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八岁的特罗伊·费伦是一个白手起家的超级富翁，其产业遍及全球。他生性风流，有三个妻子和六个子女。但到了迟暮之年，他病痛缠身，失去了对生命的兴趣。
　　他不断的更换遗嘱，他的三个妻子和六个儿女像兀鹫一样紧盯着他的最终遗嘱，企图瓜分他110亿美元的巨额资产。
　　然而，费伦却将他所有的遗产都给了一个叫雷切尔·莱恩的女人，但她究竟是谁？她在哪里？在干什么？她会不会接收费伦的巨额遗产呢？
　　两份遗嘱与两个世界
　　——评《遗嘱》
　　与格里森姆以往的小说不同，《遗嘱》用了几乎一半的篇幅描写主人公内特在巴西偏远的原始生态保护区潘特纳尔的历险和见闻，将作者在《合伙人》里就流露出的对返朴归真的生活方式的向往酣畅淋漓地表达出来。格里森姆突破了自己过去的、读者已经习惯了的法律小说模式，在继续揭露美国律师业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各行业的黑暗的同时，又展现了原始自然的力和美及其所唤醒的善良人性、所激发的对圣洁的苦苦追寻。看得出，作者希望并努力使他的畅销小说蕴涵更多、更深的思想，他没有满足于已获得的巨大成功，他试图让他的读者在一场惊心动魄的阅读体验之后，掩卷沉思一些更具恒久意义的问题。
　　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各引出一份遗嘱——亿万富豪费伦的遗嘱和女传教士雷切尔的遗嘱。这两份遗嘱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生存理想和人生追求，反映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恨的世界和爱的世界，物欲横流的世界和心灵净化的世界，冤冤相报的世界和宽容互谅的世界，阴谋欺诈的世界和诚实坦荡的世界，堕落绝望的世界和自我拯救的世界。这两份遗嘱是整部小说的纲，是全书最有价值的意义符号，就像巴尔扎克笔下的“伏盖公寓”和“鲍塞昂夫人府邸”一样，它们象征着小说里两种根本不同的生活之间的对比、碰撞以及由此产生的意义释放。
　　费伦这个私人财产全美排名第十的风流富翁，在风烛残年之际“老得玩不动了”之时，终于厌倦了所有物质享受，意识到金钱是“痛苦的根源”。然而，他人之将死其心不善，心中充满了对三个前妻和六个孩子的极端仇恨。他恨他们的不成器、堕落、贪婪、歹毒——他们像一群秃鹫围在他身边等待猎取他的110亿美元的巨额遗产。令人想起19世纪的杰作《邦斯舅舅》和20世纪的诺贝尔奖获奖作品《暴风眼》。他并没有意识到，前妻和子女们的堕落与他本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这一生追求的只是自己的财富和享受，没有给他的妻儿任何人性的关爱。他和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一样，以为只要给钱就算尽到了为夫为父的义务，没想到正是那些灾难性的金钱馈赠害了他们，把他们变成挥霍无度、冷酷无情的恶魔。他策划了一场以自杀为代价的、极其绝妙又极其恶毒的遗嘱骗局，一举剥夺了他们的继承权，把所有财产给了他的一个无人知晓、远在天边的私生女雷切尔。可是他并不偏爱雷切尔，也未曾想过遗产由她一人继承会有什么样的慈善作用，他“不在乎谁得到这笔钱”，他在乎的只是“谁得不到这笔钱”。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最彻底地惩罚他的三妻六子。他那从容、果断、勇猛的自尽之跳，毫无美感，因为那个行动散发出来的是阴险、狡诈、仇恨、邪恶。他的妻儿固然可恶，固然不配接受巨额遗产，但这决不意味费伦及其遗嘱有任何正义可言。
　　费伦的遗嘱所反映的并不只是他自己内心的黑暗，还反映了整个金钱世界的黑暗。老费伦馈赠金钱和剥夺金钱，与他的子女和那些寡廉鲜耻的律师和证人疯狂猎取金钱，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要利用金钱来满足私欲，控制、摧残他人。那份遗嘱和老费伦本人一样，是金钱罪恶的化身，是金钱专制的体现，是金钱欲对人的扭曲、异化、摧残的象征。遗嘱延续了老费伦用金钱给许许多多人造成的伤害。正如作品所说的那样：“不，他没死。特罗伊仍在操纵一切。”
　　金钱操纵一切！多么震撼人心的直白！从古希腊阿里斯托芬绝望的呼喊——“世界一切都服从于财富”，到公元1999年格里森姆的金钱“操纵一切”，我们一次又一次通过文学作品强烈而又悲哀地感受到金钱恶魔的那绵延数千年并不断强化的可怕威力！人类社会“进化”了数千年，结果却培育出这样一种文化——“一切都是以金钱来衡量的”文化！雷切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种悲哀的文化。人人生活在狂热之中。他们不停地工作，是为了能购买这样那样的物品以便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自身的价值是以他们拥有多少来衡量的。
　　雷切尔断然拒绝了这样的文化，她宁愿生活在原始文明里，宁愿终生与印第安原始部落人为伴。她从医学院毕业后便加入了“世界部落传教团”，来到尚处于石器时代的南美原始部落治病救人、传播教义。她与秘鲁山脉的土著人共同生活了六年，又在巴西潘特纳尔的印第安人部落呆了11年。她吃的是木薯，住的是茅屋，睡的是吊床，用的是“原始得让人难以相信”的家具——“一只用藤条捆扎成的椅子，一张树桩作腿、干草当垫的靠椅”。然而，“她对这一切毫不在乎”，她在最原始自然的环境、最简单的生活和最无私的奉献中获得了最大的幸福。“她是我所见到的最幸福的人，甘于一辈子为那里的人工作。那是上帝的神谕。”
　　雷切尔在遗嘱里断然拒绝了从天而降的110亿美元的巨额遗产，将其全部捐给了慈善机构。雷切尔的遗嘱把我们引进另一个世界。那是一个美好的世界，它的核心特征是爱与奉献、回归本真和心灵净化。
　　内特的潘特纳尔寻找雷切尔之旅亦是他从费伦世界走进雷切尔世界的旅程，是他寻回自我、回归本真的旅程，是他忏悔赎罪、克服恶习、净化灵魂的旅程。这一旅程如此惊心动魄，历经了飞机失事、狂风暴雨、舟覆迷路、重病缠身，象征着走向新世界的道路之艰难困苦、曲折迷离。
　　金钱世界的种种诱惑使内特这个杰出的律师堕落了。他酗酒吸毒，纵情声色，抛妻弃子，非法逃税，债台高筑，数度自杀未遂。一天花费1000美元的昂贵的康复治疗不仅不能使他彻底摆脱恶习，而且使他“快成机器人了”。他数次住进康复中心，无数次发誓远离酒精和毒品，可是一旦再次面对现实的诱惑他就会败下阵来，一见到烈酒、啤酒甚至是啤酒广告他就发晕，一看到毒贩、妓女他就冲动得无法克制。他终于意识到：在这个世界里他的病是没治了——
　　那里不会有奇迹发生。他早已证明了他在那儿是无法洁身自好的。见的是相同的人，做的是相同的事，犯的是相同的恶习，直到彻底垮掉。他最后总会垮掉。
　　为寻找遗产继承人雷切尔，内特历经艰难险阻——既要经受来自外部的磨难，又要与自己的不良恶习殊死搏斗，终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认识并爱恋上一个他过去绝不会理解的全新的人——雷切尔。在潘特纳尔这个世界最大的沼泽地里，内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舒畅，他赤着脚，光着上身，觉得这样的生活比“口袋里插着手机穿梭于法庭”的生活要“强多了”。他真想“一直这样呆下去，……即使世界上最凉爽可口的啤酒也休想把他拉走”。他不仅戒除了酗酒等恶习，而且还在雷切尔的感染、启发和鼓励下，学会了忏悔和祷告，终于寻回了爱心和善意，走向了自我拯救、自我完善的新境界。
　　内特在潘特纳尔的死里逃生象征着他的复活和新生，象征着他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确实，他变得乐于助人了，经常帮助菲尔神父装修教堂的地下室。他在与他人相处时心中常常充满了爱、理解与同情。他甚至同情他的无耻的对手，“同情他们不良的生长环境，同情他们缺乏应有的价值观，同情他们拜金主义的空虚生活”。他经常忏悔自己的罪过。他厌恶自己身上的所有弱点，但却不掩盖它们、不为它们寻找各种借口，不自我欺骗。他把自己的弱点——列举出来，决心将它们——消弥。他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父亲真是太失败了，便驱车长途跋涉，从东海岸开到西海岸，找到前妻和子女，为自己的不称职向他们道歉。他不但宽容了亲人的冷漠和讥讽，而且还为此深深地自责，认识到妻儿们对待他的这种态度恰恰说明了以往他对他们的伤害之深。
　　潘特纳尔之行促使内特踏上了追寻神圣之路。雷切尔帮助他“远离了左右他生活的恶魔”，“看到了他身上的优点”，“发现了他内心对神的呼唤”。从那以后，内特便经常上教堂、经常读《圣经》了，而且发自内心地需要如此。过去，他也和许多人一样，否定神圣，怀疑崇高，嘲笑永恒的意义或价值，心目中只有金钱、性和名望，决不相信有谁“会在金钱面前毫不动心”。而如今，“去圣化”之途已经终止，“再圣化”之路正在内特面前不断延伸。内特追寻神圣的意义主要不在于皈依宗教，而在于更宽泛的“再圣化”：寻求人间特别是人自身的“神圣的意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语），建立并强化“对人性之永恒价值的意识”（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语）。人类固然需要打碎假崇高、解构伪神圣，但这绝不意味着否定一切神圣和信仰，否则，人类将不可能真正健康地发展，而只能越来越庸俗、腐败、堕落。
　　两份遗嘱反映了两个世界：一个是老费伦、他的妻子及其儿女、为了金钱出卖良知和正义的律师和证人以及转变之前的内特的世界，另一个是雷切尔、菲尔神父、善良质朴的印第安人以及转变之后的内特的世界。透过对这两个世界的对比分析不难看出，格里森姆小说的哲理性和象征性加强了，他对人类的困境和发展的思考加深了，他已经不满足于对丑恶现实的批判，还要致力于对人类摆脱困境的出路和健康发展的方向的探讨了，他的创作已经明显地呈现出由一般的畅销小说向严肃的纯文学靠拢的趋势。
