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亚轮究竟为何沉没,是近代上海的重大之谜。几十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期获得重要线索,两位知情者,尤其是来自四川雅安市的83岁的黄青先生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有望对揭开江亚轮沉没之谜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黄先生当时正在国民党军驻防上海的“青年军二零九师六二六团”服役,所在防区就是吴淞口外横沙岛附近的长江口海域,亲眼见到江亚轮的沉没。他说,“因我已从当年20多岁的小伙子,现已成为八十老翁,在世时间不多了,特寄此文,以慰死者。”

　　文／姜龙飞(《档案春秋》常务副主编)

　　1948年12月3日下午4时整,担负沪甬线航行任务的“江亚号”客轮,自上海十六铺3号码头启碇,驶往宁波。

　　近一时期的沪甬线上,旅客格外庞杂。数百公里外,淮海、平津两大战场的隆隆炮声,使上海滩谣言如飞蝗般四处蔓延,一些宁波籍的阔佬坐不住了,纷纷登船南迁。人流中还夹杂着大量的升斗小民,须在冬至前赶回故里,例行祭祀……

　　江亚轮是上海招商局六大新型客轮之一,与江静轮等为姐妹船,船龄未及10年,总吨数3365吨,马力2500匹,航速每小时12海里。无论外观、设备,在当时均堪称精良。

　　按国民党交通部航政局规定,江亚轮额定的最大载容量为2250人。是日,据出口报告单所填,船上有乘客2607人,船长沈达才以下船员179人,载货175吨。仅凭这些记录在案、可资查证的数据,它已大大超出了额定的最大运载能力。事后,据宁波人旅沪同乡会江亚轮惨案善委会调查统计,当时船上无票乘客及儿童甚众,实际载客达4000人以上。

　　岁月,至今仍铭记着海天浩淼间的这个坐标:东经31.15°、北纬121.47°。

　　几分钟前的江亚轮还是安宁的。尽管驶出吴淞口后,客轮出现了较明显的摇晃,但除部分旅客由于晕船而感不适外,大多数人依旧泰然处之,舱内到处都是一片津津有味的咀嚼之声。

　　名副其实的“最后的晚餐”。

　　6时45分,吴淞口外横沙西南白龙港海面水道。江亚轮右舷后部,骤然传出炸雷似的一声巨响,船体随之发生剧烈震动,所有灯火顷刻熄灭。与爆炸处紧挨的电报房瞬时坍塌,报务员被炸得尸肉横飞,收发报机损毁,与外界联络中断。船头驾驶舱内,求援汽笛也仅象征性地鸣响一声,就再也发不出声来。船舱内漆黑如墨,冰凉的海水哗哗涌入。男女老幼,惊惶万状,慌乱中群相挤轧,纷纷向船顶甲板夺路奔命。“骇叫悲啼,呼天抢地,如赴屠场,如临末日。老弱妇孺,践踏而死者甚多。”

　　爆炸发生在船体后部,船尾迅速下沉。首先遭到灭顶之灾的是三四等舱的旅客。十几分钟后,汹涌的海水已盖没甲板。由于失事地点恰为一浅滩,因此烟囱、桅杆以及悬挂的救生艇仍露出水面,然而慌乱中,加之天黑,竟无人去解开救生艇的缆绳。

　　爆炸发生的时候,白龙港附近水域有若干船只经过,其中不乏侠肝义胆、慨然援手者,如招商局茂利轮、中国渔业公司太孚1号2号渔轮等,但也有一些船只或袖手旁观,或趁火打劫。

　　由于罹难者大都为甬籍,宁波人旅沪同乡会旋于1948年12月6日成立“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据善委会统计,失事后仅900余人得以生还,估计罹难者多达3000人以上,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泰坦尼克号”海难。

　　招商局于失事后派出90多名潜水员和十几艘船只前往失事地点打捞尸体,大多数已不知所踪,仅捞起有名有姓的尸体1383具,其中男性629人,女性414人,男童208人,女童132人(残体不计)……

