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国经济有很多肿瘤亟待切除
导读：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政府在出手挽救的同时如何避免重复、低效投资拉动的恶性循环？公务员普遍涨薪是否应该考核服务质量、精简闲职冗员？关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话题总能牵动民众的心弦。面对上述难题，凤凰财经有幸邀请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院长，姚教授指出政府在出手挽救经济下滑的同时亟需清除掉低效国企、地方融资平台政企不分等经济毒瘤，手术与输血并重才是经济健康成长的解决之道。
中性政府不应被利益集团绑架
主持人：姚教授您好，您的研究当中，一贯强调一个中性的政府对于国家发展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从我们今天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政府在出手挽救的同时如何避免重复、低效投资拉动的恶性循环？公务员普遍涨薪是否应该考核服务质量、精简闲职冗员？关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话题总能牵动民众的心弦。面对上述难题，凤凰财经有幸邀请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院长，姚教授指出政府在出手挽救经济下滑的同时亟需清除掉低效国企、地方融资平台政企不分等经济毒瘤，手术与输血并重才是经济健康成长的解决之道。中性政府不应被利益集团绑架主持人：姚教授您好，您的研究当中，一贯强调一个中性的政府对于国家发展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从我们今天的反腐败的成果来看，实际上掌握着权力和与权力相关的人窃取了相当大量的国家财富，从这个结果来看，您认为我们目前的政府行为可以称得上是中性政府吗？姚洋：从过去一年多的反腐所揭露出来这些腐败案例来看，的的确确存在政府官员和一些强势资本集团相结盟的现象，这些官员的腐败特征背后都有一个企业老板，或者一群企业老板给他输送利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政府官员不再是中性的，我说的中性政府就是政府要和社会保持距离，不和社会中的任何集团结盟。主持人：很多网友对于中性政府这个概念也不是特别理解，能不能再稍微展开解释一下。姚洋：中性政府是相对于那些有钱的政府来说，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好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没办法发展起来，在政治层面来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是被某些特定的利益集团所绑架的，比如说在菲律宾，这个政府基本上被地方家族所绑架，所以最后菲律宾发展得非常差，菲律宾在60年代是发展中国家的明星，它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5倍，今天中国的人均收入是菲律宾的两倍多，超过它两倍了，完全反转过来了，也就是说过去50年间，中国赶超了菲律宾十倍以上，菲律宾至少从1988年以后是民主的国家，各项条件都符合所谓的民主的定义，为什么它就没有做好呢？就是因为利益集团太过强大了，而且都是那些少数人掌握的利益集团，经济没有办法发展。所以我们考察中国发展，解释中国发展，不能仅仅看中国，有人说中国成功因为改革开放，菲律宾早改革开放了，它已经是市场经济了，所以这不是中国特殊的地方。你解释中国，要看中国哪些地方做得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府在过去的30多年间，它能比较好的平衡各方面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我们以前说是革命党，现在是个执政党，执政党就是要照顾所有人利益，一碗水端平了，并不是对某些人就特别好，对某些人特别坏。比如说柴静《穹顶之下》，她做得非常好，把大家的环保意识提起来，但是要说到解决方案，网上也有很多流传，你要解决环保问题就得涨价，涨价老百姓就接受不了，我们说用电，你是要提高排污标准，我们发电厂的排污标准，我们电可能就得涨价，老百姓能不能接受，这些就是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你这样去做了，你非常现实的问题。河北省要给北京做出巨大的牺牲，这个工作摆在领导人案头上，是个艰难的选择，河北省关掉40%的钢厂，60%的小煤窑、水泥厂，多少人会下岗失业？