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纵横」林毅夫：中国经济到底会不会“左右为难”？
林毅夫：中国经济到底会不会“左右为难”？
&&&财经纵横&&&
中国经济到底会不会“左右为难”？
今年“两会”上，大家关注的焦点很多，但我接收到的提问最多的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这个目标和态势，影响着中国能否在2020年的时候，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中国经济增长不仅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世界也非常重要，因为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疑问
世界经济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以后，到现在发达国家实际上还没有完全复苏，欧盟的增长率在1%左右，日本去年负增长的，经济状况不好，所以采取了负利率的政策。美国状况似乎好一点，但也没有达到去年年初所认为的可以达到3%的增长目标。美国现在一方面在讨论是否要加息，同时也在研究是不是也要采取负利率，所以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状况不好。
在2008年危机之后，最初发展中国家增长复苏态势比发达国家好。但这一两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也普遍不好，所以大家特别关心中国这个引擎，是不是能够继续保持相对比较高的增长，对世界的增长做贡献。
要是中国这个引擎也停下来，影响的不仅是中国，会是整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股票的波动影响全世界股票市场波动；中国的汇率正常的一个调整，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错误解读，作出了一些过激的反应。
现在我国“十三五”规划定的目标是在2016年到2020年，平均每年的增长在6.5%以上，政府工作报告对2016年的增长目标是6.5%到7%之间。这样一个增长目标相对于改革开放后从1979年到2015年平均增长每年9.7%，已经下调了将近30%。
但对于这样一个增长目标能不能达到？很多人心里还是有一个问号，这是因为我国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经济增长的速度节节下滑，到去年增长率6.9%。这是从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率，而且，从2010年到2015年前后六年，经济持续六年的下滑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并且从今年1月份、2月份来看经济继续下滑的压力还很大。
在这种状况下，大家对中国的经济能不能真的实现“十三五”规划以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所定的目标？难免会有一些疑问存在。
在国内外有很多人对上述目标没有信心是因为从2010年以后的经济增长下滑，国外跟国内学界普遍认为是由于中国内部的体制、机制、增长模式不可持续造成的。体制，即国有企业占的比重高，国有企业的效率低。机制，是在很多资源配置上市场还没有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增长模式的问题是指，中国过去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消费的比重太低，这种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于是，谈到机制、机制、结构的问题，不少观点认为不改革，经济下滑就不可能扭转而最终崩溃；即使下定决心改革，取得成效的时间可能会非常长，而且在改的过程中会非常的痛苦，于是，可能在未见成效前就引爆了改革开放以来积累额各种经济社会矛盾。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国外很多声音唱衰中国，认为中国不改的话不可持续，要改的话，可能会把原来的矛盾激化。
最大的影响究竟是什么
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到底中国经济增长从2010年以来的持续下滑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就是由于我们体制、机制、结构性的内部原因造成的？
当然我们作为一个转型中、发展中国家，各种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肯定是有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有定力，下定决心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规划来改革。但是，我认为实际上从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的问题。这个其实不难证明，因为在同一段时间里面，跟中国处于同一个发展阶段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也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们大。
比如说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等经济体从2010年以来也都出现了增长速度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远远超过中国。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基本上没有国有企业，也没有投资比重太高、消费不足的问题。同一段时间，他们增长的态势跟我国完全一样，而且降速更严重，必然是由于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引起的。
最能证明这一观点的是其他高收入高表现出口比重高的经济体，尤其是像东亚的新加坡、我国的台湾、韩国等的表现。照理说我国体制、机制、结构、增长模式的问题他们都没有，但它们的经济增长也在2010年以后持续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也都远比我国大。这些经济体在同一时间有相同的表现，因此下滑必然有过外部性的因素和周期性的因素。
