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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_说不尽的话题_乔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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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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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我的伯父鲁迅先生》
散文集《朝花夕拾》
什么方面的？能不能说清楚点？
关于鲁迅的自选文章论文。我还不知道要写什么题目。。。。~~
什么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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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鲁迅个人生活的痛苦1， 家道中落。鲁迅日出生。祖父周福清在北京当官。父亲周伯宜是体弱的知识分子。祖父因为科举行贿入狱。判的是斩监候，所以每年秋天要花钱营救。鲁迅由此知道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父亲的秀才也被革除了。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可以看见人生的真面目。”少年鲁迅频繁出入于当铺与药铺之间，遭受白眼和侮蔑。后来父亲病死了，家里仅有的二三十亩水田也卖光了。有人怂恿他偷家里的钱，并且真有流言说他偷了。一个少年就这样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我是研究文学的。发现很多作家、艺术家都有少年的痛苦经历。家道中落不一定就能够让人奋起，也许会让人萎靡、堕落。但是对于成就杰出的人物来说，少儿时代的不幸也许是一所最好的学校。2， 包办婚姻。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接到母亲病重的电报，可是赶回家后就被簇拥着成亲了。家里怕他娶了日本女人，所以安排了这个俗套。夫人朱安不是他理想中的对象，没有文化，又是缠足。可是鲁迅接受了，为了母亲，也为了对方着想。这件事我们今天可以反思，到底该不该接受。此事成了鲁迅一生的阴影。当夜他哭湿了枕头，次日他就在书房里自己睡，第四天就回了日本。他与朱安，终生有夫妻之名无夫妻之实。这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李大钊，胡适等名流都有类似的痛苦，这是整个时代的牺牲。所以鲁迅激烈地反对包办婚姻，反对没有爱情的婚姻。自由恋爱不一定就是幸福的，但毕竟是自己选择的。现在有的博士、博士后的婚姻都要让长辈介绍、靠父母包办，那是倒退了不止一百年，可耻啊。后来鲁迅找到了精神上的知音——许广平这个理想的新女性，拥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爱情，但是这次包办婚姻还是给几个人都带来了终身的苦痛。3， 兄弟失和。日的鲁迅日记写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他们兄弟三人，树人，作人，建人。树人和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战友，先锋，共同战斗，不分彼此。可能是太好了，上天妒忌吧。后来就终生不再来往。其真情至今是个谜，虽然很多学者研究过，但是缺乏可靠的材料，难下结论。表面是家庭纠纷。周作人的日本夫人羽太信子主持着高消费的整个家庭生活，鲁迅是这个大家庭的奉献者。他说自己的钱是以黄包车拉进来，人家用汽车送出去。周作人当面呈给鲁迅一封绝交信，称他为“鲁迅先生”，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鲁迅很快搬出了八道湾住宅。家务事我们不好评价，但此事对双方打击都很大，等于是骨肉分离。对中国文坛来说，也是巨大的损失。后来兄弟二人思想越来越远，一个继续战斗，一个从退隐到终于为日本侵略者做事，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处以汉奸罪。假如兄弟不失和，周作人几乎不可能如此失节的。而鲁迅也从此更加孤独，缺乏思想上真正的知音。4， 病痛。鲁迅从小身体不大好，他的父亲就是个病弱书生。鲁迅很不注意养生，吃饭随便，不定时，爱吃零食，起居无规律。胃病、牙病、气管炎、神经痛，长期折磨着他，看病和吃药，成了他生活里不可或缺的部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每年看病都达几十次。临终的十年前就大病过一场，鲁迅自称是“死的随便党”，只求活着的时候多工作，怎么死，什么时候死都无所谓。晚年病重时，朋友他劝出国疗养，他都不听。日本医生须藤又误诊为胃病，耽误了治疗。换了一位洋大夫诊断后说，如此病人，在欧洲，五年前就死掉了。宋庆龄也写信劝他住院，但他不愿离开工作，只希望快点消磨自己的生命。怀着这种“拼命做”的思想，鲁迅终于在战斗中死去了，可以说是“战死”。