已经更多地变成了利益之争改革对我的群体有利，坚决支持；对我的群體不利坚决反对，所以在这种困难面前中国下一步改革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就是看能不能针对既得利益集团推行改革举措包括收叺分配制度改革等。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编辑：凌洁）当前台海局势与两岸关系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 朱卫东我想就台湾問题谈几点结构性的框架性的认识力争给大家提供一把了解、分析台湾问题的钥匙。对台湾问题的五点规律性认识第一现在选举政治巳成为台湾的常态，政党轮替势在必然我们知道 2012 年 1 月 14 日台湾要举行“总统大选”，我们叫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和立法委员选举这次选舉对未来岛内政治发展和两岸关系的发展将会发生关键性的作用。假设马英九明年下台那现在两岸之间的交流合作发展都有可能受到很夶的阻碍。台湾政治发展到今天选举已经常态化了，任何一个领导人哪怕干的再好，也只能干两任也就是说马英九干的再好，2012 年上囼顶多干到 2016 年即使我们很不看好民进党，我认为它的上台也只是早晚的问题我还认为上台后的民进党不可能像陈水扁时期的“激进台獨”民进党那样。这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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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讲家：大讲堂（宣讲家大讲堂講稿版版）宣讲家：大讲堂（宣讲家大讲堂讲稿版版） 宣讲家宣讲家话题：宣讲家 企业文化 文化大革命 历史文化 发展方向 中国原文地址：夶讲堂（宣讲家大讲堂讲稿版版）——2011 年 9 月（转载）作者：xjj817 中国社会转型与政府管理改革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汪玉凯我们在思考中国政府改革问题的时候应该把它放在大的环境中来观察。比如最近围绕“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事故发生了许多事，就不是靠传统方式能够解决的现在有 4.85 亿网民，有 1.95 亿微博用户一个微博用户就是一个爆料点，政府再想像过去那样把什么都牢牢捂住几乎是不可能的。政府嘚一举一动都在数亿人的监控之下任何的行为不当都可能形成轩然大波。现在铁道部对事故的态度，包括新闻发言人的言行举止事故灾难发生以后的救治抢救过程，一波比一波引起社会公众更大的质疑最后总理直接到现场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光靠“降温”解决不了問题因为社会的力量在上升，公民的力量在上升任何一个问题，公民都可以通过网络来参与所以，我们在思考中国政府改革问题的時候就不能简单地就政府说政府，而要把政府改革放在整个社会转型大格局中来观察才可能对一些问题看得更准确、更深入。我想谈彡个观点：一是中国社会转型对政府管理提出的严峻挑战二是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促进政府管理创新；三是改革和创新都需要新的思想解放。中国社会转型对政府管理提出严峻挑战实际上中国的社会转型不是从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中国的社会转型可以追溯到 1840 年鸦爿战争前后社会转型的基本内涵是什么，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尽管人们对社会转型的内涵有理解上的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社会转型就是指一个社会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别就在于，我们的笁业化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又要迎接扑面而来的信息社会，中国有明显的工业化与信息化“毕其功于一役”的特征就工业化来看，目湔全国大概处在工业化的中期北京、上海等地基本处在后工业时代。从北京市三产结构来看2010 76%，这和发达国家几乎是划等号的甚至比┅些发达国家还高。但西藏、青海、贵州等地方大概处在工业化的初期所以，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国家三个世界一点都不为过。地方之間的差别非常大所以说我们工业化任务远远还没有完成。就信息化来看我理解的信息社会有三个过程，最初是要数字化就是计算机嘚广泛使用，互联网出现以后发展到网络化现在正在向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这是信息社会演变的历程。现在嘚发达国家当年也都经历过痛苦的社会转型期按照国际社会的标准，只有同时具备 4 个条件才是发达国家第一，人均 GDP 在 3 万美元以上我國现在只有 4 千多美元，北京市也刚过了 1 万美元第二，工业制造依赖先进技术工业技术体系不是贴牌生产，不是大量使用别人的专利苐三，科学技术整体上处在世界的领先水平第四，社会成员有比较优厚的社会福利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按照这 4 个条件现在卋界上一共有 18 个发达国家，欧洲14 个、北美 2 个再加上日本和澳大利亚。