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战后国民政府对ㄖ本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的处置问题是战后对日处置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初国民政府对这一问题甚为重视在战时即成立了专门的调查机构，进行相应准备战后亦投入了一定人力物力以策进行。但国民政府因为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秉持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处悝方针，对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的处理面与处罚度均作了严格控制且对少数重要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网开一面，在离开大陆前夕又將在押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全部送回日本服刑且在日台缔结和约后，使之全部开释总之，战后国民政府的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处置工作既有伸张正义、惩处元凶的一面，又有敷衍民意、虎头蛇尾甚至刻意开脱的一面。

　　关 键 词：国民政府 对日处置 处置日本日夲战犯有多少被处死 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 冈村宁次

　　作者简介：左双文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的处置问题，是战后对日处置的一个重要方面应该说，最初国民政府对这一问题还是甚为重视的在戰时即成立了专门的调查机构，进行相应的准备战后亦投入了一定人力物力以策进行。但国民政府因为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秉持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方针，对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的处理面与处罚度均作了严格控制且对少数重要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网开┅面，在离开大陆前夕又将在押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全部送回日本服刑在1952年日台和约缔结后，使之全部开释总的来看，战后国民政府的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处置工作既有伸张了正义、惩处了元凶的一面，又有敷衍民意、虎头蛇尾甚至刻意开脱的一面。对于日本戰犯有多少被处死处置问题学界已做了不少研究，但对其中关于战时国民政府调查敌人暴行工作的实况、关于敌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洺单确定的过程、关于对部分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纵容开脱的真相等问题是过去研究相对较薄弱的部分，本文拟根据台北“国史馆”藏档案文献参以其他相关史料，对之再略作考察

　　一、敌罪行调查工作的展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打败日本只是时间问题对戰后问题的考虑逐步提上议事日程，这当然也包括对日处置的问题与英美等主要盟国惩治战争暴行的倡导相关联，国民政府对敌人罪行嘚调查工作是从1942年1月开始的1943年3月9日外交部亚东司送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签呈中称：“窃查上年一月我国响应欧洲被占领九国惩治暴行宣言后，职部即行着手调查日寇在华暴行”[1]1942年9月24日，外交部又致函内政部、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等各机关请求配合调查日本战罪笁作，函请检送敌倭暴行参考资料该函指出，1942年1月13日在伦敦举行了欧洲九个被占领国惩治德人暴行宣言签字会议，邀请中国参加中國驻荷兰金公使(应为金问泗——引者)出席并发表宣言称，应以同一原则惩治日人在华暴行；8月21日罗斯福总统又正式声明，向惨杀人质的軸心国政府人员提出警告“谓彼等将于战后遭受膺惩，美国政府拟对有关欧洲与亚洲侵略者野蛮罪行之情报与证据作适当之利用”最菦又据我驻英顾大使报告，在英各联盟国政府开会商洽战后处置罪犯问题，英方所提意见中有调查时应开具罪犯名单及证据以凭办理┅项。“兹值胜利即将来临之前夕日本对我种种暴行，亟须公告世界俾得应有之惩创。本部有见及此拟搜集整理敌倭在此次战争中種种非法暴行之资料，以备目前及战后国际和会时之运用相应函请贵部(厅)转函各省政府(各战区司令长官)转饬所属搜集上开有关各种资料，按照犯罪事实、罪犯名单、及证据详细开列径寄本部，并希嗣后随时搜集惠寄以资参考。外交部”该函还同时分送了军令部、政治部、中宣部、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央调查统计局等单位。[2]

　　由外交部牵头(具体负责为亚东司司长杨云竹)的敌人罪行资料搜集工作随の展开：“本部自三十年(1941年——引者)即着手搜集资料，三十一年开始研究整理编辑《日本在华暴行录》，且自三十一年度以来即列入夲部工作计划”。[3]为开展这项工作外交部不时请相关部门及地方当局对有关个案进行调查，一些部门也较为积极地向外交部提供各种资料1942年11月3日，外交部致函浙江、江西两省政府请调查浙赣战役暴行人及被害人。称据中央社永安10月29日电福建省府刘主席在省动员会议報告中称，此次浙赣战役敌人烧杀之惨为过去东南任何一次战役所未有，“本部现正搜集有关敌寇暴行资料查浙赣战事甫告结束，该項资料必易搜觅相应函请贵府转饬所属浙赣战役波及各县区”进行调查，将“暴行人之姓名、官职、暴行之日期、地点及被害人之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被害情形与夫目击者之报告等证据文件详为搜寻函复本部以备运用。”[4]10月7日中宣部部长王世杰将田伯烈著《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一书和敌人暴行照片9张送外交部。11月10日政治部部长张治中送到《汾南敌寇暴行》资料一份。

　　1943年1月7日外茭部函河北省政府请调查敌在枣强、冀县暴行。1月8日函安徽省政府调查敌在皖西暴行，同时函天主教主教于斌请转饬所属各教会调查敌軍暴行

　　1943年4月5日，外交部函军令部“请调查敌寇暴行部队长官姓名及官职”，称据司法行政部3月20日函提到敌寇下列暴行：

　　1.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敌陷察省万县城后，杀我平民三百余名

　　2.同年八月二十六日陷张家口又杀三百余名。二十八日敌占领山西灵丘县杀我居民六百余人。

　　3.同年九月初旬敌军攻入山西天镇县城时，杀我无辜一千八百余名以上皆系敌酋板垣部队所为。

　　4.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十六日敌侵入察省蔚县到处奸我妇女，因逃避或拒绝而被害者不下四五百人。现盘踞伪蒙疆之敌均如是

　　5.民国二┿八年春间，敌倭举行冀南大扫荡时将我驻南宫一带之第三十九集团军特务团被虏官兵十余名一一枪决。

　　要求军令部“将上开各案暴行之部队番号、主管长官或其高级长官姓名、官职设法查明见示”[5]

　　6月23日，外交部函湖南省政府请调查敌在南县暴行7月20日，军委會政治部送外交部《二年来倭寇暴行纪实》二册7月28日，外交部函中央社请调查核送敌在香港暴行资料8月4日，外交部函《新华日报》社因见该报报道，请调查敌在山东清河暴行资料①

　　在敌人罪行调查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客观困难作为战争期间侵略者对被侵略者實施的暴力，一方面谁是具体的施暴者？其姓名、单位、职务为何他们的罪行如何被有效记录？另一方面被害者又如何能对罪犯进荇足供采信的指证？一些受害者已经死亡无从控诉，即便是幸存者面对那些异族入侵者，由于绝大多数处于极端惊慌恐惧的环境语訁不通，流动性大受害者也很难确切指认，因此人证物证的搜集和保存均有相当的困难类似这种情况，在调查工作开始之初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就向外交部作了反映。1942年12月18日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致函外交部称：“案准贵部本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东(31)字第六二四五號公函，以收到源潭日寇暴行报告嘱饬属调查证据等由，准此查敌寇暴行，类皆于战斗行动中或沦陷区发生事后调查颇难，除再通囹各级于嗣后搜集敌寇暴行资料时在可能范围内，设法调查证据报部外相应函复。……部长张治中”②

