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整理国故； 胡适； 传统； 现代； 科学&论文摘要：开展于20世纪20年代的整理国故运动是新运动者发起的，试图以现代的眼光、观念，清理传统、重审、整合文化的一场运动。保守阵营的曲解和利用、新文化人的质疑和反思以及“整理国故”自身方法的局限，都使“整理国故”陷入困境，不得不偃旗息鼓。本文对“整理国故”的困境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整理国故”是一场开展于20世纪20年代，由以胡适为首的部分新文化运动者发起，主张用现代眼光去重审中国古代典籍，赋予资源以现代意义，再造中华文明的运动。“整理国故”的理论主张表现出鲜明的现代立场，批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民间化的取向是其具体体现。不过，这场立意甚高的运动在现实中却碰了一鼻子的灰，遭到传统与现代、自我与等多种因素的内外交困，最终不得不偃旗息鼓。对“整理国故”的困境分析有利于我们更清晰的了解五四时期的文化环境，认识新文化运动者在批判的基础上建设传统的可贵努力，也使我们思考在面对“国故”时到底该用何种态度和眼光。&&一、 保守阵营的曲解和利用&“整理国故”口号一经提出就被守旧派大做文章，趁机重新打出“六经以外无文”的旧招牌，认为经书里才有文章的正宗，西学乃中学本有，不必舍近求远。他们甚至要求小学生读文言写文言，理由是新文化运动已经失败，因为新文化运动者的“整理国故”就是认可了传统典籍的至高地位。这使得国内一时复古气氛浓烈。日周作人作《思想界的倾向》：“我看现在思想界的情形推测将来的趋势，不禁使我深抱杞忧，因为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并预言由此下去，“不出两年大家将投身于国粹，著古衣冠，用古文字，制礼作乐，或参禅炼丹，或习技击，或治乩卜，或作骈律，共臻东方文化之至治。”[1]其后他陆续写了《复古的反动》、《我的复古经验》、《复旧倾向之加甚》、《国故与复辟》、《院之不通》等文章，皆攻击上的复古现象。赞同和积极参与“整理国故”的郑振铎也发现，无论怎样界定，不论取什么态度和方法，只要主张研究国学整理国故，便等于支持旧派。&纯粹的守旧派尚不可怕，因为他们与“整理国故”者的差异是一目了然的，而将保守的观点与西方最新思潮结合在一起形成的声音则是“整理国故”运动的更大的敌人。一战后西方社会充斥着悲观的幻灭感，制度弊端的暴露使西方知识界开始反省自身，并重新审视东方文化的价值。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1921年在《中国与西方的人文》一文中表达如下看法：“中国无论如何扬弃传统中仅为形式主义的部分，仍应审慎，维护它伟大传统中的真理精神。”[2]杜威、罗素于1920年代初相继访华，皆有类似观点。罗素曾说：“中国固有之文明，如，皆有可观，且有整理保存之必要。……往者欧洲尽力奖励生产、开发实业，力求物质文明，迨夫今日，破绽毕露，是又欧洲错误之经验，而中国不必效法者。”[3]在“罗素热”风靡全国，学子们竞相阅读罗素的著作，报刊杂志争着刊载罗素的录，连精明的商人们也用罗素之名言大做广告的情形下，这番话的影响可想而知。一些中国人由此重新获得了对传统文化的信心，他们推出了文化类型的概念，认为中国文化与不是先进程度的区别，而是文化类型的区别。因为是不同的文化类型，就各有优劣，因此有必要保持自身优秀的一面，在此基础上，再去吸收西方文化成果，全盘西化不可取。他们甚至还想用中国文化去救济西方文化，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所述：“近来西洋学者，许多都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我仔细想来，我们实在有这个资格。”他希望“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然后“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中国文化理应承担起“超拔”对方的历史责任。[4]一批曾积极从事西学输入的思想家和学者如严复、王国维、章太炎等皆有类似看法。&这种观点乍一看与“整理国故”者非常相似，可实质上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那就是到底将“国故”当作知识资源还是学术资源。“知识是对事实或思想的一套有系统的阐述提出合理的判断或者经验性的结果。”因此，“知识资源”乃是指对社会合法性进行辩护的论证资源。[5]两千年来经典一直是中国制度的合法性根据，也是社会生活是否合理的标准。在西方冲击下，儒家经典作为政治合法性根据受到动摇，但中国传统典籍可以成为社会合法性根据这一点却没有改变。康有为从今文经学中制造改革理论，章太炎提倡国粹，都是著名的例子。而五四时期无论新文化运动者对传统文献抱有多大程度的肯定，却都坚持认为传统不再能成为政治制度和社会的合法性依据。保守阵营与“整理国故”者的区别就在于此。&“整理国故”者将传统视为一种学术资源，而不是“知识资源”。胡适说:“‘国故学’的性质不外乎要懂得国故，这是人类求知的天性所要求的”，至于把国故学说成是“应时势之需”，那是根本不懂国故学的性质，是古人“通经治平”的幻梦。