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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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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触摸的民国》――对民国的关注,不是行注目礼,更是寻求还原,寻求真实。不管热血与极端,也不管沉郁与凉薄,这既是叙述对象的真实,也是原作者的真实。系列丛书,计划分成几个子系列构建,目前即将出版的有:《可以触摸的民国?现场》《可以触摸的民国?侧影》《可以触摸的民国?细节》以及《可以触摸的民国?新学》。&&&&《可以触摸的民国?新学》子系列――青年学者对民国文史的观察与认识,有其新视野与新格局,有其自成体系、自圆其说的创见与新说。
&&&&《可以触摸的民国?民国元年: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编辑推荐:可感的历史――充分发掘小说中的历史素材,娓娓道来一个个生动的百姓故事,历史原来也是有温度,可感的。新颖的角度――这是首部从百姓民生及其日常生活来反映清末民初社会的著作。熟悉的场景――讲述了很多日常生活的具体场景,比如怎么娱乐,怎么穿衣,等等,无不引起现在读者的遐想与共鸣。&&&&在政治剧变的年代里,百姓或惶惑迟缓,或跃跃欲试,日常生活依然在传统的轨道上缓缓滑行。
第一章& 家国　第一节& 摇摆的月份牌　第二节& 太后的葬礼　第三节& 中华门与双十节　第四节& 谁敢自言满族人&第二章& 社会　第一节& 城墙下的自治　第二节& 报纸的盛衰　第三节& 教科书革命&第三章& 男女　第一节& 结婚雅尚半文明　第二节& 休夫与弃妻　第三节& 英雌大闹参政权　第四节& 坤角登台满院芳第四章& 衣履　第一节& 被绑架的辫子　第二节& 男儿喜改装　第三节& 女子身上衣　第四节& 始于足下的解放第五章& 娱乐　第一节& 游公园　第二节& 吃大菜　第三节& 看影戏　第四节& 读小说后记
&&&&在政治剧变的年代里,百姓或惶惑迟缓,或跃跃欲试,日常生活依然在传统的轨道上缓缓滑行。&&&&社会转型期的日常生活与价值观念怎样变迁,大时代中个体遭际与命运如何?这是写作《民国元年: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时所面对的议题。&&&&与其他著作不同,本书把文学引入历史叙述,细腻展现“民国元年”这个历史切片中的民间日常生活――男女、衣着、娱乐……&&&&改朝换制的困惑,乱世飘零的艰辛,新旧道德的碰撞,岁月沧桑的感慨,文学叙述构建的空间对此往往表现得更有质感,拥有更多的历史细节。贴近变革时代日常生活的“现场”,回到那一个个曾经有血肉和呼吸着的普通人中间,去体会他们的忧惧、喜悦与悲伤。
&&&&第一章 家国&&&&　　第一节 摇摆的月份牌&&&&　　阴历的腊月除夕,是北京城一年里最热闹的时候。天一擦黑,穿着新衣的孩子们等不及,都拿着香火到家门外放起了鞭炮。妇女们则在厨房中忙碌年夜饭,或者准备明日供神的煮饽饽。只听得家家一片刀砧之声,邻里之间,远近可闻。而街面上的商号和店铺,这一日则最为紧张。按照规矩,买卖无论大小,都必须在大年三十结清帐目,开出清单。有顾客拖欠赊账的,也要在五更之前讨回来,不然新年一到,就不便上门去要钱了。“爆竹千声岁又终,持灯讨账各西东”,《都门杂咏》中的这句诗,说的就是北京大年夜的古老习俗。老舍的小说《正红旗下》对此更有精细的描绘:“街上,祭神的花炮逐渐多起来。胡同里,每家都在剁饺子馅儿,响成一片。……在这一片声响之上,忽然这里,忽然那里,以压倒一切的声势,讨债的人敲着门环,啪啪啪啪,象一下子就连门带门环一齐敲碎,惊心动魄,人人肉跳心惊,连最顽强的大狗也颤抖不已,不敢轻易出声”。&&&&　　好在铺户也是要过年的,到了后半夜,他们开始祭神,躲债的人家就可以坐下来吃顿团圆饭,围坐在一起熬夜守岁了。等到天亮后一开门,新年就算是到了。按照规矩,妇女们初五前不许出家门,只有男孩子能随着父亲四处去拜年。如今的人们可能无法理解,挨门磕头拜年可是个技术活儿。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梁实秋,对此还有一番并不愉快的童年记忆:“那时节拜年是以向亲友长辈拜年为限。这份差事为人子弟的是无法推脱的。我只好硬着头皮穿上马褂缎靴,跨上轿车,按照单子登门去拜年。有些人家‘挡驾’,我认为这最知趣;有些人家迎你升堂入室,受你一拜,然后给你一盏甜茶,扯上几句淡话,礼毕而退;有些人家把你让到正厅,内中阒无一人,任你跪在红毡子上朝上磕头,活见鬼!如是者总要跑上三两天”。而苏州人包天笑也记得,他九岁时就代替父亲外出拜年,穿上灰鼠马褂的大人衣裳,坐着轿子一天跑了五十多家。可见这种走马灯式的拜年礼俗,南北各地都相似,并非北京城独有。上海竹枝词中还有“卓午出门归路晚,绕阶名纸拾梅红” 的句子,意思是拜年也没必要非得进人家门,往门缝里塞一张名剌也能算数。&&&&　　百姓人家忙着拜年道贺,而除夕夜紧张了一宿的商铺,这时候都关门休息了。按照传统,除了油盐店门上留个小窟窿以备急用外,大大小小的买卖字号一律上了板,门口贴着梅红纸的歇业告示。这几天戏馆子封箱不唱戏,连茶寮赌局都闭门谢客。一直要等到初六,“破五”的饺子吃过以后,女人们才盛装出行,与亲朋戚友往来道贺,相约去赶会逛庙,或者到厂甸挤着看新鲜玩艺儿,新嫁的女子则在这一天归宁省亲。各家商号也纷纷开门迎客,店东伙计一起喝顿开市酒,放挂长鞭迎进财神,宣布年节告一段落,新一年的忙碌日子开始了。&&&&　　1913年的癸丑春节,也这么兴兴头头地过去了,和往年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唯一有些特殊的是,这已是这一年里的第二个“新年”了。一个多月前,中华民国刚刚庆祝了建国后的第一个元旦。在老百姓的口中,它被称为“新新年”,以区别于传统春节的“旧新年”。原本该腊月二十三就封印的官府,在“旧新年”里遵命如常办公;但在“新新年”那一日,则好好地热闹了一番:“北京自总统府国务院以下,外省自都督府民政府以下,相与悬旗结彩,脱帽鞠躬,欢呼民国万岁者,何等兴高采烈。此数日间,大总统对于开国元勋,必有加恩命令,或则优赏,或则晋封,以粉饰此元旦纪念大典”。&&&&　　南北统一,政府北迁,又适逢新年,原本应该大张旗鼓地庆贺。可奇怪的是,北京城里并无多少过节的气氛。除了少数店铺门前换了春联,普通人家的日子一如往常。元旦期间,《大公报》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民众对这个新年大多瞠目以对,“然起视人民,一若不知有新年也者,一若不知有元旦纪念也者”。临近腊月了,北京人想的是随后而来的“忙年”,根本没有将官府定下的“新新年”放在眼里。&&&&　　以后在五四运动中“暴得大名”的曹汝霖,曾经是清廷的外交部副大臣,民元后被袁世凯指派为第一届参议院的议员。1913年元旦庆典时他正在北京,并随同几个议员到总统府贺年,感受了一回握手、合影、签名的民主礼仪。据他的回忆,之所以这个元旦在北京显得格外冷清,皆源于老百姓对新政的误解:“因内政部令警察总厅,晓谕人民,从今年起改用阳历,家户店铺应换春联,旧历除夕元旦不许放鞭炮等云,人民误会,以为改了政体,不许再放鞭炮,故元旦寂静无声,不若往年之热闹也”。不过,与之后旧历新年一如既往的繁华场景相比,中华民国的第一个元旦,过得确实有些灰头土脸。&&&&　　在这个冷清的元旦,一个家住宣武门南、名叫恽毓鼎的中年人,特意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新新年”的观察:“繁盛市场尚有年景,里巷故宅则寂寂无所觉也”。这一天恽毓鼎的活动也甚是平常:会见了几拨客人,和朋友商量了女儿的聘礼,晚饭后在灯下读了一小段《资治通鉴》,之后便早早睡下了。极为平淡的一日,几乎没有什么新年的味道。但一个月后的农历除夕,他的日程可就繁忙多了:“上灯时恭迎祖先神影,合家行礼辞岁,妇孺嬉戏甚喧。……子夜焚香谢天。晨起向阙行三跪九叩礼。在至圣先师神位前行三跪九叩礼。在祖先神像前行礼。合家贺年。午后至南横街拜二世父母神影,为三兄拜年。……马车至昆师母(送年敬八元),陆师相(送年敬四元),四叔岳、五叔岳母处贺岁”。&&&&　　即便与一般人家相比,恽毓鼎的新年礼仪也称得上繁复。尤其是“向阙行三跪九叩礼”一项,民国之后已少有人行了。但此人曾当过19年的清朝宫廷史官,有这套遗老作派并不奇怪。恽毓鼎写日记的习惯由来已久,1912年春节过后,他开始在每天的日记上标注新历,并特意注明“为对于外人酬应计也”,显然只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举。事实上这个久居京师的知识分子,对于元旦并不像普通百姓那般陌生。从日记中便不难看出,前些年他曾数次在元旦这一天,赴外国使馆、兵营和熟悉的洋人朋友处拜年。但在1912年的除夕守岁诗中,他写下了“忍见q阶废建寅”一句,足可以看出这位前朝旧臣对“军民改用阳历”的敏感与不满。所谓“建寅之月”,便是夏历(阴历)的正月,相传伏羲、神农之时,中国便已有了历法,以“建寅之月”为岁首,以后代代沿革,皆以夏历纪岁。而民国元年新政府成立的次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便颁布了命令,“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看上去沿袭了几千年的夏历,就要被这一纸通令宣告废止了。&&&&　　朝代更迭的重要标志便是改元改历,漫长的历史早已让中国人熟悉了这套政治的把戏。只是中华民国的方式有些不同,改的不是皇帝的年号,而是与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历法。以黄帝纪元为年号,这在武昌起义后便已出现,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复汉反满,搬出炎黄始祖对抗大清皇帝,以彰显大汉族的正统地位。这之后革命风潮扩散,时局瞬息万变,历法也一度陷入混乱。有些宣告独立的省份也以黄帝纪元,有些直接追溯到孔子诞辰,有的则用同盟会天运年号纪年,称1911年为天运辛亥年。&&&&　　孙中山回国后,立即发现了历法乱象实则隐含了革命势力各自为政的危险,“认为有改正朔求统一的必要,建议以中华民国纪元,援引公历,由元年以至亿万年”。孙中山的解释是,废除皇帝年号,改用中华民国的国号纪年,既强调了新国家的共和体制,也便于百姓记忆。援引阳历则是为了“世界大同”,便于与西方国家的商贸和外交往来。废止阴历的理由也很充分,“预算年度,减少岁闰麻烦”。