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一个民主制国家，还是共和制国家？
【7月第15篇】
说明，转摘自微博-长岛律师Kevin
【美国是一个民主制国家，还是共和制国家？】在美国，我经常听到争论说美国是共和制国家而不是民主制国家，我就说他们犯了不黑即白（false
dichotomy）的错误。根据美国传统英语字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共和制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来自于有权投票选举官员和代表来处理国家的事务的全体公民”，美国具有这样的特征。
&&&&而关于“民主制”国家的一般定义，是
“由公民通过直接或者间接选举代表的形式治理国家。”（Government by the people, exercised
either directly or through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当然美国也符合这样的情况。
&&&&所以绝对一分为二的来谈美国的政体，欠妥当。那种将民主制和共和制分开井水不犯河水的观点，我研究的结果是，它们存在于民主形式建立之初早期的政治评论之中多一些。
&&&&当然有一点是肯定的，美国不是直接民主制形式的国家，而是通过选举的代表制定法律来管理的国家，从这个角度看，具有共和制的特征稍微多一点，践行的是民主国家的治国理念（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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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制、总统制、二元制、君主立宪制 ,表现为什么?他们都是资本主义么?表现为什么?他们都是资本主义么?有哪些主要国家实行了 这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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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主立宪制又称立宪君主制,或称“虚君共和”,是相对于君主独裁制的一种国家体制.君主立宪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过立宪,树立人民主权、限制君主权力、实现事实上的共和政体.君主立宪可分为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君主立宪制,现在世界上大都为后者,二元制君主立宪制从政府结构来讲君主交出了立法权但保留部分行政权,首相只是辅助君主治理国家,宪法和其它法律由议会制订,从体制上看就是议会制订宪法和法律限制君主,君主在制订的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治理国家. 像英国,就是采用的君主立宪制.约旦,沙特阿拉伯就是二元制国家.　　总统制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一种政权组织形式,与议会内阁制相对称,指由选民分别选举总统和国会,由总统担任国家元首,同时担任政府首脑的制度.实行总统制的国家,在宪法中都规定了总统的职权.与议会内阁制相比较,总统制的特点是以总统为行政首脑,行政机关从属于总统而非议会.在总统制下,总统独立于议会之外,定期由公民直接或间接选举；总统只向人民负责,不对议会负责.有些国家虽然也设总统,但总统只是国家元首,不兼任政府首脑,内阁由议会产生,只对议会负责.这种情况不属总统制.美国就是实行总统制最早的国家.　　共和制（republicanism）,国家最高权掌握在由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的国家机关或公职人员手中的政权组织形式. “共和“一词来源于拉丁语respublica,意思是“公共事务”.共和制是指国家的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的政权组织形式.共和政体区别于君主政体,而且是作为君主政体的相对面而存在的.分为总统共和制和民主共和制.总统共和制是指以总统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由总统直接领导政府,政府不对议会负责而对总统负责的国家政体形式.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总统共和制的国家.除美国外,巴西、墨西哥、智利、菲律宾、埃及、俄罗斯、刚果（金）等国也采用总统共和制.民主共和制可分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两种.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共和制主要有两种：议会制共和制；总统制共和制.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议民主共和制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有多种.