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到底 对那些战犯是什么态度 怎么看待他们在中国的恶行-吗 他们对那些日本战犯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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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到底 对那些战犯是什么态度 怎么看待他们在中国的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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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到底对那些战犯是什么态度怎么看待他们在中国的恶行我的堂姐说她们和日本留学生不谈这些，只是出于日本人怎么能不喜欢日本人的心理就表面上喜欢那些战犯，因为日本人也是受害者可我爸爸就特别肯定的说大部分日本人都喜欢那些战犯可我认识一个日本公务员他说他不愿意谈这些国家历史的事情可我认识一个日本高中生说他特别讨厌那些战犯可我妈妈同事的一个闺蜜说大部分日本人是表面喜欢那些战犯其实内心特别讨厌那些日本战犯。真心不希望我以后的日本老婆喜欢那些日本战犯
不？你就是嫌它们杀的中国人伤亡4000万少了，你怕它们断了种？是不。难道中国女人死绝了吗？你干啥非要娶曰本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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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成@】日本人是如何看待战犯东条英机的日本人是如何看待战犯东条英机的昊芘百家号东条英机（とうじょう ひでき）（Toujou Hideki，），日本陆军大将、政治家，第40任首相。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法西斯主犯之一，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昭和天皇最忠诚和最愚鲁的手下，长于行动，短于思考。在关东军因独断专行、凶狠残暴有剃刀将军之称。1948年作为法庭上日本罪行最大的战犯被远东军事法庭处以绞刑。从“满洲事变”到日中战争，又发展到日美开战，直至停战的昭和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东条英机又做了些什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如果把日中战争发展到与英美对战的进程中产生的责任作为“开战责任”、把明知不能取胜却强行冲入日美战争，并且在必须及时控制局面时未能采取有效手段的责任称为“续战责任”的话，那么在这两方面，都必须严厉追究东条英机的责任。指挥实战东条在昭和战争中首次登场是1928年(昭和3年)3月。当时作为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高级课员(现在的课长代理)的东条在由革新派军部官僚组成的木曜会上宣布“要在满蒙确立完整的政治势力”。木曜会的成员是毕业于陆军大学、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从事拟定国策的军部精英官僚。东条与永田铁山、冈村宁次等人一道试图打倒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掌握军队中枢的长州(现在的山口县)派，力争建立国家总体战体制和统帅权。特别是为了在日本树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首次提出的总体战体制，认为必须确保满洲。作为木曜会成员之一的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主谋的炸死张作霖事件(1928年)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吹响了国家大改革的号角。1931年(昭和6年)9月，发生“满洲事变”时，东条是参谋本部编制动员课课长。其后，自1935年至1938年先后担任了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关东军参谋长。这也正是从“满洲事变”扩大到日中战争的时期。在担任关东军参谋长时，东条参与了“满洲国”总务长官星野直树、“满洲国”产业部次长岸信介、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等人推行的殖民地政策。1937年(昭和12年)7月，日中战争爆发后，东条发表强硬论，亲率兵团进攻到内蒙古的察哈尔省。这是东条首次指挥实战，依靠冲锋一边倒的战术占领了内蒙古。据说当时有众多的中国人被处刑。