　　然而，要启发读者思考严肃问题往往免不了对读者不费脑筋的阅读消遣有所妨碍。也正因为如此，作者往往难以兼顾纯文学的深刻思想蕴涵和畅销书的读者大众。格里森姆用如此之大的篇幅描写主人公在自然环境里的活动、他的思想转变和人格升华的过程，虽然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必需，但无疑为作者紧紧抓住普通读者的注意力出了个难题。因为，相对于遗产案波澜起伏的进展过程来说，这些对另一个世界的描写不太容易激发读者的兴趣。
　　为解决这一难题，格里森姆把小说的两个主要悬念全都设置在对另一个世界的描写中：（一）雷切尔是否存在、能否找到？（二）雷切尔最终是否接受遗产？与此同时，对乔希律师、哈克律师所代表的两个阵营间的明争暗斗，全部采用不设悬念的、和盘托出的直接叙述这是很不寻常的，以往格里森姆不这样做。这样一来，便把读者的好奇、猜测、期待引向发生在另一个世界的事情的进展，使读者的兴趣中心落在雷切尔、内特身上，从而使得他俩所代表的那个有更多思想蕴涵、更多象征意义的另一个世界具有了强烈的艺术吸引力。
　　此外，对普通读者大众的阅读兴趣和阅读心态有着准确把握的格里森姆还采取了另一些艺术手段：加大主人公潘特纳尔之旅的惊险程度；生动描写潘特纳尔生态保护区的原始风光；选取110亿美元遗产归属案这一对大众极有吸引力的事件作为题材；凭借其高超技巧把故事编排得起伏跌宕、扣人心弦；大肆渲染律师们的智慧和狡诈、机敏和善辩；创造一个极富戏剧性的、令人意想不到的开头，从而一下子“抓住并吸引读者读下去”（格里森姆语）；不时穿插进一些幽默的对白。在追求思想性和正面引导往往不如反面批判有吸引力的同时，保持作品对普通大众的吸引力，格里森姆可谓煞费苦心。
　　纯文学般的深刻思想性与畅销书般的可读性的有机结合是文学扩大社会影响的重要途径，也是在电子传媒和影视艺术高度发达的时代里文学保持并扩大它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的有效选择。在这方面，格里森姆的尝试具有值得重视的借鉴价值。
　　透过两份遗嘱，我们看到并思考了两个世界。沟通这两个世界的人物是主人公内特，恰如拉斯蒂涅沟通了《高老头》里的两个世界。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最后告别了高老头所代表的善良与爱的世界，一头扎进尔虞我诈的金钱世界，混得风光无限，但却丧尽天良，成为无真、无耻、无义、无德的恶棍。内特正好与之相反，他决意离开律师业，在爱、善意、真诚、质朴的世界里生活，并为那一美好的世界做出奉献。在奔向美好的世界时，内特曾回首他即将离弃的世界：他的过去是在另一个世界里，离他很遥远，是在华盛顿阴冷潮湿的街上……
　　第一章
　　半英里方圆的土地、2000个在这儿工作的员工以及另外两万个不在这儿工作的员工；地下那根从我在得克萨斯的油田一直通到这幢大厦内的天然气管道和输电线也是我的财产；我还租用了离地面几万米高的一颗卫星，用它来向我遍布全球的那个帝国发号施令。我的资产超过110亿美元。我拥有内华达的银矿、蒙大拿的铜矿、肯尼亚的咖啡、安哥拉的煤、马来西亚的橡胶、得克萨斯的天然气和中国的钢铁。我的企业遍布发电、计算机制造、架桥筑坝、印刷、播送卫星信号等各个领域。我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有部门齐全的子公司。
　　我拥有过一切符合我身份的玩物——从游艇、飞机到金发女郎，从欧洲的庄园、阿根廷的农场到太平洋上的岛屿，还有纯种马，甚至一个冰球队。但我现在已经老得玩不动了。
　　金钱是我痛苦的根源。
　　我有过三个家庭——一个前妻共生育了七个孩子，他们中的六个活在世上，正尽其所能地折磨我，就我所知，这七个孩子都是由我生的，其中的一个是由我埋葬的——应该说是由他母亲埋葬的。我当时不在这个国家。
　　我和二个妻子以及这些孩子都各居一方。他们今天来这儿是因为我就要死了，他们可以来分我的钱财了。
　　为了这一天我已经筹划了好长时间。我的大厦共有14层，每一层都屋宇轩朗，后面还有一个方方正正的露天平台，我以前就在那儿的阳光下进午餐：我工作、居住在最高的那层——1200平方英尺的空间对许多人来说或许会显得阴森可怖，但对我却丝毫没有影响。我靠着汗水、智慧和运气一点点积累起了这份财富。享用它是我的特权，把它施舍给别人也应该是我的选择，但我此时却成了被追猎的目标。
　　我何必要去为谁得到这笔钱财而操心呢？我已经享受了该享受的一切。当我此刻坐在轮椅上独自等待死亡的到来时，我实在想不出还有哪些要购买的东西，还有哪个要去的地方，或者还有哪份要去追求的刺激。
　　我什么都有过了，我感到厌倦了。
　　我不在乎谁得到这笔钱，但我很在乎谁得不到这笔钱。
　　这幢大厦的每个平方都是我设计的，因此我十分清楚该把那些来参加这场小小仪式的人安排在哪儿。他们都到齐了，伸长着脖子在等，他们并不在乎要等多久。即使让他们赤身裸体地站在暴风雪中等待，他们也心甘情愿。
　　第一个家庭是莉莲和她的孩子们——四个由这个很少让我接触的女人所生的我的后代。我们结婚很早——当时，我24岁，她18岁——莉莲也老了：我们有好多年没见面，今天我也不会见到她。我肯定，她现在的角色依然如故，还是第一个妻子，还是那个我用一件战利品交换来的、被我抛弃但还是忠贞不渝的伤心妇人。
　　她没有再婚，而且我敢肯定，她在这50年里没有性生活，很难想像我们当时是怎么繁殖出这些后代的。
　　她最大的孩子现年46岁，名叫小特罗伊，是个一事无成的白痴，他恨我这个姓。很小的时候他就取了个绰号，叫TJ【注】他现在仍喜欢别人叫他TJ，而不是特罗伊。在聚集到这儿的六个孩子当中，是最笨的一个，尽管其他几个也好不到哪儿去。他19岁就因贩卖毒品被大学开除了。
　　【注】小特罗伊的原文为Troy Jonior，可缩略成TJ——塔界注
　　和其他人一样，21岁生日那天，他得到了500万美元。也和其他人一样，这笔钱转眼之间就像流水一样被挥霍一空。
　　我无法忍受将莉莲那几个孩子的劣迹——道来：反正他们个个都背了一身的债，没有就业能力，而且也毫无改观的可能。因此，我签的这份遗嘱对他们至关重要。
　　再回到我那几个前妻的话题上。在索然寡味的莉莲之后，我遇上了柔情似水的贾妮，一个漂亮的尤物。她是作为会计部门的秘书被雇用的，但当我发现我出差需要她时，她便很快得到了提升。我和莉莲离了婚，娶了贾妮。她比我小23岁，能永远让我得到满足。她尽可能快地生了两个孩子，作为拴住我的筹码。洛基，小的那个，在赛车时丧了命，这场灾祸让我破费了600万美元，最后总算在庭外了结了。
　　我64岁时娶了蒂拉。她那时23岁，肚子里怀着我的孩子。
　　她给那个小恶魔取名叫兰博【注】，其中的原委我至今都没弄清楚。
　　兰博今年14岁，但早有了因扒窃和非法持有大麻而被捕的记录。
　　他一头油腻腻的长发紧贴着脖子，一直披散到后背。他欣赏自己耳朵、眉毛和鼻子上缀挂着戒指的模样。我听说，他想上学就上，不想上就不上。
　　兰博为他的父亲已经80岁了而感到害躁，他的父亲则为儿子在舌头上串白珠子而觉得羞耻。
　　和其他人一样，他也期待着我在这份遗嘱上签字，从而使他的日子好过些。可我的财富再多，也经不起这群白痴的折腾。
　　【注】兰博，原文意为“闲逛”、“闲聊”——塔界注
　　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本不该再去恨，可我却无法自持。他们个个是令人厌恶的恶棍。他们的母亲都恨我，于是他们也学会了恨我。
　　这群尖牙利爪、贪婪成性的兀鹫正神魂颠倒地盯着这笔巨款。
　　我的脑子是否健全如今成了人人关心的大事。他们以为我准是长了脑瘤，因为我说话总是颠三倒四。会见他人或在电话里我也常常语无伦次，所以我的助手们都在背后交头接耳，做着各种各样的猜测——是的，是有个肿瘤。
　　两年前，我立了一份遗嘱，所有的财产由最后与我生活的人继承。那时，蒂拉整天穿着印有豹斑的紧身裤在寓所里招摇地走来走去。是的，我想我那时还真的迷上了二十几岁、身材苗条的金发女郎。可她后来还是被我赶走了。遗嘱被扔进了粉碎机。我感到厌倦了。
　　三年前我还立了一份遗嘱，那纯粹是为了取乐。我把财产全部留给了慈善事业，列在名单上的慈善团体超过了100个。有一天，我和上了在争吵中互相破口大骂。我抖出了这份遗嘱的内容。
　　他和他母亲以及他的兄弟姐妹雇了一大群奸滑的律师去了法庭，想把我送进医院。律师的这一招是很高明的，因为只要医院证明我的心理不健全，这份遗嘱就无效了。
　　但我有的是律师，我每小时付给他们1000美元，让他们琢磨对我有利的法律条文。我最终没有被送进医院，尽管那时候我的神经也许是有点不正常。
　　我有一台私人粉碎机，用来处理所有那些旧的遗嘱。这些遗嘱如今都已不复存在，都被那台机器吞噬了。
　　我穿的是用泰国丝绸做的白长袍，头剃得像个和尚。我吃得极少，所以身材既瘦小又干瘪。别人都以为我是个佛教徒，但实际上我研究的是琐罗亚斯德教【注】他们分不清两者之间的区别。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觉得我的神志在退化。
　　【注】琐罗亚斯德教：古代伊朗宗教，中国史称“袄教”或“拜火教。
　　莉莲和她一家这会儿正在第13层的会议室，就在我下面：这是一个用大理石和红木装饰的大厅，地上铺着昂贵的地毯，中间放着一张椭圆形的会议桌。此刻，这间屋子里挤满了一群心神不定的人。可想而知的是，那里律师的人数要比家庭成员的还多。莉莲有她自己的律师，她的四个孩子也各带了一名律师，TJ则带了三名律师，一来显示他的举足轻重，二是要把握事态的发展。他在法律上的麻烦要比一个死囚犯还多。会议桌的一头放着一台大的数字显示屏，用来转播仪式的整个过程。
　　TJ的弟弟叫雷克斯，44岁，是我的第二个儿子，刚娶了一个脱衣舞娘。她名叫安布尔，是一个没有脑子、只有一个大假胸的可怜女人。我想她该是他的第三任妻子了。不管是第二任还是第三任，不关我的事。此刻，这个女人和这家子的其他配偶或同居者正在这里为110亿的财产分配而坐立不安。
　　莉莲的大女儿叫利比盖尔，她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我一直很疼爱她，直到她离家上了大学并把我忘在了脑后。后来她嫁了一个非洲佬，我就把她的名字从我的遗嘱中划掉了。
　　玛丽·露丝是莉莲最后生的一个孩子。她嫁了一个医生，做医生的期望自己能因此成为大富翁，可他们现在却是债台高筑。
　　贾妮和她的一家等候在第10层的一个房间里。自从我们离异后，她有过两个丈夫。但我肯定，眼下她是一个人生活，我雇用的侦探随时向我报告她的一举一动，但她在床上的勾当即使是联邦调查局也未必能摸得一清二楚。我己经提到过，她的儿子洛基在车祸中丧了命。她的女儿基娜这会儿和她的第二个丈夫在一起。他是一个有着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白痴，能在三年内出色地赔掉5亿美元。
