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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评论版理性分析呈现
　　摘 要：都市报作为覆盖面最广、接触频率最多，最具可读性和欣赏性的报纸种类，在推动市民对于事件的认知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相比大量文献中对于新闻报道如何建构读者认知的研究，关于评论如何推动市民理性认知的研究还比较少，具有研究价值。而以评论闻名的《南方都市报》，作为都市报中的领头羊，以它的评论为研究对象，看其理性引导的过程，对其他的报纸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7/view-4473032.htm　　关键词：南都评论版；地震；理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G25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4-02 　　日8点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大地震。又是地震，又在四川，一切仿佛回到了2008年的那个5月，举国上下都陷入了一片恍惚之中，一切都那么突然，让人措手不及。经过上次的灾难，伟大的中国人民从中汲取了很多的经验。雅安地震，无论是在救援队伍的派出上，民间组织的指导上，新闻报道的呈现上，还是募捐善款的安排上，都显示出了统一性，规划性和合理性。不慌乱，勤思考是这次雅安地震在评论上呈现的最大特点。 　　一、关于《南方都市报》 　　《南方都市报》[1]，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所属系列报之一，正式创刊于1997年，是面向主流人群所创办的综合类日报。作为中国旗帜性媒体之一，南方都市报以办中国最好的报纸为口号，拒绝平庸、追求卓越，体现出了难得的传媒责任感和行动力。 　　南都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评论，对此专门开辟了“社论”专版，发表本报编辑，相关专家以及其它报纸的观点，称之为“南都时评”[2]。作为南都的招牌，这里是相关编辑者价值观的体现，也是整个媒体的办报宗旨和核心思想的表达。后现代主义大师鲍德里亚，曾经指出：没有媒体，就没有海湾战争[3]。即一定程度上，海湾战争的爆发是媒体构建的，强调媒体在塑造事件时的强大力量。但研究者往往把落脚点放在新闻报道的议程设置上，认为报道会对人们对某一事件态度造成影响，却忽视了新闻者有意或无意的观点也扮演了“观点的议程设置”，甚至可以说是幕后的操控者。 　　事实上，最能对读者产生认知感情行为影响的，是意见的表达。无论是赞成还是否定，对于读者来说，都是思考的过程，是被影响的过程。 　　因此，每一家报纸都会注重言论版，因此了解南都在雅安地震中如何通过评论来引导人们对于地震的理性认知是至关重要的。 　　二、南都关于雅安地震评论特点 　　自4月21日始，南都进行了长达9天的围绕雅安地震展开的评论。首先，21日发表社论《一个有温度的社会无须畏惧灾难》，接着22日发表社论《肉唐僧和他的“肉铺”，给慈善温暖的微光》和《民间救援需专业化，更需组织化》两篇文章以及评论《抗震救灾不能留下“被遗忘的角落”》；23日社评《不添堵，有序抗灾需分工合作》是契合22日救援问题展开的观点，《谣言成次生灾害的批评视角应有所调整》是针对谣言流行发表的；25日《雅安救援：民间力量的成长与困厄》则是引用中青报的时评，并写了《重塑红会公信力，去行政化或为必由之路》与之相对比，26号又引用新浪短评《房毁债存，震后房贷怎么办？》作为社论的推荐部分，28日又开辟个人专栏，阮子文专栏就是针对地震后房贷问题展开的评论回答；29号是关于汶川地震的最后一篇社论，《巨额善款莫名走失，以何自救红会当思》，这是针对25日的社论展开的一个跟进版。通过以上文章的内容分析和比较，笔者在这里分析了南都有关地震评论的特点： 　　1.指导性——立足于都市报本身，强调市民指示功能。将南都所有关于地震的评论聚合起来，笔者看到南都几乎所有的评论都集中在了一个问题上，那就是指导性。这既包括认知的指导，如如何面对地震的发生；感情的指导，如如何调整面对灾难的低迷；也包含了行动的指导，如如何解决震后的问题。通过阅读这些评论，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使人们在这样一个突发性灾难面前，知晓自己的位置，最大可能的避免消极情绪和不满行为的发生。让读者明白，安于本位，就是自己能做的最大最好的救援。 　　2.深度化——秉承一贯深度思考，关注细节问题。南都不像党报或日报，注重在感情上进行宏大而抽象的渲染，而是喜将感情上升到每一个细节的表述。在《一个有温度的社会无须畏惧灾难》一文之中，评论者将温度转化为领导者和民间力量两种，字里行间充满着温情和感染力。之后，南都的评论都是就着地震发生前中后的问题展开的。这是南都一贯的传统。2011年，针对合肥初二学生放火毁容少女的案件，全国各家媒体的评论重点都放在该男孩家庭背景，判刑轻重的问题上，南都却关注了少女本身毁容情况，身心健康的问题，指出媒体不应该再对此事宣扬，本来可以休息疗养的时间全部都被媒体所取代，针对性提出了批评。 　　由此可以看出，以人为本，是南都努力坚持的方向，也是其富有人情味的表现。 　　3.独立性——保持独立判断精神，提出新颖观点。南都在纷繁信息覆盖的多媒体时代，能够理性的思考事件正确与否，是媒体人专业素养的表达。