那么这个选择不是容易做出来的，摆在任何人面前都不是容易做出来的，说当然可以说了，我们知道APCE蓝是怎么出来的，是他们先关几天，北京的天马上蓝了，但是我们能长期关下去吗？这个是需要决策。这就是你要有个中性的政府，你要平衡各方面利益。地方系统公务员有很大减员空间主持人：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高增长，目前进入了一个所谓的新常态，经济增长相对放缓这样一个时期。而从同期世界的增长率来看，实际上即使是相对的放缓，也领先于绝大多数的国家的增长率，但是在中国就体现为一种普遍的担忧，是否意味着在长期的快速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的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被所有的人能够公平的分配到。姚洋：如果你看统计数据，我觉得你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基尼系数是在上升的，劳动收入占比、居民收入占比，在2010年之前都是在上升的，这些指标都是在上升的，2010年之后我们这些指标是在改善的。主持人：我们行政系统的开支，实际上比起其他的发达国家一直占GDP比重比较高。姚洋：这个判断是不准确的，我们国家行政开支占政府支出的比例并不显著的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略高一点点。主持人：您是说比例还是什么？姚洋：比例，你得看比例，不能看总额，因为国家大，我的印象中和转型国家比，甚至和美国比，也就是高几个百分点，很小的差距，并不是差很大。主持人：但是我们用于民生的支出是比较少的。姚洋：这里头中国有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有很大一块是所谓的事业编制，实际上事业编制比公务员编制要大，我们说800万公务员，但我们事业编制是好几千万，是三千多万，我记得总共加是四千多万，我们好多事业编制是全额拨款的，这个占了很大的资源，你要说我们支出是不是大了，恐怕要说大是这块。主持人：关注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面临着公务员集体涨薪，大家会认为尽管涨薪有很多充分的理由，但是不可忽视的是现行的政府机构里面，其实也存在着很多冗员。姚洋：我觉得这都是网上流传的一些误解，中国的政府太小了，人手远远不够，我举个例子，统计局，编制一个资金流量表，这个资金流量表都要推迟三年公布，比如今年大概会公布2012年的资金流量表，为什么推后呢？我听到的消息统计局只有一个人干这个活，统计局没有人手，事实上你到统计局问一下，有好多人都是地方借调上来的，不发工资地方发，他借调了，他人手是不够的，我们整个公务员系统800多万，这是比较少的，你去看看美国，你知道美国人力资源部多大吗？30万人，所以不要轻易说我们政府太大了，政府权力很大，不等于说政府人多，政府权力很大，这没错，中国政府的权力可能是世界上第一的，但是不等于说我们政府冗员很多。主持人：您认为目前公务员系统的人数实际上还是相对比较少的，我也看到您之前的一个研究，您认为在中央一级的政府中的确是缺人手的，但是在地方系统当中实际上还是有很多闲职。姚洋：这个问题要仔细，不能笼统的说我们公务员队伍太大了，有些公务员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比如乡镇这一级，我觉得乡镇这一级砍掉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以前有乡镇是因为我们这个交通不便，你要从县里到村里很麻烦，现在我们基本上，我说基本上，除了新疆、西藏、内蒙，面积太大了，现在基本上在内陆技术，从县里头到任何一个村都可以当天往返，没有必要要乡了，镇可以要，因为镇有好多经济在里头，乡根本没有必要要，如果我们把乡裁掉，可能能裁掉一两百万人，这个是多余的，然后你把这部分人补充市级的，还有中央这一级的。谈到公务员的工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清楚不清楚，我们一个副部长的工资是多高？大家知道吗？网上知道吗？主持人：多数人应该是不知道的。姚洋：我们一个副部长的工资也就是1.2万到1.4万，一个月的工资。主持人：我想有时候网民的质疑，其他人的质疑还基于这个方面，就是无论拿多高的工资，但他所干的活应该与他的质量相匹配，比如刚才您举到的统计局的例子，实际上我经常会听到一些县级市这类的统计局描述他们的工作场景，讲上一级是怎么样通过分别指标数据让他完成统计结果的，实际上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粗糙的应付，甚至是欺骗公众的，这个活儿可能大家不满意，所以就牵带着对他涨薪不满。