　　桃源路停尸场,千余具尸体接踵运到,麇集场外的家属,焚香招魂,哭声震天。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著名影星张翼,原籍宁波。12月3日,张托人买到一张江亚轮二等舱客票,送妻子回故里省亲。但当张翼夫妇气喘吁吁地赶到码头时,船已离岸。夫妇俩沮丧而归,途中互相埋怨对方耽搁太久。第二天,噩耗传来,两人冷气倒抽,深感庆幸。另有一位姓张的老太太,本来买的是去宁波的江亚轮客票,可是忙中出错,误登了与江亚轮并泊的茂利轮,启碇后才知是开往浙东海门的。老太太躲过一劫。

　　江亚轮失事原因,人言言殊,各执一词,迄无定论。据载,不外乎6种可能:

　　1.锅炉爆炸；2.触礁；3.定时炸弹；4.夹运爆炸物；5.遭受鱼雷袭击；6.误触水雷。

　　1948年12月7日,招商局特邀中国渔轮公司副经理顾久宽,总工程师朱天秉,上海轮渡公司副经理周启新,轮机师总会理事长陆良炳,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华造船厂经理杨俊生,交通大学造船系主任、民生公司总工程师叶在馥,交通大学机械系教授柴志明,美籍专家格莱登极博士等14位专家及航政、监察等部门的代表,前往失事地点勘察。调查审定会上,专家们认为,该轮航线正确,不可能触礁,爆炸处距锅炉房尚有60英尺距离,也非锅炉爆炸所致。

　　江亚轮被炸裂口长约30英尺,裂口处的钢板上部向外翻出,下端却又向内凹进,形状蹊跷,缘由莫辨。传讯生还的江亚轮理货员,查明仓载货物中并无爆炸物夹带,一般随身携带的小型定时炸弹,也不可能有这样大的爆炸当量。

　　经多方协查,最后的意见大都趋同于误触水雷。中国渔轮公司顾久宽表示:“渠认为可能系一种------战时遗留下之水雷……”

　　3000余众罹难者的家属、亲友需要为死去的亲人讨还一个公道。且不论其他,仅凭是日客轮严重超载这一点,就足够追究招商局有关责任者的渎职之罪。但是,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提出的合理要求,却被当局以“失事原因尚未查明”为借口,给无限期地拖延了下来。

　　1949年2月8日,距惨案发生已逾两月之久,当局方面仍迟迟不予表示。聚集在西藏路宁波人旅沪同乡会中的5000余名被难家属终于按捺不住了。下午5时许,他们在善委会联络组正副组长王震林、王耐寒的统一组织下,分别乘卡车前往广东路20号招商局请愿。招商局闻讯慌忙停止办公,将铁门拉上。被难家属不得其门而入,转而往招商局董事长刘鸿生、总经理徐学禹的家中寻找。两人躲避在先,众家属遍寻无着,只好暂且归去。

　　次日一早,被难家属增至600余人,再度出现在招商局局本部大门口,要求给每位家属发放安家费食米125石。但招商局大门紧闭,徐学禹坚不出面。双方相持到下午2时许,家属们用卡车装来空棺10具,堵在招商局三处大门口,然后焚香祝拜。至傍晚6时许,在徐学禹的敦促下,警察局长俞叔平增派保警二中队及“飞行堡垒”前往驰援,施行弹压。全体被难家属先被强行分割,然后再遭驱赶,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事后,招商局态度更趋强硬,声称在责任未明之前决不赔偿抚恤金,即使责任判定,也断无接受难属可提赔偿金额之可能,云云。

　　江亚轮惨案发生后,虽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触雷说,但均属推断,无人能够提供确切佐证。一桩震惊世界的惨案久悬未决,最终不了了之。直到解放后,原招商局经理胡时渊,方才吐口,对失事原因作出另一种解释,爆出惊人内幕。

　　据称,1948年12月,国民党上海海军航空兵的轰炸机飞往海州执行任务后,返回上海高昌海军基地,在吴淞口外上空,机上悬挂的一枚500磅炸弹,因安放欠妥而脱钩坠海。江亚轮此时恰好驶经这片水域,结果被炸沉没。