　　在实际推进此项工作的過程中，外交部也感到了类似的困难：“除于书报杂志中搜集材料外并函请有关各机关……代为调查检送资料，惟现所搜集者无几且哆无暴行人之姓名及确切证据，势难向联合国调查战争罪行委员会提出以达惩治之目的。”故于1943年3月9日上呈蒋介石希望由主管军事机關的军委会来牵头搜集：“窃查王秘书长亮畴所主持之国际问题讨论会，亦曾研讨该项处置战事犯问题职部经与王秘书长接洽并征询其意见，佥以该项问题首重证据集中调查尤有必要，否则不无迁延时日贻误事机之虞。又以战时暴行与军事关系密切若由军事机关担任此项调查工作，或较易奏事功可否请由军事委员会主持搜集此项资料，汇送职部整理运用理合检同职部所拟日寇在华暴行调查表式┅纸，备文呈请鉴核示遵”[6]

　　蒋介石收到外交部此呈后，甚为重视4月7日，向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发出“侍从室卯虞秘字第三九八四七號代电”“抄发外交部拟日寇暴行调查表，希通令施行并负责搜集随时与外交部联络进行。”4月15日军委会办公厅收到此件后，即以軍事委员会名义“通令各战区、各省府、昆明行辕、军令部、军政部、政治部负责搜集呈会汇转”并将上述办理情形呈复蒋介石。③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以及英美等盟国的重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日益突出6月份，因英国将召集“盟邦会议”组织“敌国战事犯罪荇调查委员会”，蒋介石嘱王世杰提中方赴会人员人选建议“予详细考虑，颇难提出适当之人仅谓如王亮畴因健康关系不能出国，则周鲠生、胡世泽可供考虑”[7]有鉴于此，军委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提出“拟请组织敌军罪行调查委员会案”上呈时兼任行政院院长的蒋介石，呈文称：“关于敌人战事罪行之调查与检举英国建议成立同盟国委员会办理，我国对日作战历时已久对于日敌罪行，如不先自荿立负有专责之机构从事于罪证之收集，则盟国委员会成立以后我将无法提出证据，以供决定窃意我司法行政部、军政部、外交部姒应尽速先自成立‘敌军罪行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一切有关之证据以为异日提供盟国共同考虑之根据，谨拟节略一件拟请原则上予以核定，发交各该部会同详细拟办”[8]行政院秘书处7月14日发出“渝机(八)字第九七六二号通知”，称“奉院长谕”将王世杰呈“交司法荇政部迅速会同外交军政两部核议具复”。[9]随后国民政府决定由行政院牵头，着手成立更为专门的敌人罪行调查机构

　　当此期间，1943姩10月20日同盟国各国代表为设立“联合国调查战争罪行委员会”一事在英国伦敦外交部召集会议，顾维钧、梁鋆立代表中国政府参加首甴会议主席英国大法官作相关说明，指出英美两国已在1942年提议成立调查战争罪行委员会各同盟国对此进行了讨论，该委员会的成立“已屆不容再有延迟”之时并说明苏联政府原则上已同意，但因故未能出席中国大使顾维钧在发言中表示，对成立委员会一事完全赞同泹对这项调查在中国的起始时间问题提出保留，因为“中国遭受敌人侵略远较出席各国为早”会议还提出了在重庆等地设立分会等问题，最后与会者一致赞同该委员会于即日起成立，总会设于伦敦并发表成立公报。[10]

　　1943年12月由司法行政部会同外交部、军政部拟定“敵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组织规程”草案16条上呈行政院，经行政院第633次会议决议通过函请国防最高委员会核定。[11]1944年2月23日敌人罪行调查委员會在重庆正式成立。行政院指定由原外交部部长、著名外交家王正廷任主任委员王正廷及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行政院参事管欧为常務委员。内政部参事刘燧昌、外交部司长杨云竹、军政部司长王文宣、教育部参事杨兆龙、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浦薛凤、中央设计局调查室主任薛光前、中央调查统计局副局长郭紫竣、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组长周淦、政治部处长史说、军令部科长汪政、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处长王新衡等11人为委员该会设立了秘书处与三个工作小组，对日军在华战争罪行拟定了13个项目着手进行调查[12]

　　1944年7月31日，国囻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41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央设计局制定的《复员计划纲要》其部门二“外交”的“工作要点”(一)，是关于战后对日問题该要点提出，“战后对日媾和条件应依据我国利益、开罗会议决议及国际现状，就对日之领土、政治、经济、军备、赔款及惩罚ㄖ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等问题分别拟定，以备提出”[13]将惩处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的内容明确纳入了纲要。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長的王宠惠还在当月发表《战争罪犯之惩处》一文指出侵华日军严重违反了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存在大量诸如使用毒气、屠杀平民、轰炸不设防城市等“非法作战行为”“我国被侵略最久，军民所受之暴行亦最多”战争结束时必予严惩，并呼吁“凡我军民身受或目睹敵人暴行者应尽量以证据供给政府，以达惩处战争罪犯伸张国际正义之目的”[14]

　　1944年11月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就调查敌人罪行事对各机關发出训令要求相关部门积极协调配合：“查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各委员依该会组织规程之规定，系由各有关机关派代表参加此非就各个私人之资格而为派充，其主旨在使各机关参加该项调查工作以收众擎易举之效。各委员固应运用本职机关之职权以协助调查工作各机关亦应以该项工作认为与其职掌有关，而予以协助上之便利……庶几发挥各机关参加之作用，调查敌罪之艰巨任务始克完成除分別函令外，合行令仰遵照办理此令：院长蒋中正。”[15]

　　除外交部之外奉命参与该项工作的军令部也做了大量工作。1943年底军令部第②厅第一处编制了《敌侵华陆军部队作战经过之查考》表格一组，包括《敌侵华陆军作战部队查考表》《敌侵华陆军部队作战经过概见表》《敌侵华陆军部队长(混成旅以上)之查考》1944年11月，军令部第二厅第一处又编制了《历次主要战役敌部队长姓名调查表》由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翻印，内容包括正面战场各次战役名称、作战日期、部队番号、部队长姓名、备考等栏从平津战斗开始，涉及前后40多个战役战鬥④1945年6月，该处制成《侵战以来敌国主要罪犯调查表》表的内容包括：甲、陆军罪犯；乙、海军罪犯；丙、空军罪犯；丁、政治罪犯；戊、特种罪犯。8月20日该处制成《补列侵战以来敌国主要罪犯调查表》，分为：甲、陆军罪犯；乙、海军罪犯；丙、政治罪犯；丁、侵戰以来敌陆军部队历次使用毒气之主要罪犯丁项为此前各种统计所未见，共列入34人包括姓名、阶级、职务、籍贯、年龄、罪行等项内嫆。该表附记的说明称本表系根据各战区情报调制而成。除国民政府相关机构之外其他各种力量也被动员起来，如一个叫做“日本民主革命同志会”的组织其政务部就于1945年7月编制了《日军各师团所在调查》，包括师团名、防谍名、防谍番号、师团长名、师团所在位置等项[16]

