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城市是怎样处理垃圾秽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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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小说宗师金庸先生，出名的对明朝没好感。但在其一部从头到尾痛贬明王朝的小说里，却突然结尾处笔锋一转，意外狠夸了明朝好几句：“（同时期）伦敦还由于太污秽太不卫生，爆发了恐怖的大瘟疫。在万历初年，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就像万历彩瓷那样华美的大城市，在外国人心目中真像是天堂一样。”
难道这是武侠大师脑洞大开的想象？明朝年间诸多造访中国的欧洲人，却以鲜活的记录证明，这是百分百的大实话。尤其叫生活在“太污秽太不卫生”中的欧洲人无比羡慕妒忌的，正是明代中国整洁考究的生活品质。套西班牙学者门多萨的话说：“他们（明朝人）第一是极其清洁，不仅在他们的屋内，也在街上。”
明朝人这无比考究的整洁生活，就是哪怕习惯了天马行空编故事的武侠小说家们，也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
造就这“极其整洁”高品质生活的，正是古代中国城市，几千年里遥遥领先世界的一项强大能力：城市垃圾粪便处理能力。
一：商周时代的零容忍
中国人的城市卫生的意识有多早？早在商周时代，就已经有了明确的法律，就连随地乱扔垃圾，都成了万万不能犯的大事。以《韩非子》里的说法叫“弃灰于道者断其手”。而且这是“殷之法”。也就是从商朝起，城市乱丢垃圾，逮着就是剁手。后来战国商鞅变法，出台著名的《秦律》，对这零容忍也照单全收——弃灰于道者刑。
所以，倘若今天有乱丢垃圾的朋友，意外穿越到了战国年间，恐怕甩手之间，就是生命危险。
也同样从商朝起，就有了最早的厕所。发展到春秋战国年间，当时的中国城市，对于厕所的修造布局，也是从来高度重视。以《墨子》的说法，就连防卫城池安全的城墙上，都要每隔五十步设计一个厕所。而且还有了严格的建造标准，公共厕所要修在道路之外，民用厕所的围墙更必须要有两米七以上高，厕所的排粪池更挖得极深。方便回收施肥。
而对比下古代欧洲历史，就可见中国人的生活品质。哪怕放在欧洲贵族一年才洗两三次澡的欧洲中世纪时代，也就是与中国宋元年间同期时，且不说乱丢垃圾的景象随处可见。随地大小便更是寻常事。一个从罗马时代就有的生活习惯，更是流传欧洲各地上千年——老百姓在家排泄完毕后，就直接从窗户里往下倾倒出去。走在中世纪欧洲城市的街道上，稍不留神就这么“祸从天降”。
所以，今天那些看上去无比整洁考究，引得无数中国游客兴冲冲跑去观光的欧洲古城，往前倒退几百年，基本都是粪便垃圾遍地。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时，美国政治家富兰克林急火火来到法国求援，刚进浪漫的巴黎就遭遇满城臭气扑面，当场就被活活熏晕，如果不是抢救及时，险些就这么“出师未捷身先死”。
二：唐宋环卫处理更规范
比起号称“千年不洗澡”的欧洲中世纪来，与之同时代的中国唐宋王朝，其实在城市卫生问题上，绝对压力更大。欧洲中世纪的城市，通常就是四五千人，能有几万人的都是超大城市。这么点人口都闹得污臭遍地。放在大城市规模都有数十万人口甚至上百万人口的中国唐宋年间，这事更是大挑战。所以，也更规范。
比起商周时乱丢垃圾就要剁手的规矩，唐朝虽然没这么凶残，却也从来管的严。以《唐律疏议》的明文规定，随地乱扔垃圾甚至从窗口向外乱倒污水，抓住最轻六十大板。而且不单罚肇事者，主管部门官吏也要连带受罚。所以，倘若唐朝年间有欧洲人移民中国，而且还带着欧洲城市的某些坏习惯，恐怕没几天就要被打的皮开肉绽。
当然，要解决这卫生问题，单靠痛打显然不够。唐朝的更大进步，就是强大的经济手段。拜唐朝发达的农业生产所赐，对排泄物等垃圾的回收，也渐成火热产业。唐朝的各大城市，都有这样的“创业精英”。典型河东人裴明礼，以《太平广记》的记载，此人一辈子精心从事排泄物等垃圾的回收转卖，居然积累了百万资产。一举跨入唐代富人阶层。这个在唐代越发火热的产业，也维持了唐代城市的整洁生活。
发展到宋代后，这件事就更进一步。可不止是民营企业在做了，宋朝有了专门负责清理城市市容的“街道司”，下辖环卫工人上百人。诸如汴京临安这样的超级城市，负责清理城市卫生的工人，更有五百人之多，每天早晨都会有环卫工人，集中打扫各大街道，然后按天领取工钱。所以，在唐宋年间许多造访中国的阿拉伯商人笔下，经常忍不住惊叹的，就是中国沿海城市那整洁的街道。
而比起中世纪欧洲人方便过后随意朝窗外乱倒的任性行为。宋代的中国城市平民们，却是格外规矩。每天都有专门的“粪夫”上门服务，清理并带走各种家用垃圾。这样的周到清洁，也沿用明清两代。
三：羡煞欧洲人的明朝城市