&&&&　　但孙中山的呼吁并未得到一致的认可。在12月31日的各省代表会议上,“代表来往筹商各事,颇有争议”。在关于“颁定国历”的议题讨论中,代表孙中山出席的黄兴提议改用阳历,并以中华民国纪元,“以新天下耳目”,然而“代表中多有主张维持旧历者”。经过几番辩论,孙中山依旧坚持,并威胁不通过该决议,便不到南京就职,“一时颇成僵局。最后以此在代表会议中讨论,始获通过;那天正是阳历1911年的除夕,讨论至深宵才算决定,即连夜电复总理,并请即莅京就职”。&&&&　　如此大刀阔斧地破旧立新,的确显示出了新时代和新领袖的自信与作派。不过普通老百姓可能只知道那一天是辛亥年的冬月十三日,并未意识到有别样的意义。浙江人蒋复璁当时正在杭州读小学,学校要求很严格,规定晚上九点休息,进房即睡觉,不许聚谈和看书。但十三日那天晚上,他的表弟前来看望,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聊天,被老师发现了。第二天,他被老师叫到办公室批评,并准备给他记一个小过。“正在谈论,忽然外面打来了电话,说今天是中华民国元年元月二日,昨天是元旦,改用阳历,放假一日”。老师看在元旦的面子上,这个过便没有再记了。因为有这个小插曲,蒋复璁对于民国元年的元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由此也可看出,即便是民风较为开放的江浙地区,对于“元旦”的概念也是较为模糊的。&&&&　　为了使民众了解新历法,更为了确立“易正朔”的合理性,没来得及在元旦大张旗鼓庆祝的南京临时政府,决议于日补行庆典。可中国人的习惯是名正方能言顺,这个不伦不类的庆祝日该如何命名,方能让百姓认同呢?如果依据常理推断,既然元旦成了新年第一日,半个月之后便该是元宵节了吧?&&&&　　果然,报纸上都在呼吁“大家来闹新元宵”,15日那一天的所有庆祝活动依照的也都是元宵节的习俗。上海各中学都放假一天,“本埠各公署与南北市华洋各商店及浦江所泊各国兵舰商轮,均悬挂灯旗,同伸庆贺,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停理谳政一天”。入夜后一些城区还有提灯游行,引来无数路人旁观,声势可谓不小。可老天爷似乎并不给新历面子,“元宵节”的夜晚天空没有月亮,毕竟那天只是阴历的十一月十七日。看不到月亮、吃不上汤圆的元宵节当然也没有什么节日气氛,拥挤在路口围观的上海人大多只是出于好奇心,观望的是无精打采的游行士兵而不是灯笼。&&&&　　其实,比没有月亮的“元宵节”更大的问题早就来了。数天前,上海的报纸上就出现了质疑的文章:“吾国颁行阳历于今一周,究其果能实行与否?无论穷乡僻壤,即号称风气最开通之上海,犹未能占多数”。& 1月2日孙大总统的改历命令刚刚颁行,3日的《申报》上就登载了这样的消息:“商界中人,咸以往来帐款,例于年底归来,今骤改正朔,急难清理,莫不仓皇失措,即民间一应习惯,亦不及骤然改变,咸有难色”。与北京一样,上海商户们的银钱货物往来,凭的是交情与信用,常常是见货不见银。等到阴历年关,再拿着账本一总结算。本来还有一个多月才到结帐的日期,如今临时政府的改历令突如其来,商家们措手不及,放账的、欠钱的自然都急得如坐针毡。&&&&　　鉴于民间抱怨之声四起,新任上海都督陈其美不得不下令,“沪上各商店往来债款,仍于阳历二月十七号即阴历十二月三十日,暂照旧章分别结算收还,以昭公允。嗣后如何酌定之处,候饬商务总长邀集各商从新组织办法颁布实行”。上海为全国工商重地,其他省份原本对骤行新历同样诸多不满,自然会纷纷要求上行下效。临时政府工商部只得随后发出通告,同意“以新纪元二月十七即旧历除夕,作为结账之期”。&&&&　　有了主管机构和地方长官的亲口许诺,商家自然不再将新历放在眼里。各个行业商会虽然遵令协调,但大多只是做些表面文章,老规矩仍然通行无碍。唯独便宜了那些放高利贷的不法之徒,知道年关未至,还不起欠款的老百姓还没有离家躲债,正可以打着新历的旗号上门催逼。更有某些居心不良的富户,在新旧历的时间差上打起了主意,收租之时做些手脚,“收进仍用阴历,付出则用阳历,按年计之,可便宜半月,所吃亏者贫民耳”。《海上光复竹枝词》特意以较多篇幅描述了历法的突然变革所造成的困扰:“赖债无人不厚颜,动云除夕月中还。今年恐亦难逃却,夜半犹存月一弯。新历收钱到号头,商人欲改乏良谋。倘然力矫从前俗,反说无钱任自由。帐单一纸去纷纷,月底仍然大小分。尚有一般常欠惯,不逢三节没分文”。&&&&　　当然,这些钱物上的纠葛毕竟只是小麻烦,稍加调整便能解决,老百姓固有的习惯却非旦夕可变。阴历之所以在中国通行千年,主要在于其上应天时,下洽人事,人们的秋收冬种、日常起居、婚丧嫁娶,无不与节气历法紧密相关。至于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令节,“小之为神话,为历史,大之则为文化之所等,非可根本抹煞者也”。说到底,平头百姓和恽毓鼎这样的遗老毕竟不同,没有那么深切的家国之叹,之所以坚守旧历、冷对新历,无非是积年的习俗使然。不过,在民国元年那个革故鼎新的特殊时期,即便是最普通的生活细节,也往往会与时代风云扯上关系。“论者谓改用阳历,商人漠不关意,不曰顽固,即曰反对民国”,不支持新历就等同于不支持民国,历法上的新旧抉择,便如此顺理成章地逾越了习俗的范畴,而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　　在坚定的改革者看来,“民间习惯虽不能一时改革,要当逐渐转移,新者即行,旧者自废,此天然之定理,况在国家正朔之大端乎?” 国家“正朔”是大道之所在,与此相比,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只是小节。在“大道”的影响和左右下,自然是必须做到“新者即行,旧者自废”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自民国二年开始,有些地方官府为推行阳历,严令禁止民间过阴历新年。这番强势干预的举动背后,显然有着自觉清晰的逻辑:“以为百姓如不过阴历旧年,即属顺民”。为此政府制定了新规,要求机关、学校、报社等机构,只在新历元旦放假,阴历新年期间必须照常办公。&&&&　　可除夕合家团聚的习俗实在不易改变,即便是鼓吹阳历最热情的《申报》,在旧历新年到来时,依旧“承社会之习惯,既停刊一星期”,上海、北京的各大报刊也莫不如此。究其原因,也很简单,“惟旧习惯一时不能消除,印刷工人要求停工,送报人亦言不能分送”。《大公报》则更为理直气壮,将停刊直接归因于传统的商业习惯:“即吾侪报界,既负有营业之职,自不得不服从社会,休刊数天,以为清理帐目张本”。原该令行禁止的政府部门,同样在私下里阳奉阴违,阴历年节虽未停止办公,但常常是屋在人空。就连参议院的会议也闹出了议员大量缺席的乌龙,“因人数不足,延期三钟之久,仍不能足法定人数”,只缘于当日是“阴历大除夕”。&&&&　　同样被传统困扰的还有学校。晚清的新式学堂依照习俗和节令,大多在阴历的正月和八月放假。民国肇始,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各州县小学校应于元年三月初四日(阴历壬子年正月十六日)一律开学”。各级学校都据此制定了新的学历:3月4日至6月27日为上学期,8月28日至2月20日为下学期。除了两个学期之间的春假夏假外,“又有年假者,以我国习俗相沿,在事实上颇难根除,仅以一星期为限”。不过到了民国二年,由于强调“元旦”的正统地位,北京的学堂都取消了阴历年假,并派专员巡视督促。当然,执行的情况并不理想:“惟各学生狃于积习,虽不放假,而告假实繁有徒”。&&&&　　青年学生向来是破旧立新的拥护者,学校也被视为“社会观听所系”,可在与千年积习的较量中依旧败下阵来。之后教育部和各级学校在学历问题上反反复复,着实费了不少周折。或者将阴历年假更名为“寒假”,变相地放学生归家;或者从元旦之后便“只来校温习,不更授新课”,以敷衍这一个来月。总之是不敢名正言顺地以过年的名义放假,以免背上了“守旧”的恶名。&&&&　　尽管各地年节的习俗不一,但吃吃喝喝总是免不了的。北方的民谚说“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的盒子往家赚”,事实上从腊八粥开始,直到正月二十五的“大填仓”,围绕着春节的这两个月,主旋律就是一个“吃”字。虽然梁实秋对于正月里天天吃大锅的炖肉炖鸡甚为反感,对开胃的芥末墩儿、十香菜更有兴趣,但“孩子们盼过年”,盼的主要还是能放开肚皮大吃一番。至于压岁钱、新衣服和各色新鲜玩艺儿,则为年节更添盼头。&&&&　　由此不难想见,在过节的日子还要去学堂上课,对少年人来说是多么大的折磨。浙江籍作家许钦文对此有一段亲身经验,当年他在省立五师读书时因正月初一返校而满腹委屈,如今的读者看来却十分有趣:“辛亥光复,民国成立,改用阳历过年。当时我在城里的中等学校读书;学校里依照阳历放假,家庭中仍照阴历过年。为着提倡阳历的过年,学校里于阴历过年时严格维持上课。青年心理维新,对于社会习俗的守旧觉得可恨,记得有一年的阴历元旦适值星期日,星期六的下午回家还有埠船,第二天没有开行的埠船,我和一个同学一直步行到校。人在学校里上课,家中的年货吃不着,也觉得可恨”。全城居民都在欢度佳节,除却交通不便的麻烦,想来学校饭堂的伙食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此环境下上课,效果只怕未见得佳吧?&&&&　　而对于老舍而言,早年担任国民小学校校长期间,无法陪同老母、让她独自过年的愧疚,几乎缠绕了他大半辈子:“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　　显然是意识到了政令易下,旧俗难除,日,南京临时政府下令内务部编印民国元年的历书时,便规定了三条重要的宗旨:一,新旧二历并存;二,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三,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便是默许了旧历的存在,也同时埋下了“新旧二历并存”的伏笔。只是如此仓促出炉的历书,错误遗漏之处甚多,应用起来更是诸多不便。临时政府北迁之后,前清时负责编订历书的钦天监归属了教育部。由于这个机构经验丰富,在民间也很有权威,很快便从内务部拿回了历书的编写职权。由教育部颁行的历书修正了不少纰漏失误,但二历并存的格局依旧保留了下来。&&&&　　可惜的是,“阴阳合历”非但没能调和新旧之争,反而闹出了不少笑话。在武汉,民众因为过阴历年时曾有“严禁庆贺”的命令,于是将端午节改在阳历5月5日,并准备按老规矩扎纸龙舟,巡游迎天神。人们纷纷呼吁放假一天,军界更是要求上官按照前清时的旧例,打赏酒肉以示犒劳。被鄂军都督黎元洪得知后,以“改良社会、荡除民间之旧习惯”为名下令禁止。