要看一个经济体在每年的经济增长，基本上由三部分组成，出口、投资和消费，这是一个等式，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首先是出口。发达国家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以后还没有完全复苏，失业率高、家庭收入增长慢，而且危机的发生是因为家庭过度消费导致负债太多，家庭去杠杆，减少负债减后造成消费进一步受到抑制。所以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减少，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
第二是投资，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每个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启动投资，这些项目经过五六年都建好了，但国际经济还没有复苏，还在下行的轨道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新的项目投入，投资增长就必然会慢下来，每个国家每个经济体都是如此。
第三是消费。我国的消费状况还比较好，因为就业状况较好，家庭收入增长比较快，去年经济增长6.9%，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7.4%，所以我们的消费增长维持在8%左右，使得我国经济增长好于其他经济体。
综上所述，我国不能说没有结构性的问题，也不能说没有体制机制问题的存在，但从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更重要的是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影响。
判断这个问题的原因，不仅对解释过去的现象很重要，面对未来也很重要。
发达国家从2008年危机之后，为什么经济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不复苏？因为发达国家危机爆发有结构性原因。
照理说恢复正常增长，必须把那些结构性的问题解决掉，但实际上美国、欧洲包括日本，必要的结构性改革都还没有推行。这些结构性改革在发达国家，是要降低工资、福利，金融机构去杠杆，政府减少赤字。
如果真的这样做了，这些国家的竞争力会增加，经济系统会稳定，从长期来看是好的，但是在政治上很难推行。原因在于目前发达国家失业率很高，虽然结构性改革对长期有利，但短期会降低消费和投资，经济增长会进一步下滑，失业率会进一步上升。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日本25年了，没有解决，推行了安培经济学也没有解决，对于现在的发达国家，包括欧洲、美国，我个人认为可能未来五年、十年都很难解决。我们国内叫“新常态”，国际上对发达国家有一个词叫“新萎靡”（New Malaise）和“新庸碌”(New Mediocre)。
扩大需求和结构性改革不矛盾
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在“十三五”期间要达到提出的6.5%以上的增长目标，对外的出口的增长是不可靠的，要实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三五”规划里面所提出的增长目标，需要更多的靠内需的增长。有无在适度扩大内需求的情况下来进行结构性改革？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不少机会，因为内需里分两块，投资和消费。如果我们真的把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想清楚，实际上是可以在维持总需求适当增长的时候，同时来进行结构性改革。
在这一点，我想先澄清一个观点，过去有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是因为我国的投资比重太高、消费比重太低，必须改投资拉动的增长为消费拉动的增长。在这一点上，从两个方面来看，我认为并不完全正确。
（作者：长安街读书会成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林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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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财经纵横」林毅夫：2017年中国经济发展动力在哪？「财经纵横」林毅夫：2017年中国经济发展动力在哪？长安街读书会百家号林毅夫：2017年中国经济发展动力在哪？作者：林毅夫世界经济寻底路中中国扮演怎样的角色？中国还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稳定跟增长的动力来源供给侧改革如何推进？我们现在的产业大部分在中低端可以向中高端去升级再谈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的关系不是说我认为政府这只手可以取代市场一切由政府来做不过我是说不要迷信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也不要认为政府做的事都不对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提出人和倡导者，林毅夫一直致力于探索一条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而在世界银行的工作经历让他有更多机会走进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在实践中为他们寻找到一条脱贫、追赶和转型之路。在达沃斯，林毅夫接受了《首席评论》意见领袖的专访。面对依旧低迷的世界经济和不断抬头的反全球化浪潮，林毅夫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前景依旧乐观，在世界经济中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探索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之路如果说2016年整个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是充满了黑天鹅的事件，2017年注定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那么说到整个2017年全球的经济会面临一个怎么样的形势呢？