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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与中西文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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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西文化第一次交锋的反思
很长一个时期，我们中国人把自己居住的地方当成了世界的中心，至有天朝帝国之称谓，于是，也想当然地把自己的文化看做居于世界文化的中心地位。
然而以西僧利玛窦等人在中国的登陆做为一个开端，已经永远打破了这种历史的凝固与恒定，一种全新的文化出现在古老神州，跟历史上所谓“四夷来王”给中国人带来虚荣的自满自足感完全不同，它一开始就以挑战的面目出现，这就是以基督教思想为内核的西方文化。
十七世纪初，利玛窦、艾儒略等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大陆传播天主教，同时带来了钟表和西方绘画，以及当时一些自然科学出版物。传教之初，利玛窦为了站稳脚跟，采取了迎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策略性手段（例如“易佛补儒”这种旗号），传教很顺利，中国上层社会的一大批文化精英不同程度接受了基督教的一些价值观念，当然也包括他们的上帝。一些朝廷命官受洗入教。这个时间大约有三十年。
但基督教文化相对于中国传统来说，毕竟是异质的，无论利玛窦用什么表面上的“屈从”中国政治现实的手段，都无法遮掩基督教核心价值观念的锋芒与光辉，也无法阻止它不与中国固有的价值观念发生撞击。在这个短短的历史时期，它已经激起了传统的本能反应。
明万历44年（1616年，即利玛窦去世6年以后），当年的6月至12月，南京礼部侍朗沈榷(Cui)分别三次上书“参远夷”，指控耶稣会传教士，要求将传教士驱逐出境。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迫害基督教事件就此发生了，在基督教历史上，是为“南京教难”。
这第一次冲突首先表现在政治层面上的：
沈榷的第一道疏上，开篇明了，指控传教士潜入中国，行踪可疑，图谋不轨。列举的罪状有二：一是西方传教士参预修历，违背了尚书尧舜以来的中国传统历法；二是不让教徒祭祀祖宗。要求朝廷将传教士“立限驱逐”。
“行踪可疑，图谋不轨”只是沈榷的臆想，而传教士参与修历成为罪状，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可笑的。
天文学在中国向有官方性质，官方的机构钦天监执掌着历法修订，负责记录各种天象――
日、月食、慧星等，注得一提的是，中国古天文学并非用于科学研究目的，而主要是政治目的服务的，如用来选良辰吉日，预测国家安危等。钦天监官员们大都没什么天文学知识，根本无法准确预天文现象，制定的历法也错误百出。崇祯皇帝相信日食表达天意，但钦天监未能准确预日食，而徐光启使用西洋历法却能准确预报。所以崇祯皇帝用徐光启主持修历，改用西历（后称大同历）。
在沈榷看来，西洋人参与修历成为罪状，只是因为“祖宗之成法不可擅变”。变了就是犯罪。他跟稍后的杨光先之流建议康熙“宁可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土有西洋人”是一个心态。
至于传教士不让信徒祭祖，那是因为基督教严禁偶像崇拜，这里面的确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有冲突，然而也只是价值观念的冲突而已。解决这种思想冲突，它并不是如我们今天的政府在国际交往事务中挂在嘴边的“对话”方式解决，沈榷要将之诉诸政治力量的压制解决。
沈榷的第二道疏指控南京的传教士王丰肃谋反。罪状更为离奇：“丰肃奸神，公然潜住正阳门……悬设胡像，诳诱百姓。……云有咒术，后有呼召不约而至。”“尤可恨者，城内住房既据洪武岗王地，而城外花园一所，正在孝陵卫之前。……当蟠虎踞之乡……而狡夷伏藏于此，意欲何为乎。”说基督教用邪术诱人入教是非常荒诞不经的，因为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至于人家的住所冲了帝国的风水更有莫须有之嫌。
朝廷对此疏一直没正式反应，于是沈榷私交礼部尚书方从哲，在南京逮捕了王丰肃、曾德昭等十三名教士、教徒。
沈榷的第三道疏再次指控天主教谋反。“据其所称天主，乃彼国第一罪人……矫巫称尊，欺诳视听，亦不足辩也。但使止行异教，非有阴谋，何故于洪武岗王气所钟，辄私盘据；又何故于孝陵卫寝前，擅造花园。……”神宗荒于政，沈榷勾结太监，矫诏驱夷。南北两京传教士纷纷被捕入狱。住所被拆。教堂多被毁。沈榷亲主对王丰肃的审问，重苔之下，传教士王丰肃“血肉横飞，几成残疾”。天主教一时竟招灭顶之灾。南京教难后因沈榷政治上失势而平息，但数年之后，由于魏忠贤执政，沈榷竟东山再起，沈榷勾结魏忠贤再难天主教，指控天主教谋叛，大肆逮捕教徒。
