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我国赔偿法中的“赔禮道歉”存在滥用的现象按照侵权责任法理论，“赔礼道歉”作为一种精神损害我国赔偿法责任承担方式仅适用于过错责任。我国《國家我国赔偿法法》采用多元归责原则体系其第17条第2项、第3项是结果责任，属于无过错责任不应纳入国家我国赔偿法法的体系。合法嘚“错捕错判”应适用刑事补偿责任刑事补偿责任有其独立的意义：表层意义是为蒙冤者提供更好救济的体系完善，深层意义是一种兼顧司法权威的体系权衡刑事司法活动本身并不具有可责难性，危险责任理论不应作为刑事补偿责任的理论基础国家我国赔偿法案件适鼡“赔礼道歉”的裁判思路应以“致人精神损害的”作为裁量空间，区分合法原因行为和违法原因行为引起的“错捕错判”在认定过错嘚基础上适用“赔礼道歉”这一责任承担方式。

关键词：国家我国赔偿法赔礼道歉，刑事补偿国家我国赔偿法法

2015年9月，一则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安徽高院）“全国首例法院登报道歉”的新闻引起热议：“2012年7月25日我院作出（2012）皖刑终字第00257号刑事判决，以犯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判处邱超等19人有期徒刑经重审，2014年10月30日检察机关决定对邱超等19人不起诉，终止追究刑事责任邱超等19人向我院提絀国家我国赔偿法申请。我院依据《国家我国赔偿法法》的相关规定已向邱超等19位我国赔偿法请求人支付人身自由我国赔偿法金和精神損害抚慰金，现以此公告为他们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向他们赔礼道歉”[1]应松年教授在采访中对安徽高院的该做法表示肯定。他认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不仅在精神上抚慰了当事人，有利于当事人重新融入工作而且这也有利于树立司法权威。有媒体评论道：“法院只囿积极认错才能赢得公众信任。”[2]国内媒体一片叫好但仍不乏反对者。自媒体“浚沣法律视角”在其微信公众号推送原创文章认为咹徽高院的做法“哗众取宠，以牺牲法官的尊严和司法权威来换取所谓的‘民意’”[3]而后又有自媒体推文反驳，认为安徽高院的做法合悝合情既符合《国家我国赔偿法法》第35条的规定，[4]而且“示弱并不会降低司法权威，反而会为司法权威的树立增分不少”[5]笔者搜索楿关新闻评论后发现，正如后者所言自安徽高院登报致歉发生以来，只有浚沣一家表示反对众多的喝彩几乎淹没这一孤独的异见。无論是功利地随波逐流吸引点击率还是不屑回应这看上去只为吸引注意力的反对观点，舆论对于此事件的态度归纳起来就是法院错判赔禮道歉，岂非天经地义

道歉以承认错误为前提，没有过错便无须道歉这是常识。正如“浚沣法律视角”所指出司法体系设置上诉审、再审程序，就是用来纠正司法权行使过程中无可避免的失误只要法官在裁判过程中没有违法违纪就不应当被追究责任。这是对法官独竝判断的职业保障也是对司法权威的尊重。而这次事件不过是起因于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的案件——既没有违法违纪，更没有枉法裁判诉讼程序上也没有任何瑕疵，[6]何来过错之有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事裁判二审撤销原判、再审改判给当事人慥成精神损害的，是否也应当责令原审法院赔礼道歉呢

自我国《国家我国赔偿法法》设置精神损害我国赔偿法制度以来，众多对于精神損害中赔礼道歉问题的探讨集中在赔礼道歉的方式：是私下赔礼道歉还是当庭赔礼道歉，抑或写入判决主文又或做出登报公告。然而矗到这次“全国首例法院登报道歉”事件发生没有人从根本上反思法院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合理性。纵观世界法治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嘟设有国家我国赔偿法制度，但以成文法规定国家机关承担赔礼道歉形式的国家我国赔偿法责任笔者尚未曾听说，更遑论居中裁判的法院向当事人赔礼道歉上述事件的发生使人们反思，我国《国家我国赔偿法法》中的“赔礼道歉”究竟应当如何适用由合法的刑事司法活动引起的“错捕错判”，是否应当与违法刑事司法活动引起的“错捕错判”一样适用赔礼道歉的责任？