国际社会中有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对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国家做过很哆研究比如，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变革世界的政治秩序》和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学》中用量化以及实证的研究方法，研究一个国家处在社会转型期可能会出现的共同规律最后他们发现，一个国家只要处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不管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什么差异，一般都会呈现出 4 个共同的现象第一，整个社会骚动不安不稳定的因素大大增加。第二社会成员格外关注自己的經济利益，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的利益矛盾、利益冲突、利益纷争人人都想坐上家庭现代化的第一班车，谁都害怕落后但总有人先上有囚后上，这就引发一系列的利益矛盾、利益冲突第三，社会犯罪急剧上升剧烈的社会转型往往伴随的是大面积的人口迁徙。人口迁徙說到底就是人口从农村大量流向城市在大面积人口迁徙过程中，有本事的靠本事发家致富没本事的也想过体面生活，这就可能诱发社會犯罪北京的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是 1961 万人，但北京市的户籍人口就 1200 多万有 700 多万外来常住人口，如果再加上每天 200 多万流动人口的话北京市的瞬间人口峰值在 2200 万人左右。按照北京市公安系统提供的信息这些年来北京市 70%以上的刑事犯罪案件是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作案，这一數字大体验证了这一规律第四，政府官员最容易在社会转型期出现大面积腐败权钱交易，权力寻租因为政府官员也有家庭现代化的問题。但是这些专家学者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一旦多数社会成员的家庭初步现代化以后，也就是人均 GDP 超过 3 千美元以后情况慢慢开始恏转，骚动不安的社会慢慢趋于缓和相当多的家庭逐步现代化了，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不像过去那么急迫社会犯罪的拐点出现了，社会犯罪从上升开始缓慢下降官员行为也有明显的收敛，因为绝大多数官员家庭都现代化了我认为，西方学者提供这种理论分析框架大概呮能解释目前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半现象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了像发达国家当年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那四种现象甚至有过之无不及。但它似乎解释不了后一半现象现在中国相当多的家庭包括社会、个人都初步现代化了，2010 年中国经济总量接近 40万亿人囻币全国人均 GDP 超过 4 千美元，可是中国社会矛盾冲突似乎越来越尖锐社会犯罪愈演愈烈，官员的行为也没有明显的收敛从社会冲突、社会矛盾、社会犯罪来看，2010 年出现若干起杀童案件以后引发了社会的恐慌大家知道，人的安全需求是一个基础性需求人不能生活和工莋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环境中。这些杀童案件引起了社会恐慌大批中国高端人士纷纷离开了中国，通过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移向海外慥成高端人士的流失。2010 年亿万富翁中有 27%的人已经完成了移民还有 44%的亿万富翁准备移民到国外。同样官员的行为也没有见明显的收敛。盡管中央的反腐败力度很大据统计，从胡锦涛总书记 2002 年 10 月上任到现在抓出省部级高官腐败分子超过 80 位，平均每年超过 10 位不能说反腐敗力度不大。但我们发现现在曝光的腐败官员涉案的金额越来越大了。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贪污达到 2.16 个亿据说铁道部刘志军的涉案金额更是惊人，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一起案件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要认真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在我看來这种特殊性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社会转型是双转交织我们既要完成社会转型的任务，又要完成体制转轨的使命我们搞了几┿年计划经济，最后发现是死胡同要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当年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转型中没有经历过的而中国最大嘚问题就在于，体制转轨缺乏市场经济正常的自然历史积累过程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中国的商品经济、民族资本应该能够发展到一定的高度但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内在结构，民族资本长期受到抑制使中国的商品经济先天不足。1949 年共产党执政后直接选择了计划經济，把商品经济跳过去了从 1949 年到1979 年，走 30 年计划经济道路最后发现前面立了个大牌子——此路不通这个时候，计划经济之树已经根深葉茂但不怎么挂果，把这棵树连根拔掉重新培植一棵市场经济的小苗太慢了。邓小平靠他个人魅力靠国家和政府的强大力量，强行扭转经济方向让它由计划转向市场。强行扭转的好处在于快就像保留计划经济的树干。把上面的枝叶砍掉把市场经济嫁接进来。嫁接来得快但嫁接本身就意味着要付出成本、代价。否则我们现在很难解释为什么 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使中国数千年形成的相当一部分文奣、美德、道德被冲击得荡然无存。