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教会人民进行农业生产体系的是谁

基督教发展简史-教会历史-基督教书库
&&&&导论教会二千年历史速写
&&&&第一章初期教会的宣教与扩展·新约教会的发展·初期教会成功的秘诀
&&&&第二章初期教会所经历的逼迫·基督徒受逼迫的经过·基督徒受逼迫的原因
&&&&第三章教会与信徒对政府的态度
&&&&第四章异端的纷扰与正统信仰的确立·初期教会的内忧·正统信仰的确立
&&&&第五章教会与政权的结合
&&&&第六章黑暗时代的教会
&&&&第七章中古时期:教皇与教会的兴衰·前言·教皇皇权的兴盛·教皇皇权的衰落
&&&&·中古教会的衰落
&&&&第八章中古时期:教会的贡献与改革·中古教会的正面影响·中古教会改革的尝试
&&&&第九章改教运动之蓄势待发·改教运动的前夕—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改教运动的先锋—马丁路德
&&&&第十章路德的改教与神学理念·改教运动的响钟·路德神学简述
&&&&第十一章瑞士的改教运动·瑞士改教运动先锋:慈运理·激进的改教运动—重洗派
&&&&第十二章护教者加尔文·加尔文的崛起·加尔文神学简介
&&&&第十三章英国的改教运动与清教徒·英国教会改革之起因·英国的清教徒
&&&&第十四章改教运动的全面性影响·天主教的反躬自省·改教运动在西方文化的深远影响
&&&&第十五章基督教内部的争论·种种神学争论·敬虔主义与启蒙运动
&&&&第十六章教会面对的压力与复兴·工业革命兴起·复兴运动
&&&&第十七章二十世纪的挑战与前瞻·二十世纪的种种冲击·二十世纪教会的情况
&&&&每一页的教会历史都是救恩历史的一部份,藉着教会的宣讲及生命的见证,把神的道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境况活现出来,成为一种改造生命的动力。从另一个角度看,教会每一页的历史都是坚贞不移的信徒用血和汗写成的。不少信徒为了忠于神所托付的使命,不辞艰苦地将福音带到不同的地域与文化,并且在面对逼迫时,不惜将生命浇奠。他们的血便仿佛种子一样,在不同的地区萌芽生出教会来。然而,在过去一千九百多年中,教会也经历了多次的挫败,有时面对挑战时畏缩妥协;有时被外在的势力渗入,分化教会,使教会沦于败坏光景;有时因人的软弱,在高举教义真理时却忘记了爱心的实践,因而造成教会分裂,使神的名受到莫大的亏损。正因为教会经历过多次的挫败,我们更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教会的历史是神的信实不断展现的历史。无论在什么时代,当教会处于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神便兴起他的仆人,配合各种环境的因素,洁净教会,复兴教会,使她从颓败中起来,拓展神的国度。
&&&&在我们比较深入去谈论教会在不同时代的发展和所遭遇的各种困难之前,我们不妨概略地将教会接近二千年历史的一个轮廓钩划出来,好让大家先有一幅比较完整的图画。
&&&&为了方便起见,很多史学家都将教会的历史分成三段。第一段是初期教会史,由基督及使徒建立教会开始,直到第六世纪末年。史学家以六世纪末作初期教会史的完结,乃因教会于六世纪末已进入一新的历史形势。自五世纪开始,罗马政府对西罗马帝国已失去控制,西罗马帝国渐趋全面崩溃。然而与此同时,那里的教会却日益壮大,渐渐成为普世教会的领导。使西罗马帝国的教会兴盛的关键人物乃大贵格利(或作贵格利一世,GregorytheGreat,约540~604A.D.),他被视为最后的教父,也是第一位教皇,是罗马天主教传统的开山祖师。因此大多数史学家都以贵格利一世登基作教皇的那年为罗马天主教传统兴起的肇始。正因这缘故,第二段的教会历史便是由主后五百九十年(即贵格利一世即位那年)开始,直至主后一五一七年马丁路德发动改教运动为止。史学家称这段历史为中古教会史。第三便是现代教会史,由改教运动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
&&&&每一段教会史都有其特色,有它时代独特的契机,也有其独特的问题与危机,更有其独特的成就。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这几个不同阶段的历史独特的地方。
&&&&初期教会的发展本身也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当使徒们一个接一个离世以后,教会便进入一个新的里程。教会一方面要继续使徒宣教的工作;但在另一方面,分散于不同地域的教会在失去使徒属灵权威的领导下,如何保持纯正信仰及合一的见证?这是教会当时的问题。在这时期,教会一方面尽量保留使徒在世时的言论与教导,在另一方面,新一代的属灵领袖必须被坚立起来。我们通常称这时期为「后使徒时期」。这时期大概从主后一百年开始至主后一百七十年左右。在这时期,教会权威的形式开始产生变化。起初使徒直接地从基督承受使命去见证、传递他的启示,因此对放教会信徒,他们的言行,都带有代表基督的权威。但他们去世后,教会便得依据另一种信仰、生活的指标,于是一些被教会普遍公认的文献及信条开始出现,以作为信徒信仰、生活最可靠的参考。圣经的正典便是在这时期开始形成的;比较详细的信经(如使徒信经)也纷纷在这时期出现。在这时期,信仰的表达都是非常单纯,没有深奥抽象的阐释,并且非常着重信仰在生活上一些实际的问题。这时期也是教会经历很大的逼迫,却又扩展非常迅速的时期。教会主要的精力都花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教会的组织还很简单,异端的影响仍未大猖撅,因此信徒的人数不断增加。这时的信徒绝大部分是基层的。这时期史学家称之为「后使徒时代」(Post一ApostolicAge)。
&&&&接着便是「尼西亚前时期」(Ante-NiceneAge)的历史,由主后一百七十五年开始至主后三百二十五年尼西亚会议为止。这段时期无论在内忧和外患上,教会都经历很大的压力。外患方面,就是教会接二连三的受到国家严重的逼迫,而异教徒的哲学家、文学家也多方面提出问难与攻击。内忧方面,就是教会内极端的信仰表达以及异端也多起来。因此在这时期,教会不单要向政府申辩,更要对应敌基督思想的挑战,同时也要为纯正的信仰争辩。因此,这时期最大的特色,便是基督教正统神学思想的发展及护教运动的兴起。同时,教会在迅速的扩展中,开始有比较严密的组织,崇拜的内容也慢慢丰富起来。此时的教会不再是低下层所独占的了,基督教已渐渐渗入中、上层,因此不同阶层相处的种种问题便开始出现在教会中。
&&&&「前尼西亚时期」之后便是「尼西亚时代」了。这时的基督教,因着君士坦丁大帝的归信,已渐渐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逼迫的忧虑没有了,但内部的种种问题却浮现出来。最严重的问题是教会开始趋于世俗化和结构化。为了避免受这种趋向的败坏,不少信徒退到荒漠中,企图透过在独处中的安静与严谨的操练,保持圣洁的生活。修道主义的兴起便是这时代的特色。这时代另一个特色是神学争论的普遍。为了要排解这些神学争论,教会就得继续不断地召开大公会议。教会的分裂也因这些争论和会议渐趋严重。
&&&&进入第二段的历史,我们看到罗马帝国不断萎缩,蛮族经常入侵,罗马军竟无力抵御。主后四百一十年,哥特人攻入罗马城,使整个罗马帝国举国震惊。当时便有不少人认为这事件是罗马亡国的先兆,是罗马人背弃他们的天神所招致的惩罚。主后四百七十五年,蛮族再攻入罗马城,四处抢掠,若不是罗马的大主教苦苦央求他们不要焚城,恐怕罗马城便付之一炬。在这里顺便提一提,就是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已不在罗马,而在小亚细亚旁边的君士坦丁堡。自从主后三百一十五年君士坦丁迁都以来,整个罗马帝国的重心便从意大利向东迁移,这便造成意大利及意大利以西的国境空虚。小小的一队蛮族往往可以攻城劫掠,来去自如。帝国因无暇西顾,竟任由罗马帝国的西边自生自灭。正因如此、罗马的大主教便渐渐成为西边的政治、经济及宗教领袖,蛮族入侵后,协助及领导人民重建家园的,往往是罗马的大主教。罗马天主教也就是这样渐渐壮大。在东边,神学的争论一直没有停下来,一个神学问题的纠纷解决了,另一个又出现。信徒的信仰生活已渐渐失去其活泼的能力。就在此时,大约是在主后六百三十年,回教突然兴起。回教徒在主后六百三十七年攻入耶路撒冷,不到两年,整个叙利亚也陷入他们手中。在五十年内,东罗马帝国的版图大部份都落在回教徒手里,而教会却退缩到君士坦丁堡附近一带的小小角落,教会可算损失惨重。
&&&&当时的形势的确非常不利,西罗马帝国经常受蛮族的侵扰,人民不能安定生活;而东罗马帝国则落在回教徒手中。这真是令人觉得黯淡的时候,因此很多史学家称这时期为「黑暗时代」。我们要弄清楚,「黑暗时代」并不是指教会内部黑暗,而是指整个罗马帝国的文明趋于崩溃,在多方面文化的发展停滞不前,不少文化的遗产也渐渐失落。反过来,教会是保留那些文化遗产的使者;例如在很多地区,在蛮族入侵时,农民往往迁逃,以致不少农地荒废,甚至连耕作的技术也都失传了。教会很多修士便负起耕作的任务,并且保留了耕作技术。其实这时期也有它光明的一面。这时期是教会向欧洲西边及北边扩展神速的时期。以罗马为基地,教会差遣传教土带领蛮族归主。从主后六百年到七百五十年间,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以及盘踞于现今德国、法国地区的蛮族,全部归信基督;再过不多时候,北欧也归入了基督教的版图内。
&&&&由于东边的教会大大的萎缩,罗马的大主教便渐渐成为大公教会最有影响力的人,而罗马教会因其宣教的成就,也成为欧洲所有教会的母会,受她的牧养与管辖。于是罗马天主教便日益壮大,而一度极具影响力的东方教会在历史上竟扮演微不足道的角色,以后教会历史的焦点,几乎完全集中在西方教会的发展。
&&&&教皇的势力日益壮大,教会的地位日高,权力的斗争及各式各样的腐败也开始出现。意大利的贵族经常控制教皇的推选及其他的政策,因此,一些德性败坏的人竟也当起教皇来。从主后九百年开始,教皇的威望一落千丈,几经改革也无法扭转。在上的如此,在下的也如此,很多主教主管数个教区而从来不负牧养的责任。不单如此,他们竟将一些有利可图的圣职售卖,很多圣职人员的道德生活败坏非常。因此缺乏牧养和真理的教导,民间的各种迷信渗入平信徒的信仰生活中;有时圣职人员更利用这些迷信鱼肉信徒,如颁布、售卖赎罪券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神学方面,经院学派兴起,神学的反省几乎完全被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系统俘掳。理性的论证往往取代了对神话语的聆听与阐释,神的道被化成一套一套抽象玄奥的系统,与信徒的信心经历及生活相去不知千里。