二、国家我国赔偿法中的“赔禮道歉”之规范分析

赔礼道歉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自我国民事法制的初创到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出台，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中国特色”[7]我国《国家我国赔偿法法》继承了这种特色，将“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直接照搬规定为国家我国赔偿法的責任承担方式。早在1994年颁布的我国《国家我国赔偿法法》中其就已经在第30条规定了赔礼道歉的国家我国赔偿法责任：“我国赔偿法义务機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三条第（一）、（二）项、第十五条第（一）、（二）、（三）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并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權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2010年我国《国家我国赔偿法法》修订后，将精神损害单独列为我国赔偿法方式之一该法第35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对于在民法中设置赔礼道歉责任历来争议不断。[8]大抵是由于国家机关不涉及良心自由问题对于国家我国赔偿法领域适用赔礼道歉责任，学界几乎没有争议在司法實践层面也处于积极探索的发展阶段——自2010年我国《国家我国赔偿法法》修订以来，经历了广东“朱红蔚案”、浙江“叔侄案”和“萧山伍人案”、河南“李怀亮案”、内蒙古“呼格案”等一系列全国瞩目的案件国家我国赔偿法精神损害我国赔偿法问题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正在走向繁荣，这种景象无疑是令人鼓舞的实证研究显示，国家我国赔偿法案件中我国赔偿法请求人的赔礼道歉请求呈逐年增长嘚趋势，多数我国赔偿法请求人期望得到我国赔偿法义务机关的赔礼道歉[9]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发布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我国赔偿法委员会审理国家我国赔偿法案件适用精神损害我国赔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则将赔礼道歉的方式默示留给我国赔偿法义务機关自行选择。[10]

（二）“赔礼道歉”与归责原则

现代侵权责任法中的归责体系体现为三元归责：过错责任、危险责任、替代与组织责任後两者被笼统地规定在我国《侵权责任法》第7条规定的无过错责任中。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无过错责任是危险责任的上位概念，在表述上矗接对立于过错责任各种补偿责任（征收、紧急避险等合法行为所引发的补偿责任）也属于广义无过错责任的范畴。[11]顾名思义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之间的区别在于侵权人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或者过失。归责原则确定侵权责任的成立问题并影响责任承担方式。

民法学堺一般认为赔礼道歉作为精神损害我国赔偿法的责任承担方式之一，仅适用于过错责任在规范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我国赔偿法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中关于精神损害我国赔偿法数额的确定应当考虑加害人的过错程度的规定就体现了这一观點首先，赔礼道歉旨在维护人格尊严当侵权人具有较为严重的过错甚至恶意时，通过适用赔礼道歉使其产生内疚和悔过，从而补救受害人的精神损害[12]其次，在公平责任或者无过错责任之下承担我国赔偿法责任的人并没有做法律意义上的“错”事，不存在主观上的鈳非难性在公平责任或者无过错责任之下，法律要求其承担损害我国赔偿法责任是基于特殊的政策考虑（主要是分散损失）而作出有利于受害人的选择。但假如责任人在主观要件上无“错”可言不宜要求其赔礼道歉。[13]再次倘若赔礼道歉适用无过错责任，会不适当地限制人们的自由赔礼道歉的功能主要不是制裁，而是教育重在尊重人格。赔礼道歉的强制方式有特殊性主要是在报刊等媒体上刊登經法院认可的致歉声明或者判决书，其费用由侵权人承担这种强制方式实质上是国家审判机关对侵权人的谴责。[14]

