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如何解决”
■网友反映
网友“康惠”反映，现在惠州的医院看病这么贵，好的医院又不多，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怎么解决？部门回复
已遏制医疗费上涨过快势头
市卫生局：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缓解看病贵的问题：严控医疗费用增长，严管医生处方金额，缩短病患住院时间，力抓药品招标监管，公开医药费用情况，畅开廉价服务通道，规范医疗收费行为，强化社区卫生服务等。目前，我市医疗费用过快上涨的势头受到了遏制，全市每门诊人次费用、出院病人平均住院费用分别比上年下降了11.1元和233元。
看病贵是当前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市政府将继续加大对医疗卫生的投入，改变目前“以药养医”的现象，同时建立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继续大力巩固和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成果，并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
卫生部门也要继续采取标本兼治的方法，严控医疗费用增长，继续执行好《关于控制医疗费用增长，减轻病人负担的若干意见》和医疗机构业务收入和药品收入总量控制、处方最高限价制度、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医院辅助检查结果认同制度、门诊病历一本通制度等管理措施，以有效解决看病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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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费上涨,怎么缓解“看病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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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发力剑指“看病贵”
　　近几年来，群众“看病贵”、看不起病问题日益突出。据权威部门提供的资料：近8年全国人均门诊、住院费用分别平均年增长13%、11%。全国综合医院门诊医疗费人均次为108.2元，比1998年增长57.5%；住院病人人均每次医疗费3910.7元，比1998年增长76.1%。2003年全国城乡患者50亿人次，近三分之一该住院的患者不住院。“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中国论文网 /1/view-210269.htm　　最近，福建省卫生厅根据今年省政府第一次全体成员会议要求，提出《关于进一步开展医疗机构控制医疗费用增长的工作意见》，制定了切实控制医疗费用增长的“六条”规范之策，设置了具体的控制指标。本刊记者就此相关问题专访了福建省卫生厅厅长杨平。 　　 　　记者：“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据悉，福建省省级医院人均次住院费为1.1万元，门诊人均次近110元。全省有40%的患者有病不上医院就诊，农村存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您认为导致“看病贵”的原因是什么？ 　　杨平：近几年“看病难、看病贵”是个全国性的问题。目前所指的“看病难”已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医生少、床位难、医疗资源偏少的“看病难”，而表现为医疗收费和药品价格增幅过高，群众因贵而看不起病。看病难，“难”就难在“贵”上。 　　党和国家十分重视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今年全国人大会上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已提出“深入整顿和规范医疗服务收费和药品销售秩序，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卢书记、黄省长作了重要指示，汪毅夫副省长专门来卫生厅调研，并对规范医疗收费、严格管理药品价格、医疗服务收费提出要求。“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很多，涉及众多方面，省卫生厅确立了从自身做起，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作为控制医疗费用的切入点，不断强化科学管理，加大监管力度，实现全省医疗机构集约化管理和可持续发展，为逐步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作出应尽努力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并决定在全省卫生系统县及县以上各类公立医疗机构进一步实施控制医疗费用增长，减轻群众看病负担专项工作。 　　关于“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从表面上看，好象主要是医疗机构的问题，其实，不是这么简单。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分析“看病难”、“看病贵”有五个原因，比较全面。我认为，“看病贵”是医疗费用与个人支付能力矛盾的反映。