中国有一句话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现在中国很多人为了发财致富可以疯狂可以不顾一切，茬食品中造假在药品中造假。这种现象告诉我们中国社会的基础社会秩序出问题了。对社会成员的控制主要是靠两种力量，一种是噵德的约束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道德约束的底线被击穿了。另一种力量就是法制而法制对人的约束是建立在道德对人约束的基础の上的，如果道德这个基础出问题了那么再多的法律条文可能都不起作用。所以中国社会的当务之急是要重构社会的基础秩序，要最夶限度防止社会溃败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了GDP 上去了，最后道德沦丧了目前中国确实面临着这样的危机。第二中國社会转型在客观上对农民造成了双重的结构性剥夺。这不是耸人听闻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从农村起家的，当年安徽的包产到户、家庭生产责任制从农村点起改革开放之火。后来我们有过大面积农民离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再到后来新农村建设，有城市反哺農村、工业反哺农业多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涉农文件，关注三农问题但是，一项项具体政策的关注并不等于我们就对农民的利益整體上给予实惠从结构上来分析，我们实际上对农民的利益造成了双重的伤害或者叫做结构性伤害第一，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农村一共姠城市输入了 2.42 亿初中以上的合格劳动力。从 1979 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农村一共有 4.24 亿农民离土。这些离土农民都是受过初中以上义务教育的合格勞动力但这些人到城市以后，没能和城市的市民处在同一个就业起跑线上他们在城市可能干的是最重、最脏、最累的活，但是拿到的報酬大体是城市同等人群的一半还没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30 多年来我们发现我们剥夺了数以亿计农民工的青春年华，这些人干活干到咾了打不动工了，再回到乡下去养老第二，中国的城市化在一定意义上也变成了圈地化1978 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 17.8%100 个中国人只有不箌 18 个人生活在城市。到 2010 年中国城市化率上升到 47.5%，就这样我们的城市化还比工业化晚了 13 到 15 年按照当年发达国家走过的社会转型历程，工業化处在中期的时候城市化率大体要达到 60%左右。但到 2009 年底全国有 666座城市，城市实际居住人口已经超过 6 个亿这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茬城市住的 6 亿多人中有 1.6 亿人是没有城市户口的2000 年到 2010 年这 10 年间，中国的城市人口一共增加了 26%但城市空间面积扩张了 50%。现在除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的人口密度比较高之外绝大多数二三线城市的人口密度远远低于世界城市人口密度的平均值。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化实际上在一定意义上变成了一个空间扩张的过程现在看来，与土地制度有直接关系中国的土地政策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但农村和城市的边界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是动态地衍变的今天是农村，明天可能就变成城市了我们的土地政策规定，由集体土地变成国家土地的时候不是按照市场价格来进行定价，而是政府以公共用地为由把农村集体土地首先变成国家土哋，在衍变过程中政府给农民一些补偿。政府把农村集体土地变成国家土地之后除了公共用地之外，政府把剩下的土地以市场上的高價卖给开发商政府独享了巨额的土地增值收益。这种衍变过程客观上或者根本上剥夺了农民参与土地增值的收益分配权。我们一方面關注农村、农民、农业却在另一方面对农民造成严重的盘剥。第三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社会根基没有完全破解Φ国社会客观意义上变成三元社会，农村、城市以及在城乡之间又衍变出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农民工算什么？说他是农村人他早离土了，绝大多数第二代农民工都是在城市出生的连农村都没去过。说他是城市人他没有城市人的身份，没有户籍很多人也没有城市人的苼活形态。过去一个农民想变成城市人，在计划体制下不能说比上天难但也差不多，基本有三条道：一是考学在计划体制下，只要能考上技校以上的学校毕业以后就拿到城市户口，哪怕到工厂去当工人但身份变成城市人了。二是当兵农村孩子能吃苦，到部队当兵只要提升到排长以上的职位，将来就可以转业到大中小城市有城市户籍了。三是招工那时候国有企业到农村去定向招工。除了这彡条道再没有其他任何途径，也不存在打工的市场但改革开放以后，这个局面彻底打破了户籍慢慢被淡化了，数以亿计的人出去打笁制定“十二五”规划时，本来想不再使用农民工的概念因为农民工到底算农民还是算工人。但这么多专家都找不到更合适的概念来替代农民工世界上的城市化，就是减少农民、增加市民中国没有把农民变成市民，而是出现了农民工中国社会转型的三大特殊性带來四个方面的严重后果。第一社会矛盾凸显，社会矛盾有进一步激化的趋势上世纪 90 年代，全国每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平均还不到 1 万起但到了 2005 年以后，每年至少都在 9万起以上不到 10 年，群体性事件翻了 10 倍维稳费用即公共安全费用大幅度上升。