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美女作家抑郁自杀 把13岁被诱奸经历写进小说_网易女人
台湾美女作家抑郁自杀 把13岁被诱奸经历写进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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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看到不少人因为抑郁而的新闻，那么抑郁为何会让人产生自杀的念头呢？面对这种可怕的心理疾病，我们如何预防呢？下面就简单的介绍几种有效预防抑郁症的方法。台湾美女作家抑郁自杀就在前两天，台湾一个名叫林奕含的女作家去世了，26岁的她被发现在自己的家中上吊自杀。林奕含出身医学世家，曾是台南女子中学唯一一个在大学学科能力测验中获得满级分的学生，还曾获台湾数学科展第一名。林奕含从小就很热爱文学，有阅读和写作的习惯，今年2月，她出版了长篇小说《房思琪的乐园》。然而谁也没想到，就在出书的2个月后，这个优秀美丽的才女就这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离开了这个世界。林奕含的自杀让很多人震惊和惋惜不已，而更让大家心惊的是，出版社后来发表声明，表示林奕含选择结束生命，是走不出被诱奸的梦魇。她创作的小说，其实讲述的是自己的亲身遭遇。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这本小说中，她写了一个叫房思琪的女孩被老师诱奸的故事。“老师说爱我的方式是将阳具塞进13岁的我嘴里，老师说我是全世界最好的礼物，却残忍撕裂地折磨我的身体”“他选择硬插进来，而我要为此道歉”没有人想到，那个小说中被老师的女孩房思琪，竟然就是林奕含自己。林奕含从高中就患有抑郁症，大学的时候也因为抑郁症几度休学。她一直没有把自己幼年这段被强奸的痛苦经历说出来。..。在一次采访中林奕含表示，“父母对我不理解，失去健康、亲情、爱情、友情，一无所有，很痛苦很痛苦。”出版社表示林奕含会选择出这么一本书，是希望社会上不要再有第二个“房思琪”。林奕含曾说：当你在阅读中遇到痛苦和不舒服，我希望你不要认为“幸好是一本小说”而放下它，我希望你能与思琪感同身受。最终，林奕含没能和她的痛苦“和解”，她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抑郁而亡，那么如何预防抑郁症呢？　1.扩大生活圈子多交一些除工作以外的朋友，可以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舒缓工作上的压力，这也是一种的预防方法之一。　2.不做完美主义面临问题的时候，应该考虑一下这件事情的意义究竟有多大，然后再去做。　3.合理宣泄忧郁情绪从个体心理的角度而言，人都有交流、宣泄、归属的需要，哪怕是身处荒岛，也会自言自语或向花草树木鸟兽倾诉，这是忧郁症的预防的重要方面。　4.学会转移注意力当你出现忧郁心情时，可以去做，你最喜欢做的事，立刻让自己全身心地投入，投入到其他的事情上去，并且给自己注入一些正面、积极的思考，这样可以帮助你摆脱不良的情绪，也有利于忧郁症的治疗。　5.别拿放纵当放松压力大的时候总喜欢将不满和紧张发泄到无限的购物中去。将过度购物作为舒缓压力的方式并不可取。一时的快感，也许会换来你一个月的内疚，同理可证，将压力变为食欲的办法也是不可取的。　6.不要认为压力上瘾是强迫症它与强迫症有相似的地方，但二者的成因不同，强迫症多与患者早年的经历有关系，是一种精神疾患；压力成瘾则不是，不要认为自己得了强迫症，那样只会增加心理负担。　7.早睡早起早睡早起，吃顿营养丰富的早餐加牛奶，打扮整洁快乐出门也是忧郁症的预防方法。吃过午饭，应多走一走，散步或逛逛街，松弛身心，晚上可以到公园里跳跳集体舞等。8.学会忘记给自己心理暗示，尝试忘记一切给自己带来负面情绪的事物，忘记别人给予的伤害，忘记烦恼、、忘记忧愁，忘记昨天所有的不愉快，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让心情平静，试着以乐观、豁达、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一切挑战。相关新闻：美国女作家诺尔（Jessica Knoll），于2015年出版《最幸运的女孩》（Luckiest Girl Alive），她在2016年3月透露，小说女主角所遭遇的强姦事件，是她本人的真实高中经历，15岁的诺尔参加派对时，却遭到3名男孩性侵害，还被同学嘲笑为「蕩妇」。据《纽约时报》报导，诺尔表示，她小说中最悲惨的桥段，是来自于她对于那次派对的零碎记忆。诺尔被男孩殴打并遭到强姦，等到她在浴室中醒来，看到一大摊血水，却不知道那摊血是从哪里来的；隔天早上诺尔醒来后，又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床上，身边有个陌生的男孩。诺尔遭到性侵害后，去医院接受紧急事后避孕，并询问医生她是否遭到强姦，但医生仅回应她「我没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诺尔的同学们用异样眼光看待她，这让诺尔痛诉没有人把她当成受害者，彷彿她是「罪有应得」。直到20岁左右，诺尔的治疗师才帮助她认知到发生了什幺事情。诺尔说，之前的自己太年轻，不想去理解或谈论自己到底遭遇了什幺。大学毕业后，诺尔在各大杂誌社担任过编辑，最后她决定用书写来解决她高中的遭遇，将自己内在的经验写出来，面对自己的痛苦与创伤。美国女生14岁被囚禁性侵9个月 沦为性奴美国女生Elizabeth Smart曾在14岁的时候被人绑架囚禁了9个月，她沦为了性奴，被不断地性侵。