　　事发后,国民党当局将此视为绝密,严加封锁。直至1949年4月,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在上海国际饭店宴请招商局董事长刘鸿生、总经理徐学禹及胡时渊,诱劝他们去台湾时,才吐露了真相。

　　但此说究竟属实与否,仅凭一人之言,似乎仍然难以判定。

　　江亚轮事件,虽然历经半个多世纪,仍然是个未能完全解开的“谜”。但无论是监守自盗,还是检修失当,导致其“没”的原因,不外一个“贪”字。

　　“贪”,就是过分的获得,是一种与自己的能力不对称的攫取。

　　说到“贪”,我们常常容易联想到那些铤而走险,不惜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换取自我价值的人。其实,为了实现所谓的“利益最大化”,有些人便可无视设备的隐患而“开足马力”,最终导致恶果……这种行为,说穿了,也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

　　贪多务得,其本质在于利益驱动。

　　那些看似与己无关的“贪”,其实却是有难以撇清的“私欲”在作怪------比如为了面子,为了形象,为了各种关系,乃至出于怜悯、好心……所有的一切,应以最后的结果来定义利弊。当所有的“好意”走向了它期望的反面,人们需要扪心自问的是:我们是否过于“贪婪”？

　　在中外历史上,因为“贪”而导致人间悲剧的,又岂止恒河沙数？

　　江亚轮的沉没,或许被许多人所淡忘,不过由它而引发的教训却不会沉没,对于那些“贪婪”的集体和个人来说,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前车之鉴。

　　1948年12月,一艘往返于上海、宁波之间的客轮江亚轮突然爆炸沉没,成为震惊近海航线上重大惨案,死难乘客几千人,大多为宁波籍。

　　对于这次事件,一方面,因上海战争形势紧张,解放军准备突破江防；二是南京国民政府正忙着撤退,无暇顾及。因此,未进行调查、追究,也未作善后处理。但社会舆论却议论纷纷,如《海洋杂志》说:“江亚轮是触水雷爆炸沉没的。”更有甚者,某报刊说:“是轰炸长江北岸共军的国军飞机,将未投完的炸弹丢下海洋炸沉了江亚轮。”此说更加无凭。

　　我作为当时国民党军驻防上海守军------青年军二〇九师的一名后勤军官,经常从防区横沙岛去上海师部办事,亲眼看到沉没后江亚轮尚露出水面的烟囱。出事地点是在我团防区内。

　　由于青年军二〇九师是守卫上海的主力部队,南京国防部要求提高战斗力,特令,该师军马给养由法币(纸币)改发银元。我当时在该师驻防横沙岛上的六二六团担任财务官(我团大车连,有军马留在川沙搞后勤供应),便乘船到川沙了解情况后,再乘车到杨思桥师部领取军马银元。当时,该师各团及直属部队的财务官都挤在一起,先来的已经把现有银元领完,后来的还需等着运银元来。

　　在等候时,我去找财务处的老葛,他在处里当“总出纳”,是我在重庆“军需学校”的同学。我问他:“取银元的地方很远吗？”他说:“存放银元的地方并不远,是在一艘客轮上,要从底舱一箱箱地抬出来,有些耽误时间。”我觉得很奇怪:怎么银元会存放在客轮上？他怕我深究,就吞吞吐吐地说了一些情况,以打消我心中疑团。

　　原来,这是一艘“特殊的客轮”。在解放军占领长江北岸,随时准备攻打京、沪时,南京国民政府已作了撤退准备。命令:南京、上海中央银行把国库中黄金、白银装箱运往台湾。黄金和白银早已装上专用军舰运走。银元由于数量很大,又因法币贬值,银元已经成为经济流通中不可代替的“硬通货”,代替了纸币流通。一旦市场上出现了银元短缺,交易就会停止,引起金融危机。因此,银元装箱抬上客轮底舱后,并未马上运走。

　　这些装箱银元抬上客轮时,是一个深夜,在军队严密戒严下秘密进行的。此事,只有央行行长、军统头子毛人凤,另外就是驻军司令部(因为戒严部队就是它派出的)三方知道。因此,该师军马改发银元,来源就在这里。其中,江亚轮装得最多,并由特务头子毛人凤派了一个“特别小队”化装成船员,毛还指派他的亲信特工徐继庄为“监守”驻船负责。