病痛给予精神上的打击往往也是很沉重的。二、鲁迅思想方面的痛苦1， 群众的麻木。从《药》这篇小说可以看出鲁迅对麻木的民众那种说不出的痛苦。留学时期那次著名的幻灯事件，成了鲁迅的心理情结。日俄战争进行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被当成俄国侦探枪毙，周围的中国同胞没有表情。对“看客”问题的思索，促使鲁迅弃医从文，拿起了灵魂的手术刀。我们还可以发现很多革命家、思想家是学医出身，比如郭沫若、孙中山。这些先觉者的苦痛，来自于中国思想革命的艰难。当你发动农民革命时，农民却往往说没有受过地主剥削。大家都把一切当热闹看。鲁迅的思想是永远超前的。真理不能说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是可以说最先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例如地心说和日心说。而鲁迅这样的首先发现了真理的人，就要忍受不被众生理解的大痛苦。2， 敌人的污蔑、压迫。梁实秋等不负责任的文人，攻击鲁迅是“拿卢布”的，这不是严肃的论辩，而是卑琐的诬陷。鲁迅的《阿Q正传》发表后，有的人就探询是在影射谁。鲁迅的著述经常受到当局的查禁。1934年的《二心集》，38篇文章被删掉22篇，仅剩下16篇，只好改名《拾零集》出版。国民党反动政府是武力征伐和文力征伐并举。鲁迅说：“大约凡是主张改革的文章，现在几乎不能发表，甚至还带累刊物。所以在报上，我已经没有发表的地方……黑暗之极，无理可说，我自有生以来，第一次遇见。”3， 革命阵营内部的摩擦和压迫。创造社的年青革命家们，批判鲁迅是双重的反革命。“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一些革命青年，对鲁迅忘恩负义，使鲁迅渐渐怀疑起早年信奉的进化论。在“左联”这个进步的文艺团体内，鲁迅发现了“奴隶总管”。他说：“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脊背，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可是，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压迫，是不好公开的，也是不好发泄和抗拒的，所以这种痛苦使鲁迅遭受了深深的“内伤”。四、鲁迅对痛苦的转化鲁迅的伟大，不是在于他遭受的痛苦多么深、多么大，而在于他能够将痛苦转化为思考的力量和思想的深刻。这也是合乎弗洛伊德“力比多”的理论的吧。鲁迅善于自我解剖，在严格与严肃之外保持了宽容的心态。很多人都认为鲁迅是不宽容的，因为他在《死》中说过：“我一个都不宽恕。”其实这只是思想上的一个表态，他说不宽恕，可是他无权无势，又能把人家怎么样呢？他压迫过谁？损害过谁？其实在生活中，他是很宽恕的。鲁迅的《呐喊》题词是：“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如果单单沉溺于痛苦，鲁迅早就气死了，他的智慧和他的度量使他把痛苦转化为丰富的人生内容。对群众，他是理解和同情。比如对祥林嫂，不能说没有地狱。祥林嫂虽然迷信，但不可为了破除迷信，就否定了祥林嫂的唯一希望。所以鲁迅说“迷信可存，伪士当去”。母亲爱读张恨水的小说，他就经常给买。母亲不懂他的小说，他也不急于“启蒙”。而今天那些到处给别人灌输民主自由法制市场之类“真理”的自以为启蒙家的人，往往是既无学问也无德行的伪士。对同志和战友、亲人，他是谦让，忍让，包括对爱人许广平，不能够相互理解之处，他就自己化解。许广平回忆，鲁迅生气时躺到阳台上独自承受，儿子海婴也跑去模仿。这很像受伤的狼隐到密林里，自己舔舐伤口。他与凶猛攻击过他的创造社等人后来也和解了，联合了。他对左联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很反感，但是对左联的解散非常惋惜。用我们长期流行的政治话语说，他是把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区分得清清楚楚的。对敌人，鲁迅的态度是“严打”和轻蔑。在战略上，他是藐视的，像恩格斯纪念马克思说的那样，像对待蛛丝一般，轻轻抹去敌人喷射的污秽。在战术上，他又很重视，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论战上了。对那些支持反动政府屠杀爱国学生的人，对那些叛变革命后又来侮蔑他的人，他愤怒地然而又是轻蔑地予以揭露、驳斥，坚持“痛打落水狗”的立场，不肯“费厄泼赖”，因为恶狗上岸后还会咬人。鲁迅以革命青年的鲜血为例，昭示人们不要上当。辛亥革命中绍兴的革命领袖王金发捉住了杀害秋瑾烈士的凶手，但是又放了，以表示革命的宽容，可是很快那个凶手就帮助袁世凯杀了王金发。再如民权保障同盟事件。鲁迅、宋庆龄等呼吁释放政治犯——今天我们也已经取消了“政治犯”。而胡适认为政府“有权去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为”，这是明目张胆的法西斯言论，等于说政府可以随便剥夺公民的自由。鲁迅对这类言行是坚决反对的，不留情面的。敌人又恨他，又怕他。一个人活在世上，有人爱他有人恨他，这才说明他活得有价值。他的对敌姿态是举重若轻。他一生没有真正的敌手，酷似金庸(blog)笔下的大侠独孤求败，飞花摘叶，皆可伤人。什么“洋场恶少”、“革命小贩”、“资本家的乏走狗”，经鲁迅随便一用，都成了特有的名词。由于前后受敌，所以他采取了“横站”的姿态。