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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订单教育的理论基础
[原创]订单教育的理论基础
王东芳（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长沙 &410004）&摘要：订单教育虽然在我国仅仅只有十来年的历史，但在国外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如德国的“双元制”、英国的“三明治”、美国的“合作教育”、澳大利亚的TAFE和新加坡的“教学工厂”等，有其重要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订单教育；实用主义；合作教育；企业思想& 订单教育与所有新生事物一样，在成长过程中，必然经历着实践比理论要长得多的路。任何一种事物的形成与发展都不会是凭空而来，虽然订单教育的提出在我国仅仅只有十来年的历史，但在追溯其源头和由来的时候发现，它却是非常悠久和复杂的，有其扎实的理论基础。、实用主义理论订单教育的哲学依据来自注重行动和效用的实用主义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脱胎于“美国精神”并进而成为其本质的实用主义哲学，具有显著的独特性。这主要表现在它强调哲学要立足于社会现实，把采取行动当作主要手段，把获得效果当作最高目的。它改变了传统哲学脱离实际的经验性质，把哲学信念同美国现实紧密结合，实用主义哲学这种立足现实、服务社会的特殊精神恰恰构成了其生命力的一种重要源泉，对美国社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实用主义是一种效用哲学。实用主义认为，人之行动决非无效果的行动，实效性原则是人们行动的最大有效性原则，这是实用主义区别于其它哲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詹姆士提出了著名的实用主义真理观，他认为真理就是对人们行动有实际效果的、能使人获得成功的观念，有效、有用是真理的根本标志。一个观念“它是有用的，因为‘它是真的’；或者说，‘它是真的，因为它是有用的’，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订单”教育不拘于传统的人才培养方式，对于传授的知识和所培养的人均以“是否实用”为尺度去要求，更将“就业”作为检验人才培养效果的目标，正体现实用主义哲学的精神。&、合作教育理论合作教育最早发端于1903年英国桑德兰技术学院(Sunderland Technical College)在工程和船舶建筑系中实施的“三明治”教育——在教学过程中夹有一段时期工作训练的教育模式，但当时的工作训练只是一次性的辅助教学方式。1906年，赫尔曼·施奈德教授在美国辛辛纳提(Cincinnati)正式创建“合作教育”模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完善。美国于1962年成立了合作教育委员会，1963年在委员会的推动下成立了合作教育协会，1965年在《1965年高等教育法》中被确定下来，并且推动了世界合作教育事业的发展。1983年世界合作教育协会(WACE)的成立，标志着这一教育模式得到各国普遍的认可。WACE对合作教育的定义为：“合作教育是课堂上的学习与工作中的学习结合起来，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现实的实践中，然后将在工作中遇到的挑战和见识带回学校，促进学校的教与学”。因此，“合作教育”这一概念已不再是某个国家的一种教育培养模式，而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一项教育政策或教育形式，是比美国“合作教育”更为宽泛的概念，具有更大的内涵和外延。它包括所有以学校与企业部门合作为表现形式的理论知识学习与实践工作相结合的教育形式，涵盖了包括德国的“双元制”、英国的“三明治”、美国的“合作教育”、澳大利亚的TAFE和新加坡的“教学工厂”在内的各国各种职业教育培养模式。合作教育自产生之日起即带有很深的实用主义烙印，其优势就在于具有显而易见的实际效果——学生在校期间能获得实际工作经验，从而就业意识和就业能力得到很大提高，毕业后能很快适应职场的竞争。这种教育理论已经具备了我们所说的订单教育在校企合作、课程设置等方面的某些特点，为近现代职业教育打开了校企合作、学校与社会合作的新视野，也为以后各类型的产学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包括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先导性的理论探索。&、能力本位的教育与培训理论以能力为基础的教育和培训(即CBET)。能力本位职业教育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课程改革运动，当时人们把对教育质量的不满归因于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的不足。80年代中期，当时的企业界普遍反映：现行的职业教育与就业需要不直接相关的情况十分严重，产业界强烈要求提高劳动者的职业能力，并提出学生在岗位上所表现出的实际操作能力才是职业能力的体现。以致近年来，CBET成为北美及世界各职业技术教育较发达国家广泛采用的一种教育模式。能力的概念是能力本位教育中最基本的概念，对能力的不同理解，就会有不同的能力本位教育形式。国外主要有任务本位或称行为主义导向的能力观，整体主义或称一般素质导向的能力观和整合的能力观。我国最具代表性的能力观是教育部职教研究所姜大源的分析，他认为能力构成的基本要素有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和关键能力。我国台湾学者黄孝楼也认为，所谓的能力“是指学生能胜任未来将从事的工作或活动，而学生要胜任，则须拥有从事某一活动或工作必备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等”【2】。 能力本位的教育与培训理论是订单教育的另一重要理论基础，它有助于使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摆脱单纯的“机器”，更倾向于“育人”，这与“订单”教育要求学生具备知识、技能、良好的职业态度、职业习惯、交往能力等综合素质的能力观十分吻合。&、“教学做合一”的实践教育思想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即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育同社会实践相连”等等。