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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那与倭国
【“日本”名字的历史】
日本依照字面的意思就是“太阳之本”，即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因此日本有时也被称为太阳之国。早于日本与中国接触前，日本人称自己所居住的地方为“やまと”和“ひのもと”，意思就是太阳之本。 在中国的三国时期，中国人使用倭去代表日本。汉字传入日本以后，日本人认为倭字不雅加之其他原因，日本人用“和”去代替并使之与倭同音。并用汉字“大和”去表写日语的やまと，并用“日本”表写ひのもと。后来日语中转用音读去读“日本”，转变成今日日语中常用的にほん（Nihon）和にっぽん（Nippon）。 “日本”一称迟至公元7世纪末才在中国出现。《二十四史》中的《旧唐书》记载日本人由于不喜欢“倭国”的名称，因此将国家的名字改作“日本”。而在公元8世纪的《史记正义》中又有另一说法，指武则天命令日本将国名改作“日本”。 现代日本的正式名字为“日本国”（日本国 にほんこく），是世上少数没有“长写”名字的国家。在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日本的正式名字为大日本帝国（大日本帝国 だいにっぽんていこく）。而在二次大战后，在新的宪法中，改成现今的名字。 虽然日本国内绝大多数使用日语的情况也是用“日本”去称呼自国，但是近年也有使用由英文“Japan”转写的“ジャパン”，甚至从“Cipangu”（参阅下段）转写而成的“ジパング”来代表日本，从而制造外来语的效果，尤其常见于广告及品牌的命名。
“ 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 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 或曰 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 或云 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 列传第一百四十九上东夷 倭国 日本国
“ 恶倭名更号日本 使者自言 国近日所出以为名 或云 日本乃小国为并所并故冒其号 使者不以情故疑焉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 列传第一百四十五东夷 日本
【日语的“日本”】 日语中的“日本”，可读作にほん - Nihon或にっぽん - Nippon。两者都是从日语汉字中的音读而来。在日语中，“日”字单独发音时读作にち（Nichi），而“本”则读作“ほん”（Hon）。当两者连读时，日的“chi”音会变成一个短暂的停顿（这是中古汉语中入声的痕遗），而声母“h”则可变成“p”，因此“日本”有“にほん”和“にっぽん”两个读法。虽然两个读法都是正确的，但在正式的场合“にっぽん”较为常用，例如在日本的货币和邮票上，及大型体育比赛上，日本的英语表写大都写为“Nippon”。除此以外，似乎并没有正式的规则去规定何时用哪一个读法。有的例子只是某个读法比较常见，例如“日本语”在日语中多数读成にほんご（Nihon-go）而绝少读成にっぽんご（Nippon-go），虽然两者都可算正确。另一个例子是“日本银行”，在钞票上英语表记为“NIPPON GINKO”，但一般人（例如媒体）都会读成“にほんぎんこう”（Nihon Ginko）。
【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在东亚的汉字文化圈，“日本”的汉字表记大都通用。但在各个语言中的发音都有所不同。在华语中，“日本”发音以汉语拼音是Rìběn，以注音符号是ㄖˋㄅㄣˇ，粤语中是Yaht9 bun2，赣语中是nit bun [ȵit pɨn]，上海话中是Zeppen [zəʔpən]，福州话中是Nĭk-buōng，闽南语中是Ji̍t-pún，莆仙话中是[zi bən]，在属于江淮官话的黄冈话中是er（6，入声，发音同二）ben。而在朝鲜语中，“日本”用谚文写作“일본”，发音是ilbon。而在越南语中则读作Nhật Bổn。除了“日本”外，在汉字文化圈中，也常用东洋或东瀛去代表日本。这两个名字字面上就是“东面的海洋”的意思，除了代表日本以外，也可以代表东亚地区。而东洋的说法，是相对南洋（东南亚）、西洋（欧洲、美洲）而有的说法。在日语，东洋读作“とうよう”（Toyo），而朝鲜语是“동양”（Dongyang），越南语是“Đông Dương”。闽南语使用者中，少数年长者会用蔑称“倭国”（Ue-kok）指代日本。但一般年轻人则戏称日本为“阿本仔”。
【“Japan”的由来】英语中的日本名字“Japan”是于古代的贸易中传到西方。日本首次在西方文学中出现在《马可波罗游记》中，马可波罗将日本记作Cipangu，相信马可波罗纪录当时了中古汉语（或当时的吴语）中“日本”的发音。即使现代的上海话（吴语的一种方言）仍然将日本读作Zeppen [zəʔpən]。而马来语／印尼语中的日本为Jepang（后来马来西亚改写成 Jepun，但印尼仍保留 Jepang）。在16世纪，葡萄牙人在马六甲贸易是初次遇到这个名字，并将之带回欧洲。而在英语中第一次出现是在1577年，当时的串法为Giapan。 而日本的名字首次出现于西方的地图是在1457年的弗拉·毛罗地图（Fra Mauro map）中，虽然相对于韩国和中国的地图晚了很多，例如早于1402年韩国的疆理图（Kangnido map）上已有日本的记载。很多的欧洲语言中日本的名字，也是由相同的来源而来。例如意大利语的Giappone、法语的Japon和德语的Japan等。
【隋唐时期中日之间鲜为人知的“面子争夺战”】