&&&&在这情况下,上至教皇,下至信徒,都觉得教会急需改革,但他们不知从何着手。偶尔有几声旷野的呼喊,但都起不了什么作用。到了十六世纪初,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及文化意识的蜕变已由渐变而转速,急剧变革已知箭在弦。当一切条件就绪,马丁路德于一五一七年发动的改教运动便展开,对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作出全面的检讨、批判与改革。马丁路德的改革运动如星火燎原一样地迅速蔓延,最初在德国,后来在瑞士、法国展开。不久,英国因亨利八世未能取得教皇批准他与皇后离婚,因而与教廷决裂,另一形式的改教运动也在英国展开。在德国的改教运动产生了信义宗的教会:在瑞士,由慈运理(ZwingliUlrichHuldrych,A.D.)及加尔文(JohnCalvin。A.D.)领导的改教运动产生了改革宗的教会;在英国就产生了圣公会。信义宗与改革宗在欧洲不同的地区产生重要的影响。丹麦、瑞典、挪威受信义宗的影响极深,而苏格兰、荷兰、比利时则受改革宗的影响较深。在英国,一些不愿接受圣公会体制的信徒在十七世纪远渡重洋到北美洲寻求教会自由,这是美国立国的先祖,他们大都受改革宗的影响极深。然而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及波兰这些地区,改革运动因着各种因素而节节失利。所以改革运动以后,天主教的传统依然很牢固地坚立在这些地区。如此一来,教会便呈现分裂之势;天主教与改革派三百多年来一直彼此敌视。而在改革派中,不同的宗派因着信仰表达的重点不同及体制上的差异,也形成了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势。
&&&&在十七、十八世纪,天主教方面将精力倾注于传教的事工上,他们在拉丁美洲、亚洲,甚至在欧洲本身都有相当的成就。而此时,改革派却纠缠于宗派间或宗派内的神学争论中,将不少精力虚耗,在传教方面几乎交了白卷。
&&&&十七世纪开始,整个欧洲的精神文明正发生很大的变化。理性主义渐渐抬头,科学也相应快速地发展。到了十八世纪,欧洲出现了所谓启蒙运动。知识分子开始接受一种机械的宇宙观,认为宇宙就好像一个机械的系统,里面一切的现象都可以用机械的科学原理解释。于是,信徒的信心受到严重的考验;基督教的信仰受到多方面的质疑,为了应付这些挑战,一些神学家竟削足适履地将传统的信仰妥协,因而产生所谓自由派神学。在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刺激了工业的发展,西方在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之间,在物质文明方面的发展可以说是空前未有的。这却带来四方精神生活的空虚,而教会也因此感受物质主义很大的压力。教会面临世俗化的危机。
&&&&然而在另一方面,十八、十九,以至二十世纪初期却是教会复兴更新的时期。自十八世纪末,复兴的火焰由英国燃烧至美国,再由美国蔓延到其地地区。这股复兴的火与教会传教的热忱相辅相成。因此,在这二百年来,改革派教会的增长也是空前未有的。
&&&&到二十世纪,教会面对着各种不同的挑战,就如共产主义,物质主义,民族主义等。因此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二十世纪是基督教节节败退的时期。共产主义在六十多年内席卷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而欧洲的教会似乎不断萎缩。然而,教会的生命力真是惊人的,在种种狂潮的冲击下,教会却不单没有退缩,反而有扩展之势。在主后一九八二年牛津大学出版的一份研究中,发现基督教仍占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左右,而教会也在不断地增长中。
&&&&二十世纪是西方传教士撤退时期,也是本土教会兴起的时期。许多第三世界的教会在负起自治、自养、自传的责任后,发展极其迅速。而教会史也从以西方教会历史为主导的阐述转向多元的历史阐述,而从多元的历史发展中寻求普世的意义。
&&&&二十世纪也是合一运动开展的时期,但可惜合一运动稍为开展,在仍未能将不同宗派的距离拉近前,便大谈世界宗教的对话与合一,因而在推动天主教,东正教及基督教对谈、合作与合一方面,没有产主突破性的果效。而不久,合一运动的焦点也渐渐转移,从比较着重合一的讨论与活动,转移到政治及经济的解放,因而在第三世界的神学及教会生活,引起颇大的变化,也同时迫使普世教会正视信仰与处境的关连。我们可以说,二十世纪教会的宣讲是从过往回应理性思辩的时代潮流,转向回应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形势。
&&&&有人认为二十世纪教会最大的发展会在非洲和亚洲:在非洲,教会的宣教工作已经有相当的成就,而在亚洲,我们仍在起步的阶段。面对这么广大的禾田,亚洲基督徒的责任真是重大。
&&&&新约教会的发展
&&&&耶稣基督在升天前吩附门徒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门徒忠心的在耶路撒冷等候。五旬节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便大有能力,放胆的宣讲基督为罪人受死、复活的福音。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因着他们大胆的宣讲,受洗加入教会的人天天增加,耶路撒冷的教会便壮大起来,使犹太公会的人感受到很大的威胁,企图用逼迫去遏止基督教的蔓延。当信主的人越发增加,他们对教会所施的压力便越大;初时只是将使徒收监,后来竟公然将司提反用石头打死。自司提反殉道后,耶路撒冷的教会便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部分散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用历史的透视,我们看到神让逼迫临到信徒是有他的美意。初时信徒只忠心的在耶路撒冷工作,他们似乎没有望远一些,看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的需要。神藉着逼害,将他们领到新的工场,为神收割。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腓力被圣灵领到撒玛利亚,因他的宣讲,撒玛利亚的人都受洗归信基督。随后腓力被圣灵领到旷野,在那里向埃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然后为他施洗。对于当时的教会,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福音第一次被带到外邦人当中。就在这时候,神呼召保罗,作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这样,福音便在外邦人中文大的广传,从巴勒斯坦及小亚细亚一带,到希腊以至意大利各城,福音的种子撒下,教会便在这些地方萌芽、茁长。不过我们必须了解,在使徒时期,教会只是零零星星的散布于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希腊及意大利各地,而每处的信徒仍是非常稀少,且限欣低下层;但这些零星地散布的基督徒群体却在以后短短二百年间,使他们的信仰成为改造整个罗马帝国文化的重要动力。我们不妨在这里看看初期教会扩展的情况。
&&&&谈到教会的扩展,很多史学家都以安提阿为中心,因为在初期教会,安提阿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基地,教会第一队向外传教的宣教队便是在这里组成的,那便是保罗和巴拿巴组成的宣教队。相传多马也是从安提阿出发,往东到达巴非亚王国(Parthia)传道,然后再往东到达印度。
&&&&首先我们谈谈教会向东推进的发展。从安提阿向东北推进,福音传到伊德撒(Edessa)。伊德撒是当时从小亚细亚及叙利亚往亚美尼亚(Armenia)境的必经之路。大抵因为它是贸易的通道,早在一世纪,福音已传到这里。相传伊德撒的国王当耶稣在世时,写信给耶稣,求他为他治病:而耶稣复活后便差一使徒前往为他治病,因而使全城归主。无论这传说是否真实,教会很早已在这里建立稳固的基础却是事实。在主后第二世纪末,基督教已在这里被奉为国教。按一位教父的记载,当时首先由王室接受基督教,然后人民跟着信主。由伊德撒再往东,福音传到米索波大米亚一带,直到波斯的边界。当时米索波大米亚境内的人民多信奉拜火教,但拜火教渐渐失其活力,故教会很容易在这里建立基地。在主后二百二十五年,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境界,教会己有二十多位主教,亦即建立了二十多个教区。然而再往东到波斯,福音便面对很大阻力。在这里,拜火教也是国教,但这里拜火教的组织非常严密,因而对基督教产生了统一而有力的抗拒。
&&&&从伊德撒北上,福音传入小亚细亚的加帕多家境内,再由加帕多家传人亚美尼亚。在第三世纪时,一位名叫贵格利(被称为光照者贵格利,GregorytheIlluminator,240~332A.D.)的人从亚美尼亚往加帕多家求学,在那里信主,便毅然回亚美尼亚传福音;他本身是贵族,于是便首先向贵族传,忍受了一段时期的逼迫,终于带领亚美尼亚王信主,跟着更带领全国归主。时至今日,亚美尼亚的文化与基督教是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亚美尼亚人的爱国情操与他们的信仰生活也是紧密相连的。
&&&&从安提阿向西,那便是当日保罗传道最活跃的小亚细亚。在保罗所建立的基础上,教会发展得很快。从当时一位名叫皮里纽(PlinytheYounger)的巡抚在主后一百一十年写给罗马皇帝他雅努(Trajan的信中,我们便可见福音的广传。他告诉皇帝,在他到任时,因为信基督教的人日渐增加,不少庙字冷淡不堪,由此便可见基督徒的人数一定不少。在腓尼基,教会在各大城市被建立起来。不过在加拉太境内,福音的拓展相当缓慢。小亚细亚北部的本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抗拒福音;但到了第三世纪,因着一位被称为行异能的贵格利(GregorytheThaumaturgos)忘我地传福音,几十年间便几乎全境都归主;相传他到本都时只有十七人信主,但到他去世时,本都全境只有十七人仍未接受福音。这传说固然不能尽信,但由此便可见一个人的热忱,有时可以产生突破性的作用。除了热忱以外,贵格利还有一秘诀,就是灵活地运用当地的节期及庆典来表达基督教的信仰,使当地的风土人情基督化,信徒无需感到做了基督徒后就得与固有的文化断绝关系,基督教反而变得非常亲切。
&&&&按早期教会史学家犹斯比的记述,马可及亚波罗是最早到埃及传福音的人。他们开始在亚历山大港工作,到二世纪末,亚历山大港已经成为教会扩展的基地:第三世纪初,一间颇具规模的「门徒训练中心」也成立,用来装备信徒,以应付在信仰、生活及传福音上的各种挑战。主后二百三十五年,单就亚历山大港便已经有二十位主教。与此同时,迦太基亦成为基督教在北非扩展的中心。在北非,教会扩展的速度真是令人惊叹,约在二百二十年,教会在迦太基召开会议时,北非只有七十二名主教参加;三十年后,主教的人数增至九十多位,而三百年左右,主教人数竟接近二百位(即表示有二百多个教区),可见发展何等迅速。
&&&&在意大利,教会的发展也很惊人,在一百四十年左右,全意大利只有十二位主教,而二百五十年左右,单单南意大利便已有接近一百名主教。在这时,罗马城约有四十间教室,一名主教,四十六名长老,教会所收容的寡妇竟达一千五百名。有史学家估计罗马城当时信徒的人数在三万人以上。
&&&&总括来说,在二百五十年左右,全罗马帝国的基督徒已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至十五。依照这个形势,没有君士坦丁大帝在三百一十五年接受基督教,罗马帝国基督化也是指日可待的事。以上所谈是基督教的扩展,现在我们要看看这样神速的扩展,其原因何在?我们有什么功课可以学?