从“满洲事变”发展到日中战争这一过程中，日本所采取的行动脱离了规定要尊重中国的主权、门户开放等内容的九国条约。但是，据说当时的陆军，包括东条在内，都没有充分理解这一国际条约。东条作为第二届近卫内阁的陆相入阁后，首次着手进行了日美军事力量的比较调查。调查的数字显示日军难以维持长期战争。但是，东条却说：“美国缺乏国家的内核，而我们的帝国却拥有三千年的国体。”虽然日本政府作为国策决定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东条却丝毫没有认真考虑过美国采取石油禁运制裁的风险。而且，作为与美国谈判关键，即从中国撤军的选择也不在东条的思路之内。这是因为他考虑到一旦撤军，不仅是“满洲国”、乃至朝鲜统治都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瞬时瓦解。东条主张对美开战，近卫因此退出了政权。其后任的座位就意外地落入到东条手中。东条从内大臣木户孝一那里得知天皇希望回避战争的意愿，开始重新研究国策。历任大隈重信内阁海军次官(1914年)，天皇侍从长兼枢密顾问官(1929年)，枢密院副议长(1940年，后为议长)，首相(1945年)等。历任内大臣府书记官长(1930年)，近卫内阁文部大臣(1937年)，近卫内阁厚生大臣(1938年)，平沼内阁内务大臣(1939年)，内大臣(1940年)等。还担任过天皇之首席机要顾问、“重臣会议”的主持人。历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兼第一舰队司令(1936年)，海军大臣(1937年2月)，首相(1940年1月)等。因反对与德意结成军事同盟，被陆军视为亲英美派，1940年7月被迫辞职。此后以重臣资格反对军人组阁。1944年7月复任海军大臣，反对本土决战，主张接受《波茨坦宣言》。日本投降后参与解散日本海军的工作。历任海军次官(1923年)，联合舰队司令(1924年)， 田中义一内阁海军大臣(1927年)，军事参议官(1929年)， 斋藤实内阁海军大臣1931年)，首相兼拓务大臣(1934年)等。1952年死亡。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向东条进言：“如果朝着撤回(开战方针)的方向努力，就必须更换参谋本部的强硬派——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我也不惜为此辞职。” 但是，东条对人事未作任何调整。依靠原班人马即使再讨论也难以转换方针，东条回避战争的努力终以失败告终。东条代表着缺乏基于国际主义(国际社会的现实主义)战略观的陆军的利益，作为其最后一招，在他当上了最高指挥后就作出了冲入日美战争的决断。压制言论东条政治的显著特征就是利用宪兵的镇压和由国家垄断信息。这些始于东条担任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的时代。东条下令调查了对关东军持批评态度的民间人士，列出了与社会主义、国家改造运动、皇道派有关的4000人名单。关东军参谋(负责情报、谋略)田中隆吉等人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把反日的中国人当做眼中钉，进行了彻底的清除。这些行动同样也把矛头指向了“反东条”的政敌们。在1942年(昭和17年)4月的大选中，东条力图以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推举的候选人获得全部议席。他命令宪兵队“监视”非推荐候选人的尾崎行雄、鸠山一郎、芦田均等人，还在选举期间强行逮捕了尾崎。选举过后，成立了几乎所有议员都加入的翼赞政治会。由陆军出身的原首相阿部信行担任总裁。由此只剩下执政党一党，其他政治团体都被迫解散。议会就成为了批准协助战争的会场。政治家中野正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自杀的。中野是被曾担任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时期的东条的部下、东京宪兵队队长四方谅二胁迫自决的。据说宪兵队在中野家的隔壁房间一直看着中野咽气。伴随着战局的恶化，东条还派宪兵队到开始探索和平谈判的冈田启介和近卫文麿等重臣的身边，日夜监视他们的行动。东条对传媒界也毫不留情。刚刚对美开战的1941年12月，就制定了有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临时管制法。只凭东条一个人的意向，就能随时让报纸停刊。东条对《每日新闻》“竹矛不够有力”的报道十分恼火，把执笔的记者新名丈夫征兵入伍，想送往战局激烈的第一线。东条渐渐地被称为独裁者。但是，东条自己却否认了这一点。他说过“希特勒是兵卒出身，而我是大将，怎么能相提并论”。在1943年(昭和18年)1月的议会上，东条说“我只是一个草莽之臣”，还在答辩中表示“如果失去天皇陛下的信任，陛下命令我辞职的话，那我就没有任何前途。我就好像是月亮，只是仰仗陛下的光芒才会发光”。虽然东条高喊要“承诏必谨”，即遵守天皇诏书行事，但是他认为对自己的叛逆就等于是对天皇的大逆不道。强大的权力东条抱有一种革新性的思想，那就是不论是平民还是政府官员，在天皇面前都是平等的。