隋唐前，倭国人“庶多跣足”，还没有学会穿鞋，中国的皇帝们自然不会觉察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有何反常，仍然高高在上地俯视着这个小国，倭国人从来也没有表现出不顺从。到了隋唐时期，这种平静的局面在不知不觉中被打破，一股暗流在涌动，倭人开始索要与中国平起平坐，步步紧逼地死要面子，于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面子之战”拉开了序幕，在中日外交的历史上，从面子之争到短兵相接，中间持续了百余年之久。　　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日本摄政厩户太子首次向隋帝国派出使节，隋文帝派出官吏向倭使了解倭国的风俗，当听到“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末明时听政，咖跌坐，日出便停止理务”的汇报时，就像吃了一只苍蝇，十分不快。文帝想：中国的皇帝号称天之子，倭王竟然以天为兄，倭王岂不成了叔字辈了吗？如此，文帝怒火中烧，“训令改之”。隋文帝天真地认为，对这个邻居的错误，批评几句他就改了，然而，他错估了自己的能量，在隋朝，这次位次之争，只是显露冰山一角，更嚣张还在后面。　　当时的日本，一方面假装顺从，一方面不失时机地展示野心。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倭国外交家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在国书中有“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之句，这是首次在外交场合使用“天皇”一词。不过，《隋书》则记载为“日出处天子致日落处天子”。隋炀帝对倭国国王的朝贡非常高兴，忽然看到国书中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之词，脸色顿时晴转阴天。　　这次虽然没有隋文帝时倭王“以天为兄”的“叔字辈”的嚣张，很显然，倭王通过国书不持臣礼而持以同等国君之礼，是对隋炀帝的大不敬。于是，隋炀帝对鸿胪卿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就是说，以后再有这类国书，就不要送给我看了。不过，这次国书中的称谓，隋炀帝依然当作一件偶然事件，没有从中看出倭王的企图，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仍然令鸿胪卿热情接待倭国使者，并且派裴世清出使倭国。　　
一百多年前的日本武士
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八月十二日，倭王会见了裴世清。会见时，裴世清先送上隋国的礼品，然后呈上隋朝的国书。厩户太子一看隋炀帝国书中的第一句话“皇帝问候王”，笑容可掬的他马上阴起了脸，认为隋朝是在贬低他人，展示自己的霸主形象，于是“恶其酗天子之号为倭王，而不赏其使。”对隋炀帝不以君主之礼平等相待表示不满，但他忍气吞声，没敢发作，表面上仍然假装维系睦邻友好关系，背地里却对此事耿耿于怀。　　当年九月十一日，裴世清一行回国，小野妹子护送使节团同行，她向隋朝呈交倭王国书时，鸿胪卿展开一看，第一句就是“东皇帝敬白西皇帝”，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臣子们知道，他们的主子很讨厌这样的字眼，况且有皇帝“勿复以闻”的话在前，所以就没敢送给隋炀帝阅读。这份国书是在倭王“不闻礼义”的谦言下起草的，穿新鞋，走老路，不卑不亢，保持了对等的礼节，倭王明一套暗一套索要面子的心情，昭然若揭。　　隋朝时，中日面子之战多表现为口水和文字，到了唐代，中日交往更加频繁，唐太宗李世民奉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对外政策，对远道而来的倭国使节和留学生十分体恤，敕令倭国可以不必—年一贡，并派出新州刺史高表仁赴日“持节往抚”。此时，中日之间交往正值蜜月期，日本人并没有被大唐的仁慈所打动，在强盛的大唐面前，这个隔海相望的岛国并没有自服，倭王也不想再玩什么文字的游戏，转而演化为面对面的抗争。　　贞观六年(公元622年)十月，高表仁到达难波津（今大阪），倭王给予了高规格接待。然而，当高表仁等待去王都朝见倭王时，与前来迎接的倭王子发生争礼事件。《唐书》中用“无绥远才”四个字评价这次冲突，但没有透露具体的争端细节。老戏新唱，这次冲突很可能是倭王子坚持以平等之礼相待，这才惹恼了高表仁，他愤然拒绝宣读大唐诏书，要求立即回国。此时的倭王非常有耐心，中间不知做了多少说服和解释工作，止到公元633年正月才派护送使团送高表仁回到国内。
这次面子冲突，唐朝政府没有怪罪倭国，而是大度地认为，是高表仁的无能才导致双方不欢而散，两方的交往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到了高宗时期，倭国不断派遗唐使到唐国学习，并“多得文书宝物”。期间，百济和高丽联合进攻新罗，新罗派使赴唐求援，高宗诏书倭王出兵援助新罗，鉴于倭国与百济的友好关系，倭王根本不听高宗这一套，按兵不动，不听招呼，这让高宗碰了一鼻子灰，不得不自行出兵，解救新罗。恼怒之下，高宗以泄露军事机密为由，将倭国第四次遣唐使团予以扣留。　　此时，日本人已得觉得站稳了脚跟，想用武力小试一下唐朝的底线。于是在公元663年，中日之间的第一战--白口之战开战了，《新唐书》记载：唐军与倭军海战，“四战皆克，焚四百船，海水为丹。”最终以唐朝、新罗联军彻底战胜日本、百济联军而告终。倭国的惨败，其自信心受到沉重打击，自知在强大的唐国面前争尊严，心急动武的还不到火候，假装温柔、变相争取才是最佳途径。
　　从武则天、唐玄宗到唐肃宗时期，唐朝政府先后任命倭国朝臣真人为司膳卿、晁衡为左散骑常侍兼镇南都护、井真成为尚衣奉御、藤原河清为秘书监。这种任用倭国人为官的行为令人费解，表面看，这种赠官是朝廷对官员的一种恩典，相当于一个荣誉称号，其实，这是在显示大唐与倭国之间主与属的关系。说到底，唐朝政府也在千方百计地在面子争夺战中保留自己的领地。然而，这种拿“帽子”换“面子”的行为，多少显得有些软弱。　　曾在唐朝授官的藤原清河一行，当初谒见玄宗皇帝时，玄宗说，“彼国有贤王君，观其使臣趍揖有异”，即加号日本“有义礼仪君子之国”。玄宗还下令让阿倍仲麻吕引导清河等人查看府库和三教殿，又画下清河与吉备真备的形貌纳于蕃藏之中，给足了日本使臣面子。　　然而，你给他面子，他不一定给你面子。不久，在唐玄宗举办的宴会上，藤原清河就表演了一出面子争夺战。天宝十二载（753）的正月元日，唐朝的文武百官及各国使臣云集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出席规模盛大的拜朝贺正仪式。各国使臣落坐后，藤原清河发现，日本的席位原本被安排在西侧仅次于吐蕃使节的第二席，但坐定后，新罗使节却坐在了东侧第一席，于是提出抗议，表示不能位于新罗席次之下。最终，大唐将日本和新罗的席次进行了对调，从而保全了日本的颜面。这次“席位”之争，是在唐朝皇帝的眼皮底下发生的，玄宗能容忍日本使臣公开叫板并最后妥协，也说明日本的国际地位有所提升，大唐已不敢小看这个属国了。 　　从百余年中日之间的面子战看，日本人曾经使用口水、文字、对抗、顶撞等方式，步步为营，隋唐政府则是以训斥、发火、授官、忍让、宽恕、武力等策略，被动应对，日本人慢慢收获了自尊，隋唐政府则在迷惑中失去了尊严。从面子战开始，日本人的野心越发膨胀起来，最终瞄准了中国的领土和资源。后来倭寇来了，鬼子来了，他们丢下“有义礼仪君子之国”的马甲，动枪动刀，终于明目张胆地开始下手抢夺了。