　　徐继庄眼见这白花花的银元被二〇九师官兵抬走,但“军令如山”是惹不起的,只好眼看人享受,但阴着干一下未尝不可。他趁军马银元出舱时,带着一伙兄弟,阴一箱、阳一箱地偷着往外搬,监守自盗起来。这时上海战局非常紧张,倘若江亚轮在港口交接时舱内银元亏空数额巨大,马上就会暴露出来。他这个“监守人”就脱不了干系,甚至人头也保不住……该怎么办？

　　不久,一声巨响,江亚轮爆炸沉没了。以后,我到师部办事,再见到这位同学时,我向他提及江亚轮爆炸沉没事,他叹口气说:“那不是天灾,是人祸。”其他再也不多说了。其实,从江亚轮上捞好处的不仅是徐继庄一伙,二〇九师以军马改发银元,司令部从中也得到不少好处。办法很简单------多报军马匹数,谁又敢亲自去部队查验呢？

　　从我这位同学的身家看,他与我悬殊很大。他比我大3岁(当时,我24岁),已结婚,爱人是上海本地人。他自己住一栋小洋楼。他知道我还是单身汉,我每次到师部办事时,大多是他招待我在他家吃饭。他的家,不但装饰豪华、家具精美,他太太也是一身珠光宝气,连手臂上都是亮晃晃金镯子。一次,我在他家吃饭时,他偶然提及,有次,他去江亚轮提取军马银元时,在交给徐继庄“军用提单时”,见到徐夹放提单的账夹中,有军统“特别提款单”,赫然50箱(以每箱1000个银元计,整整是5万银元)。天哪！在搞什么鬼？我们军队提用银元,是“为了打仗,防守上海”,他们提取巨额银元又是干什么呢？

　　我为什么对江亚轮有如此深刻的记忆呢？因为军马给养改发银元时,师部还通知要领一批军用物资,本来,这不是该我办的事,因为青年军的后勤,是实行美军式管理,管实物的叫“经理官”,管经费钱财的叫“财务官”(以前统称军需官)。当时,方经理官出差未回,上面又催得紧。这时,恰遇军马给养改发银元,要到师部办领,团部就决定,这两件事情由我一起办了。谁知顺便办领的这批军用物资出事了,我被关起来。若不是师内“军需学校”同学大家凑银元来打通“军法处”和管后勤的实权参谋,我险些被判“枪决”。这是我一生遭受的最沉痛的打击。我不去领军马银元,我就不会出那趟差,也就不会代领那批军用物资,惹出一身大祸来。说到底,银元是祸首。

　　江亚轮爆炸沉没是必然的结果。如果江亚轮不沉没,当追查舱存银元真相暴露时,不知要牵扯出国民党政权内多少台后头面人物。因此,“死无对证”,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江亚轮出事后,在附近航行的船舶,闻讯纷纷赶往营救。最先到达的是满载桔子的源利号机帆船,船东命抛弃全部桔子,出空船舱,抢救落水旅客,随后由帆船及茂利轮和招商局的海津轮等参加救捞,共有900余人获救。打捞上来的尸体共1300多具,内儿童几百人。源利号船东金某因抛桔救人的义举,被授予上海荣誉市民称号。

　　这批回乡过年的旅客,颇多随身藏有一两小金条、银元、金饰、纸币等。于是有人装作前来认尸的家属,一面呼天抢地,一面摸衣袋趁火打劫,令人发指。

　　当时我在交通部上海航政局工作,办公室就在广东路20号招商局大厦的二楼。江亚轮出事后,死难者家属曾抬尸游行到广东路,堵住招商局大门,禁止任何人出入,殃及我们出去吃午饭。那时机关不设食堂,我们只得被迫“绝食”一次了。

　　江亚轮本是1939年日本建造的兴亚丸,日本投降时留在我国,由交通部拨交招商局使用。招商局将该船改名江亚轮参加沪甬线业务。多次航行年久失修,这次航行前由上海航政局技术室宋金麟、童亚范两技术员进行检查。他们认为此船多处不合格,必须大修,不能放行。