鲁迅研究专家林贤治先生称他为“横站的士兵”。鲁迅以大侠风采，在枪林弹雨中东挡西杀了十八年，可以说是壮哉、快哉。对痛苦最重要的转化方式，是写作。写作是对生活的反抗，他笔下人物的痛苦，很多是他自己的写照。比如《孤独者》里的魏连殳，当深夜在旷野里惨伤地嗥叫，这是“北方的狼”的意象来源。比如《铸剑》里的黑衣人，反对“同情”和“怜悯”，用独特的方式孤身向统治者挑战。鲁迅通过写作，既服务了社会，也解脱了自己的灵魂。小结人生在世，我们大家都有痛苦，但一般比不上鲁迅这么深，这么广。鲁迅尚且那么乐观，我们又何必悲观呢？我们也要乐观地活在这个宇宙里，用写作也好，用其他有意义的工作也好，战胜世界的不圆满和不如意。既化解自己的痛苦，也帮助别人消解痛苦，那样的人生就可以说是快乐的人生。 摘自《温柔的嘹亮》&& 作者：孔庆东&&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乐观向上，快乐生活！
龙哥您写得真好！
哈哈惭愧，不是我写的，是转帖给龙友们共赏的
此文不错& 更了解鲁迅了
孔庆东& 是我非常欣赏的北大教授，谢谢龙哥，很享受这篇文章。
龙哥辛苦了
在此拜读又受了一次教育。
是啊，学习鲁迅先生话题讨论_搜视网
简介：第一集 故乡记忆鲁迅喜欢猫头鹰，这是他亲自画的猫头鹰。他的朋友这样描述他："他在大庭广众中，有时会凝然冷作，不言不笑，衣冠又一向不甚修饰，毛发蓬蓬然，有人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做猫头鹰。"鲁迅很像猫头鹰，相貌、性格和气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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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话题也没有
点击发话题，发布第一篇帖子　　一、鲁迅思想究竟是前期重要还是后期重要 　　在我零星看见过的近若干年研究和评论鲁迅的文章中，以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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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鲁迅争论我见
　　一、鲁迅思想究竟是前期重要还是后期重要 中国论文网 /4/view-6774951.htm　　在我零星看见过的近若干年研究和评论鲁迅的文章中，以及之前抗日战争时期对鲁迅的评价文章中，一般都着重在歌颂鲁迅思想的后期，即1927年后的思想，也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反对南京中央专制政府的思想。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一段对鲁迅的极高评价，是：“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仔细揣摩上面这段话，似乎是前后期并重的，但因有“民族英雄”这四个字，一般均认为是指对外斗争。 　　但是，就在同一本书上，毛泽东又讲了这么一段话：“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重点显然又是指的1919年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指的是1927年以前的十年的文化思想革命的。 　　毛的这两段话有点平分秋色，我们不应该只看见毛歌颂鲁迅反帝的这一个方面。但是现在有些意见正是只看见这一个方面，所以我不得不如此引用了。 　　在我看来，鲁迅在中国的思想启蒙方面，是要大大高于反帝方面的作用和价值的。强调反帝的，早已不是鲁迅一个人，而是一大群人了；而强调思想启蒙，水平也超过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在中国却只有一个，这就是鲁迅。 　　我是一直坚持鲁迅在中国的思想启蒙作用方面，前期（即年）大大超过后期（年）。鲁迅对中国最伟大的贡献，也是前期要大大超过后期的。 　　我在2012年5月的拙编《鲁迅嘉言录》（2013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献词》中说“：鲁迅的伟大是在中国宣扬了‘人’，而不是‘阶级斗争’，这才是历史的真相。”又说过这样一些话：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我们只是把鲁迅作为一个服从“阶级斗争”需要的工具来使用的，这就越来越降低了鲁迅的历史作用。从根本上说，鲁迅应该是一个与民族命运及广大人民血肉不可分离的伟大启蒙思想家。 　　我在那里还说过：研究鲁迅的思想，究竟是前期重要，还是后期更重要呢？这就是说究竟把鲁迅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的发现者、勇猛的“启蒙思想家”重要呢，还是后期的作家领袖、左翼文学家的精神领袖更重要？两者似乎难分伯仲。但我们如果从实际出发，从三千年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局出发，从已过去的八九十年的历史看，对中国文化及民族性格的改善、民族素质的提高来看，那就恐怕还是前期的鲁迅即“启蒙思想家”的鲁迅，比后期重要得太多了。