姚洋：我还是相信高薪养廉这个事情，从世界经验来看，公务员系统给他们一定的待遇，是提高廉洁程度的一个必要手段，比如说香港，60年代70年代反腐反贪，之后大面积提高公务员的待遇，这个对保持公务员的廉洁，特别是警察队伍的廉洁，还是起到很大的作用的。中国经济有很多肿瘤亟待切除主持人：维持新常态的经济增长，经常我们会认为包括消费、投资、出口是很重要的三个因素，您认为要维持这个经济的增长，那么这三个因素在未来会发挥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姚洋：看中国是不是进入衰退，最好的指标是物价指标，我们的PPI已经连续30多个月下降，很明显的在生产面已经进入通缩了。消费面，是不是也进入通缩呢？按照同比计算，我们还略有涨，1月份的数据出来了，但是按照环比算，我们已经开始下降了，而且我们CPI的统计可能不是太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房子统计得不够，房子占的比重太低，如果你把房子也加上的话，我们CPI恐怕已经下降了，这个是很明显的进入了衰退的迹象，就像我们1997年之后一模一样，1997年之后物价开始下降，明显增长率是已经开始下降了。1997年那一轮通缩，刚好遇上了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救了我们，出口飞速的发展，整个世界因为新一轮的全球化，中国带动的全球化，中国得益最多，这一次可没有外部力量救我们，所以短时期里头还是搞投资，有人说搞投资不又是走老路吗，在非常时候还得走点老路，管用。主持人：也就是说未来的经济增长还是要一定程度上依赖投资。姚洋：已经进入通缩了，我觉得政府的投资还是管用的。主持人：如果不出手挽救实际上还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姚洋：非常危险。主持人：但是在政府进行这种投资，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您刚才说的那个问题是存在的，能够拿到钱的企业往往都是大型的国有企业，政府融资平台，而这些企业的行为在以往通常都被很多民营企业看作是非常低效的。姚洋：这个没错，中国经济里面有一些肿瘤，政府融资平台是个肿瘤，大型国有企业可能也是个肿瘤，不要忘记还有房地产企业也是个肿瘤，这些瘤子都存在，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打个比方，我们知道病人得了好多癌症，那你怎么去治这个病人呢？如果你不采取财政手段、货币手段，那就等于把输血管给他拔掉，把癌细胞饿死，最后结果是什么呢？人先死掉了，所以这个就是哪个更重要？是保命更重要还是杀死癌细胞更重要？我的看法是你输血还得输，另一方面我们开刀，两方面都得做，你不能说我先把这个血给停了，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主持人：但是很多老百姓会这样说，经济学家解释得好，说通过经济增长就能稀释掉以往的错误，但实际上也就是说是用全民来分担过往的这种政策错误所带来的结果。姚洋：本来就是这样的。主持人：就像以前国有银行上市。姚洋：就是这回事。主持人：那实际上我们辛辛苦苦纳的税，交的钱就这样浪费掉，由此是不是可以反思一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政府行为，政策的制定，还有哪些可改进的空间，是不是能够从这一轮开始之后就避免这个问题呢？还是要无限的重复下去？姚洋：我们国有银行在90年代末的话，是技术上已经完全破产了，资不抵债了，你不能说这些银行不好，其实你发现把它这个债务包袱一去除了之后，它长得挺好，正因为我们那一轮把它包袱去掉了，所以我们造就了几个巨型的银行，现在工商银行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而且盈利状况很好，都是要感谢那一轮的银行改革，甩包袱是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其实就是经济学上说的沉默成本的问题，它已经是沉默成本了，你再去后悔没用了，你只能往前看，那也的的确确最后谁买单了呢？全民买单了，所有的国家都是这样的，希腊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希腊也是这样的，他亏了之后怎么办？全民都勒紧裤腰带，大家都要买单。但是它通过这一轮银行的的确确改了一些，变得更加商业化了，大家还是汲取了一些教训。主持人：考虑背后的原因，没有一条实际上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是有益的，都是在他的位置上为利益群体服务。姚洋：它是商业银行，你没有理由要求他们为老百姓想，它为什么要为老百姓想？主持人：作为政府如果引导商业银行做这样一种行为，本身是不是有需要反思的地方？