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出.要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惠普性.保障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政治学依据是 A．我国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同等权利 B．要优先发展教育 C．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D．政府是公民利益的捍卫者 题目和参考答案——精英家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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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年）》指出，要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惠普性，保障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政治学依据是 A．我国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同等权利 B．要优先发展教育 C．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D．政府是公民利益的捍卫者
科目：高中政治
来源：2014届广东中山镇区五校联考高二下学期中段考试政治卷（解析版）
题型：单选题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年）》明确指出强国必先强教。这是基于（&）①教育能够塑造人生②教育具有选择、传递和创造文化的功能③发展教育事业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中心环节④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A．①②&&&&&&&&&&&& B．②④&&&&&&&&&&&& C．①④&&&&&&&&&&&& D．③④&
科目：高中政治
来源：学年宁夏高三第五次月考文综政治卷
题型：综合题
(40分)材料一：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于日在京召开，会议研究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十二五”规划指出，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职业培训和择业观念教育，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把解决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问题作为工作重点。加快发展社会各项事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材料二：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坚持育人为本，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加快教育改革发展。（1）结合材料一，说明加快以关注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哲学依据？（12分）（2）从《经济生活》的角度简要说明政府应怎样关注民生？(8分)（3）根据材料一的内容，运用哲学观点分析大学生应如何实现就业？（10分）（4）根据材料二的内容，运用《文化生活》的知识，说明国家重视教育的理由？（10分）&
科目：高中政治
来源：学年宁夏高三第三次月考（文综卷）政治部分
题型：综合题
(22分)某校高二（2）班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成立了学习兴趣小组，就“政府如何进行科学决策、依法行政”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如果现在你是该班的被邀对象，请你依据下列情境探究三个问题：情境一& 网络已成为我国公民表达社情民意的重要载体之一。日，国家就《成品油价税费改革方案》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网民提出数百条建议，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就社会关注度高、影响教育改革发展全局的20个重大问题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包括是否取消高中文理分科等问题。情境二& 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就加强市县两级政府依法行政作出十多条决定。（1）有人说，政府通过网络公开征求意见就能保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请用《政治生活》有关知识，评析这一观点。（14分）（2）结合《政治生活》有关知识，说明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性。（8分）&
科目：高中政治
来源：2013届辽宁省沈阳市第二十中学高三高考领航考试（四）政治试卷（带解析）
题型：单选题
为了制定一个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年）（简称《纲要》），政府有关部门通过专题调研、网上征集意见、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广纳群言、广集众智。《纲要》的制定体现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有&（&&&）①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②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③认识具有反复和无限性&&&&④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A．①②B．①③C．①④D．②③
科目：高中政治
来源：2011届山东省潍坊市高三开学摸底考试政治卷
题型：单选题