因为前期达到鲁迅思想那样深度、水平的思想家只有鲁迅一个人，而后期能够追上鲁迅思想深度的人却不少：矛头转向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革命家很多。 　　我现在仍坚持上述的这个观点：鲁迅想治根本。今天的无数事实已经证明：我们民族素质的提高，是太落后于经济的提高了。当然，国民性的改善即民族素质的提高，是不可能以每年增加多少百分比来计算的，但总要能逐渐地有所改善、提高才好。 　　我以为是：“国民素质+生产力”决定一切。而不是单纯的生产力决定一切。一个国家的国力总和就是“国民素质+生产力”，而绝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多少。 　　二、鲁迅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或“逆向民族主义”者吗？ 　　近若干年，又看见一些文章说鲁迅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或“逆向民族主义”者。后者的含义当然比前者还要严重得多。照此说法，鲁迅就连常说的“爱国主义”者也不够资格了。“逆向民族主义”是容易理解的，毋须多说。至于什么叫“民族虚无主义”，我还是得引用专家们说的话来解释，这是个专门问题，不得不如此。 　　关于“虚无主义”，流行的《辞海》上面说： 　　“虚无主义。……现在虚无主义一词通常指不加分析的全盘否定人类遗产，否定民族文化，甚至否定一切的态度或思想倾向。有时也指没落阶级掩饰的颓废思想。”（下册，第5257页） 　　什么是“民族虚无主义”呢？上述辞书也有专条说： 　　“民族虚无主义虚无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表现。其内容有：认为民族是虚无的概念，宣布民族性为无稽之谈。一切民族特征和民族本身都是陈腐偏见，蔑视民族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等。”（同上书，下册，第5125页） 　　至于所谓“逆向民族主义”，是新起的名词，尚未见有具体的解释，但顾名思义，这是比“民族虚无主义”还要严重得多的。 　　鲁迅是不是“民族虚无主义”或“逆向民族主义”呢？我以为，恐怕不能这么说。鲁迅处在清末民初那个时代，看见国家危亡的可怕形势，又看见民族风气对此又无多大的抵抗能力，深觉国家危亡是旦夕间事，遂愤而反求诸己，集中在自己内部去找原因。因为外国要来侵略，是劝不了也止不住的，只有使自己的民族强大起来，才能抵抗外来的侵略。在这个根本动机上，鲁迅才把笔锋多指向本民族自身的缺点和病痛。这样，他就集中来寻找并攻击本民族的弱点了。这在一定意义上讲，鲁迅是先集中查内因，一点也不能说是错误。鲁迅集中攻击的，是本民族的缺点、毛病，这正是中国两千年留下的古训：“人必自侮也，然后人侮之，国必自伐也，然后人伐之”，先必自强然后才可以抵御外侮。这有什么错误呢？ 　　鲁迅当时当然还是个唯心主义者，所以他并没有从经济、政治制度上去找原因，而是集中在“国民性”的弱点，即民意不振这个方面去找原因。说鲁迅有些片面性或许是可以的，但要说他是“民族虚无主义”或“逆向民族主义”，恐怕就太离谱了。如是后者，鲁迅还起来“呐喊”做什么？呐喊就是要唤起民众，起来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不要再沉睡下去了。
　　难道中国的国民性真没有很多弱点吗？那是虚骄，不符合事实，一个文革不就把这件大事完全暴露出来了吗？ 　　鲁迅对我们这个民族如果是抱“虚无”以至于“逆向”的态度，他还指出你的这个毛病那个毛病做什么呢？这正像一个人不会去对一朵即将完全凋谢的残花议论它这不美那不美一样。 　　鲁迅直陈中国国民性有很多缺点的目的，正是为了国家民族的起死回生，他在1918年《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随感录》上就说的很清楚： 　　“现在很多人有大恐惧，我也有大恐惧。 　　“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去。” 　　就这么简单的两句话，鲁迅就把他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内心完全袒露出来了，这哪里有什么“民族虚无主义”或“逆向民族主义”的痕迹呢？ 　　鲁迅对当时国民性的弱点，讲得如此深刻，如此沉重，因为他是一个最自觉、最真切、最深沉的爱国者，也就是沈钧儒老人题写的“民族魂”三个字的真正担当者。 　　鲁迅对国民性的弱点的沉痛指陈，根本上是：爱之深所以责之切，惧其死所以伐其根。 　　这才是历史的真相，鲁迅的真相。 　　三、鲁迅后期是否有过“过左”错误的问题 　　这个重大问题，可以说是毕克官先生最先提出来的，题为《盟主也是左的》（《炎黄春秋》2014年第4期）。毕说的“左”，用的是“极左”。我在下面将不再采用“极左”这个词，因为这是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尚未判决时的特殊用语，不能到处套用。因此，我仍用一贯的“左倾错误”一词，以免混淆界限。 　　我在此题中有两个方面的意思要说明：一是20年代末期起鲁迅支持及鲁迅发出的各种重大的文艺批判是否均是正确的，二是1936年鲁迅与“国防文学”的论争问题。 　　本节谈1936年前的问题。 　　1936年以前，左联及鲁迅本人对各种与自己不同的文学作者和流派进行了多样的尖锐斗争，究竟有多少，我不知道。就毕克官文提出的是以下三种（实为四种）。 　　