面对地震中发生的谣言，南都没有像其它媒体一样，一味的堵塞，禁止，或者持有反对性的意见，而是独辟蹊径，从谣言的不攻自破这个特点出发，指出了谣言本身就会在传递过程中自生自灭，且二次传播甚至多级传播中的传播者大多是秉着求证的态度去传播，这样两面性的分析，就为理性对待谣言提供了佐证。 　　4.开放性——尊重各家意见的表达，推荐他报言说。引用他报观点在都市报中并不少见，南都在“把关”时，却有着自己的一套标准，摘选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的观点，而不是仅有的抽象意义。如南都引用中青报《房毁债存，震后房贷怎么办？》一文，立足百姓们关心话题，不仅是灾民的疑问，也是大多数人对于相关法律迷茫的好奇。这一评论的引用深刻反映了南都对于自己的定位：市民报纸解决市民问题。值得称道的是，不仅仅是引用，报纸很快就开辟个栏，对其进行了法律层面上的分析。快准狠的同时不仅将政府廉洁亲民的形象构建出来，也让百姓吃了颗定心丸。这种类似于大众化的公共言论平台在报纸上并不多见，且发表者多为各个领域的意见领袖和专家，保证了质量和说服力。
　　三、与人民日报相比较 　　南有南都，北有人民，这一南一北两大以评论为名的报纸在这次事件评论上，呈现出了巨大的区别。相比于南都，《人民日报》似乎更注重与事件相关的信息的采集，强调大爱善行并未像南都一样，连续将重点放在灾区情况的跟进问题上。《人民日报》于4月21日至5月4日通过今日谈，纵横，人民论坛，人民时评，评论员的文章陆陆续续发表了14篇文章：如今日谈：《为生命争取更多时间》、《“心理救援”同样重要》、《灾难中砥砺志愿精神》；纵横：《救灾防灾需要科技支点》等，通过阅读，笔者发现作为党的媒体，《人民日报》的评论特点是： 　　1.政治性—评论大多是从政治意义的角度去考虑，弘扬精神，称赞媒体，亦或是表彰在这灾难中突出的行为，如《灾难中砥砺志愿精神》；通过这些评论，来达到宣传的目的，为政府呈现亲民的形象，有利于维持灾难时期的政府稳定； 　　2.鼓舞性—宣扬大爱无疆等带有导向的作用的话题，一方面使得百姓成为了我们宣扬的对象，却忽视了对灾情的关注；另一方面，又易误导受众读了以后，在感性的冲动下，涌向灾区； 　　3.盲目性—体现在有关地震中突出人物的评论上，如“地震中穿着婚纱报道的女记者”等。由于人物的争议在网络中早已有所涉及，而作为党报的评论却在大为赞赏，这样，文章只会让人觉得是盲目跟风崇拜，无独立见解可言。由此看来，党报媒体评论重点是放在鼓舞表扬激励上，而南都则更为关注其中早已存在和现才涌进的问题，更为冷静和客观。 　　四、南都社评对于雅安地震的理性建构 　　与传统报道的建构方式不同，评论对于事件的分析不注重细节的呈现和救灾进度的信息，而在问题的认知和指导意义上。在雅安地震的建构中，作为在评论方面从不盲目跟从，经常反思的南都向读者展开并完成了对于地震发生后一系列事件的建构： 　　1.鼓舞人心，减少负面情绪。以温情为主线，注重情感上的共鸣，南都打出了一张温情牌，没有华而不实的恭维，而是将国家，人民，血浓于水的亲情点找到，纵使有再多对于现实的抱怨，一根解不开的线也将我们紧紧的绑在了一起。 　　2.指导行动，赋予理性思考。救援是重点，强调组织的专业性。在揭示民间团体的问题同时，南都也让我们看到了民间团体的热情和温暖。在发表自身观点和建议的同时，隐去了尖刻的词汇，遮蔽了锋芒，让人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关心和理智，更容易打动人心。 　　3.监督机构，确保合理运作。针对救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南都勇敢的正视，大胆的提出，这不仅使其获得了公信力，也使得读者在了解真相的同时，一吐为快，有媒体的坚强支柱，观点的平台是公共的论坛。我们的抱怨，只是抗议的一种手段，目的是希望得到尊重和正视，而不是欺瞒和打压。这些问题是政府机构需要直视的，堵住老百姓的嘴不是解决办法，追根溯源才能赢得民心。 　　4.放眼未来，关心百姓震后安置。阮子文针对中青报《房毁债存，震后房贷怎么办？》一文所作的《因地震倒塌的房子不应再偿还房贷》虽不为社论，但开辟专栏，也看到了南都对于此文的重视，这也是其人本思想的体现。针对灾民所关心的实质性问题，作出的回答，南都的评论已经从法律的权威性出发提出了解决方案。 　　面对地震，作为媒体人，将最真实的信息呈现，用最理性的评论传达，就是最好的救助。而通过评论，将自己的主观意见表达出来并不代表武断，并不意味跟风，因为有理性观点的表达是最能得到支持的。在媒体管辖“风平浪静”的今天，暗涌的潮水让每个媒体人都小心翼翼的不触碰那敏感的地带，但是一味的歌功颂德换来的不会是赞赏，只会是更多的不满。一个开明的政府，必须有颗包容的心。关注于事件本身大于关注于人，关注于人的背景大于关注于人的心，这种病态的现象，在媒体的评论中十分普遍。媒体想赢得受众，还是要推陈出新，敢于言说，这样才能在竞争化的环境中立足，《南方都市报》就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参考文献： 　　[1] 郑勋.社情见于论，民情穿于心——浅析《南方都市报》社论的情感价值[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1（6）. 　　[2] 彭军辉，王志永.南方都市报时评的大众化特色[J].当代传播，2010（2）. 　　[3] （法）让·鲍德里亚.海湾战争并没有发生[A].Anagrama.海湾战争未曾发生[C].巴黎：Galilee，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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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影响世界的中国理念