&&&&初期教会成功的秘诀
&&&&十八世纪极负盛名的史学家吉朋(EdwardGibbon,A.D.),写了一本史学矩著,就是有名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在这本书中,他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描述基督教的发展,说明基督教在当时文化转变中的重要性。吉朋本人虽对基督教相当敌视,然而在讨论基督教的扩展时,也不能不惊叹初期教会的生命力是多么强劲。他认为教会之所以能成功地将福音传开,有五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基督徒对于他们所信的有一种极度的狂热。基督徒一改以往犹太教的偏狭思想,不再坚持犹太民族的特殊地位,而将救恩普泽于万民,并且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道理。然而,他们却绝不妥协、绝不放松地坚持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执着连奥热流大帝(MarcusAure1ius,121~180A,D.)也觉得不能接受,他认为基督徒为可憎,对社会、文化最坏的影响,乃在他们太固执。他们不留余地的弃绝异教的信仰及生活方式。在过去,信奉宗教只是生活的一部份,而宗教的活动(例如不时到庙里参拜),不一定对整个人的生命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对当时的基督徒来说,他们的信仰完全改变、占据他们的生命,基督教信仰革了他们的命,叫他们重新再活过来。于是「悔改」(Conversion)的观念第一次在希腊罗马的文化中出现。基督徒很清楚的表明他们是独特的一群,他们不怕与众人不同。亦因这缘故,他们信仰的内涵、生活的方式,便显得非常鲜明,绝不混淆。这样鲜明的信仰也迫使有心的人作清清楚楚的抉择。在另一方面,初期的基督徒在传福音的热忱上,也是使人惊叹不已的。在新约,我们看到使徒领着一些信徒东奔西跑的去传,传福音成为他们生活的全部。在《十二使徒遗训》中,我们看到当时很多平信徒放下他们的产业,成为巡回布道者,完全以传道的事为念,生活则完全倚靠其他信徒的供应。第三世纪中时的教父俄利根说:「基督徒尽他们所能,将福音传遍普天下。有些弟兄更以此为他们的事业,从一城到另一城,一村到另一村,领人归主,……许多时候他们连最起码生活所需的供应也拒绝接受。」当时很多的教会领袖,本身就是很成功的布道者,例如坡旅甲(二世纪一殉道主教)便是很出色的传道者;又如爱任纽主教,为了更有效的向不同的人传福音,他竟毅然学习多国语言。
&&&&鲜明的信仰,以极度的热忱传出去,其感染力必然很强,因此初期的教会便增长得很快。
&&&&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基督徒对主耶稣再来的等待,极度的恳切。这种生命态度在当时非常重要。当时政治动荡,罗马帝国内部分裂,政治暗杀频生,而外敌的侵扰也越来越多,因此,当时真是人心惶惶,有朝不夕保的感觉。但基督徒在一心等待主再来的心态中生活,一切的动乱,反成为主再来的一些征兆,叫他们更殷切期待。正因他们生活在盼望中,一切人间的苦难,他们都能坚忍。因此,在其他人的眼中,他们的生命力,真是强得惊人,就是面对死亡,他们也不惧怕。他们在等待将来的审判和将来的奖赏中生活,叫他们生活得更有活力、更有劲,于是在与其他宗教相比之下,基督教便显得有极大的生命力,这对非信徒是一个很大的吸引。
&&&&第三个原因,他们仰赖圣灵的能力,在世人当中行神迹奇事。先知的讲论,方言的恩赐,治病、赶鬼的能力,在他们当中是非常真实的。连敌视基督教的吉朋也觉得,失去这种神迹奇事的体验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损失,他带着讽刺的口吻对他同时代的基督徒说:「初期教会的神迹异能,在许多世纪以来已经在教会中确定地位,但在最近这些年代,却备受攻击;虽然信徒中仍有不少坚信神迹异能,我们的神学教授却视之为基督教信仰的绊脚石。」这段讽刺的话对于我们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第四个原因,初朋的基督徒要求自己过着极度圣洁严谨的生活。这种生活的见证,对于他们的邻舍真是既直接又具体。当时教会对于申请受洗加入教会的人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从《十二使徒遗训》,我们看到他们对慕道的人的教导,主要集中在生活的操练上。慕道者的操练课程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去除旧恶;第二阶段是学习在社交生活及政治参与的活动上,完全顺服基督的教训;第三阶段则操练守望、警醒、祷告:第四个阶段操练站立稳固,抵挡试探。在希波律提主教领导的教会中,一位慕道者要经过三年这样的操练课程,才被接纳加入教会。由此可见初期教会对信徒的生活持守着多么严谨的态度。
&&&&第五个原因,使是基督徒相爱的团契生活,对未信的人真是很大的吸引。当时的教会没有什么有形的组织及架构,但信徒们却紧密相连,彼此相顾。在他们中间,一切社会制度所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都消除了,奴隶与主人在教会内完全平等,富有的与极贫寒的都能一同坐席,分享爱筵。在彼此扶持、鼓励中。他们更能抵受外来的种种压力;反过来,外来的压力只会叫他们更加团结。
&&&&除了以上五个原因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他原因,例如信徒对邻舍的关怀,是很有力的见证。有些信徒信主之后,将一切的产业变卖,分给贫穷人;教父巴西流和安波罗修都是极富有的人,他们为了照顾受饥荒灾害的饥民,便将自己所有家业变卖。有些信徒为了照顾一些极度贫穷的人,竟愿自己禁食,把所余的分给他们。这样对别人舍己的关怀,就是敌视基督教而企图复兴罗马异教的罗马皇帝犹利安(Julian)也感到惊异;因此,他认定,基督教成功的秘诀是在于基督徒对人舍己的爱,而罗马异教的失败,乃在于对人缺乏关怀。他写信给他手下的大祭司亚撒基雅时说:「那些不虔不义的加利利人,不单喂养自己的穷人,竟也喂养我们的穷人,而我们自己的穷人竟得不到我们的照顾。」他于是吩咐亚撒基雅带领他的属下信徒效法基督徒爱人的榜样,以求扩展异教。为此目的,他赐下三万斗谷粮给亚撒基雅,作为周济穷人之用。
&&&&在这里我还可用一件事例来表明初期基督徒如何实践舍己爱人。史学家犹斯比记录了狄尼修对主后二百六十三年亚历山大瘟疫一段感人的描述:「一场瘟疫随战争而来……我们大多数的弟兄表现了极度的仁爱。他们互相鼓励,勇敢无惧地探望病者,照顾、服侍他们。他们甘心染上邻舍的疫病,受他们所受的痛苦。不少弟兄在照顾病者时得病死去……反过来,外邦人便很不同,他们撇下那些初现病症的人,就是至亲,他们也弃而不顾。」基督徒如此仁爱的表现,对于未信的人的确有很大的感染力。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基督徒愿意为信仰忍受迫害,甚至舍弃生命,这种坚贞的信心,使不信的人不能不严肃的考虑他们所信的是否真实。一个愿意以生命来坚立信仰的人,是任何人也不能轻易地置之不理的,他们所信的一定有使人折服的地方。如此,很多人便被这种以生命作保证的信仰所感动,归信基督。
&&&&以上所谈,真是值得今日教会反省,叫我们向初期教会学习。在护教学上所下的工夫
&&&&除了生命的表现外,初期教父为信仰争辩的睿智也是福音扩展很重要的因素。异教人士不革以权势、武力镇压基督徒,更厉害的武器便是思想的围攻。犹太和希腊的思想家联成一阵线,对基督徒的信仰问难质疑。但各方面的攻击反而刺激起基督徒不懈地思索,以最清晰并富创意的思想及意象表达信仰。初期教会的「护教运动」(Apo1ogeticMovelnent)便这样兴起,其中不少的护教者可算是当时一流的思想家。最初期的护教者有雅典的亚里斯德(Aristides),比尔拿的亚里士图(ArlstoofPel1a):他们情词恳切地上表于罗马皇帝,陈明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并为时下对基督教的误解力辩。第二代的护教者有撒德市的米利都(MelitoofSardis)及犹斯了(Justin,约100~165A.D.)等,其中以犹斯丁的雄辩最为著名。犹斯丁可算是第一位接受基督教的哲学家。在接受基督教前,他遍寻智理,对希腊哲学认识很深,特别是当时的柏拉图主义。因此他日后所写的两卷《辩道》(Apology),不单对当时那些对基督教的攻击有效地处理,更将基督教的信仰清楚并具哲理思辩地表达出来。他第一卷的《辩道》是写给罗马皇皮雅斯大帝的。他向皮雅斯解释,一般人以为基督徒是无神论者,并以为他们不道德,完全是一种误解。他向这位皇帝陈述基督徒所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他们的信仰比当时民间的迷信如何更合乎理性。同时他更以基督徒严谨清洁的生活,以表示基督徒在道德上实高于非信徒。他针对犹太人而写的《与犹太人德理夫的对话》(DlalogueWithTryphotheJew)使人惊异他对旧约圣经深邃的掌握。犹太人德理夫表示不能接受基督教的两大原因,乃在于基督徒不守摩西的律法,更有甚者就是他们竟以一个人—耶稣—作为神来尊奉。犹斯丁于是以旧约圣经为基础,向德理夫解释摩西的律法及先知的讲论如何在基督身上成全,并且以基督的教训(特别是登山宝训为总结),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与犹太人德里夫的对话》的确极具说服力。
