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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手机到了非洲马里还能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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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团队：
不能用非洲当地的手机卡，因为网络制式与中国有区别
看你的手机支持的频率，频率一样就可以用。
不可以，网络频率不同，除非是大牌子的或只打中国移动的电话
可以，你用的全球通卡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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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界很多地方热捧iPhone不同，在非洲等新兴市场，他们喜欢的手机可能超越你想象。这一方面是由于iPhone等智能手机售价太高，另一方面非洲劳动人民更加讲求实用。比如，下面这款。据外媒Fastco Design日前报道，目前非洲最流行的是一款名叫“X-TIGI”的三卡三待手机，来自中国深圳，我大华强北的产物。
除了三卡三待之外，X-TIGI还内置了10000mAh的超大容量电池，电话续航可达36个小时。此外，该机还支持MP3播放、FM收音机、拍照以及上网功能。
另外一大亮点就是机身背部还提供了一个标准USB接口，可当作移动电源使用。因为在非洲很多地区，停电很普遍，有这么一款神机，肯定要比iPhone实用。
在非洲亚马逊上，该机的售价为106加纳塞地（约合人民币170元）。
你们觉得如何？
责任编辑:孙武在非洲最火的中国手机是什么手机_百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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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手机的非洲历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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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化版图扩张中，已经完成了两个阶段，国内市场红海一片，几乎没有太多眷恋；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如堡垒般稳固，而且面临专利、渠道等麻烦，败走麦城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事儿。]原标题：[亦观察] No.616&中国手机的非洲历险记如今，中国手机正悄然转移重点，把目光瞄准了第三世界国家，那里的人民淳朴，对价格更加敏感，更重要的是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巨大，比如小米在成功登陆印度、巴西之后，有开始琢磨着去看看，总之，这是一次不错的全球探险之旅，充满幻想，却荆棘密布！价格休战，非洲人民不差钱？遥远的非洲约占世界人口的15%，手机用户超过2个亿，在2014年，智能手机整体增长了108%，是全球手机用户增长最为迅猛的地区之一。坦白讲，最新款的智能手机，一般不会优先送到非洲市场，但他们却常常成为其他市场饱和之后的有力补充，事实上，早在2008年的时候，全球手机市场受金融危机影响，整体表现疲软，但非洲市场却逆袭实现了14.8%的增长，这个事实足以证明非洲市场的非典型商业逻辑。谈起非洲，映入脑海中的东西，总也离不开饥饿、贫穷、瘟疫等等，这也注定了iPhone/HTC等真正高端的智能机不可能充分发挥其优势，事实上，过去几年活跃在非洲市场的手机大都是山寨机，在2009年的时候，非洲最流行的科技广告，一个是通信运营商，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中国的山寨手机。那个时候，非洲商人常常去深圳进货，把一些Nckia和Motorcla带回国内销售，而进入智能机时代之后，最先涌入非洲市场的也是耳熟能详的廉价机型，比如三星的Galaxy低端机型，一直是这片大陆上最容易常见的手机，紧随其后的华为、中兴、金立手机也都是靠着高性价比驰骋天下的，而且与山寨机时代最大的不同点，就是这些都是有牌子的手机，虽然含金量和iPhone没有办法相提并论，但由品牌衍生出来的质量、售后服务等还是给这个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让黑人兄弟知道山寨机以外的手机型号，你甚至可以把它们称之为移动的电脑！