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校与社会相联系，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在教学方法上，他创立了“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他曾解释说“一个活动对事来说是做，对己来说是学，对人来说是教。”[3]其中，“在做上教是先生，在做上学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来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4] “教学做合一”肯定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将被动的受教变为主动的学习。就此而言，订单教育继承了陶行知先生实践教育的思想。通过校企双方签订合作订单这种形式，实现生产、教学、科研三者的有机结合，使学生按照岗位职责要求，明确地掌握胜任未来工作所需的各种专业知识技能，从根本上解决学生在校学习的职业针对性、技术应用性等问题。与此同时，职业技术院校在与企业合作办学的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科学研究的作用，促进知识、技术各方面的创新，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科技进步。从这一角度来说，订单教育所蕴含的教育理念又是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进一步深化。&、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观的基本原理，也是我国长期教育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以及第三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都非常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便已存在。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托马斯·莫尔在他《乌托邦》一书中就幻想人们“从小就学习农业，部分是在学校接受理论，部分是在城市附近的田地里实习”。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认为，人类在劳动中体力与脑力结合是“自然的价值标准”。他把劳动教育与建立新社会的任务紧密联系起来。他在《新道德世界书》中，论述了通过教劳结合培养人的理性发展和获得新社会制度的观点。为此，他举办了儿童教育专门机构，开办了工业学校和农业学校，以实施自己的主张。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和继承改造早先理论的基础上，创造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理论。马克思十分重视实践在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特别强调在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过程中，教育同生产劳动有机结合的重要性。他在《资本论》中写道：“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5]恩格斯也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既使多方面的技术训练也使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得到保障”[6]。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领导苏联人民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培养大批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干部和人才，同时也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教劳结合的思想，探讨了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途径，他指出：“只有在工人阶级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到工程技术人员水平的基础上，才能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在教育中要注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二是在劳动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三是通过生产劳动，接触和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探索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教劳结合的理论、原则、内容和形式。毛泽东是把马列主义教劳结合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并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基本原理的第一位伟大代表人物，他奠定了马列主义教劳结合基本原理在中国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毛泽东始终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放在教育为经济发展服务；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视为争取工农劳动大众享有平等教育权利的重要手段，实现教育为工农大众服务的宗旨。早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刘少奇同志就对天津首创的半工半读职业教育模式给予充分肯定，提出了“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战略构想。这种教育模式很好地把学校教育和工作岗位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职业教育特点，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的最佳途径。