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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压力过大 国内9位亿万富翁相继自杀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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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告别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刻，这些曾经声名显赫的商界精英想了些什么?他们曾经创造的人生价值和社会财富令人艳羡，却因为一些至今不为外界所知的原因，采取了“自杀”这种极端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人生。
&&&&&&&&&&&&&&&&&&&&&&&&&&&&&&&&&&&&&&&&&&&&&&&&&&&&&&&&&&&&&&&&&&&&&&&&&&&&&&&&&&&&&&&&&&&&&&&& 　　赵恩龙
　&&&&&&&&&&&&&&&&&&&&&&&&&&&&&&&&&&&&&&&&&&&&&&&&&&&&&&&&&&&&&&&&&&&&&&&&&&&&&&&&&&&&&&&&&&&&&&&& 　张树鸿
　　&&&&&&&&&&&&&&&&&&&&&&&&&&&&&&&&&&&&&&&&&&&&&&&&&&&&&&&&&&&&&&&&&&&&&&&&&&&&&&&& &&&&&&&&&&&&& 高庆昌
&& 　万昌科技董事长高庆昌从自己的寓所坠楼而亡&&金利斌、高庆昌、卢立强、魏东、裘祖贻、乔金岭&&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已经先后有9位亿万富豪相继自杀。
　　1、魏东
　　九芝堂集团董事、涌金系掌门人。
　　日，魏东在其位于北京紫竹院附近的居所坠楼身亡，年仅41岁。
　　生于1967年的魏东，生前是中国商界的一位传奇人物。魏东祖籍湖南湘西，拥有中央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早期曾任职国家财政部，在财政部下属的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工作。
　　在中经开4年之后，27岁的魏东选择下海创业，并一发而不可收拾。1994年，魏东在北京成立北京涌金财经顾问公司。次年，北京涌金以2亿元注册资金在上海青浦县小蒸镇成立上海涌金实业公司，涌金系的财富之旅就此起航。
　　魏东为何在涌金系鼎盛时期突然自杀?外界盛传多种说法：有人表示魏东在自杀前身患严重的，压力巨大;坊间也有传闻说魏东生前被卷入&王益案&，并曾被有关部门&约谈&。
　　2、高庆昌
　　万昌科技董事长。
　　日，刚刚上市仅3天的万昌科技，就传出董事长高庆昌跳楼身亡的消息。
　　现年68岁的高庆昌是山东淄博市的知名人物，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这位带领万昌科技登陆深证中小板的企业家，其发家地也在万昌科技股份的所在地淄博市临淄区。
　　上市融资，本是许多企业家不懈的追求，但刚刚达成夙愿的高庆昌却无法再享受巨额财富带来的美好生活。有关高的死因，其家属对外表示，高庆昌患抑郁症，长期服药。
　　3、卢立强
　　珠光集团浙江钢结构有限公司董事长。
　　日，浙江台州知名商人、珠光集团浙江钢结构有限公司董事长卢立强，被人发现沉尸在台州灵湖。
　　相对于其他死因蹊跷的自杀企业家，外界对卢立强的死因并没有太多质疑。尽管他名下拥有多达6家企业，但他的相关债务高达4.2亿，错综复杂的债务问题可能是导致其投湖自杀的直接因素。
　　&他欠债太多了&。这是了解卢立强的人对其死因的直接描述，民营企业家一旦陷入债务漩涡，便很难全身而退，后来者应以自省。
　　4、乔金岭
　　前&河南首富&、黄河集团董事长。
　　日，拥有10亿元身家的前&河南首富&、河南黄河集团董事长乔金岭，在他位于河南长葛市的别墅内自缢身亡。
　　乔金岭绝非等闲之辈，他是上证所上市公司&黄河旋风&第一大股东河南黄河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黄河集团&)的法定代表人。2002年，乔金岭曾以1.2亿美元的资产排名福布斯内地富豪榜第58位，有&河南首富&之称。
　　据媒体披露，乔金岭之死，源于一场离奇的债务诉讼。
　　有评论说，乔金岭在贫穷困厄、创业坎坷之且热爱生命，而在他富有、声誉日隆、事业也蒸蒸日上的时候，却要突然弃世而去。乔金岭事件，凸显了中国富豪在财富、意志乃至生命方面的脆弱性。
　　5、张树鸿
　　佛山利达玩具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日，由于在轰动全球的美泰玩具召回事件中&身败名裂&，佛山利达玩具厂(下称&利达&)老板张树鸿，在自己的厂房一角上吊自杀。
　　近乎讽刺的是，在张树鸿死后，召回事件的&罪魁祸首&被归结于利达的油漆供应商。按照美泰对代工厂的要求，油漆供应商可由美泰提供质量标准，利达自行决定。而利达的油漆供应商一直与利达合作稳定，其老板还是张树鸿的好友。
　　但逝者难还，张树鸿成为了召回事件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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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立强资料照片简介