林毅夫：我想从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后，我们可以看呢，不管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年初的预测都是说今年经济可能会向好，比去年可能发展好一点，但是实际到年终的时候又有各种问题，导致实际的经济增长比原来的预期还慢，我们希望的增长预期实现，不过还有很多挑战，还有很多不确定性。看到2017年比如欧洲多国都会大选，那么特朗普在上台之后他的经济外交政策会如何实施这些可能都是不确定性因素之一。中国在整个全球经济当中的贡献率是达到了30%，而未来五年中国会进口5万亿美元的商品，吸引FDI6千亿美元，输出7千亿的ODI，出国旅游的人次达到7亿，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发展到这样的一个阶段，在全球经济中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呢？我想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力量跟拉动的力量，因为确实过去我们每年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的贡献率超过30%，我们在世界贸易，在增长速度下滑的状况之下，中国的贸易增长速度当然有所下滑，可是我们在世界贸易当中的份额是在增加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做出重要贡献的。我想未来五年，这个格局是不会改变的，中国还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稳定跟增长的动力来源。一方面讨论的是开放、包容、协同发展，而另一方面看到，比如说现在一些反全球化或者是贸易保护这样的抬头的势力，那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来平衡和协同呢？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包括英国，包括欧洲，确实他们国内都有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令老百姓不满意的事情，但是他们把内部的问题产生的原因简单地推为全球化或者中国，但是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其实全球化还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得方向，中国的发展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好处，也给世界带来了好处，所以我想中国有一句话，对症下药，药到才能病除我们看到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了，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将对沿线国家做出500亿规模的投资，那同时现在特朗普也是特别在意美国的基础设施，所以在这二者之间有什么样必然联系吗？我觉得可以找到一些利益共同点，因为固然在贸易问题，在全球化问题上面，特朗普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特朗普他也了解到美国经济要复苏，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建设，同样不仅有利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其实也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出口、就业的增加，这是互利双赢的。我们一带一路是以基础设施为互联互通作为切入点的，这个想法实际上是跟特朗普总统有共同点的，所以我想中美之间也可以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抓手，来推动中美两国的合作，就像过去在奥巴马时代，以全球气候变暖作为一个抓手，来加强中美两国之间在世界的议程设定上面的推动力量。那么看到在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中，有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还有欠发达地区，那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倡议之下，各国之间的这样的地缘政治、经贸格局，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我想应该总的来讲，不管是在发展中国家，或是在低收入国家，或是发达国家，建立基础设施，首先建设的国家本身是会得到就业的增加，还有增长瓶颈的消除，但是对其他国家不管是高收入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好处。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它在建设的时候，它要增加进口，它建设好了以后，经济发展比较快，它的市场会比较大，那么这个是对大家都是互利共赢的。林毅夫如何看待2017年中国经济？我们看到我们国内的实际情况，比如说2016年前三个季度的GDP增速都是6.7%，当然我们是靠房基建和整个房地产来维持到这样一个水平，非常不容易。而看到整个中央的工作目标，“三去一降一补”，目前靠行政的力量，去掉了产能，那去库存也是靠房地产的拉升。而去杠杆这一块，在金融强监管的环境之下，似乎依旧不尽如人意，所以如何看待国内的整个实体经济宏观经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林毅夫：我想下行压力这是中国面对的一个挑战，当然了其他国家同样也面临这个下行压力的挑战，那对我们国家来讲，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非常重要，怎么来解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跟我们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呢，我个人的看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领域，去产能，你刚刚提到了，去杠杆，去年做了一些事，但是还有相当大的挑战，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我个人觉得可以从补短板的方式作为抓手来推进。