&&&&犹斯丁以后,他的学生达提安(Tatian)继承他的护教工作。与他同时期的有雅典纳哥拉(Athenagoras)及荷玛斯(Hermas)。他们都是初期教会重要的思想家。
&&&&在第三世纪初,教会出现了两大思想家,一在西方,一在东方。在西方的是特土良(Tertullian,160~220A.D.),以拉丁文写作;在东方的为俄利根(Origen,182~254A.D.),以希腊文写作。特土良的《护教学》(Apologeticum)首先提出宗教自由的要求,继而请求罗马政府尊重基督教,公平地对待基督教。他仿佛以律师的身分,为基督教要求法律的保护。接着,他更以基督徒的人格,对国家的贡献,以示基督教的优越。他另一卷书《灵魂的见证》(OntheTestamentofthesoul)显然比较哲理化。在其中他极力揭示人心灵对罪孽的体会及其超越提升的渴求。以此为基础,他力证基督教的信仰如何有效地回应人类心灵的渴求。
&&&&俄利根的护教工作比以前的教父更为出色,也奠下了基督教哲学开展的基础。俄利根受业于当时哲学名师撒加斯(AmmoriusSaccas),根据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波弗里(Porphyry)对俄利根评论,俄利根广泛采取柏拉图及卢孟尼雅(Numenia),高尼雅(Cronius)亚波乐芬尼(Apollophanes),聂哥马赫(Nicomachus)等当代著名哲学家的思想去支持基督教的信仰。俄利根最著名的辩道著作当然首推《反施尔撒克论》(AgainstCelsus)。他以施尔撒克的哲学论据为起点,并赞同他对拜偶像及将神人化的宗教的攻击,但对于施尔撒克对基督教的误解却有力地驳斥,并进一步以哲学睿智确立基督教的可信性。
&&&&初期教父为辩道的缘故,苦心孤诣,是我们今日信徒必须学习的。他们的胆色及开明的态度,勇于深入哲学界的阵垒,取其精进者而攻之,并借助其思想工具去阐释基督教的信仰,使当时的人更易明白接受基督教,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的。
&&&&基督徒受逼迫的经过
&&&&基督教在最初的二百多年中,经历了无数次政府颁谕的禁制、逼迫以及民众暴力的对待,不少基督徒因此而殉道,然而,正如教父特土良说,殉道者的血是孕育出教会的种子,信徒血流之处,便是教会发芽生长的地方。
&&&&在使徒行传我们已看到初期教会四处被压迫的史实,但与以后的逼迫相比,使徒行传所记载的真是小巫见大巫。
&&&&在主后六十四年,尼禄皇帝(Nero,约37~68A.D.)对基督教真是极尽残暴。按当时罗马史学家塔西图(Tacitus,约56~120A.D.)的记述,在罗马城大火之后,罗马的居民普遍相信是尼禄皇帝纵火,为了消除百姓对他的怀疑,他便将纵火的罪推到基督徒的身上,并用极残忍的方法来惩治他们。在竞技场内,不少基督徒被迫穿上兽皮,使他们看起来像野兽一样,然后放出一群猎犬,将他们活生生地撕裂咬死。这一群在竞技场殉道的,已算是比较幸运的一群;其余的,尼禄皇帝吩咐部下把他们与乾草捆在一起,制成火把,排列在花园中,然后在入夜时燃烧,以照亮尼禄皇帝的园游会。按教父革利免的记述,保罗与彼得便是在尼禄的迫害中殉道的。
&&&&尼禄死后,有十多年的时间非常平静,但主后八十一年开始,逼迫的浪潮又再开始,当时的罗马皇帝是多米田(Domitian,51~96A.D.),他下令大规模搜捕基督徒,将他们处死,就是连他表弟的一家也不能幸免。他的表弟革利文斯被判处死刑,而他的妻则被放逐到一小岛上,他们的两个儿子,本来被指定为皇位承继人,也从此销声匿迹。这个家庭为他们的信仰,所付出的代价真是不少。多米田迫害基督徒真正的原因,我们很难断定,但极可能是因为基督徒不肯称他为神。这推断是基于他一反以往罗马的惯例,不等待死后才被追封为神,而在生前即要求百姓以「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称呼他。
&&&&多米田以后,他雅努皇帝(Trajan,53~117A.D.)虽然没有积极地搜捕基督徒,但却维持一贯严惩基督徒的原则,凡接到举报某人是基督徒,便彻底调查,并要求那人向罗马皇的像奠酒献祭,以示清白,要不然便将他处决。
&&&&从当时小亚细亚一巡抚皮里纽与他雅努皇帝的来往公文,我们可见基督徒的处境,他上表给他雅努说:「王上,一如往昔的惯例,我每遇疑难,必奏禀请示王上……我因从未审理有关基督徒的案件,故不清楚如何定他们的罪,也不知如何处置他们……我现时的措施是这样:任何被控为基督徒的,我便审问他们是否真是基督徒,若他们承认,我便以刑罚警吓他们,并再次审问,假若他们坚持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我便下令将他们处决。」
&&&&而他雅努在批示中说:「你在处理被控诉为基督徒的案件,做得非常正确……对于那些否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他们必须敬拜我们的神,以示他们清白……。」
&&&&在他雅努的统治下,教会两位出色的主教殉难:耶路撒冷的主教西面(Symeon)被钉十字架,而安提阿的主教伊格那丢(IgnatiusofAntioch,35~107A.D.)则被解赴罗马喂狮子。
&&&&他雅努的政策继续被以后的两位皇帝沿用,但依然有不少信徒殉难,示每拿的主教坡旅甲(Polycarp,70~155A.D.)便在雅斯大帝(AntoninusPius)治下殉道。坡旅甲的见证实在非常感人,值得在此一提;坡旅甲被解赴竞技场,示每拿的巡抚为要救他,给他最后机会,只要他在众人面前否认基督,他便得释放。坡旅甲对他说:「八十六年来我一直事奉我的主,他从未亏待我,我怎可羞辱那位拯救我的君主?」巡抚严厉的说:「那我便不能不将你丢给野兽吃。」坡旅甲回答说:「放你的野兽来吧!」巡抚说:「你若轻视野兽,那我把你焚烧。」坡旅甲平静地回答说:「你想以火吓我,那火充其量不过燃烧一小时罢了,你却忘记那永不熄灭的地狱的火。」巡抚大声的向群众说:「坡旅甲说他是基督徒!」暴民于是一涌而上,将他烧死。
&&&&到主后一百六十一年奥热流皇帝(MarcusAurelius)在位时,情势又改变。奥热流觉得基督徒对他们信仰的狂热和执着,真是愚昧至极,因而对他们特别憎恶,对他们的迫害因此比以前更厉害。不少基督教教父为信仰据理力争,以理知论述阐释信仰,以图说服他,他亦充耳不闻。再加上当时地震、水灾、瘟疫、火灾频频发生,基督徒的事被指为灾祸的根源,暴民杀害基督徒便经常发生,奥热流不单没有阻止暴民的暴行,反从中鼓励。按史学家沙夫(Schaff)的描述:「殉道者的尸首,满布街头;那些尸首被肢解后焚烧,余下的骨灰则散入河中,以免这些『神的仇敌』沾污大地。」在这时期,我们看到一些可歌可泣的殉道故事。有一位名叫洗弗连纳(Symphorinus)的年轻信徒为坚持信仰而被判处死,在行刑前,他的母亲鼓励他说:「我儿,要坚强,不要惧怕死亡,因为它将你领进到真正的生命去。仰望那在天上掌权的。今日你在地上的生命不是被取去,它只不过是被转化,化成天上的生命。」
&&&&从主后一六一年至二二二年,教会受的迫害很大:以辩道见称的教父犹斯丁(JustinMartyr)亦于此时殉道(166A.D.)。主后二二二年至二五0年间,教会稍得喘息的机会,因逼迫平静下来。但这平静反成为很多基督徒日后失败的原因。在这平静的日子,基督徒开始松懈起来,到主后二五○年德修皇帝(Decius)颁令所有基督徒放弃信仰,向罗马的神献祭,违者初而警告,再犯就被处决。很多基督徒因为没有防备,对安逸的生活贪恋,便跌倒了,离弃真道。等到风声没有那么紧时,这些失败的信徒要求重入教会。这便成为教会一严重的问题:教会应否接纳这些弟兄?有人赞成接纳,也有人认为应将这些不忠的信徒拒于门外:教会也因这问题而分裂。
&&&&主后二六○年至三○三年间,这五十年亦颇为平静,教会发展奇速,人数大增。但约在主后三○○年左右,戴克里仙皇帝(Dioc1etian)为了要有效地统一罗马帝国,便要求所有罗马公民持同一的信仰,基督徒也因此成为他的心头大患,于是在主后三○三年,他下令将教会毁灭,基督徒只有一选择:背弃信仰或死亡。他并下令基督徒将圣经交出来,然后焚烧。不少基督徒殉道,也有隐藏起来的,也有背弃信仰以保性命的。戴克里仙皇帝的逼迫之后,更严厉的逼迫还在后头。主后三○八年加利流(Galerius)颁令,所有人除须向罗马的神献祭外,凡市上的食物一律洒上祭祀的酒,以迫使基督徒吃「祭物」或饿死。然而这些苦难的日子很快便要过去了,主后三一三年罗马政府颁令容忍基督徒,而大概十年后,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theGreat,288~337.A.D)登位,他皈依基督教,在他带领下,罗马帝国的大部份百姓也皈依基督教,而不久,基督教便渐渐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基督徒受逼迫的原因
&&&&我们或许会问,为什么罗马帝国自上而下都如此严厉地迫害基督徒?当时罗马的文化正面临崩溃,因此不时有东方的宗教在罗马帝国兴起,为什么那些宗教没有受什么严厉的迫害,而单单基督教却遭遇如此对待?
&&&&基督教之所以受严厉的迫害,第一,是因为基督徒传福音的极度狂热,严重地威胁罗马国教的生存。其他的东方宗教没有那么主动地去领人归信,因此它们的存在影响不大;而且那些宗教多少带有混合主义,与罗马原本接纳的宗教也很相近。但基督教却清清楚楚的强调自己的独特性,并且以自己的信仰为绝对真理,不肯与其他宗教融合或并列,这便得罪了当时要维护罗马宗教的人,也令其他宗教的信徒憎恶。另一方面,基督徒为了分别为圣,绝不肯参与任何国家所指定的祭祀,这便引起误会,叫人以为他们蔑视神,甚至不信神的存在。因此当时对基督徒一个严重的控诉是:他们是无神论者。这是何等冤枉!