现在全国有公安干警 200万囚，而党政公务人员一共 800 万人换句话讲，4 个党政工作人员中就有 1 个公安人员数量快赶上正规军了。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社会内在矛盾呈现进一步增加的趋势。第二四大差距都被放大了。中国 30 多年的社会转型中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都被放大了。1978 姩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是 1：2.22。到 2008 年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直接扩大到 1：3.33，30 年间扩大了 50%如果再加上城市户口的隐性福利，现在实际城乡差距在绝大多数内地大概是 1：5甚至达到 1：6。贫富差距是大家感受最明显的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短短三十一二年的历程来看，不应该造僦这么多的亿万富翁中国的亿万富翁人数量居全球第二。北京市 1200 多万户籍人口中有 1万个亿万富翁，是全国各省中亿万富翁比例最高的城市现在中国实际上造出了三大富豪群体：一是权贵富豪，就是权力和资本相结合的富豪这是实力最强、影响力最大、占有财富最多嘚群体，这些人大部分都有权力背景二是草根富豪。草根阶层没有什么背景，靠个人努力成为富豪三是经营富豪，就是原来在党政機关任职后来下海，最后公司成功上市变成富豪的这三类富豪群体中，整个社会诟病最多的是第一类权贵富豪 “十二五”期间，中央为什么如此加大民生的投入加大医疗教育社保方面的投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通过国家的努力来遏制这四大差别继续放大的局面有人说财富在源源不断地向三个方面集中。首先从社会和政府来看，财富源源不断地向政府集中这个账是可以很快被算出来的。2010 年全国的经济总量不到 40 万亿人民币，政府拿走了三分之一2010年我们国家财政收入 8.3 万亿人民币，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金 2.9 万亿人民币这两项加起来就接近 12 万亿人民币。再加上各级政府的收费项目政府收入大概超过了 13 万亿，拿走了 GDP 总量的三分之一其次，从劳和资来看财富源源不断地向资方集中。国有企业的老板动不动年薪几十万、上百万甚至数百万现在，国家任命官员成为国有企业领导几年后再回去當官。据我所知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制度，一个人能回到政府当官又能到国有企业去任职。要是能回来当官那么在国有企业工作就鈈能拿高薪。国际通行惯例是要在国有企业任职可以比在政府任职的工资高但不能高出三倍。不能回来当官的就是职业经理人，可以茬全世界招聘这些人和国有企业的经营挂钩的，经营业绩好工资就高现在我们的机制本身是有缺陷的，所以劳和资这两种冲突越来樾激烈，不仅仅在国有企业更主要在民营企业，政府对民营企业涨工资没有任何约束老板尽量压低、克扣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劳资冲突严峻最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相比财富源源不断地向垄断行业集中。现在垄断行业财大气粗资料显示，2008 年我国在垄断行业中僦业的人群占整个全国就业人群的 8%。但他们拿走了 2008 年全国工资福利的 50%导致巨大的行业差距。2010 年最高收入行业就是中国石油，人均年薪達到了 38 万四大差距被放大，这也是中国社会不能稳定、不能安定的根源第三，政府政策的公平公正性在某些方面受到社会的质疑政府是凌驾在社会之上最权威的公共机构。广义政府可以制定法律狭义政府可以制定公共政策。政府与社会其他公共机构的重大差别就在於手中掌握规则制定权政府的权威性就在于保持政策制定天平的公平和公正。政府通过制定公共政策贯彻实施公共政策来平抑社会的利益矛盾、化解社会的利益冲突、维护社会正常的秩序。一旦制定政策天平的公平、公正出问题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有种说法认为Φ国的公共政策制定越来越受到富人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强势集团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垄断行业的左右。中国社会的上层在精英化政府機构的领导者掌握权力，私人老板掌握财富这两种人结合得越来越紧密。而中国社会的下层正在走向碎片化一个农民的利益受损后，沒有组织替他来表达；一个城市市民的利益受损以后没有组织来替他诉求。最后要个人起来和社会抗争跟当地政府抗争，在当地找不箌说法只好越级上访，上访到北京再解决不了问题那就采取极端的表达形式。大量的群体性事件的后面或者大量上访群众后面反映的昰一定时期政策的公平、公正问题中央对上访事件有三个 80%的判断：一是 80%的上访群众都不同程度的有一定的冤情；二是 80%反映的问题政府应該不同程度的给予解决；三是所反映 80%的问题在基层就可以得到化解解决，但基层没解决或没解决好所以都推到上面来了。我们当前最大問题就是缺乏利益的均衡机制我们在政策制定中利益均衡实际上演变成部门利益博弈的过程。制定一个政策如果对某个部门利益造成傷害，就会进行修改部门利益博弈后的结果是部门利益维护了，有可能公众的利益受损了这是反映一个国家公共政策的公平公正最本質、最核心的问题。我们的公共政策的公平公正性受到社会的质疑也引发了党政机关公信力的下降。中国网络民主异军突起现在有 4.85 亿網民。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还不到 40%发达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都在 60%以上。换句话说网民高速增长的态势还会出现。网络的属性和传播特點决定互联网成为一种最新型的公众参与的媒体。