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税收超速增长，为什么？

究竟是哪些税种，支撑了税收的“超速增长”？其主要原因在增值税。上半年，国内增值税增长了16.6%，年初两个月的增速更是高达22.3%，均高于税收总数入的增速——换言之，增值税的高速增长构成了全国税收超速增长的基础。

年初开始，财税收入的增速就表现突出。统计数字显示，上半年中国GDP增速为6.8%，税收却增长了14.4%，增速是GDP的两倍还多。

税收的“超速增长”看上去有些匪夷所思：一方面，年初政府就提出了8000亿的减税计划，并于5月份正式开启增值税税率下降政策；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并没有太明显的回暖。因此，看上去，税收的超速增长是没有基础的。

这种看上去难以理解的现象也引发了诸多猜测和讨论，比如认为这可能是强化税收征管力度所致，也有观点认为这种现象证明应当尽早“大减税”。

如何看待这一轮税收“超速增长”的现象？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范子英教授撰文解读。在他看来，理解这种现象，必须从这一轮税收超速增长的基础说起。以下是他的解读，一起来看。

今年5月份正式开启的增值税税率下降政策，是实打实的减税——将增值税税率原本17%和11%两个税率档次，各降了一个点。

别小看这一个点的税率调整。要知道，自从1994年设置17%的基准税率以来，在过去24年间，这个税率从来没有调整过。事实上，财税收入与GDP增速的差距，有一部分是合理的计价基础导致的（GDP是不变价，财税收入是现价）。

不过，计价基础还不能解释全部差距。只有明白了这一轮税收超速增长的基础，才能预测这种超速增长也可能随时会被“逆转”。

究竟是哪些税种，支撑了税收的“超速增长”？

这必须从税种结构说起。中国的税种结构是非常特殊的，特别依赖于少数几个税种的收入。其中，第一大税种是增值税，占税收总收入的40%；第二大税种是企业所得税，占总数入的22%。这两个税种，已经占据了总收入的62%。

基本可以说，如果一段时间的增值税增速较快，那么全国的税收收入就会相应较快，反之亦然。其他税种的表现虽然也很突出，但无法推动全国总税收的大幅度增长。

例如，第二大税种企业所得税，上半年增速12.8%，低于全国税收增速；考虑到它在总税收中22%的占比，实际上这一增速还拉低了整体增速。

而第三大税种、也是舆论广泛关注的个人所得税上半年增长了20.3%，在所有税种中增速最快（或许是征管强化的结果），但由于前两个税种的集中度实在太高，导致个税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仅有8%，无法推动总税收的大幅度增长。

因此，全国的税收超速增长，其实主要原因是在增值税。上半年，国内增值税增长了16.6%，年初两个月的增速更是高达22.3%，均高于税收总数入的增速——换言之，增值税的高速增长构成了全国税收超速增长的基础。

事实上，在占比超过6成的前两大税种中，企业所得税增速（12.8%）明显低于增值税（16.6%），也说明了一个广为诟病的现象，那就是企业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缴纳了很多增值税，但企业的利润并没有明显增加。

那么，为何增值税会大幅度增长、并推高整体税收收入的增速呢？

中国的增值税，是按照生产环节进行征收的。这意味着，它对生产端的价格是非常敏感的，而对最终消费端的价格反而不敏感。

什么意思呢？可以设想，如果上游生产资料价格突然上涨，即使还是那么多等量的中间品，上游生产环节的税基也会因为价格上涨而增加。这样，直接的表现就是增值税收入增加。

比如，2018年上半年的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增速是3.9%，这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价格上涨。细看的话，其中生产资料上涨了5.1%，生活资料价格仅上涨了0.3%。

这里要注意一个现象：GDP和财税增速脱节由来已久，但财税增速和PPI增速则呈正相关态势。

比如，下图所示，近20年来，仅有少数年份（如2009、2014）的财税和GDP保持相同增速，税收的超速增长反而是常态；至于大家关注的今年上半年税收超速增长，是从2017年开始的——2017年PPI增速高达6.3%，当年的税收增速也由前一年的4.3%猛增到10.7%。

从这张图也可以看出，年间，凡是PPI增长速度为正时，也就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时，税收增速就会远超GDP增速；反过来，凡是PPI呈现负增长时，税收增速就会快速向GDP增速靠近，甚至会跌到GDP增速以下。

例如，年间，PPI连续5年负增长，税收增速也连续5年持续下降，从2011年22.6%的高位增速下跌到12.1%；2014年，税收增速跌破GDP增速，2016年更是降至历史最低的4.3%。这种情况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还从未出现过，因此也引发了一系列棘手的地方财政危机。

当然，从PPI指数传导到财税收入，有一个时间滞后期。一方面是因为上游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需要时间逐步传导到中间环节；另一方面是因为企业报税有时间周期，业务发生时间和纳税时间也有差异。从数据可以看出，这个滞后期大概是3个月。

因此，今年6月税收增速回落到6%，是因为3-4月份的PPI降到了3%左右；但随着5-7月份PPI增速回升，7月份的税收增长又上涨到11.4%。

在这一轮税收超速增长中，还有一个现象让人困惑：上半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税收增速分别是13.3%、19.5%、19.7%、10.9%。

这种增速的地理特征，是非常不符合中国的产业分布的。按说，大多数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在东部省份，但东部省份的税收增速反而不如中西部，特别是西部税收增速反而最高。

其实，这些现象的出现也与PPI结构相关。如果按照行业将PPI进行拆分，我们会发现如下事实：

上半年，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上涨17.0%；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上涨12.7%；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上涨12.3%；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上涨11.7%；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上涨7.7%；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上涨6.9%。

这些行业价格的上涨，合计占了PPI总涨幅的77%左右。与此同时，其他一些终端产品的价格几乎没有上涨，比如纺织业上涨1.9%，汽车制造业上涨0.3%。也就是说，这一轮的PPI上涨，主要是由原材料和采掘业驱动的。

众所周知，原材料和采掘业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受益于生产端资料价格上涨，征收了较多的增值税，在全国统一的五五分成比例下，地方留存的部分也随之增加。这也就解释了上面那个现象：中西部税收增速领跑全国。

这种模式的PPI上涨，不仅仅使得中西部受益，也同样会使得部分产业受益。例如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利润增长了3.1倍，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利润增长了1.1倍。

由于上游生产资料行业很多是国有企业，也使得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增长最快，达到31.5%（同期私营企业仅为10%）。相应地，这些上游行业也是企业所得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

到这里，结论就浮现出来了：是PPI增速、生产资料价格、上游环节的涨价，支撑了本轮税收快速增长。

理清了税收超速增长的基础以及结构性特征之后，关于未来的政策方向就可以做出相对清晰的判断：要么大减税，要么大改革。两种思路对应的是完全不同的政策，最终效果也会不同。

