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化“土地财政” 须理顺央地收入关系_中国经济网――国家经济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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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把握好经济工作中的几个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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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新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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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前，我国经济出现了产能过剩等重大结构性失衡，首先是供给结构出了问题，即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严重过剩，而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品供给不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因此，我们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 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是一个对立统一体，过分强调哪一个方面，都会顾此失彼，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我国多年宏观调控的经验证明，在经济偏热时，适当踩一下“刹车”，在经济偏冷时，适当踩一下“油门”，以熨平周期性波动，是宏观调控的艺术。&
　　&&&&■ 城乡发展差距拉大是当前国民经济中的一个主要矛盾。我国已达到中高收入水平，但距离高收入国家还有一个大台阶。许多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因为难以跨上这个台阶。能否跨上高收入台阶，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考验。&
　　&&&&■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既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又相互促进、相互制衡。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把握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对于避免经济波动、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至关重要。&
　　&&&&■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我们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上的重大突破。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就是按价值规律办事。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对外协调。&
　　2016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明确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对于统一全党认识、做好今年经济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全面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必须按照党中央确定的思路方法，把握好几个辩证关系，抓住关系全局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确保实现既定经济发展目标。
　　一、努力把握好供给与需求的辩证关系&
　　供给与需求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研究供给时必须考虑需求的总量和结构，按需生产、适销对路，产品的价值才能通过市场交换得以实现，社会再生产才能持续进行。研究需求时也必须考虑供给的可能性，使需求与供给能力相适应，避免需求膨胀引发通货膨胀，抑或需求不足引发通货紧缩。
　　当前，我国经济出现了产能过剩等重大结构性失衡，首先是供给结构出了问题，即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严重过剩，而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品供给不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因此，我们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此同时，需求不足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投资率不断攀升，“十二五”时期投资与消费的结构虽有改善，但其失衡的局面仍未根本改变。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的增长严重滞后于生产能力的增长，是造成当前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是国民经济最基本的比例关系，这一结构失衡，必然影响经济全局，使经济的持续发展受阻。
　　我们必须努力把握好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辩证关系，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减少无效供给，加快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优化升级，补上供给短板。与此同时，适度扩大总需求，特别是扩大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在结构转换中实现稳增长。在内需与外需的关系上，应以扩大内需为主。2016年上半年，海外投资比2015年同期增长67%，国内投资仅增长8%，在国内投资增长放缓特别是民间投资增长低迷的情况下，海外投资暴增，是不正常的。只有坚持以扩大内需为主，才能对稳增长、惠民生直接发挥作用，并为扩大外需提供实力支持。
　　二、努力把握好短期与长期的辩证关系&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保持经济的长期平稳健康发展，必须把长远战略目标和近期行动计划有机结合起来，既要有明确的中长期目标也要有短期目标，既要有长远战略也要有短期对策。实现中长期发展目标、实施长远发展战略，主要通过财政政策促进供给总量的增加和供给结构的优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短期目标、实施短期调控，主要通过货币政策调节需求总量，保持总供求的大体平衡，以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
　　在宏观调控的实践中，必须把长期与短期有机结合起来。要通过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和专项计划，提出不同阶段的发展目标、战略、方针、政策，为运用财政、货币等手段调控经济提供依据，保持计划、财政、货币三大调控杠杆的协调配合。要围绕经济增长速度、居民收入、物价、就业、财政、货币、投资、国际收支八大指标的平衡制定年度调控计划，努力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避免大起大落。其中，投资指标尤其重要。投资需求属于中间需求，投资增长速度和投资结构关系到未来的供给能力能否适应需求的增长和需求结构的变化，关系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长期增长能力。因此，需要加强对社会资金和信贷资金投向的政策引导，使之符合中长期发展规划要求。