姚洋：很难说政府对银行有多大的控制，其实很多时候银行和政府和监管机关之间，是一个老鼠和猫的关系，我们的好多监管是银行在规避，你去问一下银行，银行都狠死这些监管机构了，天天抱怨，也不能说我们政府完全控制银行，银行毕竟开始商业化了，我的意思是想说，就是经过这一轮，改革也好，甩包袱也好，银行还是变好了一些，我们当然作为普通老百姓都希望一夜之间变得非常好，但这是不可能的。要避免立法机构被部门利益绑架主持人：您也提到了，柴静一个环保的纪录片《穹顶之下》非常火，这一方面反映了民众对环保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片子也反映了很多政府缺位、法律不能够执行、垄断行业阻碍了很多标准产生的这些问题，您觉得在新一轮政府简政放权，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阻力？怎样去克服？姚洋：其实恰恰在环保方面，我们政府的能力是太低了，不是个简政放权的问题，而是应该是给予政府更大的权力问题。那里头有一句名言，对你有义务，但你没有权利。我们一个私人老板敢对我们环保部门说这句话，就因为环保部门不长牙齿，我希望通过这个片子，我们开人代会，能不能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环保这个执法大队，现在都有执法大队，有没有这种权力，说你违反了，你排污了，是个刑事责任，我可以到法庭上把你逮起来，我发现了第一个把你逮起来，逮完之后整理材料交给检察院公诉你起诉你，我觉得有一些就该起诉。比如，给沙漠里面排污，那是犯罪，现在说我改正，改正就行了，怎么改正呢？它已经排了，造成永久的伤害了，环保部门是不是就该有这个权力，先把你逮起来，不管我们三七二十一，就像我们救驾一下，先把你扔到看守所里面去，三个月之后我起诉你，这是需要权力的，而不是简单一个简政放权的问题。主持人：这可能也不仅仅是权力问题，而且还有权力之间的对抗，因为看到片子当中反映的，如果单纯一个环保部门它做一个很微小的企业对它进行惩处，其实它还可以表现得比较强势，但如果面对的是一个地方政府对它财政收入贡献很大的一个企业，它就显得没有办法了，这个背后可能就隐藏了我们政府追求的很多目标，比如说是唯GDP的目标，使得各方之间有一个博弈形成这个结果，而这个结果是不合理的。姚洋：所以我一开始就提到，当你考虑北京的蓝天和河北省的损失的时候，摆在任何领导人面前，这个决定都是极其艰难的，其实这个决定已经做了，但是一到执行的时候会发现那么多人下岗失业，怎么办？这个怎么去平衡，我觉得这是一个难题，我们首先要承认这是一个难题，但是我也认为我们很多城市太过于纵容了哪些排污的企业，有些是很明显的排污，趁雾天就开始排污，排有毒的空气，像这种明显违反了我们环保，而且它有能力做，它不做，就为了节省成本乱排，我觉得应该给环保部门权力。主持人：在目前中国这个状况当中，我们一直饱受疾苦的就是政府权力太大，造成了很多寻租空间，也造成了腐败和官商勾结，这块谈简政放权我想也是很有意义的，您在这块有什么样的建议？姚洋：这个其实李克强总理已经说过，他说得很明显，政府权力最大，就容易产生腐败，他是公开说的，所以他是意识到问题，所以他也在做简政放权。但是这里头有一些东西，你刚才提到的标准制定问题，这是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好多立法，它是由部门立的，至少是由部门先起草的，还有一些比较技术性的立法，干脆让企业去立去起草，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人民代表大会里头，没有专业人才，搞不清楚怎么去立这个法，所以只好甚至让企业立法，企业立法肯定写得对自己有利。所以我说，你要想让政府权力减少，实际上需要把好多的权力真正落实到人民代表大会上，要让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这些权力，这样我们才能避免我们的政策的制定被少数部门、少数企业所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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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当下对中国经济的四个误读
姚洋：当下对中国经济的四个误读