第一个方面叫“鲁迅与新月派的争论”，第二个方面叫“与第三种人的争论”，第三个方面叫与“《论语》派林语堂的争论”。其实该文还提出了一个对丰子恺的严厉批判，实际上是四派。 　　毕先生认为这些批判都是错误的，并讲了些简短意见。 　　鲁迅及左联究竟批判了哪些人，哪些流派，我不清楚，我相信毕先生说的均是有的。因为这些事情都听说过，很有名。 　　其中如鲁迅对梁实秋的批判，文题即叫《“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太不像话了，不入流的，纯是人格侮辱，此题目真可以得全球骂人金球奖，但它确是鲁迅写的，有点叫人不敢相信。鲁迅训过左联人士，题目即叫《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但鲁迅自己的这篇骂人题目的不良性，却远胜过其他任何人，这是今天谁也否认不了的。这个题目对梁实秋并无任何损失，但对鲁迅却是很大的损伤。 　　左联时期的各种对外部的文学批评（首先是鲁迅作的文学批评），张闻天认为都是过分的，并不正确的。这就是张闻天以哥特为笔名写的一篇《文艺上的关门主义》论文，提出当时左联批判的各种文艺观点的批判本身就是“非常错误的”“关门主义”，指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同时还指出“甚至那些自称无产阶级文学家的文学作品实际也还是这类文学的范畴”。张闻天本人在此事不久前自己也曾写过反对各种政治倾向的派别与人物，即打倒一切的文章，但张冷静，有思想，一看，是自己错了，所以不久之后，即在1932年的最后两三个月，在他交代了工作准备去江西红色区域的空档时间，他看了很多文艺杂志等，他发现左联诸人发出的对外批评都是过左的，因此，便以“哥特”为笔名写下了这篇名垂青史的《文艺上的关门主义》。这篇中等长度的批评文字，发表在当时党中央的机关杂志《斗争》上。此文经张闻天文集编选组近现代史专家程中原先生百般考证，已铁定作者即是张闻天。此事当即报知了胡乔木，胡也完全肯定了程中原的这个考证，并指出可惜此文在实际上并未起什么作用。但，总算幸运，当时就有人在党中央机关报上指出了这个根本问题。这里当然就包含了对鲁迅的批评。 　　再以左联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口号而论，当时是否正确呢？显然并不正确。 　　1930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于9月2日正式开会成立，鲁迅到场并讲了话。那天，到场共40余人，我看到场名单，除了几个人党籍我不明外，都是共产党员，其实，这与共产党的党内组织并无多大区别。1937年抗战后，在延安听一些老同志说，当时在左联他觉得不过是“第二党”而已，还是党的组织。在左联先后任过党团书记的是：潘汉年、冯乃超、冯雪峰、阳翰笙、丁玲、周扬、戴平万。 　　左联提出的创作口号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应该说，这个口号根本上就是不对的，它比苏联当时还左得多。现在猜想，这口号可能是受当时美国和日本左翼文学的影响而提出的，因为当时他们是用“无产阶级文学”口号来代表他们写工人阶级的痛苦和斗争的。 　　其实，苏联也没有过这个口号。它们是在1934年春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才由日丹诺夫正式定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名字的。 　　中国在1930年左联成立时就定下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作口号，显然是太左了，太极端了。而鲁迅恰恰是这个最极端口号的最极端的维护者。鲁迅1931年为外国刊物写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中说：“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除此之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的文艺。”这话说得很绝，很极端，并且完全不顾事实。现在还可能有人认为这是鲁迅彻底革命的精神。但，实际上这正是鲁迅当时过左，目中无任何一个同盟者、同路人的彻底孤立自己的表现。鲁迅在这里提出的榜样，是一个极端孤立自己的一个极不好的榜样，左联要说有“左”的错误，把鲁迅完全撇开，怎么说得过去呢？
　　多年来，有批评说，1935年左联解散时无声无息，近于溃败。这批评恐怕也未见得对。我以为解散只能无声无息，难道还要到《申报》上去登个启事吗？但解散前没有与鲁迅等有关同志商量，恐怕确有错误。没有先征得鲁迅的同意，把旗帜丢在一旁不顾，这确实是一个不能令人原谅的错误。此点，我以为周扬、夏衍等四位同志1935年为了劝说鲁迅谨防胡风，可以去面谒鲁迅，但在解散左联时，却不先同鲁迅商量，这个错误确是原则性的。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的革命先辈们的事情，我们今天只有为他们惋惜而已。 　　四、大分歧――“国防文学”口号的产生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说及1932年后的华北危机及“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提出了。 　　