　　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是一个对立统一体，过分强调哪一个方面，都会顾此失彼，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我国多年宏观调控的经验证明，在经济偏热时，适当踩一下“刹车”，在经济偏冷时，适当踩一下“油门”，以熨平周期性波动，是宏观调控的艺术。这些成功的经验都是长期有效的。当前中央强调的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转型，是一个中长期发展目标，特别是实现产业结构由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为主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为主的转变，不是三四年或一个五年计划就能完成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紧密相关，调整产业结构必须按照经济成长的客观规律，不懈努力、循序渐进地推进。因此，在宏观调控中，要认清哪些事情是短期可以做到的，哪些事情是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做到的。在此基础上，按照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引导资金投向，既满足即期增长的需要，又促进结构的优化。
　　三、努力把握好城市与农村的辩证关系&
　　城乡发展差距拉大是当前国民经济中的一个主要矛盾。我国已达到中高收入水平，但距离高收入国家还有一个大台阶。许多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因为难以跨上这个台阶。能否跨上高收入台阶，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考验。从国际经验来看，凡是顺利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几乎都成功解决了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一、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大体相同，城乡居民收入基本拉平。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城乡差距问题往往长期得不到解决。目前我国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不足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1/3，由此决定了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7:1，如果不能改变这一状况，很难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城乡结构调整需要改革来推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正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提出的重大改革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这一重要论述精准对接了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指明了方向和要求，必将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更大的新动能。
　　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部署，当前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有五个重点：一是落实农户对土地的法人财产权。为此，需要对农户的承包地和宅基地进行确权颁证，并完善对土地用途改变的监管制度。二是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我国正处于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进程之中。由于劳动力的流动是全国性的，必须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实现不动产能够随着人口的流动在空间、价值形态上转移。三是打开城乡资本市场之间的“堰塞湖”。“十三五”期间，如能以农民对土地的用益物权为质押，撬动银行贷款和社会投资的20万亿元投入到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城乡差距必将迅速缩小。四是为进城落户农民提供与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务，使农民进城后可享受市民养老、医疗、住房、子女入托入学等公共服务。五是把特色小镇作为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突破口。在中心城市周边的一小时生活圈内，发展一批各具特色的小镇，实现要素集聚，既有利于缓解中心城市房价上涨、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矛盾，又有利于带动城乡发展。
　　四、努力把握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辩证关系&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既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又相互促进、相互制衡。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把握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对于避免经济波动、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至关重要。
　　从国际经验来看，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主要是由于一些亚洲国家外债负担过重，超过了经济的承受能力，一旦出现偿债困难，外资出逃，便酿成金融危机。2008年爆发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主要是由于金融衍生产品泛滥，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某些金融机构出现到期债务不能清偿，导致债务链断裂，最终引发全局性的危机。经验还表明，虚拟经济膨胀与房地产泡沫总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日本上世纪80年代以房地产为抵押的银行贷款膨胀，因为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经济一蹶不振。
　　具体到我国，主要有两个潜在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一是企业债务率明显偏高，偿债付息压力过大。主要原因是我国金融体制以间接融资为主，企业融资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应当加快发展资本市场，通过扩大股权融资来降低企业债务率，以规避债务风险。二是少数中心城市房价过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应当通过增加住宅用地供给、疏散城市功能、发展特色小镇等措施，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