先说大减税。同样，在中国谈大减税，实质上就是增值税减税。

这是因为，对于企业所得税这个税种来说，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发现有40%的企业是不交所得税的。虽然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率为25%，但实际税率仅为13%；同时，为企业所得税贡献较大的，都是上游行业的国有企业——前50家大型企业贡献了25%的企业所得税，大多数民营非上市公司的所得税非常少。因此，在现阶段，减企业所得税并不能有效缓解下游制造业的困境，因而对激发市场活力作用甚微。

而如果要减增值税，则需快速将现有的三档税率并入两档，例如将16%降到13%、10%降到6%。毋庸置疑，流通环节税负下降了，商品价格也会下降。

但这会引发两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一是财政风险凸显，在财政支出规模没有下降，同时支出效率没有明显提升的前提下，大幅度降低增值税税率会导致明显减收。如果减税的同时伴随了生产资料价格的下降，那么就会成倍地减收。一旦财税收入增速长期低于5%，地方财政风险就会爆发。因为，在总量5%的增速时，会出现很多地方增速为负；一旦财税收入负增长的地区过多，中央财政就会驰援无力。

二是降低增值税税率，不一定能直接降低企业税负。增值税是价外税，只要抵扣链条顺畅，严格来说并不影响企业利润。

还有一种增值税减法：维持税率不变，增加进项抵扣，从而减少企业实际缴纳的增值税。

考虑到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升，以及税务部门征收社保后的实际负担上升，可以将企业的工资以及附加的社保支出纳入进项抵扣。这个减税方案的难点在于，工资是增加值的一部分，允许抵扣的话，就与增值税理论矛盾。

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实质性为企业减税。企业负担“一增一减”，增加的劳动力成本部分越多，减少的增值税部分也越多，激励企业自主如实申报个税和社保；

二是促进下游制造业的回暖。劳动密集型行业都是产业链的下游，这些行业面临的劳动力成本压力最大，通过增加进项抵扣的方式，可以更加倾向性对这些产业进行扶持，既解决了就业问题，也为社保系统的可持续做了贡献。

接着来说说大改革。从这一轮的税收超速增长来看，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恰恰是因为去产能导致的。并且，从所有制构成来看，民营企业的现状更令人担忧。

大改革的好处也很直接。好处之一，是可以缓解下游产业的成本压力，改革上游生产资料行业，增加生产资料供给，这样就会降低原材料的价格，提高下游制造业的利润空间。要知道，今年上半年，上游产业利润成倍增长时，下游的纺织业利润下降了1.1%，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下降2.3%。

之二，则是随着上游生产资料价格的下降，所谓的税收超速增长就不复存在了。

当然，在对内改革的同时，对内开放可能会更有效果。应该要逐步放开对资源和能源型行业的管制，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大幅度增加生产资料的供给总量。

同时，规定国有资本要逐步退出下游的竞争性行业，将与市场需求直接相关的行业留给民营资本，通过提高制造业利润率的方式来吸引民间投资的增加。

政、商、学界集体发声，这一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近期以来企业税负重的问题再次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从两年前曹德旺美国建厂的新闻引发热议到后来“死亡税率”的提出，再到近日“蒋锡培建议”的刷屏，中国的企业家们对减税问题的讨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宏观层面上看，今年7月13、23日分别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均提及了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着力点也是在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以及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上，若是仔细梳理一番便会发现其实自3月28日以来，召开的15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均涉及了减税降费问题。

在这里岛君将近期多位企业家、官员及学者对减税问题的集体发声进行了整理，希望税费的负担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希望中国的企业家们不会再“闻税色变”。

用现代化、法制化理念进行税制改革。要化繁为简，以小搏大，打破条条框框，打破清规戒律，用自动化智能化创新手段，彻底改变当今落后的、繁琐的、复杂的、不科学的、不合理的、弹性橡皮筋式的群众怨声载道的税制现状。

税制改革，不是因循守旧的修修补补，不是不痛不痒的小改小革，而是一种颠覆性的创新，要制定一种世界上我国特有的最简单、最科学、最可行、最有效、最先进、最公平公正，最公开透明的新税法。

新税法只有一种税，即交易税。全部任何经济往来在整个交易过程中税款自动转进国库，税率按需依法浮动。原则是创造财富者不交税，享受使用财富者交税，即抬轿人不交税，坐轿人交税。

比如交易税率定为10%，卖菜农民卖10元的菜不交税，买菜的顾客要在交易中用10元支付给卖菜的农民，1元通过支付平台自动转入国库。

一切交易过程，利用互联网等各种支付平台自动智能即时处理税款入库，卖方不交税，买方交税，也可以说挣钱的不交税，花钱的交税，按当时法定的税率在交易中利用现代的科技手段自动纳税，决无遗漏和多交少交，公平公正。

人人不再为交税收税而操心，因税收智能自动划转，滴水不漏，收税成本大大降低，国库税收稳定可控。人人自动智能化纳税，人人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真正体现了依法纳税，人人有责。

税率的高低，是量化政府执政为民最好的标志，新税法会鼓励更多的人和企业去创造更多有用有效的财富，多享受多使用财富的人要承担更多相应的纳税责任，如国家收入大于支出，可降低税率，如支出大于收入，则要提高税率。

管理支配财富的人也要开源节流，精打细算，因为他也是纳税人，希望税率低点才好，倒逼政府精减机构，简政放权，提高效率，充分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

新税法将会减轻企业负担，鼓励促进实体经济快速发展，财富在企业家手里，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培植更多更好的税源，将有利营造好的社会道德和风尚，更好发挥中华民族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有利经济良性可持续发展，最终使人民的生活越来越美好，国家越来越富强。

远东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

在8月10日，国务院召开的“降成本减负担专项督查座谈会”上，远东控股集团党委书记、创始人、董事局主席蒋锡培做了发言。

蒋锡培认为，当前经济、金融、市场最大的问题是信心问题，最大的成本是制度成本，政府必须下决心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大幅度精简财政供养人员，同时避免盲目投资，避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带来的难以估量的巨额投入和劳民伤财。

具体来看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降低增值税率。将目前的三档增值税16%、10%和6%改为两档10%和5%。小规模企业，即营收在500万元及以下的，免征增值税；营收在500万-2000万元的，减半征收增值税；

2.将利息纳入增值税抵扣。按照现行“营改增”政策规定，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融资产生的利息等融资费用相关的进项税不能抵扣，若将融资费用也纳入抵扣链条，将切实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3.降低企业所得税。目前中国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为25%，高新技术企业为15%。在全球减税浪潮背景下，建议将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降至20%，高新技术企业降至10%；

4.建议取消所有经济合同印花税。

5.减轻个人所得税负。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目前3500元/月至少提升至7000元/月。降低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提高最低边际税率，减少税档；

6.降低社保费率。建议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公积金企业承担比例分别降至为15%、5%和5%。

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大企业不要减，直接把小微企业免了

今年4月11日，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在博鳌亚洲论坛“税改：‘抢跑’经济的竞争力”分论坛上表示：

“美国政府降税时，希望中国政府千万别向他学习，因为特朗普是总统，按照美国税制管理办法，总统管的是所得税，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这个只能在美国用。中国如果要减税，我建议大企业不要减，直接把小微企业免了，因为小微企业借不到钱，各国有各国的国情。”

