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记者 李珊珊 发自广州
“当时的有关部门并没有对这个病给予高度重视，也并没有很好地向公众讲清楚这个病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我觉得，要是为了避免公众恐慌一直都不说，等到病的死亡率大大增高时，公众再知道的话，他们会更恐慌”
日，钟南山在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办公室里回顾10年前的非典& 方迎忠 摄
日中午，广州一名疑似非典病人私自出逃，至农林路与东风路交界处被火速赶至现场的警察捉获 （图/大食）
回顾10年前的非典，钟南山是个绕不开的人。
非典后，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新建了一座30层高的病房大楼，楼顶是医疗救护直升机的停机坪，那是为了紧急抢救危重病人之用，楼里有太空舱一样的低压隔离病房——那是为了应对重大呼吸道传染疾病专设的。
钟南山办公室在29层的一个拐角，窗外是珠江，茶几上放着本《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伍连德是1910年东北鼠疫大流行时的总医官，是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非典之前，钟南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哮喘、慢阻肺等肺部疾病上，10年前的那场疫情，让他开始关注流行病学。
生于医生世家，父亲是中国现代儿科学创始人之一钟世藩，做医生显得顺理成章。在北京医学院读到三年级，去参加全运会，打破了当时400米栏的全国纪录，然后回校，再然后，就是“文革”、下乡。1966年3月，在胶东半岛的乳山县，受到当地农民一致好评的“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钟南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4个月后，从广州传来消息，他的母亲在被揪斗、批判后，跳楼自杀了。终于回广州并，为一名医生时，他已经35岁了，临床经验几乎为零。从医之初，他只有父亲的一个忠告：“不要讲空话，做诊断必须要有事实依据。”
那是在1971年。根据他的传记，“1971年，毛泽东主席得了慢性支气管炎、肺源性心脏病。周恩来总理号召全国医疗系统开展对慢支炎的群防群治运动。”那个年代的群防群治运动很多，比如，发现了青蒿素的523计划，而更多的一些，一窝蜂也就过去了。今天，回顾那个年代，他认为：“我的观点是，学术的活动不能采用运动式的，当然，特定的条件下，也可采用。”
那时候，临床上还不太得心应手的钟南山被选入了广医一附院的这个“上级任务”性质的医学研究小组。他在这里做得不错，1978年的科学大会上，他和同事关于慢性支气管炎诊疗的论文就获得了国家科委的全国科学大会成果一等奖。
三十多年后，这个群防群治运动兴起的小组变成了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的主要研究方向有：突发性重大呼吸道传染病和慢性阻塞性肺炎（COPD）。后者是与空气污染和吸烟相关的一种肺病，根据世卫组织预测，到2020年，COPD可能将成为致死率排名第三的疾病。而对于前者，10年前面那场突如其来的重大呼吸道传染病时，作为这个研究所的所长，钟南山直斥相关部门在撒谎，“（疫情）根本就没有控制，”他说，“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10年后，这位当年意气风发的医生声音低沉，语速很慢，他说，“现在老了嘛。”今年，他77岁了。
对10年前的那场疫病，这位医生更习惯称其为“SARS”，他说，最初的最初，关注这种疾病，只是因为好奇心，病因很难找。
对这种没找到病因，抗生素又无效的病，一个治疗方案是使用激素——激素治疗的目标不是病毒，而是全身炎症反应以及肺渗出和损伤过程，那是一种救急的药物，副作用很大。10年后，激素的使用变成了争议的焦点，因为很多当年被救回的非典病人正在被激素的后遗症所困扰，最严重的那些，可能面临股骨头坏死。对这个问题，钟南山没有回避，他说：“使用激素要遵从3R（ight）的原则，正确的时机、正确的病人、正确的剂量。”在《钟南山传》中，一批当时的医务人员回忆：究竟是该用抗生素还是激素治疗SARS的问题，最初的原则是医生自己选，认为用抗生素有用就用抗生素，认为激素有用就用激素，后来发现，抗生素是没用的。抗生素无效才用激素。呼研所第一个使用激素进行治疗并痊愈的吴华医生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医院十几个医务人员使用激素治疗，并没有遇到什么后移症。”在前几天接受《南方日报》的采访中，钟南山说：对那些非典后遗症患者，“成立关怀基金我是赞成的。”他说，“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不能忘记他们，要给予关怀。”
最后，问他如何看待这10年来的名声？沉吟了一会儿，他回道：“有了这个声誉，讲话要更慎重点。另外，有了这个声誉，可能办事要更方便点。”
正确的统一口径，关键是尊重事实
人物周刊：非典是您第一次涉足流行病方面吗？
钟南山：差不多吧。不过，对流行性感冒，我并不是没经历过。1957年，我在北京上大学，就发生过一次大流感，那时候我们班230个人，一百多人染上了那场流感。那是自年大流感以来最大的一次。对那次流感的死亡率，我没有看过统计数字，我身边的朋友没有死亡的，但那场流感席卷全球，规模很大。
人物周刊：对于SARS，我听到国外有些声音几乎锁定了中国是下一次大流感的发源地和主疫区。他们的一个依据是：亚洲没有经历过1918年的大流感，所以对流感病毒比较易感；另一方面是担忧中国的动物养殖环境和消费环境，尤其是吃野味的习惯，比较容易创造出厉害的新型病毒，您怎么看这些观点？
钟南山：第一个原因是不成立的。第二个原因提到了动物，那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三十几年来，人畜共患的疾病占了一半以上，AIDS就被怀疑是来自非洲的黑猩猩，目前尚无证据，但同样没有证据可以推翻这个推测。果子狸也确实可以被传染上SARS，又可以把病毒传染给人，所以，不吃果子狸是对的。到现在为止，广东人吃野味这事儿，我是不赞成的。
人物周刊：您在2003年4月的记者发布会上说：“现在病源不知道，怎么预防不清楚，怎么治疗也没有很好的方法……我们顶多是遏制，不叫控制。”这是与当时权威的声音——“病情已得到控制”，完全相异的一种信息。我这里有个问题，宣布这种消息时，如何把握让公众做好准备与避免恐慌之间的度？
钟南山：当时我这么讲，主要是针对有关部门而非针对老百姓的。有关部门的一些东西，过去比较多的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病情事实上在传播，而且当时没有药可以控制……当时的有关部门并没有对这个病给予高度重视，也并没有很好地向公众讲清楚这个病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我觉得，要是为了避免公众恐慌一直都不说，等到病的死亡率大大增高时，公众再知道的话，他们会更恐慌。
人物周刊：在这类事情时，中国一直有个“统一口径”的说法，对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钟南山：统一口径是正确的，它是个好东西，但如果统一在不正确的口径上，它就不是个好东西。从来都应该统一口径，比如传染病的口径就包括：病源、病因、如何对待、如何处理、大家各自有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这些要统一在正确的口径上。正确地统一口径，关键是尊重事实。
再来一次非典，不会大规模地传染
人物周刊：非典时，您振臂一呼，“让重病号都到呼研所来吧”。当时是不是没有应急预案？今天有了这种应急预案吗？
钟南山：当时没有，现在已经有了，比如广州的第八人民医院就是个传染病专科医院（也是发生这种大型疫情时，病人的主要收治医院）。我的看法是，对这种重型的传染病，一旦发作起来，应该有一部分医院负这个责任，这些医院中，有相应的防护、隔离设备等等。现在有些医院配备了，但不多。
人物周刊：再来一次非典的话，我们可以放心吗？
钟南山：我不认为再来的话，会像SARS一样大规模地传染。因为现在国家已经达到了高度的警惕，一旦有这种集群性的类似症状疾病的发作，很快就会去寻找原因，发现病源，为找疫苗打下基础。而且，这类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方式大都差不多，很迅速的隔离、检测，都可以切断病毒的进一步传播。
人物周刊：2011年的甲型流感，最后好像我们很幸运地发现，那只是虚惊一场。但您也曾表示过：“我最反感重症甲流患者死亡后既不检测也不报告的做法，这绝对招来更严重的后果。”能谈谈说这句话时的背景吗？
钟南山：我说这句话的背景是，我的学生全国都有，他们在各地的ICU工作，我经常向他们了解他们单位收治甲流病人的情况，有一些（医务人员认为）几乎就是典型的甲流症状，但当地的相关部门并不想把事情搞得太清楚……我知道有少数地方的卫生干部说：“我们不需要在这件事情上带头。”
社会和公众还有政府、媒体对医务人员的偏见
人物周刊：很多人认为，非典时期是医生最受尊敬的时期，但接受“面对面”栏目的采访时，您曾举过一个例子，同一张报纸的同一个版面上，一篇在描述医生是如何抢救SARS病人的，另一篇就是讲医生怎么样拿回扣。您怎么看今天的医患关系？
钟南山：医患关系还是很紧张，没有多大改善。我前天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被问到，我这10年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我当时就回答，最大的遗憾就是，社会和公众还有政府、媒体对医务人员的偏见。
人物周刊：偏见的成因？
钟南山：最主要的成因是体制。老百姓要掏很多钱去看病，而医院是要靠收入来维持。我国的医疗体制在被推向市场之后，医疗公益性减弱、政府投入减少，病人看病都要自掏腰包，这些因素把医生和患者推向了对立面。
人物周刊：《柳叶刀》原来有篇文章，说中国医改的关键是公立医院的改革。
钟南山：三甲医院。我们现在总结起来，三甲医院要做什么？一.要研究，解决疑难杂症；二.要做很好的研究，让治疗的关口前移，也就是预防；三.大量做好基层医务人员的培训工作，让大部分病人可以在基层医院解决。但这3条做得越好，医院就越没饭吃。
比如疑难病，四五个科，至少四五个专家，花很长的时间，才能看一个病人，即使病人看好了，算下来，人均产值很不划算。多发病、常见病，基层医院都看好了，就没人到三甲医院了。这样的话，医疗改革做得越好，医院的收入越差，所谓的医改深水区就在这儿。
人物周刊：如何解决这个冲突？