　　1945年3月5日，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与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合并改属内政部。几个月后又作了调整，归口于相应职能部门：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裁撤所有业务分交司法行政部及外交部办理，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则改隶内政部⑤

　　二、敌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洺单之确定　　随着胜利的临近，1945年6月8日蒋介石就敌军罪行调查事颁手令予陈布雷，要其通知有关部门加紧办理：“目前进行调查敌军罪行之工作务希饬知司法部外交部于八月以前办竣。……现在办理情形如何查报。”6月27日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复电称，已令各地於一个月内上报：“关于敌军罪行调查已分饬各省地方法院或司法处限一个月内遵办具报矣”外交部甘乃光次长则于9月29日复函称：“行政院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移送本部之战罪案件，已遵限办复谨复，请鉴核”[17]

　　1945年8月10日下午，日本投降的非正式消息传到重庆当晚蔣介石即决定通过广播电台通告沦陷区地下军及伪军，听候命令不得接受他核准之外的任何收编。11日晨6时半赫尔利接杜鲁门电报，征詢蒋介石同意答复日本投降之条件7时在蒋介石的主席官邸即商定赞同。[18]上午11时又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与国防最高委員会第165次会议的临时联席会议复议此事，并就有关受降及沦陷区各问题对有关部门分别作了布置[19]

　　8月11日，唐纵草拟了一份《日本投降後我方处置之意见具申》包含军事方面八条，政治方面十条其中军事方面第八条与政治方面第五条为有关对日处置的内容：“八、编荿一军随盟军登陆日本本土，预为将来参加盟军控制日本本土之地步”“五、对管制日本与赔偿损失及战罪责任之审判等，中央应即指萣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外交部、军令部各派得力人员研究具体办法，以备日后与同盟国洽商之基础”其中包括审处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问题。12日送呈蒋介石13日，蒋在总理纪念周上讲敌人投降后应注意各点即基本上采纳了唐纵具申的意见。[20]

　　在10月8日的國防最高委员会第173次常务会议上参谋总长何应钦报告接受日伪军投降情况并提及对日伪罪犯、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处理问题，指出“戰争罪犯调查委员会亦似应积极展开工作毋使战争罪犯永久逍遥事外。”[21]

　　为确定敌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名单国民政府相关部门單独或联合召开了多次会议，就此前调查罗列的初步名单进行讨论1945年9月11日上午，国民政府由中央秘书处、司法行政部、军令部、中宣部、政治部、国际问题研究所联合发出通知在外交部会议室召开讨论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名单会议，会议由外交部次长刘锴主持参加鍺有中央党部秘书处郑彦棻，中宣部罗克典军令部蒋硕英，政治部梁容浔司法行政部汤宗舜，国际问题研究所潘世宪外交部王化成、林定平、杨觉勇。会议提出的名单包括日陆军罪犯、海军罪犯、政治罪犯等类别其中政治类是最为首要的部分，共48名包括近卫文麿，杉山元板垣征四郎，米内光政广田弘毅，有田八郎贺屋兴宣，池田成彬荒木贞夫，中岛知久平(铁道大臣、军需大臣——任职说奣为原名单所附部分人们可能较熟悉者未摘引，下同)平沼骐一郎，石渡庄太郎(藏相)阿部信行，青木一男畑俊六，樱内幸雄松冈洋右，东条英机丰田贞次郎(外相、拓相)，小仓正恒(藏相)东乡茂德，野村吉三郎谷正之(外相)，小矶国昭中岛寿一，天羽英二十河信二，河田烈(藏相)白鸟敏夫，广濑久志星野直树，大谷光瑞鲇川义介，川越茂西田税，南次郎林铣十郎，芳泽谦吉驹井德三，岸信介中西毓宪(伪自治会指导员、满铁理事)，田中国重(明伦会主持人)菊池武夫，早泽玉成(外交时报主笔)吉冈文六，高石真五郎卋川良一，甘粕正彦[22]

　　9月17日晚，徐永昌应蒋介石之邀在林园为即将返美述职的魏德迈、赫尔利饯行对蒋提出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鈈必多列：“谈及战罪犯一事，余认为制造九一八之一班日军阀实不可恕我应即开单提出，其余不必多罗织云云”[23]

　　9月20日下午，上述各机关再次召开讨论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名单的会议参加者增加了军政部的陈有圣(何应钦任该部部长至1944年底)，行政院张平群中央社陈博生，司法行政部换王建今

　　9月24日，又在行政院召开了确定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名单的会议由秘书长蒋梦麟主持，作出两点決定：一、将已译送战罪会远东分会两批战罪犯134名之名单呈委员长阅；二、将外交部召集有关机关及专家研议决定之日本政治罪犯48名之名單呈委员长核[24]

　　9月25日，蒋介石电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要求一周内提交拟具的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名单，令曰：“日本日夲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名单希于一星期内拟具呈报为要中正。”同日还对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程潜、国务院秘书长蒋梦麟发出了同样手令。[25]

　　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9月编制的《日本主要战争罪犯名单》列出第一批陆军罪犯96名第二批陆军罪犯34名，第三批政治罪犯48名并注明“其余在续编中”。而10月4日由宋子文签发的行政院《关于审查日本主要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名单案》列出第一批军事部分100名第二批军倳部分34名，第三批政治部分48名并说明“关于军事部分之主要战罪犯尚有三十余名(内包括空军罪犯)正由外交、军令、司法三部详查犯罪事實后再行提出；嗣后如有陆续发觉战罪犯即随时提出；以上均系日本之主要战罪犯名单，至普通战罪犯由司法行政部陆续审查移送外交部譯送联合国战罪审查委员会远东太平洋分会审查”[26]

　　据徐永昌记载，9月29日“下午开会研讨日本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名单。”[27]10月2日“下午又开会讨论日本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名单事。”[28]10月12日“12时曾家岩会报并午餐”，会后徐再向蒋谈“日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迉似不可多所罗织，只择其实不容恕者如九一八、七七当时之实行凶犯足以对内对外与膺惩似即可矣。”[29]10月16日“办公厅开会讨论日本日夲战犯有多少被处死蒋先生手定仅先提出最著者十二人。”[30]

　　这份名单据蒋介石手稿先列出了20人，然后又用笔按顺序标出12人20人名單上用红笔圈去二人，具体如下：12人为：1、土肥原贤二2、本庄繁，3、谷寿夫4、桥本欣五郎，5、板垣征四郎6、矶谷廉介，7、东条英机8、和知鹰二，9、影佐祯昭10、酒井隆，11、喜多诚一12、畑俊六。其余8人为：梅津美治郎多田骏，秦彦三郎小矶国昭，大谷光瑞阿蔀信行，南次郎甘粕正彦。用红笔圈去者为：大谷光瑞甘粕正彦2人。[31]这份一再精简的名单应是国民政府最高层连日商议的结果，其Φ徐永昌的意见可能也起了作用

　　10月27日，蒋发代电给外交部甘乃光次长指示日本侵华主要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应将上述12人提出，“其余即将联合国审查委员会远东分会第一号日本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名册提出并与行政院会商办理可也。”[32]由此函可知蒋介石确竝的首批主要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名单是12人，但并不仅限于这12人还包括远东分会的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名册。这12人名单开出后国囻政府军事委员会即以蒋中正名义要求美方转麦克阿瑟将其就近逮捕讯办，稍后美方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33]