[6]胡适曾多次撇清“整理国故”与主义的关系，明言“不认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若以民族主义或任何主义来研究学术，则必有夸大或忌讳的弊病。我们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工夫，所谓实事求是也；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7]顾颉刚也认为，整理国故完全是为了要满足历史上的兴趣，或是研究学问的人要把它当作一种职业，并不是要救世安民。[8]&&二、 新文化人的质疑和反思&复古倾向的加重使新文化阵营中本来就反对“整理国故”的站了出来。陈独秀讥讽胡适妙想天开，在粪秽里寻找香水。另一些反对者则在认同“‘整理旧的’也是新文学运动题内应有之事”[9]的基础上提出反对意见。鲁迅指出老先生整理国故与青年追求活学问新，“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10]郭沫若认为做人行事本应“各就性之所近，各尽力之所能，原不当受第三者的干预。国学研究家就其性近力能而研究国学，这是他自己的分内事；但他如不问第三者性情如何，能力如何，向着中学生也要讲演整理国故，向着留洋学生也要宣传研究国学，好像研究国学是人生中唯一的要事，那他是超越了自己的本分，侵犯了他人的良心了”。同时，“这种整理事业的评价，我们尤不可估之过高。整理的事业，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重新创造，它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的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11]最有力的一种反对意见是：现在不是整理国故的时机，现在最该做的是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等改变了国弱民贫的状态“整理国故”再做不迟。吴稚晖主张将国故“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12]茅盾也认为“整理国故”是“把后一代人的事业夺到自己手里来完成”。[13]&为复古气焰助燃的现实后果也使支持和参与“整理国故”的新文化人开始反思自己的立场和做法。&郑振铎1923年写的《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开篇第一句话是“我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而到1929年1月《且慢谈所谓“国学”》则完全否定了自己过去的主张，认为提倡研究国学、整理国故是一种盲目的举动，会害了青年：“一般志趣不坚定的少年受了煤毒似的古书的诱害”，而“沉醉于”这些“破旧古物，却忘记了他们自己是一位现代的人，有他们的现代的使命与工作，有他们的现代的需要与努力，有他们的现代的精神与思想”。“青年们要是人人都去整理，研究，保存所谓‘国故’‘国学’，则恐怕国将不国，‘故’与‘学’也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我们如果提倡‘国学’、保存‘国故’，其结果便会使我们的社会充满了复古的空气而拒却一切外来的影响。这种的阻拒，在文化与国家的生长上是极有妨害的”。他甚至说：“古书少了几个人谈谈，并不是什么损失。古书不于现在加以整理，研究，也不算什么一会事。现在我们不去研究，不去整理，等到一百年一千年后再加以整理，研究，也并没有什么关系。宋版元版的精本，流入异国，由他们代为保存，也并不是什么可叹息的事。在今日的中国而不去获得世界的知识，研究现代的科学，做一个现代的人，有工作能力的人，那才是可叹息的事。”[14]曾认为研究国学正当而且应该的何炳松则责问：“现在我国全国的青年差不多都变成移山的愚公了，很可宝贵的光阴都虚度在一大堆的故纸里面了，这不是国学两个字应该负的责任么？”他正式提出“中国人一致起来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这一口号。[15]&而“整理国故”的主要倡导人胡适在1920年代末写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中也反思了这一运动。他十分沉重地指出：“我们三百年最高的成绩终不过几部古书的整理，于人生有何宜处？于国家的治乱安危有何裨补？虽然做学问的人不应该用太狭义的实利主义来评判学术的价值，然而学问若完全抛弃了功用的标准，便会走上很荒谬的路上去，变成枉费精力的废物。”“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那条路是活路，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16]这样的论调，彻底推翻了胡适在1919年《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中提倡的“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17]这一观点。