日，中共中央玫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年）》。回答11—12题。【小题1】会议要求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这是因为A．教育作为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B．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C．主要矛盾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D．矛盾双方在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小题2】针对当前违背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规律，导致学前教育小学化倾向的问题，大连市教育局正式颁布“不准搬用小学教材”等6项禁令，对幼儿园“小学化”倾向坚决予以遏制。这表明A．理论创新决定实践创新B．制度创新是社会变革的关键性因素C．系统和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决定D．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正确解决矛盾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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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关注失衡》 解读经济非均衡发展
[ 本报记者 张帆 黄锫坚/整编 董鑫/摄影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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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的25年，我们走的是一条非均衡发展的道路，通过超常规、高速度的跨越式发展战略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目标。我们创造了“经济奇迹”。　　在为GDP的高速增长欣喜之余，我们也越来越受到就业、三农、贫富差距等问题的困扰，经济高速增长以及经济、社会、政治领域诸多矛盾并行，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社会内部及经济内部的结构性失衡等成为当前中国改革所面临的独特背景。仅仅针对前一阶段的改革而言，它甚至不是中国的特例。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印尼同样采取了非均衡发展的战略，然而她最终走进了危机。　　面对潜在的危机，我们有必要关注失衡问题。　　在《关注失衡》的报道里，我们试图唤起更多人关注改革进程中所出现的失衡矛盾。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无论怎样强调失衡问题都不过分。本期观察家论坛再次聚焦失衡问题，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白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国庆、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研究员丁元竹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康之，他们从政治学、经济学、制度等角度诠释失衡，或给出对失衡后果的预测。我们希望这次讨论能够成为一个开端，引起社会各界对失衡问题的更多关注和深入探讨。　　白钢：结构失衡的政治学分析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结构性失衡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在一些贫困地区的所见所闻，让我感到结构性失衡所隐藏的危机。一向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中国经济，尽管因势应变，不断进行结构调整，但由于中国经济基本上处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市场发育不健全，以至在经济快速增长的现阶段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失衡。　　政治秩序不足以解释经济繁荣，但政治秩序之于经济繁荣，如同氧气之于人的存活一样必要。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解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失衡，或许能引起人们对失衡问题的更多关注。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失衡具有多重性和关联性。　　所谓结构性失衡的多重性，是指在同一个领域内的结构性失衡呈重叠或者交叉状态。在今年上半年，首先表现出一、二、三产业之间增长的结构性失衡。上半年第一产业的增加值只有4754亿元，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是28800亿元，同比增长11.6％；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是16499亿元，同比增长4.2％。到7月份，第二产业--主要是指工业--的增长已经达到16.5％。　　另一方面的失衡表现在投资增长与消费下降的对比上。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19348亿元，同比增长31.1％，是从1994年以来增加最快的时期，而消费下降的幅度却在10％以上。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的结构性失衡，与一、二、三产业增长结构失衡是重叠、交叉的。　　结构性失衡的另一个特点是关联性，即一个领域里的结构失衡必然辐射到另一个领域，造成更大范围、后果更严重的结构性失衡。最明显的例子是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引发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失衡：一、二、三产业增长结构的失衡，反映到社会发展中就是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拉大；而投资上升、消费下降，则表明贫富悬殊愈演愈烈。　　长期以来我们在追求经济快速增长时，往往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选择了非均衡发展战略。这种战略是以牺牲生态环境、就业、职工权益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发展作为代价的，或者说是让这些公共领域的发展为经济让路。尽管政府从来没有公开说这些领域不重要，但是从财政资源的分配结构来看，至少这些领域不是关注的重点，这样日积月累便造成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严重脱节，并且危及政治秩序。　　体制性障碍是导致非均衡发展的根本原因。　　体制性障碍，是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矛盾往往表现在经济领域，但问题却折射到社会层面，甚至影响到政治秩序。