　　五、努力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我们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上的重大突破。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就是按价值规律办事。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对外协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当前应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是完善城乡统一的全要素市场体系。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需要有完善的市场体系。要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全要素市场体系，特别是抓紧建立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的全要素市场，激活农村资源，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促进农村发展的强大作用。要打破区域之间的行政壁垒，加快生产要素从沿海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周边地区流动。完善生态环境保护体制，建立环境价值补偿机制，形成促进环保产业发展的市场机制。
　　二是两手并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在需求结构上要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主要依靠消费拉动转变；在产业结构上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向第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转变，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在要素结构上，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转变。这是一个全面战略性转变，只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政府引导的共同作用，才能取得成功。产业政策要从选择性政策向功能性政策转变，即由确定若干重点发展产业并赋予其特殊扶持政策，改变为围绕经济转型升级要求，实施普惠鼓励政策。如鼓励技术进步和节能减排，应不分行业和企业性质，凡是有利于实现这些要求的经济活动，都应给予鼓励和支持。
　　三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以实现共享发展。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始终是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把共享发展作为重要内容，是针对当前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提出来的，目的在于通过强化共享发展，缩小收入差距。应当在不损害效率的前提下加大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力度，使广大中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民的收入增长更快一些。重要途径是通过加强对中低收入者的培训，提高其劳动能力，并创造更多较高收入的就业机会，鼓励创新创业。对弱势群体应给予帮扶。要通过教育上的公平来实现分配上的公平。
　　（作者：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央政研室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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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杂志社版权所有处理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利益矛盾(1)_经济社会
处理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利益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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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责任编辑：秦超
　　作者：彭劲松
　　利益结构是社会结构的重要基础，优化利益结构、促使利益结构合理化、规范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才能从根本上减少乃至消除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梗阻环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很多措施都着眼于问题，例如：化解过剩产能，推进国企改革，防止金融风险，补强民生短板，等等。这些改革举措势必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再调整。在此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差别有所凸显，围绕利益得失涨落而产生的矛盾有所增加，成为利益结构调整完善中不能不审慎稳妥处理的重要问题。
　　值得关注的一些利益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硬仗，要把握好“加法”和“减法”、当前和长远、力度和节奏、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政府和市场等关系。在主动改善供给侧质量和效率的过程中，政策决策及政策执行的时点和着力点如果把握不精准，一些矛盾会有所呈现，如新兴产业行业与传统产业行业、不同经济成分、不同地区、既得利益与社会利益、经济下行伴生的相关群体冲突等利益矛盾。
　　新兴产业行业代表的是绿色、高效、低耗、技术含量高，对它们的支持必然要置换淘汰传统高污染、高成本、低技术的落后产能，特别是那些依然在产的现实落后产能，在资源占有使用、就业、市场份额等方面的要求都不同。同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在新形势下的复合消涨，带来的利益群体差异、利益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如何既坚持结构调整导向，又充分考虑社会承受力，是我们应该学会驾驭的辩证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允许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良性竞争，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同时允许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来看，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现实中毕竟是不同性质、不同运作方式、不同内容、不同利益主体的经济成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整体利益结构之下，二者在利益要求指向、利益主体基础、利益实现方式等方面有着一定的差异，特别是在国有与民间资本存在竞争而政策界限又不十分清晰时，这种矛盾会凸显出来。