&新者否定“整理国故”的主要原因是害怕“整理国故”的开展会妨碍对中国传统的反思与批判，阻碍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虽然“整理国故”也主张科学的精神、现代的眼光，虽然“整理国故”者一再努力强调国故、作为学术所具有的独立性和超功利性，可是仍然无法掩盖国学、国故的传统色彩。而“八股”同“洋”的结合对中国发展构成的“威胁”比仅仅“八股”更为严重，中国传统若有西学为之正名就更加难以被破除打倒。因此“整理国故”的后果只能是助长保守复古派的气焰，延误甚至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整理国故”既然与中国急需的“现代”相冲突，任何一个新文化人都不能不暂时放弃个人的见解而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就连胡适也不例外。&&三、 “整理国故”方法的局限&“整理国故”运动以科学的精神与方法立足，在胡适看来：“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搜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18]而这却成为所有反对派攻击的焦点。&章太炎认为用科学去研究中国传统学问，是旁门左道，是不懂、不通。梁启超也指出科学运用于国学的局限性，明确提出：西方人讲人生也用科学的方法，但这些方法只能“研究人生以外的各种问题，人决不是这样易懂的”。他主张“文献的学问”可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而“德性的学问”则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19]&具有系统西学背景却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学衡派同样倡导研究国故，可它不仅在研究目的、态度方面与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迥异其趣，而且一再攻击胡适所主张的“科学方法”。梅光迪在《学衡》第2期发表的《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一文中说：“且谓不通西学者，不足与言‘整理旧学’，又谓‘整理旧学’须用‘科学方法’，其意盖欲吓倒多数不谙西文未入西洋大学之旧学家，而彼等乃独怀为学术秘术，为他人所不知，可以‘大出风头’；即有疏陋，亦无人敢与之争。”[20]同期，吴宓在《学衡》上发表《研究法》一文，把美国人的文学研究分为“商业派”、“涉猎派”、“考据派”和“义理派”。其论“考据派”云：“总之，考据家之误，在以科学之法术，施之文章，而不知文章另有其研究之道也。……要之，考据派之文人，极似吾国之小学家，谓其成绩与研究文学者，不无裨助，则可，然以此为研究文学之唯一正轨，则大谬也。”因为，考据家“于文章之义理、结构、辞藻、精神美质之所在，以及有关人心、风俗之大者，则漠然视之”。[21]吴宓这段话隐含了对胡适等人的古代小说考证的批评。比较吴宓1920年发表的《&红楼梦&新谈》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区别非常明显：胡适对作品进行事实判断，吴宓则对作品进行价值判断。&郭沫若也对“整理国故”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在他的《中国古代研究》中强调自己的“批判”与胡适等人的“整理”非常不同：胡适等只要“实事求是”，他却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胡适等的整理只能“知其然”，而他的批判则要“知其所以然”。他明确指出：要谈国故，仅读清儒的著作是不够的,“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22]郭沫若对“整理国故”的否定是因为他与胡适等主张整理国故者在态度上存在根本的不同。胡适等对历史的思考是过去史式的，即认为过去的事实，即便是精神现象，也应该作为脱离于现在并独立于历史学家的既成的、绝对不变的事实。郭沫若则持未来式思考，即通过过去历史以确证理想的（或决心付诸实现的）未来正在来临。历史思考方式的不同使郭沫若认为“整理国故”尚不够科学，只有运用唯物史观于历史研究，才是真正的科学。&另外还有对“整理国故”的具体方式提出批评的，如严既澄认为胡适以白话来理解和诠释“韵文及诗歌”，并以“现在的标准”来“评判古人所作的东西”，是一条“歧路”。[23]&其实，不管旧学方法，价值判断，科学精神，还是唯物史观或其它方法，都是学术工作的不同方面，是中国学术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方向的尝试，都有自身的优点和缺点，各有其意义所在，并不是截然对立。不过，在转轨期的中国，新、老学术及方法都想争得一个地位，只能旗帜鲜明。于是，“整理国故”以自身的复杂性受到多方的排挤，传统的不视它为传统，现代的认为它不够现代。“整理国故”不得不承受传统和现代等多种学术力量的压力。&众派的攻击使胡适不能不反思自己的主张，不过他的结论是科学方法没错，错的是，即科学方法的对象。因为：从清代考据学到“古史辨”，“方法虽是科学的，材料却始终是文字的。科学的方法居然能使故纸堆里大放光明，然而故纸的材料终久限死了科学的方法，故这三百年的学术也只不过文字的学术，三百年的光明也只不过故纸堆的火焰而已”。