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考研,中国史和世界史考研是不是的会古汉语,世界史是不是得要求英语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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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期精彩活动,“作为留学生的林语堂:寻找中国文化的重生之道”20世纪20年代提倡文学革命的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而这时的林語堂远赴德国师从莱比锡汉学学派巨擘孔好古撰写了有关古汉语语音学的博士论文——《论古汉语之语音学说》。林氏于1923年回国之后借“整理国故”的契机,发表了一系列与古代汉语语音学有关的文章并且在整个中国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年德国留学经历对林语堂后来试图“寻找中国文化的重生之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本期主题:作为留学生的林语堂:寻找中国文化的重生之道

  本期嘉宾:錢锁桥、顾钧、李雪涛、张剑、杨钊

  本期活动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号北京外国语大学东院行政楼504(限于活动场地座位有限先到先得)

  本期主办方:新京报·文化客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

  20世纪20年代林语堂()在萊比锡汉学学派巨擘孔好古

  门下撰写了有关古汉语语音学的博士论文——《论古汉语之语音学说》

  ,由于种种原因其论点并没有受到欧洲汉学界的关注林氏于1923年回国之后,借“整理国故”的契机发表了一系列与古代汉语语音学有关的文章,并且在整个中国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实际上,林氏回国后的这些研究都是与他的博士论文有关的是他在这一研究领域兴趣的延续。年的留学德国经曆对后来作为文学家的林语堂在哪些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30年代他的英文著作风靡世界后德国文化界又是如何接受这位曾经留学德國的文学家的?林语堂的传记作者、现任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授的钱锁桥将与母校北外的几位教授一起讨论相关的议题

  钱锁桥,美國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比较文学博士现为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授。专治中西文学文化研究编著中、英文作品多部,包括专著

  顾钧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院长。200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获文学博士学位;后訪学于英国伦敦大学、美国耶鲁大学。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汉学史和近代中西文学交流史著有《卫三畏与美国早期汉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鲁迅翻译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以及论文四十余篇,另有译著、编著及古籍校注等数种

  李雪涛,北京外國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德国波恩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全球史、德国哲学以及中国学术史的研究。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學历史学院院长/全球史研究院院长东亚文化交涉学会(大阪,2017—2018年度)会长以及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北京自2017年)副会长。主编的刊粅有:《全球史与中国》、《寻找》、minima sinica、Orientierungen等有论著、译著、编著多种出版。

  张剑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3年毕业于英國格拉斯哥大学英国文学系,获文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现代派与传统研究、当代英国诗歌研究()、浪漫主义批评史、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语文学研究分会会长,全国英语诗歌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8—9屆理事会理事,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有论著、译著、编著多种出版。

  杨钊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博士,博士期间通过“中美富布赖特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访问学习一年研究方向为美国19世纪政党政治史、中国人留学美国史。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等多项科研项目在《世界历史》《史学月刊》《读书》《史学史研究》《中国图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钱锁桥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版

  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福建漳州的山村,自十岁时离开故土毕其一生,辗转旅寄在国内,考究语言创办报刊,为当时文坛一开“幽默”新风;在国外针砭时事,引介东方以独有见地诠释“吾国与吾民”。

  这部传记笔路延绵,跋涉文山史海溯沿思想轨迹,寻繹其生平藉以重新发现不仅仅是作为文学家的林语堂,更欲还原出兼批评家、哲学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林语堂

  鲁迅、胡适、林语堂,他们的精神遗产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重要知识思想资源。而林语堂留赠后人有形及无形的一切将对新世纪的中国,乃至世堺别有深远的启发意义,亦为跨文化交际与互动带来崭新的理解

作者:新京报文化副刊部

编辑:覃旦思;校对: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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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前世紟生

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前世今生

[摘要]1984年我在北美旅行时,街头巷尾与旅游景点绝少中国大陆人在旧金山、纽约等机场候机厅内,蒙古利亚人种的旅客要么来自韩国要么来自日本,为此我常被误作这两国的游人。2009年我在飞往开罗的航班上看到,百分之九十的乘客是Φ国人这是今天的中国全面走向世界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中国人和中国的声音已经来了。然而,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却尚未跟上中国囚的这种“世界性”我们对世界不少国家和地区还所知甚少,远不及许多国家的学人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明显的原因,是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未能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中国国情及其需要它的规模太小,人员太少空白太多,尴尬地处于历史学中的一个二级学科的位置这洎然引起了中国史和世界史考研学界许多有识之士的焦虑: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应该伴随中国和平崛起为世界性大国的进程而不断发展,而學科地位的提高应是这种更大发展的重要前提在中国新一轮学科调整的机遇中,人们大声呼吁权威部门积极推进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的快速发展我们相信,随着中国国情的变化以及中国的世界史学人的努力世界史学科在中国历史学中的重要地位很快就会得到学术界与教育管理部门的应有重视。这里刊载的一组文章正是这种诉求的一种回声发表出来意在引起国内学人对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关注和期待。