　　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国家制定实施了很多区域发展规划，各个区域都在争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政策，成为各种各样的试验区，从而取得先行发展、特殊发展的优势。不同区域之间为了实现自身利益，在外资项目、中央政府投资项目上会发生一定程度的竞争，在发展思路上趋同，在招商引资上互相争夺，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协调，可能加大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从而难以达到区域政策设计的本来目标。在城镇化深化发展过程中，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城乡之间的矛盾也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在与社会转型相伴随的社会结构演化过程中，出现了少数特殊获益者群体，他们当中有一些是社会精英，具有较高的教育素质，或者在某一方面有专业特长。但也有一些是靠权钱交易，钻体制和政策的漏洞，成为了暴富者。随着收入、财产不断积聚，在经济社会生活领域拥有明显的强势地位，甚至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惜盲目设租发声，引发普通利益群体的不满。在经济下行条件下，社会成员信心受到一定影响，一些往往由偶然因素引起的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不时出现，看似无厘头的事件，背后隐藏着的是深层次社会问题。
　　金融创新在应对传统风险的同时，由于创新产品技术结构的复杂性，产生了新的难控或不可控风险。特别是随着互联网金融的日益壮大，网络安全技术依然存在漏洞，互联网金融企业倒闭、跑路现象偶有出现，有的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关门，有的因风控不到位致资金链断裂，有的涉非法集资、非法吸储等违法经营被查处，带来的社会连锁效果虽然是局部的但不可忽视。
[责任编辑:秦超] 1
　　对于“男女平等”这根弦，国外影片确实绷得更紧一些，虽然更多只是停留在形式上的。可见，社会监督很重要。　　时下，很多影视剧除了“网红脸”的堆砌几乎没有什么艺术厚度可言，其本质是对观众和市场的一种忽悠。
　　我们只有回顾历史，立足当前，放眼未来，从三个维度理解文化自信的丰富内涵与广阔纵深，才能将增强文化自信工作做得更深入，落到扎实处。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刚刚发布，报告回顾了过去一年的工作情况，并对2017年工作进行部署，展现了各项工作的总体布置和关键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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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旗下公号&人民日报评论&微信号12月17日发表任仲平的评论文章。该文将于明天(12月18日)在人民日报上刊发。文章透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8日将在京召开。
　　全文如下：
　　(一)2015年，新的共识正在凝聚。
　　从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到联合国发展峰会、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到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整个世界都在寻找发展的新机遇、变革的新动力。
　　&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继续为各国发展创造机遇。&在土耳其，习近平主席宣示中国信心。&展望未来，亚洲再次站到了引领历史发展的前列，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前途命运维系于斯。&在新加坡，习近平主席激荡亚洲力量。中非峰会&将促进南南合作，带动南北对话，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在南非，习近平主席建言世界格局。
　　G20峰会，明年的主场是中国杭州;APEC的领导人，去年相聚于北京雁栖湖。这些年，世界舞台上处处可见中国身影，这个励精图治的发展中大国，不断与世界分享自己爬坡过坎的实践与和平共赢的理念。
　　而中国前后相续的五年规划，也迎来了交接棒。在经济新常态现实要求之下，在战略机遇期内涵转变之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确立新的发展理念、引领新的发展实践，是刻不容缓的时代命题。
　　&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今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凝聚着新中国几代建设者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思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12月18日，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把这&五大发展理念&融为未来一年的务实举措。
　　若干年后人们会看到，这一事关我国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开启的是未来中国的崭新航程，思考的是人类命运的走向。
　　(二)历史的巧合，往往意味深长。
　　2015年，中国与世界都迎来一个承上启下的节点。这一年，中国&十二五&规划收官，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开启了向着全面小康的最后冲刺。 10月，&十三五&规划建议审议通过，未来5年中国发展航程划定。也是在这一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完成一个阶段性任务，打开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 的大门。9月，多国元首汇聚联合国总部，规划未来15年地球的发展蓝图。
　　中国的五年愿景，世界的共同目标，在同一个时间节点上交汇，仿佛隐喻中国与世界深度互动的现在和未来。
　　作为发展速度最快的超大型经济体，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发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联合国新世纪初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中，无论是普及初等教育、促进两性平等，还是降低儿童死亡率、与艾滋病和疟疾等疾病作斗争，中国大多已经实现。按照联合国脱贫标准，中国为全球脱贫贡献率达到90%，全世界每10人脱贫，就有9个来自中国。有人估算，中国的经济发展使1/5的世界人口、1/4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和近3/5的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口从中直接受益。
　　在世界东方耸起的这个&发展极&，对世界发展的辐射作用越来越强。近年来，中国在世界经济最困难的时刻，承担了拉动增长的重任。2009年到2011 年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虽有所放缓，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在30%以上，仍是世界经济重要动力源。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增长贡献、贸易贡献、减贫贡献，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这30多年来最重要的发展成绩。