到了阴历五月初五,官家的禁令便不再管用了,政商各界按照旧俗互致庆贺,汉阳人则照旧将他们的龙舟摆上了长江江面。上海则更为有趣,因不知道究竟哪个历的7月7日算是“七夕”,干脆新历旧历都算数,接连过了两个乞巧节。为此《申报》特意刊发游戏文章,调侃人间的纷乱累得喜鹊两番筑桥,牛郎织女也可能因此误了佳期:“乞巧如今亦自由,推翻旧历迓新秋。年年七夕双星会,偏把佳期误女牛”。&&&&　　为了讽刺新旧二历并存造成的混乱局面,《大公报》曾以拟人化的手法,将“阴历”和“阳历”两位“好友”拉在一起相互较量。由于之前的阳历新年过得还算不错,“政府宴会欢舞,街市旗彩鲜明”,于是“阳历”颇为自得地嘲笑起了“阴历”:“老阴啊,你看我姓阳的这二年时运总算不错,从前是官场里尊敬我,没想到今年商民人等,亦有恭维羡慕我的,总说是有个人缘。谁像你天演淘汰,为人不耻,再过个三年五载,恐怕消灭于无形”。“阴历”听了这番挑衅言语,“将肚子气了个老鼓”,但并未当场与对手辩驳。等到数日后的阴历新年,“街市的繁华,买卖的茂盛,人民的趋向,社会的习惯,较阳历新年热闹不止十倍”,“阴历”方才趾高气扬地对“阳历”开火:“老阳啊,你前次吹说,我忍气吞声,并没还言,你看到底是你的年下热闹,还是我的年下热闹?你的新年虽比我在先,注意的总出在少数,我的新年稍迟一点,作情的几满于通国。我看你穿件文明新衣,既藐视同类,要论起支派来,我还许是你的老前辈哩!”&&&&　　虽然只是游戏文字,但“老阴”在和“老阳”的斗口中还是占据了上风。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情况也确实如“老阴”所言:“第一年之改新历,盖曰仓猝未及预备也。第二年之新历,则曰改习惯不易,将由渐而改也。今已新历第三年矣,而起察人民之习惯,非但不如去年,并前仓猝而改之第一年而不若”。此后的若干年间,每当到了年头岁尾,“老阴”和“老阳”就会被人拉出来“较量”一番,似乎年迈的“老阴”次次都取得了胜利。最终连政府也不得不向习俗妥协,“尊重旧习惯”,阴历新年虽然仍不准庆贺,但给假、加薪、停止办公的情形越来越普遍。&&&&　　1913年第一个元旦过后,《大公报》曾就“官厅热闹、民间冷清”的场景发出感慨:“今年之新年,只可谓之官国二年,不可谓之民国二年。以庆贺者只有官场,于人民无与也”。由于民国政府的极力提倡,曾经“于人民无与”的元旦,确实一年比一年热闹了起来。在北京,每到元旦日,总统府门前便会张灯结彩,前门东西车站缀满电灯,放假的男女老幼结伴出游,东安市场里人山人海。上海南京路的商铺在元旦也一律高悬国旗,停市休息。向来做为官府礼仪之用的贺年片,也慢慢地成为了上海民间互致问候的新年礼物。但在普通百姓的心中,这仍然是“官家的新年”,凑的也只是官家的热闹。正如民间通称阳历为“官历”,阴历为“民历”,官派与民俗的分野,或许就是新历始终难以取得完胜的关键。一言以蔽之,“新历之新年,系政治之新年,旧历之新年,乃社会的新年”,与民国的诞生相伴而至的阳历,注定难以改变自身的官派色彩,“可见政治之势力不及社会也”。尤其是1927年后,迁都南京的国民政府将元旦定为“中华民国开国纪念日”,将阳历称为“国历”,更是大大加强了其中的政治意味。&&&&　　与普通老百姓相比,知识分子对改历的态度更为坚决,甚至有人坚信“本国国民不知奉本国之正朔,其为国耻尤大也”。不用阳历便是“国耻”,显然这些革新者与遗老恽毓鼎一样,都意识到了改历背后的政治因素。事实上,在晚清西学观念的影响下,清政府也曾经考虑过改历,并计划在宣统三年(1911年)“更用阳历”。只不过随后武昌起义爆发,中华民国成立,改历已不再是内部革新的小事,而成为了新旧时代的分际线。可传统的力量是持续而强大的,新旧的对立也并非想像的那么清晰简单。“你爱摩登,可遵新历;我是老朽,且从夏制”,民国元年的历法变革,最终呈现出这般妥协的姿态,却是这个新旧杂糅的时代最合适的选择。&&&&　　曾经被磕头拜年和大锅年菜所苦的梁实秋,1911年之后也终于解放了。因为祖父母相继去世,早年在同文馆读过书的父亲领导了家庭生活方式上的维新运动,废除了过年的许多旧习。梁实秋不再奉派出门拜年,母亲也不用再做年菜,而是改向致美斋定做,分装在圆笼中,除夕挑到家,自己只需准备一些新鲜蔬菜佐餐即可。不用再做磕头虫儿,也不用顿顿吃煮饽饽,梁实秋觉得这个新年实在大不相同。当然还有没改变的,厂甸庙会的年俗并没有消亡,海王村和火神庙里依旧可买旧书。小时候最喜欢的娱乐项目放风筝,在民国还是能够继续。风和日丽的时候,在院子里一手扶竿,一手拿着线桄子,看着风筝冉冉上升,御风而起,虽然冻得涕泗横流,梁实秋仍然觉得,这个新年是最快乐的。&&&&　　第二节 太后的葬礼&&&&　　中华民国的第一个元旦纪念日,不允许放鞭炮的北京城,少了传统的庆祝气氛,却也添了好些新鲜的去处。除了总统府门前有仪式典礼外,按照大总统“与民同庆”的愿望,中央公园免费游览,皇城三殿也开放参观。天安门外还设立了牌座,里面供着前清隆裕太后签署的退位诏书,两个巡警在一旁护卫,以防不服气的满人乘机起哄捣乱。紫禁城内,自打小皇帝逊位后便死气沉沉的宫殿,居然也是一番热闹景象。神武门前一大早便停了不少马车和轿子,下来了好些留着长辫的人,互相拱手寒暄,一同往宫里而去。临近正午,关闭了近一年的乾清门突然打开了,几个穿着太监服色的人匆匆跑了出来,向一位头戴西式礼帽、身穿大礼服的中年男子打了个千,恭敬地将他迎了进去。&&&&　　这人名叫朱启钤,光绪朝举人,清末曾当过北京城的警察总监,时任民国政府的交通部总长。今天他进入皇宫,是奉大总统袁世凯的命令,特意来给幽居宫中的小皇帝溥仪拜年。乾清宫内,溥仪高坐在宽大的御座上,身穿金龙褂,头戴珠顶冠,两侧站立着大臣、御前行走和带刀侍卫们。殿内肃静无声,两班甲胄分明,恍惚还是昔日盛时模样。&&&&　　朱启钤走进殿门,并未跪拜,而是先鞠了一躬;向前走了几步,又鞠了一躬;最后走到御座台前,再次深深鞠躬,嘴里高唱“大中华民国大总统敬问大清皇帝安好”。负责答礼的内务府大臣绍英随即出班,走到小皇帝的御座前跪下,溥仪从面前书案上的黄绢封面木匣子里取出答辞交给他。绍英回身起立,高唱“皇帝问大总统好”,并将答辞念了一遍。这答辞以四六骈体书写,诘屈聱牙,自然是出自那帮文臣们的代笔。好容易等绍英念完,朱启钤再向御座三鞠躬,便弯腰退出了殿外。&&&&　　当时年纪尚幼的溥仪,对这次奇特的皇家礼仪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第二天在毓庆宫的书房里,他的老师陈宝琛捻着那团乱糟糟的白胡子,得意洋洋地说了一大篇,意思大概是“我大清自有气度威严,他大总统也不能等闲视之”等等。&&&&　　这之后又过了一个多月,紫禁城内先后迎来了溥仪和皇太后的寿辰。有了元旦拜年的先例,这一回民国政府的礼数更加周全了。小皇帝的生日也有礼官前去祝贺,袁世凯送上了寿礼十二色,封皮的黄签上都写有“臣袁世凯恭进”的字样。第二天的皇太后寿诞,袁世凯先是派了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进宫致礼,之后国务总理赵秉钧率领全体国务员也去道贺。其中那些曾在清廷任过职的民国官员,为了此番故地重游,还纷纷换上了旧时的衣冠。&&&&　　可就在这次贺寿后不到一周,日凌晨,隆裕太后突然驾崩了。自来皇帝家出了大事,民间必然是谣言纷纷。虽说国家换了字号,但宫闱内幕仍然是茶馆酒肆的热门谈资。最初传言称太后是不愿迁居颐和园而服毒自尽的,脉案被报纸登出后,舆论转而认定是误于庸医之手。但更多的人还是相信,久病的太后是被气死的,根源便在前几天的寿诞日上。据说袁世凯送来的礼物中,除了佛像一尊、联额数幅外,还有一张他本人的大照片。而当天宗室王公大臣多半回避,不肯入贺,大殿上不过寥寥数人。本来就“让国仍存亡国恨”的隆裕不堪刺激,看着袁世凯的照片痛哭了一整夜,病情转重,很快便一命呜呼了。&&&&　　亲贵大臣们不愿给太后贺寿,显然是对她签署退位诏书一事心怀不满。虽然大家心里都清楚,大清江山并非一夕断送,但总要有人承担起替罪羔羊的角色。遗老恽毓鼎为太后薨逝写的挽诗中,便有“鼓死烟销叶赫城,前生遗恨竟来生”的句子,甚至将怨恨追踪到“灭建州者叶赫”的古老传说上去了,可见这些前朝旧臣们对清祚覆亡的忧愤之深。而如此“深挖历史根源”式的迁怒,并不仅是恽毓鼎的一家之言。一个满清贵族后裔曾有回忆,当听到隆裕去世的消息时,她家的长辈居然扬臂仰天大叫道:“圣祖睁开眼了,52年,叶赫那拉结束了,爱新觉罗还有望!有望!”&&&&　　尽管被视为“红颜祸水”,但太后薨逝毕竟是大事,也不能等闲视之。好在皇家自有一套严格的礼仪规章,只要遵照内务府的调度执行便可。太后的遗体当日便被装进满洲式的大葫芦棺中,放在披着黄寸蟒床单的灵床上,棺外扣着绣有彩凤的堂罩。灵前立着大幅的太后宫装全身画像,“二目平视,眼光散向各个角落”。停灵的皇极殿外则摆开了全副卤簿依仗,“皇极门前竖着3丈多高大红漆架子杆,一大幡中央缎绣软片,绣着一条大龙,金光耀眼,外边饰有彩球下垂,上端有荷叶宝盖;随着风呼拉拉、呼拉拉地漫卷”。这般森严气象在过去的紫禁城内并不稀罕,如今则显得分外重要。关起门来过日子的小朝廷,更需要维持外表的富贵尊严,以留住最后的荣誉和神圣感。&&&&　　按照满清旧制,凡是宫中有丧事,在京的大小官员和八旗命妇都应进内举哀。曾为清廷近臣的恽毓鼎也在其列,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特殊的葬仪:“九钟起,入内哭临。缟素乘马车,穿金鳌玉X而行,至神武门下车,入内东行,历夹道,过蹈和、履顺二门,达皇极门外。宫阙无恙,惨然心伤。……十一钟三刻午祭。臣毓鼎系致仕大员,先由太保世续、总管内务府大臣景沣、绍英引至皇极殿槛外,叩谒梓宫,伏地举哀,然后入群臣班齐集行礼。此先朝故事也。毓鼎满腔哀愤,并为痛泪千行,既出犹呜咽不能自已。”恽毓鼎之所以这般伤感,除了触景生情、借题发挥外,更由于当时的场面冷清凄凉,让其有不胜今昔之叹:“行礼不满二十员,较之光绪三十四年,不堪回首矣”。&&&&　　这也实在难怪,树倒猢狲散,昔日繁华如今已是过眼云烟,一个勉强在深宫禁苑内谋得容身之地的皇家寡妇,背负着亡国的罪名,又有多少人会为她的死去而伤悼呢?更何况隆裕本人无德无才,在宫中本就不甚受欢迎,“己丑年嫁光绪帝为嫡后,秉性柔懦,失西后欢,尤与光绪帝感情不洽,抑郁深宫二十余年,既无可誉,亦无可讥”。因此连爱新觉罗家的近支亲贵,也多有接到丧报而不到场者,“懿亲贵戚,依然轻裘肥马,徜徉于租界之中;元老旧臣,依然拔茅连茹,奔走于伟人之后”。实在觉得脸上无光的小朝廷,最后不得不发出严惩通告:“各亲贵王公,多系谊属懿亲,受恩深重,竟多不来京奔丧,实属负恩已极,应将其爵秩一律革除,并夺削其恩赏,各产统充皇室经费,以资惩罚”。只是天下都易主了,皇帝的政令不出午门,爵位名号早已是废纸一张,这番义正词严的训诫究竟有多少实际效用,想来人人皆是心知肚明。&&&&　　与满洲亲贵的虚与委蛇相比,原本事不关己的民国政府,却出乎意外地对太后之丧予以了极大的关注。