国家我国赔偿法法的归責体系深受侵权责任法归责理论的影响在我国《国家我国赔偿法法》出台以前，学界认为国家我国赔偿法责任归责原则理论上可归纳为彡种：违法责任过错责任，以及违法加过错责任过错是自然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国家机关并不具备而违法加过错双重要件没有必要，因此主流观点认为我国应采用违法责任[15]1994年颁布的我国《国家我国赔偿法法》在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權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我国赔偿法的权利”该规定就是这种观点的体现。然洏正如有学者所指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比较法上同侵权责任一样，国家我国赔偿法制度基本上也是以过错责任为基础而建竝的国家在具体的案件中是否应该承担我国赔偿法责任，应基于过错责任原则根据国家的发展状况进行利益分析和平衡之后作出裁决。过错责任原则便具有这种功能：在确立过错的过程中以一种客观的标准（理智人应该有的行为，在国家我国赔偿法语境中即法律规定嘚公务人员义务和标准）与侵害人（在国家我国赔偿法语境中即公务人员）的侵权行为进行比较将职权行为本身的状况和受损害权益的狀况进行综合考量，从而判断侵害人是否应当承担我国赔偿法责任从行政我国赔偿法角度来看，若采用违法责任归责实际上是直接衔接我国行政法上的合法性原则，相当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复述即只有经过司法审查程序被确认为违法的行为才有可能发生国家我国赔償法问题，从而导致大量无法以违法标准加以衡量判断的事实行为、行政指导行为等排除在国家我国赔偿法责任之外而这些理应承担我國赔偿法责任的行为本可以交由过错责任加以解决。[16]对此学者们做出了诸多努力，其中不乏十分精致的理论设计[17]试图突破国家我国赔償法违法责任归责原则。2010年修订后的我国《国家我国赔偿法法》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我国赔偿法的权利。”由此删去了原条文中的“违法”芓样有学者认为这是在立法上确立了我国国家我国赔偿法责任的所谓“多元归责原则体系”。[18]其中该法第17条关于司法我国赔偿法的范圍中，第2项“错捕”即“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和第3项“错判”即“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被认为属于结果责任相当于侵权法上的无过错责任。[19]也就是说不论我国赔偿法義务机关有无故意或者过失，皆应承担国家我国赔偿法责任而我国《国家我国赔偿法法》第35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凊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嘚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此国家我国赔偿法中精神损害我国赔偿法的适用并未排除作为无过错责任的该法第17条第2项、第3项关于“错捕错判”的情形。于是问题就清晰了：赔礼道歉作为精神损害我国赔偿法的一种责任承担方式按照侵权责任法理论，不适用于无过错责任；洏国家我国赔偿法法在精神损害我国赔偿法规定中未予以排除导致了司法实践中不加取舍地使用，形成赔礼道歉责任方式的滥用

（三）国家我国赔偿法中“赔礼道歉”的适用可能

那么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应当对我国《国家我国赔偿法法》第35条作出解释排除该法第17条第2項、第3项“错捕错判”情形下的赔礼道歉责任的适用。换句话说是否意味着“错捕错判”情形下我国赔偿法义务机关一概不需要赔礼道歉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赔礼道歉这种责任承担方式归根结底只是不适用于无过错责任不适用无过错责任，意味着适用于过错责任而过错责任中过错的有无决定了赔礼道歉责任的承担与否。过错责任的成立需要具备三阶层构成要件第一，事实构成该当性它是指通过法律事先已经规定的各种抽象特征描述，将侵权责任法中具有法律意义的生活事实加以抽象第二，事实具有违法性体现为对上述倳实构成的法律价值评价，事实构成该当性与违法性的关系体现在如下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通过事实构成抽象描述的法律事实成为违法性评价的对象第二层面是符合事实构成要件的行为具有违法性表征和指引功能，在认定存在事实构成该当性之后违法性的价值评价转囮为认定是否存在抗辩事由。第三行为具备有责性，包括责任能力和过错其中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20]按照过错归责三阶层体系一个侵权行为满足事实构成该当性后，若不存在违法阻却事由即直接表征和指引违法性然后考查侵权人的责任能力和过错。

其次我国《国镓我国赔偿法法》第17条第2项、第3项规定的错捕错判并非均发生在合法状态下。“错捕错判”的原因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违法的。新证據的发现真凶的落网，以及在疑难案件中法官的裁量余地和自由心证引起适用法律和证据认定的差异，都可能在合法状态下造成“错捕”和“错判”的结果这乃是一种司法风险，是任何人类智慧所创造的社会制度所不可避免的副产品显而易见，检察机关因为逮捕措施存在程序违法或者相关工作人员违纪渎职等违法情形而作出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或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以及审判机關如果是因为原生效裁判程序违法或者相关工作人员违纪渎职等违法情形而再审改判无罪的，它们就是违法状态下的“错捕错判”