在日美开战后取得初期胜利时，有的舆论把东条描绘成“救世主”。但实际上，他使众多平民百姓出身的士兵失去了生命，无所顾忌地压制了国民追求幸福的权利和内心的自由。1944年(昭和19年)2月，联合舰队的据点特鲁克群岛瓦解后，东条开始兼任参谋总长。历任大藏省次官(1905年)，贵族院议员(1911年)，第一次桂太郎内阁藏务大臣(1912年)，第二次大隈内阁藏务大臣(1914年)，第一次、第二次加藤高明内阁内务大臣(1924年)，宪政会总裁、首相(第一次内阁，1926年)，民政党总裁、首相(第二次内阁，1931年)等。1949年死亡。历任驻华公使(1931年)，外务省次官(1933年)，驻苏大使(1936年11月)，驻英大使(1938年)，驻南京汪精卫傀儡政府大使(1941年12月)，东条内阁外务大臣(1943年4月)，小矶内阁外务大臣兼大东亚省大臣(1944年7月) 等。他打算通过集权来转变政策，以渡过难关。真正了解败势明显的战局和日本仅存的国力的人只有东条。但是，他没有把手中的强大权力用于担负责任的政治上，却依旧鲁莽地继续战争。东条在担任陆相时，发表了以“勿受生擒为俘虏之辱”为世人所知的《战阵训》。(1941年1月)不准当俘虏的战阵训也就是使敢死队的冲锋合法化，号召“玉碎”。关于“特攻”，东条在1944年6月也说过“日本的长处就是大家都拼命勇往直前，根本不把死当成一回事。(省略)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一长处，通过用我们的一架飞机歼灭敌人的一艘舰艇，用我们的特殊艇撞毁敌舰的敢死队，就一定能把敌人打垮。”(《东条内阁总理大臣机密记录》，东京大学出版会)“在日本，不是飞机在天上飞，而是精神在飞。既然我们的精神在翱翔，就不会输掉这场战争。”东条还留下过这样的话。1944年6月，北九州遭受空袭时，东条不屑一顾地说“就好像是被蚊子叮了一下，泥地上溅起了一点儿泥”。轻视生命竟然达到了如此的极限。当塞班岛失守已成定局，东条被迫要下台时，他还口吐狂言。“这是上天给我们日本人的启示。是说你们还不能认真吗？还不能拿出真正的干劲吗？……现在到了发挥我们最大力量的时候。用头撞墙觉得痛，才感觉前面有墙是不行的。”(保坂正康，《东条英机与天皇的时代》，筑摩文库)东条下台后，宣扬通过敢死队“特攻”和本土决战要继续打下去，还直接向天皇进言。东条到最后一刻都丝毫不顾惜人民的生命。历任大藏省书记官长(1934年)，近卫内阁大藏大臣(1937年6月)，兴亚院顾问(1939年)，华北开发会社总裁(1939年)，东条内阁大藏大臣(1941年)，大政翼赞会理事(1944年) 等。历任“满洲国”财政部总务司司长(1934年)，“满洲国”政府财政部次长(1936年，事实上的独揽该部大权之最高长官)，“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厅长(1936年12月，事实上的国务总理，独揽“满洲国”的一切行政大权)，东条内阁官房长官兼国务大臣(日)；大藏省顾问官(1944年12月) 等。历任检察总长(1911年)，司法大臣(1923年)，枢密院议长(1936年)，近卫内阁内务大臣、国务大臣(1940年7月)，枢密院议长(1945年) 等。历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1922年)，步兵第35旅团旅团长(1924年)，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1925年)，第十一师团师团长(1928年8月)，华中派遣军总司令(1937年10月，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元凶)，内阁顾问官(1938年7月)，大政翼赞会大东亚事务部顾问(1943年)，大东亚开发会社总裁(1944年)等。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系作者授权百家号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昊芘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坚守原创，深耕优质内容。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中国为什么要释放日本战犯（转帖）
本文摘自：《北京青年报》日第C2版，作者：曹国平姜鹏，原题：《侵华战犯：还想回第二故乡探亲》
57年前的今天（编者按：文中“今日”为6月21日），中国释放了第一批日本战犯———
日本战犯阴地茂一获释后，曾组团八次访华。2000年，他在临终时嘱托家人将自己一束头发送到战犯管理所，希望将其葬在“第二故乡”——中国。
在中国近代史中，有许多值得人们回忆的部分，中国政府处理日本战犯的史实，就是其中最精彩的一幕。1956年的今天，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在押第一批335名日本战犯宣布免予起诉决定书，并于当日释放这批战犯。同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关于处理在押日本战犯的决定，对处理在押日本战犯的原则和有关事项作出规定。本文就重温改造日本战犯纪实做一简要回忆。