　　再就是那个兰博，他这会儿正无精打采地坐在五楼房间的一张椅子上，舌头舔着嘴角边的金戒指，手指拨弄着油腻腻的绿头发，一脸怒气地瞧着母亲。他母亲今天居然厚颜无耻地带来一个毛乎乎的小白脸；就因为是我生的，兰博便期待今天能成为富翁，从我手里接过一大笔财富。兰博也带了个律师，那是蒂拉在电视上常见到的那种油头粉面的家伙。她和他上床之后就雇用了他。
　　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在等待着。
　　我对他们个个了如指掌。我在看他们表演。
　　斯尼德从我房间后面走出来。他跟着我已经快30年了；他是个身材矮胖、相貌平平的男人，穿一件白色西装背心，他脾气温顺，总是谦卑地哈着腰，像是在跟国王叩头。斯尼德走到我面前，两手像往常一样交叠在腹部，头微微侧向一边，满脸笑容地问道：“先生，你好！”那种故作轻快的语调还是他许多年前在我们逗留爱尔兰期间学会的。
　　我没吱声，因为我根本不需要回答斯尼德。
　　“要咖啡吗，先生？”
　　“午饭。”
　　斯尼德眨巴眨巴眼睛，腰弯得更低了，接着便蹒跚地步出房间，裤子的翻边拖着地板。我死后他也想暴富，我想他和其他一样，也在数着日子。
　　有钱人的麻烦就在于每个人都想从你那里得到一点好处。只要小小的一份。对一个亿万富翁来说，区区100万算得了什么？
　　给我100万，老家伙，你只是拔根毛而已。筹给我一笔款子，然后我们俩就将这事忘了。把我的名字塞进你的遗嘱里，那儿有的是地方！
　　斯尼德极爱打听，几年前我发现过他在翻我的书桌，我想准是在找当时的那份遗嘱：他盼着我死，因为他指望能得到几百万的遗产，
　　他凭什么想得到我的钱？我几年前就该解雇了他！我在新的遗嘱里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他把一只托盘放在我面前：一包没有开封的里兹牌饼干；一小瓶蜂蜜，瓶口周围有塑料的封口带；一罐12盎司保持在室温的鲜果汁。这份食谱稍有改变，斯尼德就会当场遭解雇。我让他出去，然后把饼干浸在蜂蜜里，我的最后一顿午餐！
　　第二章
　　我坐在那里，透过彩色的玻璃幕墙向外凝望着：天气晴朗的话，我能看见六里之外的华盛顿纪念碑的碑顶，但今天不行，今天的天气有点阴凉，风很大，还有厚厚的云层。这种天气对死亡倒是挺合适的：树枝上被风吹落的最后几片叶子飘落在下面的停车场上。
　　我为什么要担心痛苦？受点小小的折磨又算得了什么呢？我给别人带来的痛苦和折磨远不止这些。
　　我按了一下按钮，斯尼德出现了。他哈了哈腰，把我的轮椅推出房间，沿着大理石的门廊来到大厅，进入了另一扇门：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在缩短，但我一点也没有感到不安。
　　我已经让那些精神病医生等了两个多小时。
　　经过我的办公室时，我朝尼古莱特点点头，她是我最新雇用的秘书，一个我很喜欢的可爱的女孩。如果有时间的话，她也许会成为我的第四任妻子：但已经没有时间了。只有最后的几分钟了。
　　一大帮家伙在那儿等——成群的律师和几个要测试我精神状况的精神病专家。他们全挤在会议厅那张长桌的周围。我一进去，他们立刻停止了交谈，纷纷把目光转向我，斯尼德把轮椅推到桌子边上，紧挨着我的律师斯塔福德。
　　一台台摄像机对着各个角度，摄像师们手忙脚乱地在调整焦距：每一个耳语，每一个动作，甚至每一次呼吸，都会被记录在案，因为它们牵涉到的是一笔巨额的财富。
　　在我签署的最后的遗嘱里，我留给我子女的份额很少。和往常一样，遗嘱是由斯塔福德起草的。今天早上我把这份遗嘱扔进粉碎机。
　　我坐在这里是要向所有的人证明，我的脑子完全有能力立一份新的遗嘱。只要这一点得到了证实，那么。我怎样处置这笔财产就不容别人再说三道四了。
　　我对面坐着三个精神病专家——他们分别受雇于三个家庭。他们面前都放有一张名卡，上面印着他们的名字——扎代尔医生，弗劳尔医生，泰森医生。我在仔细观察他们的眼睛和脸。要证明自己神智清醒，就得用目光去同他们交流。
　　他们指望我神经错乱，可我准备把他们当做午餐吞下肚里去。
　　这场闹剧由斯塔福德来主持，等每个人都入了座，摄像机的镜头也对准目标后，他说：“我是乔希·斯塔福德，特罗伊·费伦先生的律师。我右边这位就是费伦先生。”
　　我先同那几个精神病专家较量：我的目光渐次落在他们的脸上，直逼视得他们个个将眼睛闪避开去，三个人全都穿着黑色西装、扎代尔和弗劳尔长着毛茸茸的胡子。泰森打着蝶形领结，看上去不到30岁，三个家庭都有权雇用他们想要的医生。
　　斯塔福德继续说道：“这次会议将由精神病医生组成的专家小组对费伦先生是否具有立遗嘱能力做出鉴定。如果专家小组认定费伦先生神智健全，他将签署一份新的遗嘱，遗嘱将写明他死后所有财产的分配。”
　　斯塔福德用铅笔敲打着他面前那份有一英寸厚的遗嘱文本。我肯定。所有的摄像机此刻都推出遗嘱的特写镜头，这份遗嘱将抽紧这幢大厦里我那些子女和妻子们的每一根神经。
　　他们没有看过这份遗嘱的内容，他们也没有这个权利。遗嘱属于私人文件，只有等立遗嘱人死后才可以公开：继承者们只能猜测它的内容，我给他们某些暗示，那是我精心制造的假象！
　　我使他们相信，我的巨额财富将会公平地在子女们中间进行分割，每个前妻都将得到一份丰厚的回报。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能感觉到：他们为此已经祈祷了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这对债务缠身的他们来说确实是生死枚关的。我面前的这份遗嘱将使他们成为富翁。而且还可以平息所有的争斗。斯塔福德起草了这份文件，并在同他们的律师的会谈中经我允许用粗笔划出了让那些人信以为真的内容。每个子女将得到3亿至5亿不等的数额，另外，每个前妻也将得到5000万：她们在离婚时已经捞足了好处，但不用说她们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分给家庭成员的总额大约是30亿美元，再被政府搜刮去几十个亿，剩下的将捐给慈善事业。
　　现在你该明白他们今天为什么来这儿了：喜形于色的也有，神情肃然的也有（大部分人是如此），一个个神情专注地盯着显示屏，等待我这个老家伙把这事了结。我敢肯定，他们都关照了精神病专家。“别太为难这个老家伙；我们要他神智清醒！”既然每个人都心满意足，何必还搞什么精神鉴定呢？可我最后还要愚弄他们一次，而且要做得绝。
　　请精神病专家做鉴定是我的主意，可我的家人以及他们的律师都没有察觉。
　　第一个问话的是扎代尔：“费伦先生，你能告诉我们现在是什么日期、时间和地点吗？”
　　我觉得自己像一个一年级小学生：我把脑袋垂在胸前，像个低能儿似的想了老半天，眼看他们快坐不住了，恨不得说：“行啦，你这个老恶棍，你当然知道今天是星期几。”
　　“星期一，”我轻声说，“星期一，日，地点是我的办公室！”
　　“时间？”
　　“大约是下午两点钟。”我说。我没有戴表。
　　“你的办公室在哪儿？”
　　“弗吉尼亚的麦克莱恩。”
　　弗劳尔凑近话筒：“你能说出孩子们的名字和出生日吗？”
　　“不能，名字也许还行，但记不得出生日了。”
　　“好吧，那就请说说名字。”
　　我一点也不着急，现在还不是露峥嵘的时候。我要让他们心神不宁：“小特罗伊·费伦，雷克斯，利比盖尔，玛朋，露丝，基娜，还有兰博。”我从喉咙里硬挤出这一连串的名字，似乎一提到它们就令我难受。
　　劳弗尔被允许追问一个问题：“你还有第七个孩子，是吗？”
　　“是的。”
　　“你还记得他的名字吗？”
　　“洛基。”
　　“他怎么样了？”
　　“他在一次车祸中丧了命。”我端坐在椅子上，仰起头，锐利的目光从这个医生扫向那个医生，在摄像机前面显得神智十分健全：我敢肯定，我的子女和前妻都在为我感到自豪，他们三五成群地注视着显示屏，捏着他们目前配偶的手，微笑着望望他们那些如饥似渴的律师：到目前为止，老特罗伊在测试中还应付得不错。
　　我的声音也许低沉了些，有点沙哑。身穿白色丝袍、戴着绿头巾、形容枯槁的我也许看上去像个白痴，但我回答出了他的问题，行了，老家伙，他们在求你。
　　泰森开始问：“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
　　“我感到好多了。”
　　“有传言说你身体里长了个恶性肿瘤。”
　　谈上正题了，嗯？
　　“我想今天是精神鉴定。”我对斯塔福德瞟了一眼，他忍不住地笑了笑。但规定允许提任何问题，这不是法庭。
　　“是精神鉴定，”泰森彬彬有礼地说，“但所有的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
　　“我明白了。”
　　“你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吗？”
　　“关于什么的？”
　　“关于肿瘤。”
　　“当然。它就长在我的脑子里，有高尔夫球那么大，而且每天都在长，无法动手术，医生说我挨不过二个月。”
　　我几乎能听到上面开香槟的声音，肿瘤终于被证实了。
　　“此刻你是否受任何药物、毒品或酒精的影响？”
　　“没有！”
　　“你是否拥有任何止痛的药物？”
　　“还没有。”
　　又轮到扎代尔提问了：“三个月前，《福布斯》杂志把你的财产净值估计为80个亿。这个估算正确吗？”
　　“《福布斯》什么时候有过确切的数字？”
　　“这么说那是不确切的？”
　　“根据市场的波动，我的财产净值应在100亿至150亿之间。”我说得很慢，每个音都非常清晰，我的声音里有一种权威感。没人会怀疑这个数字。
　　弗劳尔决定追问下去：“费伦先生，你能不能概括地叙述一下你的控股企业的组成情况？”
　　“我能。”
　　“愿意说吗？”
　　“也许吧。”我停顿片刻，故意让他们心神不安。斯塔福德对我明言，不一定要在这儿泄露私人情况。给他们一个笼统的数字就行了。
　　“费伦集团是一个私人股份有限公司，它拥有70家企业，其中的几家属于公开招股公司。”
　　“你拥有费伦集团的多少股份？”
　　“大约97%。其余的归在一部分雇员的名下。”
　　泰森加入了盘问。提问很快转入实质性的内容：“费伦先生，你的公司拥有斯宾电脑的股权吗？”
　　“是的。”我慢吞吞地回答。
　　“拥有多少股份？”
　　“80%。”
　　“斯宾电脑是一家公开招股公司吗？”
　　“是的。”
　　泰森摆弄着一叠公文一样的文件，我坐在这里也能看清他手里的是公司的年度报告和季度报表，任何一个稍能读写的大学生都能搞到这类玩意儿。