　　未来，中国的发展也将描绘世界的方向。美国《世界邮报》曾如此断言：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对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有潜在影响。18、19世纪，英、法、德等国崛起，人口是千万级的;20世纪美、日等国崛起，人口是上亿级的;而21世纪中国的崛起，人口是10亿级的，比此前崛起的大国人口总和还要多。英国作家乔纳森&沃茨的《当十亿中国人跳起来》一书，在讲述中国不可思议的发展之路时，也表达了一种担心：&跳起来&的中国究竟会&拯救人类&，还是会 &让地球偏离轨道&?如此巨大的体量与范围，中国选择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方法，对于世界而言都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如何在历史的脚本里，续写人类永续发展的新篇章?9月，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倡议：我们应该共同走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一个月后，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宣示，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正是中国为未来构建的&发展话语&，为世界呈现的&中国方案&。
　　(三)马克思曾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作为未来中国发展的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认识，五大发展理念源于对中国与世界的深切把握。
　　在经济学上，对于发展中程的风险，有很多不同的描述：人口红利消失的刘易斯拐点，人均GDP4000美元之后的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秩序变革中的修昔底德困境，甚至是与现代化转型伴生的&风险社会&。
　　这些风险挑战，原因何在?不管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还是城市化进程受阻、产业升级艰难、金融体系脆弱，根本原因都在于，过往的发展方法已难以为继，而对这种发展方法的依赖还难以摆脱。
　　正如&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所说的，中国还&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环境约束日益增强、产业升级阻力重重、传统优势不断削弱&&30多年的快速发展，把中国的&后发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然而站在更高起点上的中国，如果仍然对粗放发展方法过度依赖，&后发优势&就会转变为&后发劣势&，错过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最佳时间窗口。经济变速换挡、社会深刻转型的中国，探索的正是这样一个迈过陷阱的发展方法。
　　发展理念源于发展实践，反过来又给发展实践以深刻影响。在这样的历史关口，需要用新思路寻找新出路、以新理念引领新发展。五大发展理念，为中国号巨轮涉过险滩、渡过激流标注前行航向。坚持创新发展，才能避免动力衰退、低水平循环的&平庸之路&;坚持协调发展，才能避免畸轻畸重、顾此失彼的&失衡之路&;坚持绿色发展，才能避免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透支之路&;坚持开放发展，才能避免画地为牢、自我设限的&封闭之路&;坚持共享发展，才能避免贫富分化、社会动荡的&风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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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弱化土地财政须理顺央地收入关系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
　　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时间，这期间，中央与地方在财权、事权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方面已经不太协调。特别是地方事权偏多、财权偏少的问题，已经对地方经济发展目标制定和社会事业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并给了地方通过负债建设、负债经营、负债发展的借口，最终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广受诟病的“土地财政”，很大程度上，也与中央与地方收入分配不合理、地方财政困难有关。这样的不合理，也给了地方过度利用、依赖“土地财政”的借口，最终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过于沉重，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留下了隐患。因此，改革现行财政体制，把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关系理顺，规范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已成为财税改革能否向纵深推进、能否解决好地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核心。
　　以专项资金为例，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以后，随着中央财政的实力不断增强，在中央财政能够支配和安排的财力越来越丰富的情况下，财力的“合力”就越来越小，被分化的格局则越来越明显，专项资金的名目则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原本应当由中央财政统一分配的财力，全部被转移到了中央各个部门，使中央各部门手中都掌握了大量的专项资金，拥有了很大的资金分配和调拨权。不仅如此，还有大量通过收费等形成的资金。如此一来，一个个的中央部门也都成了小财政。这样的结果，最终导致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的格局，不仅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大大降低，各种腐败问题也日益增多。透过每年国家审计署的报告可以看出，中央各部门在资金分配和使用方面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漏洞也是相当多的。
　　再以年底突击花钱为例，每到年底前，都会出现一两个月花数万亿资金的现象。表面看，是资金拨付计划的问题，是项目进度问题，实质上，是预算安排不科学、项目安排不合理、资金调度没计划的结果。想一想，资金拨付再不及时，也不能出现一两个月花数万亿资金的现象。果真如此，就不能不对预算产生质疑了。事实是，这些项目很多都是帽子大、身子小，根本不需要那么多资金。部门所以迟迟不把资金拨付到位，就是想用时间换空间，将资金成为本部门利益，用于权力性分配甚至寻租。
　　相反，在地方，却因为财政困难，教育、医疗、科技、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始终难以得到有效支持，导致各类问题频发。如果在中央部门账户上滞留的资金，能够安排到各地用于重点领域的发展，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么多资金“沉睡”的现象。更重要的是，增强地方财政的实力，也可以有效堵塞地方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漏洞。
　　可以肯定，只要中央与地方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关系能够理顺，双方承担的事权也能合理界定，那么，很多困扰地方的矛盾和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地方也没有借口再大搞“土地财政”。即便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全消除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至少，借口没有那么有说服力了。而且，还可以更好地约束地方加重企业负担的内在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