日本要全面亡华的决心与具体步骤，都是十分明白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相继占领了我东北三省以至热河全境。1934年又强迫南京国民政府与之订立了《何梅协定》，把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北平、天津两市，又完全“特殊化”。南京在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北平、天津两市的党、政、军、警、宪、特势力均需全部撤离华北或解散。这样，冀、晋两省及平津两市又渐渐要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了。日军下一步就是长江中下游省份也要特殊化，直抄南京中央政府的老窝了。当时情况紧急，国家已处于危如累卵之境，于是在日发生了震动全国的北平学生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在此运动之前，上海市的救亡运动也已经大大地兴起了。这突出地表现在紧接“一二?九”之后，上海有几个“救国会”相继成立。 　　日――上海市文化界救国会成立。 　　日――上海市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 　　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此会的第一名执委委员就是宋庆龄。（钱俊瑞是全救党团书记） 　　这三个救国会都是在当时与党失去联系的上海地下党员们相继领导组织而建立起来的，对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怎么能说他们无功呢？ 　　与此同时，国际上传来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号召，也成为对上海地下党的有力的推动力。月时，斯大林做了极其正确的一个决定，他决定召开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要转变全世界一切共产党的斗争策略，改为要联合国内的所有阶级力量，一致起来进行反法西斯侵略或直接危害本国、本地区的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共产国际的这次代表大会上，由刚出希特勒监狱不久的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做了总报告，下面有三个重点发言，等于副报告，讲得更清楚明白了。第一个是德共总书记皮克讲的，题为《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第二个是意共总书记爱尔科里做的《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第三个就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做的《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即解释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均必须转变任务，转变策略，集中国内的一切力量，建立针对危害本国最大的敌人的联合战线，停止内争，集中力量，一致对外。（这四个报告，在莫斯科均印有中译本64开本的特小册，我在抗战初期在延安均全部读过） 　　此后，与中共中央已失去电报联系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一份抗日救国的联合宣言，因发表于日，史称“八一宣言”。 　　宣言中提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于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提出了，要实行“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有专门技能的出专门技能”的口号，这就是不分阶级的全民抗战了。 　　宣言的后半部更详细地提出了组织全国的“国防政府”任务，并提出了中共领导的红色区域愿意成为“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 　　1935年冬，红军长征到陕北落脚后，莫斯科中共代表团已经派回了信使，“八一宣言”也带回来了。 　　冯雪峰是由在陕北的党中央派回上海去执 　　行此项新方针的第一人。（但冯并不同意这一方针。此事说来话长，此文只好略去） 　　五、在“国防文学”提出半年以后，以鲁迅名义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 　　“国防文学”这个词，没有多大科学性，据说起源于周立波对苏军中流行的一个名词的误译。而且，这个词又官味十足。不过，当时的南京中央政权，是对“国防文学”这类的话也不敢公开说的。因为，一说了日本侵略者就要向南京中央政府问罪：你们为什么要破坏日中亲善？在这种环境下，当时大家都心里有数，就自然而然地把这四个字解释成为“抗日救亡”的大联合了。 　　所以，在实质上，这个有点莫名其妙的口号，大家都理解为就是抗日救国的大联合。对它的理解并不存有任何分歧之处。