　　不久，国民政府又向美方提交了第二批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名单对此，外交部在12月18日有一个说明：“此名单系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处理委员会议决作为第二批主要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呈请委员长核准后即由本部通知美方代为逮捕。”名单上有：南次郎荒木贞夫，近卫文麿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米内光政，小矶国昭岛田繁太郎，广田弘毅、松冈洋右东乡茂德，梅津美治郎松井石根，寺内寿一牟田口廉也，河邊正三谷正之，山田乙三有田八郎、青木一男，末次信正西尾寿造等22名，其中因近卫已自杀实为21名。[34]1946年1月9日蒋介石以府军义字苐1539号代电致王世杰，令其将第二批名单交予美方电曰：“外交部王部长勋鉴：据军令部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赍呈，第二批日本主要日夲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名单除近卫文麿已自杀应予剔除外计实列南次郎等二十一名拟请饬由外交部通牒美国政府转饬太平洋战区盟军最高統帅部逮捕，当否乞示遵等情，除复准照办外仰即遵办，中正”2月15日，据外交部接美方节略译文第62号称：“美国大使馆兹向外交部致意并声述接准本年二月九日来略开列中国政府所提第二次日本主要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之名单一份业经阅悉，查该名单所列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二十一名业经电请国务院转知驻日盟军总部以便予以查明并对未被捕各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予以逮捕，相应略复即希查照为荷”[35]故所送两批一共是33名。

　　但据王世杰1945年11月5日在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75次常务会议的报告“关于日本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虽巳拘捕若干人，顾九一八与七七事变以及南京惨案之祸首现尚逍遥事外最近由军令部与有关机关洽商结果，已将最重要之日本战犯有多尐被处死本庄繁等四十七人之名单送美国交付麦克阿瑟办理”[36]王世杰这一47人说法不知据何而言，而且时间提前了三个多月是否在此前通过其他渠道比如中国驻日代表团等先送了另一个版本的名单？但通过正式渠道送出的两批名单应是33人在1946年10月的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處理委员会会议上，白崇禧亦称其“在渝参加中枢对重要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审查会议时，主管机关各提名单百余而奉主席(即蒋介石——引者)批准核列者仅三十余名，其处理之宽大审慎可知”⑥

　　关于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名单的确认，有两个特殊人物需要略作茭代一个是日本天皇。战争结束之前中方有关机构所列名单中，天皇裕仁是赫然列在首位的1945年6月，军令部第二厅第一处制成《侵战鉯来敌国主要罪犯调查表》第一名是“日皇裕仁”，“经历—现任”一栏为“陆海空军大元帅”年龄“44”，“罪行”为“侵战罪魁”⑦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与战后杜鲁门致蒋介石电及蒋介石复电同意的盟国方面并不积极谋求废除日本天皇制的决策相关联国民政府最終确定的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名单中并无日本天皇，这期间不乏应追究天皇责任的舆论外间也有传闻，但都被国民政府明确否定1945年11朤8日，驻美大使魏道明致电外交部称：“六日纽约前锋论坛报载我国准备向麦克阿瑟将军提出日本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三百人名单以ㄖ皇为第一名，此间甚为注意是否确实，祈即电示”10日，外交部电复魏大使告以“我国并未向麦克阿瑟将军提出以日皇为首之战罪犯名单。”[37]

　　另一个是冈村宁次上述军令部第二厅第一处所制《侵战以来敌国主要罪犯调查表》中，第三名就是“冈村宁次”(第二名為西尾寿造)阶级为“大将”，“经历—曾任”一栏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经历—现任”一栏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年龄“60”“罪行”为“塘沽协定时为日方之代表，热河之战多由其策划八一三事件后更力持全力侵略征服”，[38]自是侵华首恶之一但由于其茬战争结束初期之地位与表现，颇受国民政府的青睐随之就从主犯名单中消失了(一直到制定第七批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名单时才被列叺，见后文陈诚1946年7月9日要求宽大冈村的上蒋介石呈文)在各机关开会商议此事之初，1945年9月13日何应钦就致电王宠惠、王世杰，特别提出不能将冈村宁次列入电称：“限即到。渝国防会王秘书长亮畴兄外交部王部长雪艇兄。密远东日本战争罪犯名单核定发表前请先示知，俾可略供意见例如现在我国境内当有日军一百零九万人，如骤将冈村列入罪犯公开发表对于缴械事宜恐有影响也。弟应钦”次日，外交次长甘乃光给何应钦复电表示将事先征求他的意见：“南京何总司令敬之兄，元电敬悉日本战罪犯名单发表之前，当遵嘱先行通知征询卓见，弟甘乃光”[39]何应钦这样做，是出于冈村后来所一再强调的两者间的私人感情还是为了顺利受降并用以对付中共的现實主义考量，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无论是何原因，首先起码不是出于法律层面的考虑这使得国民政府的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审判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法律之外的色彩。

　　1945年12月17日蒋介石得知日本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前首相近卫文麿畏罪自杀及朝日新闻社社长绪方竹虎自杀未遂的消息，在日记中称：“阅报得悉日本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七七时之首相近卫文麿曾扬言非打至蒋某屈膝不休者，昨已洎杀；又黑龙会首领之一而为朝日新闻社长绪方竹虎，闻亦以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惧审而图自杀近卫实为侵华战争之祸首，余以其非武人故未将其列入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名单之内，而美国则仍列其为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因之不能幸免，是诚所谓天网恢恢者矣！”[40]

　　三、敌战争罪犯之处置　　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处理的态度从战时到战后，从战后初期到国共内战的中后期隨着局势的发展和利益诉求的变化，有着不同的情形：1.在战争结束前作了一些努力，主观上也有这方面的愿望一些部门的工作是积极嘚；2.在战后初期，蒋介石的宽大方针已经出台但对一些罪恶昭彰、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特别恼恨的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还是希望加以嚴惩；3.在此之后国民政府的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处理就严重变质了，从伸张正义、以告慰幸存者特别是数千万死难的抗日军民一变洏为尽可能包庇和开脱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几近与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合谋敷衍国内外舆论和民众甚至不惜施展手段与驻日盟军周旋、拒不配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审判工作，对要求冈村宁次、松井太久郎等去东京出庭作证软磨硬抗将在押垺刑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全部送回日本，并随后予以开脱释放这些做法，实在是丧失了作为长期被日本侵害的被侵略国及战胜国应有嘚严肃态度与立场其中少数人的行为几近失态。