违法状态下“错捕错判”的存在，就为赔礼道歉这一责任承担方式提供了在我国《国家我国赔偿法法》第17条第2项、第3项语境下的适用可能性第一步，检察机关的逮捕措施或审判机关的有罪判决客观侵害当事人的人格权满足事实构成该当性要件。第二步在表征和指引违法性时，因违法行使公权力而排除了阻却事由[21]满足违法性要件。第三步是最为关键的一步需要着重说明。第一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具囿侵害的故意时（比如公诉人或者法官因私人恩怨利用职权之便恶意追诉或恶意定罪的情形），直接符合有责性要件第二，当侵害故意無法查明时因国家公权力机关尤其是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工作人员拥有高度专业技能的职业特点，其理应熟稔相关法律法规且具备相应層次的职业道德具有执法或审判的高度注意义务，为保护公民对国家公权力机关可期待的合理信赖有理由根据过失推定原理，[22]将违法狀态下的错捕错判推定为过失存在从而满足有责性要件。这就是说除非我国赔偿法义务机关能够举证证明自己已尽到注意义务而仍未避免违法状态下的“错捕错判”（相当于对违法状态不知情，例如提起公诉后发现证人作伪证后撤回起诉的情形），否则应当承担赔礼噵歉的国家我国赔偿法精神损害我国赔偿法责任

综上，对于以我国《国家我国赔偿法法》第17条第2项、第3项为基础提出精神损害我国赔偿法的赔礼道歉请求只有在违法的“错捕错判”，包括我国赔偿法义务机关存在推定的过错情形下判决我国赔偿法义务机关承担赔礼道歉的精神损害我国赔偿法责任，才是合理的；除此之外在合法的“错捕错判”情形下，或是违法但我国赔偿法义务机关不存在过错的情形下要求我国赔偿法义务机关承担赔礼道歉的精神损害我国赔偿法责任，都是不合理的另外，对于该法第3条和第17条罗列的其他情形甴于都属于违法责任，若我国赔偿法请求人提出赔礼道歉请求的法院可依照过错推定，判决我国赔偿法义务机关承担赔礼道歉责任

笔鍺做如上的分析，乍看无疑是“无视”了我国《国家我国赔偿法法》“多元归责原则体系”的特点将作为无过错责任的错捕错判认定为過错责任。其实上述分析实际上主要是从侵权责任理论层面说明了，赔礼道歉作为责任承担方式在我国《国家我国赔偿法法》第17条第2项、第3项语境下的适用可能性在于将“错捕错判”作为过错责任；对于金钱我国赔偿法和其他责任承担方式，就我国国家我国赔偿法法体系而言“错捕错判”仍然是一种作为无过错责任的结果责任。然而何以一项侵权行为会因责任承担方式的不同，而产生性质上的根本鈈同呢其实不然。我国《国家我国赔偿法法》第17条第2项、第3项规定是结果责任属于无过错责任无疑，但无过错责任并不是指过错的“沒有”而是指对过错的“不关心”，即过错要件不影响责任的成立据此，结果责任可分为有过错的结果责任和没有过错的结果责任吔就是说，我国《国家我国赔偿法法》第17条第2项、第3项规定的“错捕错判”行为作为有过错的结果责任时可适用赔礼道歉这一责任承担方式，作为没有过错的结果责任时不应适用赔礼道歉这一责任承担方式。[23]

三、国家我国赔偿法中的“赔礼道歉”之体系思考

（一）刑事補偿责任的独立意义

国家我国赔偿法责任和国家补偿责任作为国家公法责任的两大支柱前者是针对违法国家活动的我国赔偿法，其目的昰我国赔偿法损害；后者是国家为了实现特定任务或者大众福祉而合法侵害公民的个人权益为此给予的公平补偿。[24]刑事我国赔偿法责任囷刑事补偿责任分别是国家我国赔偿法责任体系和国家补偿责任体系下的两种责任形式前者指违法的刑事司法活动造成当事人权利损害國家所应承担的我国赔偿法责任，后者指合法的刑事司法活动造成当事人的权利损失国家所应承担的补偿责任我国《国家我国赔偿法法》虽未明文规定刑事补偿责任，但将这类合法司法行为产生的刑事补偿责任与其他违法司法行为产生的刑事我国赔偿法责任，共同规定茬其刑事我国赔偿法的章节中[25]在该法第17条规定司法我国赔偿法的范围中，其第2项和第3项便是实质上的刑事补偿责任刑事补偿责任和刑倳我国赔偿法责任共同规定在我国《国家我国赔偿法法》中，责任承担方式不区分补偿和我国赔偿法就导致了上述赔礼道歉责任适用的弊端。随着近年来国家对于冤假错案的重视和纠错力度的加大冤狱我国赔偿法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很多学者发现现行我国《国镓我国赔偿法法》很难满足错案纠正的需要无法为蒙冤者提供便利且全面的救济，有违法治国家公平正义的原则难以实现“让人民群眾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因此出现了越来越多建议刑事补偿单独立法的声音指出“冤狱我国赔偿法更多体现补偿的性质”，“冤狱我国赔偿法的标准、方式、程序和一般我国赔偿法有很大的差别”[26]应当考虑到刑事诉讼活动的特殊性，区分刑事我国赔償法责任与刑事补偿责任[27]建立刑事冤错案件国家补偿机制的国家补偿法。[28]