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10月15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朗润讲堂“走在变局之前”暨北大2017级EMBA新政说明会上发表演讲，分享了对当下经济大势的几个判断，着重分析了去杠杆、国企改革两个热点问题，澄清了人们对经济的几个误读：& 中国GDP增速下降，除了结构性原因，大家要看到经济周期的作用，不能否认经济周期的存在。& 供给侧改革是用来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是一个长期问题，不解决周期性问题；要处理好结构调整和保增长之间的关系。& 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经济效率的指标，是根据GDP增速算出来的，是结果，不是原因，建议用投入来衡量经济情况。& 中国M2年增速达13%，如果你资产增值达不到每年13%，你就相对变穷了；但是，中国央行发行货币是有真正的实物做抵押的，美联储才是全世界最大的印钞机。以下为发言全文，以飨读者。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当前经济问题的几点看法和建议。我主要讲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我会强调周期性原因；第二，澄清关于中国经济的几个判断，特别是效率问题、结构问题、保增长调结构的关系问题；第三，讲一下债务和高杠杆；第四，讲一下国有企业改革问题。01 中国经济增速为什么下降了？&看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我不否认有结构性原因。否认结构性原因，肯定没法看懂中国经济。&结构性原因可以和日本相对比。日本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初也是出口导向，跟我们国家一样，增长非常快。但是第一次石油危机（1973年）之后，日本经济增速就下来了。1973年之前的20年和之后的20年，经济增速下了一个台阶，从9.2%到3.5%，这也是我们国家可能面临的情况。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也是日本七十年代中期的水平，我们也面临着一次国际经济危机带来的调整。有人说以后经济增长率就是3.5%，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日本1970年代就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搞双创，双创是正确的，我们一定要做，但是不要指望双创能让我们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6.5%以上，这做不到。光靠科技进步很难维持非常高的经济增长率。&图1：日本经济增长率（）&第二个结构性原因，是我们国家的去工业化过程。我们在2010年之前，工业就业增长非常快，到30%之后就平稳了，这几年在下降。我们的服务业是一直在上升的。我们的增长更多来自于服务业，服务业已经贡献了GDP增速的55%以上。服务业的技术进步率比较低，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非常快的，因为你用资本嘛。这也是我们减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图2：中国三部门就业比例&我要强调的是经济周期的作用。任何经济都有周期，我们中国从1992年开始经历了两个大周期，四个小周期，小周期是七年时间。：景气上升期；：景气下降期；：景气上升期；2013 至今：景气下降期。看图中的GDP增速，趋势是非常明显的；投资率更是这样的，非常明显的周期。图3：中国GDP增速（）&图4：中国投资增速（）02 中国仍然有巨大的投资机会下面我要澄清关于中国经济的几个判断：结构调整和保增长之间的关系，效率，投资。&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供给侧结构改革：三去、一降、一补。背后的逻辑是，我们进入新常态了，不应该靠一些扩张性措施来保增长，而应该是通过结构改革来增强经济的活力。但是，一定要认识到，供给侧改革是一个长期问题，不解决周期性问题。供给侧改革是提高我们的潜在增长率的，不能拿来应对我们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很多经济学家都搞错了。&&图5：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真实的增长率是多少呢？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很好，是缓慢的下降；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下行是缓慢的下降，一看就是做出来的。王建（正和岛注：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计算2014年的实际增长率应该是4%到5%，2015年的增长率恐怕在4%以下。这是极有可能的，我们没有真实的数字。我自己判断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仍然在6.5%到7.2%之间。