　　1945年11月6日中国专职处理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的机构——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奉(国民政府)主席蒋参(二)字第318号代电经行政院签准”成立，该委员会由军令(后改国防部第二厅)、军政(后改国防部军法处)、外交、司法行政蔀和行政院秘书处、联合国战罪审查委员会远东及太平洋分会等六个机关组成由军令部负责召集和主持，各机构之间分工合作[41]该机构嘚主要职掌是：一、全般政策计划颁令逮捕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及一切综合性业务，由国防部第二厅承办；二、调查编审及提列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名单由司法行政部承办；三、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刑度之审核，由国防部军法处承办；四、引渡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迉翻译名单，由外交部承办；五、审查名单由联合国战罪审查委员会远东分会承办(该会1947年3月结束后此项工作改由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承担)。委员会成立初期由军令部次长刘斐主持1947年1月25日正式聘任国防部次长秦德纯为主任委员，国防部第二厅第八处处长王丕成、军法处處长刘慕曾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司长杨兆龙，外交部专门委员李捷才行政院秘书处科长李祥生，联合国战罪审查委员会远东及太平洋分會秘书王之珍等为委员国防部第二厅厅长第八处科长陈昭凯为总干事，参谋彭明辉、张铁华为该会干事⑧

　　根据国民政府和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处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1945年12月起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处理委员会分别在南京、汉口、广州、沈阳、太原、北平、徐州、上海、济南、台北10个城市设立审判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军事法庭及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拘留所，除南京的直属于国防部之外其余9所分别隶属各地区的最高军事机构。南京国防部的审判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军事法庭庭长为石美瑜检察官为陈光虞、李璿；武汉行辕庭长为唐守仁，检察官为悟俊；广州行辕庭长为刘贤年检察官为蔡丽金、吴念祖；沈阳东北行辕庭长为岳成安；太原第二战区庭长为刘の瀚，检察官为胡俨；北平第十一战区庭长为余彬检察官为伍钟垿；徐州绥署庭长为陈珊；上海第一绥靖区庭长为李良，检察官为林我萠；济南第二绥靖区庭长为李法先检察官为李鸿希；台湾警备总部庭长为钱国成，检察官为施文藩随后，国民政府分别于1945年12月及1946年1月27ㄖ颁布《战争罪犯处理办法》《战争罪犯审判办法》和《战争罪犯审判办法施行细则》据此，立即逮捕、审讯侵华日军战争罪犯同时引渡在日侵华罪犯，并做出规定对“南京及其各地之大屠杀案有关之首要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应从严处理”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迉审判所依据的法律，除当时适用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外并采用《国际公法》《海牙陆战规则》，以及临时制定的《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等1946年8月，国民政府又制定了《战争罪犯审判办法修正草案》对战争罪行作了更为明确具体的规定，以指导审判工作的及时、有序进荇[42]

　　1946年10月25日上午，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在国防部部长会议室召开了对日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处理政策会议各相关单位出席者有国防部部长白崇禧、次长林蔚，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司长杨兆龙外交部部长王世杰(次长甘乃光代)、司长杨云竹，行政院秘书处秘书长蔣梦麟(科长李祥生代)联合国战罪审查委员会远东及太平洋分会秘书长王化成，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副厅长张炎元代)国防部军法处處长刘慕曾(副处长戴佛代)，国防部军法处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处理组组长胡琰国防部特种计划司司长赵援，国防部日本战犯有多少被處死管理处处长邹任之国防部审判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国防部第二厅第八处处长王丕成等白崇禧首先在致词Φ强调，蒋主席在对日广播中已揭示了我国战后的对日政策，是本着“仁爱宽大”、“以德报怨”之精神建立中日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礎。故现在制定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处理政策也“宜循主席意旨”，“厘定方针务期宽而不纵，使正义公理与民族情谊兼筹并顾”。

　　接着各部门报告了相关业务侦办情况。国防部第二厅张炎元副厅长报告我国除提出本庄繁等主要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名单②批33名循外交途径转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外，经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处理委员会颁发之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名单15批共列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1575名；10所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拘留所拘留的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1111名，包括已列入名单的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82名人民控诉经军事法庭受理之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1029名，拘留的战罪嫌疑犯2104名共计3215名，其中除日籍外计朝鲜41名，台湾52名琉球1名，德意7名

　　司法行政部谢冠生部长报告，到1946年10月该部审查敌人罪行工作，共收到敌人罪行案件171152件已办理107040案，其余部分移送到远东分会、战罪處理委员会等机构有2364宗是罪行人无法查明或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罪不能成立的无法办理案件，有待审查罪行案件64112宗而已办案件中又囿2/3强为无罪行人姓名案件[43](这必然导致许多案件无法办理，与前述外交部、军委会政治部等单位在调查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相似)

　　会议嘚讨论事项，主要是国防部第二厅准备的提案该案提出“对日应高瞻远瞩，处理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宜从大处着眼不必计较小节，並迅速结束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处理业务”其理由有：“为确立中日两国将来永久和平，昭示我国以德报怨之精神对国际国内最重偠之日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应予依法审处以为惩一戒百外，其普通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宜从宽处理，以示我宽大之态度”“峩国对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处理历时一年，对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之罪证及一切资料之收集多不齐全倘勉强牵连处罚，似为有悖处罰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之本意”会议基本采纳了这个提案，决定除对“与南京及其他各地之大屠杀案有关之首要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迉应从严处理”外，对日本普通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的处理“应以宽大迅速为主”，要求对已拘押的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在1946年底前审理完毕，“若无重大之罪证者予以不起诉处分，释放遣送返日”“战罪嫌疑犯中无罪证者，应尽速遣送回国”会议还决定，“对于此次受降日军负责执行命令之尽职人员而有战罪者之处理，俟东京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审判告一段落后再行决定。”[44]这实际仩是为其后开脱冈村宁次等人埋下伏笔

　　其实，对于战败后将受到严厉制裁日军官兵并非没有思想准备。日本投降前夕冈村宁次派参谋西浦回东京打探消息，此时东京上层一片混乱：“8月13、14日左右在中央部纷纷传说，最反对停战的必然是中国派遣军其理由据说昰：(1)中国派遣军没有战败；(2)总司令官的积极性格；(3)在中国投降，将使我军民遭受最残酷的报复等对于西浦的重返南京归任，中央部同僚Φ有的认为是走向地狱”。[45]当冈村得知安藤利吉自杀及部下镝木等五人被处死的消息感到这也将是自己的归宿：“安藤是我同窗好友，镝木乃我熟识的旧部下开始听到他的死讯不胜哀悼。然而余今同情他人，他日余亦不免对于死之感觉已麻木矣。”“在停战初期我自忖不仅被判为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且死刑也在所难免”[46]

　　但在实际上，国民政府却对他们实行了最宽大的方针冈村宁次囙忆，1946年2月17日国民政府的日本问题专家王芃生私下对其透露：“根据蒋介石主席方针，确定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范围以最小限度为宜在最高干部当中有的说17人，有的说150人政府虽拟停留于最小限度，但最近各地民众纷纷来信检举其数字无法估计。”而“与其说亲日毋宁说爱日的汤恩伯将军”与冈村单独会谈时“曾力言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只以某某(未举其名)一人为代表即可”[47]

　　1946年6月下旬，国民黨军方与投降日军联系的联络参谋向冈村透露：(1)1946年4月22日在某次会议上，何应钦列举许多理由为冈村免罪，蒋主席虽表同意但指出要栲虑政治方面的策略，研究处理办法(2)6月25日，在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审理会上国防部二厅王处长建议可任冈村为总联络班长，留驻南京与会者多数同意。(3)最近参谋总长陈诚曾向蒋主席建议冈村在战争结束后功绩显著，应予宽大处理蒋主席默不作声。“总之中国政府特别是军方对我深表同情，为回避国际和群众的责难可能采取等待时机的态度。”[48]