换句话说，体制性障碍的物化形态，通常表现为不是制度错位，就是制度缺失。尽管我们已经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但在实践中，一方面我们尚未完全摆脱"管制型经济"的窠臼，迄今仍在盛行"政府招商"。另一方面，社会领域里的诸多的公共事业，比如公共卫生事业等，都被推向市场，而这些领域又充满"市场失灵"。正是这一类制度错位或制度缺失，加剧了经济社会的非均衡发展。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和政治始终处于水乳交融的状态，很难把二者截然分开。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产权改革，表面上看，产权改革属于经济领域里的改革，但因为产权不仅包括法律意义上的权利，而且还包括构成人们行为约束的各种社会行为规范。在任何国家，政府始终是产权改革的主导力量。因此，没有政治领域的改革，产权改革也不可能真正到位。所以邓小平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均衡发展是目标，失衡是常态，关键在于发展战略的选择。　　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是任何国家都努力追求的目标，但这个目标的实现常常受制于两种力量。　　一种力量是市场。由于市场经济是一种趋利性经济，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中，特别是在市场发育不健全的时候，驱利性常常诱导发展战略偏离预设的轨道，而使经济社会的发展处于失衡状态。这是市场力量对发展战略的一种挑战，或者一种诱导。　　另一种力量，是政府治理工具的选择。政府能否及时纠正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偏差，成为非常关键的问题。政府是社会体系中惟一能够合法使用暴力的组织。政府可以选择各种治理工具。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政府可以选择的治理工具不外乎三类。　　一类是以市场机制为治理工具。有一种倾向是把什么都推向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处理相关问题时做得不很到位，这也是导致发展失衡的一个因素；另一个治理手段是财政工具--通过财政的分配和转移资金来治理社会；更传统的方法是管制性的治理方式。　　政府选择不同的治理工具来校正或者弥补市场失灵，提供、安排、生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认识，政府是协调均衡发展的一个核心的力量，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文化背景下的现阶段。　　实践表明，均衡发展是目标，但这种目标常常会被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所打破，使失衡变成常态。这就要求政府加快改革的步伐，及时调整发展战略，使经济社会的发展恢复到均衡或者是大致均衡的状态。这在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的现阶段尤其迫切。　　张国庆：重塑公共政策价值基点　　我们现在面临着什么样的结构失衡？　　结构失衡状态处于若干个层面上，一方面，存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失衡、收入分配失衡或社会财富分配失衡等，另一方面，也存在政府公共权利和政府管理的失衡。在这方面的失衡，更关键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衡、公共权利与公共责任的失衡，公共权利与社会权利制约体系的失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的失衡。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还存在发展目标与政府能力失衡、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和自我能力约束的失衡、短期发展目标与中期发展目标的失衡。如果把失衡分成若干个类型，包括不可避免的失衡与可以避免的失衡；改革过程中预期到的失衡与始料不及的失衡；正面作用的失衡与负面作用的失衡等等。如果按照失衡的程度来分，可以大致分为临界点失衡、危险期的失衡和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的失衡。　　失衡可能带来的后果，在经济方面是导致经济发展失速、经济秩序紊乱、国际竞争力下降，影响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在社会方面，导致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复杂化；在人文环境方面，导致生存环境急剧恶化，贻害全社会；在政治方面，危害到宪政体制。　　这些失衡是当代社会诸方面矛盾的表现。有鉴于中国政治制度的特征，以及过去25年中国的政府主导、政府推动的发展模式，我们现在所描述的某些系统结构失衡与政府宏观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有直接关系：　　首先，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价值基点来分析。　　第一，我们一直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现实情况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形为以GDP为中心甚至以项目为中心；第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变成某些人通过不正当行为攫取社会不正当的财富，由此形成了社会的富豪群体，与此同时形成了贫困群体；第三，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国家价值观在某些方面变形为市场规则至上，以至于几乎一切都具有可以量化的交换价值，都可以用来交换。由此，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效益优先、兼顾公平"，在实践中变形为目的高于一切。　　其次，从国家发展战略与失衡的关系来分析。沿海发展战略导致了地区间差距的持续扩大；跨越式发展战略导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出现落差；优势发展战略导致产业结构的失衡。　　由此可见，过去25年的宏观公共政策选择，就是要通过非均衡发展道路、通过超常规、高速度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目标。我们创造了"经济奇迹"，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否认过去所采取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但我们必须注意，在我们的国民生活水准得到比较明显改善之后，在国家经济总量得到大幅度提升之后，我们有可能遭遇同样创造了"经济奇迹"的东亚其他国家在1997年遭遇的类似的经济挫折，甚至经济危机。