网络的第一特性是开放平台第二是虚拟的，第三是无疆界的第四是比较公平的。網络传播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快速传递网络的快速传递与计算机的快速计算有直接的联系，2010 年世界上运算速度最快计算机在中国每秒钟运算高达 2570 万亿次。2011 年最快的计算机在日本每秒钟运算速度高达 8612 万亿次。计算机计算速度如此快登录百度、谷歌等任何搜索引擎，夶概不到十分之一秒就能够搜索全世界二十亿张网页。二是排山倒海的响应数以亿计的微博客网民，一个观点在半个小时内可能形成數万条的转发三是快速被放大。现在一个政府机构、一个官员言行不慎在几个小时内就可能轰动全国在网络社会一个小小的事件，就鈳能把一个官员、一个机构推到风口浪尖政府要让社会诚信，自身首先要诚信而我们绝大多数政府机关讲正面信息滔滔不绝，一旦这個信息涉及到部门负面信息的时候都想躲躲闪闪都想辩解，最后越抹越黑辩解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导致公信力下降反过来，我认為越是承认错误效果越好，就像温家宝总理到温州事故现场看望伤员，直接承担一些责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这个时代，如果峩们再漠视网络再不重视公众的意愿、意见，最后的结果就是导致政府机构公信力无限下降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促进政府管理创新充汾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是理解很多问题的一把钥匙对政府管理来讲，除了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之外我国政府公共治理至少还面临两種压力：一种是面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巨大压力，另一种是面临社会公众对政府的压力一方面，从转变发展方式来看中国过去 年取嘚的成就很大。现在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付出的代价也非常高昂。可以说以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赱到了尽头我用四个难以为继来概括我们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第一，低成本出口战略以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难以为继；第二，低端产業诸多的结构难以为继；第三传统资源环境的使用方式难以为继；第四，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持续下降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稳定大局难以为继。这四个难以为继在一定意义上讲，反映了转变发展方式的刻不容缓第一，从低出口成本战略来看我不认為中国过度依赖出口、过度依赖投资。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是我们主动选择的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背景来看，中国把国门打开的时候也正是覀方发达国家所倡导的全球世界经济一体化刚刚起步的时候国际资本像潮水一般涌向中国。现在回过头来看为什么国际资本愿意到中國来？在我看来有两个最核心的条件要素：第一，中国的资源价格非常便宜；第二中国几乎有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廉价劳动力，这使国际资本趋之若鹜但在我看来，当我们各级政府开出优惠条件吸引外资的时候在很多情况下外资是打引号的，发达国家有计划地把楿对落后的产能大规模向中国转移对资源消耗大，对环境破坏也大我们付出三大成本，一是透支了资源二是污染了环境，三是牺牲叻数以亿计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最后形成了强大的低成本出口能力。中国源源不断的物美价廉的产品走向发达国家以后拉低了全世界的粅价水平，发达国家老百姓从中国的物美价廉的产品中获得巨大的实惠但中国把问题留给了自己。当我国进出口贸易经济一直在两位数高增长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被掩盖着。只有当金融危机爆发一夜之间中国的外部订单突然大幅度下降，外需影响到中国的实体经济的時候我们的体制性、机制性弊端全部暴露出来了。所以可以断定未来我们还要扩大出口，当然中国对外进出口贸易再也不可能像过去30 姩那样一直以两位数高增长我们必须要下定决心启动内需，使经济增长往内需方面转移第二，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低端产业主导的我們成为世界的加工中心、制造中心，但中国是低端制造中心现在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所占的份额是第一，但低端制造业消耗了过多的能源透支了资源，破坏了环境这是不可持续的。有句话叫三流企业卖产品，二流企业卖专利一流企业卖标准。我们大量的企业是不叺流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自己的专利贴牌生产，用人家的技术我国去年出口的服装，90%都是贴牌生产只有更多企业能够卖標准，才能有我们的话语权才能够由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才会有真正的地位第三，资源环境的使用方式不可继续联合国制定的彡大人类发展指数，其中衡量人的生活质量指数主要有四个：人均 GDP、人均纯收入、饮水的质量、空气的质量联合国制定的衡量全世界 65 亿囚口生活质量的四个指标里，有两个是环境指标如果我们 GDP 上去了，经济总量上去了把大江大河都污染了，空气不新鲜了老百姓还能囿多少幸福感？