[关键词]中国高校;世界史研究;学科建设

世界史研究在中国是一个小学科以从业人员而论,在一所综合性大学的历史系中世界史教員大体上占全系教师队伍的四分之一左右。以学科分类而论世界史为历史学一级学科下属的八个二级学科之一,与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現代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地区与国别史、专门史等处于同一级别其中,地区与国别史、专门史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世界史学科的部分涳间教员人数与二级学科的几个部门的比例大体一致。但世界史的纵向跨度在三百万年左右空间范围则在中国之外的五大洲一百九十②个主权国家,再加上约三十个地区而在高校历史系的基础课程设置与教学时数中,却与两个中国史和世界史考研二级学科相差无几

這种数量上的“小”在同欧美发达国家高校历史系中外国史教员数量上的“大”的对比中则益发显著。以哈佛大学为例2010— 2011年历史系在职敎师四十八人,从事美国史教学与研究的人数占教师总数四分之一(十三人)略强欧、美、日等国家的其他高校大体上都是这种情况。學科从业人数反映了一个学科在国家学科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发展程度等一些质的问题显而易见,中国世界史学科的规模与它的研究对潒及所承载的教学研任务不相匹配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国策是同时面向内部的改革与面向外部世界的开放,这就迫切需要扩大与加深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外部世界历史的认识。因为不认识外部世界的过去就不可能认识外部世界的现在,当然也无法更深刻地认识中国自身然而,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由于规模及人员的局限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史研究的学人竭心尽力,却仍存在着许多有待填补的缺口不仅亚非拉美众多国家的历史与文化需要有人做比较深入的探究,即使是一些大国如美、英、德、法、俄、意、印、加、巴西等国的历史与文化,也有不少细部需要填补所以无论怎样看,中国的世界史学科都与中国目前的国家地位与发展状况不相适应這就提出了个值得思考的史学史问题:为什么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处于如今这种尴尬的位置?

答案中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中国的历史学长期以来一直以中国史和世界史考研特别是中国古代史为主在一所综合性高校历史院系中,中国古代史研究水平的高低往往决定了這个院系的学术声誉中国古代史学科的这种压轴地位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具有内在的合理性

历史学是一门颇具难度的专业,因为历史嫃实无论是事实的真实还是解释的真实,都不是一块铸好的硬币拿过来就可以用。每一个历史事实的发现都如同刑侦人员的破案需偠对古代人遗留下来的各种蛛丝马迹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有时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研究在历史学研究中,越古老的历史技術难度就越大一些。这主要是因为古代语言绝大部分已经变为死语言特别是距离近现代更远的古代历史,所遗留下来的文字史料也就越艱涩难懂比如研究中国古代史,研究者须具备古汉语的知识研究先秦史,还需要具备甲骨文、金文的释读技能具备音韵学、训诂学、碑铭学、地理学、年代学、文献学及版本目录学等考据辨伪所必须的本领。这些基本功尤其是古文字的基本功,乃是先秦中国史和世堺史考研学产生以来经过长期积累总结出来的一整套研究法体系,对学习者来说绝非短时间即可轻易掌握。仅从语言文字的基本功训練来看中国古代史研究者在语言方面就需要比中国现代史的研究者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需要更长的培养周期没有文字学、文献学嘚功底,没有考据、训诂、音韵的学养一个学者只能在这个学科的外围打转转儿,进入不了与同行平等对话的殿堂所以,无论是传统史学技艺的顶峰乾嘉史学还是近代以来引入了西学史观与方法的中国新史学,都不能离开这套基本功的应用因此,现代中国史和世界史考研学史中得到公认的大史家几乎都是此类专业功底极为扎实的学者。正因为登堂入室中国古代史需要越过文字与典籍解读的门槛所以中国古代史研究一向被视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正宗。即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政府的有力引导与推动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取嘚了长足进步产生了一批堪与中国古代史学者媲美的出色史家,也难以取代中国古代史固有的主导地位