卢立强 - 简介
卢立强，1964年8月出生，临海大田街道横溪村人，珠光集团浙江钢结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在横溪村，提起卢立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大老板&。
台州临海市大田街道相关人员提供的资料显示，卢立强名下共有珠光集团浙江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光钢构）等6家企业，2010年产值9660万元。根据目前统计数据显示，卢立强及其企业负债4.2亿元，对外担保0.7亿元。在其负债中有1000万元为高利贷。同时记者了解到，卢立强名下6家企业的注册资金不到0.7亿元。[1]& &
卢立强名下有6家公司，分别为珠光钢构、台州市宝光金属制管有限公司、浙江昕昕游艇制造有限公司、浙江昕昕建设有限公司、台州市宝骊针织时装有限公司、珠光钢构建筑劳务安装有限公司，6家公司注册资金合计6632.88万元。卢立强和他的亲属在上述公司分别持有37.0043%、100%、84.15%、40%、100%、100%的股权。珠光钢构为国家二级资质企业、建设部定点企业。
珠光集团浙江钢结构有限公司的企业网站资料显示，该企业注册资本100多万美元，中外合资，现拥有固定资产8000余万元，流动资金8000余万元，是台州市最大的钢结构生产企业之一。
据当地媒体报道，近年来卢立强频繁出入澳门，2007年开始，他去过澳门30次，单月就有13次。大田街道办事处一位熟悉他的工作人员说，不排除卢立强想以豪赌挽救企业的可能，但不能完全肯定地说他去澳门就是赌博。不过卢立强的朋友、下属员工等向《每日经济新闻》表示，卢立强从来不赌博。
日，自杀溺亡。
卢立强 - 离奇死亡
&日凌晨3时30分左右，一个渔民在湖中首先发现了尸体，于是报警。7时30分左右，尸体被捞上岸。在尸体的发现地点，记者还在岸边看到&水深危险，注意安全&的警示牌。[2]& &
工作人员说，由于是半夜发现的，所以看到的人不是很多，只有早上一些过来钓鱼的人看到捞尸体的过程。
尸体被打捞上岸后，有亲友赶来辨认尸体。经核实，死者正是他们要找的卢立强。
&临海金融机构称卢立强贷款2亿多元&&
在确认卢立强死亡后，临海方面迅速成立工作组，介入事件善后工作。
当天下午，临海金融机构传来消息，卢立强贷款2亿多元。企业方面的消息是，卢立强单以企业名义向社会借贷4000多万元，个人名义借贷的信息不详。
卢立强 - 原因推断
&临海街头巷尾都在谈论当地一家知名企业珠光集团老板卢立强离奇死亡事件。到底是他杀，还是自杀？企业债台高筑，是经营不善，还是豪赌致使？企业债务和未来怎么处置？这些都被古城市民所热议和传谣，当地网络论坛则有数百人跟帖，上万网民点击关注。[2]& &
从临海公安部门得到证实，5月20日凌晨5点左右，有人在灵湖水面发现了卢立强的尸体。接到报警后，临海公安机关立即将其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
&那人是在湖畔抓鱼，看到水面有漂浮物，靠近一看，吓得尖叫起来。&一位在灵湖入口处摆摊的妇女，转述了当时尸体被人发现的情景。
目前，公安部门按程序进行了解剖和尸检，有关材料正送往台州市公安局、省公安厅技术部门检验，至截稿时，结论尚未公布，公安部门也正在全力侦查死亡原因。
据知情人透露，早在5月17日，包括卢立强的企业职工在内，许多人发现他的手机关机，无法联系，家人和朋友开始到处寻找他的下落，起初以为他故意失踪，没想到结果是浮尸灵湖。
由于企业涉及的债务巨大和复杂，临海市政府和珠光集团所在的大田街道办事处竭力做好稳定工作。据该街道办事处一位负责人介绍，在发现卢立强失踪，有人四处寻找其下落时，街道办事处就连同当地派出所加强了对企业的巡逻，稳定企业员工思想。发现卢立强死亡后，临海市政府专门成立了处置工作小组。
日下午，经过相关部门紧张清理，据不完全统计，珠光集团向金融机构贷款2亿多元，至于社会借款数额，目前还没有统计结果。有关部门证实，该企业的财务管理比较混乱，借款大都是卢立强个人经手。
20日晚8点，处置工作小组召开专门会议，作出了4点处理意见：一要依法处置企业债务和企业发展方向；二是维护债权人权益，按照法律程序进行清理；三是公安机关将尽快查明卢立强的死亡真相，及时向社会公布；四是处理好企业资产保全工作，维护社会稳定。
22日上午，在相关部门主持下，珠光集团先后召开股东大会和职工大会，由董事会提出申请，企业停止生产，员工就地解散，企业中层干部留守一段时间，配合有关部门调查。目前，企业已被法院查封，进行了资产保全。据透露，在处理债务前，优先考虑员工近几个月工资的结算。大田街道办事处正努力做好员工思想稳定工作，推荐他们到附近企业就业。
23日下午，记者来到珠光集团大门口，企业的三块牌子已经贴上法院封条，厂门口的人行道上，零星停着一些车子。街道办事处的一位干部告诉记者，他们可能都是卢立强的债权户，前来打探状况的。目前，珠光集团的资产保全工作正常。
卢立强 - 人物轶事
总借款4.7亿
卢立强死后，其身后数家企业赖以生存的资金状况，已破败不堪。当地坊间便有所议论，猜测资金问题可能与卢立强之死密切相关。
卢立强及其名下企业向金融机构贷款2.7亿元，民间借款1.72亿，总借款4.7亿元；对外担保0.7亿元，牵涉到的银行有临海农村合作银行、光大银行等，起码5家以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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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中国民企年度总评榜