[24]胡适以西方作对比，认为西方用科学方法以研究实物的材料，所以成就裴然，影响巨大。他的结论是：科学方法固然重要，但研究材料更为重要；整理国故只在故纸中寻材料，有着先天的缺陷，努力的结果很可能只是“枉费精力的废物”。因此，“整理国故”应该被放弃。&“整理国故”运动用现代眼光清理中国故有资料，廓清迷雾，为传统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较高的起点。通过“整理国故”，新文化阵营主动反省自己的文化主张，审视传统之于现代的意义。虽然在内、外多方面因素的夹击下，它没能实现自身的意图，但它的出现犹如一声号角，预示着五四时代的过去，文化建设时期的到来。&&参考文献：&[1]周作人.思想界的倾向[M].岳麓书社，1989.&[2]徐传礼.关于学衡派和新青年派论争的再认识[J].中国丛刊,1995,(3).&[3]冯崇义.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4]梁启超.欧游心影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5]丹尼尔?贝尔.后社会的来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6]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M].上海：上海出版社，1979.&[7]耿云志,欧阳哲生.胡适书信集（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8]顾颉刚.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9][13]茅盾.进一步退两步[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10]鲁迅.未有天才之前[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1][12]郭沫若.整理国故的评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14]郑振铎.且慢谈所谓国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5]何炳松.论所谓“国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6][17]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M].北京：北大出版社，1998.&[18]夏元文.新文化运动与科学概念的发展[N].光明日报,.&[19]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M].上海中华书局,民国36.&[20]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M].北京：中国广播出版社，1995.&[21]吴宓.文学研究法[J].学衡,1922,(2).&[22]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3]严既澄.韵文及诗歌之整理[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985.&[24]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M].北京：北大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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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背受敌&fù bèi shòu dí
成语解释：腹：肚子；指前面；背：背脊；指后面；受：遭到；受到。前后都受到敌人的攻击；处于被动不利的局面。成语出处：北齐 魏收《魏书 崔浩传》：“裕西入函谷，则进退路穷，腹背受敌。”成语造句：他只有奋力冲上这座山峰，才有可能摆脱腹背受敌的困境。成语辨析：～和“四面楚歌”；都表示“受到敌人夹攻而走投无路”的困境。但～偏重指前后受到敌人的攻击；“四面楚歌”偏重指四面受敌；而又孤立无援。成语使用：主谓式；作谓语、补语、分句；用于战争状态褒贬解析：属中性成语　歇后语：狗熊斗群蜂　近义词：、　反义词：、在线翻译：have enemies in front and rear，。邵平：银行业现在是腹背受敌|银行|银行业|风险_新浪财经_新浪网
　　行长邵平
　　新华网消息 由新浪财经主办的“2016业发展论坛暨第四届银行综合评选颁奖典礼”7月7日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未来银行之路·转型与突围。平安银行行长邵平出席并做主旨发言。他表示银行业现在是腹背受敌：银行业利润增速断崖式下跌，只用了短短四年就从30%多的高增长到接近0增长，惊心动魄；比利润增速下滑更为严重的是商业银行不良率的攀升；银行新增资产投放也面临着问题；地方政府干扰的信用债开始爆发风险等。
　　以下为发言实录：
　　很高兴又和大家相聚在2016年的银行业发展论坛上，借此机会，想和大家就当前银行业遇到的热点问题做一些交流。