就在隆裕驾崩的当天,总统府便召开了特别会议,决定以“外国君主最优礼”安排葬仪。刚成立仅仅两年的民国政府,事实上在国家礼制上并没有什么概念。过去满清的那一套无法照搬,新的礼仪规范又没有确立,之前的孙中山谒陵、大总统接见等许多仪式,都弄得有些手足无措。但这一次至少在礼制规模方面,隆裕的葬礼称得上有条不紊。遵照国务院的通告,“各官署应一律下半旗二十七日,现任官及现役军官均持服二十七日,左腕围黑纱,军官刀柄并缠黑纱,自二月二十二日始,至三月二十日止,以志哀悼”。同时指定礼官王世铎“专办清宫善后和清帝照料事宜”,“饬赵总理率全体国务员定期入宫致祭”。步军统领衙门则派值班官员轮流守灵,政府的仪仗队和军乐队也听从调遣。除此之外,一百多万元的丧葬费用由政府全部买单,大总统另送赙仪三万元。再加上小朝廷借机哭穷,讨要1912年第一期的皇室优待费四百万元,袁世凯也命令一次补足,本就经济困窘的民国政府,凭空又添加了不少负担,财政部只得加紧征收各省的地丁和赋税以填补亏空。&&&&　　民国为何给予一个失势的旧朝宫廷女子如此高的礼遇?仅仅是为了遵守《清室优待条例》,以展示胜利者的高姿态吗?显然并非如此。国务院在隆裕逝世后发布的通告,颇多溢美之词,透露出了真正的缘由:“敬维大清隆裕皇太后,外观大势,内审舆情,以大公无我之心,成亘古共和之局,方冀宽闲退处,优礼长膺,岂图调摄无灵,宫车宴驾,追思至德,莫可名言。凡我国民,同深痛悼。” 这些话的意思说得很明白:由于在武昌起义之后,隆裕能审时度势,顺应人心天意,签发退位诏书,避免了南北开战,“救民于水火之中”,因此对于中华民国而言,她是力挽狂澜的功臣,值得大张旗鼓地纪念。也就是说,被满洲亲贵和宗社党咬牙痛恨的“让国”之举,却是隆裕在民国得到死后哀荣最重要的根据。&&&&　　“遵上古之唐虞,洵女中之尧舜”,这是民国政府对隆裕的盖棺定论。因为她“揖让美德造成共和,其遗德实不可湮没”,甚至国史馆都打算将她的“事迹”修入史书,“特为表扬,昭垂永久”。但这位“女中尧舜”生前绝对没有想到,她居然会在中华民国的国家英雄谱上占据一席之地。当她的灵榇还摆在紫禁城的皇极殿内时,人们便已经打算在天安门前为她“铸造铜像以志哀思而垂纪念”了。同时被提起讨论、认为需要铸像以资纪念的人员名单是:“(一)清隆裕后(二)彭家珍(三)徐锡麟(四)邹容(五)吴樾(六)秋瑾(七)熊成基”。除隆裕之外的其他六人,或者因暗杀高官而牺牲,或者因革命活动惨遭杀害,无一不是满清王朝的“逆子叛臣”。大清国的皇太后和她曾经的敌人们,居然以这种方式联系在了一起。&&&&　　既然被尊奉为“共和功臣”,其人的生死自然不再是一家之事了。3月4日,北京政、军、警、学、商各界和各团体在平介会馆集议,商定于大祭之期在太和殿举行国民哀悼会,并致电各省号召踊跃捐资。3月18和19两日,太和殿前广场的国民哀悼会如期举行,参议长吴景濂亲往主祭,恭读祭文,盛赞“贤后”的无私美德。整个哀悼大会现场也被精心布置了一番,太和殿内正面是一座三门素彩灵龛,顶端正中挂着一方题有“女中尧舜”的大匾,灵龛内高悬着隆裕太后的大幅宫装御影。依照满族习俗,灵前的供桌上堆满了王公大臣敬献的施食饽饽,一层层摞得足有六七尺高。供桌前立着一面大镜框,里面摆放着黄纸誊录的《退位诏书》,以标识这个女人一生最大的功绩。殿内的蟠龙柱和殿壁四周都挂满了挽幛与挽联,其中尤以副总统黎元洪的挽联最为醒目:“片语息兵戈,民国酬恩应第一;全军为墨经,深宫弭乱更何人”。太和门前还有一座更大的素彩牌楼,上书“哀悼”二字。再往外走,午门城楼内外均悬挂了一丈开外的五色国旗,绳索串起的万国旗拉出几排长阵,墙壁上也挂满了各界送来的大幅挽联。天安门前的城楼下,还有一个七门八柱的特大素彩牌楼,正中嵌以“国民哀悼会”字样,显得极为肃穆庄严。&&&&　　生活在天子脚下的北京人,对官家的各种盛大仪典早已见惯不怪了,反正自有老祖宗传下的一套规章,老百姓只要跪在道旁迎来送往便可。如今民国新立,改朝换代,国民哀悼会允许普通民众入宫吊唁。升斗小民竟然能深入重重宫苑,亲眼看看昔日的森严禁地,这可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儿!难怪北京人会表现得如此积极,“自十一日起至十三日止,在太和门开会三日,莅会者数万人”。&&&&　　当然,这蜂拥而至的数万人并非都是来寄托哀思的,借机看热闹的肯定也不少。况且呼朋引伴,人喊马嘶,秩序自然好不到哪里去。果然到了十一日午后,各种怪现象便纷至沓来了,倒卖素花标识的,制造混乱偷摸盗窃的,乘机对女子上下其手的,不一而足。再加上大风忽起,人人皆欲尽早回家,天安门外人流杂沓,“争先恐后,落钗堕履”,禁军无力弹压,只得由着众人乱成一团。恽毓鼎的夫人也带领家中女眷前去致哀,这位曾因葬礼气氛冷清而落泪的遗老,听闻现在的热闹景象,既感叹“不意闺阁女儿,乃能步入午门,仰瞻皇居之闳丽,可谓旷世奇缘”,又忍不住为午门前的混乱而忧虑:“虽小家丑妇,鹑结贫儿,但胸悬黑纸花,白布标识,即可溷入内廷,喧呼拥挤,并哀悼之意而失之矣”。&&&&　　在恽毓鼎这样规行矩步的守旧士大夫看来,民国简直就是“礼崩乐坏、狂狡有作”的典型。实事求是地说,与小朝廷的轻车熟路、严谨有序相比,国民哀悼大会尽管“铺张极大,实为旷古未有盛典”,但在仪式礼制上的确是相当简化的,致祭的程序只有设哀乐、献花果、读祭文和三鞠躬几项。在服饰上,清廷人员多是“白布袍、白羊皮褂、水獭领、腰系白带、\皮冠、冠摘缨”的统一装束,\ 民国官员按规定穿着大礼服或长袍马褂,普通民众则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但见宫门大开,紫禁城内士女杂沓,冠盖如云,“在太监干嚎的举哀声中,清朝玄色袍褂和民国的西式大礼服并肩进出”。表面上看起来,“穿着清朝玄色袍褂者矜持,穿着民国西式大礼服者庄重,虽并肩而行但目不斜视”,但那些身着孝服的满洲亲贵脸上,都流露出了得意的神色。&&&&　　也难怪他们会这般得意,前朝太后之死成了国丧,即使有优待条例的保护,这也是预想不到的。尤其是民国政府“旧制从优”的尊重,更让遗老们觉得面上有光。如果说哀悼会还是前清与民国礼制并行,那么之后的梓宫奉移仪式,则几乎就是皇家仪典的从容展示了。4月3日一早,奉移仪式开始。“由国民政府仪仗队、军乐队前引,传统的满族执事:门纛、曲律、影亭、亮轿,曲柄黄伞等随后。用96人的‘落地满黄’的皇杠,抬到前门火车站;用原慈禧太后的专列,运至河北易州梁各庄行宫内暂安;等候崇陵竣工后,与光绪帝一起入陵”。运载梓宫的火车也经过了特别的处理,重新刷漆彩绘,“如龙罩式,下安胶皮轮,行时平稳无声。第一车列依仗。第二车安奉梓宫,车外满扎松枝花彩,四角系红黄色彩绸。第三车载缟素恭办丧仪各员。第四车载护送大员冯国璋、荫昌等,车行极缓”。&&&&　　走得缓慢既是为了显示庄严,也因为围观的人群太过拥挤。再加上沿途还有许多路祭点,跪地恭送者也不算少。像恽毓鼎、那桐这样的王公大臣,多是在宫内或各旗自设的帐棚内跪送,普通民众则只能道旁等候了:“青年女子一人在半壁店道旁跪送,伏地痛哭;老民三十余人在口子门道旁跪送,伏地痛哭。又孝定景皇后梓宫由京奉移时,有老民一人在铁路旁跪送伏地痛哭,民妇一人在铁路旁跪送伏地痛哭”。如此详细地记录送行的民众人数,不难看出清室对这次出殡是何等的重视。&&&&　　如此庞大的皇家送葬队伍穿行在中华民国首都的街头,确实让人有昔日重来之感,北京人更是形象地将其称之为“跑祖宗”。民国建立以后,北京街头这样的“跑祖宗”一共出现过三次:一次是隆裕太后的葬礼,一次是张勋复辟,最后一次从徐世昌当上大总统一直到溥仪大婚,算是将“跑祖宗”闹到了顶点。看到这种回光返照一般的盛况,清室遗老们自然是喜出望外,仿佛过去的荣耀又重新回到了他们身边。至于民国政府以“让国”为主旨“酬恩”隆裕,将其列入革命英雄榜中,则并不在考虑之列。只要借着繁文缛节的仪式典礼,聚拢失散已久的人气,重新激起民众对旧主的眷恋之情,小朝廷存在的意义就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张扬。&&&&　　从民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在隆裕葬礼上的这一连串举动,目的自然是借机向“不食周粟”的遗老们示好,拉拢他们心向新朝,营造“五族共和”的和谐气氛。而对隆裕“让国之德”的大力褒扬,则是为了强调民国政权非强取豪夺而来,其合理性不容置疑。可惜的是,筹划虽然得当,设想也很是周密,新旧的畛域却未必能划分得一清二楚。&&&&　　隆裕葬礼这一次“跑祖宗”过后,北京城内的气氛很快便有了变化:“民国元年间一度销声匿迹的王公大臣们,又穿戴起蟒袍补褂、红顶花翎,甚至于连顶马开路、从骑簇拥的仗列也有恢复起来的。神武门前和紫禁城中一时熙熙攘攘。在民国元年,这些人到紫禁城来大多数是穿着便衣,进城再换上朝服袍褂,从民国二年起,又敢于翎翎顶顶、袍袍褂褂地走在大街上了”。&&&&　　尽管成了中华民国的首都,但北京民众对于新国家的态度是相当复杂的,认同感远不如率先革命的南方省市。小皇帝虽然已经退位,但仍然拥有自己的军队和仆从,人们仍然以得到他的接见和赏赐为荣。每天凌晨,从玉泉山给他送水的小车,照旧插着小黄旗,叮叮当当地穿过西直门,慢悠悠地驶向皇宫。在民初纷乱的政治环境中,这个“国中国”的存在仿佛喻示着一种稳定的力量,甚或说代表了某种隐藏的希望。生逢乱世的老百姓未必认可共和制度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旧瓶装新酒的社会现实令人失望,而传统往往能满足人们的想像,更何况这个“传统”就不动声色地存在于城市的正中心。人们大张旗鼓地操办隆裕的后事,郑重其事地演练各种繁复礼仪,并不是真是为了纪念这个无甚功德的皇太后,只不过借此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和对于昔日辉煌的留恋。&&&&　　这些身后的纷纷扰扰,那位躺在棺材中的大行皇太后自然是无知无觉的了。即便是给她带来了非凡荣耀的太和门,在她的心中恐怕也只有凄凉的记忆。光绪十五年,就在她大婚前夕,一个数九寒冬的深夜,紫禁城内突然起火,金碧辉煌的太和门付之一炬。为了应对迫在眉睫的大婚典礼,内务府来不及重修,只好用木钉彩纸,搭起了一座纸糊的太和门。隆裕就此成为了第一个从“纸大门”进宫的大清皇后,她的婚姻注定难以美满,而这场奇怪的大火也被视为清室覆亡的不祥之兆。聊以自慰的是,隆裕的凤舆是从大清门下堂而皇之地抬进来的,这一点比她姑母慈禧要体面得多。岁月倥偬,世事变迁,二十多年后,当她躺在棺材里被抬出紫禁城时,国门依旧巍然矗立,只是其上的题匾早已改为“中华门”了。&&&&　　第三节 中华门与双十节&&&&　　“生哀死荣”的隆裕太后去世时,虽然已是民国二年,但她丈夫光绪皇帝的陵寝仍然没有修好。尽管两人生前是一对怨偶,死后还是得同穴而眠。按照规矩,暂时无法安葬的帝后灵榇要寄存在河北易县的梁格庄。清朝鼎盛之时,梓宫奉移是重要的大典,从皇极殿出东华门,再由阜成门出城,每一步骤都有严格的章程。