摘　要:一个国家的政治话语非常重要,而政治话语的核心是理念。中国迅速崛起虽然引人注目,但中国崛起背后的理念似乎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不少人甚至认为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国并没有产生大的理念,更有人认为中国还处在过渡阶段,最终还是要全盘接受西方理念,融入西方文明。西方虽然对中国仍怀有难以摆脱的偏见,但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关注中国理念了。中国学人对中国理念的研究更应该有一种紧迫感和使命感。没有理念上的崛起,一个民族是无法真正崛起的。
　　一个国家的政治话语非常重要,而政治话语的核心是理念。中国迅速崛起虽然引人注目,但中国崛起背后的理念似乎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不少人甚至认为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国并没有产生大的理念,更有人认为中国还处在过渡阶段,最终还是要全盘接受西方理念,融入西方文明。西方虽然对中国仍怀有难以摆脱的偏见,但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关注中国理念了。中国学人对中国理念的研究更应该有一种紧迫感和使命感。没有理念上的崛起,一个民族是无法真正崛起的。　　我梳理出的八大中国理念是: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虽然中国理念还有很多,但我认为如果能够把这些理念阐述清楚,我们就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国迅速崛起背后的关键思想以及它们对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　　1.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理念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指一种做学问的诚实态度,后来的明清时代又形成了“实学”,强调通过对事物本身的探索来发现规则,英文则把这个概念翻译成“从事实中寻找真理”。毛泽东把这个理念定为中国革命成功的思想精髓。1978年,邓小平再次提出这个理念,并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立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个理念使中国摆脱了东、西方教条主义的束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这个理念与欧洲启蒙运动提倡的“理性至上”有共通之处,双方都因此而摆脱了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突出了人的理性精神,并都推动了各自划时代的工业革命但两者也有差异:“实事求是”是中国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互动的产物,避免了过去西方理性主义所包含的种族主义和唯我独尊等历史局限,强调了一切理性活动都需要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而检验的标准是这些活动是否有利于人民的整体利益。正因如此,在“实事求是”指导下的中国崛起是和平的崛起,没有像欧洲崛起那样给世界带来战争,而是带来了和平与发展的大量机遇。这个理念使中国成了世界上意识形态偏见最少的国家之一,使中国能大胆地借鉴别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一切经验,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方方面面的进步。　　中国人从对事实的检验中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方面,苏联集权模式没有成功,西方民主模式也没有成功,因而决定大胆地探索自己的路,改革束缚中国发展的各种制度和做法,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成果,并逐步摸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并非完美无缺,但在消除贫困和实现现代化方而,确实取得了比其他国家更大的成就。　　“实事求是”对于世界的意义在于:它提醒世人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人云亦云,不要相信教条,而是要理性地、客观地、准确地看待并探索一切问题。比方说,西方这么多年在世界各地推动了所谓“民主化”,表面上看“民主化”怎么会有问题,但仔细看一看事实,人们就不得不质疑:为什么南斯拉夫一推行西方的“民主化”就崩溃了?为什么苏联这样做就解体了?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在西方那么受宠,但却被本国大多数民众所鄙视?为什么台湾地区现代化起飞了之后转学西方模式,结果经济滑坡了,贪腐更严重了,社会也分裂了?