如苏维埃（前苏联）、代表团制（前南斯拉夫）、人民会议制（朝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指中国各族人民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定期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其他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其负责.我们的国家元首称为主席；行政首脑称为总理；党的最高领导称总书记.　　大多数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也不尽然,像我们国家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就采用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共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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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制国家运行的初步尝试
　　保留“临时” 首次否决 中国论文网 /1/view-270147.htm　　日，各省代表会（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前身）选举临时大总统之前，曾派马君武等人专程赴上海谒见孙中山，就临时政府的一些重要事项交换意见，地点在上海静安寺斜桥总会后小洋房。 　　代表向孙中山提出，拟举先生为临时政府大元帅，先生之意如何？ 　　孙中山立即答道，要选举，就选举大总统，不必选举大元帅。因为大元帅的名称，在国外并不是国家元首。 　　代表又问，代表会所议决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选举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到汉口试探议和时，曾表示南方如举袁为大总统，则袁表示赞成共和。因此代表会决定留位以待。 　　孙中山回答说，那不要紧，如袁真能拥护共和，那我就让位给他，不过总统就是总统，不要“临时”二字。 　　孙中山接着说，本月13日（农历十一日）为阳历1月1日，如诸君举我为大总统，我就打算在那天就职，同时宣布中国改用阳历，是日为中华民国元旦。 　　代表们回答说，此事关系重大，因中国用阴历，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习惯，似应慎重。 　　孙中山：从前换朝代，必改正朔、易服色，现在推倒专制政体，改建共和，与从前换朝代不同，必须学习西洋，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改用阳历一事，是我们革命成功第一件最重大的改革，必须办到。 　　同一天，黄兴受孙中山的派遣，前往南京江苏咨议局，出席各省代表会议。在会上，黄兴根据孙的意见，提出了3点意见：一、改正朔用阳历；二、改为中华民国纪元；三、临时政府采用总统制。 　　会议在通过了民国改用阳历、改用中华民国纪元两项议案后，又开始讨论国体问题。这时，宋教仁再次力主实行内阁制。经过激烈的争论，代表中的大多数人同意了孙中山的意见。最终，会议议决通过了中华民国采用总统制的议案，决定实行总统制。但否决了孙中山提出不要“临时”二字的建议，也不同意孙中山将总统位子让给袁世凯的意见，“认为不必要”。 　　确定国旗 二次否决 　　孙中山在回到上海后的12月25日晚，就在哈同花园连夜召开同盟会骨干会议，加快了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步伐。会上，专门讨论了民国国旗的制定问题。 　　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最早始于清代。清王朝的国旗，是龙旗，黄底色。它是帝王的标志，皇权的象征。 　　辛亥革命前后，各地革命军所用旗帜不尽相同。湖北、湖南、江西等省用十八星旗，江苏、浙江、安徽用五色旗，广东、广西、福建、云南等省则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还有使用井字旗、金瓜斧钺旗、黄星旗、众星向日旗，甚至有用白旗的。最早使用五色旗的，是沪军都督府，系由宋教仁、程德全创制。 　　在上海的会上，江苏代表提议用五色旗，湖北代表建议用十八星旗，福建代表提议用青天白日红旗。章太炎发言说：“现在的中国，是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中国人又有喜用五数的传统，故应以五色旗为国旗。”孙中山则说：“我认为，我们革命者要有继承性，要对得起死去的先烈。所以，我们应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该旗被孙中山称为“汉旗”。章太炎表示坚决不同意：“青天白日旗只是一个会党的旗帜，不能作为一国之旗。”双方各执一词，都不让步。 　　孙中山之所以钟情于青天白日旗，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早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孙中山与陆皓东等革命党人首义于广州，结果兵败，伤亡惨重。陆皓东为纪念为革命捐躯的战友，首创了青天白日旗的雏形。该旗帜的核心所在，也是最大的特色，就是青天白日。一轮太阳当空正照，意即自由平等之意。太阳四周，有12只角，也是12道叉光，同时象征倡导革命之义党。之所以用12只角，意即以地球的12时为基准，地球自转为一日，以干支计时恰为12小时。 　　