医疗费用上涨既有老龄人比重加大、慢性病增多、新技术日新月异并广泛应用等客观因素造成的，也有医疗机构在自身利益驱动下的一些不规范、不合适的医疗行为，如不合理用药、不合理检查、不规范收费等所致。而个人支付能力弱则是目前医疗保障制度覆盖面少，保障水平较低和个人收入水平不高的集中反映。 　　记者：目前的事实是，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老百姓个人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以致于许多人望“医”生畏，给百姓和社会造成了很大的负担，作为福建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您认为应该如何逐步解决这一问题？ 　　杨平：正因为“看病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所以解决“看病贵”问题需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解决“看病贵”是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目前福建省的人均财政收入不足2000元，以这样的财力，政府要拿出太多的钱解决医疗保障问题，是不现实的；而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日益增长，这就形成了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与人民群众医疗需求日益增长的矛盾。因此我认为，解决“看病贵”问题，是个发展问题，既要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减轻人民群众医疗负担，又要充分考虑到福建的省情。 　　政府对医疗费用问题一直很重视，这些年采取了许多措施，但“看病贵”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我认为，根本解决“看病贵”问题，要靠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了，政府就能拿出更多的钱来解决这一问题，经济发展不起来或者发展慢了，“看病贵”问题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 　　其次，政府要切实负起解决人民群众基本医疗服务的职责。我一直认为，人民群众的基本医疗服务不能商业化、市场化。基本医疗服务应该是政府的职责，要实行政府主导、社会互助、个人责任有机结合。当然，这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的职责就会逐步地充分体现出来。 　　第三，要加大对医疗机构的监管力度，控制医疗费用，规范医疗行为。政府的调控作用是主导的，政府调控应主要调控医疗服务与药品价格，合理调控价格。今年，福建省将加大这方面的工作力度，工作将更具体，目标和要求将更明确。控制医疗费用是政府部门监管医疗机构，宏观调控医疗行业的重要内容和手段。这同时也是出于督促医疗机构履行其社会责任，促进医疗机构健康持续发展的考虑。 　　 　　记者：有人主张，应该进一步放开外资和民营医院的进入限制，积极支持民营医院发展，打破目前国有医院的行业垄断局面，推进医疗市场充分竞争，以达到降低医疗费用的目的。您认为这是一个解决“看病贵”问题的有效办法吗？ 　　杨平：医疗费用的上涨不仅是全国性的，也是全球性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这是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决定的。医疗服务的价格调节，跟一般商品是不一样的，市场对其基本不起作用，是属于“市场失灵”领域。外界往往认为，引入竞争就可以降低价格，其实不然，市场机制难以对医疗服务价格的调节起基础性作用，这就是医疗行业特殊性的体现。美国是医疗服务市场化最充分的国家，但其医疗费用也是最高的。首先，医疗服务提供方和接受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医生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供求关系难以调节价格的形成，这与其他服务是不一样的。其次，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不可能因为医疗费用高就不看病了，人们的医疗服务需求几乎是无限度的，这与其他消费需求也不一样。医疗资源多少，并不能使价格形成对应关系。在一些医疗资源过剩的国家，控制医疗费用的方法之一，就是削减医疗机构，减少床位规模，减少医科学生的招生等。这说明了，并不是供大于求了就能降低医疗费用。许多国家的经验或正在走的路证明了一点：通过医疗服务的市场化来降低医疗费用，是行不通的。市场可以提高效率，提高服务水平，但对降低医疗费用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记者：您的意思是，因为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引入竞争对降低医疗费用是不起基础性作用的。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政府短期内也不可能大量增加投入。那么，我们现在能为解决“看病贵”问题做些什么？ 　　杨平：在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就应该起到主要的作用，必须加大政府的宏观调控，如果政府的宏观调控再减弱了，医疗费用就像脱缰的马，迅速上涨。政府对医疗行业的调控主要包括资金投入和监管两个方面，而控制医疗费用是监管医疗行业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这些年福建省一直都在努力。