为什么韩国“民主化”之后的情况也和台湾地区类似,还不幸地先后成为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的重灾区?为什么东欧“民主化”已二十年了,但其民主品质,按照欧洲权威机构的评估,属于最差的地区之一,其经济命脉也大都落入外国人手中。为什么整个第三世界都找不到一个通过西方民主化而变成现代化强国的例子?总之,信奉“实事求是”的人,头脑是清醒的,他们知道西方制度的长处和短处,也知道自己制度的长处和短处,也知道一旦有人把西方民主模式推到了极端,就会变成民主原教旨主义,其结果只会是失败,甚至灾难。　　2.民生为大　　中国人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也就是说人民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巩固国家的基石,国家才能安宁,而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坏,将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中国人还说,悠悠万事,民生为大。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定要全力消除贫困,努力改善民生,这是一个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正因如此,中国在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方面,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中国“民生为大”的理念纠正了西方人权观念长期存在的一个偏差,即只重视公民政治权,不重视民生权。追溯其历史原因,我想大概是因为欧洲18世纪启蒙思想家提出自由、平等、私有财产权等人权的时候,他们所代表的是当时新兴的有产阶级。在他们那个年代里,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奴隶贸易都是合法的,最悲惨的贫困发生在殖民地,不在欧洲。今天世界已经进入2l世纪,但世界人口的一半还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继续这种偏差是说不过去的。　　“民生为大”还意味着在所有人权中,应该优先推动与民生有关的权利。美国从不认为消除贫困是人权问题。欧洲最多把消除贫困看作是消除享受人权的障碍。而对于中国,这不仅是一个人权问题,而且是一个核心人权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实践中已经这样做了,而且还将继续这样做。中国模式在消除贫困方面的成绩大大好于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其主要原因就是双方在认知上的这种巨大差别。　　世界上仍然有约30亿人饱受战乱、赤贫、饥饿、基本生活品匮乏的煎熬。采用西方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大都无法解决好民生这一基本问题。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也许更能理解中国模式来之不易。随着时间推移,我认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会从中国模式中取经。坦率地说,不是中国模式非常好,它有自己的代价,而是西方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实在太差,使大多数老百姓根本看不到脱贫的希望。　　3.整体思维　　中国人的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能力比较强,所以中国人做事情比较有战略眼光,能分轻重缓急。中国人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主张统筹思考,辨证认知,标本兼治。整体思维的出发点是整体包含了部分,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由于这种整体思维观,中国早在1980年代初,就制定了七十年分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并一步一步地实现着这个战略。　　中国人的整体观也涉及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的安全、幸福、自由、尊严这些价值。这些价值在西方几乎完全属于个人价值范畴,但是在中国文化中,这些价值往往与国家安康的信念紧密相连。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太多的战乱,人民把确保“天下太平”和“国泰民安”看作是任何一个称职的政府都不可推卸的天职。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家庭伦理又衍生出了“舍己为家”和“保家卫国”这种“家国同构”的传统,使得今天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把自己国家的强盛和尊严看得很重,并认为这与个人安全、幸福、自由、尊严密不可分。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相对成功表明,一种历史形成的传统,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总是有利有弊,关键是要学会趋利避害。