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又赋予教劳结合以新的思想内容。1978年4月22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谈话》中，全面阐述了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教劳结合的思想，并对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贯彻教劳结合的方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论断。他说：“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的迅速提高，要求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接着他提出“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制订教育规划应该与国家的劳动计划结合起来，切实考虑劳动就业发展的需要”。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论点，反映了现代教育、经济的发展趋势，反映了教育与经济发展一体化的客观要求。第三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都非常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江泽民同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强调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胡锦涛在《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一文中指出：“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努力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从毛泽东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到邓小平的“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再到江泽民的“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胡锦涛“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中国化的三座里程碑,是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伟大实践的历史缩影。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又是我国教育方针的一项基本要求。1995年3月l 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对我国的教育方针作了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级各类教育都必须贯彻执行的教育方针，为产学研合作、校企合作、订单培养指明了方向。&、现代企业思想现代生产理论系统由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才生产三种生产理论构成。这三种生产形式既有各自的特性和规律，也有着许多共性。现代职业教育有别于普通教育之处就在于它将三种生产的许多特性融汇于一体，它既是学校，进行人才生产，但又实施产教结合，是产业实体，具有物质生产的一些特性。如现代的物质生产具有高功利性(利润性)、高效率性、竞争性、优质性、审美性、伦理性、国际分工与协作性等特征。[7]而这些特征中的大部分，在职业教育这一人才生产中以某种特定的形式显露出来。职业教育的功利性，体现在人才培养中的需求驱动模式上，即人才市场运行规律、市场需求变化对职业教育的调控、制约作用越来越强烈。教育服务的质量、育人综合素质的高低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效能直接影响着职业教育的资源配置，直接关系着职业教育的兴衰，直接决定着职业学校的存亡。职业教育体制的生机，来自他们发展经济的效能，如日本把他们现行职业教育体制自喻为“富国强民”的基本条件，德国的“双元制”被誉为战后发展经济的“秘密武器”，法国则把经济不景气归咎于其职业教育的落后。可见职业技术人才生产有着与现代企业相似的运行规律，“以销定产，以产促销”，效益决定着职业教育的走向，产销两旺，标示着职业教育的繁荣。现代企业具有“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特征。把职业教育置于人才生产的角度来考虑，与物质生产存在一些类似的运行规律，因而在职业教育的人才生产运行和质量管理上应能渗透现代企业“责权明确”、“管理科学”等管理思想和措施。市场不仅导向了物质生产，同时导向了人才生产。最初运行于现代企业的许多科学管理法则，也能迁移于职业教育领域。职业教育的功能是“教育服务”，“服务”已成为职业学校的“产品”，根据WTO服务贸易协定，“教育服务”也被纳于服务贸易范围。中国借鉴IS0／9001质量管理体系的原则和方法制定了《国家重点技工学校质量标准》(试行)，已把“学生、家长和用人单位”定义为“顾客”，以“顾客满意”作为质量评价的目标。“顾客”对职业教育的影响、控制、主导作用加强。ISO质量管理理念除强调对过程的管理外，还强调不断改进。在运行的过程中，通过提供质量记录，随时判断过程的运行是否正常，及时改进，确保日趋完善。这一管理理念对所有生产有形或无形产品的行业都具有通用性和指导性，实践证明职业学校运用IS0质量管理体系、“PDCA”过程方法等现代管理方法，能有效提高管理的规范姓、科学性。订单教育就是在这一理念驱动下构建的职教模式。&参考文献：&[1]詹姆士.实用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104-105.[2]邱永渠，赖建辉.CBET在我国本土化的实践与创新。[3]曹少华.论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之关系[J].湖南经济,2003(12).[4]施昕林,李文华.谈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J].发展论坛,2002(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12页[6]卢曲元《人才生产论》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9版。[7]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重点技工学校质量标准》（试行）2003年。<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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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文献通论·原创论文卷