但是，胡风忽然在6月1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叫作“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此文注明写成于“5月9日晨5时”，距冯雪峰抵沪后13天。 　　胡风在他的文章中，一字未提及之前已普及全国近半年的“国防文学”，却说：“在这个历史阶段……能够描写这个文学本身的性质的应该是一个新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里明明说的“应该是”一个“新口号”，要以此代替久已通行全国的“国防文学”的号召的“旧口号”已是十分明白的了。胡风解释说：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应该说明劳动者的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一致，说明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谁是组织者，谁是克敌的主要力量，谁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民族奸细。”（见人民文学出版社《两个口号争论选编资料》上册，2014年，第215页） 　　当时，中共中央要组织的是：除了汉奸之外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并不忙于要把自己解释为“克敌的主要力量”。因为在当时的力量对比之下，硬要如此强调，就不能不是一种很奇特的关门主义了――那时的情况首先是共产党能不能被承认加入这个统一战线的问题，而不是共产党允许谁加入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 　　胡风此文尽管口气很大，但由于“国防文学”这一并不确切的口号通行全国已久，因此，这个新口号并未引起人们的什么注意。当然也有些同伴欢呼此口号，但在社会上终究未起到什么作用。（按：这个口号十一个字，其中的“民族革命战争”的真义究竟是什么，也无人能懂，所以也根本未传开）
　　六、《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神圣在什么地方？ 　　这篇文章，长期被当成《圣经》一样，是鲁迅收篇的、光耀史册的伟大经典。鲁迅写于日至6日，发表于同年8月15日的《作家》1卷5号，文章是鲁迅具名的，当然应由鲁迅负责。 　　这篇整整占十三书页的巨文，中间无任何小标题，难懂之至。这回我下定决心，再啃它无数遍，终于算是弄清楚了一点：此文内容实际上是由三个大部分构成的，总的形式像个“小”字，其中有两个部分并不重要。 　　第一部分，是痛骂徐懋庸的。这只是本文的一个由头，不引用了。但其中有一句十分奇怪的话：“他们的基本政策不就是要咬我几口吗？”请问：老左联的那些领导人，即周扬、夏衍等“他们”的“基本政策”就是要“咬鲁迅几口吗”？敌我全颠倒了。这叫对同一阵营的论战吗？ 　　此文的第三个部分，是鲁迅为几个友人的辩护，包括巴金、黄源、胡风等。因徐懋庸去信中诋毁这几个人是太不应该了。这一部分也不重要，具体小事而已。 　　最重要的是中间的绝大部分：鲁迅文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主要是对前进的一向称左翼作家们提倡的，希望这些作家们努力前进，在这样的意义上，在进行联合战线的现在，徐懋庸说不能提出这样的口号是胡说！（同上书，第533页）”。这是太上皇的口气，并未讲道理。鲁迅何时来过这种作风？“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允许个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标新立异也并不可怕；这和商人的专卖不同，并且事实上你们（你们――口气怪不怪，鲁迅同原左翼人士似乎已明确是敌我两方了）先前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也没有到南京政府或‘苏维埃’政府去注册过。”（同上书，第532页）。 　　“内部争论”争论到对方是属苏维埃政府还是南京政府方面的惊人的程度，已经全不可理解了，但鲁迅文中竟这么讲了，太离谱了！不仅此也，此信还存在着一个决不应有的身份安全的暴露问题。 　　信中说：“去年（按：1935年）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到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后的穆木天口中”。请问：这段话怎么可以公开呢？（而且这种事情要真拿凭据，是根本违反地下工作纪律的，这岂不是要把情报工作的一条线都完全公开出来吗？鲁迅应该知道的。）谈话的另两人是夏衍、阳翰笙。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人都做过左联的党内负责人，前后“四大天王”都一齐秘密地来，他们危险不危险？无非是告诉鲁迅这个“内部消息”，请你老人家小心一点而已。何罪之有？ 　　另一个离奇的问题，是鲁迅在信中竟然几次公开提出，他提的令人记不得的那个十一个字的口号是同茅盾、胡风商量过的。在这场口号战中，茅盾始终低调，他的身份是鲁、郭、茅三鼎足，郭已表明勉强站在“国防文学”方面，茅自然明白鲁的倾向，如果他再公开表态，事情就僵了：鲁迅就被公开孤立了。茅盾持较谨慎态度，完全是为了照顾大局，茅盾还几次写文公开批评过周扬，说周扬对“国防文学”口号理解太狭。