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次年，同盟会本部为制定民国国旗之事，在东京专门召开了一次大型会议。会上，同盟会员廖恩煦首先提议，以“井”字大红旗为民国国旗。他说：“井字，意即耕者有其田，红色，象征革命。”此议一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一时相持不下。这时，孙中山发言说：“我们应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现实问题。我提议，将三色旗加以改良，保留蓝白两色图案，以红色作为底色，以为民国国旗。”孙中山还作了阐述性发言。他说：“三色旗及其含义，并不是我们中国革命党人的创造，而是世界各国革命党的发明。红色，为血之色，意即以流血来争取自由。蓝色为天之色，寓意公正，公正即平等也。白色为清洁之色，象征着人心之纯洁。简言之，三色，即自由、平等、博爱，又可称为三大主义。欧美各国革命党，许多都是以三色旗为标帜的。孙中山的一席话，立即得到大多数代表的赞同。于是，大会决定，以青天白日旗为民国军旗，青白红底三色旗为民国国旗。 　　1907年６月初，革命党人在潮州黄冈起义及惠州七女湖起义中，首次打出了三色旗。此后，南洋革命党人的《中兴报》和香港《中国报》的月份牌上，皆将三色旗和青天白日旗作为标志印出。从此，世界逐步了解了中国革命党的旗帜。这一年的12月，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爆发。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人亲率将士，连破3座炮台，重创清军。后由于弹药接济不上，党人且战且退。下至半山腰时，有一13岁少年偶一回头，看见炮台上的青天白日旗在硝烟中迎风飘扬。少年遂不顾一切返回炮台。众人劝他不要冒险，他激动地说：“旗乃一军之魂，焉可为敌据有？”说罢，直奔山上，顺着旗杆盘旋而上，取下了青天白日旗。后来，少年的英勇事迹和青天白日旗被革命党人广泛传颂。 　　1909年２月，广州新军起义，官兵们都预做了大量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的标帜。一些革命党人早在香港缝制了几百面青天白日旗，藏在被褥中运到了广州。这时的青天白日旗图案，已经移到了旗帜的左上角，其余的四分之三则以大红为底。当时的报纸有这样的一篇报道：有一蓝袍将，手持大红日光旗，驰马指挥，后中炮就义……”这位蓝袍将，就是起义军的司令倪映典。 　　广州起义中，女革命党人徐宗汉与其侄李应生，纵火烧了自己的寓所，作为起义的信号。邻人不知底细，纷纷前来救火，结果将火扑灭。徐无奈之下，只好将青天白日旗取出挂起，及时地发出了起义的信号。 　　1911年3月广州黄花岗起义，革命党人均高举青天白日旗冲锋陷阵。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中，革命党人使用的大都是“十八星旗”，为大红底，18颗黑星居中，象征着全国18个行省即将独立，其立意近似美国的星条旗。又称“铁血十八星旗”。 　　后来，各省相继光复，最早打出五色旗的是沪军都督府，系由陈其美和程德全创制的。五色，即红（汉）、黄（满）、蓝（蒙）、白（回）、黑（藏），已不是红蓝白三色旗发展，而是寓意“五族共和”。 　　在上海的会议上，双方一直僵持不下。为此，胡汉民和黄宗仰法师建议休会。在进行了一番紧张的磋商后，两人在会上又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暂以五色旗为国旗，但只是一种过渡。而以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十八星旗为陆军旗。 　　为了顾全大局，孙中山暂时默认了这个方案。在数天后举行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上，并排悬挂的就是五色旗和十八星旗。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1月11日，临时参议院召开会议，议决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国旗，并请大总统孙中山颁布各省执行。但孙中山对此表示异议，并复函据理力争，坚决主张以青天白日旗为民国国旗。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提请参议院对这一议决加以复议。为此，孙中山还作了一番精彩的发言。他说：“参议院决定以五色旗为民国国旗，本总统认为不可立即颁行。首先，清朝的旧制，海军以五色为一、二品大官之旗，今废清朝的国旗而沿用其官旗，未免失体；第二，五色旗用意在于五大民族，然而分配代色，取义也不准确，如以黄色代满。既然称五族平等，而五色上下排列，仍有阶级之分；第三，天日之旗（即青天白日旗），为汉族共和党（指当时国内唯一主张共和制度的政党，即同盟会的前身兴中会）人用之于南方起义，达数十年之久。再则，青天白日，取象宏美，中国为远东大国，日出东方，为恒星最大者，且青天白日，以示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义，加以红色为底，亦为红蓝白三色，与世界革命党人的三色旗呼应。故本总统希望暂勿颁行，等到民选国会成立之后再正式决定。”