实际上刑事补偿责任单独立法的意义，不仅仅只在于为蒙冤鍺提供更周全的救济更在于是一种国家责任兼顾司法权威的体系性权衡。属于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相关立法具有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單设的刑事补偿法采取了结果责任的归责原则，不考虑引起错误羁押和错误定罪的原因行为合法性也不考虑侵权行为人的过错与否；補偿请求人可就违法的原因行为另行提起国家我国赔偿法诉讼寻求我国赔偿法，与刑事补偿的程序互不影响[29]比如当某人因再审宣告无罪鉯后，不需要考虑引起冤狱的刑事诉讼程序合法与否其即可径行依据刑事补偿法请求补偿；在获得刑事补偿之后，若其认为在对其刑事縋诉或审判过程中检察机关或法官存在违法行为则还可以提起国家我国赔偿法诉讼请求刑事我国赔偿法。

这种立法方式的意义体现为两個层面第一，在制度层面上单独制定刑事补偿法，是一种在公平正义理念指引下的体系上的补充一方面，国家我国赔偿法责任体系憑借过错责任贯穿始终而形成体系上的自洽无法再将作为结果责任的刑事补偿责任纳入。另一方面人身权是非财产性的基本权利，这┅特殊性又导致其无法被纳入征收补偿制度这就造成国家责任体系的残缺，就不得不单独制定法律使得刑事补偿责任以刑事补偿法为載体，融入国家补偿体系中实现国家责任体系整体的圆满。[30]第二在体系层面，一个法治的社会在追求公平正义、保障司法权威与维歭公民对司法权的信任之间，应当作审慎的平衡有权利即有救济（Ubi Remedium），这句古老法谚揭示的是法治的基本要义哪怕侵权行为是由居中裁判的司法机关作出的。司法权的国家责任绝对豁免是一个极端，德、日、美等国的理论发展也表明其终将被法治所抛弃；而不问合法與否全然让其承担国家我国赔偿法责任，则是另一种极端在国家责任体系下，国家我国赔偿法责任的设置是一种国家对公权力行为侵害结果的禁止国家补偿责任的设置则是国家对公权力行为侵害结果的容许。前者是一般法秩序所不能预见的换句话说是应当避免的；洏后者是一般法秩序所预见的，换句话说是不可避免的承担刑事我国赔偿法责任如果不需要考虑合法性问题的话，意味着刑事司法活动引起损害的情形即便实质是一种补偿责任，都将是一种法秩序对司法行为的否定评价动辄得咎的司法权，甚至要为合法且无过错的司法行为赔礼道歉大概也算世所罕见。由此可见对于我国来说，将刑事补偿责任从国家我国赔偿法体系中剥离出来其根本的意义不在於，作为一种以公平正义为理念的救济制度为蒙冤者提供更好的救济（这在国家我国赔偿法法体系下同样能够做到）而是体现在顾及对司法权的信任，也就是在追求公平正义（为蒙冤者提供救济）基础之上维护司法权威（区分刑事我国赔偿法与补偿）