　　一、周期的考验：商业银行之冬
　　根据权威人士的判断，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L”型的发展阶段。在邀请函上，主办方也清晰地阐明了银行面临的风险形势。对银行人来讲，可以说现在进入了一个“焦虑时刻”。
　　近几年，银行的利润增速断崖式下跌，从2011年的36.34%锐减到2015年的2.43%，今年1季度虽然有所回升，但也不排除季度调节的偶然性因素。从30%多的高增长到接近零增长，银行业只用了短短的四年时间，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变化。
　　比利润增速下滑更为严酷的现实是，商业银行不良率的攀升。从2013年3季度开始，银行告别了过去多年不良的“双降”态势，不良率和不良额大幅回升。今年一季度，行业不良率上升到1.75%的水平，关注类贷款占比上升到4.01%，拨备覆盖率下滑到175.03%。鉴于全球日益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利率汇率风险的相互交织，索罗斯也放言：基于他60年的经验，金融危机再一次慢慢展开。英国脱欧及其引起的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也让整个世界错愕不已。现在要对中国经济触底和不良率见顶的时间做判断，可能还为时尚早。
　　最为严重的是：银行在新增信贷的投向上也面临“资产荒”的问题，原来风险较小的国企债务、地方政府担保的信用债也开始爆发风险。新增资产缺乏“安全区”，银行腹背受敌。去年我在论坛上讲的：“中国银行业进入了三十年未有之变局，大跃进的时代结束了”，现在看来，事实被不幸言中了。
　　处在这样严峻的时刻，银行人的心中可能都会升腾起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中国银行业的明天会好吗”。银行业的离职潮恐怕来源于此吧。
　　钱穆先生说：“在现实中发现问题，从历史中寻找答案”，如果从历史长周期看，中国银行业进入了一个怎样的历史阶段呢“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要看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短期的焦虑中抽离出来，放在长周期里回望历史的河流，去深刻地剖析原因，把握其中的规律。
　　二、周期的规律：银行经营的“道”与“术”
　　实际上当前银行业面临的困境，其背后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如果说银行本质上是经营风险的企业，那么，我们是否在风险的管理上出现了理念上的偏差呢最近我始终在思考银行业的一个术语：RAROC——就是经过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这个词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它充分体现了现代银行的审慎经营理念，就是要将未来可预计的风险损失量化为当期的成本，对当期收益进行调整；同时为非预期损失做出资本储备，使银行的收益与所承担的风险挂钩，进而衡量资本的使用效率。我认为这个词对我们当下中国银行业的启示意义是重大且深远的。
　　前些年，很多银行在繁荣期高歌猛进，追求高额的会计利润，而对经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缺乏考量；不良资产大量侵蚀利润的现实告诉我们，现在进入到了风险调整的时侯，我们原来创造的报表利润正在被风险无奈地调整着，我们在还历史的账。“出来混总是要还的”，RAROC代表的规律在长周期中起作用了。我们都习惯了顺周期经营，对风险则是有意无意的漠视。所以，摒弃短期的激进，回归长远的理性，使银行长期保持稳定的RAROC回报，这就是商业银行的经营之“道”。
　　回顾历史，金融景气度与经济周期高度一致，银行利润的波动更高于经济的波幅，这是无法回避的长期规律。既然中国经济将经历一个L型的发展阶段，那么期待银行资产质量快速反弹、利润恢复高增长就是不现实的。银行需要认清这一规律，敬畏这一规律，回归到合理的增长目标上来。
　　把握住稳健经营的“道”，银行就有了走向未来的可能；但要在困局中突围，脱颖而出，还需要构建差异化的竞争优势，提升管理水平，这就是银行经营的“术”。在之前的黄金十年中，借助于经济飞速发展、牌照垄断和利率管制的红利，银行很容易一飞冲天。这一片浮华也让银行患上了“懒惰病”和“盲目自大症”。比起国外优秀银行深厚的经营管理积淀，我们还略显单薄，这也是中国银行业陷入增长瓶颈和风险陷阱的原因。以富国银行为例，它始终坚持 “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创造价值、帮助客户在财务上取得成功”的经营理念，抵制住了次贷业务、衍生工具等高收益领域的诱惑，通过精细化管理和流程优化，将自身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因此，富国才能在次贷危机中弯道超车，超越花旗成为了全美市值最高的银行。