　　临时参议院立即对孙中山的提议进行了重新讨论。不少代表认为，青白旗仅是同盟会一个政党的旗帜，不能代表全国的意见；五色旗已经由革命军广泛采用，历史意义重大。因此，否决了孙中山的意见。之后，正式作出决定：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军旗，十八星旗为陆军军旗。这次会议之后，民国国旗已成定论。 　　孙中山自解职离开南京后，北洋政府曾明令公布，五色旗为国旗，十八星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但孙中山一直在他的办公室里挂着青天白日旗。直至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才作出规定，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定为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旗为中华革命党党旗。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军政府，正式宣布废止五色旗和十八星旗。直至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即张学良宣布接受国民政府领导），将五色旗改悬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国旗才正式统一。 　　确立国都 三次否决 　　首都，是一国的政治中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从中国的历史看，历朝历代关于都城的选择，多是人口密集、经济发达、位置适中、交通便捷，而且地势险要之地。统治者对都城的选择均十分慎重，主要是从有利于巩固统治和经济发展的角度去考虑。 　　早在1887年，孙中山就对中国首都的选择有过缜密的考虑，他曾主张“一都四京”，即一都（武汉），西京（重庆）、东京（江宁）、南京（广州）、北京（顺天）。国都的第一选择，还是武昌。他曾说，“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总的看，孙中山最嘱意武昌。 　　武昌起义后，各省响应，建立一个统一的临时政府已是迫在眉睫。多数省份都主张将临时政府设在武昌，这也是孙中山的意见。只有贵州军政府提议设在广州。各省代表到武昌后，确定在临时政府成立前，由湖北军政府代行中央政府之权，很明显，这事实上是把中央政府定在了武昌。但其时汉阳失守，武昌吃紧，湖北军事形势极其严峻。也正在此时，传来了江浙联军于12月2日攻克东南重镇南京的消息。于是，各省代表在4日立即开会作出决定，将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同时决定各省代表会议也迁至南京召开。于是,南京就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个首都。12月25日孙中山从国外回来时，首都设在南京已成定局。孙中山亦表示首肯。 　　清帝退位、孙中山辞职后，首都问题再次成为南北方争论的焦点。 　　在特定的政治军事背景下，孙中山力主首都设在南京，其目的在于将袁世凯调出封建专制和势力强大的老巢北京，在南京可以将其控制在革命力量的监督之下。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了定都南京的建议。但就在同一天，章太炎则宣布了《致南京参议院论建都书》，提出建都北京的主张，称：“金陵南服偏倚之区，备有五害，其可以为首善之居哉！谋国事者，当规度利害，顾瞻全势，而不可以意气争也。”同盟会的骨干分子宋教仁等人，也与袁世凯意见一样，主张定都北京。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张謇则在定都问题上与袁世凯暗通声气。 　　最令孙中山痛心的是，革命党阵营内部也发出了不协调的声音，甚至与孙中山的主张截然相反。除了宋教仁和章太炎等人外，江苏代理都督庄蕴宽曾应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的要求，通电全国，反对定都南京。安徽都督孙毓筠，顺直咨议局等省份、机构也纷纷通电响应。一批长期跟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这时也纷纷“倒戈”，如柏文蔚、朱瑞、姚雨平、洪承典著名将领，竟联名通电要求定都北京,与袁世凯唱和呼应。 　　但黄兴始终是坚定地站在孙中山的一边。他在《民立报》上发表公开信，严厉驳斥了定都北京的论调。由于南京联军参谋团主张定都北京，黄兴下令陆军部立即解散了参谋团。 　　２月14日，临时参议院召集会议，专门审议定都一事。会议用投票表决的办法，以决定首都设在何处。表决结果，竟有２０票主张定都北京，其余为，５票主张设南京，２票主张设武昌，１票主张设天津。会上，同盟会员李肇甫最为活跃，说当时临时政府主张首都设在南京，是由于大江以北尚在清军的统治下，现在南北已经统一，首都的地点自应设在北京为宜。还有不少议员对袁世凯不愿南下表示同情。 　　到会的大总统孙中山立即站了起来，对决议中“首都设北京”这一条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并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向参议院提出复议这一结果。议长林森发言说，由于大总统的异议，本院决定将在次日进行复议。 　　孙中山本以为，在参议院中，革命党人占了绝对多数，通过定都南京的决议不会有问题，没想到结果竟会是这样。孙中山极为恼火。当晚，即与黄兴一道把李肇甫叫来予以痛斥，并限定必须在第二天复议时更改过来。孙中山并决定以党的名义连夜通知党人议员，必须按照党的最高领导总理的意愿进行投票。孙中山一面派人做议员的疏通工作，同时亲自出马，向各界宣传定都之说。黄兴怒道：“明日再不按孙先生意愿行事，我立即派宪兵将议员绑了出来。” 　　15日清晨，总统府秘书处秘书官员吴玉章将孙大总亲自拟就的复议咨文，准备加盖总统大印送往参议院。而此时孙中山已到明孝陵去了。