有鉴于中国与"东亚模式"国家及地区发展模式的某些同构性，我们有理由认真对待那些在1997年遭遇经济危机的东亚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从经验分析，当我国的人均年收入达到1000美金左右时，我们将处于一个转折点：或继续高速发展，或陷入比较长期的徘徊。　　"东亚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在东亚地区，说明在东亚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确实内蕴和隐含着一些重大的问题。由东亚地区发展模式的主体特征所决定，问题的存在、发展及其交互作用，无不与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公共事业政策等公共政策的质量有着直接的、重大的关系，无不与政府的宏观经济调空能力和公共行政管理能力有着密切的、甚至决定性的关系。正如韩国新任总统金大中所指出的那样："造成我国金融、外汇危机，进而使经济面临破产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和执政党的政策失败、政策不落实以及实施政策不及时。"换言之，政府公共政策的滞后、失误以及缺乏足够的前瞻性，政府公共行政能力的走低、弱化以及缺乏足够的坚定性，是造成这次金融危机的主因之一。　　以史为鉴、以邻为鉴，我们有理由重新审视既定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通过积极调整国家宏观公共政策，有效地控制结构失衡问题，使政府继续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主导力量之一。　　政府如何应对结构性失衡？　　首先，我们需要调整国家宏观公共政策的价值基点，进而调整国家发展战略。这包括两个层面的价值选择问题：　　第一，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效率与公平并重"。当然这种调整需要一个过程，并非一夜之间可以完成。维护公平一定会影响到效率，一般而论，公平强调得越多，效率失去的可能性会越大，这是一般规律。如果单求效率，出台一个政策可以很快，但是政策有没有考虑到多方面的利益、是否会引发其他问题或在其他方面付出代价就很难说了。例如拆迁问题，政府要完成城市改造，如果细致处理动迁居民的利益问题，可能会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效率自然会受到一些影响。但如果政府的公共政策比较高明，可能会相对较好地处理效率与公平两者的协调。需要强调的是，"公平与效率并重"，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再注重效率，毕竟落后、不够发达是我们国家的现实，是主要矛盾，所以还要注重经济建设，而且还要注重发展速度。另外，我说的"公平与效率并重"是指从现在开始到未来20年的一个历史过程，表现在政策调整上也会有一个相应的历史过程。　　第二，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社会均衡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法即使是在未来20年也并没有错，因为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关键是要再加上一句话："实现社会均衡发展"，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社会均衡发展"。　　只有把"效率与公平并重"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社会均衡发展"这两句话都作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基点，我们未来20年的价值取向才是全面的、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这是解决目前结构性失衡的一个重要价值理念。　　其次，我们需要辨证、重塑政府的公共管理典则。从政府改革角度来说，中国过去25年中已经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具有制度变迁性质的改革。从本质与现象、主体与客体、理论与政策、观念与技术、内容与形式、制度与过程、历史与未来相结合的角度重新审视新时期的政府管理，我们可以从十个方面考虑政府新的公共管理的典则规范：　　第一，制度保障，包括提供制度和实行制度优化。鉴于制度短缺与中国跨越式发展之间的矛盾，提供制度保障构成了21世纪初期中国政府新公共管理典则规范的核心内容；第二，社会正义与社会公平，中国政府公共政策的基石，也是中国实现社会基本稳定、进而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础；第三，依法行政，新时期中国政府行政行为的基本准则；第四，民主行政，新时期中国政府行政理念的基础；第五，效率行政，主要的绩效考量标准；第六，规则行政，新时期中国政府公共管理的制度基础；第七，信用行政，新时期政府的公共道德守则；第八，民本行政，或曰善政，是一种政府公共管理的思想境界。民本行政的核心理念在于国民利益至上和国民意志至上；第九，专业行政。专业行政带来专业精英、专业思想、专业理论、专业方法和技术，进而有助于提高中国政府公共政策的品质，提高行政效率，提高公共管理的有效性，进而有助于解决前所未有的问题；最后，发展行政，只有通过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交互影响、协调发展，中国政府才可能成为我们所希望的、有能力继续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公共权力主体。　　丁元竹：更新发展、治理模式与展观　　均衡发展问题似乎已成为热门话题。为什么要提出均衡这个概念和均衡发展问题？因为现实中的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严重不均衡现象。如何实现未来社会发展的均衡，我的基本观点是：我们需要新的发展模式、新的治理模式和新的发展观。　　国家当前面临的基本形势是快速的全球化和深度的市场化，这是对中国所处形势的基本判断。中国未来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至少建立在四个不确定因素基础上。第一，全球化和国际关系。中国加入ＷＴＯ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正在逐渐显露，国际关系里的不确定因素很多，朝核问题、中美关系、美国大选等问题的走势会直接影响国内形势的变化，包括出口和就业；第二，国内形势的变化，就业问题、城乡关系、金融体制问题、国有企业改革等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不确定性依然很大，它们直接影响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第三，当前政策的实施――例如中央政府已经采取的扩大就业政策、金融体制政策、国有企业、缩小收入差别政策、农村发展政策等，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何？