钟南山：最后还是要走西方的路，公立医院真正要公立。真正公立之后，他才能有心思去做（那些减少了他工作量的）研究，去做（那些把病人往基层医院推的）培训——他们不用担心自己的工资。现在我们的医生是看得多赚得多。
这个体制我不指望它很快能改变。原来是50%多病人自己掏，现在是30%多。这些怨恨就被移到了医务人员的身上。
人物周刊：如何改善？
钟南山：最根本的，该增加医疗方面公益事业的投入。现在的投入大概不管怎么算，都不超过GDP的6%。这几年的财政预算，偏偏就没有对卫生的投入比率。
人物周刊：最近的新闻报道说，有些地方在试点“先看病后付钱”的方式，您看好这个方式吗？
钟南山：现在的情况下，这样推动的话，会给医院带来一个非常大的被动。它的初衷是好的，但很多病人根本就付不起，所以今天这么干，很容易导致医院没法生存。这个方法本来是应该的，但你要看现实。我认为现在推广这个，不现实，在目前来说，不恰当。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记者 李珊珊 发自广州
至今我们尚不能说清这种病毒究竟藏在哪里，就像10年前，我们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一样
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非典型肺炎的研究室内，一位研究人员在实验室内展示一个细胞培养液，这些培养液主要用来试探非典型肺炎病毒对哪些细胞比较敏感（图/纪粤鸣）
中国SARS病例统计
2003年7月，新加坡，一名医生给疑似非典患者做检查。新加坡政府在非典期间指定了陈笃生医院为专门接纳疑似非典患者的医院 （图/Lance Lee）
中国SARS病例统计-2
冠状病毒是病毒中的一个异数，能人际传播的冠状病毒通常毒性都不怎么强。然而，年的那个冬天，一种凶猛的冠状病毒出现了。它上了飞机，徘徊在通风不畅的医院病房，通过一些隐秘而复杂的途径不懈地传播。这种新病毒的主要特征在于它的高传染力和高死亡率，前者是一个“优秀”病毒必备的能力；而后者，对一个病毒而言，把宿主迅速杀死不是好办法。也许就是因此，爆发之后，这种病毒很快又销声匿迹，至今我们尚不能说清它究竟藏在哪里，就像10年前，我们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一样。
对广州而言，2002年到2003年间的冬天是个普通的冬天，天气暖，却不突出。惟一的天气异常出现在日，香港发生了一次大雷暴，那是自1967年开始有雷暴预警系统以来，首次在12月份发出雷暴警告。
雷暴发生之前的12月15日，35岁的广东人黄杏初被送到广东省河源市人民医院内科病区，症状为：高热、咳嗽、呼吸困难。两天后，医院收治了与黄症状相似的病人郭仕程。入之前，黄曾在深圳担任厨师，郭是出租车司机。使用了各种退热方法和抗生素后，两人的病情并无起色，由当时的当班医生叶钧强陪同，两人被迅速送往广州救治，黄被送往广州陆军总医院，郭则被送往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很快，与两人接触过的8位医护人员开始发病，第一个确诊染病的正是接诊两人的医生叶钧强。
很快，广东省内接连出现这类病例，截至1月20日，仅中山一地，已发现28名此类病人。病人的特征是：头疼、高烧、畏冷、持续并严重的咳嗽，有血痰，双肺部炎症呈弥漫性渗出，阴影占据整个肺部，使用各种抗生素均不见效。1月21日，与广东省卫生厅派出的专家组一道，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起草了一份《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报告中，这种“怪病”被命名为“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
2003年的春节是2月1日，春节前，民间开始流传广东出现怪病的留言，这些留言中，“怪病”被描述为：潜伏期短，当天发病；传染性强，打个照面都能传染；病发时呼吸衰竭，无药可救。然而，随着怪病的消息传得越来越离谱，它也显得越来越不像是真的，而媒体也只是很隐晦地表示：今年春节要特别注意“流感”。
这些关于“流感”的消息起到了作用，那年春节，南中国掀起了一股抢购食醋的风潮，据说，熏醋是应对流感的好办法，有了这个办法，人们就可以放心地回家过年了。
“超级传播者”
大年二十九，因为高烧和咳嗽的症状，海鲜商人周作芬住进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传染上了这种病毒，就像没有人能预料到，这个病人会成为本次非典疫情中的“超级传播者”。
在中山二院，周作芬停留了两天，把病毒传给了三十多名医务人员。之后，他被转入中山三院，在救护车上，两名医生、两名护士和一名司机也被传染。在中山三院，周作芬传染了大约二十多名医务人员，整个医院的传染病区几乎因为他而陷入瘫痪。之后，周又被转入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那是一所专业的传染病医院。在那里，周病愈出院。不过，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2月15日，中山二院64岁的刘姓医生接到一个电话，邀请他参加侄子在香港举行的婚礼。当时他的很多同事已经病倒，他本人只是觉得略有不适，他不想放过这个婚礼。也许，他还想趁机拜访香港的几个著名学者，跟他们讨论最近碰到的这种“怪病”。
2月21日，坐了3小时大巴后，刘医生和他的夫人到达香港。当晚，他们入住位于九龙窝打老道75号的京华国际酒店，房间号911，从这个房间到电梯需要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
当晚，几件在疫情传播中非常关键的事情发生了。刘医生发病了，高烧、咳嗽、喷嚏，在9楼走廊上呕吐。第二天，刘医生离开酒店，住进附近的香港医院，3月4日医治无效死亡，但那家酒店已经成了一个疫病向全球传播的最大中转站。在那里，病原至少被传给16位酒店住客，并由这些人把疫病扩散到了全球。
扩散至全球
以九龙维景酒店为开端的第一条传播路线是经由一位87岁的加拿大老太太。她住在隔壁的904房间，与刘医生一样，也是2月21日入住。也许她与刘医生同乘过同一架电梯，也许他们在楼道碰过面，更有可能的是，在那个时间和地点，他们从未谋面，是空气把病原带给了她。
第三天，老太太坐上了飞往多伦多的班机，把这种“怪病”带到北美。一周后，老奶奶和她儿子去世，怪病开始在两人接受过治疗的医院传播。一位菲律宾护工感染了这种病。之后，这位女护工坐飞机回家度过她的复活节假期，把病毒带到了菲律宾。
两个来港购物度假的新加坡女孩住在938房。2月25日，其中一个女孩Mok开始发烧。她们没有在意，还是回到新加坡。3月1日，Mok住进医院；之后，那位同行的朋友住进另一家医院；随后，Mok的父母，与她接触过的牧师、奶奶、舅舅相继住院，然后是4位护理过她的护士；之后，新加坡的N95口罩陷入短缺，售价从2美元涨到了8美元。最终，在新加坡，有36人在这场疫病中丧生，包括Mok的父母、牧师、舅舅，Mok本人活了下来。
一位美国商人当时也在酒店，他回到越南河内，把疾病带到了那里。从这个病人身上取样的意大利籍病毒专家卡洛&乌尔巴尼染病，3月29日去世。作为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乌尔巴尼的死几乎向WHO进一步确认了这场疫情的特征——高传染性、高死亡率，在医院多发，可经由飞机扩散。
3月12日，WHO发布了关于一种不明原因的传染性肺炎的警告，描述了在越南和香港发生的非典型性肺炎。3月15日，WHO将这种疾病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与大部分根据病因命名的疾病不同，这只是一个依据症状进行的命名，因为我们对这种疾病的病原知道得实在太少了。
3月15日中午，国航班机CA112从香港飞往北京，飞行时间为3小时左右，机上载有120人，其中一人正发着高烧，咳嗽得很厉害。通过这架飞机，22位乘客和两名空姐染病，这些人又把疾病传播给了大约四十多名医护人员和看护的家属。这架波音737客机，无意间成了非典进入北京的一条重要途径。
至此，6周内，只需坐几次飞机，疫病就到达了加拿大、新加坡、越南、泰国、菲律宾……绕着半个地球几乎打了个来回，并使北京代替广州成了疫情的中心，而我们，在当时甚至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它该是病毒、细菌还是其他的什么？
病原为冠状病毒
当时，各国科学家都在实验室分析病人的组织切片、血液、痰液、排泄物……
2月18日，来自北京的一个病毒学实验室首先公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他们看到了病人尸检标本上有衣原体，于是怀疑这种怪病的罪魁祸首是衣原体。那是一种比病毒大、比细菌小的原核生物，衣原体肺病的特征是散发，死亡率低，而且，只需适当的抗生素治疗即可痊愈。很快，在中国大陆，这个研究结果被大量权威媒体报道，并被官方当作了“非典不可怕”、“已经得到控制”的“医学证明”。
不过，这个来自北京的研究并没有获得广州那些最早接触非典患者的医务工作者的赞成。一个重要的反对者就是钟南山，他认为，“从临床上来讲，第一，衣原体肺炎很少发病这么严重，第二，我们使用了足够剂量的治疗衣原体的药物，但一点效果都没有。”事实上，就在1月底，钟已经与香港大学的一个动物病毒研究小组开始了寻找非典病原的合作。
最初，因为这种疾病的症状实在太像一场严重的感冒，研究人员怀疑这是一种流感病毒——自1997年香港发现人类也会感染禽流感后，在这个城市，这种病毒一直受到严密关注。“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禽流感病毒获得了人际传播的能力，”当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港大微生物系首席科学家裴伟士几乎脱口而出。然而，在他的实验室中，检验结果发现，非典病人体内并没有禽流感病毒。
面对这场从未见过的“怪病”，一个困难在于，你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一种我们早已熟知的东西、改头换面的老朋友，还是一种全新的危险的东西。而实验室中的大部分工具，那些极高科技的分子探针，只能探测样本中有没有我们已知的片段。他们检验了非典是不是鼠疫、出血热、各种细菌性肺炎、季节性流感，以及，汉坦病毒感染，答案都是否定的——这是一种新的病原，需要使用最原始的方法进行组织培养，让病原摧毁细胞，然后把被摧毁的细胞拿到显微镜下看，像警察在作案现场一样，通过仔细观察，揪出元凶。
费了些周折，他们找到了病原乐于去破坏的细胞——一种猕猴的肾细胞。大约到了3月中旬，被感染的细胞们终于发生了病变，病变的细胞被送到电子显微镜下。在最初得到的照片中，病毒的周身包围着一些日冕一样的触手，这便是病毒的“冠”——这个病毒的模样是如此出人意料，以至于，当时鉴定它的病毒学专家需要去查一下教科书才能确定，这究竟是哪一类病毒。