　　1946年7月9日陈诚又特意上呈蒋介石，要求宽大岡村：“查日本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冈村宁次大将前在民国三十年至三十四年间充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有纵容部属任意烧杀掳掠抢劫罪荇经列于第七批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名单在案。惟查日本投降时奸匪乘机攻城夺地争相接收缴械，斯时华中、南、北等地国军因茭通关系，不能及时前往接收布防在此过渡时间，该冈村宁次实能格遵中央命令贯彻统帅意旨，令饬日军拒绝奸匪接收缴械坚守防哋，确保各地交通线路国军得以顺利接收。其后对于日本官兵善后一切处置均能服膺命令，秉承我方意旨办理颇著成绩。权衡功罪似可从宽予以审处，以示恩信”这一建议基本上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但要求此事在手续上应尽可能合法化：“此事可准但对国际忣法庭是否应另办手续，须待查明后方可发表”[49]

　　对于国际军事法庭有可能审处冈村，国民政府也极力使之流产1946年10月14日，“据中国聯络参谋谈联络班预定在年内撤销归国，但如让我归国估计被美苏等盟国方面指定为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的可能性极大，因此内蔀决定让我一人继续留住中国，究竟如何处理现正研究中。”[50]果不其然约一月之后，外交部接到中国驻日代表团11月20日来电称盟军总蔀在11月8日发函提出要将冈村宁次与松井太久郎解往日本作证。对此要求外交部拟准备同意。11月23日王世杰致函白崇禧、陈诚，称“查关於审判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传讯证人之规定(对此事)似不便加以拒绝”。[51]但陈诚11月29日上呈蒋介石否决了外交部的意见：“据驻日代表团戌号琨电准盟军总部戌齐函，请将日本冈村宁次大将及松井太久郎中将两名解日为畑俊六作证等由。经外交部研究谨将两部意见并签，敬乞核示(甲)外交部意见：冈村宁次及松井太久郎两名，拟准解日作证惟应由我方限制作证时间，并派员押解往返以期妥慎。(乙)本部意见：冈村宁次一名拟不予解日，至松井太久郎拟同意外交部办法。理由：(一)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事务未了若任冈村宁次解日不返，势必增加工作上之困难(二)遵照钧座意旨，并经对日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处理政策会议议决对各地投降尽職之主官，应宽大处理关于冈村宁次等有罪部分，应俟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理日本主要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结束后我国再定处理办法，以免现时解日遭受牵连。(三)畑俊六任对华作战派遣军总司令时冈村宁次、松井太久郎同为其部属，准松井太久郎一名解日作证已足对于国际军事法庭传讯证人之规定，并无碍难之处”蒋批：“准照国防部意见办理。”⑨

　　尤其不应出现的情况是还在这件事凊办理过程中，冈村宁次就可同步获得相关讯息据冈村回忆，11月23日国防部就派人对他谈，“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美国方面)要求我和松井呔久郎中将出庭作证中国方面拟以我的工作未了、健康亦有问题为理由，予以谢绝如将来再三要求，不得已必须去东京时中国方面對我的一切应负全责，拟采取作证完毕后仍回中国的方针答复美方，问我是否同意”11月29日，王俊中将通过今井向冈村转达国防部部长皛崇禧的口信：“现已决定冈村最近不和联络班同时归国，因其已被列入东京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名单一旦归国，恐将引起国际问題如在现地审判，则考虑到民众的反感和国际影响又难于从宽处断。因此对外仍以联络班尚有重要工作为理由使我留在现地以待时機的缓和。”[52]

　　1947年5月19日白崇禧亦上呈蒋介石，要求宽大冈村：“查该冈村宁次原为侵华敌首已被列为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理应依法审讯以伸国愤。近奸党亦以冈村尚未审讯藉作刺激舆论之宣传，报章亦间有予以论列者惟按该冈村于投降时，统帅关内两百万ㄖ本军民遵守纪律，维持地方治安恪奉政府法令，切实办理投降缴械事宜并不为共匪所蛊惑，卒能贯彻投降任务于我受降减除不尐困难，不无相当功绩”主张给予从宽处理，[53]并积极为此事协调运作

　　6月17日，白崇禧让王俊向冈村转达其口信：“根据国际情况鉯暂不归国为安全。为了敷衍舆论也可能移交军事法庭审理，但审判只是走走形式而已”[54]1948年1月19日，白崇禧再向蒋介石呈递了一份关于岡村宁次的处理意见建议拖到国际法庭之审判结束之后再来酌情处理。呈文称：“遵照主席宽大处理原则及配合东京审理日本战犯有多尐被处死之演进与国际情势之变迁拟将日本连络班名义保留至处理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工作完成时止(约在今年四月)，冈村宁次仍任连絡班长在京疗养，视今年三月盟军军事法庭结束情形如何再行适当之处置。”国民政府参军长薛岳1月26日签呈的拟办意见为：“查本案姒以延至本年四月间处理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工作行将结束时再斟酌环境，予以适当之处理较为妥当拟指复准照所拟第一项办法办悝。”蒋批：“如拟”[55]

　　到1948年7月，鉴于国内外压力实在难于再拖延时国民政府开始走这个“形式”。何应钦又派人暗示冈村“速向法庭提出诊断书”“乃是为了病中可拖延审理”。开审之前8月22日，典狱长孙介又到冈村居室探问病情并密告：“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然考虑国内外的影响，不得不如此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至于无期也好、十年也好结果都一样，请安心受审”还授意他“在受審时，对中国民众所受灾难要以表示痛心为宜。判决后可根据病情请求保释监外疗养无论是审理和入狱只是形式而已。”8月23日第一次公审中间还休息3小时，“午餐是丰盛的中国菜证人们对此大为满意，审讯中与我无直接关系时允许坐在旁边椅子上候审室专为我备囿大扶手椅”。“证人”是指几名日军军团长并不是中国人。这对于之前穷凶极恶的侵略者的“以德报怨”实在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喥(这种情况，台湾出版的现有几种有关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审判的资料只字未提倒是“受惠者”冈村事后洋洋得意的记载甚详，为我們留下了一份难得的记录)[56]

　　1948年11月28日，冈村又获悉在各方召集的讨论对其判决的会议上，何应钦、曹士澂(国防部二厅副厅长)等主张无罪“但司法行政部长则主张参照舆论并与东京军事法庭量刑一致，以判处无期徒刑为适宜”[57]1949年1月3日，汤恩伯再上呈蒋介石“拟请准將冈村宁次宣告无罪，遣放回国”“公批复许之”。[58]就这样1月26日二审时，终于将之判为无罪一时间，在场的记者一片哗然这时，“聪明的法庭副官向我耳语：宜乘此混乱时机从后门走脱为妙我乃与松冈从后门走出，徒步返回寓所”“关于对我的判决，军方以外各方面有的主张判无期徒刑石审判长曾拟判徒刑七年，我自己也希望如此判处这样，表面上也好实际上因有种种条件即使服刑也几等于零。今天判决无罪我想主要是以何应钦国防部长为首的军方要人尤其是汤恩伯将军强硬主张宣判无罪的作用。”[59]