曹德旺表示，税收是管理国家的工具，税收减免税的时候，服务于经济，特朗普是在刺激消费税增加，用最简单的手段减免所得税 。曹德旺认为，特朗普若连任的话，还是会继续减税。

曹德旺强调，给大企业减免5%得税，不如给小微企业免税。小微企业免税有很多好处，小微企业缴税也需要成本，不如直接减免。

“我认为特朗普降税太伟大了，特朗普是企业家，他参选总统时，我说他将会成为历史上最有作为的总统。

因为中国人对总统这个角色了解不多，我是企业家，可能这是自己的偏见而已。税收作为管理国家工具，是每一个主权自己特有的权力，只有它最知道是什么时候加税，什么时候减税，谁都不可替代。

因此我认为，美国人做美国人的事情，中国人做中国人的事情，你管不了他，但可以管得了自己。这是我对税收的理解。”曹德旺称。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

只有降低税收才能提高员工待遇

8月份在接受界面新闻访谈时，宗庆后谈及了其对税收压力的看法及税改的期待。

问：最近几年业界和学界关于减税的呼声都比较强烈，您觉得目前企业的税收压力如何？对于税改，您有什么样的期待？

宗庆后：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还好一点，规模大了，效益也还可以，但总体来说税收压力是挺大的。

我们最关键的下一步是经济发展需要拉动内需，提高老百姓收入。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就要给企业降低税收，这样它才能给员工提高待遇。但现在税负压力比较大，企业的利润率比较低，它就没有办法给员工增加收入。

中国现在说起来有3亿的中产阶级，但至少还有10亿多人还是没有达到。也并不是我们中国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过剩了，而是有的老百姓没有钱、消费不起。

另外，我们社会的教育、医疗卫生等产业发展也不平衡，看病贵、教育读书贵，房地产价格又这么高，老百姓有点钱他也不敢花。万一生大病怎么办？万一有孩子需要培养怎么办？

有钱的话，读名校一年都要花几十万元，所以国家要把这个问题解决，降低税收，提高劳动收入。如果把这10亿多人的消费如果拉动起来，我们经济发展还会有一个高速发展阶段。

我们改革开放时候引进外资，两免三减半，所得税15%，你的税收是增长了，而不是减少。现在给外资企业都可以享受税收优惠，为什么不能给中国的企业都享受？

降低了所得税之后，企业可以专注用在提高员工收入上，专注用在机制改造上。大家放心地用钱，消费就拉起来了。只要拉动了内需，你管他打贸易战不打，我都不用出口了，自己内部消费就可以了。

而且，经济学最基本道理是分工不同，相互交换。原始社会是这样，我打猎，你种田，我用牛肉来换你的大米。现在尽管是发达的社会了，分配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最基本的道理还是一样的，分工不同，相互交换而已。

把这个原则想通以后，实际上我们国家税收是不会减少的。税基扩大了，税收怎么会减少呢？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应将减税与税改结合推进

刘世锦认为，中国的企业税率在国际上看并不算很高，但各种收费的负担相当重，这样算下来，税费综合水平就比较高了。

美国特朗普减税后，国内减税的呼声也比较高。但在现有税制且财政收支压力大的情况下，实际上能够减的空间并不大。

我国税制改革的方向，应以间接税为主逐步转向直接税为主。减税要与税改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推进。

应当把房地产税、环境税等征起来，消费税作为地方税的一部分，相应降低企业生产环节的税费。部分国有资本用于充实社保基金，相应降低企业上缴“五险一金”等的负担。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没有赤字增加的积极财政政策

7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华尔街见闻”撰文称，多个现象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真积极，财政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和支柱，思考财政问题，一定要站在国家的高度而不能是部门的立场。

文章提到，近年来，财政政策做了很多事情，财政部的同志经常加班加点，但“近期市场上对财政政策的诟病也比较多”。

徐忠还指出，“中国的财政透明度很不够，信息披露大而化之，缺少公众监督，不要说人大代表看不懂财政报表，我也看不懂。没有有效的信息披露，事实上监督制衡无法实现”。

由此，在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要真正发挥逆周期宏观调控职能，他认为应当做好：

一是对小微企业、创新企业的减税政策要落到实处。

二是在控制新增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的同时，中央财政的赤字率要高于去年而不是低于去年。

三是金融去杠杆面临资本不足的约束，必须以财政资金充实国有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并完善公司治理，才能保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被削弱。

治本之策，是加速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改革，这对解决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房地产泡沫问题至关重要。

徐忠表示，财政赤字并不是越少越好，更不是收入增长越多越好。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金融部门正在去杠杆，货币政策实际上是稳健中性的。

在这种背景下，财政政策应该是积极的，然而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企业和居民缺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有的企业税负不降反增，财政收入却以较高的速度增长（注：2018 年 1 - 5 月税收收入增速达到令人咋舌的 15.8% ），今年预算安排的赤字率是 2.6% ，与去年 3% 的水平相比是紧缩的。

用我一位同事的话讲，没有赤字增加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耍流氓。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建议大幅度削减企业增值税

8月14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到7月份部分宏观经济数据。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在解读今年1到7月宏观经济数据时表示，1-7月经济数据显示实体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并对当前的经济问题提出了6点建议，其中就谈及了关于减税减费的问题。

刘俏表示，6-7月份信贷虽宽，但信用仍紧，说明货币政策的空间极其有限。财政政策相较而言有更大空间。减费减税能够增加消费意愿和投资意愿，提升企业盈利表现（投资资本收益率），提升消费者和企业信心。

1-7月份，个人所得税占整个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例只有8%不到。大幅简化并降低所得税率，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其实有限，但这对提升信心会有显著作用。

企业税收方面，建议大幅削减企业增值税，真正减低企业税负，提升企业效益，促进创业创新，全面改善经济微观基础。经济生活的微观单位有活力，是稳增长和就业的关键。

无论何时、无论政策怎么变，我们都要清楚民营企业家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企业占整个税收贡献的2/3以上，占就业的80%以上，占新增就业的90%以上。

随着新税改的稳步推进，希望在此次制度的红利下，营商环境能得到不断的优化，企业的负担可以逐步的减轻，让我们的民营企业真正感受到减税降费的春风。

也希望蒋锡培心中那张“能够将资源配置给最好的企业，再也不分央企、国企、民企和外企。在民营企业有困难的时候，国家能帮一把，让一些强大的民营企业不至于因为一点短期困难就彻底死亡”的蓝图能够早日实现。

李迅雷：现阶段并非消费降级而是消费升级，当务之急是减税

8月31日，由中国基金报主办的“2018中国私募基金高峰论坛暨英华奖私募50强·最佳券商资管颁奖典礼”在深圳隆重举行。在此次论坛上，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做了名为《扩消费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的主题演讲。

李迅雷认为，现在中国经济出现存量主导的特征，要做好经济结构长期调整的准备。目前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在走弱，未来我们要依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