因为补短板上面，不管是说我们现在的产业大部分在中低端，可以向中高端去升级，我们的基础设施过去做的比较多的是城市跟城市之间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机场，但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是相当不足，不管是地下铁路，地下管网，还有环保等等。这些需要建设，有的建设以后就会帮我们现在产能过剩部门增加需求，那它过剩产能不久少了，这是属于去产能的一种措施。而且你投资增加了，需求增加了，这些价格就会上涨，那么现在杠杆率最高的就是产能过剩部门比较严重的那些企业，如果它盈利状况改善了以后，它就会还钱了，杠杆也会下降。所以我觉得能够把适度扩大总需求跟供给侧结构改革结合在一起，以补短板作为抓手的话，那么我相信在2017年维持一定的增长，还是有相当大的可能。那看到这些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政策呢，比如说谈到货币政策，已经定调了，就是“稳健中性”，那么在财政政策方面我们还有哪些空间可以做呢？积极财政政策这也是我们现在明确的目标，而且中国在用积极财政政策上面空间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现在中央跟地方两级财政积累的财政赤字，占我们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60%，在全世界是属于最低水平的，而且我们财政赤字跟其他国家的财政赤字还不一样，因为其他国家的财政赤字一般来说是支持消费、社保等等，这个是纯负债，我们的财政赤字大部分用来搞建设，是有资产的，所以你要算净的财政赤字的话，那就比我们账面上讲的占GDP不到60%还要低。所以我想我们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有相当大的空间，那么只要积极财政政策跟一些我前面讲的补短板的措施，不管是基础设施、环保，这样的投入，这种状况之下的话，需求维持一定的水平，民间的投资也会相应的增加，可以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撬动民间的投资。产业政策之争引“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大讨论您和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做了一个这样的对比，当时是以人均GDP作为一个考量的基础，您看好中国未来转型和增长的前景。那前不久您也是和张维迎教授进行了一次产业政策的大讨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所以您现在是否依旧坚持您这样的观点，就是说在有效市场的前提之下，政府这样的的力量一定意义上要靠拉动，它和市场之间的力量需要形成一种怎样的协同呢？这两者之间就要看不同领域，有些领域当然是市场是主要的，有些领域政府是主要的。你比如说基础设施，在80年代以后各种观点认为基础设施也是投资活动，既然是投资活动，市场就会解决了，所以当时包括一些学术界是这么认为，包括一些国际发展机构，世界银行等等，也推崇这种看法。但是从80年代以后就发现发展中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只有一种基础设施，企业有积极性，就是移动通信，其他基础设施企业基本不感兴趣，那么导致从80年代以后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就非常的滞后，导致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普遍老旧，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普遍是瓶颈。所以我想这个不是意识形态，有些活动确实企业是有积极性的。比如说移动通信为什么有积极性呢？首先移动通信必然有一定的垄断地位，有垄断利润。第二个移动通信收费容易，又有垄断利润，当然大家都会抢着要去垄断利润。所以投资的积极性很高。但是其他基础设施，它的建设一次性的投入会很大，而且回收的周期非常长，它回收会有多高，决定经济增长的状况，但是一般企业并不能影响经济增长的状况，这样一般企业对投资基础设施就不感兴趣，不感兴趣，没人投，经济在发展，人口在增加，就变成瓶颈了，或者以前在政府的建设之下，现在政府不投了，民间也不投了，就变成老旧了。所以我看这个问题还不能简单说市场好还是政府好，还是应该实事求是，根据问题的特性问题的特质，如果企业有积极性去做，那当然政府就不见得要去做，无非就是，有的应该比较好的立法的环境，有的应该比较好的这种监管的政策，那是政府该做的。其实企业要去做的时候，政府也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如果什么事都不做，为什么现在西方国家，在金融自由化的状况之下，出现了1%的收入高于其他99%的人，那是市场的，那是因为缺乏监管。现在习主席在他的报告中也分析了，西方国家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其实不是全球化造成的，其实是在金融自由化，还有科技的发展过程当中，并没有合理的政府管制。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并不是说我认为政府这只手可以取代市场，一切由市场政府来做，不过我是说不要迷信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也不要认为政府做的事都不对，只要政府做就批评政府。中国的整体制造业也在面临中国制造2025这样的智能化升级，这已经成为了国家级的战略，而转型的过程当中，必须借助科技的力量，必须推动产融的结合，可是在中国似乎产学研这样的产融结合这样的大环境，似乎也存在着明显的断层这样的现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如何看待政府和市场化这样的力量的结合？你比如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技术的研发，企业是有积极性的，但是技术研发之前的基础科研，企业是没积极性的，但是你没有基础科研的话，技术的研发是无源之水，这里面打个比喻来讲，技术的研发有点像是落在海面上的冰山的尖，基础科研是在海面下面的那一大块的冰块。但是如果没有海面下面大冰块，根本就不会有浮出水面的冰山。