凭借高性价比，中国手机制造商已经在非洲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华为，在全部去非洲淘金的国产手机中，他们的销量排名第一，即便是放眼整个非洲市场，华为的市场占有率也仅次于三星，而且正呈爆炸式增长，今年销售量保守估计将达到200万部；而在国内没有任何优势的金立，在非洲也玩得风生水起，他们现在已经是尼日利亚前三甲的手机制造商，正向着第二名大踏步前进；另外，中兴、联想、OPPO手机表现也可圈可点，几乎同时在去年呈现了100%的增长。或许，正是这些国内手机厂商的表现，才又进一步刺激了小米们的加入，但这个世界上，爆炸式增长的东西从来都不是真正的好东西，事实上，华为、联想们在非洲的强悍战绩，更多地来源于自身的高性价，以及非洲市场的特殊性。目前，这个市场正处于“教育阶段”，铺货很快，一旦国产手机+Google廉价手机或者三星更便宜的机型大肆进入，非洲市场同样会变成一片红海。如果中国手机继续沿用价格战方式来抢夺市场，那么，非洲也只不过是又一个黑色的中国大陆。在争夺非洲市场的时候，笔者建议，中国手机要尽快休战价格，重新寻求一种新的竞争方式，事实上，对于一个亟待开发的新市场来说，有太多的可开发空间了，如果做的好，中国手机完全可以效仿苹果，向非洲人民输出一些文化，而一旦手机文化形成之后，价格、钱什么的就都不是事儿了。事实上，华为完全有潜力成为非洲的苹果，一方面，他们能把价格控制在200美元以内，不至于让黑人兄弟也去卖肾，另一方面，华为的手机还能借助自己在电信设备领域的品牌效应来提高手机的利润率，其实，华为P7能在英国取得不错的销量，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英国人相信华为的电信设备，所以也会尝试着买他们的手机。其他中国手机厂商则要先花些精力去深耕品牌，除了大规模的烧钱做广告之外，更重要的则是打磨品质，即便是非洲兄弟也不会承认自己只买廉价机型，事实上，他们同样愿意“花更多的钱，享受更好的服务”。协同发展，挖掘新市场欲速则不达智能手机又称智能综合终端，越来越多的生活、工作内容被填进了这个5寸左右的屏幕之内，这也就意味着，手机市场需要和配套的产业协同发展。事实上，如果把移动互联网比做一栋大楼的话，那么，毫无疑问iPhone/Galaxy是熠熠生辉的霓虹灯或者精彩壁画，而开发者则是这座大楼的钢筋水泥，运营商可能只是一段段的下水管道。世人只知道iPhone创造了移动互联网，的审美性空前绝后，库克的财务报表更是闪烁古今，但没有太多人注意到运营商、电信设备商的努力，最起码，他们没有获得足够的关注，正如没有人会去关注下水道是什么材质，但它却是一幢大楼能否正常运转的关键因素之一。笔者之所以特别提出运营商、电信设备之于移动互联网的贡献，只是想说明，国产手机在进入非洲市场前，需要搞清楚当地的电信环境，事实上，华为mate7在撒哈拉沙漠里也只是一块能够拍照的板砖，毕竟，那里真的没有信号。回首中国手机市场的发展，其实是伴随着运营商流量资费的大幅下降而来的，笔者还记得在05年的时候，央视4套做了一个街头访谈，问题是：你是否会用手机上网呢？当时得到的大多数回答就是：不会用手机上网，即便是一些土豪富二代，也只是说会看看新闻、段子啥的，那个时代没有人敢想象朋友圈、微博，究其原因，就是流量资费太贵。随后几年，运营商、电信设备商不断优化网络，才得以让iPhone上网成为现实，紧接着一发不可收拾，可以说，智能手机能有今天的火爆，有一半的功劳要记在运营商头上，自然，智能手机在进入一个新市场时也要考虑这些因素。前两年，国产手机强攻欧美之时，最忌惮的是专利问题，压根不用考虑当地的电信环境，毕竟，他们早就完成了基础的电信网络建设，但要是去非洲，中国手机需要重点关注，毕竟，第三世界的电信网络参差不齐，这也是笔者唯独看好华为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他们电信设备有大批销往非洲，可以说，华为在探知市场电信环境方面，有着几乎变态的优势。最后特别提醒，中国手机已经犯过太多急功近利的错误，希望这次非洲历险，能真正本着沉淀、深耕地心态完成扩展。如果仅仅抱着发一笔横财的态度，那么非洲市场势必会成为另一片红海，我们已经玩坏了大陆市场，不能再玩坏非洲了！本文为授权网易财经《》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文仅为作者观点，不代表网易立场。作者曾任职于多家IT知名企业，现是科幻星系团队创建人，多家知名媒体及企业特邀顾问专家。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作者：康斯坦丁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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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非洲卖手机是怎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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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凌晨两点。
卢萨卡时间，晚上八点。
在这个时间我都会准时醒来，拿起枕边的手机，查看邮箱，然后发WhatsApp消息给安竹。
一般只有在这个时间，安竹才会结束一天的工作：铺货，收款，贴广告，然后回到家里，家里才会有比较好的网络。
“周报为什么还不给我？”
“Sorry.”