明代的城市卫生管理，基本沿袭了宋代时的制度，但技术水平显然更强。就以城市污水排泄来说，明朝时的北京城，就已经有了四通八达的排水管道。甚至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帮助新中国修建北京排水系统时，苏联专家高莱托夫，就曾亲自钻到明代留下的暗沟里考察，然后被深深的震撼到：“这些在明朝时修建的暗沟，再使用几十年也没问题。”
而在16世纪下半叶，那些从污水横流的欧洲城市里走出来，飘洋过海来到明朝的欧洲传教士们，不但收获了深深的震撼，更见识了无比宝贵的古代垃圾回收经验。以传教士曾德昭的亲眼见识说，明朝的城市和乡村间，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产业链，不但耕作所需要的各种粪便，都有专门的人员从城市里回收，然后运载到乡村里出售。甚至各种城市生活垃圾，都有专门人员回收。哪怕”扔到街上的破布”，都会被迅速回收。
如此运转成熟的产业链，也造就了他们眼中，那整洁到不可思议的明朝生活品质。何为门多萨所说的“极其清洁”？利玛窦在逗留苏州时，就曾大段笔墨描绘过苏州城那清澈的河水：“这里的水是淡水，清澈透明，不像威尼斯的水那样又咸又涩。”
而曾在杭州居住了十年的传教士曾德昭，除了见识了杭州连“扔到街上的破布”都会迅速回收清理的卫生水平，更大段描绘了西湖整洁美丽的风光：“优良的宫廷”，“水之清澈令人乐于观赏”。
而曾在广州居住的葡萄牙人科鲁兹，对广州的深切印象，也有那令他流连忘返的整洁。身在这个中国手工业高度发达的城市里，科鲁兹详细记载了广州手工业的各种奇特工艺，更见识了那些整洁得让他惊讶的中国工匠们。所有的手工业大集市上，都没有常在欧洲闻到的那种恶臭，相反每一个工匠都是衣着整洁，每一样物品也都清洁得叫人爱不释手。
如此高品质的生活，也就变成了利玛窦的书信里，对于明代中国人一句至高的评价：“中国人的智识与能力，真是卓越异常，太高太大了。”“高大”得在当时轻松碾压欧洲人的，就是中国古代城市恪守了数千年的卫生传统，还有古代史上无比强大的垃圾清理能力。
一个民族真正的强大，不止在科技军事领土版图等硬实力，无比重要的一条软实力，正是这远远领先的整洁生活品质。日常的生活讲究一点，中国就能更强大一点。领先世界的古代中国，就是这个道理最好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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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儒风大家（ID：rufengdajia）
在民国的文人里，胡适的厚道是出了名的。
他不像鲁迅那样尖刻，不似徐志摩那样多情，也不像钱钟书那般骄傲，他宽厚、善良、真诚。
在当时的北京城里，每到周末他家里总是高朋满座，他对社会各界人士统统欢迎，就连小贩也不例外。
对穷困的人，他接济金钱；对走入歧途的人，他晓以大义。对待身边的人，他细心周到。
他的朋友遍布北京的每一个角落，以至于当时人们最常说的一句话便是“我的朋友胡适之”，这样的好人缘，和他的厚道是分不开的。
1. 厚道的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
胡适从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父亲早逝，母亲一个人把他抚养成人，婶婶嫂子们一不高兴，就给他们娘俩甩脸子看。
所以胡适年幼早熟，很小就懂得看人脸色。
长大成人之后，胡适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
厚道如胡适，他一生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他知道看人脸色的难受，所以从来不肯在人前甩脸子，让人难堪。
1938年，胡适被认命为驻美大使，当时胡适没有多少外交经验，去了美国还要四处求人，每天都要应酬，累得半死，情绪极差。
但是他的下属，却丝毫没有被他的坏情绪波及，而且他们每次半夜来找胡适，胡适也依然是和和气气的。
胡适给他妻子江冬秀的信里说：
“我现在做的是受罪的事，但你知道我的脾气，我不去就罢了，去了，我总要把全副精神摆出来，总不要叫人家看我的臭脸，总不要叫大家跟着我受罪。”
胡适曾经教育自己儿子说：
“合群有一条基本规则，就是时时要替别人想想，时时要想想‘假如我做了他，我应该怎样？我受不了的，他受得了吗？ 我不愿意的，他愿意吗 ? ’你能这样想，便是好孩子。”
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凡事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自己不愿做的事情也不强加给别人，这样的人才能算是一个厚道的人。
2. 厚道的人，懂得感恩。
胡适在三岁的时候失去了父亲，母亲夹在几个媳妇中间经常受气，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适成为母亲唯一的指望。
她苦心孤诣地培养他，在点滴小事上打磨，帮他择取老师，付给远高于一般学生的费用，极其难堪地帮他争取读书的费用。