战犯初到管理所骄横狂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波茨坦公告》，各战胜国可对侵略国的战犯自行审判。
关押在我国的日本战犯共1000多人，其中罪恶较重的有伪满洲国总务长武部六藏。他操纵伪满洲国大权，颁布过“思想矫正法”、“时局特别法”和“粮谷出荷法”等一系列法西斯法令。在执行“治安维持法”的5年中，抓捕中国同胞17。7万多人。中将师团长启久在河南、河北等地制造无人区，在河北滦县一次就残杀1200多中国人。日本宪兵大佐斋腾美夫曾制定“反共防谋对策”，先后捕杀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抗日群众63000多人。日本七三一部队少佐支队长枷原秀夫，秘密制造细菌武器，用我国4万多同胞做细菌试验，残酷折磨，最后惨无人道地丢进炼人炉内……这些战犯在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罄竹难书，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
但这些战犯初到管理所时，个个表现骄横狂妄，自认不可一世。有的人头戴战斗帽、身穿将校服、肩佩军章，依然是一副法西斯的狰狞面目。有的人早晨起床后，向东京遥拜，祈祷“天皇陛下万岁”，表示宁愿为法西斯军国主义而死。他们拒绝看管理所的报纸，不听管理所的广播，以示对抗。对管理所给予他们人道主义的待遇，也认为是软弱可欺的表现。他们还扬言伙食太差，把高粱米饭倒入厕所和垃圾箱内。
日本战犯们公然否认自己有罪，宣称他们侵略中国是“帮助中国建立新秩序”。并叫嚷他们是战俘，不是战犯，称“将他们关进战犯管理所，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当朝鲜战争爆发后，战火烧到中朝边境，这时战犯的思想活跃起来。他们破坏监规、抗拒改造、幻想美帝尽快打进中国境内，把他们解救出去。每天报纸一来，他们便争先恐后阅读有关朝鲜战况的消息，然后眉飞色舞地热烈讨论起来。他们对看押哨兵说：“过去日本都被美国打败了，你们中国也不行。”有一次部队同管理所组织防空演习，事先没有告诉战犯，他们真的以为美国飞机来了，高兴得手舞足蹈，以为马上可以自由了。后来一听是演习，便都垂头丧气不吭声了。
日，中国志愿军入朝参战，战犯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得意忘形，以为美国找到了进攻中国的借口，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他们认为时机已到，在狱中大闹特闹，呼喊口号、高唱歌曲、绘制日本国旗、遥拜日本天皇、联合签名递抗议书、对看守哨兵高声叫骂、用拳头砸铁窗、歇斯底里地喊叫。他们还利用放风机会，互相传递纸条，密谋勾结监外日侨越狱暴动，妄图在美军攻占东北时里应外合。
教育改造从阅读和劳动开始
为了达到改造战犯的目的，首先要制止闹监。他们闹监是有组织的，带头的是伪满警察局的鹿毛繁太。此人武士道精神十足。管理所领导决定抓住这个典型，找其谈话。
鹿毛繁太首先气势汹汹地质问：“我是战俘，为什么关押我？你们懂不懂国际法？”
管理所领导问：“你既然懂国际法，那就请你回答，国际法哪一条规定一个国家可以侵略另一个国家？”
鹿毛繁太说：“我是来帮助满洲国维持治安的。”
管理所领导问：“中国人民什么时候请你们维持治安的？”
鹿毛繁太说：“我是奉天皇陛下的命令。”
管理所领导说：“正因为你们忠实执行日本天皇的命令，所以你们是名副其实的战犯。”
经过一番谈话较量后，这个战犯的气焰已经有所收敛。
这些战犯从小接受法西斯教育，形成其傲慢、顽固的价值观。在他们看来，日本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有权统治世界上其他民族。因此，他们认为对其他民族侵略和屠杀根本算不上是犯罪，而是优等民族生存的一种手段。据此战犯管理所在战犯中开展认识真理、弄清是非的思想教育活动。首先对他们进行法制教育，学习二战后对战犯的有关规定，以及战胜国对战犯的处置权限问题。
为了瓦解他们的世界观，管理所给他们阅读居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办的进步刊物，如《民主新闻》、《前进》，使他们文化生活丰富起来。为调动下层士兵战犯学习的积极性，争取态度敷衍的战犯，孤立瓦解少数顽固战犯，管理所决定成立学习小组。学习小组带领广大战犯学习真理、明辨是非，这对战犯改造起到积极作用。学习小组还鼓励组织战犯开展小说、戏剧创作。战犯们把自己的经历自编自演搬上舞台。演出后台下观众在观看中也认识到自己的罪行，台上台下产生强烈共鸣。另外，学习小组的发起者用各种事实说明如何把日本拖进战争的深渊，使日本人民身受其害，使他国人民饱尝战争的痛苦。
在战犯提高认识的基础上，管理所向他们宣传中国对战犯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揭发有功者奖”，表现好的可准其家人来所探望……思想改造是改造战犯要达到的根本目的，但也是最艰巨的工作。