不过清末国势日衰,政纲废弛,礼仪自然也荒疏了起来。宣统元年光绪帝的奉安大典就办得草率马虎,“纷纭杂糅,达于极点”。隆裕虽然活得窝囊,死得也不是时候,好在民国政府给足了面子,身后事总算不失风光。&&&&　　庚子事变之后,从保定到北京已通火车,车站就设在正阳门的西月墙下。隆裕死后还赶了一回时髦,由铁路运送灵柩南行。从紫禁城出宫至火车西站,必得穿行正阳门城楼。在满清时期,这可是犯大忌讳的。正阳门乃北京城的正门,专为皇帝祭天、出巡、大婚等重大仪典开启,历来“禁出凶器”,走棺材更是前所未有。难怪隆裕梓宫奉移之时,见多识广的北京人会蜂拥前去看新鲜。据总统府秘书许宝蘅的日记所载,奉移的队伍行经正阳门时,“正阳桥栏杆为人多挤折,跌伤、压伤人甚多,有死者”。《申报》则报道一共死了两人,伤了十七人。因为看热闹而出了人命,此番为隆裕开的特例,也真可说是大不吉祥了。&&&&　　正阳门虽镇守内城,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于皇室而言,更能代表尊严与威权的却并非此门。在正阳门以北、天安门以南,有一座黄琉璃鸳鸳瓦为顶、汉白玉莲花座为基的城门,在明代被称为“大明门”,清代改名“大清门”。虽然规模只有天安门的十分之一,但它既是皇城的正门,也是国家的象征,向来被视为“国门”。这座门有三个并列的门洞,为应和“左青龙、右白虎”的俗谚,避忌“白虎”之凶,平时只有左边的门洞打开供人进出,中间的御道则唯有皇帝的銮驾出入时才能开启。此外便是三年大比之时,发榜传胪那一天,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能够从中门出来,在万众围观之中跨马游街。对于寒窗苦读的士子们而言,这是一生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　　光绪年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马队一路踏着御道闯入紫禁城。和谈之后战事消停,两宫还朝,仪仗穿过正阳门和大清门重回皇宫。国门为败逃的“罪人”开放,被不少守旧人士视为国家覆亡的不祥之兆。当时慈禧还半路停轿,专程到正阳门瓮城内的小庙上香求神。这个小庙被北京百姓认为甚是灵验,一向香火鼎盛,但再灵验的神明也无法保佑江河日下的大清朝了。&&&&　　清末外国使馆逐渐进驻北京,地址就在正阳门内的东交民巷。虽然与紫禁城近在肘腋之间,但有皇城城墙的阻隔,各国公使进宫得绕行哈德门大街,既耗时又不便。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迫于列强的压力,只得允许开放大清门御道,规定“公使坐肩舆,由大清门入,至景运门降舆”。于是,坐着绿呢大轿、头戴外国帽、口衔雪茄烟的洋人在皇城正门随意出入,成为了晚清颇有象征意味的一道风景。&&&&　　辛亥之后,民国肇立,这座意义不凡的国门上,自然不再合适悬挂旧朝的匾额。为国门书额可是一件大事,明永乐初年营建北京城,各个城门上的匾额,都是由中书舍人朱孔阳所题。此人因字写得好而当官,其书法必是正大庄严,符合一国之都的要求。清朝入关之后,为强调满族的正统地位,规定所有宫殿和城门的匾额都必须满、汉文并书,满文居左,以示尊崇。大明门改名大清门,自然也不能例外。直至清亡,这块满汉合璧的石头牌匾依旧挂在那里:“蓝色地,飞金箔字,左面满文,右面汉文,同清宫其他宫殿的匾一样。斜着悬挂在门檐下斗拱间,一来匾不大,二来向里斜挂着,三来两边斗拱彩色缤纷,所以这个门额并不突出,稍远一点,便看不到了”。&&&&　　顺治元年题写大清门牌匾的书法家已无从考,民国政府决定将此门改为“中华门”,为新国门题额的人,是时任北京内城巡警总监的王治馨。此人人品不佳,论功名在前清也不过是个副贡。但因为当过顺天府尹,算是北京城的地方长官,又是总理赵秉钧的心腹,居然混到了为国门题匾的差事。&&&&　　参议院的更名决定下达后,王治馨命人将大清门的旧匾取下来,打算直接在背面书写新名号。没想到将旧匾翻过来一看,后面赫然已有“大明门”三个大字。看来清朝人不谋而合,早已用过这个省事的招数了。清初为收揽人心,以节俭示天下,宫殿园林大多保持明朝旧观。大清门额以大明门旧石反刻,原本也是厉行节约的表示,但在民间的意义就大不相同了。在北京老百姓口中,此举最明显地标志着“大明朝没有了”,而在怀有复国志向的遗民旧臣眼中,则无疑是“大明翻身”的最佳象征。&&&&　　二百多年过去了,代清而立的民国,居然也看上了同一块石头。只不过世易时移,人们显然已经忘记了“翻身”的谶语。要说这件历经两朝的旧物,本身也确实不同寻常,乃是由整块的青金石雕琢而成。青金石在清朝曾被用于四品官员的顶戴,小小的一颗便价值不菲,如此完整无瑕的一大块,身份又这般显赫,实属稀世之宝。旧匾取下之后,被送到了总统府,当场有外国人愿出大洋十二万元购买,袁世凯没有同意,可见还是识货的。&&&&　　价值连城的旧匾无法再利用,为新国门题额的事情却刻不容缓。确定“中华门”的新名号是在1912年的10月9日,而第二天在新命名的国门前,中华民国的第一次国庆日典礼便将举行。时间如此迫促,自然只能先应付住场面了事。人们只得连夜赶制了一块木匾,由王治馨题写新名称,依旧挂在门檐之下。&&&&　　果不其然,10月10日庆典仪式的第一项,便是为中华门揭幕。仪式预定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会的各公署和团体代表人数不多,但围观者四面如堵,清宫也派人前来观礼。典礼开始后,军乐队奏乐,众人向北三鞠躬,宣告大清门和大清朝一样成为历史,如今国门已更名,国家更是改天换地了,“将大清门改为中华门,与东华西华两门并峙而三,以符建立中华民国之旨”。开幕典礼虽然简洁,但气氛格外严肃。中华门也被精心布置了一番,门外立着一座漂亮的彩色牌坊,里面悬挂着隆裕太后签署的退位诏书。&&&&　　民国建立后的最初几年,每当有重大活动或仪式的时候,这份退位诏书便会拿出来,摆在最显眼的地方。这么做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追忆前朝,而是借此宣告民国政权承继的合理性。大张旗鼓的国庆典礼,也无非是为了强化民众对新国家的认同感。毕竟对于老百姓而言,“国庆日”三字,本身就甚为陌生。按照明清两朝的礼制,除了元旦和冬至,只有皇帝生日的万寿节,才有资格举国同庆。这一天皇帝在太和殿接受群臣朝拜,外省官员则在家中设立香案。民间停止屠宰牲口,全国衙署暂停刑名,赦免轻罪犯人,以求为皇帝积德添寿。北京城的工匠早在数日前,便已将街道装饰一新,主干道两旁都用彩绸结成“万寿无疆”、“天子万年”等字样,看上去也是一派喜气洋洋。前清的万寿节是每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如康熙六十岁、乾隆七十岁这样的特殊年份,那更是劳民伤财的大动作了。&&&&　　这般全民为皇帝贺寿的传统,溥仪退位后自然无法继续了,但民国也同样需要自己的国家节日。可皇帝换成了大总统,不再是一家天下,国庆的日期反而难以确定了。设立国庆日的建议,最初是在1912年7月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提出的。当时在讨论中,便有1月1日、2月12日、3月10日和10月10日数种不同意见,代表们为此“争执颇甚”。这几个日期在中华民国的建国史上,都有各自的意义: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2月12日,清帝逊位,南北统一;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10月10日,武昌首义纪念日。究竟以哪个日期为纪念日,提议者各怀心事,意图都是希望在新国家的功名簿上,尽力为自己所代表的势力争取到正统地位。&&&&　　这一次关于国庆日的争议,最终以10月10日的胜出而结束,“经全体赞成,作为正式通过”。这种行业会议的内部决议,虽不具备什么法律效力,但设立国庆日的呼声由此渐成规模。尤其是随着武昌起义周年的临近,鄂籍将领和湖北军民各界的态度愈加急切。&&&&　　此时有人向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提议,既然“国庆日”的名称由来,是直译自英文National Day和法文fête nationale,那么在日期上也不妨学习美、法两国的体制:“以革命独立之日为国节”。在民初各派政治势力纷争不断的背景下,这种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提议,算得上是一个聪明的妥协之举。临时政府随后提交给参议院的《国庆日及纪念日咨询案》中,也将法国和美国当作了榜样,建议以武昌首义之日为国庆日。这个提案在参议院得以通过,并于9月29日由临时大总统颁令执行。这也就意味着,武昌起义的“首功”地位以法律的形式得到了确认。而1月1日和2月12日也被认为意义不同寻常,同样被确定为国家纪念日。&&&&　　虽然南北革命势力的矛盾依然隐约可见,但国庆的日期总算是定了下来。出乎意料的是,另一个新问题随之出现。按照旧历,武昌起义的日期是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官方文献、报刊传媒和民间习惯,也多是以此来记录。民国成立后推行历法变革,以阳历纪年,最难解决的便是阴阳历的换算。尤其是既往的历史事件,该尊重传统继续使用阴历,还是遵守新规换算成阳历,长时间没有定论。文学家吴宓当时还是清华学堂的学生,他就曾在日记中抱怨过,自从使用阳历后,便不知道自己的生日究竟是哪天了:“余之生辰为阴历七月二十日,自阳历采用,遇此等日期乃不能定其采择”。个人的生日无法定夺,虽然不便,但总归是小事,国庆日算不清日期,可就与国家史的书写直接相关了。&&&&　　尽管有这番犹疑,10月10日最终中选也还是意料之中的。毕竟推行阳历乃是国策,阴历已被视为落后守旧,不适用于纪念革命胜利。就连身在武昌黎元洪,原本已打算按阴历在八月十九日举行庆典。听说民国政府改从阳历后,为免受保守之讥,只得临时改变了日程。其他的地方省份如湖南、江西,原本都已在阳历9月29日、也就是阴历八月十九日举行了连续三天的庆祝活动,“十九日军警界,二十日政学界,二十一日工商界,沿街铺户一律悬灯结彩,同申庆祝”。得知临时政府的规定之后,只得又在10月10日再过一次国庆,仍是连续三日,只不过规模更大,人员翻倍。&&&&　　而另一个隐藏的原因,则与国人喜好口采的习惯有关,“十月十之三字甚为凑巧,正与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等一样好记,大较八月十九日为直捷,如其援重九之例,命名为双十节,尤为简便而有致”。以“双十节”来称呼国庆日,的确显得简洁好记,又符合传统习俗。