病原为冠状病毒，这是个让人吃惊的结果，因为在此之前，能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通常只是一些毒性很弱的鼻病毒，它们通常只会引起一些轻度和自愈性的疾病，而在当时的香港，已有18人染病，6人死亡，死亡率30%以上。
4月8日，香港在网站上发布了SARS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的事实。4月11日，美国也宣布了同样的发现。4月12日，中国大陆宣布了同样的独立发现。根据一些资料，早在2月26日，军事医学科学院就已分离出了冠状病毒，但因为属于军事医学，常规要求保密，结论并未对外公布。
病毒从哪里来？去哪里了？
找到了病原，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病原是怎么来的？它们从哪里来？
“病毒对人类而言很新，这就意味着，它可能来自某种动物。”从深圳的一个农贸市场中，香港大学教授管轶取来了各种动物的口腔拭子、肛门拭子以及各种排泄物样本，在市场上的数十种动物中，他发现，6份果子狸样本中均检测到了与SARS病毒类似的冠状病毒。果子狸是当时林业局文件中明确规定的54种可以饲养的食肉动物之一。
5月3日，在果子狸身上发现类SARS病毒的消息发布，在广东，这种动物开始被大规模捕杀。9月，关于果子狸与SARS病毒的关系发表在《科学》杂志上，不过，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
后来，长春农业大学动物研究所对全国的果子狸进行了一次普查，发现北方的果子狸身上并未携带类SARS的冠状病毒，只有广东地区，那年冬天的果子狸身上携带着这类病毒。有专家猜测，果子狸只是在运输过程中，从其他动物身上染上这种病毒。这种长着一张花脸的狸猫，应该只是病毒的一个中间宿主，病毒的仓库应该另有其人。在发表于《科学》杂志的论文中，管轶写到：果子狸“应该是从其它动物身上得到了这种病毒。而那种我们今天并不知道的动物，才是真正的（冠状病毒的）天然仓库”。
管轶所在研究小组认为，如果果子狸不是冠状病毒的仓库，这种病毒的仓库应该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很容易与农贸市场动物接触的生物。对农贸市场的动物，第二场大型普查开始了，这次的检测对象从猕猴到豪猪，从斑鸠到家鼠，从野猪到眼镜蛇。最终，有3个样本被确认可以感染冠状病毒，都是来自一种蝙蝠。
之后，一个由中国、美国、澳大利亚科学家组成的联合研究小组以拉网的方式，对栖息中国的四百多种蝙蝠进行了排查。在4种菊头蝠中，他们发现了类似SARS病毒的冠状病毒，这些蝙蝠病毒并不能直接传染给人，基因信息分析则显示，在人类中流行的那种SARS病毒更像蝙蝠病毒中的一个变异分支。这个发现刊登在了2005年9月的《科学》杂志上，10月1日，媒体的大标题说：蝙蝠疑为SARS病毒源头 专家提醒勿对其开杀戒。
病毒从动物到人的传播，一直是人类的噩梦，而对流感病毒，因为传播途径简单，这种噩梦尤甚。对于禽流感病毒，曾有推测，在猪体内，人流感病毒与禽流感病毒发生了重组，从而产生了可以感染人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而对于SARS，它的变异与传播，至今仍是谜。2003年5月出版的《自然》杂志的回顾文章中提到，中国南部，因为一些动物管理方面的混乱，可能将是全球主要新型流感毒株的发源地。2009年，在斯坦福大学的全球病毒预测网络（GVFI）中，广州、香港被作为一个重要的流感病毒检测点。
《自然》杂志的文章还做了总结：5月初是SARS的爆发期，每天，全球几乎有两百多例新发感染，到了日，全球已无新发病例报告。
一位英国流行病学专家在事后的回顾中认为我们是幸运的，“SARS病毒的传染通常发生在症状出现之后”，而如果像年的大流感那样，病人在恢复期具有更强的传染力，SARS所带来的就会是一个更恐怖的故事了，在机场和医院，它会像死神一样传播。但也有人怀疑：有没有人是不发病的、沉默的携带者，而这些携带者是否能够传播病毒？
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而能够引发严重呼吸症状的冠状病毒也没有消失。2004年，广州又发现了4例非典病人，不过，疫情没有继续扩散，几例病人也全部治愈出院。
非典过去整整10年后，今年2月，英国出现了一种新的严重呼吸综合症，经过分析，病因也是一种冠状病毒。新型冠状病毒并非SARS病毒，其基因序列与2008年在荷兰发现的一种蝙蝠冠状病毒最为接近，病毒虽然已表现了在人群中传播的迹象，人际传播能力却不强。
对新型的冠状病毒，我们仍然不知道它们的来源、经历，一切都仍是未知，除了死亡率——截至日，已有12名病人感染该病毒，6人死亡。
（本文部分细节参考了叶依著作《钟南山传》和David Quammen著作《Spiilover》，特此致谢。）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记者 赵佳月 发自浙江瑞安 实习记者 张瑞
46年前的一场武斗，行医者洪云科在治病途中被当做“探子”杀害。46年后，当年的多名行凶者有的悄然离世，苟活者已届高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也经历了从诞生到全面修订后的几经修正，邱日仁，离乡29年的行凶者之一，一经现身，便招来历史的公诉
洪云科女儿洪作美眼睛哭坏了。她说山那边是父亲的被害地（图/赵佳月）
洪家两兄妹在父亲去世后成孤儿（图/赵佳月）
洪作胜走在去往父亲被害地的山路上（图/赵佳月）
父亲去世46年后，洪作胜从几十公里外的家里出发，沿着九曲山路，登上海拔千米的五云山。
在元宵节的细雨中，抵达山顶的上坪坑村时，洪作胜突然扒开枯乱的草丛，58岁的身躯箭步跨上山坡。
他在坡上眺望半山腰，顺着他目光的方向，一片陡峭的枯草覆盖，没有路。洪作胜不发一言，沿着长满青苔的下山石阶，几步一歇下了山。
1989年农历十二月十三，浙南大雪。洪作胜把父亲的尸骨从他眺望的半山腰挖出来。22年前的埋人坑，被一块山石填埋，洪作胜在其间发现了父亲那双攀山越岭腐烂的鞋底。5天后，爷爷洪春孝去世。
1967年，一场武斗爆发在附近的交背山，记录在案的伤亡人数达三十多。洪云科，洪作胜的父亲，出诊途中，被当作武斗组织的探子杀害，埋在后山腰那个坑里。
46年后，当年的多名行凶者有的悄然离世，苟活者已届高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也经历了从诞生到全面修订后的几度修正，邱日仁，离乡29年的行凶者之一，一经现身，便招来历史的公诉。
洪云科的被杀，发生在“文革”武斗初露锋芒的1967年。
这一年，全国各地两派对立的群众组织武装冲突狼烟四起。在上海，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武装夺权；在武汉， “百万雄师”和“钢总司”武装冲突不断；在杭州，“省联总”和“红色风暴”之间硝烟四起；在温州，两派间武斗激烈持久，在全国首屈一指。
1967年5月，温州市区的两派组织已然泾渭分明：一派是“温联总”，即温州革命造反派联合总司令部，主要由政府各直属单位基层干部组成；另一派是“工总司”，即温州工人造反派总司令部，中坚是冶金厂和造船厂工人，基本群众为“文革”前制度的反对或受害者，“造反派”。
在瑞安，和“温联总”一派的是“联站”，即瑞安县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工总司”一派的是“联总”，即瑞安县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温州地区两派的冲突以瑞安的“联总”和“联站”之战为首发。其惨烈状，被形容为“肉扎”，武斗在几周内，从藤帽铁棍升级到热兵器。
是年9月开始，“工总司”在“支左”部队支持下，向“温联总”发起攻势，“温联总”退到瑞安等县，与“瑞安联站”协同作战，当时被称为“温联匪”，“瑞联匪”。
《瑞安县志》中记载1967年的大事记均与武斗有关：
1967年5月，瑞安县公安局成立军事管制小组。
5月29日，联站组织农民进县城，与联总的部分人员发生械斗，农民退出县城时，死伤多人。
7月，瑞联站部分人员冲击驻风岙解放军炮营，夺取数门火炮及一批无引信炮弹。并向城内发射数发无引信炮弹。
同月，瑞联总在县城的总部被瑞联站的武斗队包围100多天，至10月初，支左解放军（部队先后进驻瑞安）进城后，撤围。
“联站”退守山区期间，于瑞安马屿区交背山上被“联总”围追打败，死10人，伤26人，“联站”不得不退居五云山。
这年12月12日一早，34岁的洪云科作别家中9岁的女儿洪作美，“他说山上有人受伤，还有药费要收。”那天，他穿那个年代里代表勤劳的的青色衣裤，架着他的厚眼镜出了门。洪作美再也没有等到父亲回家。早年母亲已带着年幼的弟弟改嫁，家中还有同样行医为生的爷爷洪春孝。
父亲两三日不见回，从山上上坪坑村下来卖柴的人告诉洪家，洪云科被“联站”的人杀了。洪春孝闻此讯，卧病几日未起。
洪家生计本不差，但是“文革”一起即被定性为地主，家中田地和房产很快被瓜分。爷爷洪春孝成为两兄妹惟一可依靠的人，“但是爷爷也时常被拉出去批斗，他好像听说谁杀了爸爸，却也无能为力，只能常常感叹自己没用。”
父亲被害时，洪作胜12岁。
“看着妹妹喝水充饥”，他开始跟着爷爷学起了土医术。洪作胜不识字，写起中医方子来却龙飞凤舞。他在上山行医的过程中渐渐清晰了父亲的死。
十五岁，他记住了两个杀父仇人：洪万青和邱日仁。20岁，他知道还有邻村的孔万德，此后他与这些人见面不打招呼。
在一份写有“最高指示”的稿纸上，有日记录的案件调查报告。
日，洪云科到梅屿乡五云山洞桥村一带行医，顺便收取别人欠他的药费。到陈志明家时，陈家住着“联站”武装人员，遇见欠其1.60元药费的钟刻全。
洪云科问：“阿全伯，阿全伯，你身边钞票有没有。”钟刻全回说：“身边没有，一会到我家给你。你先在这里玩一下吧。”
洪随钟动身回家取钱。洪走出陈志明家十几步，回过头问联站武装人员：“同志，你们联站那时到这里有多少人？”洪云科这一问，引来联站武装人员怀疑。
联站人员询问与洪同一大队的黄贤富：“这人你知道吗？”黄回：“这人是地主儿，作风很坏，没有参加两派组织，他父亲是医伤的。他自己是新学的。”
在场的联站武装人员听说是“地主儿”，开始怀疑是联总的探子：“把他抓起来，地主儿子到这里来问七问八的，一定是探子。”洪被送到“南线指挥部”，交给瑞安联站头目王光文。
下午三时许，联站马屿区头目林良君到“南线指挥部”领口令，王光文将洪云科交给林：“你带去了解一下看是否有用，听说是探水，地主儿，作风不好。”
林将洪带走后，在马屿区联站驻地，引来一片喊“杀”声。“跳得最高的是洪万青、邱日仁等人。”
晚饭后约六点，林良君喊来夏成道、陈朝楷商量对洪的处理。夏认为自己是干部，支使陈去了解，陈遇见孔万德，孔即称：“这人我怎么不认识呢！他姘头也在我地方。”陈说：“他参加什么组织？”孔：“没有参加哪派组织。”
两人商量着要杀洪云科。为获得更多动力和勇气，他们又喊来洪万青和邱日仁。
邱日仁接过话茬：“干掉干掉，地主儿干掉什么关系，在地方上表现很坏，作风又不好。”洪万青接着说：“地主儿干掉有什么关系。”孔万德也壮了胆：“地主儿干掉没有关系，作用也不大。”