所以我觉得还是我前面讲的，这是一个推动社会进步，推动社会发展的驱动力，确实在企业有积极性的科技研发，为什么它有积极性呢？因为成功了有专利，成功了一本万利，固然风险也大，但是有一本万利的可能性，所以它有积极性。但是基础科研出来是一篇论文是一个公共产品就没有积极性去做。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探讨，在我们这个发展阶段，哪些科技的研发能够推动我们经济发展，在这个方面，在推动全球发展的这些基础科研所需要的是哪方面的科研，应该给予一定的投入。所以这一定是市场导向的吧？那是因为它要支持技术，所以当然是市场导向，当然是要针对什么样的技术，然后来决定做哪方面的科研。实际上美国也是这么做，最近2011年的时候出了一本书《企业家型政府》，他们过去认为美国政府什么事都不管是不对的，他讲说美国的政府其实是像企业家的政府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现在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这些产品，这些技术，它早期的科研都是政府支持的，这里面有名的，像谷歌，像苹果，它早期的它所使用的技术，所使用的这些新的产品的早期的这种基础的科研，实际上都是在美国政府支持下的，也就是由美国政府支持的那些早期基础科研，才有今天的像史蒂夫乔布斯。（林毅夫：长安街读书会成员、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副主任）注：授权发布，转载须统一注明来自长安街读书会公众平台：changanjie-read。本期责编：李舒泓长安街读书会相聚长安街，走读长安街。长安街读书会是在中央老同志的鼓励支持下发起成立，旨在继承总理遗志，践行全民阅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学习、养才、报国。现有近千位成员主要来自长安街附近中直机关及各部委中青年干部、中共中央党校学员、国家行政学院学员、全国青联委员、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等喜文好书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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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两会”上，大家关注的焦点很多，但我接收到的提问最多的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这个目标和态势，影响着中国能否在2020年的时候，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中国经济增长不仅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世界也非常重要，因为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疑问
　　世界经济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以后，到现在发达国家实际上还没有完全复苏，欧盟的增长率在1%左右，日本去年负增长的，经济状况不好，所以采取了负利率的政策。美国状况似乎好一点，但也没有达到去年年初所认为的可以达到3%的增长目标。美国现在一方面在讨论是否要加息，同时也在研究是不是也要采取负利率，所以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状况不好。
　　在2008年危机之后，最初发展中国家增长复苏态势比发达国家好。但这一两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也普遍不好，所以大家特别关心中国这个引擎，是不是能够继续保持相对比较高的增长，对世界的增长做贡献。
　　要是中国这个引擎也停下来，影响的不仅是中国，会是整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股票的波动影响全世界股票市场波动；中国的汇率正常的一个调整，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错误解读，作出了一些过激的反应。
　　现在我国“十三五”规划定的目标是在2016年到2020年，平均每年的增长在6.5%以上，政府工作报告对2016年的增长目标是6.5%到7%之间。这样一个增长目标相对于改革开放后从1979年到2015年平均增长每年9.7%，已经下调了将近30%。
　　但对于这样一个增长目标能不能达到？很多人心里还是有一个问号，这是因为我国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经济增长的速度节节下滑，到去年增长率6.9%。这是从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率，而且，从2010年到2015年前后六年，经济持续六年的下滑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并且从今年1月份、2月份来看经济继续下滑的压力还很大。
　　在这种状况下，大家对中国的经济能不能真的实现“十三五”规划以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所定的目标？难免会有一些疑问存在。
　　在国内外有很多人对上述目标没有信心是因为从2010年以后的经济增长下滑，国外跟国内学界普遍认为是由于中国内部的体制、机制、增长模式不可持续造成的。体制，即国有企业占的比重高，国有企业的效率低。机制，是在很多资源配置上市场还没有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增长模式的问题是指，中国过去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消费的比重太低，这种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于是，谈到机制、机制、结构的问题，不少观点认为不改革，经济下滑就不可能扭转而最终崩溃；即使下定决心改革，取得成效的时间可能会非常长，而且在改的过程中会非常的痛苦，于是，可能在未见成效前就引爆了改革开放以来积累额各种经济社会矛盾。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国外很多声音唱衰中国，认为中国不改的话不可持续，要改的话，可能会把原来的矛盾激化。
　　最大的影响究竟是什么