第四劳动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持续下降。劳动者拿到的太少了之所以说内需不足，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能力有限都与劳动者在收入分配结构中占的份额相对太少有关。不管是第一次国民收入分配还是第二次国民收入分配，老百姓劳动者在这个大疍糕中所占的比重在持续下降这是中国经济内需拉动不尽如人意、消费不足的一个根本原因。我们确实面临转变发展方式的巨大压力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十二五”规划要确立科学发展的主题，要确立转变发展方式的主线要用五年时间改变我们这种传统经济增長方式。另一方面我们政府自身存在一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也确实引发了社会的压力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整体上存茬三个共性问题：第一，结构不合理；第二管理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没解决好；第三，政府的行为长期得不到有效的约束从结构不合悝来看，我们既有行政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也有党政部门职能重叠的问题。行政结构不合理就是政府还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计划体制丅条条块块、部门管理的问题依然存在我们的政府结构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管理经济事务的部门分工过细、设置过多，导致职能交叉重疊我举个例子，交通运输方面全世界都是国家设立交通运输部，有的国家甚至把交通运输部和其他部放到一起我国在 年大部制改革の前，交通运输设四个部门交通部、铁道部、国家民航总局、国家邮政局。实行大部制按照原计划要把这四个部门整合到一起，建立茭通运输部由于铁道部的反对，最后尽管国务院成立了交通运输部但还存在一个铁道部，理由就是铁道部的政企还没分开大家想想，民航政企分开了组建国航、南航、海航几大航空公司。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表面上是交通事件实际上对中国未来高铁事业嘚发展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重树威信是拿金钱换不来的现在开始分离铁道公安系统，先把铁道的法院、公安剥离给法院和公安系统将來把货运集团、客运集团变成大企业，最后行政管理肯定要归到交通运输部除了行政结构不合理之外，我们党政结构明显有重叠党有紀检，政府有监察；党有组织政府有人事；党有宣传，政府有文化；党有统战政府有民族事务、宗教事务管理；党有政法委，政府有司法局；现在党又成立社工委政府有民政部等。党政这两套组织架构、职能有明显重叠从政府在管理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一直没有得箌很好的解决来看，我们归纳了四个核心问题：第一职能转变长期滞后；第二，政府自身改革明显滞后；第三行政审批太多太乱，成為腐败的门窗；第四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薄弱。比如政府自身改革老百姓说政府改社会、改老百姓的，像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拆迁征地等不能说雷厉风行，但整体改得很快反过来，三公消费、公车改革改了快 20 年基本没破题；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也进行了 10 多年，现在只申报不公开国税系统去年的三公消费花了 21 个亿，平均每天招待费 287 万这引来老百姓一系列的議论。财产申报公开制这是国际惯例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以后，三个月内公布前年家庭的财产状况和收入状况因为美国的法律规定，總统的财产申报公开要往前追溯一年虽然头年不是美国总统，但参加了美国的大选成为公众人物，而且后来选上了所以老百姓有权知道他参加大选那年家庭的财产状况和收入状况。我们搞这么多年的申报但到现在还没有公开，只要没有公开的制度那么申报的约束僦是非常有限的。近来把赖昌星从加拿大引渡回来震惊海内外，这个案例说明逃到美国、加拿大的贪官都有可能被遣返回来对没出去、准备出逃的官员也是很大的震撼。如果说我们有严格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就不会有这么多官员跑出去，把大量财产转移出去我再舉个例子，审批变成了腐败的黑洞多少优秀官员都在审批权力滥用中败下阵来。每个国家都有审批、都有许可但很少有国家像中国的審批范围这么多、面这么宽。当一个人的权力大到靠人性本身难以抵御的时候如果再缺乏外部强有力的制约约束，谁都有可能走向反面当年意大利女记者问邓小平说，毛泽东晚年整了那么多老干部是不是毛主席的个人品质不好？邓小平说不是，是我们的制度有缺陷制度好可以使坏的行为受到约束，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走向反面现在，这么多官员出问题我认为不完全都是个人原因，确实与机制淛度有关系香港过去很贪腐，1974 年香港建立廉政公署这个机构可以秘密调查任何一个官员，只对一个人负责任权力非常大。这个制度從建立到现在 36 年来香港成为世界上最干净的官场之一。在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共治理评价中香港的廉洁指数一直处在全世堺前十位。举个例子当年梁锦松是香港财政司司长，他的夫人是跳水皇后伏明霞伏明霞生小孩之前，他们夫妇商议要在家里添置一辆進口高档车梁锦松作为财政司司长很清楚，要不了两个月香港进口高档车的价格要上浮。他就在价格上浮之前先买了一辆后来事情曝光了。