后来胡适出国读书，一去就是十年，她独自承担难以想象的寂寞不说，有次得了重病，还特地不要让人告诉胡适……
她像所有的中国母亲一样，为孩子付出了太多。
她为胡适挑选了一门婚事，是江家的女儿江冬秀，一个并没有见过多少世面，缠着小脚的大家闺秀。
当时，江、胡两家订了婚约之后，胡适就先后到上海、美国求学去了。过了十多年他俩还未结婚。
但是江冬秀却已经把自己当做过门的媳妇了，江家本来是望族，在家里，江冬秀有自己的丫环婆子，凡事都不用自己动手。
但是她却亲自来胡适家照料胡适体弱多病的母亲，胡适一去十年，她就照顾了十年。
胡适的父亲早亡，是母亲一手带大，他知道母亲的不容易，他虽然不乐意这门婚事，但他也不肯忤逆母亲。
在外漂泊十年的过程中，江冬秀能代他尽孝，胡适也甚是感激。
于是这个新文化的楷模，在身边的新青年追逐新式婚姻的时候，毅然踏进了旧式婚姻的殿堂。
他和江冬秀，一过就是几十年。他对妻子温顺服帖，是出了名的怕太太。
如张爱玲所说，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胡适那么帅那么有才，却与她相守一辈子，没有纳妾，又那么听话。
这一切都是因为胡适懂得感恩，知恩图报。
一方面是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一方面是报答妻子的尽孝之义。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是相互的。一个人只有怀有一个感恩之心，别人才敢放心与之交往，在相处的过程中才敢放心付出，不必担心有一天这个朋友会头也不回的弃人而去。
一个人懂得感恩，才能算是一个厚道的人，别人才敢信任你，才能拿你当朋友。
3. 厚道的人，懂得宽容别人。
胡适和鲁迅可谓是新文化运动的双星，但是两人的性格言论却截然相反。
因为观念的差异，鲁迅几次讽刺胡适，但是胡适却从未和鲁迅直接交锋过，也没有与他进行过笔战，更没有表现出对他的人格的不恭。
日，胡适给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十分感慨地说：
“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
对鲁迅的敬爱溢于言表。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为《鲁迅全集》的出版而四处奔走，却无人愿意帮忙，不得已求助于胡适，胡适马上着手运作。
他从未计较过恩怨得失，不管是友人，还是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他都尽全力帮助。
鲁迅逝世后，苏雪林大骂鲁迅，胡适并没有趁机附和，反而批评苏雪林，说苏批鲁的话是旧文字的恶腔调，应该深戒。
他认为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应该“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宽容客观平和。
哪怕到了晚年，胡适对鲁迅的评价也十分中肯，从不稍加贬抑。胡适的宽容大度，可见一斑。 　
胡适曾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那就是：“宽容比自由更重要”。他认为“宽容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宽容，就没有自由。”
宽容是一种美好的情感、高贵的品质、是一种仁爱的光芒、一种崇高的境界。胡适自己也是身体力行、一生都在践行着这种高尚的宽容理念。
俗话说的好，大巧若拙，待人之道，精明不如厚道。
在人际交往上，厚道的人为别人着想，别人自然也会为他着想。
厚道的人懂得感恩，别人自然愿意对他倾力相助；厚道的人懂得宽容，大度的胸襟很容易让人折服。
厚德而后载物，厚道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石，厚道的人沉稳而有力，他们以拙胜巧，人生之路往往走得宽阔而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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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宋朝汴梁在世界上究竟属于一个什么水平
我有更好的答案
清朝一直到光绪年间才和南宋的GDP是持平的世界最大的最繁华的城市。。中国的人口第一这个记录已经保持了4万年了。。。剩下中国在没有一个朝代能超越宋朝的经济繁荣。。宋朝的经济是当时世界最发达的。。这个记录一直到工业革命时代被英国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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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教的错!到现在还有人要维护这害人误国的思想!