所以，实际增长率是远远低于潜在增长率的，这就能理解为什么今年一季度国务院大规模放贷。4.6万亿贷款出去了，各地政府举债，今年的经济开始复苏了。所以，我们要处理好结构调整和保增长之间的关系。&说到经济效率，主流经济学家观点都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因为我们的效率在降低。我很多朋友都这么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判断。如果效率在下降，又要去抓根本，体制出问题了，我们赶紧改体制、提高效率。我想告诉大家：这种看法是本末倒置的。为什么呢？经济学家衡量效率的指标叫做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也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减去劳动力和资本增长的一个余额。TFP是高度顺周期的。这是我计算出来的TFP，大家看看，与GDP增速（图3）、投资增速（图4）的趋势是不是一模一样的？显然，经济减速是原因，效率才是结果。&图6：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我的建议是，应该用投入来衡量经济情况，投入是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的改进。我们国家的人力资本改进是非常快的，年轻人接受教育的回报率比年纪大的人要高很多。&我着重要说的就是研发投入。2015年，我们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是2.1%，每年大概增加0.1个百分点，到2020年，将达到2.5%。这就意味着我们将把大多数发达国家甩在后面，研发投入排第二，美国第一。美国现在是2.7%。总有一天我们要超过美国。我的计算是，中国GDP总量将在2010年到2023年期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家会说好多投入都是浪费的，绝对有浪费的，特别是政府的好多投资是浪费的。美国的投入照样浪费，并不是精打细算的。我一位朋友是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社科部主任，他做过美国科学基金会的评委，一上午让他发出去2亿美元。他说这怎么可能呢，项目官员说没关系，随便发，至少钱花到学生身上了，砸下去就管用。现在的科学发现基本上是靠钱堆出来的，没有钱就出不来成果。&在研发投入上，现在是企业研发占大头儿。华为现在的研发投入每年500亿元，已经排到世界前十位了。任正非的目标是两到三年内达到100亿美元。我们很多企业老板有钱之后想把海外的中国人弄回来，付高薪，因为他们很贵的，在硅谷做到中层以上的高级工程都是三四十万美元的年薪。我有个朋友回来了，老板就觉得你要赶紧出东西，一年之内要成果，但是拿不出来。任正非就知道你可以随便做。我有个朋友在硅谷做显示器的芯片，非常高端；华为在硅谷设立实验室让他带头，可以随便挑队伍，招的都是顶尖的人，工资比他之前的水平还要高。你说华为怎么可能不成为中国第一乃至世界第一呢。&我们最近在讨论日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日本在2000年制定过一个规划，要在2000年到2050年期间产生30个诺贝尔奖得主，现在看很可能超额完成，已经17位获奖了。我们现在有一位屠呦呦获奖了，再过20年，我们会成批量地出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砸了足够的钱。&在美国、欧洲这些国家，他们已经进入稳态阶段，经济增长速度就等于他们的技术进步率，每年2%左右。我们还处于赶超阶段，除了技术进步之外，还有人均资本的提高。原因很简单：进入到稳态阶段，资本的边际报酬越来越低，最后不值得投资了；在赶超阶段，资本的增加会带来你收入的提高，所以应该投资。&我们的投资仍然有巨大的空间。中国还是个非常贫穷的国家，世界银行将每天人均两美元作为贫困线，中国还有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上海居民的收入是贵州收入居民的四倍。我们中西部地区还有很多的潜力可挖。&另外，我们要考虑的是基础设施投资的问题，即使有回报，但是周期非常长。我们老说从投资拉动转变成消费拉动，好多投资其实就是消费，也是国内有效需求。比如我们建高铁，高铁能回本吗？不能回本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判断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问题？不应该仅仅算经济账，而应该算社会账。&03 真正的降杠杆是消除坏账图7：债务构成的国际比较&看一下我们国家的债务情况：红色是企业债务，蓝色是家庭债务，绿色是政府债务。