“小的事情不要拖。”
“好的……”
“跟这个没关系，但是我讲一下。”安竹接着打过来消息给我，“前天晚上，我三个朋友晚上开车回去，被抢了。”
我心里一震，幸亏不是安竹。
“美国女孩子还被劫走了，让两个黑人强奸了，丢在路边，非常惨。”
“哦，Sorry，你能帮他们就尽量帮他们，工作的事不急。”
“的确太他妈的惨。”安竹是几乎不说脏话的，可见他很愤怒，“那天他们问我要不要一起出去，我说我不去，要留在家里，差那么一点点我就会跟他们一起。”
安竹是我们赞比亚分公司的经理，掌管在该国的生意，三年前，他在上海的一个电商公司做市场；再两年前，他在台湾大学学习中文；再推两年，他刚刚从美国顶尖的文理学院Swarthmore毕业，在华尔街做投资银行的分析师。安竹生在美国，除小学在比利时读书外，大多数时间都在美国生活和受教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这是安竹在赞比亚的第二个年头。
赞比亚属于中南部非洲，这里只有两个季节，雨季和旱季。雨季的雨，气势磅礴，似乎要弥漫这片黄褐色土地上的一切，四个月的时间要下够一年的雨量。现在，赞比亚正经历漫长干燥的旱季，要见到雨季的第一滴雨水还要再等上四个月。
去年的雨季，赞比亚没有下够一年的雨水，处于饥渴之中，前些天朋友在上分享了她去维多利亚瀑布的照片，在照片中，世界第一大瀑布显得毫无生气。
赞比西河对赞比亚来说是重要的，它不仅造就了维多利亚瀑布的雄伟，也提供了首都卢萨卡的饮用水和整个国家的几乎全部电力。现在河水水位下降非常多，政府首先要保证饮水的供应，卢萨卡开始限电，几个月来，城市里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停电。
按照以前，我们会每天通过WhatsApp进行交流，可是最近隔几天我才能收到他的消息，因为手机也不能正常充电。
今年8月，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中间价大幅下调，为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幅度。在这之后的两个星期内，东南亚和非洲很多国家的货币也纷纷贬值，赞比亚的货币在四天之内贬值20%。我们进入赞比亚市场刚刚一年，这迎头一棒，极大考验着每一个人的耐心。
“上个月的销售，为什么还有45%欠在外面？”终于有一天，我又找到安竹在线的机会，在WhatsApp上质问他。
“这我知道，我保证，100%要回来。”
“你保证有什么用，我们会被拖死的。”
“我每天都在要账……”
“这九十万你要回来时，也就只值七十万了。”
“这我也没有办法，我跟这里的很多老板聊过，他们都经历过前几年赞比亚克瓦查的贬值，那时候，老货币换成新货币，直接减3个零，比这个还要可怕。”
“我们如果跟他们一样，那我们的生意不要做了。”我听不进去安竹的任何解释了。
对话显然是无效的。
我和安竹（最右）以及我们在赞比亚的团队 （图/刘文）
安竹和他的子公司，正面临着在赞比亚的第一场考验，也许还是持久战。而眼下还有一个考验——如何度过没有电的漫漫长夜。
安竹喜欢去酒吧喝啤酒，因为那里有形形色色的人，他喜欢认识不同的人，啤酒是他社交的方式。
可是现在看来，夜晚外出是非常不安全的。对于在赞比亚的外国人尤其如此。
现在，安竹可以把酒买回来，在家里喝，请朋友一起喝，他打开音响，乐曲缓缓流出，那是来自牙买加的雷鬼乐鼻祖鲍勃•马利的《Buffalo Soldier》(水牛战士)：
Buffalo Soldier, Dreadlock Rasta 水牛战士，扎着脏辫子
There was a Buffalo Soldier 有一个水牛战士
In the heart of America 他在美洲中部
Stolen from Africa, brought to America 他是非洲偷来的奴隶
Fighting on arrival, fighting for survival 他一来就打仗，他为了活下来去打仗
水牛战士是欧洲人从非洲贩卖来的黑人奴隶，在美洲，他们参加了很多战争，他们去打印第安人，他们参加了独立战争，他们又打了南北战争，他们可能一辈子都在打仗。