作　　者：陈雨露 汪昌云
出版时间：
字　　数：608 千字
书　　号：F2199
ISBN：7-300-06697-6
开　　本：16
包　　装：平
印　　次：1-2
定价：￥69.00
　　 《金融学文献通论》〉全套丛书共分三卷，第一卷介绍和评述现代金融和货币经济领域中最权威的原创论文，其中含宏观金融部分论文22篇，微观金融部分21篇。第二卷综述现代资产定价、公司财务、金融衍生工具和行为金融等微观金融领域各主要理论的起源、发展以及现阶段的热点问题。第三卷纵向综述货币银行以及国际金融等宏观金融研究领域中各核心理论研究的来龙去脉，发展历程，当今所处阶段，并把脉未来研究发展方向。 　　本书是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承担的教育部“211工程”金融政策与金融管理课题的一项标志性成果，是《金融学文献通论》丛书的第一卷。 　　本书介绍和评述了西方现代金融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领域具有重大影响的原创论文共43篇，其中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部分22篇，西方现代金融学部分21篇，本书集现代金融学、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三个领域的原创论文于一体，符合中国学术界广泛认同的广义金融概念和目前金融学科发展的实际情况。
陈雨露，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财政金融学院院长，兼任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等职。2004年入选人事部“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01年起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1999年获首届教育部全国高校青年教师奖；1998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优秀青年教师奖。主要研究方向为开放经济下的金融理论与政策、外汇与国际资本市场。
汪昌云,1964年4月出生，1982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986年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9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9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应用金融系主任。主要兼职有：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中国金融学年会常务理事，中国投资学会理事，《金融学季刊》副主编。2004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金融衍生工具、资产定价、金融风险管理和中国资本市场。已在国际一流金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5篇，其中6篇收录于SSCI，9篇收录于ABI/INFORMS，12篇收录在ECOLIT文献库。担任多家国际高水平金融学术期刊评审人。在2005年《Pacific Basin Finance Journal》（美国）的亚太地区最具研究实力金融学家排名中名列第六位。
宏观金融理论剑桥方程式流动性偏好利息率理论货币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不完全信息市场中的信贷配给理论借贷者偏好、信贷配额及货币政策有效性交易性货币需求：最优存货理论方面的探讨动态均衡价格指数：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MCI指数的运用以及在加拿大的实践作为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目标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波动性相机抉择VS政策规则的实践规则优于相机抉择：非一致性最优计划利率期限结构理性预期的实证检验模型我们能把一价定律推广多远？贬值的经济效应：弹性方法与吸收方法的一个简化综合预期与汇率动态学现在的外汇状况最适度货币区理论经济发展的金融方面金融加速因子金融脆弱假说羊群行为、泡沫及其崩溃微观金融理论资产选择理论资本资产价格模型：风险状态下的市场均衡理论风险厌恶的局部度量与整体度量期权定价模型公司债务的定价：利率的风险结构市场基准价格与价格泡沫信息有效市场悖论股票市场反应过度了吗？股价波动性与未来股息变化噪声正向反馈投资策略以及非稳定性理性投机金融市场中的噪声交易者风险横截面股票预期收益的规律性三因素模型——股票和债券收益的共同风险因素收益动能与市场有效性行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资金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股利政策、增长和股票定价代理问题和现代企业理论资本结构之谜自由现金流的代理成本、公司财务和并购