我觉得历史上的欧洲不同于地理意义上的欧洲，也不同于文化意义上的欧洲。文化意义上的欧洲从希勒到罗马帝国，实际上是地中海文化，到这时，欧洲大陆文化还有出现。
那时侯的欧洲过分寒冷，无法发展农业，甚至不能发展持续的蓄业，所以罗马人没有越过莱茵河。真正今天意义上的欧洲，是在公元五世纪时，随着两样发明而出现的，一种是干草，一种是四轮马车。
干草让农民可以在过冬时继续喂养牲畜，而四轮马车令农民可以将深远大陆中的产品运出来，交换温暖农业区的必需品。这样过了一两百年，欧洲才真正出现。
所以唐宋时代中国比欧洲发达是必然的，因为那是一个新大陆，而原有的地中海文化区却止步不前了，规模也比中国小，中国在唐宋时期就成了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而中国方面与欧洲相当于高寒区，东北和上西伯利亚，就由于没有干草，没有四轮车，而且中国也没有地中海的商业传统，没有可供交换的市场，因此，到清末，仍未真正纳入中国经济版图（是要供应的领土，不是能自给的领土）。
如果欧洲的定义是英国，德国和以东以北的国家，可以这样说。对于高卢法国也可以这样说，法国的农业的确是在法兰克时期可始大发展的。中国近来常常把马可波罗时期说的中国守门士兵穿丝袜证明中国普通士兵的生活水平高于欧洲君主，但实际上反过来也可以说，欧洲农民也披皮草，中国富翁也不是人手一件野生皮草，是不是就说欧洲农民生活水平更高呢？显然，这不过是地方特产而已。楼主不必当真。
这个故事是对宋朝说的，有些人向前推为唐朝，再向前讹化为汉长安的守门士兵生活水平比罗马帝国的君为高。这就显然是中国的阿Q 吹牛传统而已，更加不可当真。以罗马来计，当时罗马的发展水平非常高，远远超过汉朝，可能和宋朝也差不了多少。
事实上，欧洲在中世纪与东方包括阿拉伯的对比，主要是通过十字军来体现的，而十字军的确是来自楼主所说的新欧洲，即中欧地区，英法德。但作为欧洲当时（或者说楼主说的地中海传统区，无论是西班牙，威尼斯，还是byzamtin，就富裕程度来说，就一点不逊于东方。byzantin的索菲亚大教堂，工程量超过了中国故宫，类似的建筑在西方比比皆是，还只是消闲性的建筑，不象长城是为了打仗。中世纪的byzamtin，在人口最高峰时达到150万至250万，即使比宋汴梁,也是至少不相上下。
中国不是没能,世界的昨天是中国人的.中国的领先一直持绪到明代,中国人的思想也被无情的让帝王锁起来了.连一个人的梦也被封建帝王控制着.
欧洲人不是这样,他们变的很开放,事实上,不开放他们的人太少,很不好活,还有,他们一直是各各国家在一个大地上,不像中国,那么大,人口也多组织能力比他们好,当然各方面都可以走在别的民族前面.
他们的国家,在电影和书上看,好像是宗教的影响比国王还要大,宗教控制着大众,但是还提供给大众更多的信息.西方人理性,很爱探险,对新的知识也很感兴趣,对于使用新的知识他们更是乐意.因为,欧洲人的种族看的不是很重,你的贡献大,你就会被封爵,就会被人们关注.这点,一点不亚于皇室.知识的使用和发展比中国快很多.好很多.还有正是社会制度的改变时期,就更有利于他们了.