　　“你是什么时候买下斯宾的？”他问。
　　“大约四年前。”
　　“你当时出的是什么价？”
　　“2O元一股，一共是3亿。”我想回答得更加慢条斯里一些，但就是把持不住。我看穿了泰森的用意，就等着他提下一个问题。
　　“现在值多少？”他问。
　　“昨天收盘时是43.5美元。我买下以后它配过两次股，所以我现在的投资约值8亿5000万。”
　　“8亿5000万美元？”
　　“完全正确。”
　　鉴定到此就基本结束了。如果我的智力还能理解昨天的收盘价，那我的对手肯定是会感到满意的。我能看见他们在傻笑，能听见他们在低声喝彩。好样的，特罗伊。见他们的鬼去。
　　扎代尔问及我的履历。这是为了测试我的记忆力。
　　“费伦先生，你出生在哪儿？”
　　“新泽西的蒙特克莱。”
　　“什么时候？”
　　“日。”
　　“你母亲婚前姓什么？”
　　“肖。”
　　“她什么时候死的？”
　　“珍珠港事件的前两天。”
　　“你父亲呢？”
　　“我父亲什么？”
　　“他什么时候死的？”
　　“我不知道。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失踪了。”
　　扎代尔看了一眼弗劳尔，弗劳尔把问题都写在了笔记本上。
　　弗劳尔于是问道：“你最小的女儿是谁？”
　　“哪个家庭的？”
　　“嗯，第一个家庭的。”
　　“是玛丽·露丝。”
　　“没错——”
　　“当然不会有错。”
　　“她上了哪个大学？”
　　“图兰大学，在新奥尔良。”
　　“她学的是什么？”
　　“有关中世纪的东西。后来她嫁错了人，跟其他人一样。我想在这一点上他们都继承了我的天资。”我看见他们脸上的肌肉变得僵硬起来。我还能想见他们的律师、同居者或配偶此刻也一定在窃笑，因为谁也不能否认我娶错了太太这个事实。然而我的生育状况更是糟糕。
　　弗劳尔突然结束了这轮问话。泰森仍醉心在钱堆里，他问：“你在Moun上ainCom有控股权吗？”
　　“是的，我想它就在你的那堆文件里。这是个公开招股公司。”
　　“你最初投资多少？”
　　“大约18元一股，一共是1000万股。”
　　“现在它值——”
　　“昨天收盘时为21元。在过去的六年里各有一次配股，现在的股金值4亿美元，回答清楚了吗？”
　　“是的，很清楚了。你控有多少家公开招股公司？”
　　“五家。”
　　弗劳尔向扎代尔瞟了一眼。我不知道这样的提问还要进行多久，我突然感到疲倦了
　　“还有问题吗？”斯塔福德问。我们不想催促他们，我们要让他们感到满意。
　　扎代尔问：“你今天准备在新的遗嘱上签字吗？”
　　“是的，这是我想做的。”
　　“就是你面前的那份？”
　　“是的！”
　　“按照这份遗嘱，你的子女是否能得到你财产中可观的一部分呢？”
　　“是这样，”
　　“你现在准备好签字了吗？”
　　“准备好了！”
　　扎代尔小心翼翼地将钢笔放在桌子上，两手交叉，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斯塔福德：“依我着，费伦先上日前完全具备立遗嘱分配遗产的能力。”他加重了语气说。
　　另外两人立刻附和进来：“我对他健全的智力毫无异议，”
　　弗劳尔对斯塔福德说：“他表现得异乎寻常地敏锐。”
　　“没有异议？”斯塔福德问。
　　“没有。”
　　“泰森医生？”
　　“我们没必要跟自己开玩笑，费伦先生清楚地知道他在干什么。他的脑子比我们的还灵。”
　　哦，谢谢。真是不敢当。你们这帮精神病医生一年拼命也只挣10万美元，而我一年能赚上亿。你们却拍着我的脑袋来评估我有多聪明。
　　“是一致的意见？”斯塔福德问。
　　“是的，是这样！”他迫不及待地点头称是。
　　斯塔福德将遗嘱推到我面前，又递给我一支钢笔。我说：“这是特罗伊·费伦的最后遗嘱，以前所有的遗嘱和附件都不再生效。”遗嘱有92页长，是由斯塔福德和他事务所的人起草的。我只知道它的基本框架，但具体的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文本我没看，也不想看。我翻到最后一页，潦草地签上了名字，然后双手搁在它的上面：这群兀鹫永远别想看到它。
　　“现在休会。”斯塔福德宣布说。人群纷纷退场。按我的吩咐，三个家庭的成员也被催着离开他们各自的房间，滚出这幢大厦！
　　一架摄像机的镜头仍对着我，它的图像只传送到档案室；律师和精神病医生匆匆地离去。我让斯尼德在桌旁坐下。留下的斯塔福德和他的搭档德班也坐在那儿。房间里只剩下我们四个。我从长袍间取出一封信封，把它打开了。从信封里拿出三张带横条的黄纸放在我前面的桌子上。
　　只有最后的几秒钟了，但此刻隐约有一丝恐惧从我心头掠过。
　　我现在必须拿出比我积聚了几个星期的还要多的勇气来。
　　斯塔福德、德玖和斯尼德望着这几张黄纸，茫然不知所措。
　　动，我的心在狂跳。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还没等着地我就肯定死了！
　　“嗨！”有人在喊，我想那是斯尼德。但我已经把他们撂在身后了。
　　我这个瘸子走过了，不，几乎是跑过了好几排皮椅子，跑过我的一幅肖像画——我妻子的一幅拙作，跑过房间里所有的摆设，来到那排滑门前。我知道滑门没有上锁，因为就在几个小时前我把一切都排练过了。
　　“站住！”有人大声在喊，他们在我身后行动起来。整整一年没人看见我走动过。我握住把手推开了门。凛冽的寒气扑面而来。
　　我光着脚走上了狭窄的平台。我没有朝下看便纵身越过了栏杆。
　　第三章
　　斯尼德离费伦先生仅两步之遥，他一时觉得能抓住他。见老头从轮椅上站立起来，迈开腿，而且几乎是跃向门口，他惊呆了。
　　费伦先生的腿已经有好多年没那么利索了。
　　斯尼德刚跨到栏杆前就惊叫起来，然后无奈地望着费伦先生悄无声息地向下坠落，望着他的身体在空中扭动、翻滚，逐渐变小，直到撞上地面。斯尼德拽着栏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然后，他哭了。
　　乔希·斯塔福德比斯尼德慢一步来到平台、目睹了跳楼的大部分过程。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至少那纵身一跃是那么的迅疾；而身体在空中的坠落却是那样漫长。一个体重150磅的人从300英尺的高度掉下去只需要五秒不到的时间，可斯塔福德后来对别人说，那个老头一直在空中飘浮，如同一片在风中飞舞的羽毛。
　　蒂普·德班紧随斯塔福德来到栏杆前，他只看见费伦的身体坠落在大门和环行车道之间的砖砌露台上的一刹那。不知怎么的，德班手里捏着那个信封，这是他在追赶老特罗伊时不知不觉捡起的。当他站在凛冽的寒风里，望着下面恐怖的一幕，看见第一批路人向死者走去时，他觉得手里的信封越发沉重起来。
　　特罗伊·费伦的下坠并没有达到他梦想中的戏剧效果。他希望能像天使一样袅袅飘落，拖着长长的丝袍，完成一个完美的燕式跳水动作，然后摔死在惊骇万分的那几个家庭面前；按他的估算，他们这时应该刚好走出大厦。然而。见到他坠地而亡的却只有一个普普通通的在职雇员，他在一家酒吧刚吃完午餐。耗去了不少时间，这会儿正匆忙地穿过停车场朝这儿走来。他听见有个响声，抬头朝楼顶望去，惊愕地看见个白晃晃的裸体正翻滚着向下飘落，随它一起飘落的还有缠在脖子上的一块像床单一样的东西。它仰面落在砖地上，发出由物体猛烈碰撞而产生的沉闷的声响，那个雇员跑向出事地点，这时，一个保安也发现情况有点不妙，便从费伦大厦旁边的岗亭里冲了出来。他们都没有见过费伦先生，因此谁也没认出这是谁的尸体。死者流着血，光着脚，裸露的躯体扭曲着，手臂上缠着一块布。显然已经死了。
　　只要再晚上30秒，特罗伊就能实现他的愿望了。几个家庭成员此刻正在第五层的一个房间里，最早走出大厦的是蒂拉、兰博、泰森医生以及随行的律师，所以他们最先看见自杀现场；蒂拉发出一声惊叫。这叫声并非出于悲痛、关爱或者失落，她只是被老特罗伊横尸街头的惨象吓坏了。惨厉的尖叫声清晰地传到了14层楼上斯尼德、斯塔福德和德班的耳朵里。
　　兰博觉得眼前的景象真够刺激。在这个沉溺于电视和游戏机的男孩的眼里，最吸引他的是地上那堆凝固的血污。他离开尖叫的母亲，在死去的父亲身边蹲下身子，保安的手重重地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是特罗伊·费伦！”有个律师俯身看着尸体说。
　　“别胡说八道。”保安说。
　　“哇！”那个雇员喊了起来：
　　更多的人从大厦里跑出来。接着来到现场的是贾妮、基娜、科迪和他们的精神病医生弗劳尔以及律师，但没有尖叫声，也没有歇斯底里的发作。他们挤在一起，同蒂娜和她的那群人保持着距离，呆呆地看着可怜的特罗伊。
　　随着对讲机的嘎嘎声，又一个保安来到了现场。他控制住了现场，并叫了一辆救护车。
　　“叫救护车有什么用？”小雇员说。因为是第一个来到现场的，他觉得自己对事故后果应该有更多的发言权，“你想用你的车把他搬走？”保安说。
　　兰博看着鲜血渐渐渗进砂浆的缝隙里，均匀地分开，顺着斜面向附近一个结冰的喷水池和旗杆流去。
　　一部挤得满满的电梯停在大厅，从里面走出莉莲和她的一家，还有一帮随从：上了和雷克斯都曾经在大厦里有过自己的办公室，因此就把车停在西面的停车场。这群人正向左边的一个出口走去，这时，靠近大门的一个人喊了起来：“费伦先生跳楼了！”他们顿时改变了方向，来到靠近喷水池的砖砌露台：他们在那儿看到了他。
　　他们不需要指望肿瘤了。
　　乔希·斯塔福德过了整整一分钟才从惊愕中回过神来，他的脑子又按照律师的思路运转起来。他在平台上一直等到最后一个家庭出现在现场，这才叫斯尼德和德班回到房间里。
　　摄像机仍开着。斯尼德面对镜头，举起右手，做了不说假话的宣誓，然后强忍住泪水，叙述了他亲眼看见的一切。斯塔福德打开信封，把那张黄颜色的纸举到离镜头很近的地方。
　　“是的，我看见他鉴了这份遗嘱，”斯尼德说，“就在几秒钟之前。”
　　“是他的笔迹吗？”斯塔福德问。
　　“是的，是他的笔迹。”
　　“他申明了这是他最后的遗嘱吗？”
　　“他说了。”
　　斯尼德还来不及看一眼上面的内容，斯塔福德就把遗嘱收了回去。他和德班重复了同样的证词，然后面对摄像机也做了叙述。摄像机关了，他们几个乘电梯去一楼，向费伦先生诀别。电梯里挤满了费伦的雇员，他们既惊愕又急切地想最后见一面平时难以见到的老人。大厦很快走空了。斯尼德在一个角落里饮泣，人群被保安拦到了外围。特罗伊孤零零地躺在血污中。警车呼啸而至，有人给特罗伊的惨状拍了照，然后用一块黑布盖住了尸体
　　再看那几个家庭，刚才受到的惊吓很快就被些微的哀伤覆盖了。他们低头伫立一旁，沮丧地注视着那块黑布，心里在盘算如何应付接下来的事情。看见特罗伊就不能不想到金钱。对一个感情上很疏远的亲属——哪怕是父亲——的哀伤丝毫不会影响他们对5亿美元的渴望。