日本的遣唐使
资料。 在古代，日本进入大陆的主要途径只有朝鲜半岛，因此，日本开化较晚，中华文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已经有了5000多年，从中华文明进入成熟期的汉朝开始，日本文明才在文明史上露出身影，世界上用文字记载日本史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 在日本尚处在石器时代（绳纹时代）时，中国已经处于春秋战国时代，形成了由富裕的贵族和贫穷的平民组成的帝王之国；帝国中出现了有高墙保护的城镇，人居住其中，国家处于向中央集权过渡阶段，不久，中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到了这时候，中国人至少已经有了900年文字书写史，1500年金属工具史，已发明世界上第一个铁器，这些技术传播到朝鲜半岛。 据英国学者肯尼斯·韩歇尔的《日本小史》记载，日本人对于弥生时代的了解，基本来自中国文献。公元２世纪后，中国进入到汉朝的鼎盛期，随着大陆移民不断的迁入，日本列岛的人口和生产技术都有了提高，贫富分化加剧，各部族战争形态也日益激烈，日本列岛部族开始了大混战。在公元82年成书的《汉书·地理志》中，提到日本列岛由100个王国组成的倭地，倭人定期携贡物来汉朝在朝鲜的领地乐浪郡朝贡。当时的日本，还处于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日本人只能住在土洞里，其土木建筑技术是朝鲜人传授的。这时的日本人还没有自己的服装，没有针、剪，穿得很不成样式，《魏志·倭人传》记载，日本的男子“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日本的女子“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而且男子无论大小，都“鲸面文身，以朱丹涂其身”。即此时日本男人身上如同缠个麻袋，女人身上如背了床单被，浑身刺满了图腾物，还处于原始部落社会的状态。
在古代，“人多势众”往往是一个强国的基本条件，唯有先成为强国，才有可能最后一统天下。日本上古人口稀少，国力不振，因此极欢迎东亚大陆的“归化人”。日本在弥生末期（公元3世纪左右）人口估测约为200万至300万人，大和时代人口则显著增长，至500万人。而日本300至500万左右的人口，相对于当时汉朝6000多万人口仍很少。 据《后汉书倭传》，建武中元二年，日本国王遣使入汉都洛阳进贡，愿为汉臣藩。求汉皇赐名，汉遂赐“倭国”。其王又求汉皇赐封，光武帝又赐其为“倭奴王”，受赐“汉倭奴国王印”，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所谓献贡“生口”，即奴隶，在当时，能够作为贡品的，对于这些原始的部族集团来说，除了某些天然产品之外，就是奴隶——“生口”。1784年（清乾隆四十九年、日天明四年），在日本北九州地区博多湾志贺岛，即出土一枚刻有“汉倭奴国王”五个字的金印。 在《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中，用了约两千字的篇幅介绍了三国时代倭国的情况。书中提到了当时在日本有一个很大的女王国称“邪马台国”，下属30多个小国。统治该国的女王为“卑弥呼”。书中提道，邪马台国虽然历代也以男人为王，但是在连续六七十年的战争之后，他们拥立了卑弥呼担任女王。卑弥呼擅用鬼神之事迷惑百姓，年纪很大却没有结婚，只有弟弟辅佐朝政。卑弥呼为王以来从来没有外人能够见到她的面，只有千名仕女以及一名送伙食的男人出入宫闱。 据历史学家考证，邪马台国就在日本九州岛和本州岛，也是日本列岛中离中国大陆最近的地方，这一国对日本人历史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民族精神与风俗在这个国家得以奠定成型，中国语言学家郑张尚芳认为邪马台是Yamato（日语大和）的音译。二者之间的传承关系可见一斑。 邪马台国官吏从中央到地方分七级。中央一级官员由大倭、大率、大夫组成。大倭管理市场，大率是巡视地方的监察官，大夫是刺史。据记载，公元238年，卑弥呼女王派遣使者朝见魏帝曹睿。魏帝赐予卑弥呼以刻有“亲魏倭王”的紫绶金印一枚，包括铜镜百枚在内的礼物若干。邪马台国与列岛另一大势力狗奴国向来不和，卑弥呼女王曾特地遣使者来到魏国求助。而那些不接受邪马台统治的小国，则认为自己是吴泰伯（春秋战国时期吴国第一代君主）之后，与吴国亲近。
【 “支那”及China一词的来历】
英语中China一词来源于古英语的Chin，古英语Chin（在不同的文献中也写成Cin、Cine）来源于古法语的Cine，古法语的Cine来源于拉丁语的Sina，而拉丁语“Sina”的来源则有几种说法：1，来源于波斯语的“支那”（Cini、Cinistan），意思为光明之国。考虑到古罗马与古波斯的地理位置相近，来往密切，这是可能性最大的观点。2，来源于古印度梵语的“支那”（Cina）。这是在中国更有代表性的观点。3，来源于古罗马时期的“秦”（Cin），即当时中国的自称。总之，古拉丁语中的Sina一词在欧洲语言中经过逐渐演变，变成了现在欧洲各国的词语。从下文中，你可以发现，大多数欧洲国家对中国的称谓，发音都同拉丁语的Sina很近似。 支那是近代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蔑称。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失败后，长久以来一直把中国尊为上国的日本人，在震惊之余大为陶醉。从此，“支那”一词在日本开始带上了战胜者对于失败者的轻蔑的色彩。1913年又根据驻华公使的提议商定：日本政府今后均以“支那”呼称中国。对此引起了很多中国人的愤怒。1930年，国民政府还照会日本：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直到日本战败后，应中国代表团的要求，盟国最高司令部经过调查，确认“支那”称谓含有蔑意，故于1946年责令日本外务省不要再使用“支那”称呼中国。