现阶段并非消费降级，而是处在消费升级的阶段，消费越来越向头部企业集中，市场不断有消费热点涌现。但是居民收入分配成为遏制消费增速上升的重要因素，高收入阶层与中低收入阶层增速分化，导致边际消费增速下降。未来要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实现经济转型，当务之急是要减税、进行财税改革，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在结构调整中得到良性发展。

以下是李迅雷的演讲实录，以飨读者：

作为本场论坛的主持人和第一位演讲者，我先抛砖引玉，对中国经济当中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做一个分析，来谈谈《扩消费对于经济转型的作用》。为什么我想到这个题目？因为最近大家议论消费非常多，主流观点认为消费不行了，出现消费降级。但六个月前大家还在议论消费升级，该怎么来看消费的作用呢？我做了一些粗浅的分析。

现在官方表述的中国经济是“稳中向好”，但是GDP增速在下行，因为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和出口都在走弱。

首先看出口，今年最大的变数就是贸易纷争，年初时本以为今年中国经济还能够延续去年的结构性机会，但由于中美贸易纷争越来越升级，预期未来中国出口对GDP的贡献变得依靠不住。去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是0.6%，但今年上半年是-0.7%，可见这驾马车现在跑不动了。

跑不动的原因除了中国贸易纷争外，还有什么？

过去中国对于出口的依赖度非常高，引进外资，获得了大量的出口顺差。但现在来讲已经到了顶点，即便没有中美贸易纷争，中国的出口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也会继续下降。我们发现，由于不少劳动密集型产业早就由中国及其他国家转移至越南，越南的出口增速在2011年起就超过中国，现在中国出口的增速与日本的增速基本同步，也就是说出口这驾马车不再管用了。

我前面也提到，三驾马车里面资本形成总额增速在下降，净出口也在下降，消费反而相对平稳，所以我们能够期待的还是希望消费拉动中国经济，消费也是内需中的主要构成。

第二驾马车是投资。投资在GDP中按支出法计算时，属于资本形成，资本形成越多，资本存量就越大。从目前来讲，由于中国资本的投入产出比在下降，也就是说虽然投入多，但是产出并没有同步上升，这样使得资本存量的增速在放缓。

但是尽管如此，大家还要记住一点，中国经济到目前为止还是维持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也就是说在拉动GDP的三驾马车中，资本形成占到40%作用，而全球的平均水平大概只有22%，中国要超出全球平均水平近一倍。尽管这两年资本形成占比已经有所下降，跌破了40%，但占比还是太高，所以靠这驾马车也很难长期支撑中国经济了。我们看看到处都在修高铁、高速、机场，但是修到某一天总归还是会过剩，尤其是靠基建投资这种资本的投入，越到后期所产生的回报率就越低。如目前各大城市都在修地铁，但地铁项目都是必亏无疑的。

从国际案例看，投资占比过高的国家在未来经济增长当中，会面临经济加速下行的压力。我们曾统计了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把投资占比最高的前15%设为最高的一组，显示一旦当投资刺激减弱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会更快，同时还伴随着本币的贬值。中国现在似乎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存量经济的特征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人口流动性在放缓，城镇化率的增速在下降。

整体来讲，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存量经济、存量主导的明显特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的背景下，货币的扩张速度有所下降，除了M2之外，还有社会融资总额等增速也在下降。

简单来讲，人口流在下降，资金流在下降，货物流（包括内贸、外贸）增速也都在下降，三大流在下降，就意味着经济增速在下行的趋势当中。这个趋势的延续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所以我觉得要做好经济结构长期调整的准备。但是这也很正常，经济转型成功的三个国家——德国、日本、韩国，当它们的经济从高速增长回落到中速增长的时候，GDP增速都是在5%以下，所以说中国这一轮经济调整可能会比想象中更长。这就是说目前为止存量经济的特征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来。

既然是存量经济，过去过剩的产能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要去掉，实现优胜劣汰，还有我们的消费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比如猪肉，中国的猪肉消费量占到全球的32%，但中国的人口只占到19%，消费量显然是过大了，所以我们未来在饮食结构上，像猪肉这样的消费量可能会下降，这也是存量经济当中面临的方方面面结构调整的压力。

尽管如此，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比较靠得住的还是消费。因为中国跟韩国、日本不一样，韩国和日本都是高度依赖于外部经济，外部经济好的时候它们的制造业发展比较快，经济增长就比较快。但随着中国的崛起，在全球制造业和出口份额中，都已经替代它们不少了。而对于中国来讲，有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的经济体量和活跃的市场，又大量引进外资、输出资本，从理论上来讲，我们的外部循环和内部循环都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当过去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管用的时候，还是要进行经济转型，依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

从中美之间消费占GDP比重来讲，中国显然是非常低了，跟美国相比有很大的缺口。然而中国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度达到40%左右，这是偏高的，现在投资增速既然下降了，消费的比重应该要上升。

未来的消费热点在哪里呢？可以从多个维度去分析。比如去年家电卖得很好，跟房地产投资增长、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创新高有关系，今年房地产的销量依然会超过去年，可能成为历史的最高点，对家电行业有拉动作用。但是去年家电消费热点主要在空调之类，今年可能要更加细分化一点。故细分行业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还需要深入研究。

去年国内奢侈品的消费量非常大。按照麦肯锡的数据，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为19%，高收入阶层人数占全球不足4%，但却消费了全球32%的奢侈品，这跟我们的收入结构有关系。另外，随着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及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服务消费的需求也会上升。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于网络消费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见的。

上述这些都是热点，但这些热点都代表着消费升级，但大家现都在谈的消费降级，到底有没有在降级呢？我认为，无论是做研究的还是做投资的，都应该理性、客观分析，用事实说话，不要被情绪所影响，不应该把标签当作事实。

从消费统计的实际数据看，更加准确的表达应该是由于居民收入增速的下降，消费的增速是下降的，但是消费总量还是在增长，只不过增长速度没有前几年那么快了而已。

如看消费支出结构，2017年像化妆品、家具、家电、中西药、新能源汽车等的增量比较大，这也是消费升级的体现。同时，还一个因素在于收入差距在拉大，高收入群体去年名义可支配收入增长了9.5%，而农民工的收入增长只有6.4%，这对低端消费是不利的，对高端消费、消费升级是有利的。

不支持消费降级的第一个逻辑，是恩格尔系数在往下走。食品占消费支出的比重跌破了30%，往下还有空间，比如美国只占15%，这很明显是消费升级的体现。食品的消费比重在下降，那么，哪些消费支出比重在上升呢？主要是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及交通通讯等消费领域。

看好消费升级的第二个逻辑，就是如前所述的收入差距拉大、基尼系数上升，这对于高端消费应该是有利的。讲到基尼系数的时候，大家可能不以为然，认为富人是少数的。但是，中国去年年末是13.9亿人口，2018年中国人口估计会达到14亿，高收入阶层占其中的20%，就是2.8亿人。美国人口加起来也就是3.1亿，而中国高收入群体人口规模跟美国总人口差不多。我们有这么大的人口体量，收入增速尽管有所回落，但相比美国又很快，所以给高端消费、消费升级带来了一个明显的推升作用。