　　就雇员们而言，他们起初的震惊渐渐变成了困惑。他们都听说特罗伊就住在他们的头顶上，但很少有人见过他。他怪诞、狂痴，而且有病——有各种各样的谣言传进他们的耳朵。他不喜欢跟人接触。这幢大厦里的几个副总裁一年也只见他一次。既然公司在他不过问的情况下也经营得如此成功，那么他们今后的生计应该是没有后顾之忧的。
　　对精神病医生扎代尔、弗劳尔和泰森来说，他们在这段时间可不好过。你们刚才还宣布他神智很健全，可几分钟后他就跳了楼。
　　然而，即使是疯子也会有清醒期——他们在人群中哆嗦着，不停地念叨着这个法学术语。就一个精神病人而言，只要他有片刻的清醒期，他的签字就依然能使遗嘱生效。他们坚持自己的观点：谢天谢地，一切都有录像为证。老特罗伊刚才的反应非常敏锐。他的神智完全正常。
　　对律师们来说，惊吓很快消除了，而且也没有哀伤。他们毫无表情地站在委托人的身边，注视着眼前惨兮兮的局面。这笔酬金不是个小数。
　　救护车开上来，停在特罗伊的身边。斯塔福德跨过路障，对保安耳语了几句。
　　特罗伊很快就被抬上担架运走了。
　　22年前，为了逃避纽约地方税，特罗伊·费伦把他的公司总部迁到北弗吉尼亚。他花了4000万美元建造了这幢大厦以及周围的设施，另外，居住在弗吉尼亚给他节约了许多倍的资金。他是在一场难缠的诉讼案中遇到乔希·斯塔福德的，当时，斯塔福德是联邦地方法院一个崭露头角的律师。那一回，特罗伊是输家，斯塔福德是赢家。特罗伊十分欣赏对方的办事风格和锲而不舍的韧劲，于是就雇用了他。在过去的10年中，斯塔福德靠为特罗伊工作而挣的钱使自己的事务所扩大了一倍，而且还成了富翁。
　　在费伦先生最后的几年里，最接近他的人就数乔希·斯塔福德了。他和德班这会儿回到了14层的会议厅，锁上门。他们叫斯尼德去休息，把他支开了。
　　在摄像机的镜头面前，斯塔福德打开信封，取出了三张黄色信纸。第一张是特罗伊写给他的信。他对着镜头说：“这封信写于今天，日，星期六。信是手写的，由特罗伊·费伦写给我本人。一共有五段文字。我将一字不漏地宣读如下：
　　亲爱的乔希：此刻我已经死了。我写有旨意如下，戍要你严格地遵照执行。如有必要可进行诉讼，但我的旨意必须严格地予以执行。
　　第一，我要求尽快验尸，其理由将会显得十分重要。
　　第二，不举行葬礼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仪式。尸体火化，骨灰从空中撒在怀俄明州的牧场。
　　第三，我的遗嘱在日之前不予公开。法律上并没有要求立即公开遗嘱的条文。因此，我要你坐等一个月。
　　再见。特罗伊。
　　斯塔福德慢慢地将第一张信纸放在桌子上，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拿起第二张纸、他审视了一会儿，然后对着镜头说：“这是一份只有一页纸的文件。是特罗伊·费伦的最终遗嘱。我全文宣读如下：
　　斯塔福德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两个人，他不由得停顿了片刻，然后继续往下念：
　　“我委托我所信任的律师乔希·斯塔福德为这份遗嘱的执行人，并授予他一切必要的便宜行事权力。
　　“这份文件将作为我的手写遗嘱。文件的每一个字都由我亲笔书写，我在此签字。
　　“特罗伊·上·费伦。日下午3时整。”
　　斯塔福德把信纸放在桌上，对着摄像机眨了眨眼睛：他需要去大厦外面走一圈，或许吸上几口凛冽的空气。但他坚持住了：他拿起第二张信纸：
　　“这也是写给我的。我念一下：‘乔希，雷切尔·莱恩是位于巴西和玻利维亚边境上的一个世界部落传教团的传教士，她目前在一个遥远的印第安部落工作，这个印第安部落在潘特纳尔【注】。离它最近的一个镇叫科伦巴。我没法找到她，我有20年没有跟她联系了。特罗伊·费伦’”
　　【注】潘特纳尔，巴西西南部的泛滥平原——塔界注
　　德班关掉摄像机，围着桌子转悠了两圈；斯塔福德在反复地读信。
　　“你以前知道他有一个私生女吗？”
　　斯塔福德心不在焉地凝视着墙壁：“不知道。我为特罗伊起草过11份遗嘱，他从未提到过她。”
　　“我想这也没什么可惊讶的！”
　　斯塔福德不止一次地说过，特罗伊·费伦已经不会让他感到惊讶了。他无沦在生意场还是在私生活上一向随心所欲，反复无常。经常惹出是非来。斯塔福德老跟在他后面替他救火，光花在这上面的钱就有好几百万。
　　但这次他还是震惊了，他刚刚目击了一次戏剧性的自杀场面：一个身陷轮椅的老人竟会一跃而起，冲向平台。现在，他手里又拿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遗嘱，几段匆忙写成的文字将世界上最大的一笔财富馈赠给了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女继承人，而他事先从未提起过这个意图：遗产税将高得令人咋舌。
　　“蒂普，我需要喝一杯。”他说。
　　“还有点嫌早。”
　　他们来到隔壁费伦先生的办公室，发现所有的地方都没有上锁。秘书和其他在14楼工作的人此刻仍在楼下。
　　他们反身关上门，匆匆穿过一排排办公抽屉和文件柜。特罗伊料到他们会来。要不然，他私人的地方总是上锁的。他料到乔希会马上就去他的办公室。在他书桌中间的一只抽屉里，他们发现了一份五个星期前与亚历山德里亚火葬场签定的合同。合同下面是一份有关世界部落传教团的资料。
　　他们收集了可以带走的东西，然后找到斯尼德，让他把办公室的门锁上。
　　“遗嘱上是怎么写的，最后的那一份？”斯尼德问。他脸色苍自，眼睛虚肿。费伦先生不可能不留给他什么就一走了之的，他毕竟忠心耿耿地为他当了30年的仆人。
　　“还不能说。”斯塔福德回答说，“我明天来开列清单。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当然。”斯尼德轻声说，接着又哭泣起来。
　　斯塔福德和德班同一个前来例行公事的警察又呆了半个小时：他们指给他看特罗伊翻过栏杆的地方，向他提供了证人的名字，简要地提了提最后的信件和最后的遗嘱。显而易见，这是自杀：他们答应出具一份验尸报告。于是，警察在离开大厦之前就结了案。
　　他们随后赶到验尸所，为尸体解剖做了安排。
　　“为什么要解剖尸体？”他们在等报告时德班低声问。
　　“为了证明他体内没有毒品，没有酒精，没有任何会妨碍他判断力的东西。他想得很周到。”
　　当他们最后坐在离他们办公室两个街区远、就在白宫附近的威拉德饭店的酒吧时，时间已经快六点了。一杯烈酒下肚之后，斯塔福德才露出了一丝笑容。
　　“他想得太周到了，嗯？”
　　“他是一个非常冷酷的人。”德班若有所思地说。惊吓慢慢地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眼前的现实。
　　“你是说，他生前是。”
　　“不，他没死。特罗伊仍在操纵一切。”
　　“你能想像那些白痴下个月要花的那笔钱吗？”
　　“现在不告诉他们好像是一种犯罪。”
　　“我们不能告诉他们。我们有委托人的命令。”
　　由于他们的委托人彼此之间很少接触，因此这次会议对律师们来说是个很难得的合作机会。房间里最自以为是的人物是哈克·格蒂斯，一个吵吵嚷嚷的律师，担任雷克斯·费伦的代理人已经有好几年了。哈克一回到他在马萨诸塞大街的办公室后就坚持要召开这次会议。实际上，当老特罗伊被抬上救护车时，他已经悄悄地把他的想法告诉了上了和利比盖尔的律师。
　　这确实是个好主意，其他的律师也无法提出异议。5点过后，他们同弗劳尔、扎代尔和泰森一起来到哈克的办公室。在那儿等着的还有一位法庭记者和两台摄像机。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特罗伊的自杀使他们都很紧张。他们逐个地提问了精神病医生，详尽地询问了他们对跳楼前的费伦先生的观察结果。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费伦先生清楚地知道他在干什么。他神智健全，完全有立遗嘱的能力。他们谨慎地强调说，自杀并不一定是神智不正常人的行为。
　　当所有的律师——一共有13位——把一切要问的问题都问遍后，格蒂斯宣布会议结束。这时已快8点了。
　　第四章
　　根据《福布斯》杂志的排名，特罗伊·费伦在美国最富有的人中列第10位，他的死是颇具新闻价值的，而他所选择的死法更使这一事件具有轰动效应、
　　在莉莲位于福尔斯彻奇的宅第外面聚集了一群记者。他们在等这个家庭的发言人出来发布消息。他们把进进出出的朋友和邻居都摄入镜头，并不时间一些诸如这家人正在干什么之类的问题。
　　宅第内，费伦四个最大的子女携他们的配偶和孩子在接受亲戚朋友的吊唁。客人在场时，气氛就显得忧郁些。客人一走，氛围顿时就有了戏剧性的变化，在特罗伊的孙辈——一共有14个——面前，TJ、雷克斯、利比盖尔以及露丝不得不抑制他们喜悦的心情。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屋子里有许多上好的葡萄酒和香槟。老特罗伊不想让他们悲伤，难道不是吗？孙辈中几个大一点的孩子酒喝得比他们的父母还要多。
　　房间里的一台电视机一直在播放有线新闻网的节目，每隔半小时他们便能收看到有关特罗伊戏剧性死亡的最新报道。一个金融记者就费伦那笔巨额财富拼凑了一档10分钟的节目，屋内的每个人都露出了微笑。
　　莉莲紧绷着脸，居然将一个悲伤寡妇的角色演得非常逼真可信。明天她就要处理后事了。
　　哈克·格蒂斯是10点左右到的，他对他们解释说，他见过乔希·斯塔福德了。不举行葬礼，也不举行任何仪式；尸体解剖后火化，然后把骨灰撒掉。这些都是写在遗嘱里的。斯塔福德愿意随时上法庭以保护委托人的意愿。
　　莉莲并不在乎他们怎样处理特罗伊，也不关心他们怎样对待她的子女。可他们表面上要表示出不满，必须和格蒂斯争论一番。
　　不给一些小费就打发他走总有些不合适。利比盖尔甚至还挤出了一滴眼泪，发出几声哀号。
　　“我不会为此事去争的。”格蒂斯神情严肃地说，“费伦先生死前把这个写进了遗嘱，法庭会尊重他的意愿的。”
　　他们很快改变了立场。把大量时间和大笔金钱花在打官司上也太不值得了。延长治丧期也毫无意义。干吗要把事情搞糟呢？
反正特罗伊总能按自己的意愿办任何事的，而且他们也知道乔希·斯塔福德不是一个好缠的人。
　　“我们会尊重他的意愿的。”莉莲说，四个孩子在她身后沮丧地点了点头。
　　他们没有提遗嘱的事，也没问什么时候能见到它，虽然这个问题已经到了他们的嘴边。再保持几个小时适度的矜持，然后就可以谈及正事了。既然不要守灵、不举行葬礼和其他的仪式，他们或许明天就能凑在一起讨论遗产的问题了。
　　“为什么要解剖遗体？”雷克斯问。