今天还真闲，聊几句。
用 “崛起”来描述中国的发展现状似乎不太合适，这个名词更适合美国，美国才是人类历史上当之无愧的后起之秀。对于中国来说，用“治”、“乱”来描述似乎更恰当吧。
我认为中国的“乱”早已经结束了，即，109年的中国历史上最困苦的阶段。“治”，也已经渡过了“瓶颈阶段”，即，这30年间包括动乱的结束以及挫败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还有最重要的第2、3、4代领导人的交接。
纵观中国历史发展，一个强大王朝的建立，最关键的阶段就是立国30～40年间，第2、3、4代领导人的交接，能否稳定这一期间的政权，能否在这一时期得到国人的拥护，至关重要。
就从远了往近处说：
黄帝时期，经过长期的征战和结盟，尽管没有建立经过法律确认的中央政权，但是，黄帝已经被生活在中国地区的各个民族和地方政权称作“天子”，从历史文化上初步有了天下一统的观念。
夏、商、西周时期则从法律上确认了中央政权的权威，但还没有对幅员所至的地方形成有效的统治。
春秋时期，是中国思想爆发的历史时期，中国今天的思想文化精髓都要拜“百家争鸣”所赐，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人思想的基础和基本的思维方式。
战国时期，是百家争鸣成果的广泛运用阶段，随着秦灭六国，中国终于在文化上、法律上，以及实际的有效的政权统治上完成了天下一统，开始了建立强大王朝的轮回。
秦的覆灭，问题出在第1、2代。秦始皇统一天下，功不可没，但暴政和二世胡亥无能、赵高擅权也使得秦朝迅速失去了民心，秦朝（自统一算起）立国17年（是吧？）就灭亡了。
汉朝，中国第一个大黄金时代，她成功的渡过了“瓶颈阶段”——高祖刘邦死后，汉平帝时，周勃果断的铲除了吕后集团，又经过“文景之治”，到第5代刘彻时，国富兵强，遂北击匈奴，沟通西域，扬威万里。历时百余年。
三国归晋后，没想到，晋武帝（司马炎，算是第2代领导人吧）竟然立了一个白痴作太子，之后的“八王混战”彻底搞垮了西晋王朝，中国开始进入南北朝对立时期。
南朝的四个王朝还算稳定，而北朝就像走马灯似的，一般传位不超过3～4代，有5代以上的就算长寿了。
大隋结束了中国南北分裂的局面，之后又犯了与秦朝类似又大不相同的错误，第2代皇帝杨广是个聪明的暴君，把老爹文帝辛辛苦苦治理好的江山全都糟踏了。杨广死后庙号：炀。
接下来的大唐，她也成功的渡过了“瓶颈”，这个瓶颈不是“玄武门之变”，而是武后执政。武则天任用酷吏，诛杀了很多士族大夫，但却得到了广大平民的拥护，徐敬业的反抗眨眼间就被消灭了，这期间，李唐/武周王朝的国力在太宗、高宗的基础上又有了进步和发展，客观上，给后来的第5代皇帝李隆基留下了一个很好的物质基础。
五代十国也像走马灯一样，略过。
宋朝（辽、金、西夏、蒙古）时期，尽管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败多胜少，但在内政交接方面还是很成功的，帝位传递平稳有序，经济发达，达到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而诸如宋江、方腊起义也被限制在局部地区，并很快平定。
元朝，错误的执行了种族歧视政策，把国民分作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类，结果不到100年就被赶回大漠，传了几代皇帝多是短命鬼。（还把传国玉玺搞没影儿了）
明朝的瓶颈发生在第2代，朱元璋有儿子不传，传位给孙子，结果朱棣赶跑（杀了）了自己的侄子，做了皇帝，还好，居然没有遭到主流民意的反对，这才保得大明300年江山哦。
说实在的，闭关锁国是满清最大的败笔。满洲是继鲜卑之后又一个能够得到汉族认可并接纳其统治的游牧民族，不简单。雍正帮助满洲渡过了关键的14年的瓶颈阶段，到乾隆时清朝立国又是大约10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乾隆过于自负（自称：十全武功，其实照他爷爷差远了去了），拒绝与西方进行广泛的交流（与汉唐时期相反），最后，虽然也立国300年，但灭亡的样子却是最窝囊的。
写到这里，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应该能看得比较清楚了，一方面注意加强与西方世界的交流，不要重蹈闭关锁国的覆辙；另一方面要坚定的拥护中央政府，才有重现汉唐盛世的荣耀的基础。现在新中国立国不过57年，的确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发展，我们应该更有耐心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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