对比一下可以看到，我们的债务主要是在企业部门。企业债务增长基本上是顺周期的：经济景气的时候，企业债务肯定要扩张。但是债务占GDP的比例是逆周期的，在经济扩张的时候，GDP比债务跑得快，债务/GDP比例是下降的；经济下行的时候，债务比GDP跑得快，这时候债务/GDP比例是增加的。所以，债务跟经济周期高度相关，周期性问题应该用经济政策来对付。&我们国家的M2上升非常快，M2/GDP已经超过200%。很多人说这是一个问题，有没有问题呢？如果多发的货币平均分给每个人，十倍都没有问题；但在实际生活中，收入分配有偏差的，所以M2的增加会稀释国民财富。大家回去看一下家里的资产，如果你家资产的增值速度低于M2增速，你就相对变穷了。M2每年增长13%左右，所以拿货币衡量，你们家的财富至少增加13%，你才不会相对变穷。&不说收入分配，如果不出现坏账，M2的增加对经济没有任何影响，只是资产价格上涨了。我们要明白M2为什么增加。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金融体系，一个是高储蓄率。我国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的，银行自然就创造信用；另一方面，我们的储蓄太多了，我们的GDP只占全世界的15%，但是我们的储蓄达到全世界的40%。&很多人说钞票发多了，这是不对的。中国央行发货币不是凭空发的，是有真正的实物做抵押发生的。美联储才是我们全世界最大的印钞机。美国财政部一边大量发债，美联储一边印钞票，然后中国人用血汗钱换那些票子。我们国家货币多纯粹是因为我们储蓄太多了，外汇储备就是我们的储蓄，我们的血汗钱。&怎么降杠杆呢？在经济下行的时候，你全面降低货币发行速度是自杀。1929年大萧条时期，胡佛总统控制货币的发行，结果让大萧条越来越深入，这是美国学术界一致的看法。我们现在一定要保持一定速度的货币增长，否则经济下行压力就会更大。&真正的降杠杆就是消除坏账，防止坏账增长。日本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储蓄太多，货币太多，变成房地产和股市泡沫，接下来就是产业空心化，产业都转移了。我们汲取他的教训，就应该把电子符号转化为收入流，扩大直接融资：股市、债市、PE、VC。&目前经济下行压力这么大，政府要有作为，要发行更多政府债券。谁还呢？子孙后代。我们的后代会有更好的生活环境，这是一个很好的代际公平。政府发债做什么？主要是置换地方债，把原来的商业债务转化成政府债务。04 国企混改最大的阻力是负债&国企混改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目标，但混改最大的阻力其实是负债。我们的国企负债多少呢？今年6月末，全国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是126万亿，负债总额83.5万亿，平均负债率66.3%，超过了民营企业15个百分点。我们知道，国企占用大量的资金，有很好的技术能力，但盈利能力很少。其实08年经济危机之前，债务率一直在下降，之后就停止下降，甚至上升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沈阳机床厂有世界一流的技术，i5数控系统和智能机床技术，可以和西门子等国外企业直接竞争。他们去年年底的负债率达90%，每年仅利息支出就10.8亿。明年上半年，他将有37亿的债务到期。在重资产行业，买方不愿意花大价钱一次付几百万买设备，要求制造商做融资租赁，把财务成本压到制造商身上了。因为融资困难，沈阳机床厂的发展就受到了制约。&前几天，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揭开了新一轮债转股的大幕。我们建议，用债转股的形式来搞国企混改；东北先行，因为在东北，国企仍然占到工业产值的60%到70%。&这个收益很明显：既推动了国企快速去杠杆，又利用国企科技能力强，盘活国企资产，而且还为民间资金提供了一个投资机会，是个一箭三雕的举措。阻力是国企资产流失问题，以及认为这相当于给国企又放了一次假，原谅了他们的错误。我的回答是，我们还是要想开一些，国企资产是全民的，部分股权转移到私人投资者手中其实还是社会的，国企还是在中国。沈阳机床厂本来可以跟西门子竞争，结果因为财务问题打不过西门子多可惜。给国企放假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已经犯错了，那就得承认。就像我们人生一样，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再后悔没用的，只能向前看。我们建议做地方试验，先试一试，成了再推进，这是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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