水牛战士从非洲去了美洲。
安竹从美洲去了非洲。
Mosi是当地的一种啤酒，它的意思是会说话的水，酿造的原料除了麦芽外还有当地的主要农作物玉米，这啤酒的烈度比一般的啤酒要强上一倍，安竹喝完一瓶，再从冰箱拿出一瓶，他一边喝酒一边跟朋友聊天，喝到嗨的时候，他会嫌音乐的声音太小，他打开车上的音响，让重低音刺激酒精麻醉的神经。
安竹在上海时，我跟他在一家知名电商公司里作同事。他入职大约半年多，我们都喜欢跟这个中文讲得很流利的美国人一起玩。
一次，安竹问道：“刘文，你说为什么我们的企业文化是创新，但是我们却没有创新？上次我跟老板开会，他们讲我们网站的页面设计，一点创新也没有，那么干脆直接抄的算了。”
“这个很正常呀，既然我们做不好，那就照抄最好的。”
“可是，我们的企业文化中就有创新这一条。”
“你太把这个当真了。”
“既然这么说，就要这么做。我们的企业文化不是老板制订的吗，他们为什么要做跟他们自己说的相反的事情？”
我摇了摇头，在中国，电商的发展这么快，老板哪里会有时间去想所有的行为是否跟企业文化一致呢？恐怕也只有较真的安竹，会质疑这一点。
安竹是做品牌的，市场部给他一个工作，负责所有IT开发项目跟技术部的沟通。安竹每天做得很认真，后来他发现这个工作很可笑，表面上，他需要给所有的项目打分，然后评定一个开发的优先级，实际上，他制定的优先级一次也没有真正生效，技术部的同事知道那只是个形式，真正的优先级是老板，老板要做的，一定是最优先的。
安竹在这家中国公司并不能得到重要的施展机会，他不太在意，每天还是很开心，因为有着太多有趣的事情。
他会经常跟我们去一家“地沟油”饭馆吃午饭，脏兮兮的饭馆，他也不在乎，反而觉得饭菜很可口，就把这里介绍给他的主管，那个美国人来了一次，再也没来过。
一次，我跟安竹去了汾阳路一家有点LOW的酒吧，内急的时候，洗手间人太多，我说，我们出去吧。
我们像狗一样，分别在路边找了一棵法桐，一个四五十岁的乞丐走过来，伸手向我要钱，我指了指安竹：你去问他要，他是外国人，他才有钱。
乞丐看了看安竹，说，哦，他呀，他是我朋友。
安竹提着裤子，慢悠悠地走过来，他跟乞丐打着招呼:“嗨，老梁。”
原来，这个老梁真是安竹的朋友，第一次老梁跟安竹要钱的时候，安竹说如果你真的饿，我可以请你吃饭，于是，他在路边请老梁吃了一碗炒面。第二次，安竹又请老梁去他家，这是乌鲁木齐中路的一栋老房子的车库，他们叫了一个肯德基的全家桶。后来，安竹了解了老梁作为职业乞丐的“商业路径”：老梁是安徽人，农忙时在家干农活，农闲时跟老乡一起来上海乞讨。
在这个电商公司待了近一年，一天，安竹告诉我们，他要离职了。那天安竹非常开心，像是卸下一个无意义的负担，我们都说他可以凭借好的汉语和对中国的了解，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听到别人的赞扬，他当众背诵起了古文：“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原来是《曹刿论战》。我们纷纷惊叹，惊叹之余，我也会觉得，安竹把太多的时间去学这些，太浪费时间了。
凌晨两点，我们走在徐家汇的街头，路灯非常亮，照着空旷的街道，行人很少，公园的一个角落，坐了两个宿醉的黑人，安竹走过去，跟他们抽烟聊天，我们只在远处看着。他回来跟我们讲，他知道上海的很多黑人，圈子很小，生活这个城市的边缘，甚至于依靠卖毒品生存，不过，他们只卖给白人，因为怕中国人会告密。
再次跟安竹联系，已经是一年之后了。电话里面他说自己又离职了，想问一下我的情况。
我同两个合作伙伴刚刚创立了一家公司，在非洲销售手机。三个月前，公司在非洲的马拉维派驻了第一个员工。现在，公司雄心勃勃，想去马拉维稳固一下公司的发展，然后在赞比亚拓展业务。
我对赞比亚并不了解，更没有合适的人选去掌管这里的业务。于是，我对安竹说，加入我们吧。
我们又多买了一张安竹的机票，踏上了非洲之路。
马拉维是赞比亚的邻国，人均GDP一年只有200多美金，现在刚刚结束总统选举，一个新的总统上台。