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奢侈品消费是跟随着地产的景气度而上升，比如高端白酒的销量增速很快，与澳门博彩业毛收入增长基本都是在2016年的6月份以后同步起来的。虽然今年某个主营为二锅头的股票涨得比较好，但低端白酒销量是往下走的，而高端白酒的销量在往上走。现在讲到二锅头、酱油、榨菜相关生产企业的股价上涨，是指有品牌的中端商品的销量在上升，没有品牌中低端商品的销量实际上在下降。

以香烟为例，低级香烟在2013年市场份额是26.8%，到了今年上半年降到了15.5%，而高级香烟2013年的市场份额是26.5%，到今年上半年上升到42.7%。可见，全球最大卷烟消费国的消费在走向高端，怎么能叫消费降级呢。还有，乘用车也是一样，C级车（高档车）增速维持在20%左右，A级车（低档车）的销量增速在下降。所以，我不认为当前处在一个普遍化的消费降级趋势，总体来讲我国正处在消费升级的阶段。

这里再分析一下，消费支出占比在文化娱乐教育、医疗保健这两大领域上升的原因。从表面看，这两大领域的消费升级很明显，而且医疗保健的支出在居民总支出中的占比上升会更高一些，因为中国人口老龄化，心血管疾病和癌症发病率都在上升，在这方面的支出会进一步提升。所以，同样是消费升级，在不同领域内的表现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差异。但是，我们需要区分消费支出的量和价，如虽然总支出在上升，但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价格上升带来的：自2006年以来，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和医疗保健支出的价格逐级走高，特别是从2016年至今，价格影响逐步加大，消费“量”逐步回落，充分显现出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和医疗保健支出占比的提升，这就叫被动式消费升级。

存量经济的特征之一就是此消彼长，即消费越来越向头部企业集中，这也是消费升级的体现。过去消费不太讲究品牌和质量，现在则越来越多的人要考虑它的质量、品牌等。比如家电行业，行业集中度明显提升，大家众所周知的三大家电巨头，格力、美的、海尔，它们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又如，生物医药行业的集中度也在提升，而房地产行业的集中度提升更明显，比如前十大房地产销量最高的企业，在2009年的集中度只有8%，到2017年上升到24%，所以，集中度提升也是消费升级的一种体现。

从二级市场来讲，从去年全年到今年上半年涨幅比较好的股票集中在消费领域，比如食品饮料、家用电器、医药生物、休闲服务等，说明整个经济在向消费型经济转型。当然，这个转型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但是在二级市场上面已经体现出来，说明大家对于消费的未来是比较乐观的。所以，抱怨消费降级其实是过于关注短期现象，而消费升级的长期趋势还是没有改变。

其实，每个国家经济转型过程都是一样的，没有太大区别，最终的落脚点都会落在消费主导上面。当然，当前大家的抱怨消费能力不足不是没有理由，我们确实面临着收入增速的下降、就业压力加大、居民债务负担过重的问题。

在外需下降的背景下，稳就业、稳经济需要扩大内需，怎么样来扩大内需呢？靠基建投资扩大内需不是一个长久之路，还是要通过刺激消费来实现。所以，在今年4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把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首次提了扩大内需。今年七月末的政治局会议又提出六个稳，稳就业是六个稳当中的首要目标。这说明，就业和居民收入的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

这些年来，高收入阶层与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扩大明显，基尼系数在2016年开始已经持续三年上升。居民收入的增速下降是一方面，但更应该关注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中位数的变化，因为中位数的降幅会更大，也就是说基尼系数上行问题依然没有得到遏制。那么，如何来改善居民收入结构呢？我觉得还是要加速推进财税改革，积极减税。

从2016年到现在，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显得越来越严峻、民营企业与国企的员工薪酬差距也越来越大。尽管我们一直讲要鼓励民营经济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要清理僵尸企业，僵尸企业主要是集中在国有企业，但事实情况是这两年国有企业的盈利增速上升更快，而很多行业的民营企业亏损家数在则增加。在存量经济主导的大环境下，一个部门的增量，可能就导致另一部门的减量。

如何不让受损部门尽量少减量呢？减税是容易想到的方式。当前中国广义宏观税负为28%，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根据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2017年的测算，中国企业税负占商业利润比重在全球190多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2位。一方面，16%的增值税基本税率在全球虽然是中等水平，但高于我国的大多是欧洲高福利国家，亚洲国家大多不超过10%，而且营改增后，之前规避税收的企业负担加重了。另一方面，企业的非税收负担较重，约占到政府各项收入的一半，在全球来看都是偏高的。

虽然居民部门的税负整体不重，但存在结构问题，如对资产征税少，很难调节财富和财产性收入（如房产税、遗产税）。

因此，当务之急还是要减税，减税的核心就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在居民部门、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三个部门之间有一个合理的分配。过去中国是增量经济，增量经济会把很多问题掩盖掉，但现在中国经济是存量经济为主导的，很多问题都会暴露出来。如果给企业的收入减少了，企业的投资意愿就会下降；居民部门的收入分配少了，居民部门的消费意愿就会下降，这又会导致企业的收入增速进一步下降，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不是一个良性循环。良性循环的前提是企业有投资意愿，居民有比较强的消费意愿，这样的话，政府的税收虽然税率下降，但是税收未必会大幅下降。所以当务之急是税收必须要进行调整、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得中国经济在结构调整当中得到良性发展。

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沈建光：中国经济解困之道——减税优于基建

沈建光：加大基建不如大幅减税。税改有助于为中国经济释放改革红利，并帮助中国走出经济周期越来越短的怪圈。

在今年上半年去杠杆政策如火如荼的推进后，近日山东德州的“无还本续贷”被树立为金融创新，支持小微企业的典型，其背后折射出经济下滑时企业面临的融资困境以及政策急转弯以维稳放松的意图。回想一年前，中国决策层尚在担忧国内房地产泡沫以及经济过热风险，采取了严厉的去杠杆与强监管措施，一年后的当下，担忧已被经济下行过快与外部贸易战风险取代，政策基调也随之变为“六稳”，即强调“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那么，如何做到“六稳”？7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把补短板作为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可见基建投资已被看作是重中之重。虽然结束基建增速持续下降局面对于稳定投资有所帮助，但倘若再度掀起一轮基建潮，也并非良方，不仅可能进一步增加政府债务负担，让前期去杠杆以及加强财政约束的努力遭遇挫折，也可能边际效益越来越小，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

笔者认为，加大基建不如切实大幅减税。考虑到当前中国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重，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名义增长、居民收入增长乏力等事实，以减税来帮助资金更好流入居民和企业，能够更加直接地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强企业的再投资能力，促进消费和有效投资的增长。更进一步，税改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环，并非短期政策刺激，是更为长效的机制改变，有助于为中国经济释放改革红利，并帮助中国走出经济周期越来越短的怪圈。

7月31日政治局会议提出“六稳”目标，在笔者看来，这其实反映了当前决策层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的六个不稳的担心。