&&&&基督徒被迫害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罗马当局认为他们施行神迹奇事,违反了当时罗马禁止巫术的法例。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初代教会绝大部份的信徒都是低下阶层的份子,这些无产无权阶级往往受欺压、被轻视,他们当中更有很多是奴隶。很自然地,基督教便被看为下贱人的迷信,因而被当时的上层阶级及当权份子所鄙弃。
&&&&第四个原因,是因为基督徒在他们眼中太狂热,他们所标榜的圣洁、仁爱、和平、公义,在人看来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理想,而当基督徒不计代价地付诸实践时,其他的人一方面暗暗佩服,但另一方面却感到不安。例如基督徒拒绝进入罗马盛行的竞技场,观看战犯与奴隶肉搏至死。不少教父更批评当时罗马人奢华逸乐的生活方式,这引起当时的人很大的不满。当基督徒的生活与他们的生活成为一种强烈的对照,他们便感觉受到很大的威胁;所以基督徒不受欢迎。假若基督徒稍识时务,肯妥协,那么人人都可以心安理得地过妥协的生活,那么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基督徒却偏偏要固执,揭示人性阴暗的事实,那便叫人很难容忍了。
&&&&第五个原因,就是基督徒结成一体,很容易使人怀疑他们有政治企图或行动;而且在国家的法律以外,他们更遵守神的律,并坚持神的律才是绝对的。不少基督徒因要谨守不可杀人的命令,便坚决不拿兵器,不肯当兵,这对于以军事立国的罗马政府,显然是罪大恶极的。再者,基督徒诉讼,也不到法院,只到主教座(Cathedral)前,听任主教定夺。对于一向以法律公正严明自夸的罗马政府,这也是一种侮辱。从罗马政府看来,这些人有自己的法纪,有自己效忠的对象,这样一来,人们便以为基督徒对君主不忠,于是,教会愈是强大,便愈对当权者构成威胁。其实这也是很冤枉的,当时的基督徒都是最守法,也是最顺从君主的百姓,他们以为君王祷告为责任,并且以向君王尽一切责任为神的命令。
&&&&最后,基督徒被迫害,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对当时的社会制度构成威胁。例如基督徒信主后,将他们拥有的奴隶释放;这行动在当时的人看来,真是大逆不道。而且,未经政府批准而释放奴隶,是可以被处死的。但基督徒却遵行爱弟兄的命令,冒死释放奴隶,这样更造成其他人对他们的敌视。
&&&&新约教会的基督徒不单没有否定他们作为公民对国家和政府的责任;反过来他们非常郑重的肯定其公民责任,我们在罗马书十三章及彼得前书第二章,便可见其一斑。初期教会所抱的原则正是耶稣基督所吩咐的:「该撒的物当归该撒,神的物当归神。」对彼得及保罗来说,应当归该撒之物与应当归神的物是完全不同的,其中的分别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七节看出来;彼得吩咐信徒说:「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尊敬君王的尊敬与尊敬众人的尊敬在原文是用同一字,但敬畏神的敬畏却完全不同,这个字具有战抖、惊栗的意味,是一种极度尊崇、畏惧的态度,亦即是说,信徒一方面要尊重、敬重君王,但另一方面对神却要绝对的顺服、畏惧。时于彼得来说,基督徒对君王的尊敬也是基于敬畏神,正如他在第二章十三节说:「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保罗的看法也是一样,政府、国家元首和国家的制度都是神手中的工具,用来保障行善的人,惩治为恶的人。然而,我们必须知道,没有一个国家的元首或制度是完全、绝对的,罪恶的势力也同时存在于元首的生命中及制度之内,因此,基督徒不能以人的制度为完全为绝对,更不能将该撒的权能与神的权能等同。所以,初期教会的信徒一方面是极为顺服国家元首领导的一群,但另一方面却保持先知的身分,不怕指出国家制度的不完美,甚至元首可能犯的错误。
&&&&初期教会的信徒,在各样的事情都表明自己与其他公民无异,是顺服掌权者的良民,正如第二世纪的达提安(Tatian)说:「因为神吩咐我纳税,我便纳税,我的主吩咐我作奴隶,我便以奴隶的身分服侍,我愿意尊敬所有的人,只是当人吩咐我否认神时,我便恕难从命。」革利免(C1ement)主教也表明基督徒是非常愿意服从掌权者,只要他们不被迫违背神。
&&&&很多护教者也为此向国家的元首申辩,表明基督徒并不是叛逆份子。丢格那妥(Diognetus)指出,基督徒奉公守法其实比任何人更积极。教父雅典纳哥拉(Athenagorus)写信给奥热流皇帝时说:「有谁比我们更值得你的体谅与支持?我们恒常为你的政府祷告,以致你的国家以及子孙不断兴盛,而我们也乐得在你的治下过太平生活,听你的命令和差遣。」特土良更指出,假如基督徒真的有叛逆之心,只要他们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便足以对国家构成相当的威胁,因为基督徒的人数实在不少。然而,基督徒不但没有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反而诚恳地为君王祷告:基督徒看他们的元首是神所使用的,因此不单不会与他为敌,更以爱戴、尊敬的态度对待他。从这些教父的言论中,我们可见基督徒对政府的态度基本上是相当顺服和友善的。
&&&&然而另一方面,基督徒虽然承认君王的权柄,但却不畏惧指出国家内部的阴暗面及政府的不公不义,对当时的罗马政府来说,教会往往是他们的批评者。
&&&&基督徒因着对人的罪性有深切的了解,清楚的洞悉政治权势往往将自己绝对化,因此导致极权统治。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君王更将自己神化,百姓要向他的像奠酒下拜。如此将人偶像化是基督徒所拒绝的。另外,基督徒也不怕指出权贵们往往运用他们的权势,穷奢极侈,并且为争权而不惜用残暴的手段,亦以残暴对待百姓,例如当时的斗兽及比武,是贵族最喜欢的娱乐。教父特土良,希波律提(Hippo1ytus)及腓力斯等常常批评权贵这些败坏。
&&&&对于当时的奴隶制度,基督徒用实际的行动来提出抗议,在一方面,作奴隶的基督徒不要求解放,不要求在人眼中身分的改变,但他们却用极度的爱的生活,向主人表白,他除了奴隶的身分以外,还有更高的身分,就是神儿女的身分;而他内在的生命素质叫他主人不能不用另一种透视来看他。基督徒的奴隶用生命感化主人,叫主人见到神的生命在其中,便了解主人和奴隶在神的面前,根本是没有分别的。另一方面,对于作主人的基督徒来说,他们深深的了解万物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道理,并且了解他的奴隶在主里其实是他的弟兄,便有很不同的态度。不少奴隶的主人信主后,便将手下的奴隶释放。在基督教历史的文献中,便有几处记载信徒在受洗之日,释放所有奴隶。因此,当基督徒人数越来越多,奴隶制度便渐渐崩溃。有人会问,为什么基督徒不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奴隶制度?我们要知道,奴隶制度不单是一种外在的东西,而是当时的人内在的意识及生活习惯,这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建立的,而是经过很多世纪的凝聚而成。要改变它,只有自然的发自内在生命的改变,才会有彻底的作用,而基督徒所做的,便是这样彻底的改变。
&&&&虽然基督徒不怕指出国家内部的黑暗和不公义,但基督徒极少以对抗的态度对待政府,就是当罗马政府逼迫他们,他们也忍受,并且多次心平气和的寻求罗马政府的谅解,表明基督徒是奉公守法的公民,并无任何政治目标或企图,因为他们的国度,不是地上的国度而是属天的国度,他们所寻求的革命不是政治架构的革命,而是人性的革命。在心平气和的分析中,初期基督徒也同时坦白的表示,他们对君王的顺服是有极限的,例如亚历山大的革利免(ClementofAlexandria)便清楚的表白,基督徒在必要时,会毫不犹疑地为了顺服神的律而不服从政府的法律。革利免认为自己的国家就是自己的母亲,而国家的法律,就好似父亲,是自己所爱、所敬重的。但当基督呼召自己跟从时,他会不惜离开父母,跟随主。
&&&&由以上的讨论,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一些原则,就是基督徒像其他公民一样,要守法,要爱自己的国家,要支持政府,爱戴元首,然而却不可将这一切偶像化;他们得按神的律对国家的政策或权贵的作为有所批判,而在神的律与国家的法律(例如国家颁令禁止敬拜神,等等)有所抵触时,基督徒便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代价去实践服从神不服从人的原则。
&&&&初期教会的内忧
&&&&除了外来的压力,教会还要处理异端的祸害,及一些争论所造成的分裂。这两方面都严重地影响着教会的生命。我们要认识过往的异端,好帮助我们持守正道:我们要回顾过往分裂所造成的伤害,好叫我们引为鉴戒,而尽最大的努力保持合一的见证。
&&&&教会最初期面对的异端称为爱宾尼学说(Ebionism)。「爱宾尼」一字乃贫穷之意。按教父特土良的解释,他们之所以被称为爱宾尼派,是因为他们对基督的了解实在太贫乏了。其实爱宾尼派主要是犹太人的信仰,企图将基督教犹太化。他们强调摩西律法的重要,虽然接纳耶稣为救主,但却不相信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他们相信耶稣是神特别拣选的仆人,因着他的顺服、圣洁,而认他为儿子。因此,耶稣只在身分上是神的儿子,实际上他不过是人罢了。
&&&&与爱宾尼差不多同时出现的是幻影说(Docetism)。这派相信物质的世界是恶的,因此神不可能以圣洁的本体取了属物质的肉体。所以他们对于道成肉身便有很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道成肉身没有真正发生,基督的肉身只是一个幻影,给人一种幻觉,以为他实实在在的在物质世界中出现,其实世人所见的耶稣基督只是幻影,在十字架上,被钉受苦的不是真正的主耶稣基督,只是幻影而已。在使徒约翰所写的福音书及书信中,也常提及这派学说,并且对他们提出反驳。
&&&&比以上两种异端更有系统而又影响深远的,便是诺斯底派(Gnos-ticism),诺斯底派基本上是东方二元论及神秘信仰与希腊哲学的混合体,然后再加上基督教的外衣。在保罗时代,哥林多及歌罗西的教会己有诺斯底派的出现。在哥林多教会,他们相信灵与体的对立,主张苦行修炼,否定肉身的复活,认为复活只是灵魂的事。而在歌罗西教会,他们敬拜天使,用各样的规条苦待己身,以求成圣。诺斯底派在主后八十年至一百五十年间成形,最后与教会脱离关系,自成一系。
&&&&诺斯底派深信灵界与物质界的对立,而物质世界是罪恶的。在灵界,自有永有的神不断从他的本体放发出灵体(aeons),这些灵体与神越接近,它们便越像神,越有神的性质与能力;但一些与神的本体距离越远的,便越缺乏神的性质与能力。整个灵界便是由这些不同等级的灵体组成。在这灵界中,有一位离神极远的灵体,因为缺乏神所赋予的能力,受不住物质的牵引,因而被吸进物质境界中,以物质创造了宇宙。旧约所描绘的造物主,便是这位神性及能力极低微的灵体,绝不是真神本身。人类乃受造于灵体,本身带有灵的生命,但这生命却被困于物质之内。至高的真神为了拯救人类,便差派一位具有高度神性与能力的灵体,进入物质世界,或人类的灵从物质中解放出来。