　　明晰了“道”和“术”，把握了长周期经营的规律，我们就可以客观看待银行当前的困难——这是在经济大周期下银行所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回顾那些从几次危机中走过来的国际大行，会发现它们都经历了一个周期性洗礼的过程。1913年的前20大银行中，有15家都已成为过眼云烟，但巴克莱、花旗、法兴等经受住了周期的考验，到今天依然立于潮头。过往的历史反复印证着一个真理：穿越周期，是银行的必修课。真正的百年老店，无一不是经历多次周期考验而屹立不倒的强者。
　　三、周期的超越：呼唤银行家精神
　　“最终塑造我们的，是我们所经历的那些艰难时刻”，桑德伯格的这句演讲词，也许是当下对于银行人最好的警醒和鼓励。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完整经济周期的考验，会真正塑造出兼具“道”和“术”的银行家，诞生出中国的银行家精神。那么，什么是我们心中的银行家精神呢我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要牢固树立稳健经营的信仰。金融是“剩者为王”的行业，稳健才是打造百年老店的不二法门，银行在实际经营中，很容易走向稳健的反面——激进，以过度承担风险为代价，去追求短期的利润。2015年德意志银行过度涉足高风险的大宗商品衍生交易，致使巨亏68亿欧元的事件，殷鉴不远。这样一家老牌的国际标杆银行，在外部竞争和股价压力之下，也陷入激进的“囚徒困境”。花旗前CEO普林斯说“只要音乐还在继续，你就不得不跳舞”，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见树立稳健经营信仰之难！而正因为其难，才弥足珍贵。
　　第二，要矢志不移地加强战略管理。首先，要有保持战略定力的决心。保持定力是一种深刻的经营哲学。华为“28年只对准通信领域一个城墙口冲锋”，密集炮火、饱和攻击、持之以恒，就是保持定力的典范。但是，保持定力绝不像诗歌中说一句“咬定青山不放松”那样浪漫，需要抵制各种诱惑、顶住业绩压力，甚至牺牲短期利益。而这需要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作为支撑，需要股东、董事会、管理层等深刻洞察银行的经营规律，不汲汲于短期的繁华，也不戚戚于暂时的困难，才能真正做到“面对风雨，不动如山”。其次，未来银行间的分野将不仅仅体现在战略的选择上，更主要的将体现在战略的执行上。银行要实现行稳致远，就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既定战略的实施，形成“集中、连续、一致”的战略行动。让战略执行成为银行的行动自觉和行为习惯，不摇摆，不犹豫、不彷徨，在喧嚣混乱中保持清醒的头脑，真正走出差异化的发展道路。
　　第三，要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当前资产质量在不同商业银行之间整体的差异性、同一商业银行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同一区域业务不同商业银行分行之间的差异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管理的差异性造成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及其金融增长模式已经终结，内涵式集约式的增长模式已经到来。因此，精细化管理将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行动的指南。中国的银行业毫无疑问已经进入了管理制胜的时代，通过精细化管理来寻求突围是必然选择。
　　四是要有创新的精神内核。创新是社会进步的源泉，也是商业银行发现市场机会、服务实体经济并有效化解风险的重要抓手。但是，必须坚持有效创新。08年金融危机一个重要的诱因就是眼花缭乱背离真实原则的衍生品创新。我认为“有效创新”要符合三个原则：顺应政策而非寻求套利；支持实体而非资金空转；控制风险而非推波助澜。
　　1947年，国民党占领了延安，毛主席题写“光明在前”，他高瞻远瞩地指出：眼前的撤退，不过是暂时的困难，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方。展望中国银行业的未来，我也坚信“光明在前”。只要我们痛定思痛，洞悉历史规律，接受历史教训，勇毅笃行，奋发有为，就一定能够创造新的辉煌！经过经济大周期的洗礼，中国必将诞生出一批基业长青的伟大银行！
　　谨以此与大家共勉！谢谢！
上半年一二线热点城市房价上升幅度出乎大家意料，从目前情况来看，多数热点城市房价已经有了比较大涨幅，下半年继续保持这种上升态势难度较大，但由于地价快速上升的支撑，这些热点城市房价下行空间不大，盘整后缓步上升是未来趋势。
不管他们对移民有何担心，“支持英国退出的工人阶级认为，不管发生什么，大部分或全部收入损失都将由富人承担，特别是受到千夫所指的伦敦金融城银行家。”
要打击恐怖主义只能从根部入手，打击其形成的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只有稳定的社会、完善的治理和健康运行的国家才能给人民提供免于“恐怖主义”滋扰的生活。
此次修订后，GDP核算仍然存在遗漏之处。我们认为，尽管中国的部分统计指标例如固定资产投资存在被高估的可能，但中国GDP总量被夸大的可能性不大。相反，当前的GDP核算仍然存在遗漏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