回顾医疗机构体制改革历程，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到1998年。当时的医疗资源少，群众看病难，政府在不可能大量增加投入的情况下，给了医疗机构许多政策，从调整分配入手，调动医疗机构、科室、医护人员的积极性，加速医疗事业的发展，以满足群众的医疗需求，缓解群众“看病难”问题。通过这一阶段的改革，群众“看病难”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医疗机构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如“看病贵”等，也付出了较高的“道德成本”和社会代价，给当前及今后的深化改革与规范管理带来不少新的难题。第二阶段是1998年至今，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为切入点进行医疗机构与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在这一阶段，政府已经逐步意识到控制医疗费用的重要性。首先开始考虑如何促进医疗机构可持续健康发展。医疗机构的发展方式、速度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承受能力相适应，与卫生事业的宗旨相符合。现代医疗机构的经营理念应该是，既要最大限度地减轻患者的肉体痛苦，还要最大限度地减轻患者心理上和经济上的负担。医疗机构的发展方式也要从粗放型发展转变为集约型发展。既要降低成本，减少资源浪费，又要达到最大的效益。其次，开始探索如何通过提高医疗机构的管理水平来控制医疗费用。发达国家医疗机构采用的很多新的管理方法源于如何控制医疗费用，发达国家的医疗费用由付费方控制，付费方无论是政府还是保险公司，实行支付方式很多是预付制，按病种或者住地人口预付，实行包干制度。这就要求医疗机构必须考虑在不降低医疗质量的前提下，如何控制医疗费用，实现盈利。
　　目前这个阶段的医疗体制改革正处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寻找标本兼治适合国情的新路子。 　　 　　记者：您刚才提到，今年福建省将加大对医疗机构的监管力度，控制医疗费用，规范医疗行为，有哪些具体举措？ 　　杨平：逐步解决“看病贵”问题，这些年说了很多，也做了一些，我认为，现在重要的是踏踏实实地做一些工作，实实在在地有所成效，解决“看病贵”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最近，福建省卫生厅已出台《关于进一步开展医疗机构控制医疗费用增长的工作意见》，对控制医疗费用增长提出六条规范管理意见。要求公立医疗机构要树立社会责任意识，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为切入点，通过医疗服务质量的提高，有效地控制医疗费用，减轻患者疾病负担，这是控制医疗费用增长的根本目的，也是创新医疗机构管理模式的关键所在。 　　为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省卫生厅设定了每门诊人次平均费用、出院者平均医药费用、合理用药抽查合格率、大型仪器检查的阳性率、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收费抽查准确率等5个项目作为控制指标。 　　根据不同控制指标功能，我们将采取不同的控制办法。“每门诊人次平均费用”与“出院者平均医药费用”指标控制分两个阶段实行：第一阶段，年实行零增长，即各医疗机构的人均医疗费用不高于2004年水平；第二阶段，2007年以后实行控制增长，即县及县以上各医疗机构人均医疗费用的增长幅度不高于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合理用药抽查合格率为95%；大型仪器检查的阳性率为70%；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收费抽查准确率为95%。 　　在具体工作中，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各医疗机构要抓好落实，共同切实做好控制医疗费用增长工作。 　　各医疗机构要全面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根据患者病情需要，切实做好合理用药、合理检查，确保医疗质量与安全。要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加强制度建设，制定合理用药、合理检查的实施细则，落实相关制度规定，使医疗机构内部的督促检查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要规范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收费，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各设区市卫生行政部门应尽快执行《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出台新的医疗服务价格。各医疗机构要把规范医疗服务价格行为列为医院管理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医疗服务收费内部监控机制和管理制度，提高依法收费的自觉性。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各医疗机构要共同做好药品及耗材集中招标采购工作，切实降低招标药品价格，减轻群众看病负担。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切实履行对各级医疗机构的监管职能，积极探索科学的监管方法，全力保障控制医疗费用增长工作的落实。