为了思想改造，管理所工作人员创造条件让他们参加劳动。让身体健康的战犯到厨房做饭，给监舍送饭送菜。在劳动过程中，战犯和工作人员逐渐熟悉，增进了友谊。在管理所附近建立养鸡场，在战犯中组织养鸡班，他们将养鸡过程中的感受，自编《养鸡劳动歌》。此外将其余能参加劳动的人，让他们从事制瓦劳动，每天生产500多片瓦。从参加劳动后，战犯挑食、厌食的没有了，剩饭现象也少了，进餐量明显增加，健康状况日渐好转，思想观念也有所转变。
外出参观加速战犯思想改造
为了加速对战犯的思想改造，管理所还组织战犯到沈阳、哈尔滨、抚顺、上海、长春、鞍山和等地参观工厂、矿山、农村、敬老院和幼儿园等。在参观中，战犯们感受最深的是东北经济建设发生的巨大变化，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在他们的印象中，东北仍然是贫穷落后的地区。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在伪满洲国担任过职务，在东北疯狂掠夺、屠杀无辜，给东北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他们来到鞍山后，没有想到新中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把一个烂摊子变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钢铁基地。日本投降时，日寇对鞍钢进行了毁灭性破坏——炸毁高炉设备、烧毁设备材料……他们认为要想恢复生产那是难上加难。战犯们对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感到震撼。他们来到长春，在731细菌部队100炼人炉残迹前，当场表示悔罪，并脱帽向死难者哀悼。在抚顺煤矿俱乐部，当年“平顶山惨案”幸存者向战犯们控诉惨案的详情。那是1932年9月，日军出动200多人对平顶山居民进行屠杀，有3000多人惨遭杀戮，有的战犯听后跪到地上痛哭不止。受害者亲自控诉，促进了战犯们良心的觉醒。
在参观中，一位战犯以试探的口吻问农业合作社社员：“对站在你面前的战犯你们抱有怎样的心情？”社员回答：“我们反对的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而不是哪一个人。只要你们悔恨过去，再不走侵略的道路，我想中国政府是会宽大你们的。”这名战犯听完后，深深向社员躹躬敬礼，并感动地对其他战犯说：“这就是中国人民对我们的心情。”通过参观，战犯们深刻了解到当年日军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对自己在中国所犯罪行有了进一步认识和悔恨。战犯们流着眼泪说，今后决不再走侵略他国的老路。许多战犯表示，不能想象自己身为战犯，还能允许到各地参观，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能有的事情，中国人民的伟大胸怀使他们既悔恨又感动。参观途中的优越待遇也使他们感动不已。
用真情攻破战犯心理防线
在生活方面，管理所改善战犯居住条件，每周洗一次澡，每月理一次发。一日三餐，每餐有肉有新鲜蔬菜，建立专门农牧场保证供应战犯吃的肉蛋奶。而我们工作人员每日只能吃两餐，只有高粱米和窝窝头。因此有的战犯说“管战犯的吃粗粮，犯人吃细粮，这是古今中外从来没有的事”、“实行如此人道主义的宽大待遇，就是铁石心肠也会被感化的”。
伙食的改善，使战犯的心理防线逐渐放松，他们由对伙食的满意转而对监管人员的感激。战犯们纷纷表示：“中国政府对待我们，如同老师对待孩子一样。”
战犯们对抗、抵触的思想情绪逐渐发生变化。在此基础上，管理人员对他们进行引导教育，使他们主动交待反省自己的罪行。对战犯财物，除战争罪证和危险品收缴没收外，其他物品，包括金银财宝一律登记造册由管理所代管，其所有权归战犯本人。管理所对人格的尊重，温暖了战犯们冷酷的心灵。
这些战犯初入管理所时，由于害怕中国人民的报复，心理压力很大，身体十分虚弱，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管理所除增加医疗设备对他们积极治疗外，还加强护理工作。如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患脑溢血，生活不能自理，完全由护理员照顾。战犯上中正高因手术大量用血，管理所人员纷纷献血。病愈后，他写道：“十年前我是杀害中国人民的侵略者，现在判处死刑都罪有应得，但中国人民不管冤仇多深，把自己宝贵的3000毫升血献给了我，挽救了我的生命，这么伟大深厚的恩情，我怎能不报答呢？”
在确凿证据、证人面前，战犯们对当年所犯罪行人人供认不讳，纷纷要求中国政府惩处自己，以偿还血债。
虽然战犯对中国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但中国政府考虑到日降后十余年的世界变化，中日关系将来的发展，以及多数战犯都有悔罪表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本战犯一律从宽处理，一个不杀。
受审战犯下跪请求严惩出现“抚顺奇迹”