　　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到底中国经济增长从2010年以来的持续下滑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就是由于我们体制、机制、结构性的内部原因造成的？
　　当然我们作为一个转型中、发展中国家，各种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肯定是有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有定力，下定决心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规划来改革。但是，我认为实际上从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的问题。这个其实不难证明，因为在同一段时间里面，跟中国处于同一个发展阶段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也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们大。
　　比如说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等经济体从2010年以来也都出现了增长速度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远远超过中国。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基本上没有国有企业，也没有投资比重太高、消费不足的问题。同一段时间，他们增长的态势跟我国完全一样，而且降速更严重，必然是由于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引起的。
　　最能证明这一观点的是其他高收入高表现出口比重高的经济体，尤其是像东亚的新加坡、我国的台湾、韩国等的表现。照理说我国体制、机制、结构、增长模式的问题他们都没有，但它们的经济增长也在2010年以后持续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也都远比我国大。这些经济体在同一时间有相同的表现，因此下滑必然有过外部性的因素和周期性的因素。
　　要看一个经济体在每年的经济增长，基本上由三部分组成，出口、投资和消费，这是一个等式，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首先是出口。发达国家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以后还没有完全复苏，失业率高、家庭收入增长慢，而且危机的发生是因为家庭过度消费导致负债太多，家庭去杠杆，减少负债减后造成消费进一步受到抑制。所以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减少，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
　　第二是投资，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每个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启动投资，这些项目经过五六年都建好了，但国际经济还没有复苏，还在下行的轨道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新的项目投入，投资增长就必然会慢下来，每个国家每个经济体都是如此。
　　第三是消费。我国的消费状况还比较好，因为就业状况较好，家庭收入增长比较快，去年经济增长6.9%，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7.4%，所以我们的消费增长维持在8%左右，使得我国经济增长好于其他经济体。
　　综上所述，我国不能说没有结构性的问题，也不能说没有体制机制问题的存在，但从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更重要的是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影响。
　　判断这个问题的原因，不仅对解释过去的现象很重要，面对未来也很重要。
　　发达国家从2008年危机之后，为什么经济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不复苏？因为发达国家危机爆发有结构性原因。
　　照理说恢复正常增长，必须把那些结构性的问题解决掉，但实际上美国、欧洲包括日本，必要的结构性改革都还没有推行。这些结构性改革在发达国家，是要降低工资、福利，金融机构去杠杆，政府减少赤字。
　　如果真的这样做了，这些国家的竞争力会增加，经济系统会稳定，从长期来看是好的，但是在政治上很难推行。原因在于目前发达国家失业率很高，虽然结构性改革对长期有利，但短期会降低消费和投资，经济增长会进一步下滑，失业率会进一步上升。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日本25年了，没有解决，推行了安培经济学也没有解决，对于现在的发达国家，包括欧洲、美国，我个人认为可能未来五年、十年都很难解决。我们国内叫“新常态”，国际上对发达国家有一个词叫“新萎靡”（New Malaise）和“新庸碌”（New Mediocre）。
　　扩大需求和结构性改革不矛盾
　　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在“十三五”期间要达到提出的6.5%以上的增长目标，对外的出口的增长是不可靠的，要实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三五”规划里面所提出的增长目标，需要更多的靠内需的增长。有无在适度扩大内需求的情况下来进行结构性改革？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不少机会，因为内需里分两块，投资和消费。如果我们真的把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想清楚，实际上是可以在维持总需求适当增长的时候，同时来进行结构性改革。
　　在这一点，我想先澄清一个观点，过去有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是因为我国的投资比重太高、消费比重太低，必须改投资拉动的增长为消费拉动的增长。