要组织有关部门和人员组成督查小组，对所属医疗机构执行控制医疗费用增长情况进行督查。 　　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严格制度管理。把控制医疗费用的各项指标纳入医疗机构管理评价体系，没有完成年度医疗费用控制指标的医疗机构，卫生行政部门要对其进行通报批评。 　　 　　记者：目前，一些医疗机构对部分常见病实行“单病种限价”，这是遏制医疗费用过度增长的一种探索，您对“单病种限价”怎么看？ 　　杨平：医疗费用的支付方式影响着医疗服务提供方的医疗行为，对费用控制、医疗质量以及医疗过程的效率产生明显的导向或制约作用。按病种付费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多种方式之一，这种支付方式有利于提高医疗质量和控制费用，但管理成本很高，配套的条件也很严格，就我们的国情来看，很难说就是一种合适的支付方式。不过，作为一种比较科学、优点较多的支付方式，值得探索。现在一些医疗机构推出部分病种实行限价收费的做法，尽管还是很初浅的很不完善的，但它却是针对当前“看病贵”的问题而进行的一项控制费用的尝试。我们关注这种尝试和探索。今年，省卫生厅将把这项工作作为课题进行研究。 　　 　　记者：现在，民办医疗机构逐步发展起来，这对整个医疗卫生服务行业的发展应该是有益的，但是，很多问题也随之出现，比如非法行医、无证行医等等，这给老百姓和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您怎么看待民办医疗机构的这些问题？该怎么加强与改善管理？ 　　杨平：首先应该明确一点，民办医疗机构是医疗卫生服务行业的重要补充，是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组成部分。在民办医疗机构的发展过程中，卫生行政部门要切实负起监管职责，保证群众的就医安全。目前，卫生行政部门对民办医疗机构的管理主要是准入和监管。准入已经没有政策障碍，只要符合条件，通过审批，民间资本就可以进入医疗卫生行业。现在的重点是如何加强监管，如何有效打击非法行医、无证行医和如何有效规范执业行为。目前对民办医疗机构监管的方法、手段和力度还很不适应需要，要进一步考虑如何规范如何监管，要探索新的监管方式，我认为重点是要规范其医疗执业行为和监管其执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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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zbu发布此信息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网站立场无关。xzbu不保证该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文字、数据及图表）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等。关注民生之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在本专题开始之前，先提一个观点：“健康是生产力”；由此可见，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千家万户的；一、看病难，难在哪里；应该肯定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取得；建设持续推进，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步伐明；看病难，就是人们对看病就医过程中遇到的种种不满意；仔细分析，看病难主要“难”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到大医院
关注民生之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 在本专题开始之前，先提一个观点：“健康是生产力”。这不是一个理论创新，而从来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大家知道，劳动者、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是构成生产力的三个因素，而对生产力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永远是健康的劳动者。不过，劳动者的健康也一直是我们不太重视的因素，因为有些领导干部还没有意识到健康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我们来算一笔账：如果按一个人得病一次住院两周计算，那么现在基本上要花费到6000元，也就是说，每增加一个健康人就能省下或者“创造”出近6000元，所以说健康就是生产力。据世界银行的专家分析，在过去的40余年间，世界经济增长总量中的8%-10%应归功于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数据显示，2002年，美国的医疗卫生支出占GDP比重已高达14.9%，巴西为8%；同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越南等近年来也经常保持在5% 左右。而在中国，2009年11月，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援引中国财政部的数据指出，当年医疗卫生开支占GDP比重约为1.2%。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如此境遇与高楼大厦和高速公路的纵横蔓延形成了鲜明反差，这是典型的“只见物，不见人”，现在很多地方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奔小康，盼健康，一场大病全泡汤”，因此，想富，家里没有健康的劳动力是不行的，这就是“健康是生产力”的通俗解释。