　　招商局则因此时为航运旺季,沪甬线旅客众多,要求放行一次。宋、童两技术员坚持必须大修,不允放行。招商局于是要求航政局长黄慕宗(也是招商局船务处长)无论如何让江亚轮放行一次。黄局长就找两位技术员来研究是否让江亚轮通航一次,返航即去大修。宋、童两技术员认为不敢冒此风险,是否请局长批一下。黄局长于是请技术室朱天秉主任来商量,请他签一意见。朱主任于是灵机一动,在两位技术员意见之后写下:“是否准予放行一次后进行大修请局长核示。”黄局长知道江亚轮票已售出,只得批示“准予通航一次,返航即行大修”。

　　江亚轮失事后,说法很多,有的说中舱的军火受热爆炸,所以船身断裂于此；有人说奸人放置炸药,引起爆炸所致。就在此传说纷呈时,黄局长已命一切有关江亚轮的文件全部封存归档。

　　江亚轮失事的死难者尸体经宁波同乡会等机构决定,葬在霍必兰路(今古北路)永安公墓内,建有方形高大的墓碑,四周刻了这次海难经过和死者姓名。18年后的一场运动尽毁坟墓,永安公墓从此消失了。

　　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生命更为重要？大概没有。我想,许多人的回答也应该是这样。然而,在具体的表达形式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是“丧失”了执行力的,比如为了爱情,为了信仰,为了荣誉,为了地位,自然还有为了金钱,而置生命于不顾。生命虽说是受之父母,其支配权却是掌握在运作生命的人手里,说得白一点,就是生命的拥有者------自己的手里。

　　一个人倘若失去把握自己生命的权利和能力,就是最大的悲剧。所以,当哈姆雷特发出to be or nottobe(生存还是死亡)的时候,悲剧已经诞生。

　　空难,海难……总是让人无法接受,但我们必须有条件地接受,因为绝大多数的灾难纯粹是一种意外。对于泰坦尼克号的失事,几十年来,许多人“穷追猛打”,希望找到合理的解释,给出一个说法。我不知道这是否有意义,但我们必须明白,这样做,至少可以使我们加深对于生命的理解,从而尊重生命存在的合理性。

　　让人真正感到恐惧的往往不是“泰坦尼克式”的灾难,而是当人们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那些值得信任并以为可以给这些生命带来保障,然而其实却是一个对生命的意义缺少理解、缺少尊重的人的时候,人们走向死亡的脚步开始快了起来,悲剧的“浓度”变得不可思议的大。古今中外,不乏其例。矿难、车祸、污染、瘟疫、水灾、火警等等,究其原因,还是以人祸居多。而对生命的蔑视,乃是主因。

　　如果在吴淞口外飘浮的冤魂仍然死不瞑目的话,那是他们在寻找为何屈死的答案,虽然希望渺茫。或许,他们的执著还想昭示那些手中掌控着他人生命的人------请尊重生命。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那些使生命不再鲜活和生动的行为,都是一种罪过。

　　1956年,上海市人民政府从政治角度考虑,同时也为清浚航道,决定打捞江亚轮。工程由航务工程总局打捞工程局承担,于当年第二季度开始施工,至8月,沉船的后半部分被抬捞进港,10月30日,沉船的前半部分也被抬浮至宝山附近浅滩搁置。前后历时160余天,终于使沉埋江底的江亚轮重见天日。

　　工作人员遵照市政府的指示,仔细搜寻罹难人员的遗骨和财物,将这些残骨和黄金、银元、首饰、钢笔、手表等一一清理出水面,登记造册。后来,有关部门用那些无人认领的金银首饰,在西郊修建了一座公墓,安葬那些已无法分辨身份的死难者的遗骨。