鲁迅在此文中说，“这口号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标新立异’，是几个人大家经过一番商议的，茅盾先生就是参加商议的一个”（《鲁迅全集》16卷集，第6卷，第532页）。按鲁迅个性，好汉做事好汉当，是不愿把他人扯出来的（此后茅盾对此事未说一字），但在这里却不知道为何改变了态度。鲁迅在这封经典巨信中，竟公开以自己之名怀疑周扬等人是不是国民党派来的。说：“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这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他们是否是敌人所派遣。”这一大堆是鲁迅说的吗？叫人说什么好呢？ 　　我还要提请读者特别注意，鲁迅在此文中明确说：“‘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这种文学存在着，但它不是杜衡、韩侍桁、杨人之流的什么‘第三种文学’。”（《鲁迅全集》16卷集，第6卷，第531页） 　　谜底鲁迅自己揭开了，那就是说，不管怎么宽，也宽不到你“第三种人”等那里去！这是鲁迅自己说的啊！这里，鲁迅哪里有一点自省的意识呢？这就是鲁迅明确宣布，他自20年代末以来的一切批判都是完全正确的，他的抗日统一战线，是不包括这些人在内的。抗日统一战线是只有汉奸不包括在内，怎么能连文学上具有不同见解的人也不包括在内呢？ 　　所有这些，都是约八十年前的真事，现在材料完整，并非考古学。我们不能为了无条件尊崇鲁迅，而把党在1937年抗日战争以前几年做的抗日大联合的工作，完全付之一炬。 　　七、鲁迅是经得起研究和批评的历史巨人 　　照以上说法，那么毛对鲁的多处评价又当做何看法呢？我以为，要尊重，认真地珍重，大都十分正确，但不能每个字照搬。 　　如果要一切依从毛，那么，从1937年鲁迅逝世一周年起，对鲁迅与孔子的关系，毛就做过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而又没说明丝毫理由。文革中期以后，毛一下又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坏最坏的人：批林批孔。那么鲁迅这个“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又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了呢？ 　　毛对鲁迅的基本评价，我在本文开头已经引用过了毛的两处论断，我以为根本是正确的、杰出的，此处不重复了。 　　鲁迅第一个特点是思想家，哪有思想家的思想而不让人研究的呢？ 　　研究鲁迅是寻常事，完全用不着胆战心惊地去进行。说鲁迅也曾犯过重大的错误，这无损于先生的日月之明，更不是说者就是反革命。 　　鲁迅的根本思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他根本上是要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什么叫改造中国的“国民性”？通俗地说，这就是要改造全中华民族每个人的“灵魂”。这个“灵魂”又是指什么呢？更通俗地说，这就是要彻底提高我们中华民族每个人的公私道德水平，权利与义务的认识水平。 　　这一任务是永远正确的、重大的。尤其不应忘却的是：他写的《狂人日记》是发表在： 　　1918年！ 　　这是第一篇中国式的人权宣言！ 　　它比“五四运动”还早一年！ 　　鲁迅的根本思想是要改造中国人的灵魂！ 　　“鲁迅是当代中国的孔夫子”永远有效！ 　　这样的鲁迅，即使有点错误，谁又能撼动他的一根毫毛呢！ 　　历史昭示我们：伟大的毛泽东的主要错误是左倾；伟大的鲁迅的主要错误也是左倾，这还不值得后人警惕嘛！ 　　【附注】 　　一个特别令人不解的，是鲁迅逝世后的治丧委员会的名单。公开发布的是：蔡元培、内山完造、宋庆龄、史沫特莱、沈钧儒、萧三、茅盾、胡愈之、胡风、周作人、周建人等十三人。这中间有几件特别怪的事，例如，日本友好人士书商内山完造名列第二，在宋庆龄之上，太荒唐了！第四名是外国籍的史沫特莱女士，显然是以她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而非某外国左派的代表，但那时她在中国还并不怎么出名，这等于暴露了她的特殊身份。最令人奇怪而不可理解的是，中国作家的代表竟是唯一的胡风。虽说，名单中有萧三，但萧久在苏联，国内几无人知道他，显然是代表中共之意。虽说有茅盾，但他已是功成名就的大名人，已不适于代表他之后出现的多批新进步作家。因此，名单中作为文学作家代表的，特别是30年代的代表人物，其实就只有胡风一人。但胡风当时在文学界就很孤立。胡风当然不是反革命，但无论在哪方面名声在当时都并不高，而且当时已是令文学创作界相当害怕的一根打人棍子，把他作为文学创作界的唯一代表，真是异想天开。（胡风真正成为一股特殊力量，是1938年在武汉创办《七月》杂志之后）从这张名单也可以看出，抗日战争前的一年多上海进步文学界是处在一种什么奇怪的状态中。 　　事情已经过去快八十年，难道现在还不可以冷静地回顾一下史实吗？难道这一切怪事都是周扬、夏衍或多少条汉子挑起的吗？他们有这个权力吗？他们已经靠边站了。这张名单难道是请示过陕北的吗？毛、周、张会同意把一个日本友好书商放在宋庆龄之上吗？太不可思议了！ 　　写于2014年5月至201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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