而将原本含义复杂的“首义周年”、“起事纪念”、“国祭日”等名词,掩藏在“双十节”的节日色彩之后,具有浓厚政治意味的革命记忆,由此转变为全民参与的庆祝活动,对于民国政府而言,是建立国家认同感非常有效的步骤。&&&&　　正如将“大清门”改为“中华门”,并不只是一块匾额的更换,而是借此将国家观念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富于象征意义的典礼与仪式,起到的也是类似的作用。在袁世凯签署的临时大总统令中,便列出了国庆日应有的活动:“一放假休息,二悬旗结彩,三大阅,四追祭,五赏功,六停刑,七恤贫,八宴会”。八项活动中既包括纪念英烈、封赏功臣等题中应有之义,也有放假、悬旗、结彩、宴会等与民同庆的内容。目的无非是将国庆日这一政治象征符号,融入到节日的喜庆氛围中,让习惯了为帝王庆生的老百姓,在共同参与“国庆”的过程中,也能同时理解“国家”的意义:“今日之国庆纪念,使吾民得以及时行乐,而又可藉以唤起人民合群爱国之心。个人之欢娱,国家之观念,二者交致其用,其影响于民生国势者,实非浅鲜”。&&&&　　戏曲研究专家赵景深曾在家乡参加过首次国庆典礼,留下了一生难忘的深刻印象:“第一个国庆日的提灯会也是从前不曾有过的,一向我只看见城隍爷爷出会和元宵玩龙灯,现在居然能够自己参加盛会在街上走,真是高兴极了。我一面提着灯一面想,两旁看热闹的人他们都没有参加,而我能够以小学生的资格参加,这该是多么的荣耀呵!” 这种“与有荣焉”的认同感,显然是大张旗鼓的国家庆典最希望看到的。&&&&　　虽然筹备的时间比较仓促,但中华民国第一次国庆典礼,操办得还是隆重而热烈。双十节当天的北京,“天气极佳,阳光普照”, “内外两城居民铺户,均休业庆祝。五色旗帜,夹道纷披”。各通衢路口都立着崭新的彩色牌坊,装饰以鲜花和松柏。国务院大门前高悬国旗,用松彩牌楼结构“国庆”二字。有重要活动的琉璃厂,东、西街口和会场门前都有松花牌楼,场内各处还有牌楼数座,上面分别有“万邦协和”、“普天同庆”、“尊重人道”和“发扬国光”等字样,四周嵌以电灯。最壮观的是工艺局前的黄鹤楼模型,由女子师范学校学生用彩纸扎成,高约十余丈,宽约百余丈,“高接云表,殊壮观瞻”。模型四周还镶嵌了红绿玻璃,亭角四檐装有电灯数百,入夜之后耀如白昼,老远便能看得清清楚楚。&&&&　　如此大费周章地建起偌大一座“黄鹤楼”,既是呼应史事,强调武昌的首义之功,也是为了应和当日之景。这天在琉璃厂举行的,是追祭辛亥先烈的共和纪念会。内务部最初打算将会场设在天坛祈年殿,借助那里庄重严肃的氛围悼念革命烈士。可到了10月6日,突然又传出了更改会址的消息。官方的说明是天坛“地方辽阔,整饰非易”,但实情可能并不那么简单。&&&&　　在国庆日提案还没正式通过之前,国民党员张继、陈家鼐等人已经开始筹备武昌起义周年纪念会,地址就选在了琉璃厂,9月底便在此“指挥工程,布置场景”了。这个纪念会虽由孙、陈等人出面,但暗中的支持者是黄兴和孙中山。不过在参议院定下国庆日期、临时政府决定大办庆典之后,琉璃厂的纪念会便显得尴尬了起来。南北统一、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后,孙派势力的存在便一直是个敏感话题。3月在南京,同盟会成员举行的死难同志追悼会就闹出了不小的动静。更何况借吊古以讽今,原本就是中国人早已玩熟的政治伎俩。北京临时政府要借国庆日塑造国家形象,自然不敢冒“一山二虎”的风险。所以最终的结果是,官方举办的纪念会占据了琉璃厂的地盘,理由也很正大光明:“缘琉璃厂会场已散出数万入场卷,不便移至天坛”。&&&&　　相较于天坛,地处宣武门外的琉璃厂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好处是多有空地,便于举行大型活动。内务部在此提前搭建了纪念会所用的祭坛,上面陈列着死难烈士的牌位,正中放置着一面白缎灵牌,上书“中华民国为国死事诸君灵位”数个大字,前面供奉有鲜花和肴馔。致祭的仪式在早上八点开始,由国务总理赵秉钧领祭,“到者皆向灵位鞠躬致敬,旋奏乐,陈献花果祭品,后由赵秉钧宣读诔词,颂扬先烈德行,众乃复向灵位鞠躬礼”。祭礼凸显出国庆日悼念牺牲烈士、追忆革命岁月的政治目的,简单不失庄重。&&&&　　而在琉璃厂的会场内部,则另有一番热闹场景,“运动场演竞走诸技,演剧场则演革命新剧”。新剧的剧目大多是最近编排的,如《汉口潮》、《广州血》之类,一看便知内容都与革命历史有关。会场中的陈列馆同样也在进行革命传统的宣讲,“搜罗了各种革命纪念物品”陈列其中:“死者诸烈士之写真及革命战事各摄影约千余枚,中陈玻璃匣,内有革命之印信、文札、刀矛、枪械、烈士遗物,如假发辫及被难之衣帽。更有某女士输送北京炸弹之特别背心,又汪兆铭在监禁时所系之铁链、镫铐等件,又王天纵君起义时之旗帜等物”。&&&&　　运动场的音乐、竞走等集体游戏和演剧场的节目表演,营造了一种全民参与的喜庆气氛,与祭祀烈士、追忆历史的悲壮情调微妙地融合在一起,产生了颇具吸引力的狂欢节效果。祭祀仪式结束后,开放民众进场,人流便渐渐密集了起来。到了下午,“国民赴各会场者,人山人海,街道为之堵塞,琉璃厂一处到者有十万人”。在国庆日之后,这般的热闹景象还持续了两天,天坛、农事试验场等处则免费开放三天,“俾便游览,而伸庆祝”。 11日晚上,共和纪念会会员还举办了提灯游行会,“整队出游,导以军乐,殿以马队。先至中华门行鞠躬礼,旋由大街直至天坛”。天坛当晚燃放焰火助兴,“霎时间烟焰冲霄,就火光里面,现出各种革命战剧,仿佛枪林弹雨,依稀楚界汉河。大众见所未见,诧为奇逢,无论男女老幼,一时麇集,几乎满城不夜,举国若狂”。&&&&　　除了琉璃厂的纪念活动,国庆日当天,总统府门前还举行了阅兵礼,马步炮军约两万人,自东向西经过阅兵台,接受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检阅。国务院上、下午分别举办了两场茶话会,下午主要款待驻京的军警官佐,上午参加的则是政府各部门官员、各国公使、各省代表、中外新闻记者、满蒙回藏活佛、京城绅董和大总统的代表等。茶话会采用西式,“纵横排列长几,数十陈设西洋茶点酒肴。阅兵毕,大众随意用餐,五族一家,中西杂坐,觥筹酬酢,极一时之盛”。&&&&　　北京之外,全国大多数城市也都响应号召,共贺国庆。尤其是上海,“为中外通商巨埠,观瞻所系,且为起义后各省军事交通及联合南北之枢纽,其人民之对于革命者,观感较深,故其举行庆典,亦较有足记者”。国庆当晚,沪上数十个社会团体联合举行了提灯会,“队伍亘长三里有余,其灯彩如火车、兵轮、炮车、电车、龙船、飞艇、黄鹤楼、武昌城以及跳狮、流星,莫不勾心斗角、十色五光,观者目不暇给。尤以亚声社所扮之西洋美人及西剧中之小丑,并红顶花翎之前清大员,形状最为滑稽,见者哄然大笑。此外各种彩灯有扎成共和万岁、初周国庆等字样者,有五色纸灯镂成各种花草虫鱼者,不可胜纪”。&&&&　　反而是革命发源地武昌,因为针对黎元洪的武装活动层出不穷,全城正处于警戒状态,民众人心惶惶,国庆日的气氛显得格外冷清,“商民对于斯会悉成冷观,除各机关及少数富商店铺悬旗挂灯外,其余装饰异彩者寥寥无几。至军民首义地点之堪作纪念者,如起义门、如阅马厂之旧都督府(即前清谘议局)、如楚望台火药库、如三烈士就义流血场均应修饰布置,乃当道均置不问,致遍城中无一可动国民观感之事,无一可壮四方宾客观瞻之物,殊为落寞已极”。纪念会场的布置也十分简陋,“连酒食灯彩以及一切耗费仅拨款四千元”。由于之前有暗杀的传闻,整个国庆典礼黎元洪都鲜少露面,在万寿宫举行的祭祀大会也没有参加。会场周围戒备森严,军警架着机关枪。入会人员限制极严,每个单位只允许派两名代表参加,普通民众则一概不许靠近。如此肃杀的氛围下,武昌百姓不但难有参与的热情,更平添了不少惊恐:“体察武汉人民情状,均有恐惧之色,群以国庆日为不祥之日,必须度过此日方可安枕,以致毫无乐观态度”。&&&&　　国庆日在首义地备受冷落,被视为不祥,其实也并不出人意料。自从辛亥年革命军起事以来,武昌战火绵延,城市破坏严重。昔日繁华的九省通衢之地,革命之后反而经济凋敝,民生艰难。也就难怪武昌民众对民国的观感,远不如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那般积极。事实上,国家形象的建构和推广,本就不是几场大会、一日庆典便能完成。更何况革命虽已成功,新国家仍在内忧外患之中,民众对陌生的中华民国,大多怀有犹疑观望之心,相对保守的内陆城市尤其如此。&&&&　　而国庆日举国狂欢的氛围,也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忧虑,提醒民众“幸勿视同迎神赛会而仅作无谓之喧闹也”。被国庆日激发起的民间爱国情绪,在国家意识尚未真正建立的情况下,确实很容易走向极端,甚至演变成闹剧。国庆这几日,北京的多个城门处,都有人聚集等候,“持剪以伺,凡见有辫者须令去辫,始许入城”。纪念大会会场内也有人拿着剪刀强迫剪发,“不及多时,地上发辫已成一大堆”。有人因不愿剪发被送到了警察厅,有人握着剪下的发辫当街痛哭叫妈,还有六旬老者为躲避而握着发辫一路狂奔,种种可叹可笑之怪相,不一而足。后来因为剪辨导致冲突不断,影响了国庆的同乐气氛,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不得不出面,写了“剪发自由,不便强迫”的字条贴在城门内,方才暂时平息了风波。类似这样的剪辨闹剧,在民国建元之后并不罕见,只不过处在国庆日这种特殊环境下,迫人剪辨就更加理直气壮了。共和旗号下的专制阴影初露端倪,但此时并没有多少人警惕它可能带来的危险。&&&&　　当然也有例外者,比如鲁迅。在短篇小说《头发的故事》中,鲁迅借N先生之口,说出了“我最得意的是自从第一个双十节以后,我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骂了”,似乎很为剪辨之举而欢欣鼓舞。但仔细通读整篇小说,便会发现这不过是鲁老夫子惯用的曲笔。中国人的头发自古便被赋予了太多的意义,民国之后人们似乎有了一致的观念,男人剪辨、女人剪发之后,美好和幸福便能从天而降了。鲁迅因此发出疑问:“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　　在1920年的双十节,鲁迅讲述了一个“头发的故事”,批判了“口号革命”的无意义。而他笔下国庆日的北京街景,似乎也与民国元年的热闹大不相同:“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地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样一直到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然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鲁迅因此感慨,“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这个清醒的声音在提醒世人,如果革命并未带来“黄金时代”,无论过多少个双十节,国家都无法得到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同。