两小时后，林良君再度出现：“现在群众意见很大，说我们头头在交背山打死那么多人，为什么探子抓来不杀。据了解解放军有一个师包围我们五云山，随时可能要撤，这个人放在这里不好，是否把他杀掉？”多方再度碰头，再度取得一致。
林说：“用什么东西干掉好呢？”陈说：“用绳子勒死好了，不要浪费子弹，不要暴露目标。”
“带到什么地方勒死好呢？”林问。
“带到西面后半山，那里静，叫起来也听不到。”夏说。
在1970年邱日仁的“摆现场”中，洪万青做好了绳套套在洪云科颈脖上，拉着绳子一头，邱日仁拉着另一头，“是我拉死洪云科后……我和万青将尸体拖到坑边，看见黄方左、孙永却在挖坑……差不多埋好时，我看见孔万德。”
行凶前，邱日仁和洪万青脱掉洪云科的衣裤，邱问洪：“你是探水（子）吗？”邱日仁说，洪并未开口。他们在洪的衣服中搜出一支圆珠笔和现金2.40元。“笔不知掉在何处，现金买香烟大家吃了。”
埋尸体时，邱日仁发现坑挖小了，又从附近村民家借来锄头，将洪云科双腿铲断，“放在坑里时放不下，我把云科脚上敲了三敲，敲得很重”。
多年后，洪作胜到上坪坑村看病，依稀听人们说起：“你父亲被害那年，我们都听到他喊救命的声音。”
洪云科被害后，洪家含冤默默过着医家生活。第四代“80后”洪万东，已经不再是“土医生”了。毕业于温州医科大学，就职于温州医院的消化科，他再也不需要像祖父辈那样跋山涉水出门行医。节假日，从温州回家探望刚出生4个月的孩子，乡邻都会上门寻医问诊。
46年间，洪万东父母依稀记得，在1985年左右收到过“政府人员送来的两张纸”。不识字的洪家二老并未细问这两张纸意味着什么。
2012年底，洪家又收到两张纸，两周后母亲将纸张交到洪万东手中，这是公安局交给检察院的对邱日仁起诉意见书。
家里没有任何洪云科的遗物，洪万东对爷爷没有一丝一毫的概念，倒是能从父亲的沉默中感受到一股不断膨胀的力量。
他向父亲了解爷爷的死因，像素日里做医学论文一样上网检索法律知识。洪家没有请律师：“我们了解过邱日仁的情况，他年纪那么大了，也判不了刑。估计钱也赔不了多少，但我父母说要恢复名誉。哪怕邱日仁到我爷爷坟前认个错也好。”
日，邱日仁杀害洪云科一案在马屿镇篁社村村委会开庭。
被认为双耳失聪的邱日仁在一个多小时的庭审中只说了两句直面的话：承认杀人是事实；认罪。此外，邱多次称自己肚子疼，喊“听不清楚”。
庭审被作为体现当地法院体恤民情、上门开庭的宣传典型，公之于众。舆论却并未买账，大家自动过滤了“上门”两字，将注意力集中在那段不算久远的历史。
这并不是洪云科被害案第一次审查。
最早是1970年左右，这几名涉案的“联站”成员纷纷被抓。上至王光文，下至邱日仁，在纸面上均因涉洪案被审查。
76岁的洪万青回忆，自己在1969年“被军队抓了3年半，林良君也被抓了。因为联站武斗输了”。形势好转，他重回生产大队当大队长。
洪万青并不愿打开尘封记忆，反复重复：“他们交给我绳子，我扔了，然后走了。”此外发生的事情，他都已“不知道了”。
在面对“是否参与杀害”和“如何杀害”的问题时，他双手按住的膝盖抖动起来。
他记得洪云科是洪春孝的儿子，记得林良君是竖起拇指的“头头”，记得“大家你喊走，我喊走，就一起拿着武器出去了”，记得“那时候打死个人跟没事一样”。
曾拉绳子另一头的邱日仁最害怕被拍照。他总是盯着手机镜头喊：“不要拍照！”人们吃力地与他交流，打听他与案件相关的情况，如同律师会见他时那样，他回答最多的是：“听不清楚。”偶尔会“选择性”听到几句。他的侄子记得，1970年代，邱日仁也曾被抓过几个月。之后回村一度重新当过干部。1980年代，他甚至入了党。
这位面临审判的81岁老人，头发和眉毛乌黑，眼神敏捷，显得惊人的年轻。
在1972年中共瑞安县委文件《关于洪云科被杀案件处理意见报告》中：林良君“拟逮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洪万青“拟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夏成道、陈朝楷、邱日仁等均“免予刑事处分”。这一意见从县委递交到地委后，并无公开材料显示有回音。
1980年代，反思“文革”之风初兴。从1986年6月至1987年7月，瑞安县开始主动复查“文革”中刑事案件的遗留问题。《瑞安县志》中记录当年共审结案件201件，改判案件167件，维持原判31件。
在这股政法风潮中，洪云科一案再一次被提起诉讼。判决结果是：林良君有期徒刑7年；洪万青有期徒刑1年6个月，因此前被抓3年半，当时即已刑满。
邱日仁在此期间被批准逮捕，因其从1984年已“抛子离乡”，家人不知其踪，法律无从追索。
日，酷暑天气，出租车司机在高速公路入口处发现一名晕倒的老人。“随身带有两个编织袋，一床被子”。
司机报了警。塘下派出所把他带走，醒来后老人说自己是篁社村的。所属的马屿派出所将其接回村里，老人认出村口那棵170年的古榕树，说自己是雷公山的。
村里来了很多人，老人与他们相互辨认。几个年老的村民斟酌几番，便与他相认。他就是离家三十多年的邱日仁。
这个亲人相认的故事很快占据了《瑞安日报》的版面。邱日仁被认为是从浙江丽水来，村民们觉得他说话夹带福建口音，偶尔会听到他说自己这些年在台湾。
邱日仁家的老房子已经坍塌，村委给了1000元钱，村民和儿女各自凑钱为他修了一间水泥瓦房。衣衫褴褛的流浪老人被同村人拾掇得精神抖擞。
篁社村村委书记陈碧桂想起：“他不在家这些年，马屿镇派出所几乎每年都会来打听他回来没有。后来我们都觉得大概是死了吧，出去这些年一点信息都没有，他们也有四五年没来问起过了。”
报章这一登，马屿镇派出所自然也发现了多年追踪的“人犯”。
在洪云科所在的梅屿乡马上村，邱日仁并没有《瑞安日报》上那般温情。
洪家人认为，邱日仁是认识洪云科的。“他从篁社到梅屿做进婿，生下一个女儿，就在我们家旁边。然后又到别的村做进婿，生下一个儿子。”
一位与洪云科同龄的杜姓老人回忆，一次洪喊他去祠堂观看当地的“鼓词”表演，他没去，洪去了。洪一去便“碰上邱日仁背着家中妻儿，又和别的女人好了”。洪当场指责了邱，两人就此结下梁子。
在邱日仁所在的篁社村，村民都笑称：“他有很多老婆的。”
传言似乎不是空穴来风。瑞安梅屿公社马上革命领导小组曾于1970年5月出具“邱日仁的历史”称：“邱日仁1961年迁入梅屿乡马上村女社员家为进婿……以手工业为业，劳动很少，在这三年无产阶级文化大劳动中，表现坏，派性非常严重，暗地搞谋害群众诡计，为着自己的姘头问题，给洪云科抓住，故此牢记在心，藉此机会，以公报私仇手法谋杀了洪云科。”
3个月后，梅屿人民公社革委会和马上大队革命领导小组联合提交“关于邱日仁的情况反映”：“1.邱一贯不愿参加集体劳动，他都是手工业为主（弹棉花、做面条），劳动态度极差；2.在我们队里经常吵架，他还经常扬言：谁跟我吵，就干掉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大队杜记浩同志跟他有恩怨，他几次想办法要杀害他，但受到别人的制止，后未成。在我们大队影响极差。我们要求政府依法处理邱。”
1970年6月，邱日仁承认在1962年5月间曾与马上大队一位叫阿奶的有夫之妇“发生四次肉体关系”，其中一次邱日仁送阿奶五毛钱，第四次曾被碰见，在村里落下话柄。
这些村里的陈年旧事，对洪万东来说是陌生的。作为家里的公民代理，要惩罚“世仇”的心并不迫切。尽管开庭当日也一度激愤：“他连一句道歉都没有，虽然法律对75岁以上的老人有所姑息，但是情节恶劣的仍可判死刑。”站在那段历史的外头，洪万东显得理性：“我们其实只需要一句道歉。”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记者 张蕾 实习记者 黄昕宇 发自北京
有句举世闻名的格言，“不幸是一所很好的大学。”这样，我大学的“必修课”、“选修课”就很多了。——庄则栋（生于日，卒于日）
日，在深圳举行的第18届“庄则栋杯”少年儿童乒乓球邀请赛上，庄则栋上场露两手
日，庄则栋（右）在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
1972年4月，庄则栋率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美期间与美国运动员科恩握手
日，国际乒联主席伊万斯（右）把圣&勃莱德杯的复制品赠给中国运动员庄则栋，奖励他在、1965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连续3次获得男子单打冠军
日，上海，为纪念中美乒乓外交35周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庄则栋与美国运动员Boggan
日，小孙女赶来看望病危的爷爷
日，北京，“祖国在我心中——庄则栋书法习作展”上，庄则栋与日本妻子佐佐木敦子
庄则栋一生与佛渊源深厚。
1954年，他14岁，赶上伟大领袖毛主席邀请西藏两位活佛达赖和班禅来京。在身为北京北海菩提佛教协会理事的父亲的安排下，庄则栋给两位活佛献花。两位活佛都伸出手来，摸了这位少年的头。
当他把这个故事讲给第二任妻子、日裔中国籍的佐佐木敦子时，后者惊奇地总结：“你小的时候中国两位最大的活佛就给你带来了好运。一个使你获得冠军，一个使你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可惜你没被中国的第三个活佛摸过顶，所以到了当官的时候就不行了。”
“如果我被第三个活佛摸过顶，我就快成神仙了，那怎么能认识你呢？”庄则栋打趣她。
夺冠军、乒乓外交、仕途陡峭，这3件人生大事，浓缩在庄则栋的40岁之前。以至于人生的后33年，充满回忆。
2002年，《鲁豫有约》节目组拍摄庄则栋时，看到他和妻子每天早晨到小佛堂双手合十，敬佛祈福——“除了佛，他最崇拜的人就是毛泽东”。
跟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庄的一生，自觉不自觉地，在领袖的注视下度过。
“小祖宗”夺冠
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1959年4月。容国团在第25届世乒赛男单比赛中称雄，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回国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在中南海接见了乒乓球队，与他们握手。此前，庄则栋只在每年“五一”、“十一”参加天安门游行时，接受过国家领导人的检阅，“非常地幸福”。而此番近距离见到领袖，“心情非常激动”。
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一定要用毛主席他老人家握过的手，去为毛主席争光！”
两年后，庄则栋就用刻苦训练和十足的冲劲儿，兑现了自己的誓言。他在26届北京世乒赛上，为男团夺冠立下大功，同时夺得男单冠军。
那次比赛，周恩来、彭真、邓小平、贺龙等都出席了开幕式。男团决赛在中日两队间展开，毛泽东没有亲临现场，但看了电视直播。当大比分打到2比2平时，庄则栋出场迎战荻村伊智朗。毛主席对着电视机高喊：“我的小祖宗，你快给我拿下来吧！”