这是安竹第一次踏上非洲的土地，新鲜的冲击让人兴奋。他告诉我一个现象：马拉维很多当地人穿的T恤都是美国某所高中的学生校服，或者是某个组织的文化衫，有一次他竟然发现了他读过的高中的文化衫。于是，每天走在街道上，他都会偷偷拿出相机拍照，拍各种不同的文化衫。
后来，我也去拍非洲人穿的T恤，当你看到非洲人的衣服上面，有的写着“”，有的写着“平安财险”时，真是非常有趣。之前，他们穿欧二手衣服，现在，穿中国来的二手衣服。
安竹一直保持拍照的习惯，他有完全不同的视角。在马拉维的首都利隆圭，一些国外的商人建了酒厂，制造一些非常廉价的酒精饮料，供应当地市场。为了扩大销量，他们把酒精饮料做成小包装，这真是一个灾难，因为很多孩子会去买这些廉价饮料，也导致了对酒精上瘾，一些饮料含有工业酒精，发生了多起中毒致死事件。政府虽然想制止酒厂生产小包装的饮料，但在这样的国家，法规的执行异常艰难。
安竹在报纸上读到这个消息后，他就去拍人们扔在地上的酒精饮料包装，相机里存有形形色色的包装照片，其中也有中国的厂商生产的，当安竹给我看照片的时候，我会有隐隐的不快。
在马拉维，也有很多做生意的中国人，我们会带安竹去跟不同的中国人聚会。人们很少见到中文这么好的美国人，在餐桌上，中国人有时会对安竹讨伐美国，有时会让安竹背诵一段中文文章，他开始背诵朱自清的散文《匆匆》，第一次，他甚至能够背诵全文，后来就越来越少，有一次，在我们都等着惊叹的时候，他只背了第一段。后来，安竹就没有再进行过这种表演。
安竹永远保持对新事物的好奇。利隆圭的citycenter是当地的一个购物中心，我们会坐在那里喝啤酒，听当地艺人弹着木吉它唱歌，有一个经常出现的艺人，二十多岁，患有白化病，人们已经完全看不出他的肤色。安竹了解到白化病人在当地的状况：这些人一般很难找到工作，不仅如此，当地人认为白化病人的器官有某种神奇的作用，因此，有的白化病人会被劫持，割掉胳膊或者腿，有的死后还会被掘走尸体。
安竹对这类问题刨根问底，有时我会把它看成发达国家国民的高傲，站在一个高高的平台上去俯视落后国家。
到赞比亚的第一天，我们在一户当地人家吃晚餐。主妇的儿子在上海读书，是安竹的朋友，做客那天，她想借机把侄女介绍给安竹。就餐时主妇问了我一个问题:是否中国人喜欢吃狗肉？原来，几个月前有一些中国工人请当地人给死狗剥皮，大吃狗肉，此事上了当地的新闻。
赞比亚虽然落后和贫穷，却并不单一。
Great East是卢萨卡的主干道，这还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英国殖民时期修的水泥马路，路边移动运营商推广4G移动网的广告则让你觉得这里发展很快。路边有印度人修建的大型购物中心，出入着本地的有钱人，他们大多是公务员；这里的白人大多是一些联合国和NGO组织的工作人员，或者欧洲游客；也有一些中国人，他们是一些商业机会的掘金者，或是中国企业的员工。
我们公司的发展开始并不容易，为了注册公司，一次次地跑政府机关，一次次被可笑的理由敷衍，效率低下。一天，在当地最大的报纸上，头版头条就登了一则中国人行贿当地官员的新闻，标题是“中国承建商是行贿专家”。中国人在赞比亚承建很多工程，修路，建体育馆，建开发区，有利于当地发展，不幸的是，一些承建商为了得到工程项目的承包权，去行贿当地的官员，甚至中国形象因此受损。
赞比亚的团队一起聚餐 （图/刘文）
那天去超市买食物，路上我们车开快了一些，一个北非人在车里拿出这张报纸摇着，表示对我们的抗议。后来几天，我们都不好意思出门。
各种压力下，也许我太过敏感，会被一些小的事情伤害作为中国人的自尊心。
一次在路边，安竹买了一个老女人的食物当早餐，我跟他讲你不要吃，这个太脏了，他回答我说，这总比中国的食品更安全一些吧。
在工作上也发生了冲突。公司需要在当地招聘一个司机，在报纸上发布了招聘启事后，前来面试的络绎不绝，我们只要一个司机，可一天来面试的有几十个，很多人都是带着亲手写的简历和求职信，换上他们最好的西装，辗转乘坐几次巴士，来我们办公室递交简历，拒绝他们非常困难，安竹一个接一个地面试，可谓精挑细选。