一是就业方面，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下行以及去杠杆政策延续，当前国内消费与投资均出现明显下滑，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存在运转困难。同时，考虑到中美贸易战可能演变为持久战，外贸企业也面临明显的生存压力，稳就业已成为“六稳”的首要任务。

二是金融市场方面，上半年中国债券市场违约频发，P2P跑路事件日益增多，加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例如，今年上半年，债券市场共有253亿元债券发生违约，共涉及25支债券；与此同时，P2P平台迅速缩减，违约事件此起彼伏，据统计，截至6月末，国内累计设立P2P平台6183家，其中停业及问题平台4347家，占据七成。

三是贸易前景不容乐观。尽管7月贸易数据超出预期，并未反映贸易战的冲击，但在笔者看来，其主要原因在于7月贸易订单主要是数月前签订的，且前期人民币贬值一定程度对冲了影响。考虑到7月发达经济体PMI集体回落以及中美关税的不断加码，未来中国出口形势仍将面临很大挑战。

四是外资方面，当前人民币贬值与资本外流也存在一定的压力。6月以来，人民币从6.4贬值至6.9，当前汇率距年内高点已贬值10%，甚至有担心认为人民币可能会破7，并加速资本流出。可以看到，央行已经将外汇风险准备金从0%提升至20%，显示央行对汇率贬值的担忧。与此同时，国内正加速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以促进资金的双向流动，降低资金大规模单向流动风险。

五是投资方面，今年以来在去杠杆政策与财政约束增强的背景下，固定资产投资已经出现明显下滑，其中，基建投资是主要拖累，6月单月同比增速已回落至2.2%，制造业投资略有反弹。房地产投资虽然接近两位数增长，1-6月累计增速为9.7%，但主要与同期土地购置增速较快有关，上半年土地购置增速高达7.2%。伴随着下半年房地产调控不放松政策持续，预期房地产投资会面临回调。

六是预期方面，在内外部风险加大的背景下，国内资本市场出现明显动荡 8月7日上证综指再度跌破2700点，徘徊于近两年低位，逼近2015-16年股灾后的最低点2638点，反映了当前市场信心不稳的情况。当然，相比于国内投资者，目前海外资金并没有国内投资者悲观，认为A股已被过度看空，并已开始布局A股。

应对六大担忧，决策层同样在7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释放出了明显的政策调整信号，如强调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等等。随即基建投资明显加快，如中国铁路投资增速等领域出现恢复性增长，地方专项债发行提速等，预计在政策支持下，下半年中国基建投资将会出现明显反弹。

虽然稳基建对于改变投资持续下行局面具有关键作用，且能一定程度上起到政策托底的效果，但并非力度越大越好，过度依赖于基建投资带来的短期增长反弹，从长期来看存在如下弊端：

一是加剧债务风险。2017年至今，中国政策层一直致力于落实去杠杆与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同时，伴随着对地方政府债务约束的增强，如加强官员的债务责任终身制、规范融资平台、引导基金以及各类产业基金的地方政府资金约束，前期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过快的局面已经得到遏制。

例如，出于债务担忧，年初多个省市基建投资已被叫停，包头地铁项目是其中之一，当时项目预估涉及资金300亿，而包头市财政挤水分后，2017年财政收入已缩水一半至138亿，仅地铁投资便是同期财政收入的数倍。可以想象，一旦未来放开对基建投资的大干快上，有可能会再度激励各级政府部门大搞投资竞赛，加重债务风险。

二是基建对于经济的边际效益递减。经过过去十年间，基建投资超过20%的快速增长，当前中国的基建存量已然不低。2017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高达63万亿，占GDP的76%，而基建投资为14万亿，占GDP的17%；此外，中国建筑类产品消耗全球第一，2017年全球粗钢总产量达17亿吨，其中，中国产量为8.317亿吨，相当于其他国家的总和。

在笔者看来，经过多年高速发展，当前中国极具经济效益的投资项目已经基本完成，未来基建投资带来的经济效益会逐步降低。如牛津大学研究员阿提夫?安萨尔(Atif Ansar)在《牛津经济政策评论》论文中指出，中国逾半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摧毁，而不是产生”经济价值，因为成本比效益更大。从这个角度分析，仅因为稳增长而超出既定安排，加快推动基建项目，有可能出现重复建设与结构性供应过剩的问题。

第三，加剧“国进民退”现象。2008年以来，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国进民退局面，在笔者看来，这与当时推出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有关。反观当下，国有企业往往是预算软约束企业，且不少面临高杠杆率问题，新一轮的投资拉动是否会再次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加剧国企与民企的不平等地位？倘若如此，从长远来看，将削弱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

减税还富于民，势在必行

在笔者看来，比基建更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大幅减税，这主要是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的减税空间仍然较大。当前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在全球范围内位列前茅，根据世界银行联合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发布的《缴税2017》报告，在全球190余个经济体中，中国以68%的税收负担排在第12位，远远超过世界平均40.6%的总税率水平，不仅高于美国、日本的税负水平，二者分别为43.8%和47.4%，甚至超过印度的55.3%。

除此以外，近年来税收的增长也为减税提供条件。例如，2017年，中国的个税超过预算多增720亿，说明个税改革存在较大减税空间。而今年上半年，中国GDP名义增速为10%，但各主要税种的增速也均显著高于GDP增速。如上半年税收收入增长14.4%，其中，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速16.6%，企业所得税增长12.8%，企业税负仍然增长较快，负担较重，不利于企业增加投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20.3%，在居民收入持续下降的当下，个税的高速增长也会对居民消费造成负面影响。

其次，减税对于扩大内需的效果也将更加显著。正如政治局会议强调的，扩大内需已成为应对外部风险的重要方式，在笔者看来，减税对于扩大内需的效果则十分直接。例如，居民方面，如能推动个税改革，即一方面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与降低税率，可以减少纳税基数，一方面考虑到个人负担，将家庭抚养人口、按揭贷款等等纳入个税抵扣，将会有助于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支持消费提升。

从企业层面来看，营改增以来，企业由于税收征管力度趋严，抵扣链条不完整等原因，不少企业存在实际税负增加的情况。此外，“五险一金”过高、去杠杆下资金成本上涨，以及环保不断提高，进一步加大了企业的运行困难。例如，以北京地区税前万元月薪为例，企业需要额外承担的“五险一金”成本为4410元，劳动者扣除个税和社保缴费2543元，劳动者与企业共同承担的成本接近8千，税收负担过高。实体经济只有切实的大幅减税，才能改进经营环境，增加投资。

再有，减税符合当前贸易战略转型的需要。以往中国的贸易战略往往是鼓励出口，但伴随着中国的消费升级，中国居民对于海外高端商品的需求进一步加大，中国正从过于追求出口转向进出口并重。然而，当前中国面临的情况是，进口关税虽然不高，但加上增值税与消费税后的进口综合税负仍然较重，如进口大排量小汽车，加征三税之后，最终售价可能是到岸价的2倍多，从鼓励进口的角度来说，减税同样存有空间。