黄兴还没动身，正在穿军服。他厉声对吴玉章说：“我马上去东郊孝陵，过了正午12时，参议院再不改过来，我立即调兵冲入参院强行通过。”吴玉章连说：“务请总长再延缓一下，我尽速办理。” 　　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也知道事情紧迫，故托病未去孝陵。他想，一旦上午不能表决或再次通不过，陆军势必冲进参院，岂不酿成大祸！当他与吴玉章见面后，立即拿来孙中山办公室抽屉的钥匙，取出了大印盖上了咨文。而此时，参议院的同盟会议员们都在焦急地等待复议咨文的到来，以付诸表决。幸好咨文及时送到，立即进行了表决。表决的结果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出席的２７名参议员中，有１９人投票定都南京，６票主张定都北京，２票主张定都武昌。最后，参议院通过决议，仍以南京为民国首都所在地，纠正了前次决议。胡汉民这才如释重负。 　　中午时分，孙中山、黄兴诸人谒陵后返回总统府时，参议院已来人报告，首都设南京的复议案已获通过。 　　袁世凯一直不愿接受首都设在南京的决议，以种种手段加以抵制。袁系势力则强烈要求首都设在北京。 　　早在2月11日，袁世凯在致南京临时政府的电报中，就一再表示“不能南下”。他说：“世凯极愿南行，畅领大教……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西南人心，未尽分歧，稍有变动，牵涉全国。诸君皆能洞鉴时局，必能谅此苦衷……” 　　2月15日的当天，袁世凯即致电孙中山，表示难以接受南下的要求，竟以“退归田园”这一以退为进的方法要挟，电称：“……北京内政团向以凯离北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变动，外蒙各盟迭来正告，内讧内乱，递引互牵，若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惟有由南京政府将此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纳，世凯立刻退归田园，为共和国之国民；当未接纳以前，仍当竭智尽愚，暂维次序。” 　　2月21日，民国结合会、民社、国民协会、《民立报》、 《神州日报》、 《时报》、 《时势新报》、《大共和日报》等8个社团，联名致电江苏都督庄蕴宽，并要求他转黎元洪、各省都督、咨议局，竟称：“……查北都关系内政外交最巨，若舍北取南， 帝党有死灰复燃之虑，强敌有乘机侵略之虞……”并认为临时参议院通过定都南京,是“立法为行政所侵，不能保其独立，民国开此恶例，尤为寒心……” 　　同一天，临时政府派出蔡元培、汪精卫、魏宸组、宋教仁等为代表的迎袁南下就职专使团赴北京。袁世凯公开表示愿赴南京就职，并大开正阳门欢迎专使团，对成员们极其谦恭。
　　但就在29日晚，北京东城、前门一带突然枪声大作，火光冲天。原来是驻北京的曹锟北洋第三镇在代表们下榻的旅馆附近，以及北京各处制造了所谓的兵变。变兵甚至持枪进入专使团的驻地，吓得专使们纷纷仓皇出走。第二天，“兵变”很快又蔓延至保定、天津等地。3月1日，袁世凯和蔡元培分别致电孙中山，告知了京津保“兵变”详情。孙中山接电后，立即召开内阁会议，决定派兵北上平乱。但袁世凯又于4日致电孙中山，称“北方局势已定，无庸远劳师旅，祈即停止出发……”蔡元培也致电孙中山，“京津各处渐平靖……不宜亟亟出发……” 并称 “外交团不以运兵为然”等等。京津兵变后，北方各地商会、咨议局、团体、报馆纷纷上书、通电，反对袁世凯南下就职。段祺瑞等军界人士更是发通电、 印传单， 措辞强硬地要求“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 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同时，英美法德日俄等国纷纷向天津派兵。 　　此时，南京临时政府迎袁专使团的蔡元培等人致电孙中山，彻底改变了要袁世凯南下就职的初衷，反而替袁辩解，称“内变既起，外人干涉之象亦现，无政府之状态，其害不可终日……取消袁君南行要求，确定临时政府地点为北京”等等。 　　而在南方，临时政府内部仍有人继续发表在北京定都的论调。为此，黄兴特为发出《为主张建都南京驳庄蕴宽等电》，并驳斥章太炎说：章先生之函，与《民立报》略同，但所云谋政治之统一，经济之发展，军事之统一，多非纯粹建都问题……章太炎则撰文《驳黄兴主张南都电》，为袁世凯辩解。孙中山从大局出发，劝说章太炎不要坚持己见，与立宪党人沆瀣一气……总统府秘书吴玉章说：章太炎为了反对孙中山先生，实际上已经站到袁世凯那边去了。 　　国内形势已呈一边倒局面，孙中山和临时政府如果再发兵北上迫袁南下，反倒是“师出无名”了。即使出了兵，就实力而言，也绝非是北洋军的对手。面对袁世凯的言而无信，以及中外帝国主义势力的强大，孙中山为了顾全大局，被迫作出让步，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孙中山致电蔡元培，同意袁世凯不必南下就职。 　　在这样的形势下，3月6日，临时参议院议决6条办法，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职；袁世凯接电后即致电南京临时参议院宣誓；同意民国首都迁北京等等。 　　3月9日，孙中山向全国通电宣布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词。袁世凯信誓旦旦地称：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荡涤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 　　孙中山为了防止袁世凯的出尔反尔，特指派胡汉民将蔡元培带回的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的誓词，交给临时参议院保存。 　　