2011中国民企年度总评榜
&&&&& 人口红利的消失、各类成本的上升、民资出路的狭窄、税负的沉重，“国进民退”对民企生存空间的挤压……都指向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只有从体制上、政策上给予民企更大的生存空间，才能根本激活民企原生的活力。30多年前改革开放形成的体制红利已经被耗尽，时代呼唤新的体制资源给中国经济造血。
　　2011，民企很受伤
　　只有从体制上、政策上给予民企更大的空间，才能从根本上激活民企的活力。30多年前，改革开放形成的体制红利已经被耗尽，时代呼唤新的体制资源给中国民企造血。
　　文│本刊记者王文正
　　当2011年的第一缕阳光照耀中国大地的时候，每个中国民企老板的心中，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开局之年的2011，会成为未来五年良好的开端。
　　一年过去了。当我们站在2011年的岁末，当我们坐在一起，再度回忆过去一年的种种时，却感到一种难以表达的苦涩。
　　日，《浙商》举行了一场关于2011年中国民企生存状况的小型座谈会。参会专家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副院长杨轶清说，这是充满争议的一年。中国民企正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企业进退维艰。
　　这一年，从“用工荒”到“用电荒”；从融资难到用地难；从传统纺织丝绸业的困境到新兴光伏产业的危局；从制造企业的利润之薄羞涩难言到各路银行的盆满钵满的“不好意思”；从大企业的难言之苦到小企业的苦不堪言；从老板“跑路”到入狱，从企业停产到倒闭……我们的眼前，霎时间闪现无数悲壮而苦逼的身影。而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中国民企。
　　事实上，今日之危机，与多年来民企生存的严苛环境，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有着密切的关系。人口红利的消失、各类成本的上升、民资出路的狭窄、税负的沉重，国进民退对民企生存空间的挤压……都指向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只有从体制上、政策上给予民企更大的空间，才能从根本上激活民企的活力。30多年前，改革开放形成的体制优势已经被耗尽，时代呼唤新的体制资源给中国民企造血。
　　有识之士呼吁，我们是到了转变的时候了。我们的经济增长是否需要这么快？我们的产业如何升级？我们的体制机制如何转变？一系列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我们！
　　争议一：体制改革是否到位？
　　日，由《浙商》杂志、全国商人媒体联盟主办的2011民企投融资大会暨500强对话在杭州开幕。这次大会的主题是：“三荒两高”下的民企突围。
　　“三荒两高”（用工荒、用电荒、钱荒，高成本、高税负）成为2011年中国民企遭受的普遍境遇。在这之中，除了用工荒、用电荒具有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外，“钱荒”、“高成本”、“高税负”都始终贯穿全年，成为民营企业无法解除的魔咒。
　　“现在我们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比2008年还要大。”全国人大常委、著名经济学家在这次会议上指出，要解决“用工荒”，从企业层面来说，要做到以人为本。从政府层面来说，要改变教育制度，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要解决“钱荒”，金融行业就要改变重大轻小的趋向，同时引导游资规范、健康进入市场；要解决“电荒”，能源行业就要实现专业化、制度化的转变。对于民企“高成本”、“高税负”问题，政府要像重视农业一样对待中小企业，少取，多予，推进中小企业税负改革问题，使他们能轻装上阵。
　　细细分析上述“解决之道”以及“三荒两高”的原因，民企通过自身努力能够解决的问题微乎其微，而诸如教育制度的改变，金融行业改变重大轻小的趋向，能源行业的专业化、制度化，以及推进中小企业的税负改革，无不需要国家政策的改革与体制资源的释放，需要民企漫长的等待。
　　遭受“钱荒”的民企大多利润微薄，而放贷的银行却利润惊人。2011年7月，浙江义乌一位银行业内人士告诉《浙商》记者说，2011年上半年义乌银行业的利润，超过义乌所有中小企业的利润之和；2011年12月，(,)行长“银行利润太高，不好意思公布”的说法，再次验证了银行利润高得离谱的说法。
　　高得离谱的还有税收收入。2011年前三季度，国家税收同比增长27.4%，其中企业所得税和同比分别增长35.8%和34.4%，而同期中国GDP增长不到10%。事实上，中国的税收已经连续多年维持在30%以上的增长，增长率已经高于GDP数倍。
　　从2011年开始，政府开始税收体制的深度改革，从年初开始推出，到年末为小微企业减负，表面上降低了实体经济的负担。实则不然。实体企业除了17%增值税、25%企业所得税，还需缴纳城建税、教育附加税、地方教育发展费、价格调节基金、堤防费、房产税、土地税、印花税、房屋租赁税、工会经费、残疾人基金，再加上各种罚没收费，企业的实际税负已超30%。