所以，请大家听一个音频，看说得对不对。 由此可见，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尽管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卫生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和进步，但还存在医疗卫生资源总量不足、配置失衡，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协调，服务水平差距加大，医疗费用上涨过快的现象，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已经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我这里有一个视频，讲的是我们武汉的一位普通医生王争艳的事迹，王医生从医25年，她开处方平均单张不超过80元，最小的一张只有2毛7分钱；她的看、触、问、听等微笑服务，治好了无数疑难杂症。日，经过3万多市民无记名投票，她从两万多名医生中胜出，当选为武汉市“我心目中的好医生”。王争艳的事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数百家报纸、网站先后报道、转载，数以万计的网民跟帖热议。她被群众称为“小处方医生”。人们对王争艳的赞扬，不仅是对她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的敬佩，更反映了对进一步解决看病难问题的热切盼望。 一、 看病难，难在哪里
应该肯定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取得显著成就。（有视频）尤其是近些年，覆盖城乡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应急医疗救治体系基本建成，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持续推进，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步伐明显加快，药品生产、流通、监管体系不断完善。目前，我国人均期望寿命已达73岁，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63岁)，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75岁)，孕产妇死亡率、婴幼儿死亡率等多项居民健康指标也居于发展中国家前列。但同时也要看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许多新型健康问题不断出现，群众对看病难的反映仍然比较强烈。据2008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有41.2%的居民对门诊服务不满意，44.2%的居民对住院服务不满意。 看病难，就是人们对看病就医过程中遇到的种种不满意之处的概括，具体来说，难在哪里？这里有一个社区做的统计，结果显示，群众“看病难”主要表现在：看病划价取药流程麻烦 （51.7%）、医疗机构距离远(46.89%)、找信得过的医生难(28.23%)、找专家难(24.88%)、对医务人员服务态度不满意 (24.88%)、缺乏就医信息指南(20.57%)等。调查同时也显示，认为在市级医院、社区医院看病难的分别为81.3%、44.5%。关于“看病贵”，主要表现在：药品费贵（91%）、检查费贵（69.5%）、诊断治疗费贵（54.4%）、家庭收入低（53.5%）等。这是群众的呼声，那么专业人士是怎么看的呢？2009年7月，北京市卫生局组织了一次特殊的体验活动，请19家著名大医院的院长分别到其他大医院“当一天患者”，亲身感受普通群众是怎么看病的。其中一位院长从排队挂号到离开医院共用了近7个小时，但真正看病不过20分钟，排队等候占整个就诊时间的95.1%。院长“看病”的经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看病难的现实情况。 仔细分析，看病难主要“难”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到大医院看病难。一进大医院，最直观的感受是“三长两短”――挂号、候诊、拿药时间长；医生问诊、检查时间短。许多患者反映，到大医院看一次病，很难统计出要排多少次队，交多少次费。看一次病折腾大半天的时间，可真正用来看病的时间只有十来分钟。这不仅让普通患者感到身心疲惫，对于老人、孩子、残疾人、孕妇等患者来说，更是苦不堪言。 二是挂专家号更难。由于对医生的具体情况不了解，不少人一生病，无论大病小病，总觉得找个专家看看，心里更踏实。而大医院的大专家人数又非常有限，因此造成了专家号一“号”难求的局面。为了挂上一个专家号，有的患者全家总动员、轮流排队挂号，有的则彻夜排队，更有患者发动一切资源找关系挂号。再加上由“号源”紧张引发的号贩子问题一直没能彻底解决，使得一些热门专家号被炒到了数百元甚至上千元。 三是医药费用负担重。2009年，我国医院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为160元，住院病人人均医药费用5952元。一次住院费相当于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的1/3，是农民年人均收入的1.12倍！2008年全国医院次均门诊和住院费用分别为1991年的12.5倍和10.1倍，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6.0%和14.5%，比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增长率高10多个百分点。