2007年，纪念毛主席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55周年座谈会上，庄则栋说：“能被毛主席叫‘小祖宗’，太幸福了！”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在家乡举行的这届世乒赛，是庄辉煌的起点，但他的男单冠军却也成为乒乓球队日后备受诟病的“让球”的起点。那次比赛，男单四强为中国选手包揽，分别是来自上海的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和来自北京的庄则栋。半决赛前，贺龙元帅召相关人员开会，一上来就说：“这一次男单，谁来当冠军？”他的决定是，3位上海选手委屈一下，让庄则栋拿冠军，因为他代表首都，而且年轻，有日后连续夺冠的可能，而连续夺冠，对扩大中国影响力有益。本次及其后两届世乒赛，最终都是李富荣和庄则栋闯进决赛，按照领导意图，庄则栋实现三连冠，永久拥有圣&勃莱德杯的复制品。
真刀真枪地打，庄则栋不一定会输，他当时在队内和国内的比赛中，成绩也很优异。所以日后人们谈及“让球”，庄总是很不服气：“世界比赛三连冠、全国比赛三连冠、队内比赛还是三连冠，中国乒乓球那么多世界冠军，就我庄则栋一人做到了，你说我成就大不大？我在大赛里从没输过外国人，你说我贡献大不大？”“20 世纪（的世界乒坛），我不是吹的，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
庄则栋家中悬挂着一幅照片，是日，世乒赛闭幕后，在人民大会堂拍摄的。国家领导人设宴祝贺乒乓球队全体成员和大会工作人员，庄的父母也被请去，并与邓小平、彭真、贺龙、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罗瑞卿、陆定一在《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国画前合影，“给了我家无尚的荣光。”
庄视这张照片为传家宝。“文革”中几次抄家，照片犹存。“我一直没有在被‘打倒’的老干部头上去划XX。”庄则栋在与妻子佐佐木敦子合著的《邓小平批准我们结婚》（以下简称《批准结婚》）中说道。
敦子给这张传家宝配上镜框挂好。“她上班前，就来到照片的前面，双手合掌举在胸前，并向照片三鞠躬后离家上班，每次如此。”《批准结婚》中，庄记述道。
1963年，第27届世乒赛，中国队得三冠，载誉归来，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毛主席接见，也是庄则栋第三次给毛主席表演打乒乓球。他和张燮林压轴。革命的“小老虎”庄则栋是直板近台两面攻，重板扣杀，凶狠迅猛；削球手张燮林“飘飘然若彩蝶飞舞般”屡救险球。
“毛主席被这些精彩的球所吸引，不时地鼓掌，笑出了声音。”庄在回忆中写道。
这球真的打进毛主席心里了。60年代初，中苏论战中，毛泽东给论战定基调，便用乒乓球作比喻：“我要的是张燮林式，不要庄则栋式！”
这次的接见也跟前两次有大不同。毛主席在荣高棠的陪同下与庄则栋握手时，“笑眯眯地亲切地叫了我一声：‘小庄！’”
庄在回忆中记录：“毛主席的声音不大，音调细而高，飞入我的耳朵里，我的心随着咚地响了一下。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面对面地听到毛主席的声音，使我终身不忘。”旁边的队友也激动地说：“毛主席叫你的名字，你太幸福了！”
“庄爷爷”引发乒乓外交
在中国乒乓球队的发展历程中，周恩来的角色举足轻重。几乎每次大大小小的比赛，周都会以践行、接风、恳谈、视察或者观看汇报表演的方式参与其中。
1969年秋，进入“文革”后就无法正常训练的庄则栋在一次庆祝活动中见到周恩来。乒乓球队早已停止训练和比赛，容国团、傅其芳、姜永宁不甘屈辱，悬梁自尽，庄则栋也被冠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剃阴阳头、游街、批斗。这次的庆祝活动是在周的直接过问下，庄才被安排参加的。当他快步走到周总理面前、激动握手之时，眼泪涌出。他说：“敬爱的总理，我非常想念您，非常感激您。”周对他及围上来的其他体委人员说：“过几日，我要观看你们的体育表演。”至此，乒乓球队恢复了训练。
1971年春，毛泽东、周恩来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外交工作的需要，决定派乒乓球队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乒赛。出征前，针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危胁，毛批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周叮嘱球队：政治挂帅，但也要考虑国际社会的感受（诸如在机场迎来送往时，就不要每人手持红宝书，集体背诵毛主席语录了）；尤其要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
庄则栋是领袖叮嘱的最忠实也是最勇敢的执行者。当美国19岁的运动员科恩误上中国队大巴，中方人员看到他背后的USA标志后，车里彻底沉默了。有10分钟时间，庄则栋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他10岁的时候，最熟悉的歌曲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中美关系坚冰22年未破，球队早就有出国比赛见到美国队成员不握手、不打招呼、不赠送礼物的规定。“文革”期间违反，最轻也会被冠上“里通外国”。但，毛主席之前不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美国老朋友斯诺时说“我们要寄大希望于美国人民”吗？周总理不是说“友谊第一”吗？对方这个长头发的古怪的美国小伙子，只是一个球员，是普通的美国人民，不是政策的制定者，我们作为礼仪之邦，就那么晾着人家，不好。
“我们队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有什么事，技术好的去。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会派我做代表。”于是，庄则栋站起身，走到科恩面前，送上了一幅西湖织锦。大巴到站，门开，记者和大批没票入场的观众看到了次日各大媒体的头条画面，31岁的庄则栋和19岁的科恩，单纯地互相微笑着，“中美接近”。
在中国乒乓球队出征之前，据林克、徐涛、吴旭君所著《历史的真实》披露，毛邀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是向美国高层传递往来信号。但美国高层并未捕获这一微妙细节。基辛格在《白宫岁月》中记述，“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是庄和其时大多数中国人的信条，对于中国的政治风向，中国人民显然要比美国国务卿“觉悟高”。在1971年的这个春天，庄做到了出乎领袖意料的好。虽然，他当时的大胆和出于友善的单纯想法，一度引起了队里领导和队友的责怪与担心。
毛泽东在《参考资料》的边角读到庄则栋与科恩的交往，大叫“庄爷爷”，并立刻责令追回此前已经批复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乒乓外交”、“小球推动大球”的外交史诗拉开序幕。毛评价庄“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
庄在回忆录中说道：“同志们，（毛主席叫我‘庄爷爷’）这不是我庄则栋所能承受的，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孩子，毛主席是我们最尊敬的人……用后来熊向晖同志的话说：‘毛主席为什么这么说呢？小庄，这件事你做到毛主席心坎上去了。’”
庄则栋的一番单纯友善，改变了中美两国的关系和当时的世界格局；伟大领袖的一句评价，则改变了庄则栋的人生。
紧随毛主席的身边人
被招进中央读书班的时候，庄受宠若惊。他很快学习到了重要文件：毛主席致江青的信。毛主席说“我有些什么事情，我都不能跟别人说，只能跟你说”。读书班里除了他之外，都是造反派的风云人物，而他，只知围着墨绿色球台打转的木讷的乒乓球运动员，显得那么“落后”——他的第一张大字报，还是由第一任妻子鲍蕙荞写好，逼他签字的。
庄第一次见江青，感觉对方很随和，拉家常，问到鲍蕙荞身为一位钢琴家下放到干校无琴可弹，江立刻表示：我的样板戏正需要一个弹钢琴的。
鲍蕙荞调回“艺术岗位”之初，也对江青充满感激。但她渐渐发现，这位女领袖表面叱咤风云，私下里大家都对其不满。而自己的丈夫，也从讨厌“没本事瞎胡闹”到“对政治感兴趣了”。
其实庄也一度疑虑。身边有“积极”的朋友劝他：你是信主席？还是信自己？
他决定信主席，以及，主席最亲近的人。
一次陪江青打球，江问：“小庄，我打得怎么样？”喂球喂得恰到好处的庄答：越大越好。江得意地说：“总理打球只会推挡，我喜欢两面抽杀，进攻！”
自从上了江青的战车，庄则栋不得不一往无前，他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部长级领导——体委主任，进入了中央政治局。据《乒乓启示录——庄则栋在“文革”中》记载，他下放了自己的队友，批斗时任体委主任王猛，在周和邓的劝阻下仍不敢放弃江的指示。鲍蕙荞发现他烟越抽越多，而且是雪茄；出门不管多远的路，都要坐红旗小轿车；她对他的工作提出质疑，他反驳说自己是在真正干马列，是革命；当她表示出对他媚权的不屑时，他高呼：你的一切还不是我给的！
有的时候，他也会怀疑，特别是当江青跟周恩来意见发生矛盾时，他常常不知所措，害怕站错队。
“跟着刘少奇，刘少奇一完下边一下完了。跟着林彪，林彪一倒下面‘哗’就完了。……跟谁就特别重要。文化大革命干什么都是主席讲，那主席的夫人那是最稳的……所以把江青他们都作为毛主席最亲密的人来对待。”他在2002年的《鲁豫有约》节目中说。
但在巨浪的裹挟下，他不自知地众叛亲离。四五事件前，他警告家人，都不要去天安门广场。鲍蕙荞去了，热血沸腾。全家人在电视机前看周总理的遗体告别，发现小庄像惯常一样，背着手，踱着步，走过总理灵前。全家人都愤怒了。庄试图解释他们看到的并不是自己真实的内心，自己牵挂总理，泰国体协送来的燕窝他都第一时间拿给总理补身子，总理去世后他独自一人痛哭良久。但家人已经无法相信他。
粉碎“四人帮”，全国迎来了二次解放，鲍蕙荞心里的大石头去除了，却仍然无法继续她热爱的艺术事业——因为丈夫牵涉江青反革命集团，她被隔离审查。
“两案”人员的特批人生
隔离审查进行了4年，“除了一支笔供我用来写交代和检查外，还能做的就是早盼太阳、夜数星星。”在“抬头看见墙壁上挂的毛主席像”的时候，庄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文革”初期遭批斗时，一日，母亲突然拉他到里屋，哆嗦着给他看自己供奉的两尊雕像——一尊是释迦牟尼，一尊是毛主席。庄吃了一惊，但母亲却很虔诚：
“你别怕！没人知道，他俩我都供着，没人的时候我就点蜡烛叩头，因为没有烧的香卖。你别不信，灵着呢！”
隔离中的庄则栋不由得苦笑：“灵着呢，果然很灵，我又坐到了囚室中，这次一坐竟坐了4年。”
1980年，重获自由的庄则栋被分配到山西体委工作，他急切地询问陪同的国家体委工作人员，组织如何对他定性？工作人员答复还未定，但，“你自己也可以想象。”