第四，目前正在进行的政策调整对未来的均衡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中央政府所提出的“协调发展”有三个含义：城乡协调、地区协调、经济和社会协调，这个战略提法怎么才能变成具体的政策，变成具体政策后对未来产生什么影响？这都是我们在考虑未来均衡发展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不考虑这些因素，讨论未来的均衡发展将成为一句空话。　　未来中国的均衡发展建立在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的基础上。如果对未来均衡发展做一个预测，我们可以这样假定：第一，假定传统的发展模式不变，继续强调ＧＤＰ增长为核心的非均衡战略；第二，假定维持现有的发展价值观， 以经济增长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第三，国际形势维持现状，或未来不会发生巨大变化。　　在这三个假设前提下预测下一步的均衡状态，我认为可能的结果是发生严重失衡，失衡的可能性会超过５５％，甚至６０％，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危机状态。这些发展失衡的领域包括：一，社会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最容易出问题的是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就业问题、公共安全问题；二，经济领域，包括三农问题、金融问题、国有企业问题；三，外交、环境领域，包括中美关系等等；四，信用和居民信心问题。社会领域失衡将是未来最严重的失衡，其次是经济领域的失衡。从目前的情况看，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已远远超过经济领域。如果我们进行综合排序，最严重的失衡是失业问题，其次是三农问题，第三是金融问题，第四贫富差距问题，第五是地区差距问题，第六是公共安全问题，第七是全球化和外贸问题。　　为什么我们经济发展会出现失衡？问题出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发展模式。长期以来我们提倡增长优先，特别是ＧＤＰ优先，并没有考虑将财富和收入的均等纳入发展政策的核心。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要实现均衡发展，首先必须实行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政策，但我们的传统发展模式里没有实行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其次，必须在推动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及时、不断地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但传统的发展模式没有在发展过程中及时处理失业、社会差别扩大等社会问题，导致了目前严重的失衡状态。　　第二，治理模式。在我们的治理模式中，政府对经济领域事物直接干预过多，泰国、印尼、韩国等国在金融危机过程中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亚洲经济发展的治理模式基本上都是政府主导型，这种治理模式是导致这些国家经济出现金融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三，发展观。２５年前我们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提出这样的口号具有历史意义，但当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发展观需要有一定程度地、及时地转变。　　如果对未来均衡发展进行情景分析，我想上大体上会出现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景：沿着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稳步前进。　　这个过程产生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有力的国际环境、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能源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利用和有效治理，我国大多数人民不分地区和城市，不分乡村地都能在发展中获益。　　第二种情景：偏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　　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得到加强，ＧＤＰ按照预定的目标持续增长，少数经济、社会和政治精英从发展中获益，财富继续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绝大多数人民不能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是，我们继续过分强调经济发展，忽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问题，社会差别问题、就业问题、道德建设问题以及国有企业和金融体制问题。　　第三种情景，无法实现我们预定的目标，经济发展进程中断或发生经济倒退。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以及城乡差距继续拉大，导致社会冲突，影响到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性，或引发经济倒退，居民收入降低，大量居民失业，进而加深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社会差别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不能提高，经济增长缺乏刺激因素，经济速度降低，失业率上升，激化其他社会矛盾。　　出现这种结果的前提是：我们不能对业已存在的经济体制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进行有效治理，国际或国内的突发性事件激化了现有的内部矛盾，由于国内市场，特别是国内需求不能进一步扩大，国家经济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进一步加深，国际市场和国际经济的波动引发国内经济危机，中断经济发展进程。　　综上所述，除第一种可能性，经济增长并不能推动中国社会走向预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相反，在第二种情景中，经济增长会加剧社会分化、混乱和冲突；在第三种情景中，可能会激发社会冲突和动荡。