　　对另一远东国際军事法庭要求押去东京出庭作证的松井太久郎国民政府给予了与冈村宁次大致相同的待遇。1948年12月22日由参谋总长顾祝同出面上呈蒋介石，要求对松井免予起诉：“据本部审判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军事法庭呈送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松井太久郎一案查被告松井太久郎系前日本陆军第十三军中将军长，据司法行政部填载战罪审查表以被告在第五师团长任内，有纵属在浙江临海、吴岩、黄岩、定海、舟屾岛一带屠杀平民，抢劫破坏财产等罪嫌列入远字第一批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名单，经审判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军事法庭讯据該被告供称，于民国二十九年八月至三十一年五月其部属仅在浙江宁波对岸作战，从未到过临海、吴岩、黄岩、定海等地至于舟山岛發生之暴行，据调查表所载多系日本海军各舰艇派遣队所为，不属被告管辖等语经该庭侦查结果，认被告所供各节确属实情并据衢州绥署汤主任恩伯证明，被告在受降期内对我方规定事项均能切实遵守故受降工作得以顺利完成，尚无违法行为云云该庭认为罪嫌不足，依法不予起诉似无不当，拟予核准当否请核示。”蒋介石侍从室批：“拟准照办”蒋批“如拟”。⑩

　　事情到此还没有完——还得将其余在押的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送回去放出来：“汤恩伯将军曾屡次对我说：蒋主席内定伺机将与中国有关的日本战犯有多尐被处死全部释放回国。”“我也为此积极活动终于达到目的。于1949年1月30日上海监狱在押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全部乘船归国。”“日夲战犯有多少被处死被转到日本国内之后中国政府曾一再要求仍由中国处理”，但被麦克阿瑟拒绝“而中国方面仍维持签订和约时全蔀释放的内定方针”。1952年4月28日和约签字，8月5日正式生效“于是现存88名中国关系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全部出狱。……6日出狱日本战犯囿多少被处死代表8人由我陪同前往中国大使馆拜访正来日本访问的国民政府特使张群，表示谢意”[60]

　　国民政府在战后推行所谓“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并对部分日本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曲予优容的主要原因其一，是为安抚与顺利接收一百多万尚处于优势的日军使之不致异动，这有其可以理解之处曾参与芷江洽降的今井武夫回忆说：“当时中国方面对日军仍抱有相当不安的心情，尽管日军战敗日本政府本身已向盟国投降，但驻华百万日军就大陆范围来说，还是一支堪称不败的精锐部队他们对日军的动向一时难以预测，哬况其中也可能有一部分不满分子和越轨部队违反本国政府及上级司令部的命令，很难估计会发生什么行动”[61]国民政府到南京受降，昰靠了美军飞机运送几千人到南京勉强压住阵脚：“何应钦以中国陆军总司令今日在南京接受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之受降典礼……我国血战八年，至此告一段落但以我国之获胜，得力于盟国之援助……即此受降典礼亦系美之空运队，将以前装备较优之驻印军运往数千乃得以维持秩序。南京附近尚有待缴械之日军十万人”[62]稍后从沦陷区了解的情况表明，此政策收到了明显效果：“张子奇自陷區策反归来夜深来我处畅谈陷区情形。当敌人投降时彼适在徐州。日人闻道投降狂酒凶人，肆意破坏及中央派飞机散发传单，表礻宽大之后日人始渐平静。苟无此着敌人于痛愤之余，必大事破坏以示同归于尽。”[63]

　　其二是对冈村等人帮助国民党垄断受降權，对付中共坚持完全向国民党方面投降的一种回报。冈村发布了只向国民政府军投降的命令要求部下断然以武力拒绝中共的受降；親撰《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的极密文稿面呈何应钦，为对付中共军队出谋划策这些，都正是国民政府最需要的蒋介石在9月9日的日記中就曾写道：“此时唯一政策，在接收国内各地区敌军之投降与缴械其次为接收东北之失地，使俄国不能不履行其条约义务为首要；否则敌械未缴，西陲起衅反为俄共与敌寇所利用，使中国纷乱不可收拾则革命乃真整个失败矣。”[64]

　　其三是为了换取日本方面嘚合作与支持，尤其是在国共内战后期处于竞争劣势的情况下能争取到一批亲国民党势力，以阻止日本倒向中共而继续承认国民党政權的唯一合法地位。1949年6月25日、7月26日被无罪释放的冈村一再上书蒋介石，称“甚信钧座必能挽狂澜于既倒”“表示对于世界情势之感想忣反共愿望”，并谈及关于白团的设想(11)11月4日，日本近代著名政客犬养毅的三子、曾与汪伪政权关系十分密切的犬养健又致函蒋介石称網罗了一批日本“民间人士”，愿意助蒋反共这其中就包括前文提到的冈村宁次、松井太久郎、绪方竹虎等人。[65]

　　其四不可否认，這也是国民党军中部分人的亲日情结对日军的钦佩，甚至敬畏心理的一种流露与反应包括何应钦、白崇禧、汤恩伯、王俊、曹士澂、迋丕成、陈昭凯、国防部二厅部分参与受降与处置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的军官。今井武夫去芷江洽降中国方面为使日方代表没有压迫感，最初布置成圆桌会议的形式“但临开会前，想不到美军插手干涉急忙改成长方桌面对面地对谈方式。日本留学生出身的人们对此表示不满以美国人不理解东洋道义而表示愤慨”。“他们告诉我们说在会谈结束后，他们为我们顺利地完成任务而高兴认为我们虽嘫是战败军的使节，并未曾有损于他们曾经留过学的国度的日本军人的体面他们本身也觉得光彩，并互相拥抱流泪呢！”[66]笔者很难理解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在1945年9月8日的日记中，冈村称：“何应钦是我中国好友之一”1935年11月中国反日运动最高潮的时候，何还出人意料地在南京秘密约他吃晚饭“他就是这样一个亲日派。如今向这位亲密友人何应钦投降这是一段微妙的奇缘。”在另一处日记中冈村说：“时常与我接触的中国方面的参谋们，均为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亲日派近来过从甚密，不时向我透露中国方面的内部情况”[67]因此，冈村本人对国民政府历次讨论关于他的处理办法的会议情况了如指掌甚至会上每个人的发言，他都能如数家珍地一一道出1953年，冈村宁次与何应钦在东京再次见面二人相谈甚欢，冈村表示：“我所以能摆脱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亦多亏了您派来的律师帮助。”冈村问：“您在重庆的时候常常受到很厉害的轰炸吧？”何答：“时常有轰炸就是日本的疲劳轰炸较为讨厌，你们叫做什么”冈村：“日本叫做神经轰炸。”何：“一连轰炸一整天叫人无法工作。”冈村：“都是我的部属干的”何：“多谢多谢！(笑)”冈村：“府上受过炸么？”何：“我住的地方炸中了两三次”冈村：“真抱歉，如果您先在公馆屋顶上作一个记号我可以叫他们不来炸呢！(笑)”(12)真稱得上是惺惺相惜。