中国，又以“华夏”、“中华”、“中夏”、“诸夏”、“诸华”、“神州”等的代称出现。“夏”，在商、周以前有夏；“华”，是指华丽、兴旺；也有说上古华、夏同音，本一字。“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是指汉服，夏指行周礼的大国，而“华夏”的意思就是“身穿华裳的礼仪之邦”。而汉语“中国”一词，最早指天下的“中心”——黄河流域黄河中下游的中原河洛地带，中国以外称为四夷。在汉人心目中，其直接统治地区是为中国本土，其周围四夷均为臣属之地，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中国是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四夷是居天地之偏者。 汉代始建蛮夷邱，南北朝建“四夷馆”。明朝四夷馆，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等等。
转载一篇宏文~~~~【中日民间蔑称的来由】
导语据联合早报援引日本媒体消息，日本民主党政策调查会长细野志豪昨日在读卖电视台的时政节目表示，东京都前知事石原慎太郎将中国称为“ 支那”不对，但希望中国人以后不要骂日本为“小日本”。长期以来，“支那”一词让国人有强烈的生理反感，觉得这是侮辱中国的“集大成者”；另一面，“小日本”、“倭人”这类对日本（人）的蔑称在中国又寻常可见。探究这些称谓的历史，有助于我们理性地认识问题。 【先谈中国人的心病：“支那”从何而来】
一。【“支那”一词不是日本人的发明】尽管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但“中国”这个名字却很年轻，在1912年之前，中国的正式名称从来没有叫过“中国”。日本由于与中国接触密切，也按照中国的朝代名来称呼中国，不像与中国接触少的西方国家，不管中国什么朝代，都一律称之为China。日本在隋朝时称中国“隋”，唐朝时称中国“唐”，所以有“遣隋使”、“遣唐使”。而万事皆有源头，搞清“支那”一词有无侮辱中国的意思，需要先弄清“支那”最早出现在何时何地。古时印度人称中国为cina，据说cina是来自“秦”的音译。古罗马称中国为Sinoa（见《旧约全书》），后来英文中的China和法文中的Chine，据说均来自这个语源。中国从印度引进梵文的佛经以后，因为懂得梵文的人太少，所以要把佛经译为汉文。高僧翻译梵文佛经时，按照音译把“cina”翻译成“支那”，现在中国的佛经中还是用“支那”这个词称呼中国。佛经从中国传到日本后，也把“支那”一词带入日本。
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这是后来同盟会党报《民报》的前身。
【“支那”曾获得中国人的认可】 “支那”一词在日本真正流行起来，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事。随着日本的对外开放，外来语用也进入日本人的视野，在一般的民间报刊，会把中国称为“支那”，把“日清战争”称为“日支战争”，把中国话称为“支那语”。但是，日本政府在正式场合还是把中国称为“清国”或“大清帝国”，把甲午战争称为“日清战争”，把义和团事变称为“北清事变”。由于发明“支那”这个词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自己，所以排除了日本人在最开始用“支那”主观上侮辱中国人的可能。
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提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誓词（“支那亡国”是指明朝亡于清朝的那一年）；1904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这是后来同盟会党报《民报》的前身；梁启超也曾用“支那少年”作笔名；康有为次女康同璧也曾在诗中称“我是支那第一人”。彼时，中国革命家有反抗清廷的需要，拒绝承认自己是“清国人”，所以借用在日本流行的“支那”称呼中国，不仅不觉贬义，反而有自豪感。如果日本人按照当时中国的正式国号“大清”，把中国人称为“大清人”，把中国话称为“大清语”，对于某些中国人来说，反而会感到被侮辱了。
孙中山的文章中多次用“支那”一词，在清末民初时没有贬义，就像“小姐”一词以前很尊贵一样，是中国人人后来痛恨日本人，社会性的心理变化所致，恨屋及乌。
【“支那”是否会引发争议，大多和时局有关】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有了一个新的正式称呼“中华民国”。但“中华民国”还不能代表中国全国，日本政府在一段时间内也没有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在这种情下，日本政府放弃“清国”的称呼转而用民间惯用的“支那”一词称呼中国。1913年7月日本政府明文规定：今后不论中国的国号如何变化，日本均以“支那”称呼中国。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这是中日关系恶化的起点。1919年的日本转接德国租界问题，又引起“五四”运动的反日热潮。当时爱国人士提出的一个抗日话题，就是日本称呼中国为“支那”，认为含有贬义。不过在中国政府的再三抗议和敦促下，1932年日本政府终于承诺在政府公文中不再使用“支那”。一直到日本战败后，1946年日本政府向全国发出《关于回避使用支那称呼之事宜》的通告，此后“支那”这个词完全从日本政府的公文、教科书、报刊杂志中消失。此后这事逐渐被淡忘，直到1990年代以后，随著大陆反日情绪的升温，“支那”一词又被中国人回忆起来，作为日本侮辱中国人的罪行之一。现在日本的主要媒体看不到“支那”一词，但是一些日本右翼却不时挑起这个话题。在钓鱼岛争端爆发后，石原继续在公开场合说“支那”，引得中国爱国志士们气愤填膺。
即使是立宪派的梁启超，也用“支那少年”为笔名，康有为次女康同璧也曾在诗中称“我是支那第一人”。