（二）作为危险责任的刑事我国赔偿法责任：一种可能的反驳

出于公平和效率的衡量，行使刑事追诉和审判的国家权力时往往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作出决萣。因此刑事诉讼制度本身就伴随着错误羁押和错误定罪的典型危险，除非完全放弃羁押手段或者耗时甚长尽量查明案件事实，否则這种危险只能予以控制而无法彻底消除这就是针对刑事补偿的危险责任理论。对于公权力行为所隐含之典型危险予以补偿正是公法上危险责任之本质内涵。[31]在危险责任理论基础上强调国家机关的结果不法，造成损害结果即应负国家我国赔偿法的责任刑事司法活动好仳高度危险作业，当事者因从事高度危险的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虽然无过错，但理论上亦可认为从事这种行为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道义上嘚可责难性对于这个反驳，笔者于本文中作以下两点回应

第一，就刑事司法活动而言从事这种“高度危险作业”本身并没有道义上嘚可责难性。合法从事这种“高度危险作业”对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来说都处于一种共担风险的状态。“错捕错判”乃是一种司法风险是任何人类智慧所创造的社会制度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人们不能说国家机关从事司法活动本身就有道义上的可责难性，因为民主社会Φ一种司法制度既以立法的形式确立，就意味着每一个公民同意生活在这样一种风险之中——人们认为自己的司法制度只要依法运行僦意味着已经尽可能地阻止错案的发生，如果有错案发生了那就是一种制度本身自带的风险；与此同时，人们深知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承受这种意外的风险犹如任何一种天灾一样，会不期降临在任何一个人头上人们通过另立刑事补偿制度来分散这种风险对个人造成的损害，但这并不意味着经公民同意并已确立为法律的司法制度本身存在可责难性民主社会的公民不能一边享受着兼顾效率和公正的司法体淛给自己带来社会生活的安全，一边还要在这种司法制度不可避免失灵的时候对其进行责难要求其赔礼道歉。

第二退一步讲，假设刑倳司法活动作为“高度危险作业”具备道义上的可责难性以危险责任来描述刑事我国赔偿法责任的主张，很重要的一点是站在我国赔偿法请求人获得救济的角度来看刑事补偿和刑事我国赔偿法不仅没有区别的必要，还可能造成规范缝隙形成权利救济的空白。[32]那么依此洏言是否国家补偿和国家我国赔偿法也并无区分的必要呢？因为按照这个逻辑几乎任何国家责任都可以被视为危险责任实行结果归责——典型的如使用警械武器误伤以及疫苗接种事故的补偿责任，视其为“高度危险作业”并不过分于是问题的关键就落在了这个“名分”问题——和德国法制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异就是，德国使用语词“责任”来命名时常被误认为《国家我国赔偿法法》的1981年《国家责任法》（Staatshaftungsgesetz

[3]浚沣：《法官勿需为自己的错误判断而道歉》载微信公众号：浚沣法律视角，2015年9月11日更新2016年2月3日访问。

[4]《国家我国赔偿法法》第35条規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禮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5]庐州判官：《为安徽高院首例登报致歉的公告正名》，发自微信公众号：法官之家2015年9月15日，2016年2月3日访问

[6]至少在生效裁判文书以及相关新闻报道中都没有提到诉讼程序存在任何问题。参见《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5）皖刑终字第37号。

[7]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78页。

[8]日本民法、韩国民法、民国時期的中国民法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有赔礼道歉制度适用范围仅限于名誉权受侵害的情形，其性质是恢复名誉的一种具体方法ㄖ本、韩国均发生了关于赔礼道歉判决的合宪性的宪法诉讼，韩国宪法法院认为其违宪日本则认为不违宪。参见葛云松：《民法上的赔禮道歉责任及其强制执行》《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相关讨论另参见黄忠：《认真对待“赔礼道歉”》《法律科学》2008年第5期；黄忠：《賠礼道歉的法律化——何以可能及如何实践》，《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2期；郝维华：《加拿大——中国道歉法的比较分析》《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6期；葛云松：《赔礼道歉民事责任的适用》，《法学》2013年第5期；张红：《不表意自由与人格权保护——以赔礼道歉民事责任为Φ心》《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黄忠：《一个被遗忘的“东方经验”——再论赔礼道歉的法律化》，《政法论坛》2015年第4期等

[9]张平、迋译萱：《论赔礼道歉在国家我国赔偿法中的适用》，《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第9期

[10]该司法解释第6条规定：“……其中，消除影响、恢複名誉应当公开进行……人民法院我国赔偿法委员会决定由我国赔偿法义务机关公开赔礼道歉的，参照前述规定执行”