&&&&　　大清门改名中华门,只是一块牌匾的更换,但中华民国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则远没有那么容易。&&&&　　第四节 谁敢自言满族人&&&&　　从换了新牌匾的中华门往南直行,出前门城楼,过正阳桥,穿过有些破败的前门大街,沿着商铺林立的大栅栏向西,便是观音寺街的东口。如再继续往西南方向走,就到了北京城一处热闹的所在――八大胡同。前清时这里最多的是相公堂子,家家门口挂着一盏明角大灯笼,出入的都是一些眉目清秀的男孩子。庚子事变之后,天翻地覆,男优的传统逐渐没落,如今最时兴的是唱曲的清吟小班。里面的姑娘主要来自南方的苏杭和扬州,打茶围、做花头的规矩也都是上海长三堂子的那一路。低一等的茶室则不太一样,撑场面的主要还是北京本地的女子。她们大多习惯梳高发髻,穿花缎袍,说一口道地的京腔,裙下一双天足,身上有着明显的满洲人特征。民元之后,由于参众两院的议员们喜作狭邪游,八大胡同着实兴盛了起来。满人妓女的数量也随之增多,逐渐成了气候,号称“旗帮”。甚至内城的“暗门子”,也基本上被她们垄断了。&&&&　　旗人女子下海做皮肉生意,仰仗的主要是“纯粹北京人”这条优势,就容貌举止、说唱功底和待客礼数而言,她们是无法与训练有素的苏杭姑娘相比的。满族作家穆儒丐的长篇社会小说《北京》中,描写了一个八大胡同的红倌人桂花,国会议员和国民代表都是她的常客。但论起本事来,她不过是“好打好闹,还能唱两句二簧”而已。至于迎来送往的功夫,则更是不值一提了。其实这也难怪,南边的青楼业自有一套成型的规矩,妓女大多是从小训练,娴熟技艺后才能挂牌迎客,这些旗帮姑娘则多是被生活所逼,万不得已从事这等“贱业”,自然来不及精雕细琢了。桂花当年被卖到泉湘班,也不过是做了几件衣裳,置了一些首饰,便急忙地上捐营业了,“专业水准”难免大打折扣。&&&&　　世代有“铁杆庄稼老米树”的旗人,被逼到让自家女子沦落风尘,其境况之破落可想而知了。清末这些年,北京城里人人都知道,曾经不愁吃喝的旗人已是大不如昔了。他们的钱粮基本上无法准时发放,好容易关到的那点饷米,也根本不够养活一家老小。作家老舍的父亲是正红旗满洲,堂堂正正的旗兵,负着保卫皇城的重任,但家里的生活同样艰难,“铁杆儿庄稼虽然依然存在,可是逐渐有点歉收了,分量不足,成色不高”。就连勉强收到的这点“铁杆儿庄稼”,说起来也寒碜得很,除了春秋两季的老米,“每月不过才领三两银子,里面还每每搀着两小块假的”。&&&&　　其实“八旗生计”的问题,在满清定鼎中原时就显露了端倪。乾、嘉之后国力渐衰,情况便愈加严重。原本是为军备而设置的八旗驻防制度,造成了数百万旗人久居京城,“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之人于京师,而莫为之所,虽竭海内之正供不足以赡”。经济供应紧张,生计也就难免艰难,旗人沦为乞丐、妇女自卖为奴的事情也就不再新鲜。&&&&　　实在是穷困潦倒了,一些满人只得违背“不交产”祖训,将名下的田地卖给汉人。老舍的家族原本在北城外有二、三十亩地,但到了他父亲这一辈,“早已被前人卖掉,只剩下一亩多,排列着几个坟头儿”。卖完了田地,接着就是典当祖辈传下的那点玩艺儿,连四季的衣服都是轮着个儿地进出当铺。到了实在卖无可卖的时候,便只有靠赊账度日了,“卖烧饼的、卖炭的、倒水的都在我们的,和许多人家的门垛上画上了白道道,五道儿一组,颇象鸡爪子”。讲究脸面的人家,每月的钱粮发下来后,最重要的事便是照着“鸡爪子”的数量还钱。老舍对于小时候母亲和姐姐绞尽脑汁筹划“一月大计”的情形有着深刻的记忆:“拿着现钱回家,她(母亲)开始发愁。……二姐可不敢说话,怕搅乱了母亲的思路。她轻轻地出去,到门外去数墙垛上的鸡爪图案,详细地记住,以备作母亲制造预算的参考材料。母亲喝了茶,脱了刚才上街穿的袍罩,盘腿坐在炕上。她抓些铜钱当算盘用,大点儿的代表一吊,小点的代表一百。她先核计该还多少债,口中念念有词,手里掂动着几个铜钱,而后摆在左方。左方摆好,一看右方(过日子的钱)太少,就又轻轻地从左方撤下几个钱,心想:对油盐店多说几句好话,也许可以少还几个。想着想着,她的手心上就出了汗,很快地又把撤下的钱补还原位”。&&&&　　据老舍回忆,他家门前的“鸡爪”图案只与油盐店和粮店有关,因为母亲是精打细算的人,“绝对不许和卖酥糖的,卖糖葫芦的等等发生鸡爪子关系”。但他大姐的婆家就不一样了,墙垛上“鸡爪”的规模异常壮观,却依旧不理不睬地过着“没钱穷讲究”的生活。大姐的公公是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曾带兵打仗,连骑马射箭都不会,但熟知各种吃喝玩乐的手段。他可以用半年的俸禄换一只雪白的麻雀,鸟笼里的小罐、小碗和清鸟粪的小竹铲都如艺术品般精致。他的太太是世袭子爵的女儿,虽说“箱子底儿上并没有什么沉重的东西”,不过这并不影响她在日常生活中显示气派和排场,“到十冬腊月,她要买两条丰台暖洞子里生产的碧绿的、尖上还带着一点黄花的王瓜,到春夏之交,她要买些用小蒲包装着的,头一批成熟的十三陵大樱桃”。这一家人都信奉着一条基本原则:“不赊东西,白作旗人”,因此对于找上门来的债主,佐领太太非但不羞愧,反而能瞪圆了眼,扯着嗓门理直气壮地交代:“听着!我是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娘家婆家都有铁杆儿庄稼!俸银俸米到时候就放下来,欠了日子欠不了钱,你着什么急呢!”&&&&　　不过,到老舍出生的年月,大清王朝毕竟已是“残灯末庙”的时节了,大姐婆婆虽然嘴上不失威风,可人人都知道她不过是虚张声势,连卖烧饼的小伙计都敢指着她的鼻子数落了。开油盐店的山东人和钱铺的山西人也对旗籍主顾们越来越不客气,“他们竟敢瞪着包子大的眼睛挖苦、笑骂吃了东西不还钱的旗人,而且威胁从此不再记账,连块冻豆腐都须现钱交易”。&&&&　　其实从太平天国闹长毛的时候开始,经过英法联军、甲午海战,尤其是庚子年八国联军占了北京、两宫扔下老百姓自个儿跑了后,皇帝和满人就渐渐让人瞧不起了。连《茶馆》里打快板的大傻杨都知道,“黄龙旗子一天倒比一天威风小”。等到了南方革命军起事,宣统万岁爷最终签了退位的诏书,满人不再是“国之根本”,地位自然是越来越往下出溜了。穆儒丐的长篇小说《北京》中,一位还不起高利贷的老者在民初的北京街头遭到殴打,几个壮汉还边打边骂:“你当是还在前清呢,大钱粮大米吃着,如今你们旗人不行了!还敢抬眼皮吗?你看你这赖样子,骂着都不出一口气!”&&&&　　“如今你们旗人不行了”,在时代巨变的阴影下,这句话给满人群体带来的切肤之痛,甚至超过了国破家亡的伤感与茫然。《北京》中的红妓女桂花,母亲本是汉人,但嫁了个旗下当差的丈夫,便也有了旗籍的身份。辛亥革命之后,桂花的父亲去世,留下孤儿寡母柴米无着,眼看要活不下去了。姨母黄氏便找上门来,游说将桂花卖进窑子。桂花的母亲很不情愿,尚且以“皇上家的家仆,当差根本人家”自居,想的是“虽然受穷,廉耻不可不顾”,却不料招来了黄氏的一番数落:“你也不想想,如今是什么时候,如今是民国了,你别想碴蹦硬正的当你那分穷旗人了!” 黄氏虽然贪财而心狠,但这番言论却说到了点子上。曾享受了两百多年特权的满人,在大清王朝土崩瓦解后,几乎是一夕之间就坠入了社会的底层。而且与过去的“倒驴不倒架”不同,这一次的“穷”更加彻底,不仅是物质上的匮乏,更主要的是那份“碴蹦硬正”的精气神不复存在了。&&&&　　借着话剧《茶馆》中的旗人常四爷之口,老舍曾喊出了这样的言语:“闹来闹去,大清国到底亡了。该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公道话!我是旗人,旗人也是中国人哪!” 剧本虽写于1950年代,但代表了自己民族的这份沉痛呼声,显然已在作者心中埋藏了很久。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便宣布“五族共和”为国策,“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但现实的情况是,民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满人常常被排斥在国民之外。“咸知满人非中国人”,这种明目张胆的民族歧视,在“政治正确”的遮掩下,似乎拥有了毋庸置疑的合理性。而每一个身处其中的满人,无论是王公贵戚还是市井小民,都不得不承担起整个民族没落的悲凉命运。&&&&　　“以民族主义感动上流社会,以复仇主义感动下流社会”,这句宣言一针见血地点明了清末民初“反满”潮流中的实用主义倾向。革命党人最终以“排满”为号令,也是在屡遭失败后找到的最佳路径。孙中山曾说过,当年在广州乡间宣传反清复明,乡民大多不解。于是他想到以铜钱为例,“予即举示制钱正面之‘某某通宝’,问曰:汝等识此字乎?曰:能识。又举反面两满洲文示之,则曰不识。乃历举满人入主中国奴视汉人之事告之,遂恍然于反清复明之大义”。他因此更改了宣传策略,不再提士大夫意识浓厚的“反清复明”,而仅以“排满”为号召,以动员更广泛的阶层参与革命:“今用排满口号,其简单明了,又远过于反清复明矣,故革命之进行甚速。至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立国之要本,中人以上能言之,大多数中下级民众,尚难尽解,不若‘排满’口号,更易唤起群众”。&&&&　　尽管革命党上层也曾努力将满洲人与清王朝区分开来,但“驱除鞑虏”、“光复汉族”等口号,却不可避免地调动起了民族主义的极端情绪。邹容在其影响颇大的著作《革命军》中,更是直接呼吁“诛绝五百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穆儒丐在自传体小说《徐生自传》中便说过,在日本留学期间适逢1905年的拒俄运动,汉族留学生恶言攻击旗人留学生,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到须磨附近的农村暂避。事态平息后回到东京,却发觉满汉之间的鸿沟愈加明显:“北方学生,倒和我们很和气,南边学生,看见我们还是仇人一般的看待。甚至教习没上堂,便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许多什么杀却满奴、直捣黄龙的话。还有把我们书桌上贴的名字,用小刀把头一个字给削了去,旁边写了杀头二字”。&&&&　　有了这些“小刀杀头”的铺垫和前奏,在辛亥革命的初期阶段,“兴汉灭满”的观念便直接体现为对满人的“肉体消灭”。