【“支那”如今是毫无疑问含有贬义的】 “支那”一词不是日本人的发明，但是日本和中国都是使用会意汉字。日语中“支”有“末端”的意思，我们现在常说的“支部”、“支队”，就是直接从日本输入的辞汇；日语中“那”有“地方”的含义，所以你如果非要问“支那”在日语中有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末端的地方”。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比如古代和近代中国，人们不会去注意“末端的地方”，而在另外的历史阶段——比如现在，人们却会注意到。正如在近代中国，汉语中的“美国”就是中国人对外国的褒称，含有“美丽（好）之国”的赞美之意，而现在中国人称“美国”不过是在呼喊一个国名而已。 同时，“支那”这两个文字符号在来历中不含有贬义，不代表它在语言活动过程中不会被人们逐渐赋予贬义。中国人对“支那”二字的生理性反感，既来自政府、教科书的宣传，也和“支那”被视作日本蔑视中国的一个典型象征有关。维特根斯坦说得很透彻“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在当今中国人的语法中，“支那”就是作污蔑中国用 。从感情上来讲，中国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战付出惨痛代价后，以战胜国的身份要求日本（尤其是日本右翼）不再使用这个象征性的会伤害中国人感情的词汇，是完全说得通的。
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提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誓词（“支那亡国”是指明朝亡于清朝的那一年）
【墙头草章太炎】 　　章太炎早在1900年就从改良派的泥淖里走了出来，致力于推翻满清统治，1902年在逃亡日本期间,与孙中山正式结交，受到很大鼓舞。为了宣传“排满”民族革命思想,和秦力山等人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号召留日学生“雪涕来会,以志亡国”。同年6月在《苏报》上发表著名文章《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康有为的保皇言论逐条进行批驳，并为此被清政府逮捕，坐牢三年。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十分坚定的革命党人，却不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宣布退出同盟会，与孙分道扬镳。政见不同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的所作所为就令人费解了。他先是与黎元洪及立宪官僚广通声气，其言论行动大都对革命不利。后来公然鼓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要求解散同盟会，表示拥护袁世凯当大总统，建都北京。他的一系列表现被袁世凯所欣赏，先后任总统府高等顾问、东三省筹边使。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的案件发生后，章太炎似乎又清醒过来，公开宣布辞职，参与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斗争，可惜好景不长，他在1918年10月退隐后，自办国学讲习所，除了反对新文化运动,鼓吹“尊孔读经有千利而无一弊”外，还极力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直接为一些当时的军阀歌功颂德。章太炎的摇摆不定，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颇具有代表性。
【“倭”本身并没有恶意，是侵犯赋予了它恶意】 在明代以前，“倭”属于中性而略具褒美意味，并不是一个侮辱性词汇。从元朝后期到明，中国东南沿海发生“倭寇”入侵的骚乱，这是中国人给“倭”带来了贬义的根本原因。正史中将“倭”和“寇”一起使用，是从《明史》开始的。《明史》的“倭寇”中的“寇”字，其实是动词，表示“侵犯”。而“倭”本身，也并没有矮的意思。三国时期，日本列岛的邪马台国女王向魏国派遣使者，从曹操的曾孙少帝那里获得了“亲魏倭王”的金印。由此可见，原来是很普通没有恶意的用法，在某种使用情形下，就有了嫌恶的印象。“支那”和 “倭”都是如此。 【王锦思：“小日本”名称的真正由来】
清末《支那通史》，日本人那珂通世著，用汉文编纂。《支那通史》是中国最早的现代通史，在当时教育界、学术界均有极大的影响，曾经被民国政府学部审定为“中学应用历史教科”，评价甚高。
【在“蔑称”方面，应该做到逻辑一致，“我可以侮辱你，你不可以侮辱我”是说不通的】
在1919年“五四”反日高潮中，1919年11月出版的王拱壁《东游挥汗录》是当时很有煽动性的代表杰作。现摘录一段如下：“倭近五十年来之外交真相，舍对华而外实无外交价值之可言。......报界及著作均用“支那”二字，政府公牍则舍中国民国二字之简，而用“支那共和国”五字之繁，是对我不但无国际敬礼，并不以国家视我也。是我中国民国成立八年而倭人尚不承认也。......”。在上述文中，作者一方面抗议日本报刊用“支那”称中国是对中国人的侮辱，可是作者却在自己公开出版的书籍中称日本为“倭”、“倭人”。中国人既然明白自己听到“支那”这样的称呼心里不舒服，又何不能想到日本人听到“倭人”这种称呼心里也不会好受呢？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有权利叫日本民众“倭人”、“鬼子”、“小日本”，那是不是我们应该承认日本人也有同样的权利叫我们“支那人”呢？不光是对日本，我们称印度人为“阿三”、称韩国人为“棒子”、称黑人为“黑鬼”，称俄罗斯人为“毛子”，过去称“黑五类”的子女是“黑崽子”，现在编造笑话歧视河南人，至今还有人叫南方人“南蛮子”，这些称呼也是因为别人和我们有仇？在“侮辱”别人方面，至少要做到逻辑一致：要么“看重”这个事，你不许侮辱我，我也不会侮辱你；要么“轻视”这个事，我会侮辱你，但不会因你也侮辱我而气愤。总之，不能总有一种逻辑：我可以侮辱你，你不可以侮辱我。【全文总结】在当下，被骂小日本、日本鬼子的日本人，几乎都是和侵华战争完全无关的普通日本百姓，硬要把这个往战争、民族仇恨上扯，而不去看看自己往常的一贯表现，不利于中国人的进步。
连环画戚继光战倭寇图
【王直：一位“倭寇”罩门下的杰出海商】
近来，《中国国家地理》刊登了《倭寇：一个王朝的谎言？》等有关“倭寇”的系列文章；不久前上映的电影《倭寇的踪迹》，也让倭寇成了近来人们感兴趣的话题。