　　“我不清楚。”格蒂斯回答说，“斯塔福德说这是写在遗嘱里的，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格蒂斯走了，他们又喝了几杯。不会再有客人来访了，于是莉莲上了床。利比盖尔和玛丽·露丝也带着她们的家人打道回府。
　　TJ和雷克斯来到一楼的台球房，锁上门，将手里的葡萄酒换成了威士忌。深更半夜，他们一边挥击球棒，一边开怀畅饮，庆贺一笔巨额财富即将到手。
　　费伦先生去世后的第二天早上8点，乔希·斯塔福德召见费伦集团那些焦虑不安的董事们开会。两年前，费伦先生将乔希安排进了董事会。但他并不喜欢这个角色。
　　在过去的六年里，费伦集团在创建人不怎么过问的情况下运转得非常顺利。不知是什么缘故，也许是经济萧条的原因，特罗伊对王国的日常事务完全失去了兴趣。他只关心市场情况和赢利报告上。
　　现任总经理是帕特·所罗门，是特罗伊于20年前从公司里提拔的。斯塔福德进来时，他和其他七个董事一样，心里七上八下的。
　　他们的忐忑不安是有充分理由的。公司里有一群围着特罗伊前妻和子女们转悠的爪牙，任何有关集团所有权将旁落他人的传闻都会在董事会里引起恐慌。
　　乔希先宣读了费伦先生关于处理后事的遗言，“不举行葬礼。”他神情严肃地说，“坦率地说，你们无法向他表示最后的敬意了。”
　　他们默默地接受了这一事实、换了一个平常人去世，如此破例的安排也许会显得异乎寻常，但对特罗伊而言，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谁将拥有公司？”所罗门问。
　　“我现在不能说。”斯塔福德回答说。他知道，他们对他闪烁其辞的回答很不满意，“特罗伊在跳楼前签署了份遗嘱，他要我对遗嘱的内容保密一段时间。我无论如何不能泄露遗嘱的内容。至少眼下不行！”
　　“什么时候能公开？”
　　“很快，但不是现在。”
　　“那么说，现在还是一切照旧？”
　　“一点儿不错。董事会没有变化。每个人仍保留自己的职位：公司仍按原来一样运转。”
　　这话听上去不赖。可没人相信是真的。公司的所有权很快就会转手。特罗伊从来不主张在费伦集团内搞股份制。他付的工资很高，但不允许别人拥有公司的股份。只有少数几个他的亲信才持有公司3%的股票。
　　他们为新闻稿的措词扯了一个小时的嘴皮子，然后宣布休会一个月。
　　斯塔福德在一楼的大厅里见到了蒂普·德班，两人一起开车去了位于麦克莱恩的验尸官的办公室。尸体已经解剖。
　　死因十分明了。没有发现任何酒精和毒品。也没有肿瘤。没有癌症的迹象：特罗伊去世时身体状况良好。只是稍微有些营养不良。
　　当他们开波托马克河上的罗斯福大桥时，蒂普打破沉默。
　　“他告诉过你他脑子里长瘤了？”
　　“是的，告诉过好几次。”斯塔福德边开车边回答。他此刻根本没在意眼前的公路、桥梁、街道和汽车。特罗伊还会有多少令人吃惊的事情呢？
　　“他为什么要撒谎？”
　　“谁知道，你想分析一个刚刚跳楼自杀的人？脑瘤使得一切事情都紧迫起来。每个人，包括我在内，都以为他就要死了。他让精神病专家给他做鉴定的怪诞举止看来是很高明的一招：他设下陷阱让他们钻。现在，连他们的医生都肯定特罗伊的神智是清醒的。再说，他需要别人的同情。”
　　“可他脑子还是有些问题的、他毕竟是跳楼。”
　　“特罗伊在许多地方都叫人不可捉摸，但他的确很清楚他在干什么。”
　　“他干吗要跳楼？”
　　“忧郁。他是个非常孤独的老人。”
　　他们来到宪法大道，遇上了堵车。两人盯着前面的尾灯，努力在想像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似乎是在欺骗。”德班说，“他做出金钱上的允诺引诱他们上钩，他还满足了对方精神病专家的要求，却在最后时刻签了一份使他们一无所有的遗嘱。”
　　“是欺骗，但这是遗嘱，不是合同。遗嘱是馈赠。根据弗吉尼亚州的法律，他可以一个子儿都不留给他的子女。”
　　“但他们会反击的，是吗？”
　　“有可能。他们身边有许多律师。很多钱都是岌岌可危的。”
　　“他为什么这么恨他们？”
　　“他认为那些人都是吸血的蚂蟥。他们使他难堪，和他打斗。他们从来没有堂堂正正地挣过一个子儿，却花掉了他上百万美元的金钱。特罗伊从未打算留给他们什么，他们既然能挥霍掉几百万，那么几十亿也照样能挥霍掉。这一点他没有说错。”
　　“对家庭争斗他要负多少责任？”
　　“很多。待罗伊是个很不讨喜的人。他曾告诉过我，他是个坏父亲、坏丈夫。他很贪色，尤其对在他身边工作的女人更是不会放过。他认为他拥有她们。”
　　“我记得他有过一些性骚扰引发的赔偿金。”
　　“我们没有让事情张扬出去。当然花了大笔的钱。特罗伊不想叫自己难堪。”
　　“有没有可能他还有不为人知的继承人？”
　　“不太可能。但我也说不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还会有其他的继承人，而且我也无法理解他为什么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她。特罗伊和我曾经花了好几个小时讨论这笔遗产的分配。”
　　“我们如何找到她？”
　　“不知道。我还没有考虑到她。”
　　当乔希回到斯塔福德律师事务所时，那里已经乱得一团糟。
　　按华盛顿的标准衡量，这只能算是一个小型的事务所——一共才60个律师。乔希是事务所的创建人和大股东。蒂普·德班和另外四个人也是股东，就是说，乔希有时也得听一听他们的意见，并和他们共享某些赢利。30年来，斯塔福德律师事务所一直是个不很规范的受理诉讼案的律师行，但乔希快60岁了，他不再经常上法庭了，而是更多地呆在自己那张凌乱不堪的办公桌旁。如果他雇用一些前参议员、说客以及系统分析员的话，他的事务所就可以有100个律师了，这是华盛顿特区的惯常配制。但乔希热衷于诉讼和法庭，他只雇用那些至少接手过10个案子的年轻律师。
　　一个诉讼律师的平均生涯为25年，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往往使他们放慢工作节奏，以推迟第二次发病的时间。乔希为处理费伦的那一大堆繁琐的法律事务——诸如证券买卖、职员雇用、企业合并以及其他的个人事务——差点没给折腾死！
　　助理律师等候在他那间大办公室的接待室里。他刚脱下外衣在办公桌后面坐定，两个秘书便把一大堆备忘录和电话留言递到他面前。
　　“哪个最紧要？”他问。
　　“我想是这个。”一个秘书说。
　　是哈克·格蒂斯的留言。在过去的个月里，乔希每个星期至少要和他通一次电话。他拨了相关的电话号码，很快接通了哈克。
　　稍稍寒暄了几句，哈克立即转上正题。
　　“听着，乔希，你可以想像，那一家子把我逼得够呛。”
　　“我知道。”
　　“他们想要看那份该死的遗嘱，乔希。至少他们想知道遗嘱的内。”
　　下面的话很关键，乔希得斟酌一番：“没这么快的，哈克！”
　　对方愣了愣，然后问：“为什么？有什么问题吗？”
　　“自杀使我感到不安。”
　　“什么？你是什么意思？”
　　“你想，哈克，一个人在跳楼自杀时神智会是正常的吗？”
　　哈克刺耳的嗓音顿时提高了八度，他显得有几分焦虑”“可你知道精神病专家是怎么说的吗？见鬼，都录在带子上了。”
　　“鉴于他是自杀的，他们现在是否仍坚持原来的意见呢？”
　　“他们绝对错不了！”
　　“你能证明这一点吗？我需要这方面的帮助，哈克。”
　　“乔希，昨天晚上我们又一次质询了那三位精神病专家。我们把该问的都问了，他们丝毫没有改口。他们还在一份长达八页的证明费伦先生神智健全的宣誓书上签了字。”
　　“我能看下宣誓书吗？”
　　“我这就给你送去。”
　　“请马上送来。”乔希挂了电话，暗自微笑起来。助理律师们走进来：这是一个头脑灵活、无所畏惧的年轻人。他们在办公宝角的红木桌旁坐了下来。
　　乔希先概括地讲述了特罗伊那份手写遗嘱所包含的内容以及它会引发的法律问题。他分配给第一组的任务是搞清如何鉴定一个人是否有立遗嘱的能力。这是个关键问题。乔希关心的是时间以及清醒和非清醒之间的空当，他要一份详细的报告，对每件涉及到由精神行为能力有问题的人签署遗嘱的案例做出分析，哪怕这个案例发生在很久以前。
　　第二组的任务是研究那些手写的遗嘱，尤其是控方和辩方在辩论它的有效性上会采用什么样的最佳策略。
　　当办公室里只剩下他和第三组助理律师时，乔希放松了一下，坐了下来，这组律师比较幸运，因为他们不需要把以后的时间都耗在图书馆里。
　　“你们必须找到一个人，我怀疑这个人不想被人发现。”
　　他把他所了解的有关雷切尔·莱恩的情况告诉了他们。可以说的并不多，特罗伊书桌里的文件并没有提供多少信息。
　　“首先，调查世界部落传教团这个组织。他们都是谁？这个组织是怎么运作的？他们是如何挑选工作人员的？派他们去哪儿？弄清所有的情况；其次，华盛顿特区有一些很不错的私人侦探。他们以前通常是中央情报局的或在政府部门工作，特别擅长寻找失踪的人。选两个最出色的，明天把名单定来。第三，雷切尔的母亲名叫伊芙琳·坎宁安，己经去世了。我们来为她做一个假设，我们可以假设她和费伦先生有过一段风流韵事，结果留下了一个孩子。”
　　“假设？”其中的一个律师问。
　　“是的，任何事都不能想当然。”
　　他把他们打发走，然后来到另一个房间，这儿将举行一个由蒂普·德班安排的小型记者招待会。不准拍照。只能做文字报道：十几个记者急切地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桌子上放着一只只录音机和话筒。他们都是各大报纸和有影响的金融刊物的记者。提问开始了，是的，是有一个临终遗嘱，但他不能透露其中的内容，是的，尸体做了解剖，但他不能讨论此事。公司将照常运作，没有任何变动，但他无法谈论谁将是新的老板。
　　显然，家族的成员已经私下和那些记者聊了半天了，这并不让人意外。
　　“有谣传说费伦先生在遗嘱里把他的财产分给了他的六个子女。你对这个说法是予以肯定还是否定？”
　　“我无法回答，这只是谣传。”
　　“他是死于癌症吗？”
　　“那得由尸体解剖来证实，我不能做任何评论。”
　　“我们听说在他去世前有个精神病专家组对他做了检查，宣布说他精神正常。你对此能否予以证实？”
　　“是的，”斯塔福德说，“确实如此！”
　　于是，在接下来的20分钟里记者们一直在探问有关心理鉴定的内容。乔希坚守立场，只容许说费伦先生“显得”神智健全。
　　金融记者想要一些数字。由于费伦集团是私营企业，平时对公司的情况守口如瓶，外界很难获得有关它的情报，这次是打开缺口的好机会，至少他们是这么想的。但乔希并没有透露给他们多少信息。
　　一个小时后，他离开了会场，回到办公室。秘书告诉他说，火葬场打来了电话，可以领取费伦先生的骨灰了。
　　第五章