当庄则栋走上去往山西的火车，窗外是他久违的世界。他睁大眼睛“重新认识生活”，“有些头晕目眩”。
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回首往事，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墨绿色球台旁边度过的，是在掌声、鲜花和赞扬声中度过的，一度达到了荣誉的顶峰，一度又身陷囹圄，与世隔绝……我知道我要走的是一条忏悔和赎回过失的唯一道路。”
火车到达太原，地方体委的对接人员叫了他一声“同志”。庄流了泪。
庄在山西带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同时也等来了他的人生结论：“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属人民内部矛盾。”“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简称“两案”人员）成了他洗不掉的政治标签。
1985年，他回到北京少年宫执教，并与鲍蕙荞离婚。
那时的他，定位于“我是一块炭，只能发点热而没有光，谁碰上我，会沾上黑。在这块土地上，有谁不怕沾上政治的污泥呢！”
人生低落期，他与当年在日本打世乒赛时认识的女球迷佐佐木敦子重逢。后来两人相爱并相约相守一生。他送给敦子自己在隔离审查期间储备、在山西期间写就的、凝结其毕生运动经验和做人思考的著作《闯与创》。这本书来之不易，在众多出版社拒绝之后，他写信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才得以印刷面世，他回北京后的工作才得以落实。
庄则栋为敦子装修家里的老房子，力图有日式风格。由于当时供应不足，在用电和煤气方面，庄则栋不得不求助于北京市相关部门领导。
“特事特办”、“写信给中央领导反映情况”几乎成了庄则栋解决重要问题的惟一方式。所以，当他跟佐佐木敦子的婚姻因涉外而得不到批准时，他只能再次运用“写信”的方式。
庄则栋事前咨询涉外婚姻处，知道他和敦子的情况符合法律规定，可以结婚。但单位领导却给他传达指示，由于其曾官至部长，掌握国家机密，不能与外国人结婚。禁令传来的同时，敦子的中国签证到期，未获延续，只能回到日本。
以为自己不可再次拥抱爱情的庄则栋苦闷悲伤，他“哀叹自己再一次以喜剧的形式扮演着悲剧的角色。……我要问问命运之神：‘您怎么总是选我当演员呢？’……舞台上演员的荣辱、兴亡、悲喜全是假的，而我的这些却都是真的。”
他找了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东城区政府副区长、前中国驻日大使及其夫人、万里副总理的妹妹、外交部部长、习仲勋的秘书等，未果。后经朋友建议，又把申请投给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瑞环。他在给李的信中讲述佐佐木敦子出生在中国、父亲为中国建设而病逝于此的故事，交代敦子愿意放弃日本国籍，加入中国籍，并说自己“已十几年不参政，是个时过境迁之人”，两人均符合法律规定结婚的情况，请求领导批准。同时，敦子也3次写信给邓小平陈情。
1987年，庄则栋和佐佐木敦子终得完婚。1991年，就接受日本友人邀请观看41届世乒赛及自己著作日本版首次在日发行等事宜，庄则栋上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请求批准赴日工作，并探望岳母。这一请求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家庭生活恢复正常，但庄最在意的组织和社会评价的回归却要经历更久。
新华社记者唐师曾记得，1984年，北大国际政治系拟邀请庄则栋来开讲座，庄自报演讲题目《我的七十二变》，未获北大批准。
“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火红年代，上边儿有严格规定，刚放出来的庄则栋像一只惊了枪的兔子，严禁采访。”因此，一直想一睹庄则栋真容的唐师曾来了个硬闯少年宫，冲进庄的教室，连拍3张，立刻被庄挥舞球拍赶了出来。二人肢体接触之际，唐把名片硬塞进庄手里。
当晚，唐将这张照片发了通稿，次日即被《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等多家媒体引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将图片说明以口播的形式播送。不久，自隔离审查后一直极度抗拒记者的庄则栋给唐师曾打来电话，请他到家中做客。当晚一见面，庄就急切地问这位新华社记者：“是不是党——要重新评价我了？”
“重新评价”或许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有次基辛格访华时问到乒乓外交功臣庄则栋，中方接待人员说“他出差了”。1996年，纪念乒乓外交25周年，中国乒乓球队赴美访问，一些老队员也被邀请参加庆祝活动。庄则栋依然缺席。
进入新千年，庄则栋创办了自己的乒乓球国际学校，带着妻子各地讲学会友，文化界、艺术界、体育界、商界甚至社会上各类奇人他也有所接触。2007年五一，他开博客，受到网友欢迎。
他的反思，在公开场合虽然不多，但亦有所表露。他承认自己伤了人。2002年，他对《鲁豫有约》说：“……当然我伤人不会去打人，我更不去关人，我不搞这些。因为即便是文化大革命中，我也反对搞这些。但是你不给人家工作，你把人家调离，这个本身就是伤人。”
他承认自己不懂政治，在自己的书中写道：“我搞政治是历史的误会。”在斗争狂热期，他认定这些工作都是必要的“阶级斗争”：“……举个例子，1974 年，假如你跟着‘四人帮’干，感觉还可以；但是1975 年邓小平同志一上来后，跟‘四人帮’（对着）干，我心里就不是滋味了，感觉就是有点受压；到1976 年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的日子又好过了。所以我感觉凡是跟着风跑的，就是一种阶级斗争。”
狂风过后，他发现自己“知识上的狭隘、生活上的局限和幼稚，简直是盲人骑瞎马，能不摔得头破血流吗？ ”
1999年，他在电视上看到王猛，后者谈到庄则栋，说庄尽管犯了错误，但是可以原谅的。庄则栋闻言感慨：“共产党培养的一些老同志，我认为真是了不起，对于任何事情都实事求是。”
“人啊，都有功有过，作为一个年轻人，他犯这样的错误，应该说是不好的，对党和人民对体育事业都有一个很大的（危害）……确实搞乱体育战线起到一个很坏的作用。……当然他也是一个受害者。”庄则栋的队友、乒坛名宿徐寅生评价说。
庄在跟作家叶永烈的通信中说道：“历史像一幅油画，在近的地方看不清，站远了才能看得清。”经过“文革”，他明白自己不是搞政治的材料，还是愿意回到少年宫，教孩子们打球。
这样的生活，庄则栋也满足了，他在书中写道：“如今，我和敦子一直住在北京，过着普通市民淡泊宁静而又美满幸福的生活。”
2008年，庄则栋查出患有癌症。在将近五年的治疗中，他表现顽强，友人说他的状况就像乒乓球赛，“天天都是20平”（21分制计）。2013年，农历蛇年春节这天，他终因重病不治逝世。
除乒坛相关人士、文化界好友的凭吊之外，民间左派人物司马南也发微博纪念：“……近年来我主持毛主席诞辰纪念活动，每一次他（庄则栋）都来，抱病前来。最近这次，他永远地缺席了。照片上的这句话（“他为人民谋幸福”——纪念毛主席诞辰118周年），是他怀着崇敬的心情经常写的。”
庄则栋逝世后，其家人拒绝了所有采访，甚至不接受记者以个人名义的悼念。佐佐木敦子的弟弟佐佐木隆在回答“为什么记者不能纪念庄先生”的疑问时说：“上面有规定。……你们去找去吧。去找‘规定’去吧。”
2月28日，庄则栋的遗体告别仪式将在北京佑安医院太平间里举行，“追悼会不许上八宝山，”庄的一位多年好友说，“没办法，他不是普通人，他是特殊人物。”
（参考书目：庄则栋、佐佐木敦子：《邓小平批准我们结婚》；庄则栋：《闯与创》；关鸿、黄伟康：《乒乓启示录——庄则栋在“文革”中》；钱江：《“乒乓外交”内幕》；王泰平编：《乒乓外交的回忆》。感谢受访的庄则栋先生队友、领导、友人及无法受访的庄先生家人。）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记者 张雄 发自四川青神、北京
家乡古镇的封闭和凋零让法学家梁慧星感到震撼，他卖掉北京的房产在镇上盖起一座图书馆。“我不想家乡被现代化遗忘。”他试图以此来弥补时代的巨大鸿沟。图书馆未必能让古镇现代化，却正连同古镇一起慢慢变成文物
梁慧星与夫人在家中（图/梁辰）
被遗忘的地方
“那是个被现代化遗忘的地方呵。”
当我拨通梁慧星教授的电话，想跟他聊聊汉阳图书馆时，电话里传来一声唏嘘。“你先去看，回来我们再聊。”他吝啬地收住话头，轻快地说道。听得出他很得意来了个新观众，便故意卖起关子来。
到达成都机场已是正午12点，等候我的是青神县图书馆馆长唐立新。我们决定回青神吃午饭，因为走高速只需一小时。路上聊起梁慧星，唐馆长说自己对这位青神籍的著名法学家、《物权法》核心起草人不算了解。我问他梁在青神的知名度如何，“不算最有名的青神人。但他是法学界的权威——这个我知道。”“每次陪他回来的都是省检察院办公室的主任——那应该相当于县级干部哈？”他掂量道。
对于多数青神人来说，老乡梁慧星的专业领域以及在家乡的善举都已超越了他们的理解范围：梁卖掉了北京的一处房产筹资百万元在青神县汉阳镇修起四川省第一座民办公益图书馆。日，图书馆开馆。
大半年后，青神人谈及汉阳图书馆时多语带可惜。他们认为读书是个有点过时的事。从县城去汉阳镇之前，我特意请唐馆长带我去县图书馆看看。“我们图书馆……很简陋的。”这个要求让他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答应了。
我想图书馆在全国的衰败是我们都心照不宣的共识，这大约是唐能答应的理由。周三上午9点多，我们从闹市区穿过一条狭长幽暗的通道，到达这个清净得有几分落寞的目的地。几个借阅室均空无一人，少儿阅览室里悬挂带注音的“请勿乱扔果皮纸屑”的老标语牌倒让我这个80后怀旧了一阵。我的来访丝毫没打扰到仅有的两位读者。他们都背对着我，悠然自得地在电子阅览室上网，一位老者在浏览新闻，另一位年轻人在社交网站玩“偷菜”。
唐馆长说，每年这里的购书经费只有5万元，其中一万多元还要用于订阅报刊。不过电子阅览室的条件让他引以为傲，“光纤专线，每个月都要上千元！”
为招徕读者，图书馆打出“环境优网速快配置高”标语，旁边甚至列出了电脑的硬件配置清单。这些蓝色的黑体字让我恍惚许久，仿佛穿越到一家网吧的橱窗前。
“现在我们这里看书的主要是四种人，”唐立新介绍，“机关干部；生意冷清的店主；老人。这些人大概占三成。另外七成是学生——主要是小学生。上了中学压力就大，没时间看（课外）书了。”
一位工作人员在我准备离开时刚到单位。无疑她已经迟到很久，但她手里拎着的一块新买的猪肉和她气定神闲的神情告诉我，她已经这样工作很久了。
唐立新从少儿阅览室搬了几箱2012年的过刊放进车里，这是送给汉阳图书馆的。后者至今尚还没有购书经费，新书补给靠县馆的支援。在去往汉阳的路上，读书风气大不如前自然是主客间打发时间的话题。唐立新忽然话锋一转，谈起世界图书馆业的“先进潮流”，说要让图书“走出去”。这倒让我有些意外。