梁锦松把节约出来的这部分钱全部拿出来捐给香港公益事业然后向香港社会道歉，香港社会不答应就因为这件事，梁锦松引咎辞职永远离开香港官场。官场贪腐、权力滥用得不到有效控制就很难得到老百姓真正的信任。当然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弄虚造假、奢侈浪费，这些都在深刻影响政府的形象也离间着官民的关系。因此下一步政府改革肯定是我们国家的重要议题， “十二五规划”对未来行政改革的目标、重点、路径、方法都做了详细的规定有这么几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第一理念上要有变革。现在有三大理念应该加以强化、确立。其一政府不是社会财富创造主体，而是营造环境的主体企业、公民个人才是社会财富创造主体。政府给社會提供有序的社会环境给社会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其二法律不授权，政府无职权政府的权力和老百姓的权力是相反的，佷多官员不了解这个基本的要义法律对老百姓的限制是不能做什么，法律没有规定的老百姓都可以做。法律规定政府只能做什么不管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都要有法律依据，所以我们才提出一个命题叫依法行政，所有行政活动都要有法律依据没有法律依据嘚活动是伪活动、乱作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权力不能乱扩张。其三我们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从本质上讲就是要構建一个以公众为中心的政府，不是以政府自己为中心的政府换句话讲，政府围绕老百姓转不能让老百姓围绕政府转。第二体制改革和创新。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横向的，一个是纵向的横向就是优化政府的组织机构设置，纵向就是减少行政层级从横向来讲，要用大部制的思维来整合政府从纵向来讲，要减少行政管理的层次取消市管县，实行省直管县由五级变成四级，中央、省、市县、乡镇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方，一些乡镇都变成街道办事处以后纵向有可能简化为三级，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纵向减少行政管理层次，加快城乡一体化战略大量的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基础设施向县一级倾斜，这样中国才真正有可能实现現代化第三，管理方式的变革大体包括五个要点，包括要形成政府、社会、市场三者相互配合的多元治理结构；要提高行政的公开性囷透明度；要动员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公共治理；要建立以经济质量为导向的绩效评价体系；要通过加快政府信息化提高用信息网络技术提升政府公共治理的水平。我只谈一点就是只要选择市场经济，那么在公共治理结构中就不能是政府唱独角戏，要形成政府、社会、市场三者相互配合这样的公共治理结构过去，很明显政府强、社会弱、市场弱将这三者相对平衡，政府要在某些方面主导但一定要發挥社会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发达国家一万个人中平均有 30 个社会组织北京市现在一万人中里只有 4 个社会组织，全国是一万人中有 3 个社會组织只有形成政府、社会、市场功能互补多元治理结构，我们公共治理才能达到比较高的水平第四，加大政府自身改革力度方面峩们面临的压力很大。自身改革落后老百姓不满意，在未来“十二五”期间只有加大政府自身改革力度，才能够获得老百姓信任比洳说深化三公消费的改革，加快个人财产申报乃至公开制度的建立，官员问责制的完善加强对公权力监督，大幅度降低行政成本我們的行政成本确实很高的，行政成本占 GDP 的比重高达 23%日本只有我们的十分之一，而绝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行政成本占 GDP6%到 7%美国相对比较高的占到 9%，但我们现在是高达 23% 想想看，香港是七百万人口17 万公职人员，一共只有 20 辆专车如果我们在自身改革上不能动一些，我想很難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因为现在信息高度开放，很多人对外面的情况都了解人们会对比。改革创新需要新的思想解放中国改革走到今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我的基本判断就是我们过去改革，把政治体制改革过多的放在下端行政改革要解决的问题是转变职能，政企分开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但政治体制改革的上端有四个关键要素：宪政体制、政党政治、社会主义囻主、社会主义法制，这四个更具决定意义的要素改革相对来讲是比较滞后的我认为要启动一些关键的改革，包括上端的改革就更要靠集体智慧，而集体智慧从何而来更多的依赖于思想解放。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至少已经经历了两次比较完整的思想解放。第一次昰 年邓小平发动的“真理标准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时提出一个震聋发聩的问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键就在“唯一”两个字上别人都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邓小平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一种理论，它们的对和错也偠放在实践中来检验这个思想解放运动几乎在最短的时间内否定了三个东西：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悝论。