&&&&诺斯底派对于旧约固然采一种极轻视的态度,他们认为旧约的神与新约的神相比,真是有天渊之别。因此,他们认为旧约不是真神的启示。在另一方面,他们也拒绝新约所启示的道成肉身的道理。肉身对他们来说根本是败坏的,道又岂会取血肉之体来表达自己?因此,使徒所见证的耶稣,只是幻影而已,而并非实际的存在。同时,他们更否定主基督本身就是神自己的真理,他们相信基督只是一位有神的性情,与神相似的灵体。于是基督教最基本又最独特的三一神的真理也被否定了。
&&&&教会在忙于处理诺斯底派的祸害时,另一种极端主义却出现了。我称它为极端主义,因为它在基本信仰上,没有什么大的偏差,只是过份强调某些真理。这种极端主义称为孟他奴主义(Montanism)。孟他奴主义大概在主后一百四十年左右兴起,是由一位名称为孟他奴(Montanus)的信徒与两位所谓女先知在腓尼基一带发起。他们特别强调圣灵的能力及先知的讲论。他们认为在耶稣之后,神仍不断藉着圣灵,透过先知向人类启示。由于对圣灵的实在性特别重视,他们便要求自己过完全圣洁的生活,以至近于苦行;例如他们认为丧偶再婚,也是犯奸淫;而在逼迫中逃跑,便是罪无可恕;他们滴酒不沾唇,并且经常禁食。他们热切地等待主的再来,并且相信在他们有生之年,主必再来。
&&&&这些极端的思想与行为,一方面给教会一些提醒、刺激,以免失去圣灵的大能而不自知,但另一方面,这却引致教会分裂,因为孟他奴派的信徒,后来终于脱离大公教会而自成一系。
&&&&为了对应异端的出现,教父们便开始有系统地将基督教的基本信仰表白出来,并且作详尽的解释。如此,教会的正统神学便渐渐形成,而圣经的正典也同时被确立。
&&&&经过差不多一世纪的发展,正统神学在主后三百二十五年却遇到空前最大的挑战,那便是亚流主义(Arianism)的出现:它使教会陷入最激烈的神学争论中,而神学也因此变得理性化、分析化和充满争辩的色彩。教会当时虽未致因此而分裂,但经此争论,教会元气大伤,分裂的种子亦已播下。
&&&&亚流(Arius,256~336A.D.)是当时亚历山大的一位长老,在思想基督与父神的关系时,他相信基督不是自有永有地与父神同在,而是父神所创造的,亦即是说,圣子在父神未创造以先根本是不存在的。这样一来,圣子与圣父的本质是有分别的,三位一体的真理因此动摇了。为了处理这异端,教会召开了一次空前的大公会议,会议于主后三二五年在尼西亚举行。当时支持亚流的教会领袖,为数也不少,但结果正统信仰得胜,三位一体真理被确定,而基督与父神同质、同等、同荣的真理也被确立。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争论的焦点从三位一体论转移到基督的神性与人性的关系上,首先出问题的便是涅斯多留派(Nestorians),亦即是中国唐朝大秦景教的先祖。涅斯多留派的问题是由于强调基督的神性与人性之间的分别,因而把二者分割,仿佛互不相干,而同时更把基督的人性看作只是乘载神性的容器。这样一来,基督里面的神性与人性的合一性便被忽略,而基督的人性也同时相对地被轻视了。教会在议会中宣判涅斯多留派的异端,便清楚的表明,教会相信基督的神性与人性是不能分割地结合起来的,基督是真真实实的神,也同时是真真实实的人。他作为神的时候,无时无刻不同时是人,而作为人的时候,也无时无刻不同时是神。
&&&&自涅斯多留派所引起的争论以后,有关耶稣基督神性与人性结合的各种争论纷纷出现,其中有涉及基督道成肉身后到底是一个位格抑或两个位格,只是神的位格抑或人的位格,又抑或两个位格的结合。为了处理这些争论,教会花了不少精力时间,召开了多次大公会议,但争论却越来越复杂。于主后四百五十一年,教会在迦克墩(Chalcedon)召开一次大公会议(即迦克墩会议CouncilofChalcedon,451AD.),彻底地解决有关基督的争论,议会一致肯定基督的神性及人性是绝对真实的,同时也肯定基督只是一个位格,其中神的性情与人的性情互相结合在一起。迦克墩会议后,正统信仰得到更清晰的表达,也得到广泛的接纳,争论才平息下来。
&&&&正统信仰的确立
&&&&初期教会受异端的纷扰是相当严重,于是教会要很清楚、简单而有系统的将正统信仰表达出来。要这样做,第一步便是确立信仰的基础,即是神的话语。圣经正典可说是教会为了对应异端的纷扰而形成的。
&&&&正典的问题,早在主后九十年已出现。当时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被毁后,分散于各地。没有了耶路撒冷,他们的信仰生活自然环绕着神的话语,以圣经的话语为中心;但问题是,什么才是真正不折不扣的神的话语?是希伯来文的版本?抑或是希腊文的译本?为了解决问题,犹太人于主浚九十年在镇纳(Jemna)这地方召开一次会议,结果一致决定以希伯来文的圣经为信仰的依归,犹太人中更有认为基督教歪曲真理,是受了希腊文译本的误导。这样一来,为了要继续向犹太人传福音,基督徒也要作出抉择,到底以希伯来文版本抑或以希腊文译本为依归?骤然间,教会也不知如何回应。主后一百三十年米利都主教到巴勒斯坦视察后,终于向教会建议以希伯来文版的旧约圣经为教会信仰的依据。此事以后,大概在一百四十年左右,罗马的一位信徒马吉安接受了诺斯底派的影响,在教会中提倡将旧约完全弃绝,因为他认为旧约的神根本是极低等的灵体。同时,在教会保存的使徒书信或记述中,他认为任何与旧约有关的,都应删除。他按照自己的准则,定出圣经的正典。当时流传的福音书,只有路加福音一部份值得存留,因为只有这部份的启示未受旧约的污染。在使徒的书信中,只有保罗的书信才是信仰的基础,因为唯有他才清楚不犹疑地反对旧约的律法。不单如此,诺斯底派的人更按自己的信仰写成福音书及其他作品;这样,便令信徒感到非常混淆。确立圣经正典到此再不能拖延的了。于是,不同地区的教会不约而同的确定一些当时教会极看重的文献为信仰的依据。当然,不同的教会肯定不同的文献,但四福音书,保罗的十三封书信,彼得前书,约翰一书都无可置疑地被所有教会接纳。但除了这些文献外,希伯来书,启示录,彼得后书,约翰二、三书,雅各书,犹大书在不同教会有不同的地位。此外还有其他文献,如巴拿巴书信,革利免致哥林多人书,黑马牧人书,彼得启示录,希伯来福音等也在教会流传,并在崇拜中经常被诵读。即是说,每一区的教会所重视的文献都不完全一样,但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召开会议去列出正典的书卷。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表明正典的形成,不是由一班人随意决定的,而是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众教会不约而同的在圣灵的引导下,确立相同的书卷为正典。在我们看来,这是多自然的事:圣经是神藉圣灵默示的,而基督徒透过圣灵的工作才得以认识神,了解神的话语。因此,有圣灵在生命中运行的基督徒自然认识圣灵所默示的话语。
&&&&到了第三世纪中时,各地区的教会已大致上认定相同的文献为正典,只有启示录,雅各书依然是不完全被一些教会确定是正典。到了尼西亚会议,差不多所有教会都认定相同的文献,亦即是现在我们圣经的各书卷。在主后三百九十三年及三百九十七年,教会在北非召开的两次会议中,正式为正典下定义,不过在这里要一提的是,北非这两次会议所确定的正典将次经也包括在内,这正是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的分别。东方教会所确定的正典是新旧约圣经六十六卷,西方教会在六十六卷以外,还肯定一些次经为正典。时至今日,罗马天主教的圣经是六十六卷加上次经。
&&&&教会确定正典的确经过一段相当的时期,而其卷书是否能成为正典便要看它是否能通过三个重要的考验:第一是该书是不是出自使徒之手或出自与使徒有密切关系的人。例如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是使徒,他的见证固然可靠;而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是保罗布道队的一员,与保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他的见证也非常可靠。第二个考验是这卷书在教会对救恩的了解上是不是必要。第三个考验便是时间的考验,经过二百年的时间,某卷书对教会内在生命的重要性便渐渐显明,对教会生命不重要的,便被淘汰。
&&&&除了确定圣经的正典,教会也清楚地将基本信仰写成信经,我们最熟识当然是使徒信经,但使徒信经是主后三百四十年才出现的,并且只在西方教会才普遍被采用。其实在使信经出现时,已有不少信经在不同地区出现,如教父爱任纽在主后一百七十年为意大利的教会写成信经,而特土良在主后二百年为北非写成信经,居普良则于二百五十年为迦太基的信徒写成信经。不过我们若将这些不同的信经并列,便发觉他们所肯定的基本信仰是非常一致的。普遍来说,东方教会的信经要比西方(或拉丁)教会的长,但认信的内容却没有多大分别。
&&&&在教会的崇拜中,信徒要诵读信经,来表白自己的信仰与大公教会的信仰完全一致。
&&&&有了圣经,有了简单的信经还不够应付异端的挑战,因为假师傅可以曲解圣经,可以将信经的涵义混乱。为了确保正统信仰,教会在必要时,召开大公会议,每一教区都派出代表,共同拟定某些信仰或言论的真与伪。代表教区出席这些会议的往往是主教和长老,有时执事也被派参加;当然,主教的代表性是最重要的,然而在会议的讨论中却是不分阶级的。例如主后三百二十五年尼西亚会议时,在眼看亚流派要胜利时,挺身为正统信仰争辩而力挽狂澜的,竟是一年轻的执事——亚他那修(Athanasius,296~373A.D.)。
&&&&议会对于正统信仰的确立固然非常重要,但议会的功能是很有限的,因为在议会中权力斗争是相当实在的,有时某一信仰被否定是因为权力斗争失败的原故。例如亚他那修派所代表的正统信仰在尼西亚会议后不到几年,便被定为异端,亚他那修也被放逐,而曾被定异端的亚流派竟几乎成为正统思想。最可悲的,在主后四百四十九年,为了基督神人二性关系的争论,在以弗所召开会议时,两派在水火不相容的情况下,竟然动武,此议会因而被称为「强盗议会」。
&&&&无论人是多么软弱,在圣经启示及圣灵的引领下,正统信仰终于渐渐被建立起来,帮助信徒了解真道。但在这过程中,教会所付的代价也相当大。教会为了确立正确信仰,便不惜与一些信仰有偏差的弟兄分离,将他们赶出教会。如此,教会的实力便被这样的分裂削弱;同时教会也损耗了不少精力在神学的思辩上,以致缺乏足够的力量推展宣教工作。
&&&&如前面提过,主后三百零四年,罗马皇帝下令将教会完全消灭,基督徒要选择背弃信仰或受死。幸好谕令颁下不久,罗马皇帝即逝世,但他最信任的大臣加里流却仍严厉地逼害基督徒,直至主后三百一十一年,他眼见基督徒在逼迫中日渐众多,心知逼害是无用的,便颁下谕旨,准许基督徒有限度的信仰自由。主后三百一十二年,加里流、力吉纽及君士坦丁(ConstantinetheGreat,288~337A.D.)在三分天下的形势下,各自力求一统天下。君士坦丁在穆勒威桥一役,以基督教的十字架作军队的标帜。他大胜后,便立刻在他统治的境署内停止对基督徒的限制与逼迫。主后三百二十四年他一统天下,便公开支持基督教,并于次年发出通谕,劝告臣民信奉基督教。而他自己亦成为「最高祭司长」。
&&&&有史学家认为君士坦丁之所以拥护基督教,是有其政治目的。因为当时基督徒人数日渐众多,已成为一股强大的群众力量。一方面他不能漠视,孤立这些群众,同时他看到,他们活泼的信仰正是振兴和统一罗马帝国的基础。
&&&&无论君士坦丁的动机如何,基督教在主后三百二十四年后,便进入新的纪元,面对新的机会,也面对新的危机。