　　酒后的宿醉使TJ一直昏睡到中午，然后他喝了一杯啤酒，觉得该小试一下身手了。他给委托律师打去电话，要他了解一下目前的局势。律师告诫他别着急。
　　“还需要一点时间……”律师说。
　　“也许我没这个心情去等。”冲着他吼道，他的脑袋像要爆裂似的痛。
　　“再等几天。”
　　TJ扔下电话，来到他肮脏不堪的公寓套间。谢天谢地，他的妻子已经走了，他们已经斗过二次嘴了。现在才中午，也许她去了商店，正在花他新的财富中的几个小钱，购物己不再叫他烦恼了。
　　“老色鬼死啦！”他大声喊道。公寓里没人。
　　他的两个孩子在上大学，他们的学费是莉莲支付的。她还有些钱，那是她早年离婚时从特罗伊那儿拿到的。眼下和他在一起生活的只有比弗，一个三十多岁的离过婚的女人，比弗的孩子跟了他们的父亲。
　　他又打开一罐啤酒，在厅里的大镜子前凝视着自己。
　　“小特罗伊·费伦，”他大声说道，“他的父亲特罗伊·费伦是全美国排名第10位的富翁，拥有净资产110亿：他死后留下了爱他的妻子们和子女们。等遗嘱认证后，他们会更加爱他的。肯定会的。”
　　他当即决定，从这一天起，他将摒弃TJ这个名字，用小特罗伊这个名字活在这个世上。这名字太有魔力了。
　　房间里有一股怪味，因为比弗从来不做家务。她整天忙于打手机。地上到处是杂物，但墙上却光秃秃的。家具是从一家公司租来的，那家公司已经雇律师来讨租金了。他一脚踢向沙发，叫嚷道：“拿走这些破烂货，我很快就要雇装潢设计师了。”
　　他真想一把火把这房子烧掉，只要再喝上一两罐啤酒，他就会真的玩火柴了。
　　他穿上那套最好的西装，昨天他就是穿着这套灰色的西装看他可爱的老爸在精神病医生面前做了绝妙的表演。既然不举行葬礼，他也不需要急着去买黑西装。
　　“阿玛尼【注】，我来了。”他快活地吹着口哨，拉上了裤子的拉链。
　　【注】阿玛尼：意人利高级时装品牌。
　　至少他还有一辆“宝马”。他可以住在垃圾堆里，有谁知道呢？
　　可世人会注意到他的车子。因此，他辛苦了几个月，凑了680美元租了一辆“宝马”。他一边诅咒着房子，一边将车子从车库里倒出来。这是马纳萨斯一个十分拥挤的地区里一片浅湖新造的80套公寓里的一套。
　　他的童年过得很富足。20年前，他的生活一直是很悠闲舒适的。21岁时他得到了那份馈赠。可在他30岁时，那500万美元就被他挥霍殆尽。他父亲为此很鄙视他。
　　他们之间不停地争吵。小特罗伊在费伦集团担任过各种各样的职务，但每次都干得很失败。他不止一次地被老特罗伊炒了鱿鱼。特罗伊在商业投机上的想法两年后就能变成几百万的财富，而小特罗伊的主意往往都是以破产和官司告终的。
　　这几年来，他们之间的争吵几乎停止了。既然谁也无法改变，他们干脆不再理会对方。然而，当肿瘤出现后，他又出手了。
　　他已经在想像他要建造的大厦。他在杂志上看到曼哈顿有一个日本女建筑师，一年之内他也许会搬到马里布或阿斯朋或棕榈海滩，他可以在那些地方炫耀他的财富，成为引人注目的大人物。
　　“一个拥有5亿美元的人会做些什么呢？”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他自问道，“不需付税的5亿美元：”他情不自禁地笑了，一个熟人在他租车的那家公司任“宝马－保时捷”的代理商。
　　当小特罗伊走进展览大厅时，那副趾高气扬、踌躇满志的神态活像是哪方的君王；只要他愿意，他可以把这个公司都买下来。他在一个销售员的桌上看见一份早报，上面醒目地登着他父亲去世的新闻标题。他毫无悲痛的感觉，那个叫迪基的经理快步走出办公室：“TJ，我为你难过。”
　　“谢谢！”小特罗伊微微一皱肩头说，“你知道，他这样也解脱了。”
　　“我还是很难过：”
　　“忘了吧。”他们走进办公室，关上了门。
　　迪基说：“报上说他临死前签了一份遗嘱，是真的吗？”
　　小特罗伊早已在看那些印刷精致的新车广告了：“是的，我在场。他把财产分成六份，我们每人一份。”他头也没抬地说，那神气就好像钱已经装进了他的口袋，而且还觉得有些累赘。
　　迪基不经意地张开了口。他坐了下来。难道他一下子财运高照了？这个一名不文的TJ现在成了亿万富翁？和每个了解TJ的人一样，迪基的估计是，老特罗伊不会留给他一个子儿。
　　“比弗想要一辆宝马！”小特罗伊说，他的眼睛仍没离开那些图片，“一辆红色的涡轮式卡雷拉911，双层车顶。”
　　“什么时候要？”
　　小特罗伊瞥了他一眼：“现在。”
　　“没问题！怎么付款？”
　　“和我的那辆一起付，也是911型，黑色的；多少钱？”
　　“大约9万美元一辆。”
　　“没问题！什么时候取车？”
　　“我得先查查货源，两天的时间、付现金？”
　　“当然！”
　　“你什么时候能拿到现金？”
　　“个把月。可我现在就要车。”
　　迪基屏住气，在椅子上扭动了一下身子：“你瞧！我不能白白地把两辆新车就这样放出去。”
　　“行，那我就找美洲豹。比弗一直想要一辆美洲豹。”
　　“行啦，TJ。”
　　“你知道，我可以连整个代理经销区都买下。我可以走进任何一家银行贷上1000万或2000万买下这地方，他们会很乐意贷给我的。你明白吗？”
　　迪基一个劲地点头，眼睛眯缝起来：是的，他很明自。
　　“他留给你多少？”
　　“足够买下一个银行。你是打算给我车呢，还是让我走路？”
　　“我去找车。”
　　“还算聪明。”TJ说，“抓紧办。我今天下午来问结果，等我的电话！”他把广告册往迪基的桌上一扔，趾高气扬地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兰博已经想好了，服丧期间把自己关在地下室的小窝里，吸吸大麻，听听摇滚乐，不去理会上门来的人或打来的电话。因为丧事，他母亲允许他不去学校，事实上还宽容了他整个星期的逃课：只要稍加留意的话，她就会知道她的儿子已经有一个月没去上学了。
　　昨天在从费伦大厦回来的路上，律师告诉他说，那笔钱将由财产托管机构保管到他18岁或20岁，具体是哪一年将视遗嘱上的条款而定！他虽然眼下还拿不到钱，但名分上已经有一笔可观的遗产了。
　　他将组建一个乐队，用他的钱出唱片。他有一些朋友也在乐队里，但都出不了名，因为没钱租用演播时间。可他有一个乐队就不同了。他决定将乐队取名叫兰博乐队。他演奏低音乐器，而且还是领唱，身后一定跟着许多追星女孩。另类摇滚加进强节奏的说唱，完全与众不同，是他早已在开创的那种音乐！
　　两个楼层的上面，在他们宽敞的住宅的书房里，他的母亲蒂拉正在电话里跟她的朋友聊天，打电话来的人先是敷衍地表示一下哀悼，然后就和她闲聊起来，打听她能分到多少遗产。她不敢去猜。她是1982年嫁给特罗伊的，当时她22岁。婚前，她在一份厚厚的协议书上签了字，协议规定，离婚时她只能拿到1000万美元和一幢房子。
　　他们是六年前分手的。这笔钱现在只剩下了最后的200万。
　　她有着太多的物欲。她的朋友在巴哈马群岛幽静的海湾拥有海滩别墅，而她只能委屈地住豪华饭店。她们去纽约买名牌时装，她只能在当地选购。她们的孩子都远离家庭去了寄宿学校，兰博却躲在地下室里不愿出来。
　　5000万美元是肯定会给她留下的，特罗伊遗产的1%就有一个亿。毫不起眼的1%。她一边在电话里同律师交谈，一边在餐巾纸上做着加减法。
　　基娜·费伦·斯特朗现年30岁，和第二任丈夫科迪的婚姻给她带来了许多痛苦和不幸。科迪的家族以前是美国东部的豪富，但发迹的年代实在太久远了，所以家资巨万也仅仅是传说而已。她当然什么也没看到！科迪的学历很漂亮——先后就读于塔富托和达特茅斯学院，并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他自认为对这个商业社会是富有预见的。没有一种工作能吸引他。
　　他的才智不能套箍在办公室的围墙里。他的梦想也不容老板的命令和训斥来束缚。科迪会成为亿万富翁的，也许还是世界上最年轻的亿万富翁；当然是靠自我奋斗而成功的，但一起生活了六年后，科迪不得不去找了一份工作。事实上，他在生意场上的损失大得惊人。先是在1992年的铜期货交易上输掉了基娜的100多万。两年后当股市暴跌时，他再次由于荒唐的操作而惨败，基娜为此离开了几个月，但经劝说后又回到了他的身边。
　　他们的开销惊人。心理医生建议他们采用旅行疗法，于是他们周游了全世界，年轻和富有缓解了他们之间的许多矛盾，但财富在日见枯竭。老特罗伊在她21岁生日时给她的500万美元如今只剩下不到100万了，而且他们还债台高筑。特罗伊跳楼时，他们的婚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他们花了整整一个上午在斯温克斯米尔——他们心仪已久的地方——挑选住宅。他们的胃口随着时间在渐渐膨胀，吃午饭时他们已经在询问价值超过200万的住宅了。下午两点，他们同一个很殷勤的房地产经纪人见了面。那是一个名叫李的女人，头发蓬得很高，浑身珠光宝气，随身带着两只手机，开一辆簇新的卡迪拉克。基娜做自我介绍时称自己是“基娜·费伦”，故意把后面的姓发得响亮又清晰。但李显然没有看那些金融报刊，因为这个姓名并没有引起她的注意，当她第三次重复这个名字时，科迪不得不把那个女人拉到一边，低声告诉她他的岳父是谁。
　　“就是那个跳楼的富翁？”李用手捂着嘴巴问。基娜在仔细地看一个装有桑拿浴室的壁橱。
　　科迪伤感地点点头。到了傍晚时分，他们已经在看一幢标价450万美元的空房了，而且这对未来的买主正在认真地考虑报价。
　　李很少碰到如此阔气的买主，心里不由得一阵狂喜。
　　TJ的弟弟、现年44岁的雷克斯是特罗伊去世时子女中惟一有案在身的。他的麻烦来自一家倒闭的银行，他为此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调查和起诉。银行的审查人员和联邦调查局已经着手进行了二年咄咄逼人的侦讯工作。
　　为了支付大量的律师费以及他个人奢侈的开销，雷克斯买下了好几家位于劳德代尔堡地区的脱衣舞酒吧和色情俱乐部：皮肉生意是很赚钱的；天天顾客盈门，洗钱也很容易。不十分贪心的话，他每个月也能有2万4千美元的纯进账：他的六个俱乐部每个能为他带来4000美元的赢利。
　　这些俱乐部都在他妻子安布尔·罗克韦尔的名下。他妻子以前是个脱衣舞娘，他是在酒吧遇见她的，当时她喝醉了。实际上，他所有的财产都在她的名下，他为此而忧心忡忡。靠着入时的衣装和花哨的鞋子，安布尔居然在华盛顿的圈子里混得十分体面，几乎没人知道她的底细。但她的骨子里依然改不了娼妓的本性：一想到这个女人占有着全部的财产，可怜的雷克斯就要度过许多个不眠之夜。
　　他父亲去世时，雷克斯正面临来自债权人、业务合伙人以及银行投资者对他提出的超过700万美元的财产扣押和债务的诉讼，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加、然而，这些债务都是空的，因为债权人找不到一件可以扣押的东西。雷克斯没有财产，他一无所有。就连汽车也不属于他。他和安布尔租了一套公寓和一辆考威特斯车，但所有的租赁文件都是她的签名。俱乐部和酒吧归他妻子开的一家外国公司所有，他没有露出一点破绽、雷克斯滑得像条泥鳅。