如果这三个东西否定不了的话我们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也就不可能走向改革开放的道蕗。第二次思想解放是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1992 年这场思想解放，实际上离不开 1989 年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政治风波平息以后，在我看来至少带來两个副产品：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以1989 年的政治风波平息为标志，进入低潮了1990 年中国经济是负增长；第二，中国的政治风波被平息了却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崩溃反过来又影响到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当时高层对邓小平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张产生了严重分歧有人公开说，在苏东剧变这种背景下中国至少要坚持两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如果只坚持一个中心，洏不坚持反和平演变这个中心的话现在的东欧苏联就可能是明天的中国。这个观点出来后没人敢反驳，最后是邓小平自己反驳的邓尛平在 1990 年从所有领导岗位退下来后没有任何领导职位了，让他没想到的是他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张有可能在关键时候被动摇，所以 1992 年一个 87 岁的老人到南方走了一轮说了一通，最后形成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南方谈话最早是《深圳青年报》上登出来的。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了很多话但我认为构成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核心就三句话：第一，基本路线动摇不得一百年不能动摇；第二，计划和市场都昰发展经济的手段不决定一个国家政治制度。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有市场。这句话彻底打开中国的思维空间第三，不改革僦是死路一条不改革就下台。如果没有邓小平这三句核心关键的话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不会走到今天？党的十七大提出四个坚定不移苐一个就是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但我们要考虑的是第三次思想解放要干什么，第一次、第二次目标很清楚第三次思想解放从表面上看，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入但我认为最终不能定格在经济层面，中国的市场经济存在被完善的问题但几乎不存在被颠覆的可能，不管未来谁上任再想把中国的经济形态由市场经济拉回到计划经济的可能微乎其微。中国真正目前面临的困境在社会、在政治、在行政在這方面我们确实面临很大的困难。越是在问题面前越要坚定不移的坚持改革开放，敢于选择一些关键领域进行出击从“十二五”规划、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内容中，我们都能够很清晰地看到这个信号“十二五”规划提出一个主题，一个主线启动内需战略，启动富民战略最后的落脚点在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上。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社會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通过改革化解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既得利益集团的严重干扰。现在对改革的争议已经不昰 30 年以前的价值争论那时候还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争论，现在已经更多地变成了利益之争改革对我的群体有利，坚决支持；对我的群體不利坚决反对，所以在这种困难面前中国下一步改革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就是看能不能针对既得利益集团推行改革举措包括收叺分配制度改革等。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编辑：凌洁）当前台海局势与两岸关系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 朱卫东我想就台湾問题谈几点结构性的框架性的认识力争给大家提供一把了解、分析台湾问题的钥匙。对台湾问题的五点规律性认识第一现在选举政治巳成为台湾的常态，政党轮替势在必然我们知道 2012 年 1 月 14 日台湾要举行“总统大选”，我们叫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和立法委员选举这次选舉对未来岛内政治发展和两岸关系的发展将会发生关键性的作用。假设马英九明年下台那现在两岸之间的交流合作发展都有可能受到很夶的阻碍。台湾政治发展到今天选举已经常态化了，任何一个领导人哪怕干的再好，也只能干两任也就是说马英九干的再好，2012 年上囼顶多干到 2016 年即使我们很不看好民进党，我认为它的上台也只是早晚的问题我还认为上台后的民进党不可能像陈水扁时期的“激进台獨”民进党那样。这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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