　　在这一点上，从两个方面来看，我认为并不完全正确。第一方面，过去消费的比重占GDP为40%，但去年2015年已经达到66.4%了，增加很多了，但并没有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把消费比重调整过来，经济就会好，相反经济下行压力反而更大。第二方面，消费当然很重要，是我们经济增长的目标。但是，消费增长的前提是家庭收入必须不断增长。家庭收入要不断增长的前提是劳动生产力的水平不断提高，后者要靠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这些都需要投资来能获得。所以，要保持内需的可持续增长，前提是要有能够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有效投资的增长。
　　眼下在保持投资适度增长的情况下，有没有好的投资机会？其实这方面的机会很多，比如说我国现在有不少产业产能过剩，但这些产业都在中低端，可以往中高端升级，这方面的投资是补短板的投资；我国基础设施还有很多瓶颈，尤其是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有像环保也需要投资；城镇化方面，我 “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达到城镇化率60%，也就是平均每年城镇化要增加0.8个百分点，进城就要基础设施、要住房，这些都是好的投资机会。
　　在这些方面，短期投资是需求；从长期来讲，设施建成了以后，都是供给面，可提高劳动生产力、降低交易费用、改善生活环境。这些投资不是简单的凯恩斯主义的投资，这都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是能够提高生产力的结构性改革的“补短板投资”。在经济下行时有好的投资机会是我国作为中等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点之一。
　　有好的投资，那肯定要有资金。资金方面，其实我们的状况还是比其他国家更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加起来的负债只不过占GDP60%不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普遍达到100%以上，日本达到240%。
　　而且我们在用积极财政政策，和发达国家用积极财政政策有本质上的差异。我们的基础设施很多是瓶颈的，这方面的投资会形成有效资产的，不像发达国家是挖个洞补个洞。
　　发达国家一般认为政府的财政赤字不应该超过3%，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只要财政政策的钱是用来补短板的，赤字率是可以超过3%的，而且它是一个资产，所以净负债不会超过3%。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财政赤字提高到3%，我个人认为在未来如果有必要的话，实际上是可以突破3%。
　　我们主要的问题是，用地方政府投资平台借银行或影子银行的短债进行长期的基础设施投资，存在期限不配套的问题。我很高兴看到财政部从去年发了3.2万亿的地方政府的公债来置换原来的地方债，将来这方面还有加大的空间。
　　除了财政的钱之外，还有民间储蓄高，占到GDP的50%，可以用政府的钱来翘动民间的钱。投资需要有外汇进口机器设备原材料等，我国有3.3万亿美元的储备，在世界居第一位。这是我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地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好的投资机会，但是，一般发展中国家不是政府财政状况不好，或民间储蓄低、或外汇不足，在经济下行时，也就没有办法做。
　　如果政府的钱主要用来补基础设施、环境、城镇化的短板，那么，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的产业的过剩产能就会少些，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快些，民间进行产业升级的积极性就会高。
　　如果有这些投资，就业就会增加。“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在未来五年达到6400万个就业机会，我认为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速度，就可以创造足够的就业。而且这些投资并不是“挖个洞补个洞”，而是能够提高生产率的补短板。生产率提高后，家庭收入就会增加，消费就会增加。投资和消费都增加了，即使在外部需求不足的状况下，就像政府工作报告所说的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大”，把这些可用的机会用好，我相信“十三五”期间保持每年6.5%以上的增长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两个翻番目标也可以实现。
　　并且如果我们保持6.5%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每年对全世界的增长贡献是1个百分点，现在世界经济的增长也就只有3个百分点，每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会在30%左右，中国还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同时，这些投资也都是在补短板，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一致的，经济效率、质量会更高。并且，维持一个6.5%的中高速增长，也将为其他结构性改革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所以，我相信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也能够实现，中国的经济会不仅增长得快，而且中国经济的效益和质量也会不断的提高。
责任编辑：朱志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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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受海派文化熏陶的上海人，有着更为现代的观念，在市民的这些观念的驱动下，政府相关部门更为积极的行动，另一方面，普通市民与官员本身也受文化的影响与驱动，比其他地区更尊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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