这三种可能性的最终结论是：一、经济与社会、城市与乡村如果再不能得到协调发展，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将严重受到影响，国家既定的发展目标的预期实现将面临巨大困难；二、在全球化条件下，治理的有效性，包括国内和国际治理，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换句话说，这是实现持续、全面和均衡发展的基本条件；三、国际因素和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它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国内矛盾的解决程度。　　从发展模式来看，最近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已经提出新的发展思路，提出协调、全面、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路。根据新的发展思路，我们在政策上还需要做更大的调整，这些调整应该包括：第一，扩大内需，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动国内市场，使经济结构更为健康，协调问题不仅是经济和社会的协调问题，也不仅是社会环境协调问题，经济结构内部的协调更为关键。要扩大国内的需求，不能光靠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不能光靠政府，还要加大社会投入。另外，要扩大内需，还要解决农村落后地区以及贫困人口的收入问题。第二，改变治理模式，政府要转变职能，给其它部门更大的空间，促进社会组织发展，通过社会组织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第三，把“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落实到具体政策实施中，而不是仅仅落实在口号上。　　张康之：制度变革之构想　　毋庸讳言，目前的结构失衡问题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就改革开放的原始动因而言，也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失衡引发的。虽然计划经济的框架是稳定的，但其内部的各要素之间存在着全面失衡的问题，打破计划经济的框架，无非是要使其内部结构性失衡的压力释放出来，寻求新的平衡。然而，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我们又遇到了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问题。　　世界范围普遍的经济社会结构性失衡所意味着的是，人类社会处在一场全面的结构性变革时期。各种迹象都表明，人类正在走向后工业社会，为适应工业社会的要求而建立起来的制度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都很难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平衡社会的稳定器的作用了，需要有一种新型的制度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出现，以适应后工业社会的发展需要。　　实际上，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一场持续性的行政改革运动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展开，从这场行政改革运动的发展趋势来看，已有各种迹象证明，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被提了出来，它就是公共管理。如果说在农业社会人类所拥有的是一种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话，那么在工业社会，人类所拥有的是一种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而公共管理则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公共管理属于德治范畴；在制度特征上，公共管理所拥有的是德制；在存在本质上，公共管理是建立在服务价值的基础之上的。　　近代以来，每当社会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总是把希望寄托于政府，特别是在２０世纪表现得最为典型，当社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结构性失衡的问题，总是要求政府通过公共政策甚至行政改革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的这场行政改革，也不例外。但是，这场行政改革却远远超出了社会的习惯性期望，造就了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最为主要的一点就是，公共管理已经不只是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或治理，而是一种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模式；治理主体也不再完全通过社会控制的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而是通过服务的手段来营建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建立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在治理行为模式上也不再是一个权力支配过程，而是努力塑造一种治理主体之间，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之间普遍合作的行为模式。对于公共管理而言，政府将成为多元治理主体中的一个部分。　　德制建设的可能性是在行政改革过程中展现出来的，这就是作为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公共管理的出现，公共管理将会拥有一种全新的制度，即道德的制度。　　道德的制度在管理关系中的表现就是：改变了以往管理关系中的那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公共管理不再是一种控制定位的管理，而是一种服务定位的管理，对于管理主体来说，权力因素和法律因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但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来有效地进行服务。正是有了德制，公共管理者才能够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始终不渝地贯彻服务精神，他自身才会在自我完善中为服务精神所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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