至于经常要看病的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医药费用负担不仅压得他们喘不过气，还连累到整个家庭。那些没有参加医保的群众，更是倍感负担沉重。分解下来，主要表现为：药品贵。由于国家药品管理政策方面的问题，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药品价格普遍较高。现在有的医疗机构药品收入占业务收入的比例达38%以上,乡镇医疗机构70%左右是以药养医。所以现在很多人是到医院开处方，到药店去买药，以节约开支，这个节约是很厉害的，我试过，医院30多元的药在药店只要10多元。再就是检查费贵。由于医疗事故的“举证倒置”，医生为了证明自己在可能发生的医疗事故中没有责任，便在诊断上进行全面检查，加之有的医院将经济指标作为考核要素，少数医生引导患者做不必要的大检查，导致检查项目多，费用高。许多医院医疗服务收入（不含药品收入）中检查费占30%左右，以至于很多病人在做检查时和医院谈价，只要是自费，这个检查费用是可以降的，从这点就可以反映出检查费的暴利。还有就是医用耗材贵。目前，国家尚未对医用耗材进行科学规范管理，市场上一些医用耗材价格非常高，特别是治疗骨折、脑外伤等耗材，如髋关节置换材料费在2 万元以上。最后，更要不得的是有的医生开大处方，使患者承担了不应承担的费用，加重了患者负担，加深了“看病贵”的程度。 四是农村居民看病最难。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医疗机构设置不合理，功能设置不全，人员和设备配置不到位，群众看病就医极不方便。医疗卫生资源有限，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不高，尤其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激活了农村群众的就医需求后，现有医疗卫生条件难以适应和满足，群众看好病难。不仅而且很多农民为了看病要跋山涉水，走上十几公里、几十公里路。一些得了疑难杂症的农民为了确诊病情或者寻找希望，要到县外、省外，甚至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大医院就医，这不仅增加了就医难度，更加重了经济负担。 上面列举的只是看病难的一些突出表现。应该看到，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我们现在遇到的看病难，已经和改革开放初期有所不同，在医疗资源总量已经迅速增长的情况下，目前的看病难更多地表现为接受高水平的医疗服务难，高科技药品、稀缺药品和高精尖设备检查费用高，许多费用是医疗资源结构不合理、配置效率不高、浪费和不合理使用带来的。经过努力，这些问题应该也是能够解决的。 二、看病难的原因何在 治病，首先要找到病因，才好对症下药。解决看病难问题，同样如此。只有认真分析看病难问题的形成原因，才能“对症下药”。那么，看病难的“病根”究竟在哪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投入相对不足。尽管近几年政府加大了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但总体上仍然不足。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0%，但卫生总费用仅占世界总额的3%。2009年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投入占24.7%，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平均为75%左右)，也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水平(平均为55%左右)。公共卫生服务究其实质是一种二次分配，但目前来看，这种二次分配在保障公平、维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作用明显不足，由于政府投入不足，人民群众以有限的收入被动地支撑着迅速膨胀、高度市场化、国际化的医疗卫生服务，使“看病贵”成为严重的社会不稳定的诱因。同时，在政府投入不足的大环境下，医院为了生存、发展，采取大力贷款扩充规模和添置设备，然后又将所有贷款费用和运行需要的成本完全转移到患者身上，加之医疗卫生费用主要由家庭承担，医疗费用缺乏分担机制，就更加加重了患者经济负担，进一步造成了“看病贵”。还有一个问题，由于投入不足，医院基本都是自谋生路，于是卫生行政部门对辖区内医院的管理处于尴尬状态，一些地方的医院不受管、不服管、管不了等问题十分突出，导致一些医院诊疗行为不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群众就医负担。我这里有一个视频，是卫生部部长陈竺的，他在人大的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直指政府投入不足问题。可以这样说：只要多数百姓还完全自费就医，只要医院还要直接向病人赚取维持运转的费用，“看病贵”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二是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目前我国总体卫生资源不足，配置还不合理，本应为“金字塔”结构的医疗卫生体系，在我国却呈现为“倒金字塔”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正面临尴尬境地：在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成员国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位列191个成员国中的倒数第四位。