中国这种把国家与个人看作一个整体的理念只要运用得当,可以比西方模式更有效地促进个人价值的实现。西方人做什么事都喜欢从个体入手,因为它有个人主义的传统。如果我们也用这种方法,可能只能永远在西方后面爬行。我们发挥了自己的长处,从整体入手来促进个人利益更好地实现。我们创造的奥运模式不仅使我们取得了辉煌的奥运战绩,而且也推动了无数中国人热心地参与到体育、健身和公益事业中。我们举办残奥的模式也推动了无数中国残疾人个人权利的改善。我们主办世博会的模式也是如此。我们通过以整体为出发点的努力,既带动了城市建设理念的跨越式进步,又使无数个人更好地了解了什么是低碳环保的城市生活。　　总之,在推动个人价值的实现上,中国采用从整体出发,推及个人的方法,似乎比西方通过个人主义的理念和方法更为有效。我甚至可以说,两种方法在效果上的差别大概就是邓小平的方法和特雷莎(特雷莎修女在印度做了许多扶贫善事,并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方法之间的差别,邓小平的方法是从整体入手,逐渐惠及个人,特雷莎的方法是从个体入手,逐渐感动整体;邓小平的方法使近4亿个人脱离了赤贫,获得了更多的尊严、自由和幸福,而特雷莎的方法拯救了很多个人,也感动了无数的人,但是整个印度扶贫事业迄今却没有多少起色。发展中国家特别需要较强的整体思维能力,因为它们的资源紧张,不可能同时实现所有发展目标,如果没有一种整体出发的、分轻重缓急的发展战略,它们的现代化事业很难成功。　　西方哲学强调个体,中国哲学强调整体,两者本来完全可以互补,就像看到树木也要看到森林,看到森林也要看到树木,这样可以深化我们对世界事物的认识。中国已从西方强调个人的理念中获益匪浅,西方其实也可以从中国强调整体的理念中学到很多东西,因为西方民主制度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政客短视的问题。西方政客往往只关心部分选民的短期利益,而忽视民众和世界的整体利益;往往只关心自己的选票和任期之内的事,而忽视更加长远的问题。如果这种短视继续有增无减,那么处理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全球性问题就会非常困难。在当今世界上,全球治理的问题越来越多,我们需要更多一些的整体思维,才能解决好这些问题。中国人做事讲究通盘考虑,讲究一个度,讲究动态平衡,讲究解决问题的最佳火候和时机。这些智慧对于解决西方面临的许多棘手问题,对于解决全球治理面临的许多难题都有积极的意义。　　4.政府是必要的善　　西方历史上由于强政府带来过诸如宗教迫害、极权主义等问题,所以很多西方人都把政府看作是一种“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中国情况则不同,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往往都和强势开明的政府联系在一起,中国传统中人们往往把政府看作是不可缺少的“善”。历史上,由于幅员辽阔,自然灾害频发,需要一个比较强势的政府来协调和治理;幅员辽阔还意味着中国各种地方和部门利益比一般国家复杂百倍,这也需要一个比较中性的中央政府来协调。　　中国从秦始皇时期开始就实行了郡县制,各级官员由政府任命,而非世袭,科举制度也有上千年的历史,这些都比欧洲早了年,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中国强势政府有其内在的动力,有数千年历史的传承,也有数千年的实际操作经验,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一个传统一旦形成,就有其相对稳定性。强势政府的优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弱点是容易导致专断。　　中国的邓小平比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棋高一着的地方就是他认为没有必要放弃强势政府的优点,而是要对其进行改革并使之转型,从过去为实现乌托邦理想而奋斗的政府,转化为一个为实现现代化而服务的政府。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比另起炉灶,重建一个新的政治制度要有效得多。一种新政治制度从建立到运作,谈何容易,俄罗斯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直到普京上台,才开始理出一点头绪。即使像波兰这样转型比俄罗斯更为顺利的国家,转型二十年后的今天尚未能够把总统和总理的权限划分清楚。中国的做法虽有不足,但总体上是一种利大于弊的选择,中国在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政府领导下迅速崛起。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连美国这样一个一贯怀疑政府作用的国家,也开始实行大规模的政府干预,难怪有人戏称:美国开始走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了。　　在一个游戏规则完全由发达国家制定的世界上,不通过强势政府来推动经济,参与国际竞争,一个发展中国家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恐怕最多也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爬行。