“台湾、日本的图书馆现在开始在公交车上放书，读者看完坐车时放回车上就可以了。”他说，“我觉得这种做法，我们这里也可以尝试。”
“想不到做件好事都这么难”
“小而不卑，难而不惧，奋斗不息，创新不已。”
青神县政府的大院里有这样一幅标语，后来我在汉阳镇上也看到了。在四川，青神是个小县，人口仅20万。尽管离成都很近，但连我这个外地人也能听出两地口音有明显差别。也许是地理上的优势并未兑现为经济发展动力，又或者是青神所在的眉山地区文化积淀深厚，当地人能很认真地找出这里与成都的不同。
“我们这里才是真正的四川，‘蜀’原本指的是我们这里。”青神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邵永义说。青神隶属苏轼故乡眉山市，县内干道随处可见“东坡初恋地”横幅。或许是旅游淡季的缘故，车过青神最著名的景点——苏轼当年求学地古中岩时，亦鲜见游客光顾。
我在县委大院见到邵永义时，他正准备随同县委宣传部长下乡检查“村村响”工程的试点情况。邵希望我能够见证这个活动。这是国家广电总局布置给全国各地农村的任务，通过在田间地头竖起大喇叭，“加强宣传舆论阵地建设”。在互联网已然进入农村的时代，那些刺耳而混浊的高音喇叭显得尤为荒诞。在网上，各地抱怨“村村响”工程扰民的帖子屡见不鲜。
“村村响”耗去半天时间，采访邵永义只能等到晚上。“对于梁教授，我有三点不理解。”邵永义开门见山地说，“第一，为家乡做贡献，一般人的选择是修路建桥，梁教授没有；第二，图书馆是梁教授建起来的，政府接不接招是两难。不接说明你不重视文化，接了，等于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你不能关门，维持它每年都要给它配备人力、物力、财力；第三，汉阳是个小镇，一万一千多人，镇上常住人口就几千人，他们忙于生计，早已过了从书本里找知识的阶段，那么图书馆到底有多大的读者群，它能发挥多大的社会效益？”
邵是健谈的官员，某种程度上，他算得上坦诚的表态是青神地方官员，乃至青神人的典型感受：他们认为办图书馆的想法是好的，但效果未必好。既然已经办下来，那就得死马当作活马医。
图书馆筹建之初，梁慧星本想跟汉阳镇政府合作。但他碰了些钉子，“被当成开发商一样对待”。梁教授的夫人饶志君很是伤心，“想不到做件好事都这么难！”后来梁找到四川省政法系统的朋友帮忙，此事才引起县委“高度重视”。
最终，双方达成协议，汉阳图书馆以县图书馆汉阳分馆的形式成立。梁希望借用县图书馆的管理经验，政府方面也乐于借此事扩大青神在外的声名。中国人情与官场规则促成了这次合作，但这并不能打消梁慧星对地方政府的顾虑，他没有让官方主导图书馆的施工。“一百多万给镇上，我不放心。钱没了好说，搞出个豆腐渣工程，那责任就大了！”饶志君说。梁找到两位老同学，负责图书馆的设计和监工。为了保证工程质量，他们还专程跑到成都买来加粗钢筋。
“能抗八级地震。”饶志君说，“这样的房子，一百年没问题！”
回报故乡的方式
对于青神人来说，衣锦还乡者修桥铺路司空见惯，修图书馆却是头回听说。邵永义反问修图书馆而不修桥，实际上梁慧星未尝没这么想过。
1972年梁慧星带新婚妻子饶志君从昆明回老家，上午9点钟在夹江下火车，梁慧星说：“接下来就得走路了。”下午5点到达岷江边，梁慧星问：“你能看到江对面树上挂着的红橘子么？饶志君说，看到了。梁笑笑，“那就快到家了，得坐船过江。”
“将来要有了钱，我就修座桥。”梁对妻子说。1968年，从四川行政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毕业后，按照"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基层“的政策，梁慧星被分配到昆明市重工局所属农用轴承厂。在那里他与饶志君相识并结婚。十年后，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34岁的梁慧星考取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民法专业研究生。
此后梁慧星在民法领域一路精进，荣擢博导、社科院学部委员，成为民法学界一代名家，但他早期的求学乃至人生之路却算不得顺遂。因“文革”被耽误掉的十年自不必说，小升初考试梁慧星因看错考题名落孙山，只得在家务农一年，方才通过重考入读中学。
在务农百无聊赖的那年，汉阳镇上一间公办图书室陪他打发掉不少孤寂时光。
跟很多出人头地的传统读书人一样，梁慧星也想“为家乡做点什么”。1980年代，他估计在岷江上修座桥大约需“10万美金”。可等到他能拿得出这个钱时，修桥成本翻了十多倍。眼看着桥是修不起来了。
最终让梁慧星打定主意修图书馆的，却是件很偶然的事。某天他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看到研究员在滇西采风的游记。里面提到和顺镇一个著名的乡村图书馆。文章里说，那里的老农把牛放山坡上吃草，自己转身到边上的图书馆里看书。“哎呀，这个场景太有诗意了！”梁慧星感叹，“我就想，在我那个老家，也要有个图书馆！”
荣光与寂寥
在汉阳，负责接待我的是梁的中学同学杨启贵。他带我去各种地方：平羌小三峡，岷江航电工程以及汉阳老街的老景点。在这些跟图书馆看起来并无多少关联的去处里，有些是尽地主之谊的例行线路，有些则是煞费苦心的“特别安排”。后来我才知道，梁给邵永义和杨启贵都发过很长的短信，“你是带着任务来的呀。”他们说。
我觉得梁慧星和青神县官方对这篇报道的期待比我多，或者说不大一样。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希望借图书馆的报道“好好宣传一下”汉阳和青神。某种程度上，梁的心情比视宣传为政绩的官方更为热切。他生于汉阳最后的辉煌年代，然后看着它走向式微直至被人遗忘。
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汉阳是繁华的。“穷青神，富汉阳”的说法自古流传。岷江经成都一路向南，在此处突然朝西拐了个巨大的U型弯，然后继续南流，经乐山、宜宾，到达重庆。在数千年的水运时代，处在U形弯上的汉阳镇是岷江古航道上忙碌而富庶的水码头。头天从成都行舟至此，已是第二天下午，一般都要在汉阳上岸补给过夜，因为往前便是十多公里的“平羌小三峡”夜间行船非常危险。
梁慧星生于1944年。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每到下午四五点钟，汉阳的码头都停满来往的大帆船。梁的家人曾经开过酒馆，他记得家里屯着很多绍兴黄酒，便是从遥远的下游一路运过来的。
24岁时，梁慧星离开汉阳，远赴昆明开始工人生涯。此时成渝铁路已经通车，两地间延续千年的“L型”岷江水路运输被更高效的直线替代。此后成都到乐山的公路，以及成都到昆明的铁路都绕过了青神县。百年内的交通巨变让时代甩开了水码头汉阳，这里注定沦落为新地图上的死角。
汉阳的衰落史让我对青神人对“宣传”的急切多了份理解，但昔日荣光依然荫庇着后人。汉阳镇党委书记饶有兴味地提起上世纪70年代，为招待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省里的专车来青神，派人到“小三峡”寻找一种特色美味——江团鱼。最后，他一脸幸福地说：“江团钓上来了，北京吉普就在码头等。”
那已是快半个世纪前的记忆了。杨启贵说，很多年都没听说汉阳的江上抓到过野生江团。和那些消逝已久的盛景一样，即便连鱼儿都不肯眷顾此处的江水。创办于民国时期的汉阳小学校歌还在传唱：“看校外大江东，波滚滚势汹汹。”此时我们站在江边，眼前的岷江却清冷浑浊，远望像个封闭的人工湖。江上早没了百舸争流，惟独几只锈迹斑斑的采砂船钉子般扎在河床中央，刺耳的轰鸣声顺着江水钻进我们脚下的土地里。在我们旁边就立着一块被人视而不见的警示牌：“岷江保留区——该河段内应维持现状，不得破坏。”
喧嚣的汉阳水码头同岷江一同步入浑浊而沉寂的晚年。自1982年母亲去世后，梁慧星便很少回青神。2011年图书馆即将竣工，梁慧星夫妇回到汉阳镇上。“唉，萧条哟！”他说，一条街走到头都碰不到几个人，“我小时候可不是这样，到处都是坐着喝茶、下棋、摆龙门阵的人。”
梁慧星说的没错。我们在汉阳的街上遛达，就像走在放了寒假的校园里。汉阳全镇人口1.6万，街上居民仅六百余人。在汉阳惟一的一所学校里，校长告诉我们，大约二十年前起汉阳就没了高中，现在小学和初中合并在一起，全校学生共229人。“家里有点能力的都出去了，”校长说，“留在这里的都是空巢家庭、留守儿童。”
这番景象让梁慧星感到“无望”，他希望图书馆能让这个“被抛弃的地方”看到外面的世界。日是汉阳图书馆开馆日，开馆仪式在图书馆的院子里举行。传说中的梁教授终于在汉阳父老面前露面，省里的、市里的、县里的官员们与这个和颜悦色的小老头争相合影。
现在还有人看书吗？
26岁的艾继腾通过招聘考试成为图书馆的一名管理员。她说那天天气很奇怪，之前之后都是大晴天，惟独那天狂风大作，又淅沥沥下起雨来。她一次次地把地上吹翻的花篮扶起来，全然没听到台上诸路嘉宾的慷慨陈词。
开馆仪式热闹又混乱，小院子被挤得水泄不通，连街对面的楼上都站满了好奇的围观者。可仪式一结束，“大家很快就跑了”。下午有位老太太想找艾继腾办理借阅卡，但她没带押金。于是开馆当天没有人办成卡。
图书馆的首张借阅卡，在开馆第二天发给在镇上做农产品生意的张元安。“一开业我就办了卡。”“开业”的这个说法让这里听起来也像个做买卖的地方。借阅纪录显示他是个历史爱好者，大部头的《中国历史大全》他已读到第三卷。我对他的采访有点不合时宜，因为他正在打牌。“一天都看书，眼睛会看花的！也得休息嘛。”
平常来图书馆看书的人不多。截至1月18日，即开馆9个月后，图书馆共发出62张借书卡。与县图书馆不同的是，成人读者在这里占近五成。艾继腾几乎能说出每位读者的读书偏好，以及他们的借书频率。她指着名单跟我介绍，这位是电工，这位是农民，还有司机、手机商人等等。
图书馆的主体读者，仍然是学生。这个镇上没有KTV、游戏厅等任何娱乐设施，前几年曾有家网吧，后来也在“有关部门”的干预下关了张。图书馆几乎成了汉阳人有那么点休闲意味的惟一去处。但我在图书馆的两天里，只有几个学生像逛家新开业的服装店般怯生生走进来，又蜻蜓点水般迅速离开。绝大多数时间，这里安静得令人尴尬。只有窗外不时传来的惆怅鸡鸣，如打更般提示着时光流逝。
“放假时人会多一些。”艾继腾说我的运气“非常的不好”，因为学生正准备期末考试。当然她早已习惯这份清静到乏味的工作。艾继腾住在县城，每天要坐40分钟的公交来镇上上班。这份工作挣得不多但很悠闲，工作之余她可以准备公务员考试、专升本考试，每天上午还能抽出一小时来练毛笔字。
这里的工作很难给人成就感——如果非要说有的话，那就是当孩子们拿着书问她这个字读什么时，“还是有点小小的成就感的。”她说。艾继腾是县图书馆的外聘人员，她希望有个“编制”，成为“国家的人”，至少待遇上可以跟县馆里拎猪肉上班的同事平起平坐。
所有受访读者都表示图书馆一万册藏书太少。在开馆两三个月后，新书迟迟未补充，读者越来越少。一整天没一个读者的情形，“一星期能碰上一回。”艾继腾说。