做为一个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精英（旧式），沈榷何以如此敌视这一外来宗教？实际上，除了中国传统排斥异端的心态之外，“南京教难”同时也有国内政治斗争的因素。因为当时的当国权相方从哲正与东林党人斗得难解难分，社会动荡，帝国濒危，方从哲早被清议指为帝国濒危的首恶，沈榷更被目为“阉党”主谋。“南京教难”正值方从哲在朝廷内“尽逐东林”时出现并非偶然，打击的是传教士，但由于当时敢于抨击君相腐败时政的东林党人，多为赞赏西学或改宗耶教者，所以，沈榷带头“参远夷”，实为配合方从哲“逐东林”。
今天我们回望这段历史，许多事情已经了然。卫道者奋起保卫圣教――中国传统，且以正统中国文化的代表者自居，但他们仅仅是属于代表腐朽政治传统和僵化意识形态的那一个阶层。
我们再来看一下文化层面上的这场“中西之争”――
当时又叫“正邪之辩”，如果说政治意义上表现为捕、打、压、逐，那么在思想文化意义上，那个时代留下了一部宝贝的文史资料：属于卫道士阵营的徐昌治所编纂的《圣朝破邪集》。
标题就很有意思。“圣朝”与“邪”，这是二者之间的一场决斗。《圣朝破邪集》收录当时的卫道言论，是一部对异质文化的声讨状，也是对沈榷“参远夷”行为的辩护状，但无论如何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术争论，更不是两种文化间的平等对话。因为，抛开其中粗野的谩骂和居高临下的申斥，则在开始对话、相互交流前已经给对方定性：对方是“邪”。生为中国人大约都能掂量出这个“邪”字所包含的道德贬低与严厉谴责。至于为什么“远夷”是邪，逻辑也很简单――自已是正，对方当然就是邪。这个“正”正是源自民族中心乃至文化中心的意识，按照这种意识，中的就是正的，外的就是邪的。是与非，正与邪，取与舍，一概衡之以中外。中的为什么就是正的呢？因为那是圣人传下来的，一定不会错。外的是邪的，因此，不用分辩，传教士肯定是名教的死敌。
沈榷在参远夷疏中说，“职闻帝王之御世，本儒术以定纲纪，持纲纪以明赏罚，使民致恶劝善而不为异物所迁焉。此所谓一道同风，正人心以维国本计也。”这是沈榷认定的大前提。就算这个前提成立，则他往下的推断就蛮不讲理了。他认为天主教义中天堂地狱之说悖与圣教，而释道二教的天堂地狱之说却能“劝孝弟……故有助于儒术耳。今使劝人不祭祀祖先，是教之不孝也。由前之言，是率天下无君臣，由后言之，是率天下无父子。何物丑类，造此矫诬。盖儒术之大贼而圣世所必诛。”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天堂地狱说确与儒学不同，但并非信仰这些教义的人就是“无君臣”，“无父子”，不过是人家的君臣父子观与中国不同罢了。沈榷大概觉得只有自已那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普天下唯一的“理”，除此之外，人家都是荒谬的“邪”。不知自己鄙陋，还以为儒家那套治民、愚民术具有普世价值。徐昌治也持同样的观点：天主教的原罪说与儒家学说是根本不同的，因此，天主教的说教断不可信。
卫道士们认为天主教威胁到儒家的三纲五常。不错，天主教坚持社会秩序的某些平等，把平等友谊做为基本伦理来传播，确实对儒家那套血缘伦理观念是一种挑战。但问题是，儒家的伦理观念为什么应该是万古不易的教条？为什么不能自我超越？为什么不能补充进新的价值观念？徐大受总结自己对天主教理论的驳斥时说，西夷轻视父母，西方著作无一处提及忠孝大义；而习读五书四经是知善之唯一途径，三纲五常是行善之唯一道路。
这第一次中西文化的交锋涉及多个方面，这几乎是一次中西文化全面冲突的预演，从明末清初起，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古老的中国成了两种旨趣迥异的文化冲突的战场。大的冲突前后凡五、六次。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略提冲突的概况和浅涉某一方面卫道者的只言片论，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崇奉耶教人士的反驳言论无遐提及。
总而言之，卫道者在第一场冲突中的言行暴露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所有问题：建立在无知基础上的傲慢自大心态；观念成为僵化的教条；对异质文化缺乏宽容――虽然早就标榜“海纳百川”，但实际上并没有理性的宽容；对固有观念的偏执；保守已经变成了面临一个新世界的偏安而不自知；温文尔雅伪饰下中国文化本质的狞厉与粗野；等等。这些所有的问题既是社会矛盾的产物，同时也在孕育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可惜在那个时代并没有人能看出这一点，随后的一百多年之间，我们接二连三失去走向一个新世界的许多机会，反而满身伤痕，满怀耻辱，不是自觉自愿、而是被人赶着推着方始进入一个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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