　　对两个都有婚变历史的人来说，他们之间的结合还算是稳定的。他们不时举行聚会，结识许多冲着费伦这个名字而来的狐朋狗友。除了经济上的压力之外，他们活得还算自在。但雷克斯对安布尔和她名义下的财产始终放心不下。一旦两人翻脸，她就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
　　特罗伊一死，雷克斯也就去掉了这块心病。跷跷板失去了平衡，雷克斯一下子占了上风，他的姓氏终于值钱了！他准备卖掉所有的酒吧和俱乐部，还清所有的债务，然后尽兴地玩他的钱。她要是走错一步，他就让她回到桌子上跳脱衣舞去，让别人把脏兮兮的票子塞进她的裤叉里。
　　雷克斯那天一直和他的律师格蒂斯呆在一起，那笔钱他要求快点到手，他有点急不可待了。他向格蒂斯施加压力，要他打电话给乔希·斯塔福德，问他要遗嘱看。雷克斯有他的计划，一个野心勃勃的如何把玩这笔钱的计划，哈克得帮他走每一步棋。他想控制费伦集团。他在集团里的股份，不管有多少，等加上了他和他两个妹妹的份额，肯定能占表决权的多数！可是，这些股票将被放置在信托机构呢，还是直接给他们，或者被特罗伊用哪种他在坟墓里也会欣赏的恶毒方式搁置起来，现在还不得而知。
　　“我们一定要看到那份该死的遗嘱。”他一个上午都对着哈克嚷嚷道。哈克好不容易用一顿丰盛的午餐和好酒使他安静下来，接着，他们一口一口地喝上了苏格兰威士忌。当安布尔见到他们时，他俩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但她没有发火。雷克斯现在无论做什么都不会惹恼她。她比任何时候都要爱他。
　　第六章
　　费伦先生跳楼后，乔希便陷入一大堆纷乱的事务中，这次西去的旅程倒能让他喘口气了：费伦的牧场在蒂顿的杰克逊谷地附近，那里早已有了一英尺厚的积雪，而且还有更多的雪要下。把骨灰撒在覆盖着积雪的土地上会不会在习俗或礼仪上有什么不妥？
　　该等到积雪融化了再撒，还是现在就撒？可乔希不在乎。即使遇到天灾，他都照撒不误。
　　一群费伦家属的律师一直缠着乔希不放。他对哈克·格蒂斯讲的那番有关特罗伊是否具备立遗嘱的能力的谨慎言论在那几个家庭引起一阵骚动，他们的反应果然有些歇斯底里，甚至还有威胁。这次旅行倒是一次短暂的度假。他和德班可以从初步的调查中理清头绪，制定他们的下一步计划。
　　他们是乘坐费伦先生的“湾流四号”离开国家机场的。这架飞机乔希以前只乘过一次，这是一架最新型的飞机。价值3500万美元，是费伦先生最昂贵的玩具。去年夏天，他们乘它去了加州的尼斯，老头儿赤身裸体地行走在沙滩，痴痴地望着那些年轻的法国姑娘，乔希和他的妻子则穿着衣服和其他美国人在游泳池边晒太阳。
　　一名空姐给他们送上了早餐，见他们把文件摊上桌子，便退了下去。他们要飞四个小时。
　　由弗劳尔、扎代尔和泰森签字的那份冗长的书面陈述里堆砌了成段成段的赘言，明确无误地证明了特罗伊具有健全的神智和记忆力。他的头脑十分清醒，完全明白他临死前的那一刻在干什么。
　　斯塔福德和德班看着这份书面陈述，不禁为它的荒唐滑稽而哑然失笑。等新的遗嘱宣读之后，那三个医生肯定要遭解雇。当然啦，他们会找来更多的精神病专家对可怜的特罗伊的心理疾病做出种种隐晦和可怕的推测。
　　关于雷切尔·莱恩，这个全球最为富有的传教士，目前还一无所知。律师事务所雇用的那些调查人员此刻正在发疯般地挖掘线索。
　　从因特网上下载的信息中得知，世界部落传教团的总部设在得克萨斯的休斯顿。这个成立于1920年的组织在全球有4000个传教士，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本国的工作人员：它的宗旨是要把基督教的教义传播到世界上每一个遥远的部落。显然，雷切尔·莱恩没有继承她父亲的宗教信仰。
　　目前在巴西，有这个传教团的传教士在工作的印第安部落不下28个，在玻利维亚至少有10个，另外有300个遍布世界各地。由于他们选择的部落都在远离现代文明的地区，因此，那些传教士都接受过生存技巧、野外生活、语言和医术等方面的全面训练。
　　乔希曾饶有兴趣地读过一个由传教士写的故事。那个传教上在一个丛林的披棚里生活了七年，试图学会那个原始部落的语言，以便同他们交流：印第安人很少跟他交往。他毕竟是来自密苏里州的白人，背着背包，只会说“谢谢”、“你好”这几个词便来到了他们的村落。需要桌子时他就自己做一个。需要食物时他就去猎杀动物。五年过去了，印第安人才开始信任他。他在第六个年头给他们讲了第一个《圣经》故事。训练他的人教他怎样保持耐心，怎样去和那儿的人建立关系，学习他们的语言和文化，然后慢慢地传播《圣经》。
　　那个部落很少接触外部世界。他们一千年不变地延续着原始的生活。
　　什么样的人才具备足够的信仰和献身精神，能放弃现代的生活进入一个史前世界呢？那位传教士写道，当印第安人意识到他不会再离去时，他们才开始接受他。他选择了和他们共同生活，永远地和他们生活下去。他爱他们，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分了。
　　这么看来，雷切尔就生活在某间茅屋或披棚里，睡在自己搭建的床上，在火土烧煮食物，吃她自己喂养的或猎杀的动物，给孩了们讲《圣经》故事，给大人们传播福音，对外面的尘世既不知晓也不关心。她活得很满足。她有信仰支撑着。
　　——去打扰她未免显得有些残忍。
　　德班看了同样的材料后说：“我们也许永远找不到她。没有电话，没有电。见鬼，你还得爬山越岭去找那些人。”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乔希说，“和世界部落传教团联系过了吗？”
　　“今天晚些时候联系。”
　　“你准备怎么说？”
　　“不知道，但不会对他们说我们要找一个传教士，因为她刚刚继承了110亿美元。”
　　“税前的110亿。”
　　“留下的还是一大笔钱。”
　　“那么你怎么说？”
　　“就说有一件紧急的法律事务要处理，我们得当面和雷切尔谈！”
　　飞机上的一台传真机发出了嗡嗡的响声，备忘录陆续过来了。第一份传真是乔希的秘书发来的，是上午的电话记录——几乎全是费伦家属的律师打来的。有两个电话是记者打来的。
　　助理律师对弗吉尼亚州的法律中各项可适用的条款所做的初步调查报告也出来了。乔希和德班所看到的每一页文字都在不断地证明，特罗伊匆忙写了的遗嘱是合法的，其合法性是无懈可击的，
　　午餐是简单的三明治加水果，仍是那位空姐端来的。她站在靠厨房的地方，只有当他们的咖啡杯空了的时候她才走上前来。
　　在杰克逊谷地降落时大已经放晴了，厚厚的积雪被扫在机场跑道的两侧。他们下了飞机，走了80英尺，又爬上一架西科尔斯基S－76C型直升机，这是特罗伊最喜欢的一架飞机。10分钟后，他们盘旋在他心爱的牧场上空。大风猛烈地扑向直升机。德班的脸色变得苍白起来；乔希慢慢地、很紧张地拉开了舱门，一阵厉风迎面扑上来。
　　驾驶员在2000英尺的高空做盘旋飞行，乔希将一只黑色的小骨灰瓮里的骨灰全部撒了下去。风从四面八方刮来，特罗伊的骨灰在落到雪地之前便被吹得无影无踪了。骨灰瓮空了后，乔希将已经冻僵的胳膊缩回机舱。关上了舱门。
　　那幢房子被称做原木小屋，根根大木柱显示出朴素自然的风格。但1万1千平方英尺的面积说什么也不能算是个小木屋。特罗伊从一个演员手里买下了它，那位演员去南方谋发展了。一个男仆拿走了他们的行李，女佣替他们冲好了咖啡：乔希跟公司打电活时，德班在欣赏挂在墙上的猎物标本。壁炉里烧着火、厨师问他们晚饭想吃什么。
　　那位助理律师名叫蒙哥马利，已经在事务所工作了四年。是由斯塔福德一手提拔的，他在休斯顿谜宫一样的街区里迷了三次路，最后总算在一幢五层楼的一楼找到了世界部落传教团。他停好租来的汽车。紧了紧领带。
　　他事先和特里尔先生通了两次电话，虽然比预定的时间迟到了一个小时，但看来并不要紧；特里尔先生显得彬彬有礼，说话时轻声柔气的，但看来不想提供什么帮助。他们先说了一番客套话。
　　“好吧，我能帮什么忙呢？”特里尔先生问。
　　“我需要了解你们这几个传教士的情况。”蒙哥马利说，特里尔点点头，但没说什么。
　　“一个叫雷切尔·莱恩的人。”
　　他眼珠子转了转，似乎在竭力回想这个人：“这个名字不太熟。我们有4000名工作人员。”
　　“她在靠近巴酉和玻利维亚的边境地区工作。”
　　“你知道多少有关她的情况？”
　　“很少，但我们需要找到她。”
　　“为了什么？”
　　“是一件法律上的事。”蒙哥马利故意显得有些犹豫不决。
　　特里尔皱起眉头。将他的肘部紧贴着胸口，脸上的那点笑意也消失了。
　　“有什么麻烦吗？”他问。
　　“没有，但事情很紧迫，我们需要和她见面。”
　　“你不能寄信或者邮包什么的和她联系吗？”
　　“恐怕不行。我们需要她的合作，还有她的签字。”
　　“我猜这事一定很机密。”
　　“非常机密。”
　　特里尔一下子明白了什么，他紧锁的眉头松开了：“请允许我离开一会儿，”他走出办公室，让蒙哥马利一个人在那儿审视房间里极其简陋的陈设。惟一的一件摆设是墙上一组放大的印第安儿童的照片。
　　当特里尔回到办公室时，他完全变了一个人，绷紧的脸上看不到一丝笑容，而且态度也不那么合作了。
　　“很抱歉，蒙哥马利先生，”他站着说道，“我们无法帮助你。”
　　“她在巴西？”
　　“无可奉告。”
　　“在玻利维亚？”
　　“无可奉告。”
　　“有没有她这个人？”
　　“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一点都不能说？”
　　“是的。”
　　“我能不能同你的头儿或上司谈谈？”
　　“当然可以。”
　　“他在哪儿？”
　　“在天国。”
　　用完蘑菇汁牛排的晚餐后，乔希·斯塔福德和蒂普·德班去烧着壁炉的书房休息了。另一个男仆从费伦先生的酒柜里替他们拿来了陈年纯麦芽酿造的苏格兰威士忌，这个男仆是墨西哥人，穿一件白色茄克和浆硬的牛仔裤。他们还要了古巴雪茄。远处的一台立体声唱机放着帕瓦罗蒂的圣诞歌曲。
　　“我有个主意。”乔希望着火苗说，“我们得派人去找雷切尔·莱恩，你说呢？”
　　蒂普正在猛抽雪茄，所以只是点了点头。
　　“但我们不能随随便便派个人去。必须是律师，能解释法律上的问题，而且出于保密上的考虑他还必须是我们事务所的人。”
　　满嘴是烟的蒂普仍是点头。
　　“那么该派谁去？”
　　蒂普缓缓地从嘴巴里和鼻孔里喷出一大团烟雾，烟雾在他面前翻滚着向上散开：“需要多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