　　1957年1月,江亚轮被送往江南造船厂,进行彻底修理。两年后的1959年2月4日上午,修复一新的江亚轮出现在张灯结彩的十六铺码头,通体被漆成了亮丽的乳白色,船上满载当年罹难旅客的家属和上海各界代表400余人。上午9时整,随着一声汽笛的鸣响,新生的江亚轮正式启碇试航。两个小时后,当客轮再次来到当年的蒙难地------横沙西南白龙港东首的里铜沙江面时,汽笛又一次鸣响,伴随着绵绵的哀思,浑厚的笛鸣声在茫茫海天间久久回荡……

　　江亚轮惨案之前,近百年来非战争原因,航海失事之最大者计:

　　1.1865年4月29日,美国轮船苏尔泰那号,在密西西比河爆炸,罹难者1450人；

　　2.1912年4月,英国泰坦尼克号轮船,在北大西洋触冰山沉没,罹难者1517人；

　　3.1936年10月16日,中国兵舰一艘,在长江沉没,罹难者12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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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曙光医院是一所沪上的百年老院，三级甲等综合性中医院、位列上海十大综合性医院之一、全国示范中医院。

，简称“”，别称“”，地处中国漫长的最正中，世界第三大河、第一大河——的入海口以及亚太城市群的地理中心。上海全市面积为6340平方公里；截止2010年，上海城镇人口占总人口89.3%，城镇化水平居全国首位；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631人，是全国人口密度第四的城市，次于、、；它的常住人口2302万，其中户籍人口1412万，是中国最大的工商、港口城市，也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蓝皮书中指出上海，在国内城市中仅次于香港，位列第二（分别是

）。在2011全球城市排行榜中香港第五，北京第十五，上海第二十，三个城市共同进入世界20强。《2013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位列第三（次于香港，深圳）。上海在2013年全球十大金融中心城市排名第六。

上海是中国会展之都，展会数量居全国首位，会展年总收入占全国近50%。上海是世界体育之都，世界最高级别的单项常驻赛事几乎都落户在了上海，F1，国际田联钻石联赛，ATP1000网球大师赛，大师赛，汇丰高尔夫世界锦标赛等常年在上海开站，如此规模密集的国际赛事，傲视全亚洲。
上海是第一金融中心，上海几乎囊括了全中国所有的金融市场要素：上海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交易所、钻石交易所、黄金交易所、金融衍生品交易所、银行间债券市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中国资金拆借市场、国家黄金储备运营中心、国家外汇储备运营中心、上海清算所（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上海总部（央行征信系统中心、支票节流数据处理中心）、中国四大银行（农行、中行、工行、建行）上海总部、各大外资银行大中华总部、中国反洗钱资金监控中心、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中国保险交易所。
在2011最新一期全球摩天城市排行中，上海排名全球第三，仅次于、。上海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城市，全年外籍旅游接待量居中国大陆第一，近几年专利的申请量以及授权量常年位居全国城市首位。此外，上海还致力于国际旅游城市的目标，2010年全年，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列全国各大城市首位，上海乐园也将于2015年开张。　　

关于上海名称的由来目前有两种说法：一是取自《弘治上海志》中"其地居海上之洋”；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宋代开始设置上海镇，而上海之名也最早出现在北宋郏亶之的《水利书》中。至元代改称上海县属，称作松江府，称作苏松太道松江府，1928年设置上海特别市，1930年5月，改为直辖市。

：时，吴淞江（旧名松江或淞江，上海段俗称苏州河）和一带的居民多以捕鱼为生。渔民根据潮水的特点用竹子编制了一种捕鱼工具，叫“扈”，捕鱼时，将“扈”插入水中，鱼随潮水进入扈内，潮退时被扈拦住了。这种捕鱼工具设在淞江下游一带水中，因此当时把淞江下游一带地方叫做“扈渎”或“沪渎”（江流入海处称渎）。上海正在“沪渎”近旁，以后就简称上海为“沪”。

：相传，上海曾经是楚国春申君黄歇的封邑，故上海别称为“申”。

：又名“”，来源于战国春申君——“黄歇”。

：上海一词最早始于初年，源于一条名为上海浦的支流（浦，吴语中小河的意思，且一般多指人工河）。由于当时沪上酒业发展，政府在本地设置了征收酒税的相关机构——，因地近上海浦，所以称之为上海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