&&&&君士坦丁登位后,基督教不单成为合法的宗教,更渐渐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教会在各方面都享有特权,例如圣职人员无需当兵,教会产业无需纳税,国家资助教会兴建礼拜堂,全国于星期日休息,以方便基督徒崇拜。
&&&&君士坦丁去世后,他的儿子更积极的使基督教成为国教。他们在主后三百四十一年下令,禁止异教的祭典,主后三百四十六年下令禁止到异教的庙宇参拜,主后三百五十二年更下令将参与异教祭典者处死。这样一来,很多心底里依然信奉异教的人便不能不放弃他们的信仰,有些为了利益,更受洗加入教会。在这二、三十年间,军队中的士兵及其他公民纷纷集体受洗,教会突然涌入一批并未真心悔改的人,因而将他们旧有的信仰和习惯也带进教会,于是教会开始越来越世俗化。
&&&&首先,教会渐渐变成结构化。君土坦丁有生之年,用统治罗马帝国的政治结构模式来组织教会。罗马帝国的政治结构是这样的;皇帝以下是参议院,参议院之下是总督,然后是省长,之下是城区官员,最下层当然是公民了。在组织教会时,教会内权力最高的当然是「最高大祭司」—即罗马皇帝,之下是主教议会,议会下是主教长,主教长之下是省主教,主教之下是各区的圣职人员,他们之下是平信徒。当时罗马帝国分成五个行政区,而教会也同样分成五个教区。总之,组织架构与政治行政架构平行排列。教会一旦结构化,权力的斗争便开始出现;以往注重的是属灵的权柄,现在却加了行政的权柄。最大的问题是,有行政大权的人未必有同样的属灵权柄和能力,于是便造成很多教会内部的问题。同时,教会有了权势,自然会以权力压逼异教徒,教会竟成为压迫者。
&&&&另一个问题,很多人加入教会是因时势所趋,并没有真心弃绝过往的生活方式或宗教主活,这些人渐渐地影响其他信徒,信徒生活再没有以前那么严谨,整个教会也纪律松弛。同时,以往异教的宗教习惯也渗入教会,他们以往守的节期,所持的迷信,往往在教会内披着基督教的外衣再度出现。放是很多信徒开始守很多的节期,崇拜圣人,对圣人的遗物有不合理的迷信。在另一方面,教会的贵族和富有人家多,他们的奢华气派也影响教会的敬拜生活,于是教会的教堂变得华丽宏伟,而崇拜也很着重形式。总之,教会开始被很多外在的形式、结构和活动所占据,以往对敬虔生活的操练及内在生命的建立,渐渐衰微。
&&&&看到这样的情况,很多信徒为了保持圣洁的生活,认为不能再在世俗化的潮流中浮沉,便毅然退到旷野,远离人群,远离过于世俗化的教会,在孤独中生活,在安静中透过禁食、祷告,追求圣洁的生活,这便是初期教会修道运动的开始。
&&&&在孤独的修道生活中,有些信徒可说是走火入魔,走上极端的禁欲主义,并且严酷的对待自己的身体。不单如此,更有以标奇立异的苦行来赢取崇敬,例如有信徒住在十三尺直径的木头上十多二十年,不少人便以他的苦行为圣洁的代表;也有以一生不睡眠以表示警醒,于是便发明一眼睡时一眼醒着的生活习惯,而不少人竟又以此为圣洁。同时,在独处中,修道者开始发现自己内在的黑暗是对付不了的,更是独力难支的。因此,渐渐地,独个的修道者便三五成群的聚居在一起,一起生活、敬拜。彼此扶持鼓励,这样,团契式的修道主义渐渐取代了独个式的修道主义。最后,这些团契更日益扩大。聚居在一起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终于成为修道的社群,有他们的组织及典章规条。这种形式的修道运动扩展得非常快,在主后五世纪末已遍布整个罗马帝国。基督教修道院的来由便是这样的。当然,修道主义出自一种避世的心态,是不健康的,但无可否认,这些修道院往往成为属灵操练的中心,不少属灵的典范是由这些修道院产生出来的。同时,渐渐地,本来避世的修道者经过属灵操练后,也愿意再进入世界,将一生的精神力量倾注在服事教导平信徒上。
&&&&基督教成为国教,当然有很多弊端,但亦有不少好的地方。第一,整个罗马帝国的公民都受到真道的教化熏陶,就算其中有很多没有真心悔改,他们也渐渐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基督教的道德标准。第二方面,基督教直接而有力地影响了罗马帝国的法制。罗马帝国的法律一直以来都不重视个人生命的价值,基督教却将个人生命价值的重要性注入罗马的法制中。人的价值不只限于罗马公民,更包括奴隶、外族及蛮夷;同时,女人的地位也大大提高,纳妾的恶习受到遏止。奴隶制虽然没有立刻被废除,但因为基督徒为爱心的缘故释放奴隶及买赎奴隶,使奴隶制度瓦解。因为基督徒极力的反对,残酷的比武赛车受到禁止,人不再像野兽一样互相撕咬。第三方面,基督教的伦理及宇宙人生观慢慢的渗入整个文化体系中;本来面临崩溃的罗马文化因基督教注入的生命力,得以更新和发展,欧洲亦因此没有因罗马文化的全面崩溃而进入混乱的状态中;反而,一种新的文化渐渐孕育出来,以后在欧洲开出灿烂的花果。
&&&&很多人听到黑暗时代这名词,便立刻联想到教会在中古时期的腐败、黑暗。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黑暗时代是指在五世纪开始到九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成立这段时期,这段时期正是罗马帝国全面崩溃的时期,在文化上也是一段黑暗混乱的日子,故称为黑暗时代。
&&&&君士坦丁大帝登位后,他立刻将罗马帝国的首都从罗马城迁到接近小亚细亚的君士坦丁堡,以罗马帝国的东部作为统治的重心。在政治上这显然是一重大错误。经他一迁都,罗马帝国西部便开始衰落,军事实力大大削弱,使现在欧洲的蛮夷及北非的蛮夷可以乘虚而入,蹂躏意大利、西班牙等地。再加上君士坦丁大帝死后,他三位儿子将帝国瓜分,时常手足相残,使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分散,并且彼此消耗,罗马军队便从此一蹶不振。
&&&&主后四百一十年,罗马帝国衰亡的征兆终于出现。哥特人从北而下,如入无人之境,最后攻入罗马城,大事屠杀、劫掠、破坏并焚烧罗马城。消息传出,整个罗马帝国的人都震惊不已,看为世界末日的征兆。当时在伯利恒忙于写以西结书注释的教父耶柔米(Jerome,347~420A.D.)听到此项消息,焦虑得不能继续工作,他相信敌基督将会出现,他悲戚的说:「世界恐怕快要毁灭了。这伟大的城都,罗马帝国的首都,意付诸一炬……谁会料到,一度征服世界的罗马帝国的基石,竟会如此袁亡……。」从耶柔米这几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人是多么的震惊。然而,这只是开始而已。主后四百五十年,罗马城再度被攻陷,而不久,整个罗马帝国的西部--意大利、北非、西班牙,现时的德国与法国境,几乎完全陷入蛮族手中。那些蛮夷人四出抢掠、屠杀,弄得民不聊主,而罗马皇帝也无力照顾他们。
&&&&这样一来,社会、文化处于混乱的状态中,教会所负的责任便越来越重了。在罗马城被焚后,罗马的主教领导信徒,用教会的资源重建罗马城,并照顾那些受兵乱所害的人。罗马皇帝无暇西顾,治理西部的责任也渐渐落在罗马主教的手中。例如主后四百七十五年,蛮族围困罗马城,主教便要出城与蛮族和谈,愿意打开城门让他们劫掠,只是要求他们不可伤人及纵火。于是罗马的主教不单是西方的属灵领袖,也同时成了政治领袖,带领教会在动荡和混乱的局面中,保存一些基本的社会、经济秩序。
&&&&在另一方面,由于蛮族经常入侵,不少农庄受到蹂躏,农夫不是死亡,便是逃掉,于是很多农庄都荒废了,而当时农耕技术也因此失传。就在这时候,修道院的修士便负起农耕和保存农耕技术的责任。同时,很多文化的遗产、著作也在这时候散失,文化创作活动几乎停顿。要不是修士们保存那些文化遗产,并继续维持文化创造与教育工作,恐怕拉丁文化会在这时期衰落而消失,而欧洲文化的发展,便大受影响。所以,从教会对欧洲文化的贡献来说,这黑暗时代其实是教会参与文化创建相当光明的时代。
&&&&教会一方面尽力创建文化事业,一方面却不忘向蛮族传福音。这时期也是西方教会扩展最快的时期。从第五世纪开始,教会便积极地差派传教士到意大利以北及以西的地区传福音,到主后七百年左右,除了瑞典、丹麦、挪威及俄国以外,几乎整个欧洲都已归化基督。
&&&&正当西方教会不断扩展的时候,东方的教会,即是希腊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及以东的教会却日渐萎缩。东方教会在外面充满危机的时刻,没有面对挑战,肩负起责任,反而过份内顾,为永无休止的神学争论消耗精力,不单荒弃了宣教的责任,更令教会分裂,使教会受到严重的伤害。这时期的神学争论集中在基督到底有一个意志抑或两个意志,在此之俭便集中在是否应敬拜图像的争论上。
&&&&东方的教会不单受到内部分裂的困扰,外来的挑战更大了。主后六百三十年左右,穆罕默德率领信众攻入麦加,回教便从此兴盛,不到几十年更席卷巴勒斯坦,北非、小亚细亚、希腊,更有直捣欧洲之势。于是几乎整个东罗马帝国都落在回教的手中,这地区大部份的信徒在生命的威胁下,改奉回教,而教会仅残留于君士坦丁堡一带及零星不同的地区存在。这情景真令人心痛。在东方教会的经历中,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就是过于内顾和过份看重神学思辩而忽略宣教使命的教会,一定是缺乏活力和感染力的教会。穆罕默德便是看到教会的分裂,抽象的神学概念及对图像的崇拜,因而拒绝基督教,并且对教会有极深的成见,以消灭教会为己任。
&&&&与东方教会相对比起来,西方教会便显得强大,亦因这缘故,西方教会成了日后基督教的主流,而东方教会的影响力,几乎等于零。所谓西方教会,亦即是我们所熟悉的罗马天主教了。罗马天主教的兴起,便是在这时期。
&&&&正如前面说过,罗马的主教不单是教会在西方的属灵领袖,也同时领导罗马人巩固西罗马帝国,因此在政治上也有相当的地位。政治的权力与属灵权柄的结合就是这样渐渐形成。罗马主教的影响,不单限于意大利的教区,因为往欧洲宣教的传教士都是受罗马主教差派的,故欧洲成立的教会都以罗马教会为母会,视罗马主教为他们的属灵领袖。这样一来,罗马主教的权力便西达英国,北至北欧的教会。再加上过往三百年中,东方教会因神学争论,常要罗马主教出面调停,而罗马主教的神学观点往往举足轻重,决定争论者谁胜谁败,因此,罗马主教便有一种超然的地位。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便形成罗马教皇的兴起。教皇一字其实是指父亲,也是平信徒对主教的称呼;但渐渐,教皇这名词不再是指主教那么简单,而是指众主教之父。其实在东方教会,主教之上,也有主教长。从教会的组织上来看,东方的主教长基本上与西方的教皇是同等地位的,但由于七世纪末东方教会极度委缩,东方主教长与庞大的西方教会的教皇相比,其影响力以至地位的对比,真是相差得太远了,故此,西方教会的教皇便日渐看重自己的位置,进一步更看自己为整个大公教会的最高领袖。
&&&&教皇的兴起,很有效地在精神和政治上统一了西罗马帝国,然而,日后所造成的问题也非常复杂,在西元九世纪以后,教皇的腐败,对教会造成的伤害,真是无法估计。下一章,我们将介绍教皇皇权的兴衰。