一些学者书生气十足,整天在那里谈论要实现教科书中那种没有政府干预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他们似乎不了解今天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无数个虎视眈眈的西方投机大鳄,从石油到粮食,到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领域,他们都在那里兴风作浪,究竟在多少领域有“完全竞争的市场”?稍有不慎,整个国家的经济都可能被他们吞噬。强势政府使中国的社会和市场有了一个比较有效的保护层。　　不久前,欧盟环境专员斯塔夫罗斯·迪马斯(Stavros Dirmas)在谈到如何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时承认:考虑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巨大要求,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就等于是打一场战争,政府须发挥更大的作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政府的作用和作为,很像指挥一个接一个的战役,我们打了农业改革的战役,打了建立特区的战役,打了沿海城市开放的战役,打了浦东开发的战役,打了加入世贸组织及其相关的体制改革与创新的战役,打了奥运会和世博会的战役,现在正在打经济转型的战役,正是这一连串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中国今天崛起的基础。　　当然,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中国各级政府自身的改革任务也不轻。在如何解决好廉洁自律的问题上,在如何进一步调整好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关系等问题上,在如何确保对政府工作的有效监督等问题上,我们还存有许多问题,仍需不断地探索和创新。但“政府是必要的善”这个理念对中国和世界的意义,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5.良政善治　　关于“良政”或“良政善治”(英文叫good governance),国际社会还没有形成普遍接受的定义。一些西方国家想垄断这个概念的定义,但笔者认为回归常识判断就能理解这个概念。中国人讲的“以人为本”、“励精图治”,其实就是中国人理解的“良政”,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懂得这个概念,外国人理解也不困难,其基本含义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作出一切努力,为了人民的利益把国家治理好。　　西方很多人总喜欢强调所谓“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不少中国人也喜欢套用这个概念来分析政治问题,这个概念可以解释一部分现象,但同时又明显地缺少诠释力,因为这个观念显然把千差万异的世界政治形态过分简约了:这个世界只剩下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不是民主就是专制,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而民主和专制的概念又是西方界定的。如果世界真可以这么简单分类,那么民主制度选出了希特勒该怎么解释?西方认为不民主的那个新加坡,其国家治理水平远远超过所有第三世界“民主”国家,又该怎么解释?　　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个更为中性,更有诠释力,同时又能把世界政治简化为两大类的概念,我认为只有良政(good governance)与劣政(bad governance)。我2008年在印度谈中国模式时,一位印度学者曾问我:“您是不是想证明‘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我说:“不是‘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而是‘良政’比‘劣政’更有效率。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表明:不管什么政治制度,最后一定要落实到‘良政’才行,落实到中国人讲的‘以人为本’、‘励精图治’才行。‘良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瑞士,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如新加坡,中国在这方面虽有不足,但远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做得好;‘劣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海地、伊拉克、菲律宾、刚果、格鲁吉亚,也可以是非西方政治制度,如缅甸。” ......(未完，请点击下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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