1956年6月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对担任过高级职务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法庭上出现了罕见的一幕：所有受审战犯，无一人否认罪行，无一人要求赦免，相反却是痛哭流涕地躹躬或下跪，请求中国人民严惩，此情此景被国际史学界称为“抚顺奇迹”。“抚顺奇迹”的秘密，就是中国对战犯的政策不是胜者对败者的报复，而是教育改造，以真情换真心。
参加法庭对战犯宣判的外国记者向外发表评论：“中国的宣判，虽然检察官与战犯、受害者与战犯、证人和法官与战犯、审判者与被审判者各自立场不同，但在庄严肃穆的法庭上，人们都异口同声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这在国际审判史上绝无先例，让他感到惊讶和不可思议。”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举世周知。因此，当时许多中国人都强烈要求严惩日本战犯。即使是在战争年代出生、听着抗日歌曲长大的孩子们也知道日本人在中国实施野蛮的“三光”政策。1937年底，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惨案”，在长达六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共杀害34万中国人。不算过去日寇侵华的历次战争，仅从1937年算起的八年抗战中，中国人民即死亡1000万以上。可想而知，作为战争亲历者的中国百姓是多么盼望着这次审判，但是审判结果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不仅没有一个战犯判死刑，连被判无期徒刑的都没有。
按照当时国际上惩治战犯的量刑标准，至少有上百名日本战犯应该受到极刑。然而，由于中国政府的宽宏大量，最终只对45名战犯判刑。被判刑16年的佐佐真之助表示：“我的罪孽遍及中国，成为6亿人民憎恶的对象，判几次死刑都无法补偿。”被判18年的伪满总务次长古海忠之承认，“我的大罪天地不容，为了教育今后的日本人，请求判我极刑。”从1956年至1964年，在押的近千名战犯，除一人病死外，其余被分期、分批释放回国。
如何正确处理日本侵华战犯，是一项司法难度极大、政策性极强而又为全国人民及世界各国瞩目的特殊历史使命。中国作为二战中反法西斯的战胜国，以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威力、智慧和方法，妥善地解决这一世界大战的善后问题，不但对于中日两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弘扬社会主义的正义事业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持续斗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战犯回国促进中日友好
登上中国就要离港船只，一名日本记者问被释战犯：“现在你们已离开中国，还那么怕他们吗？”可是，这个企望能采访到内心真实想法的日本记者却听到这样的回答：“中国人民给我们的恩德、给予我们的人道主义待遇，是我们永远无法忘记的！”这个记者听后哑口无言。
许多战犯回国后，都用各种方式以个人经历劝诫民众反对战争。
1957年，这些战犯在日创建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通过不间断活动，成为日本国内和平反战、促进中日友好的一支重要而活跃的力量。后因战犯年事已高，“中归联”解散，由战犯的后人及一些日本进步青年组成“抚顺奇迹继承会”，他们继续发扬着“中归联”的精神。部分战犯还送给中国政府谢罪牌匾和感谢锦旗、信件。
很多人四处现身说法，教育自己的同胞要世世代代与中国人友好下去。“归还者”们曾六次组团来华“探亲”，看望“恩师”、“母校”，成为反对战争、促进日中友好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中藤田茂率团访华就有四次，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周总理还赠他一套中山装。1982年他弥留之际，就穿着这套衣服谢世，以示九泉之下也不忘中国恩师，系念日中友好之情。
战犯阴地茂一获释后，曾组团八次访华。2000年，他在临终时嘱托家人将自己一束头发送到战犯管理所，希望将其葬在“第二故乡”。他们为了悼念中国爱国烈士，寻找再生之地，在抚顺建立抗日殉难烈士纪念碑。不少人把自己的罪行写成书，如《侵略》、《三光》、《天皇的军队》和《从中国归来的战犯》、《菊与日本刀》等几十本著作，这些书籍的出版，震惊了日本社会。
20世纪50年代，为了中日两国能够长期和平相处，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采取了宽大政策，受到日本人民的欢迎。但目前日本政府以怨报德，妄图篡改其侵略中国的历史。历史就是史实，史实是谁也改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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