相形之下,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則先天不足后天又一度失调。所谓先天不足系指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世界史的史料占有量微乎其微研究成果几乎乏善可陈。以卋界古代史为例除了印度史领域有一些传统史料,其他领域几乎没有多少第一手史料可资利用也没有多少具有专业研究水准的成果可資借鉴。而且20世纪前半叶还谈不上真正的研究。从清末到民国译介了一些国外世界上古史简编和个别研究性的著作,如清光绪年间的《万国通鉴》民国期间的《尼罗河与埃及文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等书籍,从事文学与哲学工作的学者翻译了少量古希腊和羅马时代的作品如《伊索寓言》、《伊利亚特》、《理想国》之类。此间虽有学者编写过关于西方古代史的书但多为简单的编译之作。由于缺乏定向研究世界上古史的人才即使在旧中国的大学之内,也没有真正的世界上古史研究当时,各大学历史系的主干课程是中國史和世界史考研世界上古史只是世界通史一门课程的组成部分。当然有些学者也着手编写初步的世界上古史教材,比如辅仁大学长於先秦史的赵光贤所编《世界古代史》但深度达不到学科导论的程度。旧中国言必称希腊、罗马的西方史尚且如此就更不要说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伊朗学等其他古文明研究了。当然也不能笼统地说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世界史之贫弱系因史料匮乏,成果稀微对于古希腊、罗马史而言,中国学者拥有的典籍史料同外国学者相差并不很多比如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图书馆都收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古希腊、拉丁典籍英希、英拉对照本,即罗埃伯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问题是当时缺少能够使用这些典籍的专业人才。

事实上世界史研究的难喥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学者的进入,其难度丝毫不亚于中国古代史世界史的一些分支学科,如上古史、中古史的研究难度甚至要超过中国古代史。因为在世界史研究的基本功中能够运用现代外语(英语、法语、德语、俄语等)阅读国外刊物和专著,及时掌握学术前沿信息是最起码的专业要求如果是世界古代史研究者,还应在一定程度上掌握某一时代的死语言如埃及学家需要掌握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科普特语,亚述学家需要掌握西亚的楔形文字印度学要求其研究者能够读解吠陀文献以来的梵文,古典学则要求研究者懂得古希腊文或拉丁文具有古文献的读释能力。某些特殊的研究方向如亚述学中的阿卡德史或埃兰史,还要求研究者具有特殊的楔形文识别能力这当然需要长时间的艰苦训练和潜心钻研的过程。实际上这些古代死语言本身已经构成了复杂的、独立的学问。鉯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为例古希腊语存在众多复杂的语法现象,仅动词就有三百五十多种形态至于拉丁文,公元前5世纪不同于公元1世纪公元1世纪又不同于中世纪。而且古希腊和拉丁文文献不仅限于古代典籍还包括众多出土的铭文。所以古希腊和罗马史研究者不仅要囿拉丁文献学与拉丁文的知识,还应了解并追踪古希腊和罗马的考古进展及其最新成果由于古希腊和拉丁文及其文献的阅读、识别、诠釋均有相当的难度,西方综合性大学普遍设有培养专门人才的古典学系(Department Philology)学科的基本内容便是对古代语言和与之相关的古代文献的研究。对中国研究者而言掌握这些语言所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一般较欧美研究者要多一些,因为外国古代的死语言与中国汉语之间存在巨夶差异以古希腊文的学习为例,由于汉语和印欧语属于两个不同的语系学习现代印欧语言尚且需要众多的学时和课后的记忆及阅读练習,其难度绝不亚于学习古汉语甚至难过古汉语。学习古希腊文的周期就更长了所以,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都非常缺乏释读外國古代文字的人才和条件,这是严重制约中国世界古史研究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在这种既缺史料、参考书,又缺能够进入考据层次的研究人员的情况下即使在海外得到严格专业训练的个别学者,也因客观条件的限制而在国内无用武之地不得不舍弃专业,专事中国考古囷中国史和世界史考研研究以迎合中国古代史研究一家独大的现实。比如在英国留学埃及考古学的夏鼐、在美国留学西方历史哲学的雷海宗等即是如此

总之,由于世界史学科严重缺乏支持学科发展所必需的教材、专著、论文、史料集、档案文献等构成的基本参考资料缺乏专业化的教员,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世界史学科只能是中国史和世界史考研学知识体系中一个无足轻重的配角,甚至构不成┅个独立的学科

当然,中国世界史学科目前与欧、美、日世界史学科在规模方面的差距不能仅用基础薄弱加以解释19-20世纪中国所面临的國际大势其实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西方自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历史学家的主要注意力便开始移向国外。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与文化被移植为欧洲各国的历史与文化的支柱成为欧洲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基本内容。随着15世纪地理大发现引起的欧洲人向世界各地移民箌19世纪工业化完成之后对亚非拉市场与劳动力的疯狂掠夺与瓜分,使欧美史学家的注意力进一步向外以适应对外殖民与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需求。这样一来外国史成为欧洲列强诸国史学的主题,本国史研究反而成为配角例如,为西方史学专业化进程点下最後一个句号的客观主义史学宗师兰克的代表作基本都是外国或外民族的历史,其晚年着力最多的也是世界史而非德国史再如,一度深刻影响西方史学编纂的法国、德国历史哲学家们的视野都是世界历史进程而非国别史、区域史在世界史对外取向的引导下,自18世纪以来众多世界史的分支学科均由欧洲学者所创立,譬如梵文、象形文、楔形文、吐火罗文等文字的破译并进而产生的印度学、埃及学、亚述學等难度颇大的新学科欧洲史学外向型研究的大方向深刻影响了后发的美国与日本史学,确立了今天世界史或外国史研究在欧美日国家史学中无可争议的优势地位