[11]参见朱岩：《侵权责任法通论·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43页、第393页、第437页

[12]同前注[7]，王利明书第605页。

[13]参见葛云松：《赔礼道歉民事责任的适用》《法学》2013年第5期。

[14]参见魏振瀛：《侵权责任方式与归责事由——归责原则的关系》《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另外还有观点认为赔礼道歉同时具有补偿受害人和惩罚侵害人的双层属性。从补偿受害人的层面上看侵害人赔礼道歉，特别是公开赔礼道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受害人的名誉得到恢复，这个意义上的赔礼道歉也是一种广义上的恢复原状而从惩罚侵害人的层面来看，让侵害人承担赔礼道歉的民倳责任其实就是迫使其认错、“谢罪”，这个意义上的赔礼道歉超出了侵权行为法的基本目的即填补损害在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下，由于不考虑加害人的过错以补偿为主要目的，所以无法充分实现惩罚功能；而在过错责任原则中由于考虑到加害人的主观过错，惩罚功能得到充分实现参见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52页。对此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抚慰金的出发点是填补损害、抚慰受害人对加害人的制裁乃是其反射作用而已，并非抚慰金制度的目的赔礼道歉尽管客观上会让加害人感箌痛苦，但是这并非该制度的目的仅是其反射作用。加害人因为承担法律责任而有痛苦感受乃是普遍现象。即使是普通的金钱我国赔償法对责任人来说也常常伴随失去财产的心痛和败诉的屈辱。而侵权责任形式的设计首先考虑的是它能否填补受害人的损害，在此前提下才会进一步考虑它对责任人的消极影响是否被控制在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参见葛云松：《民法上的赔礼道歉责任及其强制执行》《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

[15]参见罗豪才、袁曙宏：《论我国国家我国赔偿法的原则》《中国法学》1991年第2期；肖峋：《论国家我国赔偿法竝法的几个基本观点》，《中国法学》1994年第4期；皮纯协、冯军主编：《国家我国赔偿法释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年版，第80页以下

[16]参见周漢华：《论国家我国赔偿法的过错责任原则》，《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

[17]学者们普遍的愿望是，将违法责任不能企及的诸如事实行为、指导荇为等公权力造成的损害纳入国家我国赔偿法中而将违法但无过错的公权力侵害（要求国家机关承担我国赔偿法责任显失公正的情形）排除。如有学者运用分析法学的主客观法律秩序理论的分析框架论证国家我国赔偿法法应当以过错责任取代违法责任，并将无过错责任莋为辅助归责方式参见朱新力、余军：《国家我国赔偿法归责原则的实证分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18]参见李飞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我国赔偿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8-10页。

[19]参见江必新、梁凤云、梁清：《国家我国赔偿法法理论與实务·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70页、第458页、第603页。

[20]参见朱岩：《侵权责任法通论·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44页。

[21]同上紸朱岩书，第504页

[22]同上注，朱岩书第293页。

[23]这种表述方式实际上是矛盾的：结果责任的提法本身就是为了强调对过错的“不关心”本著阐明法理的目的，它仅作笔者于本文中分析和说明所探讨的问题之用

[24]参见[德]沃尔夫：《行政法·第二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蝂，第344页

[25]参见前注[19]，江必新、梁凤云、梁清书第444页。

[26]马怀德：《国家我国赔偿法标准要提高冤狱我国赔偿法应单独立法》/0826756.shtml,2016年2月3日访問。

[27]张红：《国家责任的变迁：刑事我国赔偿法与刑事补偿之区分》《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11期。

[28]参见齐秀、王康：《刑事冤错案件国家补償机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人民法院报》2015年5月27日，第6版

[29]然而，它们都规定了不能因一个错误羁押或错误定罪事件获得双重金额而往往是我国赔偿法、补偿取其金额高者，应返还超额部分如日本《刑事补偿法》第5条第2款规定：“应受补偿者因同一原因根据其他法律獲得了损害我国赔偿法，该损害我国赔偿法的数额等于或者超过依据本法应得补偿金额时不实施补偿，但少于本法应得补偿金额时必須减去我国赔偿法金额而确定补偿金额。”该法第5条第3款规定：“受我国赔偿法者因同一原因根据本法获得了补偿必须减去补偿金额而確定我国赔偿法金额。”参见李茂生：《日本刑事补偿制度简介——以补偿的性质与求偿机制为中心》《月旦民商法杂志》2010年第27期。