最后，减税是财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的重要一环。在笔者看来，当前中国经济周期越来越短，与近年来采取的宏观政策大多具有短期、行政化特征密不可分。通过减税，从制度上就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局进行解困，效果更加长远。实际上，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财税改革提速便已成共识，但从近年来的实践来看，房产税、个税的推出均落后于时间表，企业减税降费的实际效果也并不明显。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若要走出“六稳”困境，加快长效机制建设，减税与还富于民，势在必行。（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减税已成中国经济牌局的“王炸”

黄宗羲( 1610 - 1695 )，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乃“东林七君子”黄尊素长子，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他说：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教授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历史规律：

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

对于为何历史上的减税总是无功而返，秦晖在“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一文中指出：

? 由于我国传统赋役历来就有“明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的弊病，而在专制王朝费用刚性增长的条件下，财政安排只能“量出制入”而不能“量入为出”。

? 克服胡征乱派之弊、减少税收中途流失和官吏层层贪污中饱，并税—除费—简化税则，就成为主流的改革思路。仅在明清两代，便搞过“征一法”、“一串铃”、“一条鞭”、“地丁合一”等等。

一般说来，上述改革大都可以在短期内使“向来丛弊为之一清”。然而它的中长期效果却无例外地与初衷相反。原因很简单：时间稍移，人们“忘了”今天的“正税”已包含了以前的杂派，一旦“杂用”不足，便会重出加派。黄宗羲精辟地把它总结为“积累莫返之害”……，叹息“嗟乎！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者亦无几矣”。

所以，根子在于：政府“减税”只是形势所迫之下的“壮士断腕”，而“加税”则是政府体系的动物本能。在缺乏“制约机制”的情况下，政府会“本能地”不断加税直至经济不堪承受。这就是历史周期律。

“量出制入”：财政的秘密

当前社会各界对减税呼声之高，为近年来罕见。但是财税部门总是拿出“地方政府工资都发不下来”的话来唬人。

地方财政“吃紧”是事实，但导致“吃紧”的原因有两种可能：

一个人如果不懂得“量入为出”，肯定永远觉得钱不够用。一个人如果精打细算，哪怕收入不高也会有些储蓄。这么简单的道理，用来解释地方政府行为亦然。

有识之士，莫不忧心忡忡。早在2012 年“改革促进派”李剑阁就疾呼：

我们中国税收连续十年来以超过 20% 的速度在增长，这个是不正常的。我们现在应该让利于民、让利于企业， 应该大幅度减轻企业的负担，尤其是那些小企业的负担。这几年政府强化监管，我个人觉得已经到了不能理解，不能容忍的程度。

现阶段地方财政最大的弊病即在于此：

? 由于缺乏财政透明度和制约机制，各级政府总是“量出制入”——钱不够了就想办法找钱，而非压缩开支。

之所以说是“量出制入”，有数据为证。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的研究发现：

，税收平均增幅为18.35%，而财政支出的平均增幅18.08%，后两者惊人的一致。

为何不论经济好坏、无论中央如何呼吁减税，财税部门都能完成“收入增长目标”？主要有 3 个高招：

? 一是开源，即乱收费

? 二是抬高房价多卖地

? 三是加大税收征收力度

大家不要小看“加大征收力度”的威力：

? 崔兴芳、樊勇和吕冰洋以 1996 - 2003 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发现：税收征管效率每提升 1 个百分点，税收增加 0.654% ，截至 2003 年，税收征管效率平均提升了 96% 。

? 潘雷池利用 1978 - 2005 年的数据研究发现，税收努力指数每提高 1 个单位，税收增长率提高0.42 个单位。经济增长对税收增长只有 25.02% 的解释力，而征管努力的解释度却可以达到 88.74% 。

以“营改增”为例，之所以企业对“减税效应”缺乏获得感，一个原因是金税三期的出马：

? 2016 年 7 月金税三期系统在上海正式上线，随后全国开始推广。

金税三期的初衷是提高征收效率和透明度，减少偷税漏税。这本来是好事。但如果国家考虑到金税三期客观上“加大了征收力度”，就理应提高减税幅度，否则减税就变成了事实上的增税。想想看，假如税率降低 1％ 、征收力度加大 10％ ，会怎么样？小学生都会计算最终的结果。

此外，各级税务部门在执法上具有很大弹性。据媒体 2017 年初的报道：

? 一位民营企业主表示，“地方税务官员跟我们商量，说有困难，让我们预交税收。我们在外地投资的企业，已经预交到 2019 年的税了。”

? 一位资深财政人士表示，江浙一带此前的税收基本是留有余地，不会收全。近几年，税收征管力度在加大，应收尽收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直言：

近几年减税政策不少，但是企业和居民缺少实实在的获得感，有的企业税负不降反增。背后的原因是，政策制定是个系统工程，文件上规定的税率和税基可能减少了，但实际的征管力度可能加强了。

减税之难，是典型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游戏。

人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说白了，“黄宗羲定律”意思就是：人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要推动“真减税”，不能指望地方政府和财税部门的“觉悟”，而是要靠制约政府自我扩张的有效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指明了改革方向：

? 严格控制机构编制，严格按规定职数配备领导干部，减少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

?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审核预算的重点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

? 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

谁来制约政府乱花钱？当然是人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

健全“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制度。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监督职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早在 2013 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就呼吁：

预算公开缺乏可操作性；现实中很多部门以国家秘密为由回避预算公开，大大削弱预算公开制度的执行效果。政府预算的收支科目按“类、款、项、目”四级划分，目前的财政预算只落实到“款”，重点项目到“项”，而“项”这一级动辄就是几百亿甚至上千亿元的预算，这些资金分配到哪些项目上去均由政府部门决定，公众很难知道这些资金具体花到什么项目上，人大也难以审查。

应增强预算编制的精细化和透明度，对预算公开的原则、内容、时限、方式等需要作出明确规定；需要对“国家秘密”的内涵、外延和认定依据予以明确。本级公共预算按功能分类、经济分类分别编制，一般收支至少编列到“项”，尽可能落实到“目”。这样才能增强预算的透明度，真正做到没有预算不支出。

? 在预算权力的制约方面，建议强化预算权力的监督制衡机制，落实人大的预算决定权和监督权。

经济学家、人大代表李迅雷讲得更加具体：

人民代表大会普遍会期短、议程多，实际安排审查政府去年的财政决算和今年的财政预算时间只有区区半天，且几天之后就要审查表决草案和进行表决，大部分代表都没有充裕的时间去研究。实际上代表们对纳税人的钱如何花、该不该花、花的效果如何，都没有时间进行实质性审查。

由于政府提交人代会审议的财政预决算报告过于笼统，专业术语较多，缺乏概括和归纳，多个项目和数字混在一起，缺少详实的文字说明，大部分代表望而却步，难以了解财政资金到底是如何分配和使用；由此导致在大会审议中难以对预算报告进行专门、深入、细致的审议，难以对预算草案提出一些实质性的意见。

? 从政府提供的预决算材料看，涉及资金使用绩效方面的内容很少，只是简单说明用于某个领域的资金同比增减多少，例如用于民生领域的资金多了，似乎就表明重视民生了，但这些投入资金的使用绩效究竟如何，代表们却不知情。