其实，有关“倭寇”的话题，本报《文化·地理》版特约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陆儒德教授开设的《解密“海殇”》专栏曾经专门阐述过，经其他网站转载后点击率很高。说到“倭寇”，王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他是中国历史上“五大海盗”之一？是朝廷口中的“倭寇首领”？还是杰出海商？本报记者专访陆儒德教授，解密“倭寇”的关键人物——王直的传奇人生及其历史地位。
记者：您在本报发表的《解密“海殇”》系列文章中，阐述了“倭患”源于朝廷“禁海”，官逼民反，将以海为生的民众推向了对立面，并诬归“倭寇”的观点。那么，被称为“倭寇之魁”的王直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陆儒德：在中国历史上有“五大海盗” 的说法，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当数王直。
他的“头衔”被政治化、妖魔化而不断升级，嘉庆皇帝把他钦定为“妖贼”，明初称他“海寇”、“奸商”，其后为“大汉奸”、“倭寇王”，最终遭诛杀。
朝廷的处决也不寻常，他以“叛逆”被处死而未沾“汉奸”之罪；也没按《大明律》“株杀数族”而留其妻、子性命，“至今子孙尚在不绝”。这种破例，可算是朝廷给王直的一种无奈的宽容。
王直既不是“寇”，更不是“倭”，而是一个杰出的徽商、海商。在《筹海图编》等一些史料中，称他聪明，有正义感；动脑，心有谋略；仗义，善于助人，在乡里乡亲中有很高的威望。他审时度势，适应潮流，由一个小盐商发展成驰骋大海，率众万千，驾舟千艘，转战东亚的“东海霸主”，演绎了反抗封建制度波澜壮阔的海上武装斗争，并积极开展海洋贸易，谱写了中国海洋文明史的重要篇章。
记者：王直居“五大海盗”之列， 您却把王直定义为“海商”，海商和海盗有什么区别？
陆儒德：王直一生从事航海贸易，凭借武装控制海洋，依靠经商获得大利。他掌控的财物山积，属下千万，俨然“国王”。但他的生财之道主要靠经商，无需去冒杀人越货的风险，这是海商和海盗的本质区别。
记者：王直同陆地上造反的草莽英雄有什么不同？
陆儒德：王直是一个“贾而好儒”的海商。他虽然财厚势大，人众船多，掌控着东南沿海，令朝廷望而生畏。但他始终忠于朝廷，无意改朝换代。他反对的是“禁海”政策，诉求的是“叩关献捷求通市”，一心追求合法经商，做一个忠于朝廷的“红顶商人”，这是王直同农民起义的根本区别。
王直一生经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一不谋扩地争土、称王称霸；二不做叛国害民之事；三不恋富贵权势。他同朝廷谈判时强调：“直为国家驱盗非为盗者也”、“他无所望，唯愿进贡互市而已”。
1554年，王直轻信朝廷诱骗，归国向朝廷武力进谏，要求朝廷“开放海禁，通商互市”。最终，他以儒商的天真，落个人头落地的悲剧。在狱中的《上疏》最终申辩：“窃臣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贼党侵扰情事，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临刑之前，他高喊：“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他追求的理念和行为已经远远超越了农民领袖和一般商人的境界。
记者：如果说“王直现象”是中国海洋史上一段无字记载的海殇，那么您怎样看待王直对中国海洋事业发展的影响？
陆儒德：王直为国家发展海洋贸易呐喊，在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中，是反抗封建制度最具进步性的诉求，是中国海洋史上难得一见的真知灼见，孕育着资本经济的新时代要求，代表了中国生产力发展符合世界发展的新潮流。
在海外是与鉴真、郑和齐名的和平友好人士
记者：说王直是“大汉奸”这一观点的主要根据是什么？
陆儒德：主要根据是王直最后在日本发展。其实，王直去日本既是朝廷追杀被迫而去，也是发展海外贸易的客观需要。自有“16世纪的上海”之称的双屿港被朝廷摧毁后，王直便到日本重建基地，发展海外贸易。
记者：那么您怎样看王直在日本这段历史？
陆儒德：王直在日本数十年，从不劫掠日本人，而是崇尚商业信誉，运用市场规律，讲究公平交易，使“夷人大信服之”。他与当地大名、豪绅、官员进行合作贸易，有利于当地的发展，也富了当地豪绅官员，达到“双赢”目的。
王直高举中华“徽王”的旗帜，威震东海，凡“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基本上垄断了中、日、葡及其他国家在东海上的海洋贸易。王直独立自主经商，并不依附外夷，似同在日本开辟了“中国经济区”，以和平方式张扬了中国商人的威风。
这同西方推行的殖民航海有本质的区别，是海洋贸易史上独特的合作形式，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社会历史现象。
中国画，抵御倭寇的袭扰
记者：王直在日本的贸易基地在哪里？日本当地民众对他如何评价？
陆儒德：王直当年的贸易基地，现为长崎县的平户市。当地人认为他给日本西部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把他当做“海神”来供奉，为他建立了“明人堂”，数百年来一直作为节日定期祭祀；在平户的街心矗立着王直雕像；王直船队挖掘、用过的六角井至今保存完好，供人观瞻。
中国海洋人被国外列为和平友好人士受到崇敬膜拜的，除了秦代的徐福、唐朝的鉴真、明朝的郑和，便是海商王直了。
发展海洋文化，首先应辨正历史
记者：为什么有学者提出“戚继光不走下神台，中国就不会有海洋文学”的观点？“倭寇”问题对海洋文化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陆儒德：要想振兴海洋文化，首先就要辨正历史，给真正创造海洋辉煌的人正当的位置，因此才会有这样的说法。
王直代表着一群在王朝“禁海”艰难条件下走向海洋的杰出人物，他们延续了几千年积累的航海精神和航海传统，在广阔的海洋上与葡萄牙、西班牙、日本等东西方商人进行激烈竞争，一度阻止了外族的军事、商业入侵，控制了西太平洋、东南亚地区和通往欧洲的贸易航线，创建了中国海洋史上又一个辉煌时期。