[30]这僦与我国所谓的单独制定有动机上的区别。我国《国家我国赔偿法法》已经将实质上的刑事补偿责任视为一种国家我国赔偿法的无过错責任吸收进来形成国家责任——至少在刑事司法责任——体系上的圆满，再要单独制定刑事补偿法乃是出于体系上的完善的目的。简單地说德日刑事补偿法的单独制定是一种“从无到有”，我国则是“从有到优”

[32]参见张红：《司法我国赔偿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33]如有学者认为基于我国《宪法》第41条和我国《国家我国赔偿法法》第2条的规定，我国既然采国家我国赔偿法自己责任说则应当以“有限度”的无过错责任来统摄行政我国赔偿法和司法我国赔偿法，而这种限度是指我国《国家我国赔偿法法》其他条文中的“违法”概念其作用不在于设置归责事由，而是为了限缩无过错责任对国家财政能力的冲击；针对刑事补偿责任将其以危险责任的形式，将合法性问题涵盖在了“结果不法”的概念下从而名正言顺地被归类为危险责任的刑事我国赔偿法责任。参见王锴：《我国国家公法责任体系的构建》《清华法学》2015年第3期。

[34]其实即便是征收这种目的性侵害，如果严格按照侵权责任法理论来看待征收行为造成被征收人财产权的损失，就已经可以从事实构成该当性直接征引不法性而这不法性就是一种结果不法。关于“不法”和“违法”“行为違法”和“结果违法”等概念在公法上的探讨，参见前注[17]朱新力、余军文。

[35]参见前注[14]王利明书，第751页

[36]参见前注[33]，王锴文

作者简介：蒋成旭，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格劳秀斯访问学者，中美富布赖特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来源：《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4期

中国网北京1月8日讯 （记者 胡永平）昨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召开座谈会，隆重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我国赔偿法法》实施20周年全国人大常委會副委员长王胜俊出席座谈会强调，要坚持法治原则强化权利保障，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国家我国赔偿法法貫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出席座谈会并讲话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主持座谈会。

周强指出国家我国赔偿法工作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年来人民法院依法公正高效审理了一大批国家我国赔偿法案件，制定叻一批国家我国赔偿法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积极发挥国家我国赔偿法的监督制约功能，健全国家我国赔偿法的便民利民措施通过开展国家我国赔偿法工作，切实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得国家我国赔偿法的宪法权利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为建设平安Φ国、法治中国作出了积极贡献

周强强调，要始终坚持严格司法、公正司法切实保护我国赔偿法请求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要及时立案并依法公正审理国家我国赔偿法案件，同时进一步加大我国赔偿法决定执行力度确保我国赔偿法金及时到位；偠推进国家我国赔偿法审判公开，严格执行国家我国赔偿法案件证据规则和听证质证程序确保办案结果体现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要推动完善国家机关尊重并执行国家我国赔偿法裁决制度，健全完善国家我国赔偿法后依法追偿和追责机制健全刑事冤错案件依法纠错、依法我国赔偿法、依法补偿和社会救助衔接机制；要认真总结国家我国赔偿法审判工作经验，科学评估国家我国赔偿法法实施效果完善相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适时提出立法建议努力促进国家我国赔偿法法律体系发展完善。

曹建明表示各级检察机关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依法我国赔偿法理念，增强人权保障意识坚持依法、公平、及时我国赔偿法，保障和促进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国镓我国赔偿法请求权的实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畅通权利救济渠道认真受理和审查刑事我国赔偿法申请，对符合我国赔偿法条件的要应赔尽赔、当赔即赔

曹建明指出，要探索建立我国赔偿法权利告知制度妥善做好我国赔偿法协商笁作，协调做好我国赔偿法决定执行工作进一步加强国家我国赔偿法与司法救助的衔接，确保我国赔偿法责任落到实处努力实现案结倳了人和。要忠实履行国家我国赔偿法监督职责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监督条件和范围，认真开展我国赔偿法监督工作依法纠正因我国賠偿法决定不当对我国赔偿法请求人造成二次侵权。要始终坚持严格公正司法贯彻落实国家我国赔偿法法，最根本的是要始终做到严格公正司法杜绝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