　　序　　经济学家们在很早之前就已经认识到货币理论和信贷市场对经济活动的作用，但大多不屑以定量的方法对其进行更深入的剖析。这样，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金融理论主要局限于分析货币和信贷的功能，将其定位为经济学中的一个分支。这时的金融理论基本上是抽象的和直觉性的，主要是对金融实践的总结和金融政策的解释。　　20世纪50年代金融学研究发生了重大变化。金融学的研究重点开始由传统的货币和银行问题转向金融市场，研究方法开始转向以规范的数理和计量模型为主。研究方法的转变从20世纪50年代美国主要金融学术期刊、美国金融学会会刊——《金融杂志》的学术论文类型变化中可以窥见一斑。翻阅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金融杂志》，很难找出有几篇数学符号的文章，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运用简单数学模型的学术论文已经十分常见。20世纪50年代是传统金融和现代金融的分水岭，标志事件是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Markowitz）于1952年提出的现代证券组合理论，这个理论揭示风险也是最优证券组合选择的一个重要标准。之后，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和默顿·米勒（Merton Miller）于1958年发表了苹果派理论或资本结构无关论(简称M&M理论)。由于在各自领域的开拓性贡献，莫迪里安尼、 米勒和马科维茨分别在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　　早期的经济学家们除了分析和研究信贷市场外，对股票和期货等金融市场也有过关注，不过他们大都对金融市场研究缺乏兴趣，这与当时的证券市场投机气氛有关。经济学家们不认为股票市场是正规的市场，而将其视为赌场的同义词，股票价格只不过是投资者的资本利得预期和反向资本利得预期作用的结果。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其1936年发表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就将股票市场比作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流行的选美比赛(beauty contest)，其含义就是股票没有真实价值可言，因此，经济学家不屑为股票定价问题伤神。如果你选择的美女是所有参赛人当中最被认为是美女(投票最多)的，你就是这场选美比赛的赢家。要注意的是，成为赢家并不是因为你的鉴赏能力特别优异而选出了真正的美女，也非因为你选择的美女是目前为止大多数人都认为是最好的。要成为最后的赢家必须能够准确地预计到所有参赛者的平均预期将处在什么水平。　　尽管如此，也不是没有人来模拟股票价格。最早采用现代方法对股票价格行为进行理论研究的是法国数学博士路易·巴舍利耶（Louis Bachelier）。他190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投机的理论》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才无意中被芝加哥一大学教授发现，并将其翻译成英文出版。该译著对保罗·安·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后来研究股票价格行为和有效市场理论产生很大影响。1938年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发表了《投资的价值理论》一书，正式对传统经济学家关于金融市场的思维进行挑战。他的红利折现模型至今依然是西方投资学和公司财务学教材中不可或缺的股票定价模型。　　现代金融理论研究的黄金时期是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马科维茨的证券组合理论遭遇到超出计算能力而丧失其实际操作性的困境。威廉·夏普(William F?Sharpe)、约翰·林特纳（John Lintner）和简·莫辛(Jan Mossin)在独立研究的基础上相继在1964年和1965 年成功解决了这一问题，并首次提出数理逻辑严谨但浅显易懂的资产定价模型(S．L．M CAPM)。夏普也因此获得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1976年，斯蒂芬·罗斯（Stephen A.Ross）从与CAPM的风险与收益权衡完全不同的全新角度提出套利定价理论。套利定价理论的最大特点是无须资产收益分布、投资者偏好、市场摩擦等资产定价模型所做的关键假设，而是利用“没有免费午餐”这一简单道理就可以确定一风险资产的价格。20世纪70年代初期，费雪·布莱克（Fisher Black）、 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和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发表的期权定价模型(B．S．M options pricing model)也是利用类似的套利定价原理。如果要举一例有关超前金融实践并引导金融实践的经济理论，人们会首先想到的就是B．S．M期权定价模型。毫不夸张地说，期权定价理论创造和繁荣了当今占金融产品交易量中最大份额以及金融风险管理必要工具之一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判定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金融研究的黄金时期还因为尤金·法玛(Eugene Fama)在1965年正式提出了有效市场理论(EMH)。有效市场理论催生和推动了金融计量分析方法。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金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中四分之三以上与有效市场理论有关。有效市场理论市场对金融理论和金融市场的影响可见一斑。　　西方金融学研究涵盖三大主要领域: 资产定价，公司财务,以及金融市场、金融中介和金融监管。　　资产定价重点研究金融市场中的资产（包括金融衍生品）价格的形成过程和机制。它是证券投资、金融风险管理等学科的理论基础。市场微观结构是相对新的学科。市场微观结构主要关心的问题是金融市场参与者如何收集和处理信息，以及信息如何通过交易而反映在资产价格中。因此，市场微观结构与资产定价密切相关。　　公司财务有时被译成公司理财、公司金融。公司财务研究资金筹集、资本预算、资本结构、税收、红利政策、公司并购和公司治理等问题。由此可见，公司财务研究范围与目前国内的财务管理的范围不同。目前国内的财务管理隶属于会计学的领地，偏重财务分析和财务控制，而公司财务是西方金融学的核心领域之一。　　金融市场、金融中介和金融监管的研究包括市场利率及利率机制，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中介问题，以及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管。　　我国学术界对金融学的定义和研究领域的界定尚有争议。目前的金融研究尚集中在宏观金融问题，包括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两大领域。