　　“都说中国股市是赌场，我看根本不是赌场，而是杀猪场。由于中国各类税费太多，一旦公司上市其财务趋于透明，则企业就无法逃税，生存就困难。企业赚100元钱，其中90元被以各种税收抽走了。”参与2011年中国民企生存状况座谈会的著名投资人、立元集团董事长郑立说，“所以中国迫切需要达成一种共识，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
　　争议二：垄断是否有增无减
　　“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关注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民营企业是战士，是坚守高地的战士。我们要给他们信任，我们要多一分理解。企业的运行有经济因素、有社会因素、有文化因素，不能轻易地把经济因素变成社会因素。我们不能给企业唱四面楚歌，我们要给他们吹冲锋号。”
　　10月25日，首届世界浙商论坛上，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在回答主持人董倩问题时的一番讲话，无疑是2011年最令人感佩的话语之一。一年前，在上被疯传的“郑宇民智斗董倩”的一段中，郑宇民曾将国企比作“酒”，而将民企比作“水”。不过，到了今年，作为“坚守高地的战士”的民企们，忽然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荒漠之中，最缺的就是政策之水、关怀之水。
　　我们呼唤政策的雨露，体制的阳光，我们当然也会正视民企成长过程中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
　　与同为新兴经济体的印度相比，印度并不过度依赖垄断企业，从而培育出众多有活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而国内的民企显然有政策的“天花板”。即使连村镇银行这样的金融开放，民营企业也要投靠在国有银行的大旗下，这实际上严重地抑制了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尽管许多政策照顾到了民企的情绪，但类似政策的设计显然缺乏足够的诚意。
　　杨轶清在座谈会上说，“三桶油”（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一年的营收是4万亿元，而其利润只有2000亿元，其利润率只有5%。但作为民营企业的娃哈哈，一个卖水的企业，时一年400亿元的营业收入，利润却达到80亿元。垄断导致的利润率低下已经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大量的国企存在隐性的亏损，”郑立则建议，“省级以下的所有国有企业都应该改制，只有这样，才能腾出更多的发展空间，创造一个更好的、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国的经济才能更健康地发展。”
　　“现在的民营企业可谓是‘几家欢喜万家愁’。在国企日子好过的时候，往往是民营企业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顾问、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说，“要改变这些状况：第一，政府要加快体制改变，特别是金融体制；第二，管理的创新；第三，经营的创新；第四，技术的创新；第五，风险防范的创新。”
　　争议三：行政干预是否过多
　　尽管，出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需要，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行政干预措施，试图挽救中国经济。但是，一个大国经济的命运，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4万亿元刺激经济措施，直接将房地产拉到了泡沫的顶峰。
　　于是，一系列限制措施出炉、一系列干扰市场修复的行政干预行为入市，直接扭曲了市场。参与此次座谈会的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徐剑锋说，个别地方政府试图用行政的手段调节经济，使得市场丧失了自我调节的能力。
　　长期观察和研究浙商的杨轶清说，现在企业的现状可以用三个“干”来形容：不想干、不让干、干不了。“不想干”是企业自身的情绪；“不让干”是政策无故设置了进入壁垒；“干不了”是因为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无法实现企业转型。
　　“我们是否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我们是否要继续从事实业？”杨轶清追问道，“此时反而有许多专家来唱国企的赞歌了，这让许多民营企业迷失了方向。”
　　在参与的座谈的几位专家看来，2012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也是一个很敏感的年份，举棋不定的企业家会越来越多，因为他们看不到营商环境有趋好的未来。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多年前，当李昌平上书总理诉说农民的苦楚时，中国的民营经济正迎来一个春天。然而今天，该是喊出“民企真苦，民营企业家真难，民营经济真危险”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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