&&&&正如前一章提及,在中古时代,东方的教会日渐萎缩,而西方的教会却因宣教的成功,日益壮大,以致造成罗马大主教的地位日见提高,最后更被视为整个大公教会最高的属灵领袖。奇怪的是,罗马主教,亦即被称为教皇(或教宗)的,最初之所以被尊崇,是因为教皇贵格利第一世(GregorytheGreat,540~604.A.D.)以「仆人之奴仆」自居,并且谦卑地实践牧养信徒的职份。贵格利于主后五百九十年任教皇,当时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以「大公主教」自居,以自己为整个大公教会的最高领袖。贵格利不单没有以同样的尊称与他抗衡,反强调作主教的其实是作众人的仆人,作大主教的便是「仆人的奴仆」。这样一来,罗马大主教的谦卑与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自高,便形成强烈的对比,因而引致信徒及圣职人员普遍对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反感,更拒绝承认他为最高领袖:反过来,他们却因此更加尊敬贵格利,视他为最高领袖,再加上贵格利任内的成就非常可观,罗马大主教的声望日益高涨。
&&&&教皇皇权的兴盛
&&&&主后六百五十年左右,回教已差不多占据所有东方教会重要的基地,东方的信徒很多都改奉回教,东方教会的声望便一落千丈。主后七百年左右,回教向西推进,企图进入欧洲,夺取西方教会的基地,幸好归化基督教的法兰克部族大败回教徒,西方教会得以免受蹂躏,更能继续发展。
&&&&法兰克族对教皇特别支持,为教皇平定在意大利东北部的蛮夷,教皇因此对法兰克族的领袖也另眼相看,于是法兰克王与教皇便结合,成为塑造将来欧洲历史一强大的力量。渐渐法兰克族的势力强大,于主后八00年,法兰克王查理曼为教皇清除蛮夷后,进入罗马城,教皇将皇冠放在他头上,称他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君主。这加冕仪式有很重要的意义,象征着教会与国家的结合,法兰克王以军事力量为教室清除骚扰意大利境的蛮夷,教皇请求他的帮助无疑是承认他在军事政治上的地位,然而,法兰克王要统一领导西罗马帝国,却要教皇撑腰,他受教皇加冕,即表示他在地上的权力是必须由教皇肯定确立。自此以后,教皇在政治上的参与便越来越大。同时查理曼大帝在受冕后,即承认教皇在教廷附近一带的地方,有政治统治权;亦是说,教皇除了在整个神圣罗马帝国是属灵领袖外,还在罗马部份的地方,有统治权,承认教皇有地上的统治权,即承认他可以参与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日后,查理曼大帝死后,他的儿子你争我夺,在分裂的状态中时常要教皇调停,教皇便更深的介入政治斗争,而他们的权力便渐渐大起来。教皇在与帝皇或贵族斡旋,还有一厉害的武器对付他们,叫他们不能不驯服。那武器便是圣礼禁令。就是说,某皇帝或皇孙公子得罪教皇而不肯驯服时,教皇可向他治理的境界颁布圣礼禁令,除了葬礼外,一切其他圣礼如婚礼、圣餐、受洗等都得停止。这一招是皇孙公子最惧怕的,因为百姓不能忍受这禁令,圣礼是他们生活重要的一部份,受禁一久,他们便很容易造反。就是连最强横的亨利第四,曾企图以大军围困教皇使他就范,但圣礼禁令一出,他也惧怕,结果要跪在雪地中三天,求教皇宽恕。可见教皇的威力。
&&&&教皇皇权的衰落
&&&&权力好像新酒一样,使人易醉。有权力便免不了有权力斗争。意大利的贵族一直以来对选立教皇都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尽力将自己的心腹放在教皇皇位上。在九世纪至十世纪一、二百年间,教皇的选立往往受几个大家族操纵。在主后九百零四年至九百六十三年间,一个家族得势,教皇的实权便落在这家族最有影响力的三母女手中。他们母女三人用美色及各样的手段,控制教皇,教皇的皇位便往往由她们的情夫、儿子及孙子占据。这时期的教皇的统治被称为「淫妇专政」。主后九百五十五年,她们一位孙儿未满十八岁便登上教皇皇位,号称约翰十二世。这人罪恶滔天,四处抢掠、奸杀,结果日耳曼族的奥图一世(OttoI),看不过他的恶行,用武力干预,在主后九百六十三年召开会议,将这教皇罢免。但主后九百六十三年后,情况并没有改善,改变的只是由第二个家族操纵教皇,这个家族所选立的教皇,并不见得比以前的出色,更可怕的是,在主梭一○一二年后,教皇的皇位竟为这家族世袭。主后一○三三年,这家族的一名公子登位,号称本立德第九世(BenedictIX),这位教皇的败坏比起约翰十二,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止奸淫掳掠,更洗劫那些到罗马朝圣的信徒。在罗马城的人忍无可忍,便将他赶出另选教皇西维斯特三世,本立德却竟然将教皇的皇位以高价出售与一位名叫贾德恩的人,此人买得皇位后自称贵格利第六,而不久本立德又反悔,仍自称教皇,这样一来,教会便有三位教皇了。事情到此地步,神圣罗马帝国不得不召开会议,教皇的声望一落千丈,教会也同时感到非常彷徨疑惑,不少人心中在问,为什么他们的属灵领袖会堕落到这地步了。
&&&&改革教会的呼声开始出现,但改革的步伐却非常缓慢,并且受到很多的阻力。第一步的改革由一位名叫希特布兰(Hildebrand)的年轻修士推动,他本是法国一位修士,当教皇里奥第九到法国时,与他相遇,便请他往教廷协助他。虽然只是副执事的地位,由于教皇的信任,他推动了不少改革。随后几位教皇都任用他,他便运用他的影响力清理教会中淫乱舞弊的现象。最后,他更大胆提议教皇由红衣主教团选出,如此,便可以把教皇的皇权从政治势力的操纵中解放出来。他的提议终于被接纳,而他自己也于一○七三年登上教皇的皇位,号称贵格利七世(GregoryVII,A.D.)。他在位时,确立属灵的权柄高于政治的权柄,并下令禁止贵族私自封立主教及指派教会职位,要求圣品人员严守独身的誓言;当时已经娶妻的神父激烈的反对,但教皇在群众的支持下,将这些人严厉惩治。
&&&&经贵格利七世的改革,教会的声望才日渐回升。而信徒对圣品人员及教皇的尊敬也开始恢复。然而,教皇皇权与政治势力的斗争就是在贵格利七世在主时也非常严重,上面提过的亨利第四,是与贵格利七世争领导地位而致动武。虽然在圣礼禁令的威胁下,亨利第四暂时屈服,但真正的斗争却在暗地里进行。这斗争一直持续,到主后一二九四年。教皇波尼法修八世(BonifaceⅧ,A.D.)与英王爱德华(KingEdward)及法王腓力(KingPhiliptheFair)因为税收的问题,斗争更形具体和尖锐;英王和法王因备战而需要庞大军费,于是向教会征税,教皇便颁下命令,禁止任何政府向教会征税,否则逐出教会。教皇更进一步调停英国与法国之间的纠纷,及至法王拒绝他的调停,他又发出通告,宣称教皇不单有权统理属灵的事,同时亦有权统理地上的事,因此任何人都得服从教皇。法王立刻将教皇俘掳,把他囚禁,他不久死于狱中。法王乘此机会,将他的心腹推为教皇,号称革利免五世。革利免五世得法王撑腰,拒绝到罗马上任,而把教皇的皇位迁移到法国的亚威农(Avignon)。至此以后七十年,教皇的皇位便在亚威农,这时期就被称为教皇巴比伦被掳时期(乃因这时期的教皇在法王控制之下,持续七十年之久),教皇皇权亦因此大失威望,一蹶不振,西方教会也因缺乏属灵领导而更加腐败了。
&&&&中古教会的衰落
&&&&提起中古教会便离不了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的确是中古教会历史很重要的一节。十字军东征的情节我们不详细叙述,只是略提,东征一共有七次多,主后一○九五年开始至一二五○年左右。东征的起源是回教徒残杀到巴勒斯坦朝圣的基督徒,引起当时的教皇及贵族企图从回教徒手中收复基督徒往日所失去的领土。但由于东征的军旅多是乌合之众,再加上他们彼此嫉妒争功,结果东征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教会及整个欧洲的资源消耗净尽便不在话下,人命的损失更是可怕,例如在东征一开始,几万人便在保加利亚给土耳其歼灭;随后二十万之众的军队也在匈牙利被歼灭。主后一○九九年,东征的军队的确攻占了耶路撒冷及安提阿,但不久又落在回教徒的手中。最使人心酸的却是一队由数千儿童组成的十字军,他们企图从法国马赛的海岸出发东征,一些商人假意给他们提供船只,结果却将他们卖给回教徒作奴隶。
&&&&十字军东征对整个欧洲造成的影响非常大。在二百年间,整个社会的结构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当贵族和武士一批接一批去东征,军费固然很庞大,支持或发起东征的贵族自然要将不少田产卖出,地主阶层便渐渐兴起。那些东征的贵族及武士有很多根本永远回不来了,于是他们原本统治的农庄便荒废或落在其他人手中。再者,多次的东征将不少欧洲的精壮份子从农业生产中抽掉,很多的农地便无人耕种,欧洲的经济架构被迫转变。最重要的还是东征其实打通了欧洲与地中海一带的贸易,意大利、西班牙的港口便突然发达起来:为了应付贸易,手工业也开始发达,城市的人口暴涨,而在农村留下来耕作的人口越来越少。在这情况下,贵族的收益便大不如前,而同时,商人却暴富起来,在这对比下,贵族的地位便渐渐给新兴的商人及地主取代了。贵族的衰落,武士的消失,城市的兴起及商人的暴富,使以往的封建制度全面崩溃。这时候的人不再像以往一样属于一个相当封闭的社会体,他们可以从一个城市流动到另一城市,可以不属那处地方,也不会像以往一样,思想行为却受所属之地控制。这样一来,自由思想便开始出现,对教会或封建社会的传统开始发出疑问和挑战。
&&&&不过,十字军东征最大的影响是对于欧洲人在精神上的冲击。东征带来文化的接触;以往西方教会对于东方教会及初期教会的传统都非常陌生,但在东征时,初期教父很多的文献开始流入欧洲,东方教会的属灵模式也开始受注意。突然间,信徒开始体会,西方教会的传统不是唯一更不是绝对正确的传统,于是对西方教会的信仰表达,敬拜及属灵模式开始作出批判。同时,以往一度失散的希腊文学及哲学的文献,此时再被发现,流入欧洲,对于西方的教会造成很大冲击。西方教会再不能闭关自守、唯我独尊,而要设法消化这些新涌入的思想,将它融合于基督教的大体系中。于是教会的思想需要变化。
&&&&思想的冲击本来是好的,只要教会采取适当的态度。但不幸的是,教会却因为另一些原因,使自己更封闭,以致不能作出适当的应变。事情是这样的,很多东征回来的人,都心灰意冷,对教会失去了信心,更怀疑自己的信仰,在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带了诺斯底派的信仰回来,对于肉体特别厌恶,他们组织起来,称自己为「清洁派」,主张以苦行情除罪孽。教会起初想尽办法要将这派的人引领回教会的正统信仰,但始终没有成功,这派的人数日渐增多。其他的异端也同时多起来;有鉴于此,教会组织异端裁判所,四处搜捕异端的可疑者。异端裁判所的权力越大,他们对信徒造成的伤害也越大,不少无辜的信徒被酷刑、火烧,很多惨无人道及黑暗的事都与异端裁判所有关。不止这样,教会的信仰也因此越来越狭窄,更难在思想仲激下,对自己的情况作出反省和批判,这实在是最可惜的,因为缺乏反省和自我批判,教会便越来越僵化,更不能将本身的错误、偏见、执迷及败坏纠正过来。一个强烈的对比开始形成;在社会结构的改变中,自由思想渐渐蓬勃,但教会的思想却因为过份的自我防卫,而越来越狭窄、封闭,这样便使更多的人对教会失去信心。
&&&&当时很多人对教会失去信心,其实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原因,教会本身的腐败是主因。为了东征,教会不负责任地以属灵的口号,鼓励人去参加十字军,并且应许参军的人有天上的赏赐,这样一来,教会滥用了她属灵的应许,以后使自己的信用大有问题。再者,为了支付东征的庞大的费用支出,教会的资源耗用了不少,教会的经济也因此陷入拮据的状态。如何补充资源?教会开始售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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