没有想到，安竹把一个有7个孩子、年纪58岁的老人作为首选，这让我大为光火，即使再动恻隐之心，我也无法接受一个如此年龄的老人在一个创业的公司，安竹列举了他的种种优点，例如，他不仅有很长的驾驶经验，还懂得修车，也懂得急救，他在津巴布韦的军队工作过六年。我想安竹列举的理由也许并不是他真正内心所想，这个老人总共养过14个孩子，现在还有7个孩子，亲戚养不活的孩子的都送给他了，安竹虽然职业，但是他的善良会在潜意识中左右他的决定。不管安竹如何坚持，我最后还是拒绝了。
还有一次，会计闲聊时问安竹为什么来非洲做生意，安竹讲，他是为了不同的人生体验。会计又问他，你的合作伙伴为什么来这里？安竹讲，这个我也不知道，也许他们为了他们的家庭过更好的生活。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的这个回答触动了我的神经，我质问安竹为什么会这样讲。我们明明说过，是想在非洲做一家能够带来改变的公司，不只是为了赚钱，不是养家糊口，如果仅为了家庭，我们完全不要到这种地方来。
我们一次一次地冲突，身心疲惫，不过在非洲的好处是，你在这里没有其它可以依靠的人，只能一次次的和好。某个深夜，我们照例喝着Mosi,望着非洲深邃的星空。安竹说：我们如果是同事，就不能是朋友，刘文，你总不明白这一点，看来我们难以合作很长时间，我帮你三个月吧。
那时，我觉得我不能失去安竹，我说：三个月不够，我要一年。
安竹想了想，他说：好，我做一年。
我要回到中国了，走之前，我细致地罗列了所有对安竹的要求，例如，恪守每天的日报，个人喝酒的消费公司不做报销，非休息日不能饮酒等，我写了很多，我想好好跟安竹谈一谈，但到了最后，我也不知道如何开口，我发现我能选择的就是两个字：宽容。
我回到了上海，安竹留在赞比亚，他自己一个人。
我和安竹的关系变成了单纯的同事关系，每天的交流是日报、周报、开拓市场、招聘当地员工，我知道只要我们制定每一项任务的时间结点，做得就不会差，因为安竹是一个诚实的人，这种诚实是非常多的中国人所欠缺的。
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几个月内，安竹就拿下了当地最大的连锁零售商，我们的产品与一线的手机品牌、华为等摆在了一起，再后来，我们销量超过了三星，接着超过了华为。安竹把一个来自深圳的山寨品牌做成了当地的名牌。
到了圣诞，也许是太忙了，也许是忽略，我忘记了这个西方习俗中最重要的节日，安竹一个人在非洲，度过了一个孤独的圣诞。我至今保留着他在圣诞夜发给我的一段话，他说：刘文，我在这里非常孤独，我一个人，在电脑前，在看一部电影……从他有点沙哑迟钝的声音中，我知道，他一定是喝了很多酒，又抽了很多烟。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下来，我有些自责。
我经常翻看办公桌上摆着的长长的一排书，那是安竹决定去非洲后留在这里的，他说他非常爱上海，甚至把上海当成了他的家，但是要离开了，这些书他不舍得扔，就放在我这里，大部分是厚厚的中文书，有梁思成的建筑书籍，有台湾的小说，还有科幻小说《三体》，大部分非常新，也许，安竹是想以后再去读。安竹会不会忌恨我呢，去了非洲，他失去了上海的人脉，中文也有可能变得生疏。他在台湾和大陆，有五年多的积累，现在失去很多。
为什么如此喜欢中文，安竹跟我讲过他读懂的第一首唐诗，“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唐诗的美，在他的心底产生强烈的同理心，这种感受让他永远保留对跨文化的兴趣。
在卢萨卡北面，有一个小山包，名字是Leopard’s Hill, 看到这个名字，我说可以翻译成豹子山，安竹说应该叫豹丘，因为丘比山小。我非常喜欢这个翻译，丘这个字，在现在的中文中很少使用了，安竹这个翻译显得很有诗意。也许是因为他在台湾待了三年的原因。
尽管在一所优秀的学校读了经济学，进入了华尔街，可是他不喜欢，他去了台湾，学习中文。
父母希望他回去再读一个法律学的硕士，成为一个律师，安竹没有回去。他来到了上海。上海是放大版的台北，并且，放大的不太一样了，安竹这样说。
安竹讲过他想去一所美国的大学，从事中国文化的研究。可是，他发现每年申请这个职位的有一百多人，可能最终只取两个人。他觉得他的积累不够，就一直没有开始。