王直的故事真实动人，传奇变幻，本身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海洋史诗。但在沉重的封建文化沉积下，封建统治者“钦定”的结论，久非成是，把封建王朝的“产品”固化成为一种大众意识，成为国家政治理念和民俗文化的一部分。一提到“倭寇”，便认定是十恶不赦的匪徒，愤恨之情油然而生，异口同声挞伐，影响极其深远。
封建朝廷制造的“倭寇”罩门，窒息着中国的海洋文化，使其被扭曲、异化，并促使文人墨客远离海洋，即使住在海边也不写海。
记者：中西方对海洋文化的认知有什么差异？
陆儒德：西方无需提及海洋文化，因为它本身就是主流文化，如海盗文化一直受到歌颂。中国海洋文化则长期深受压抑、被边缘化。
记者：除了辨正历史，您认为如何才能丰富、发展海洋文化？
陆儒德：还要适应海洋新形势，走进海洋、熟悉海洋，了解海洋的价值和与人类的亲密关系，做到“亲海、知海、爱海”。
浙江蛇蟠岛上“海盗村”口，中国历史上“五大海盗”塑像，中央操舵者为王直。
至今矗立在日本平户市街心的王直铜像
【明朝之耻：五十三名倭寇攻打南京，横扫东南】
提及明朝，不少人看到的是，明朝是中国古代继周朝、汉朝和唐朝之后的又一黄金时期，史称“治隆唐宋”、“远迈汉唐”的鼎盛年代。然而又有多少人看见它在两百多年里，走上了一条由盛至衰的下坡之路呢？我们在牢记明朝初期的辉煌业绩和灿烂文化时，切莫忘记明朝末年也发生了许多不忍目睹、不愿耳闻的丑闹剧、悲惨剧。
据史料记载，公元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在中国南部，就发生了一起战争史上罕见、足以让大明王朝汗颜的糗事：一股仅有五十三人的倭寇，洗劫浙、皖、苏三省，攻掠杭、严、徽、宁、太平等州县二十余处，直逼留都南京城下。这股倭寇暴走数千里，杀死杀伤四五千官兵，历时八十余日，才被占绝对优势数量的明军围歼。　　原来，这股来自日本的倭寇，是嘉靖三十四年(日从浙江绍兴上虞县登岸的。他们上岸后一路暴走，遇小县城就攻打，遇官兵就搏杀。在《明史·日本传》里，我们可以看到，它利用用了大量的动词记载这段经历：“突犯会稽县，流劫杭州，突徽州歙县，至绩溪、旌德，屠掠过泾县，趋南陵，至芜湖。烧南岸，趋太平府，犯江宁镇，直趋南京。”　　毋庸置疑，这股倭寇给人印象最深的，当属他们特种部队一样的战斗力。《筹海图编》里称：“盖此五十三人者，滑而有谋，猛而善斗，殆贼中之精选，非常贼也！”南陵之战，芜湖县丞陈一道父子率领“芜湖骁健”，力战独进，全部战死。江宁镇之战，明军指挥朱襄、蒋升率众迎拒，“不能御，襄战死，升被创坠马，官兵死者三百余人。”　　其中一件事不得不提及，这股倭寇在攻打南陵县城的战斗中，一共受到了四个县的官兵包围，那些明军官兵“引弓射之，贼悉手接其矢，诸军相顾愕贻，逐俱溃。” 透过这段《明世宗实录》的文字记载，看出倭寇个个能手接飞矢，除了凸显明军弓软无力外，也体现出倭寇的武艺高强，难怪官军见状愕然后一起崩溃而退。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股仅有五十三人组成的倭寇分队窜到南京后，竟开始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攻城之战。据《明史》载：“贼逐直趋南京，其酋衣红乘马张黄盖整，众犯大安德门，我兵自城上以火铳击之，贼沿外城小安德门、夹岗等门，往来窥觇会城中，获其所，遣谍者，贼乃引众由铺岗趋祩陵关而去。”　　
试想，南京乃明朝之留都，城坚墙厚，守城兵力不下万余，周边卫所明军姑且不论。仅这区区五十三人的倭寇军队，居然敢肆无忌惮对城市发起进攻，真是令人骇异又好笑。骇异的是，他们确实目中无人，把堂堂大明王朝看作是“纸老虎”，不堪一击；好笑的是，他们确实胆大妄为到了极点。　　南京突遭袭击，自然举城鼎沸。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匆忙下令关闭城门，并命令市民自备粮械，登城守卫。关于这场战斗的详细情况，时任南京翰林院孔目的文人何良俊，在笔记里有记载：“贼才七十二人耳。南京兵与之相对两阵，杀二把总指挥，军士死者八九百，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门紧闭，倾城百姓皆点上城，堂上诸老与各司属分守各门，虽贼退尚不敢解严。夫京城守备不可谓不密，平日诸勋贵骑从呵拥交驰于道，军卒月请粮八万，正为今日尔。今以七十二暴客扣门，即张皇如此，宁不大为朝廷之辱耶？”　　关于这伙倭寇的人数，时人记载不一，有称“五十三人”，有称“六七十人”，有称“七十二人”。考虑到“五十三人”说法，郑若曾在抗倭总督胡宗宪幕中，战役记载都是出自军方塘报，应该比较正确。　　这股嚣张的倭寇，最终下场是被全歼了。8月13日，这股倭寇在官兵追击下，越过武进县境，抵达无锡慧山寺，一昼夜狂奔一百八十余里，“贼疲定望亭，次日至浒墅关。”　　在浒墅关，苏松巡抚曹邦辅、副使王崇古率数千官兵，在陆地、太湖边布下了天罗地网。结果，在吴林庙官军擒斩了二十七人，剩下的倭寇逃横泾前马桥，躲进一间民舍。官军采用火攻，倭寇抵挡不住拼命杀出一条血路，跑出一大段路后，四散藏在田禾中。官军头目看见田里“草露微动”，就让手下齐声大喊：“贼人躲在田里！”草木皆兵的倭寇受惊奔出，被悉数擒杀，没有逃掉一人。　　尽管结局是倭寇被全歼，但这股倭寇的战绩却是：横行三省共80余日，杀死杀伤官兵四五千人，包括明朝一御史、一县丞、二指挥、二把总。郑若曾对此感慨无比：“其所经历八郡，转战三千里，凡人材、物力、地形靡不了然于胸中；不杀人，不掠财，不奸妇女，周流深入，其志讵可测耶！”　　不管怎样，仅有五十三人的倭寇军队，用他们如入无人之境的三千里暴走，硬生生扯掉了明朝的遮羞布，将大明军事上的羞处，赤裸裸的暴露世人面前，真是汗颜难堪、羞愧至极。
仇英《倭寇图卷》局部
何以倭寇如此猖狂到如此地步？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实在很有探讨的必要。
就手边的资料分析，笔者认为，导致明朝军队的无能无为，不仅仅是军队的缘故，还有国家政治的影响，更有民心丧失的因素。
其一，军队建设理念不正确。
我们知道，明朝实行的兵役制度，是朱元璋一手草创的军户世袭制，军士编制在卫所中，平日屯田，战时保护地方。明朝开国时期士兵总数曾高达一百八十万，这样庞大的军队，如果不能自给自足，全靠老百姓供养是不可能的，所以朱元璋采取了军户世袭制方法，保障了军队平战两栖。