从武昌开始,在西安、太原、福州、南京等地,无论是否抵抗,居住在满城中的旗人大多遭到了杀害。武昌革命军打出的第一个旗号便是“杀戮满官旗人”,就连老幼妇孺也难以幸免。而满人鲜明的外貌、语言和服饰特征,使得他们很容易被辨认出来。例如,他们的衣服偏爱红色和黄色,喜欢用白色衬里,样式多是高领窄袖。由于满人婴儿时期使用的摇篮与汉人有别,造成了他们头后部较为扁平。此外满人的口音也有些不同,他们读“六”的发音不是liu,而是niu。这些独特的民族标志,在此乱世中则成了惹祸之源。武昌起义后,革命军兵士常常在大街上随意拦下行人,检查他们的后脑勺,并强迫他们念“六百六十六”。那些不幸没有通过测试的人,最终都难免一死。当然,最直接的标识还是满族妇女的大脚,她们的头饰和衣服都能改变,但天足一时间很难掩饰,常常因此招来杀身之祸。&&&&　　在革命目标的激励之下,对满族人的战斗不仅是为了夺取当地的政权,更带有强烈的复仇意味:既然清初有针对汉人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为何不能让当年那些屠杀者的子孙付出同样的代价?如武昌革命军的通告所言:“他们(满人)夺取了我们的土地,剥夺了我们的权力,现在,为了复仇,我们完全应该尽我们最大可能灭绝他们,这样才能缓解我们同胞被压抑了很久的仇恨”。在这种极端民族对立情绪的渲染中,对于满人的种族仇杀由此获得了公认的合理性。&&&&　　近代小说《瓜分惨祸预言记》便以虚构的方式,描写了一场屠杀后的惨烈情境。起义军冲进满营,将满人屠杀殆尽,“大家有提着满人的腿的,有的提着臂的,纷纷取向炉火烘来乱啖,以为下酒之物,几乎无人手内不有一块满洲肉”。被杀害的满兵女眷前来复仇,却遭遇了更大的不幸:“正闹着,忽听啼啼哭哭之声,原来是满人之妇人,闻知丈夫在营,全数歼灭,却来拼命。众人见了,轰的一声,齐将那满人肉,向那众妇人丢去。又复纷纷取了残尸,狠命丢来,真如打了一行血淋雨,飞了一阵肉风砂似的。掷完了,各兵士又哄的一声,各虏了满妇,就地奸了起来,唐人辉等也弹压不住。只见众人交换轮流的,个个将满妇淫遍,口中嚷道:‘你们入关时,淫我妇女,而今也要偿债了。’登地那满妇已死了无数,不死的,却被众用刀戳死,又复纷纷往将满人的女子尽数奸了杀却,那小孩也都杀了。众人却大叫道:‘今日方报得二百余年的大恨了。你们将我们的土地送了人,要我们无处栖身,难道便让你们独得便宜么?’” 小说中的描述并非写实,但在战乱和仇杀中,妇女往往沦为泄愤的工具和胜利者的奖赏,这种事情史不绝书,清末的满族妇女也难以例外。小说中的义士黄勃为了建立“兴华邦独立国”,与洋人和清廷斗争,极力渲染排满与灭洋的情绪,如这般生啖其肉、奸淫其女的文学描写,与历史真实互相比照,共同展示出了那个时代的狂躁氛围。&&&&　　据辛亥首义领导人之一的熊秉坤回忆,武昌的排满暴力活动在10月12日到达顶峰,许多满人被抓后便立即被杀,甚至殃及了无辜民众,军政府的告示更明确宣布“藏匿旗人者斩首”。旗人的财物自然也被搜罗一空,各种单夹棉皮的衣服堆满了军政府和邮政局的两间大屋。有亲见此“盛况”的人士后来回忆,军政府的庶务曾随意地指着堆积如山的衣物说:“这都是从旗人家内抄获来的,你们可以随便择好的取几件穿罢”。&&&&　　在近乎疯狂的杀戮和抢掠中,武昌城中的恐怖气氛日浓。百余名绅商为此联名上书湖北军政府,要求阻止兵士无端闯入民宅搜索满人。士绅们的请求遭到了拒绝,一天之后,驻汉口的11名外国领事求见都督黎元洪,也提请“勿妄杀旗人”。有革命党人也认为,“三天来被杀旗人不下四五百名,横尸遍地,不及时处理,恐发生瘟疫”。黎元洪因此出具了亲笔文告,禁止随意杀人,其大意是“我们排满革命,只是推翻帝制统治,满族人民,俱是同胞,如无违反本革命军宗旨重大嫌疑事实,一律予以宽大,不得再肆妄杀戮”等等。然而,这份文告出台得太晚,除了各显其能早早逃脱的高官外,武昌城的普通满人基本上都已被杀或被抓。&&&&　　排满暴力行径在抵抗更为激烈的西安,表现得也更为极端。当“秦陇复汉军”攻陷满城时,大部分的成年男性旗兵已在战斗中阵亡,剩下的旗兵及其家属也大多在起义军逐巷逐院的搜索中被杀害。当时西安满城中兵卒不过万余,武器也十分落后,之所以拼死固守,拒不投降,无非是因为“屠城”传言甚嚣尘上。抵抗也是死,不抵抗也是死,不如顽抗到底,同归于尽。&&&&　　在革命浪潮迅速推进的过程中,全国大部分地方的满人都处在这样草木皆兵的恐惧中。因为有谣言称民军攻进来后会将满人剁成肉酱祭天,成都满城中的旗人将牲畜通通杀光吃掉,在家中坐等杀头。南京也有类似的谣言,满城中哭声不绝,妇女们纷纷向估衣铺购买汉人女子的服装,还硬给十岁左右的女孩子缠足。福州的旗人曾聚在八旗中学内打算集体自焚。杭州光复后,军政府为满人的安置准备了一笔经费,但几乎无人前去领取。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极度恐慌中的满人又如何敢主动暴露自己的身份?&&&&　　相较而言,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因为满人的数量较多,等级较高,而且与汉人之间关系向来融洽,易代之际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反抗,所以暴力活动并未出现。不仅如此,皇帝依旧还在紫禁城里住着,享受着民国政府的优待,王公大臣们仍然拥有财富和特权。在与南方民军签订的优待条款中,还有“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的内容,似乎皇族在保全自己的同时,还多少顾及了普通满人的生存与未来。&&&&　　但事实上,这种平和只是表面的假象,“先筹生计”的优待条件只不过是一纸空文。据一些资料显示,那些曾经激烈反抗的城市,幸存旗兵的饷银在民国后便停止发放。旗人无以为生,自杀传闻屡见于报端。北京的情况稍好,头两年饷银还基本正常,但之后也越来越勉强,直至逐渐断绝。&&&&　　即便如此,这些旧朝“余孽”在民国享受优待的情形,却仍然落下让人不爽的口实。穆儒丐在短剧《两个讲公理的》中,描写了民初临时政府的陆军总长与北京旗民代表的一番对话。因为旗房营的官产要被拍卖,住在里面的十来万旗民即将无家可归,旗民代表因此质问陆军总长:“旗民为五族共和之一,理应受国家保护,如今不加保护,也就够了,怎会由万劫旗民身上,又敲起骨头来。贤明的总长,你是对于三营负有责任的人,你不替他们想法子,怎倒杀剐起来了。总长,我们不要求你履行优待条件,只求你不要没收我们的房子”。陆军总长的回答则冷漠而坚决:“你们还想优待条件么?我们不杀你们,不剐你们,也就算天高地厚之恩了。”&&&&　　虽然写的是戏剧,但这一段对话近乎纪实。革命虽已胜利,但对于旗人的轻视和敌意依然普遍存在。他们被称为“满板儿”、“旗下佬”、“穷吃俸禄的”、“干点心”,无一不是以污名达到丑化的目的。在中国文化中,每当需要贬低或嘲笑对手时,民间段子最能说明问题。据满人金启Q回忆,当时最流行的段子是某衙役与某旗人的对话――衙役问:“你是什么人?”旗人恭敬地回答:“我是旗人”。衙役大怒:“什么?你骑人!老爷才骑马,你敢骑人!”抡鞭就打。旗人忙辩解:“不是骑人,是在旗”。衙役怒气更大,说:“我打你就因为你骑人,还敢再骑!再骑还打你!”&&&&　　更令满人绝望的是,他们的民族身份让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也变得举步维艰。按照当时的习惯,找工作、租房子都需要有保人或铺保方能成功,满人往往无此背景,自然难以如愿。那些赶马车、提篮叫卖、做小工的满人,因为很难被相关民间行会所接纳,常常受到排挤而生意惨淡。即便是自谋出路,也同样不易。原开封知府崇泰之子,光绪年间即以行医为业。辛亥以后,向民国政府申请行医执照,因是旗人身份,遭到拒绝。无奈之下,他只得向内务府申请,改隶京兆房山县民籍,并放弃满姓瓜尔佳氏,冠汉姓李,易名李承荫,才终于领到执照。&&&&　　这并非个别人的偶然之举,民初几年,满人申请“冠姓改籍”成为潮流,其中最为积极的是原本就身份特殊的汉军旗人。在清代旗人享有特权时,一些汉人想尽办法攀附旗籍,如今树倒猢狲散,自然是纷纷要求更换门庭。一份当年北京内左一区警察署长的呈文,便保留了这一过渡时代的奇特现象:“署员连润祖姓周氏,原籍热河承德府大格镇人。先世曾宦四川,自前清乾隆时,始入京籍蒙古镶黄旗。现在四川尚有遗产,拟复祖姓,更名之润,并改隶四川成都籍”。&&&&　　满人传统的隐姓习惯是书名不书姓,如今也不得不依照汉俗而改变,或者扔掉老姓冠上汉姓,或者以自己名字的第一个字为姓,因此常会出现一家人好几个姓氏的情况:“如外火器营的胡福珍一家就有四个姓,父辈哥三名叫松海、常海、隆海,于是扔掉老姓(哈拉)不说,以松、常、隆为姓,而她又姓胡”。除了不熟悉汉人的命名习俗外,一家多姓还有另外一层的考虑:“老人说,姓多点好,赶上灭门九族,兴许活下俩三人”。& 对于自尊心强、讲究脸面的满人来说,隐姓埋名是遭逢乱世挣扎求生的无奈之举,但深藏其中的沉痛与愤懑,在家中老者的这一声叹息中显露无遗。&&&&　　尽管隐去了姓名,改换了籍贯,在习俗上也尽量学习汉人,但要完全抹去民族标志、融入“五族共和”的新社会,也并非易事。由于二百多年延续而来的传统,旗人早已习惯了由朝廷供养,这使得他们很难接受自食其力的生活方式。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就曾上书,希望能改变这一痼疾,终因反对意见过于强烈而作罢。话剧《茶馆》中的一段对话颇能说明当时旗民的心态:“茶客丁:‘得!不管怎么说,我的铁杆庄稼又保住了!姓谭的,还有那个康有为,不是说叫旗兵不关钱粮,去自谋生计吗?心眼多毒!’茶客丙:‘一份钱粮倒叫上头克扣去一大半,咱们也不好过!’茶客丁:‘那总比没有强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叫我去自己谋生,非死不可!’”&&&&　　由于实在不堪重负,1907年清廷曾两次下诏,要求逐步解散驻防的旗兵,给他们在附近的农场分配土地耕种。新政同样遭到了各地旗民的反对,甚至演化成了暴力抵抗。而购置土地必然会侵占汉人的利益,也加剧了原本紧张的满汉矛盾。一份当时的戏曲班本《旗民诉苦》,显示了旗人对自谋生计是何等的不甘和畏惧:“老佛爷,弃我们,因何不顾?眼见得,朝廷谕,不觉泪涌如涛。裁口粮,授田亩,编为农户。怕此后,捱饥饿,一命呜呼。因此上,对妻儿,忙将苦诉。望吾主,收成命,免作农夫。……想我们二百年来受尽了皇恩浩浩,从今后,再难望坐食民膏。……最可怜,半生来未捱艰苦。若叫我,离乡别井犁田铲草好一比旁蟹无螯。怕乡民,野蛮性将吾杀戮。那时节,有四脚想亦难逃”。&&&&　　在寓言体小说《猫城记》中,老舍借一个“猫兵”的控诉,表达了让个人承
第一章 家国第一节 摇摆的月份牌阴历的腊月除夕,是北京城一年里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