两个截然相反的排名道出了中国在医疗体制改革中的困惑：70%左右的卫生资源在城市，而在城市中又有80%的资源集中在大医院，高新技术、优秀卫生人才等优良资源集中在大城市的大医院，广大农村只拥有30%左右的卫生资源，而且医疗卫生网络不健全，对基层医疗机构投入的长期缺少，导致历史欠账过多，作为三级卫生网底的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中心（站）不健全，尽管通过近年来的努力有所好转，但仍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于是出现了医疗水平不高，群众就其提供的诊疗服务不放心；现行基层医生报酬太低，卫生队伍不稳定，网底不全不牢的现实情况。一方面是大医院过度发展，另一方面是农村和城市社区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仅设备和条件差，而且普遍缺乏合格的全科医师，导致群众患病后往往不信任基层医疗机构，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就诊流向进一步向上级医院集中，纷纷涌向大城市大医院，以至于“全国人民上协和”，大医院门庭若市、小医院冷冷清清就成为一种常态。不少人长途跋涉，异地就医，不合理的病人流向，一方面使基层医疗机构的资源利用率和技术水平下降，另一方面也使大医院的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大医院看小病、看常见病，人满为患，也是造成“看病难、看病贵”，等候时间长的原因。 三是公立医院趋利化。目前，我国71%的医院都是公立医院，承担的服务量占全国医院服务量的80%以上。政府举办医疗机构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可靠、收费低廉的基本医疗服务。但早前进行的医疗体制改革，没有将基本医疗服务作为公共产品来提供，而是将医疗行业直接推向市场，使公立医疗机构过早“断奶”，各医院要发展完全靠创收，于是出现许多公立医疗机构出租、承包的现象，逐步淡化了公益性要求,客观上已经形成的医院“自劳自吃”的收入结构，医院和医生“一切向钱看”，形成了药品、检查收入与收入挂钩的机制，对费用的升高又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很多地方出现有钱医院治，无钱自家躺，群众往往只好小病拖，大病扛，直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行，这一局面才得到扭转，但这种现象给医疗行业带来的影响很深。由于政府长期投入不足，形成了“以药补医”的模式，导致医院和医务人员忽视基本药物和适宜技术的应用，倾向于开大处方，争相使用大型设备，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费用，致使医疗费用大幅攀升，还严重损害了患者的健康。我国剖腹产比例远高于正常水平，抗生素滥用情况十分严重，就是这种机制带来的后果。加之一些医院就医流程缺乏人性化设计，少数医务人员服务态度存在“冷、硬、顶、拖、推”等现象，医院之间的检查结果不能共享，恶化了患者的就医体验，强化了患者对看病难的感受。医疗回归公益的前提是让公益医院医生这一职业变成公益职业，而不是牟利职业。 四是医保保障水平低。2009年以前，我国医疗保障覆盖面过小、保障水平不高，享受各种形式医疗保障的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虽然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到2009年年底，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障体系，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已经覆盖了12亿多人口，但私营企业、外资企业职工，特别是农民工大多没有参加，全国仍有1亿多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基本医保，这里面就包括城市下岗职工、失业人员、低保人员等最需要帮扶的弱势群体。另外，由于我国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和商业医疗保险起步较晚，覆盖人口和保障力度也不大，据调查，目前全国仅有9.35%人购买了商业医疗保险，人均金额337.89元。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推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管理存在不完善之处：一是个人负担偏重，保障力度还不大，个人自付比例仍占总费用的一半左右；二是个人账户作用不如预期理想，由于收入水平不高，个人缴费这一块总是不尽于人意；三是尚未对不规范医疗和不合理费用增长产生根本性作用，于是就出现了骗保、套现等各种不正常的现象；四是医保基金运行承担着越来越大的支付风险。因此，很多群众仍然需要自费就医，承受着生理、心理和经济三重压力。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我国在2000 年就进入了老龄化国家，目前有限的卫生资源80%用于了老年人, 这其中的80%又用于了急危重症病人，这些急危重症治疗难度大, 医疗费用高，这就加重了负担，摊薄了人均占有的卫生资源。 三亿文库包含各类专业文献、行业资料、生活休闲娱乐、应用写作文书、文学作品欣赏、中学教育、高等教育、关注民生之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教案12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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