按说，这种方法在当时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故朱元璋曾得意地宣称：“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但结果只是养活了百万名集体农庄的农民而已。明朝中后期，卫所军队与普通农民无异，毫无战斗力。无可否认，军队的战斗力肯定会因为屯田劳作，而减少训练时间，削弱专业强度，一旦爆发战争，即便是拥有装备精良、盔甲鲜明的明军，却也打不过装备落后、“光屁股”的倭寇。
明代著名画家仇英绘有一幅写实的作品----《倭寇图卷》，由于仇英经历过倭寇之患，对倭寇的形象描述得栩栩如生：头发剃成半月形，上身穿着单衣，下身赤裸仅穿兜裆布，光脚，手持长枪、弓矢和日本刀。与迹近光屁股的倭寇形成强烈视觉反差的是，画卷上的明军士兵全部盔甲鲜明，阵容严整。可叹的是，明朝中晚期的许多事实，都证明了貌似强大的明军，根本不是倭寇的对手。
比如：嘉靖年间（年），一股倭寇从舟山、象山附近登陆，进犯温州、台州，打败官军，攻陷黄岩县；一股倭寇包围太仓县，劫掠平湖、海盐、海宁，杀死官军数百人；一股300人的倭寇，在崇明岛打败了明军副将汤克宽，骚扰了上海、嘉兴；一股倭寇进攻嘉兴，打败参将卢镗，明军伤亡千余，转而劫掠海宁、扬州、泰州，杀死官军无数……
其二，国家政治体制的腐败。
到了明朝中叶，伴随着一些无能无德的君王即位，官场风气日渐腐败堕落，加上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影响，军队内部也毫不例外地出现了不良现象。假如说，军队是台庞大机器的话，已经是千疮百孔，运转不灵了。
譬如，克扣军饷的将领屡见不鲜，不堪重负的士兵比比皆是，都使得军户的大量逃亡变得司空见惯。到了嘉靖年间，军户的逃亡率已经高得吓人，大量卫所形同虚设，有的卫所竟然只剩下几个人。就连滨海前线的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卫所都只剩下30%的兵员，更要命的是，因为承平已久，将领和士兵的素质都差得惊人，有的世袭将领连马匹都不会骑，连旗帜都弄不清楚，平时和同僚喝喝酒、吹吹牛就算是尽职了，而士兵更是战斗力低下，忙于屯田，乐于领饷，就是不会打仗，上阵后一触即溃。
前线官员章焕曾上疏皇帝，痛心疾首地这样描绘前线官兵：“上阵如同儿戏，将无号令，兵无纪律，往往隔着敌人老远开完火、放完箭就算完事，临阵脱逃、杀民报功者数不胜数。”这样一种现状，难道根子不是在投资者身上吗？
其三，海禁政策使民心丧失。
本来，明朝制定严厉的海禁政策，是期望能够对海防的巩固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然而，由于海禁政策所实施的直接对象，是广大臣民而不是海上反明势力，它不仅不能成为海防的有效手段，甚至在沿海地区激化了一些矛盾。
当沿海地区人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从事渔业生产，或从事海上贸易，成为他们生计的主要来源时，“寸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颁布与实施，显然与民意背道而驰的。这种做法，不仅是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做法，更堵绝了沿海地区人民的正常谋生之路，焉能不丧失民心？
故而当那些来之海上甚至是陆地的倭寇出现，竟占有了天时地利之先机，如鱼得水。而代表正义之师的官军，反而不受欢迎，举步维艰。是什么造成了民众对倭寇视而不见，甚至部分人还支持倭寇的局面呢？我们稍加分析，不难看出，表面上看似民众的觉悟警惕不高、民众的国家意识不强，但实质上其根源就在明朝自己身上。
失民心者失天下，是古往今来被历史证明了无数遍的真理。今天，我们探讨的“五十三个倭寇攻打南京”事件，不正是这个真理的再一次演绎吗？
这个历史故事，背后警示我们太多的东西。该怎样建设我们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该怎样构建我们强国富民的宏基伟业？该怎样为民谋利凝聚人心？都是值得深思、值得深省的大事。
仇英《倭寇图卷》局部
本就没什么公平
shan【中日交恶后，“小日本”等蔑称开始流行】现在，日本人在中国民间也常被呼作“日本鬼子”，日本在中国民间的常用称呼是“小日本”。叫“小日本”已经成为国人的习惯。从蒋介石、东北军阀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再到台湾作家柏杨、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水均益、笑星赵本山、中长跑教练马俊仁、电影《小兵张嘎》中的“嘎子”，乃至５岁的幼童，都说“小日本”，更有报刊媒体、街头巷尾、黎民百姓、各色人等，集体无意识地不绝于耳、百说不厌、百写不繁的“小日本”。“小日本”的名字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人对日本有所敬畏，但嘴上功夫依然强硬。1903年，留日生陈天华在《警世钟》说“小小日本不足道”。“小日本”，终于明显强烈地从一个汉民族英雄的口里说了出来，影响至今。（《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就是陈天华和宋教仁创办）九一八后，吉林省德惠县抗日义勇军的战歌唱道：“提起了九一八啊，两眼泪哗哗；可恨那小日本儿啊，侵占我东北。”老师偷着告诉孩子，要是大个子中国人被打死，一车能装10个，日本兵个小，能装20个。伴随着日本侵略的深入和残暴，中国人一口一个“小日本”地怒骂，以此发泄内心的愤懑。这种情感，任何一个中国人都能理解。这不仅仅是憎恨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也有讥讽日本之意：国土面积小、个头小（实际上日本年轻人的平均身高如今已经超过中国）。不管是因为憎恨还是讥讽，“小日本”的称呼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李香兰在电影【支那之夜】的剧照猫周时代中国与日本有一段关系不错的蜜月期，当时为了中日友谊，对皇军心存感恩的猫，把【南京大屠杀、731细菌实验，慰安妇、二战赔款、钓鱼岛】等等矛盾低调压制，秘而不宣。小平时代到现在，中日关系恶化，为了转移严重的国内矛盾，中日之间什么历史老账都翻出来喷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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