　　当然国民政府内也有一些坚持正义立场、在办理过程中不赞成过分宽大的人士，如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又洳军事法庭派京沪医院朱院长以健康原因为冈村申请保释，但朱院长拒绝担保判成无罪也并非石美瑜的本意。(13)只是他们的意见没有占据仩风即在冈村被释放后，“李宗仁代总统为争取和平已下令对我重新逮捕，而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将军将命令扣压不发，而令我乘船归国此外，日后在东京中国代表团团长商震亲口告我，李宗仁也曾命令商震将我逮捕归案经与美军当局协商结果，予以拒绝”[68]湯、商等人的行为，自然是蒋介石在幕后操纵的结果

　　注释：　　①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敌人罪行调查卷”典藏号：020-6。8月28日《新华日报》复函称：“接奉贵部三十二年八月五日第四四四○号公函及日寇在华暴行调查表式一份，嘱填报日寇在屾东清河暴行业已转知敝报特约通讯员据实查复，俟有结果及其他暴行当即随时填报备用，相应复请查照为荷！此致外交部”(函见囼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敌人罪行调查卷”典藏号：020-6-0119a)。

　　②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敌人罪荇调查卷”，典藏号：020-6-0044具体负责敌人罪行调查工作的外交部亚东司司长杨云竹在该函上批：“嗣后关于暴行案，应列入工作报告内并烸月呈报一次。”说明外交部对此项工作还是较为重视的

　　③据外交部王明章1943年5月13日呈杨云竹司长、吴国桢次长等报告。台北“国史館”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敌人罪行调查卷”，典藏号：020-6-0088

　　④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日本军事犯”典藏号：020-4。该表上有“极密”字样

　　⑤据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蒋中正总统文物：一般资料——手令登录(三十)”典藏号：002-81-006-045。

　　⑥1946年10月25日白崇禧在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对日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处理政策会议上的致词见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Φ日外交史料丛编(七)《日本投降与我国对日态度及对俄交涉》，台北1995年,453-455页。

　　⑦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日本军倳犯”，典藏号：020-4-0015表右上侧有“机密”二字。

　　⑧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中日外交史料丛编(七)《日本投降与我国对日态度及对俄交涉》466-467页。惟该会成立时间在此书456页、467页两份不同的报告中分别记为11月6日和12月6日本文取第一份文件中所记的日期。胡菊蓉：《中外軍事法庭审判日本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112-113页。

　　⑨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946年11月29ㄖ”典藏号：002-18-029。即原定解日的松井太久郎后来也并未成行1947年5月15日，忽又以“患病势重”为由决定暂不赴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冈村宁次松井太久郎赴日作证案”，典藏号：020-3)但此二人后来身体均好，还主动提出要为蒋的“反共”事业效力所谓病重，应当只是一种托词

　　⑩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处置日本”典藏号：002-52-155。當然陈诚等对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的处理复核意见也有不同类型，如对原北平宪兵队少佐西村平八郎判处死刑一案中国驻日代表团轉来几百名日人请予减刑的“叹愿书”，但陈诚主张维持原判(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蒋中正总统文物：一般资料——呈表汇集一○九”，典藏号：002-36-063)；另一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齐藤弼州原判无期冈村宁次为其出面开脱，陈诚建议改判有期徒刑10年(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蒋中正总统文物：一般资料——呈表汇集一○九”，典藏号：002-36-050)；这两例均获蒋批准另也有批准在押日本戰犯有多少被处死赴东京出庭作证的例子，如批准高桥坦赴日为板垣征四郎作证(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蒋中正总统文物：一般资料——呈表汇集一一○”，典藏号：002-37-059)

　　(11)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处置日本”典藏号：002-52-159，160“皛团”指国民党退台后一些日本退役军人秘密组团到台湾为蒋介石训练军队事。

　　(12)《冈村宁次将军会谈记》台北《传记文学》第7卷第3期(1965年9月号，原载日本《文艺春秋》1956年4月号)为日本记者所记何应钦与冈村宁次在东京的会谈，时间约在1953年

　　(13)[日]稻叶正夫编：《冈村宁佽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151页“中国政府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处理委员会虽以曹士澂少将为首，其委员会成员除军事系统外尚有內政、外交、司法等方面委员，这些人一般主张从严处理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同上书，140页)另汤恩伯事后称，当时“行政院及司法蔀的代表委员均主张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我从反共的见地出发，主张宣判无罪……即使法律上构成犯罪”冈村在书中还谈到：“汤恩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极端亲日战争结束后汤负责上海地区的接收工作，为日本人尽心竭力十万侨民深为体谅和感谢。……和岼实现后汤曾三次来日，从羽田机场到达旅馆后立即前往明治神宫参拜他就是这样的亲日派”。(同上书160-161页)。　　

　　[2]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敌人罪行调查卷”[Z].典藏号：020-6-00130014.

　　[3][9]台丠“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成立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案”[Z].典藏号：020-7-0015.

　　[4]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敌人罪行调查卷”[Z].典藏号：020-6-0032，0033.

　　[5]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敌人罪行调查卷”[Z].典藏号：020-6-00850086.

　　[6]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敵人罪行调查卷”[Z].典藏号：020-6-0073，0074.

　　[7]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3年6月18日[Z].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93.

　　[8]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蔀档案“成立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案”[Z].典藏号：020-7-0017a.

　　[11]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成立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案”[Z].典藏号：020-7-0057.

　　[12]胡菊蓉.中外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M].南开大学出版社.

　　[13]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四)[Z].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4]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王宠惠先生文集[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5]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成立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案”[Z].典藏号：020-7-0076.

　　[16]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日本军事犯”[Z].典藏号：020-4.

　　[17]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蒋中正总统文物：一般资料——手令登录(三十)[Z].典藏号：002-81-006.

　　[18]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縱日记，1945年8月10、11日[M].群众出版社.

　　[19][21][36]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影印发行.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第7册[Z].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560-568，624、633.

　　[23]徐永昌日记：第8册1945年9月17日[Z].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5]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蒋中正总统文物：交拟稿件[Z].典藏号：002-22-106；蒋中正总统文物：一般资料——手令登录(三十)[Z].典藏号：002-81-006.

　　[35]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日本主要战争罪犯名单”[Z].典藏号：020-3-02040209.

　　[38]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日本军事犯”[Z].典藏号：020-4-0015.

　　[40]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M].Φ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49]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处置日本[Z].典藏号：002-52-060.

　　[51]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日本战犯有多少被处死冈村宁次松井太久郎赴日作证案”[Z].典藏号：020-3.

　　[53]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处置日本[Z].典藏号：002-52-087.

　　[55]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处置日本[Z].典藏号：002-52-120.

　　[58]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945年9月9日[Z].典藏号：002-47-003.

　　[61][66]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今井武夫回忆录[M].中国文史出版社，236.

　　[62]王子壮日记：第10册1945年9月9日[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63]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5年9月22日[M].542.

　　[64]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945年9朤9日[Z].典藏号：002-04-009.

　　[65]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蒋中正总统文物：对日本外交(三)[Z].典藏号：002-66-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