《约法》制定 四次否决 　　1912年３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合法”地就任了中华民国的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从这一天，到孙中山４月１日正式解职这段时间，中国出现了两个临时政府、两个总统并存的局面。南京的临时政府还存在，总统虽然已经辞职，但还没解职，仍在任上，只是无权管辖北方一带。北京的临时政府对于南方来说，“是清廷任命的”，因此是非法的，但已成为一个不得不承认的既成事实。 　　面对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和孙中山的最后一招，就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这是临时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法规法令中最重要的一项。 　　《临时约法》的最初起草者是宋教仁，称之为《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当2月初总统府法制局将该法条文交临时参议院审议时，参议院认为，国家基本法制定之权属于立法机关，此风一开，有损立法权独立行使之尊严。于是决定对该法不予讨论，并将原案退回总统府法制局，同时告知大总统孙中山。孙中山认为参议院的做法正确，表示接受。2月7日，临时参议院决定自行组织起草委员会重新拟定，并更名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参议院议长林森的主持下，起草委员会并没有改变原案的主要精神，而是根据孙中山的意图，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制定，并且在很短的时间中便完成全部工作。 　　3月8日，《临时约法》在参议院完成了“三读”程序，全案通过。之后，立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日，也就是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后的第二天，《临时约法》经孙大总统签署命令正式公布施行。 　　值得注意的是，《临时约法》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规定的总统负责制，改成了内阁责任制。虽然这仅是几字之差，但却有了巨大的含义。《临时约法》制定的条文，规定大总统提出的法律案，公布法律，发布命令，均须内阁总理副署后方能生效。这样，总理的权力扩大了，总统的权力则被限制了。这实际上是对袁世凯的一种钳制。革命党人的目的，是想将袁世凯受制于内阁，不使其独断专行。但这一招，并没能将袁世凯束缚住。而袁世凯则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当一名公仆，竭其所能，发扬共和精神，荡涤专制之瑕秽；办事以临时约法为根据，毋得歧异，致失民国尊重法律之本意。但同时又留下了一个伏笔说：法制本可随时改良，此次所定约法，尽可在该院新举参议员到齐开会后，再行提议修改。袁世凯的总统位子尚未坐热，就做好了要修改《约法》的准备了。 　　总长人选 五次否决 　　在袁世凯当选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后，于3月15日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交拟设置的12部及内阁部长的名单，参议院认为为不符合《各部官制通则》，决定不予讨论，同时发回袁重新提名。北京政府遂改变初衷，按参议院要求改设10部，并咨请参议院通过。3月29日，参议院召开全体委员会议表决总长名单。大总统孙中山、总理（临时政府新设总理一职，为唐绍仪，时在南京）、总长次长们一律退场回避。结果，10个部及总长为： 　　外交总长 陆征祥 全票 　　内务总长 赵秉钧 30票 　　财政总长 熊希龄 30票 　　陆军总长 段祺瑞 29票 　　海军总长 刘冠雄 35票 　　司法总长 王宠惠 38票 　　教育总长 蔡元培 38票 　　农林总长 宋教仁 34票 　　工商总长 陈其美 21票 　　交通总长 梁浩如 17票 　　梁浩如的反对票为22票，未过半数，被参议院否决。袁世凯在公布名单时，只得将梁浩如除名，由国务总理唐绍仪兼任交通总长。 　　日，参议院举行会议议决：立即迁址北京办公，各省参议员于4月21日在北京集中。至此，南京临时参议院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南京临时参议院，作为南京临时政府的一个民意机构和立法机关，按照法律程序和民主原则，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显示了其权威性，同时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它既是孙中山倡导的“五权分立”制度的尝试和前奏，也是对中国2000多年封建制度“朕即天下”的皇权的全盘否定。这一时期，参议院对孙中山和袁世凯提交的议案，都有过否决的记录。这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责任编辑 谢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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