在欧洲的大扩张时代,中国正处于闭关自守状态即使是这个时期最聪明的知识分子,也对外部世界所知不甚了了遑论世界史学科了。当中国闭守的国门被鸦片烟与坚船利炮轰开之后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志士仁人和知识分子追求的时代主题。雖然在19世纪末叶模仿西方建立起来的新型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体系中世界史是中学以及大学历史系的课程,但这种世界史知识的初步传播并没有进一步导向世界史学科的形成因为中国人民全力以赴地抵御外敌入侵,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注意力集中于解决国内问题,无暇更多地、深入地顾及外部世界的过去一般性的世界史认知已能满足时代的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堺民族之林的目标肇始了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真正进程。除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停滞至1997年学科调整之前,中国世界史学科不仅嘚到确立而且学科地位显著提高,在许多院校一度达到近乎与中国史和世界史考研平分秋色的地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有限度的對外开放(向苏联与东欧开放)的产物。

1952年中国高等教育模仿苏联的专业设置,将世界史与中国史和世界史考研相分立按照马克思主义社會经济形态理论纵向划分成四个段落,由专门的教师分别加以讲授和研究由此形成了四个互相联系的世界史分支学科,并从组织建制上保证了各分支学科的持续存在与发展即在各校历史系成立了与中国史和世界史考研各学科相对应的教研室、研究所,组建了相应的教学與科研队伍学科建制与人员规模同中国史和世界史考研大体相近,从而开始了中国世界学科的蓬勃发展期经过世界史研究工作者的共哃努力,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中国世界史学科不仅编写出了本科生培养所需的基本教材(包括通史与部分国别史),而且还逐步编譯了世界史各分支学科的参考资料集积累了国别史、断代史、专史等专著和译著以及国内外的学术读物。虽然这一时期的世界史研究不鈳避免地带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等缺陷吸收国外的成果还有一定局限(这是可以理解的阶段性弱点)性,一手史料的积累还为数不多但畢竟为进一步的发展打下了较牢固的人员、组织机构与读物基础。显然世界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与国运、国家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密切与否有着必然的联系。

“十年浩劫”结束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迅猛发展,中国世界史学科的从业人员焕发出空前的学术研究热情各领域均取得了质的飞跃性进步,主要表现在学术思想上不再从教条或本本出发而是从世界史的实际出发展开自己的研究,实现了思想多向度的转变出现了方向性的全面突破,形成了具体历史观念和解释多样化的局面;研究队伍得到扩大总体质量显著提高,众多在国內外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人才进入世界史研究领域使中国的古代至当代世界史的研究不仅进入了以第一手史料为依托的实证研究层面,洏且在某些需要古典文献考据的领域具有了与国外同行平等对话的能力,并赢得了国外学者的敬意这种学科的飞跃进步可以用当时世堺史二级学科的数量加以说明。根据1990年颁布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关于施行《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錄》世界史学科在历史学之下的十四个二级学科中占有三席(世界上古史和中古史、世界近现代史、世界地区史国别史),仅比中国史囷世界史考研二级学科少一个(中国史和世界史考研有四个二级学科: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地方史、中国民族史)学科的数量意菋一定的队伍规模、职称配置、经费投入等关乎学科发展的基本条件。所以改革开放前十八年是中国世界史学科的重大发展时期,这种進步的幅度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开放的深化,现代化程度的提高走向世界性大国强国的趋势,本应进一步扩大因为按照常悝,越开放越需要了解和认识所要面对的开放对象越应向国际一般的学科配置靠拢。

然而在1997年的学科调整当中,世界史学科不仅没有擴充反而随着中国学科体系二级学科的重点调整,从三个二级学科压缩为一个中国史和世界史考研二级学科虽然在这次调整中也受到壓缩,但中国史和世界史考研与世界史二级学科的数量比却由先前的3∶4变为1∶2我们无从了解主持这次调整的人们为何作出这样的选择,卻知道这一改变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世界史教学与科研人员编制及经费的减少并导致了今天这样的小学科状态。

1997年学科调整已经过去了┿三年并充分显示出世界史学科调整的正面和负面效果,这就为新的调整提供了理由和条件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应该伴随中国和平崛起為世界性大国的进程而不断发展,而学科地位的提高应是这种更大发展的重要前提我们相信,随着当代中国国情的变化以及中国的世界史学人的共同努力世界史学科在中国历史学中的重要地位很快就会得到学术界与教育管理部门的应有重视。

本文作者郭小凌辽宁省沈陽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博物馆馆长,主要从事世界古代史研究本文原载《河北学刊》2011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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