我注意到最受欢迎的书是文学类作品，确切说是官场小说。文学名著则少有人光顾，艾继腾说她曾试着读了下高尔基的《母亲》，“不好看。”她说，“我比较喜欢人物传记，那些成功的、传奇的人物。”图书管理员的阅读偏好显然会影响图书馆的气质，她坦言在跟着唐馆长选书时也会多选一些传记类作品，但“一本都还没买过来呢。”
图书馆从来不会接到来自梁慧星的电话。但实际上他很关心图书馆在汉阳是否受欢迎，常打电话问他在汉阳的老同学杨启贵，每天多少人过来看书。现状显然不能让梁慧星感到满意，但他一再以安抚的口吻告诉每一个人不要着急：“能有3个人，10个人去看，就是好的。”
梁最初跟杨沟通建图书馆的想法时，杨的第一反应是：现在还有人看书吗？他建议搞个“电子阅览室”。“现在的娃娃们都很聪明啊，他们喜欢电脑上那些名堂。”
这个提议被梁否决了，他害怕电子阅览室变成免费网吧。如果他看到县图书馆的电子阅览室为招徕读者煞费苦心打出的广告语，不知该作何感想。
“奇迹”的背面
“我们是在见证一个文化奇迹。”青神县文化局长邵永义说，“我们在参与一个善举。”他还用了很多其他表述，高度评价汉阳图书馆的时代意义。但这些还是很难让我相信他是乐观的，也或许他只是委婉地表达某种悲观。“我不好说它对或不对，但是站在文化局局长的角度我要保护它，这是我的良知。”邵透露，县里已经通过决议，县财政每年会拨款10万元，作为汉阳图书馆的功能经费。
私底下，他对梁的做法表示惋惜。“如果我早点跟他认识，我就会建议他重新做‘项目’。”邵永义说，“比如说给家乡做个电视剧，全中国都看得到，影响力是不是更大一些？”
显然两人对于“善举”的期待不是一回事，但这似乎也没有影响他们的合作。县政府拨款支持图书馆，梁也不遗余力宣传青神。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曾想就此事采访梁，他提出接受采访的条件：为青神县做一个10分钟的宣传片。未果。
只是对于汉阳人来讲，很难说图书馆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这里。有赖于设计师精良的设计，这座镇上的新建筑与古镇融为一体，毫无违和之处。偶尔也会有追踪“东坡初恋处”的游人顺路来这里看古镇。交通的封闭也有好处，汉阳的街道还大体保留了几十年前的风貌。火神殿，吊脚楼，封火墙，青砖白墙木铺门，样样都在。
在这里，你还能看到不是供游人参观的铁匠铺，以及花100道手工工序做杆秤的秤作坊。当北京来客被介绍给店中人时他们略微点下头，继续忙手里的活。你甚至感受不到一个生意人职业性的客气，因为一个熟人社会里用不着讲究这些。对他们来说生活自来如此，也许终将如此。图书馆未必能改变汉阳古镇，但汉阳人正慢慢把古镇、图书馆，连同他们自己一起变成文物。
汉阳惟一的信用社门口有条大红横幅：“警惕网络洗钱陷阱，增强反洗钱意识。”这大概是这里最现代化的一句话了。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编辑部
150多年前，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同时在法、德、英、美4国出版。1992年，这部研究法国革命的经典引入中国。20年后，经由中央领导王岐山等人推荐，成为超级畅销书。《旧制度与大革命》究竟说了些什么？对当下中国推进改革有何启示？托克维尔是个什么样的人？对他的另一部经典《民主在美国》又该作何解读
一个半世纪前辞世的思想家，有没有可能在与这个时代密切相关的问题上说出让我们觉得有新意的话来？托克维尔虽然在英美世界被认为是孟德斯鸠的真正传人，在自己的祖国却早已被淡忘，直到本世纪初才进入法国哲学教师资格考试计划。
出身诺曼底旧贵族家庭的人，遭遇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就是托克维尔的命运。在他的时代，旧秩序推翻了，新秩序却建立得很糟糕，连接两个时代的是一座座生命的废墟。托克维尔之前，孟德斯鸠已经提出，商业的发展和政治代议制度的建立造成“现代的差异”。但托克维尔认为，新时代的新意远不止于此，自由主义政府的技术——权力分立制衡、政教分离、商业自由等等——并不足以应对人类此前闻所未闻的问题。这个世界“需要一门新政治科学”。
托克维尔至少具有两重身份：他同时是自由主义政治家和社会学家。社会学家对推动社会的因素可能有不同理解，比如孔德认为是工业，马克思认为是资本主义，但一般而言，他们倾向于突出社会状况而否定政治的重要性。和他们一样，作为社会学家的托克维尔也把社会状况放在首要位置。但他怎么界定现代“社会”呢？
他把它界定为民主社会——以政治术语界定社会状况，民主被理解为社会的本质属性。有人因此称他为“最政治化的社会学家”。什么是民主的“社会状况”？身份平等。托克维尔把身份平等视为对社会发展具有全面影响的“源发性事实”。但他从未对民主给出过一个明确的界定，而是以令人惊叹的广博和精微向我们展示民主如何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他看来，持续变化的欧洲历史，有一个不曾变化的趋势，那就是身份的平等化。人们一直在从相对少的平等走向更多的平等。问题在于这场运动的终点在哪里。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旧制度，身份平等在原则上得到确立，但它并没有就此止步。即使一开始就建立在身份平等基础上的美国，人们也能看到不断走向更多平等的运动。与其说平等是事实，不如说它仍然在“成为事实”。如果真正的平等最终能实现，它将会是什么模样？
这是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和《民主在美国》念念不忘的问题。托克维尔推想当民主原则主宰这些社会时将表现出来的特点，但他并不认为民主只有美国这一种形式。在他看来，同样的民主社会基础上可以建立两种对立的政体：一种是通常意义的民主政体，另一种则是民主面目的全新“专制”政体。《旧制度与大革命》意欲回答在法国向民主演化的过程中，为什么要经历那么多苦难。《民主在美国》要解释的则是“为什么美国的民主社会是自由的民主社会”，关于民主的未来什么是应当担忧的，什么又是可以希望的。
许多人都认为，出身贵族的托克维尔，在理智上接受了民主，情感上对贵族制的“乡愁”毕竟挥之不去。或许更有说服力的是，无论在理智还是情感上，以下两个视角的张力一直都在争夺着他的灵魂。
一个视角名叫“正义”。从这个视角望出去，人的本性是相似的，人与人之间应享有平等的自由这一现代观念也是公正的，建立在特权上的古老的贵族制应当消亡。另一个视角名叫“独立”。它主要不是与人际关系，而是与个人灵魂的品质有关。贵族制曾经以这种独立激发出伟大的作为，但它在现代民主中遭遇到特别的危险。现代民主立足于一个“原则”——它只承认一种要求是合理的，来自全体公民中的大多数的要求。
人们已经习惯于把民主视为一种自然、合理的政体，而托克维尔是最早说出这个想法的人之一，他甚至告诉我们，在现代民主诞生之前，西方的一切历史都通向这个似乎是天然的民主。欧洲以外的民族也注定要加入到这一序列。但他并没有忘记提醒我们，民主时代的人深信对他自身的行动拥有主权，但这个信条对人的行为的内容和目的保持沉默。争取自由和平等可以成为目标，但你能用它们实现什么，则是另一个问题。权利并不会自动实现人存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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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只有挣脱了本阶级的局限，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统治者，最后留下的无论是精神作品，还是政治作品，才能经得起百年考验”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革命群众在一起
人物周刊：早在此轮托克维尔热之前将近一年，您就在北京某读书会上发表了重读托克维尔的长篇讲演，当时为什么要选这本书？
朱学勤：说来话长。当时重提托克维尔，是因为2012年属多事之秋。年初做的讲演，稿子整理出来后，只在朋友范围内传阅。到了年底，《南方周末》编辑突然打电话来，说王岐山在中纪委会议上公开推荐此书，你的讲演词可以发表了。于是再经整理，还有经过可以理解的编辑部技术性柔化，这才得以在这家报纸上分两期发表。有些朋友说，这一回你可赶上“时髦”了。其实将时间排列一下即可知，谁赶谁的“时髦”啊？说句不客气的话，也是你们年轻人的“潮语”：我是过时人物一年未动，甚至20年未动，是“时髦”在后面赶上我了。
为什么说20年原地未动？早在1989年5月，我在上海《书林》发表“为什么要对比研究法国大革命与中国的文化革命”一文，想以此提醒，要从托克维尔这样的法国自由派贵族学一点历史智慧。
二十多年后，因王岐山推荐托克维尔其人其书，《南方周末》才有机会发表我此前的讲演录，并配上我新写的短评，再次引用那句呵断王党狂欢的名言：“你们什么都没有学会，什么都没有忘记！” 转一圈，鬼打墙一般，24年过去了，又回到原点，有什么可以沾沾自喜的呢？就是托克维尔于九泉，看到中国今天又想起他的这本老书，也不会高兴吧？
人物周刊：为什么您对托克维尔这个人如此推崇？
朱学勤：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史著汗牛充栋，但就作者个人而言，我最心仪的还是托克维尔，这是因为：
一，托克维尔几乎是当代人写当代史。他在序言中写得很明白，他认为史家动笔的最好时候是上距那一年代不能太近，太近则各种激情尚未沉淀，也不能太远，太远则丧失最为宝贵的现场感。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最好是孙子辈来写爷爷辈，上距50年左右。而在我们这一代，相似的情况是写“文革”，这是我们这一代不能向历史交白卷的人生使命，到目前为止，不能说没有人在写，而且最近出的一些口述史正在逼近突破点。但我可以说，还没有一本能达到托克维尔写法国革命的水准，150年后还能为后人想起。写不好“文革”就写不好改革，要么是情绪化攻击，要么是谀辞满目不忍卒读，改革至今无信史，原因多多，但与没有文革史研究作基础，是重要原因之一。
二，他的自由派贵族视野不仅超越王党，超越雅各宾派，更重要的是超越了本阶级局限。
什么叫自由派贵族？根本特点是独立，独立就是孤立。就像他外曾祖父讲的，“我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家族的因素影响了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既不是简单地站在旧制度的立场上谴责革命，也没有无条件站在革命的立场上谴责旧制度。他是站在两者之外，想挖掘大革命背后的历史理性，总结法国革命走向悲剧结局的深层次原因。法国革命至今已两百余年，研究它的历史学家非常多，但像他那样几乎是当代人写当代史，达到这么深认识的不多见。跟他同时代的基佐，恩格斯讲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马克思的发明，而是来自基佐。基佐写过厚厚的四大卷《法国文明史》，但我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