推动“真减税“，防止减税走形和变形，必须靠全社会的努力，尤其是企业家阶层。企业家阶层不仅是最大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而且能反应企业对税负的真实感受，社会影响力也更大。

但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因为企业家往往顶不住压力。柳传志在2014年的一次虎头蛇尾的“发声”很有代表性。

? 2014年3月,柳传志在“中国高层发展论坛2014”现场，向时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发提问：

（中国经济）一直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最快，然后是 GDP 的增长，最后是老百姓收入的增长，老这么下去我自己以为中国永远变成不了内需拉动的国家，不知道楼部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 这个问题立刻引发全场鼓掌，楼继伟部长立马否认柳的“指控”，回应道：

我也给您鼓掌，如果我能出现您说的那种现象我就太高兴了，没那回事儿了。

? 令人意外的是，仅仅两天后的2014年3月25日，柳传志在“中国绿公司年会”上替领导解释，楼部长的意思是以后大概不会了，自己虽然不懂为什么，但是希望媒体息事宁人：

各位笔下留情，别把这个事弄大了。

? 3月31日，柳传志出席清华经管学院建院30周年论坛说了心里话：

楼部长要是看了，肯定很生气。我看了以后就很紧张的，这个玩意弄的领导同志不高兴也是不行的。但是，我估计那个媒体其实并没有真正听明白楼的话，楼部长说没有那么一回事，其实他是说以后那个日子没有了，不是那样的。

企业家们都如此善解人意、替领导着想，财税部门会有改革压力吗？

2000年2月10日，湖北省监利县周河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朱镕基总理写信：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眼下，实体经济企业面临产能过剩、债务过重、税费过重、融资困难、增速放缓、贸易战冲击、第四次产业革命等多重压力的挤压，困境堪比2000年的农民。

▲各国企业总税负比较（来源：世界银行）

可以说，减税已经是当前政策选项中的“王炸”。大规模减税可以起到一石多鸟的奇效：

? 修复实体经济赢利能力，化解债务风险

? 真正稳预期、稳信心，在中美博弈中站稳脚跟，令特朗普知难而退

? 激发民间投资，避免靠刺激稳增长，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 提振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实现经济再平衡

? 扩大税基，让税收以“放水养鱼”而非“涸泽而渔”的方式实现增长

王炸一出，中国有望对内打破黄宗羲定律、实现历史性的跨越，对外击退特朗普的贸易讹诈。

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抓了一手好牌，却没来得及打出来。

好牌在手，此时不出，更待何时？

本文来源：刘胜军微财经

减税降费来了！国常会确定五大减税领域，企业税负再减450亿

减税降费是今年财政政策的主线。

在刚刚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听取今年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汇报，决定再推新举措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部署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保障群众基本用药需求、减轻药费负担。

其中多个减税降费措施从本周就开始实施，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多项措施并举预计全年再减轻企业税负超过450亿元。

关注点一：对三大项减免税

会议指出，减税降费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保持宏观经济稳中向好的重要举措。今年以来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推动创业创新等积极效应不断显现。会议确定，在实施好已出台措施的同时，再推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新举措。

其中对因去产能和调结构等政策性停产停业企业给予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有利于减轻企业的税赋负担，特别是因政策而导致企业难以经营的情况下，在税制上给予优惠，能够帮助企业更好的转变增长结构，调整盈利模式，或减轻企业负债压力。

对社保基金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有关投资业务给予税收减免，能够鼓励长期投资。

对涉农贷款量大的邮政储蓄银行涉农贷款利息收入允许选择简易计税方法按3%税率缴纳增值税，有利于促进农业和农产品的发展。

关注二：鼓励增加小微企业贷款

会议鼓励增加小微企业贷款，从今年9月1日至2020年底，将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单户授信额度上限，由此前已确定的500万元进一步提高到1000万元。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现状，在经济调结构过程中急需打破。国家层面鼓励增加小微贷款，部分银行机构也在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积极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降低融资成本，目的就是为了让小微企业获得更快、更优质的融资。

关注三：境外机构投资债市所得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为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会议鼓励和吸引境外资本参与国内经济发展，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政策期限暂定3年，完善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

采取上述多个措施，预计全年再减轻企业税负超过450亿元。会议要求，已定和新定的各项减税降费政策要尽快落实到位，国务院督查组和审计署要加强督查推动，各部门都要主动拿出减轻市场主体负担的措施，让企业和群众切实有感受。

目前，境外机构投资中国国债和地方政府债，所获利息和转让价差均免征增值税和所得税。境外机构投资其他债券，获得转让价差不征税，获得利息需征收10%企业所得税和6%增值税。之前一直缺乏征税纳税的实施细则，导致相关税款的征收没能真正落地。税收政策的不确定性，阻碍了境外机构的进入步伐，增加了境外机构的合规风险。如此一来，有利于我国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

关注四：新审批药将加快上市

会议还就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进行了研究，这是深化医改、强化医疗卫生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满足群众基本用药需求。

会议确定，及时调整基本药物目录。此次调整在覆盖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重点聚焦癌症、儿科、慢性病等病种，调入有效性和安全性明确、成本效益比显著的187种中西药，其中肿瘤用药12种、临床急需儿童药品22种，均比原目录显著增加。调整后基本药物目录总品种扩充到685种。今后新审批上市、疗效有显著改善且价格合理的药品将加快调入。

随着一系列政策出台和落地，不仅惠及中国患者，也给跨国药企和本土药企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驱使本土药企转换研发模式。同时将进一步加速国内市场的竞争局面，或激活惠及中国乃至全球的创新药物研发。

会议指出，减轻患者药费负担。推进公立医疗机构集中带量采购等方式，推动降药价。建立基本药物、基本医保联动和保障医保可持续的机制，将基本药物目录内符合条件的治疗性药品按程序优先纳入医保目录，使医保更多惠及参保群众。鼓励各地在高血压、糖尿病、严重精神障碍等慢性病管理中，在保证药效前提下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减少患者药费支出。

降药价的相关政策每年都会提及，但收效甚微，甚至不少药品价格不降反升。在“两票制”政策的影响下，药企的营销费用大增，利润率随之大幅下滑。 截至目前，我国尚未形成正常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医保付给医生的是诊疗费用，医院再跟药品供应方谈判确定价格，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医药分开”。只有建立公立医院、社会化药房统一的医保支付标准，才能把处方药从医院药房剥离出来，允许处方外流，在公立医院和社会化药房的不同购药渠道之间形成竞争，才能有药品价格的合理形成机制。

关注六：放心用药，强化药品安全监管

会议指出，确保基本药物不断供。对用量小等易导致短缺的基本药物，可采取定点生产、纳入储备等措施保证供应。公立医疗机构要优先使用基本药物，使用情况与相关补助资金拨付挂钩。与此同时，要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确保群众安全放心用药。

从长生生物问题疫苗开始，社会对于用药安全十分关注，只有做到基本用药不断供、用药安全有保证，才能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