而上述的西方金融所覆盖的研究领域被称为微观金融，这主要与我国的传统经济体制和脆弱的金融市场体系有关。金融市场在资源分配与风险转移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以预见，我国金融学研究领域的界定与国际接轨是长期的趋势。在接轨的过程中，宏观金融和微观金融问题的研究都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撇开金融学研究范围的界定不说，中国金融学的研究亟须上一新台阶。西方金融学和货币经济学的研究早已实现理论系统化、数学化和计量化。概括地说，现代金融研究的方法只有两种：一是以数学语言和数理逻辑的方式演绎金融思想；二是运用计量方法以大规模的数据表述新的金融观。当然，追求数学化和计量化本身不是目的，研究方法科学与否要看其是不是为金融研究的目的服务。一项金融研究之所以称为研究，一般呈现以下特征：　　第一，承续性。一项研究必须建立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西方金融或经济学的研究之所以能够发展到当今的水平，承续性是其中的关键。　　第二，创新性。任何一项研究必须在相关领域有某种程度的创新。创新与承续是相互关联的，承续性是创新性的必要条件，没有创新的研究是社会资源的浪费。　　第三，成果的通用性和可比性。金融学作为一门科学，其研究成果应该广泛地使用于所有金融市场。当然，不同的经济体由于其自身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的环境有异，金融市场有其特殊性。但这也不能成为抹杀金融研究成果通用性和可比性的理由。　　我们这一代金融学人肩负着推动和繁荣新世纪中国金融学研究的沉重责任和历史使命。有比较才有进步，有意识就有行动。“金融学文献通论”系列丛书就是本着推动中国金融学研究而迈出的新的一步。“金融学文献通论”丛书按宏观和微观两大领域系统介绍和评述了自20世纪上半期以来西方金融学、货币银行和国际金融方面最权威、最具代表性的原创论文。　　全套丛书分三卷。第一卷介绍和评述现代金融和货币经济领域中最权威的原创论文，其中含宏观金融部分论文22篇，微观金融部分21篇。第二卷综述现代资产定价、公司财务、金融衍生工具和行为金融等微观金融领域各主要理论的起源、发展以及现阶段的热点问题。第三卷纵向综述货币银行及国际金融等宏观金融研究领域中各核心理论研究的来龙去脉，发展历程，当今所处阶段，并把脉未来研究发展方向。　　本套丛书适合用于高等院校经济学或金融学专业博士生、硕士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教材或辅助教材。对金融学、经济学研究有兴趣的学界人士，从事金融和投资实际工作及金融监管工作的精英也将会从阅读本套丛书中受益颇多。　　在上个世纪里，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及西方金融研究如雨后春笋，涉足面浩如烟海，新的研究方法层出不穷。系统介绍和综述这些领域的原创研究本身是一项十分艰巨和复杂的基础工程。在本套系列丛书问世之际，我们十分感谢教育部“211工程”项目“金融政策与金融管理”的资助。同时，我们也感谢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部分博士生和硕士生，尤其是第二届中美高级金融硕士实验班的学员在本套丛书撰写过程中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我们在此一并致谢！最后，本套丛书由于其内容的复杂性和作者的知识局限性，其中难免存在遗漏、观点片面甚至错误之处，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陈雨露　汪昌云 　　前　言　　本书是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承担的教育部“211工程”项目“金融政策与金融管理”课题的一项成果，是“金融学文献通论”丛书的第一卷。本书介绍和评述了西方现代金融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领域具有重大影响的原创论文共43篇，其中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部分22篇，西方现代金融学部分21篇。　　西方现代金融学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逐步发展的，在西方大学里属于商科中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虽然与作为经济学重要分支的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有关联但并无内在的逻辑联系。本书集现代金融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三个领域的原创论文于一体，符合中国学术界广泛认同的广义金融概念和目前金融学科发展的实际情况。广义金融范畴下的宏观金融包括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微观金融即为现代西方商科领域的现代金融学。
　　参加本书撰写的有（按姓氏笔画）：于泓达、马贱阳、方舜岚、边卫红、王欣然、邓冬昀、孙膑、齐宁、陈雨露、汪昌云、张光耀、罗丽、陆丽红、周轶海、徐芳、柏立军、耿琳、常旭鹏和臧海涛。　　本书评述的西方现代金融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原创论文代表西方学术界学术思想的精髓，勾勒了各领域理论发展的轨迹。一方面，评述其原创论文对理解西方现代金融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等领域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推动中国金融研究和金融学科建设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这也为评述原创论文的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本书是作者对本书涵盖的各种理论的理解存在局限性的前提下所做的一种尝试。《金融学文献通论》即将付梓之际，身为主笔，我们欣喜之余，更多的是忐忑。还望同行专家和诸位读者对书中偏颇之处直言不讳，以期本书再版之时能够更加完善。　　陈雨露　汪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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