我又回到非洲去看我们的生意。
过海关的时候，即使有签证，海关人员还是刁难我，不让入境，理由是很多做生意的中国人在这里非法滞留。安竹帮忙找了一个当地人，据说这个人的哥哥相当于该国公安部长，一通电话后，我过关了。
第一天我们到酒吧喝酒到很晚，第二天早上，看上去睡意朦胧的安竹扒几口女佣做的早餐，带上一杯咖啡，坐上车子，简单问候Good Morning后，司机就开动了车子，他养的一条罗威纳欢快地追着车子跑，安竹跟它打着招呼，车缓缓驶到院子门口，开院门前，园丁熟练地把狗按倒，避免它危险地跑到马路上。安竹很爱他的狗，他也教会其他人如何关照他的狗。
在车上喝着咖啡，安竹会看一份南非报纸，他嫌当地的报纸“大多没有深度”。到了办公室，墙上贴满了公司的规章制度，组织架构，月度目标。维修人员专注地修手机，销售总监打开报表，打电话联系要拜访的客户，各项事务井井有条。我经常对安竹说，什么时候做到公司没有我们也可以运转，那就是成功了。
我们在马拉维的团队 （图/刘文）
下午去一个当地中餐馆，全体员工为一位同事庆祝生日。我们刚刚招聘了几个高中毕业的学生，开心是他们对工作的最初诉求。就餐时安竹进行了一个游戏，他在网上找了很多字谜，让这些年轻人来猜，每猜对一次会有五元钱的奖励，年轻的同事乐此不疲。餐后他询问每个年轻人是否已经办了银行卡，原来他要求大家每个月能够拿出部分工资存起来，两年之后可以开始大学的学业。
吃完生日餐，我们又聊了一小时工作。晚上七点，夜色中的酒吧开始有了韵味，环顾四周，人越聚越多，暖暖的灯光很黯淡，服务员端着啤酒穿梭，这气氛让人忘记了是在非洲，安竹的眼睛里面也开始泛光，我们叫了啤酒，边喝边聊，安竹开始打量四周有没有他感兴趣的人，在酒吧中，分辨出一个当地人，或者是一个外地人，一个土豪还是一个白领，是安竹的爱好。
那天晚上，我们认识了一个在坦桑尼亚做了几十年生意的老头，讨论了在那边合作手机生意的可能性。为示友好，老人请我们干了一杯据说能够壮阳的当地药酒。
后来，安竹又发现了一个文质彬彬的印度人，他毕业于美国杜克大学的MBA，有非常好的背景，现在为一家国际知名药企在非洲拓展市场。在这里找到一个受同等教育的人并不容易，安竹跟他聊了很久，后来，我们又在印度人住的酒店喝了很多。我撑不住了，要回家睡觉，安竹说，他还要去见一个开酒吧的朋友，今晚约好了谈一点事。
凌晨三点钟，我睡得懵懵懂懂，安竹回来了，他敲我卧室的门，让我出来一下。
安竹呼吸的酒气很大，后面是一个胖胖的当地黑人，再后面又跟了两个黑珍珠般的漂亮女人。安竹指着我，用英语跟黑人说：“这是我的老板，他是中国人。”他又用汉语跟我说：“这个人就是今晚我约见的，他在这里有好多酒吧，他想投资我们的手机生意。”
我想着如何跟这个当地人寒喧，安竹却说:“你可以去睡觉了。抱歉打扰你，我只是让他知道，我背后有中国人，你知道的嘛，在非洲，中国人就代表着有实力，有钱。”
安竹大声放着音乐，继续喝酒，他毫无倦意，后来，两个黑珍珠再也熬不下去，就离开了，她们本来想着今晚也许会有生意，再后来，那个当地人也离开了。天都快亮了。
“刘文，你以为我的手机是怎么卖的，都是在酒吧里卖的……”安竹嘟囔着，天亮了，他要去睡觉了，今天是周末，他会睡到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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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文 |&破茧计划应用数学学士，计算数学硕士，喜欢科幻，目前创业，在非洲多个国家拓展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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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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