长大后她鼓起勇气出了一本叫《My Story我的故事》回忆录，说出了自己的故事。她之所以去回忆这段曾是她梦魇的过去，是想让更多人知道，青少年被性侵真的是一个需要被更加重视和关注的问题。无论是林奕含，Jessica还是Elizabeth，她们揭开自己的伤口，都是为了让那些她们一样经历的女生能从中获得鼓励和勇气。女性在强奸案里总是背负“性别原罪”，她们明明是受害者，却总是要面对非议，更有恶心的人恶意揣测和诋毁，说她们“不检点”、“自找的”。希望越来越少的女性会遭到这样的伤害。（内容整合自99健康网、湖北网和北京时间）
本文来源：网易女人
责任编辑：狄玮鈺_NQ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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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美国人写的20位抑郁症患者的经历
发表于 07-9-19 20:43:17
找到一本电子书，是美国人写的，讲二十位重度抑郁症患者的经历，不知道有没有人发过。本来想放在论坛上面，可惜我不会上传电子书。看看外国人是怎么写抑郁的吧。以下是它的简介：
《忧郁》曾荣获2001年美国国家图书奖、亚马逊网上书店最佳书籍奖，被译为21种语言、获11项国际性奖项，全球畅销250000册。
　　它是一本与众不同的关于忧郁症的著作，作者不仅是一位富有盛名的畅销书作家和忧郁症研究者，更特殊的是，他本人就是一位三度饱受重度忧郁症折磨的患者，这使得书中既有大量采访、调查和研究得来的翔实材料，也记载了作者刻骨铭心的“忧郁”历程：面对过去的欢乐比面对过去的痛苦还困难，最沉重的忧郁来自于无法忘怀的、经过美化的令人遗憾的过去。他这段独特的人生经历鼓励作者和每位读者--怀着大勇气与大智慧，去发掘生活的美丽
满满 该用户已被删除
发表于 07-9-21 16:03:26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发表于 07-9-21 19:24:14
很对不起啊，我不是专业医师，你把这个贴子移到求医问药里，看看那里的朋友们能不能帮到你呢
发表于 07-9-21 19:24:33
忧郁》前言(1)
　　本书的写作历时五年，对我而言，要追溯自己想法的来源，有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要求受访者允许我使用他们的本名发表，因为本名才能赋予故事真实性。尤其在一本以洗刷精神疾病污名为目标的书里，隐藏忧郁症者的真实身份，反而会加剧这种污名，这是要特别注意的。尽管如此，还是有七个人希望在本书的故事中以化名出现，或许他们是有更重要的理由。这几位在书中分别化名为希拉·赫南德兹、弗兰克·鲁沙科夫、比尔·斯坦、丹奎尔·斯特森、萝莉·华盛顿、克劳蒂亚·韦弗和弗雷德·威尔森，他们都是真实的人物，我尽
　　量不改变故事的任何细节。“情绪障碍者支持团体”的会员都使用化名参加聚会，为了保护个人隐私，我只有指名而不道姓。其他的人名则都是真实姓名。
　　我让受访者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尽可能地记录下每个细节。但是一般说来，我并没有查证他们所说的事情，也不强求让所有人的故事都严谨连贯。常有人问我，这些受访者是从哪儿找来的？我在书末致谢中提到的许多专家，协助我联络了他们的病人。我在日常生活中遇见的许多人，得知我的写作主题后，主动提供他们丰富的心路历程，其中部分内容十分有趣，后来就成为我的写作材料。1998年，我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忧郁症的文章，文章发表后不到一个月，我就收到上千封来信。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曾说：“有时候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些人借助写作、作曲和绘画，就能够解决精神障碍、忧郁、恐惧等人类天生就有的问题。”我想他非常含蓄地表达了许多人以写作和其他方法来缓解忧郁与恐惧的观点。回复那些如潮水般涌来的信件时，我询问几位信中内容特别感人的读者，看他们是否愿意为了这本书而接受访谈。此外，在我参与演讲或聆听的大量座谈会中，也认识了几位曾到心理健康中心求助的人。
　　我从未写过一个话题，有这么多人有话要说，而且有这么多人自愿滔滔不绝地说。很不可思议，我轻易地便累积了大量忧郁症的资料。到最后，我觉得在忧郁症的研究领域里，最缺乏的就是综合研究。科学、哲学、法律、心理学、文学、艺术、历史和许多其他的学科，都分别探讨过忧郁症的成因。它在这么多有趣的人身上发生过，出现了这么多有趣的事，并出版成书——惟独在这个国度里，目前还是一片混沌。本书的首要目标是与忧郁症患者站在一起；至于第二个目标，我曾感到难以达到，那就是：条理分明。这就要求尽量接近经验主义，而不是用逸闻趣事随意拼凑而成。
　　我必须强调的是，我既不是医生，也不是心理学家，甚至连哲学家都谈不上。这是本极个人化的书，也只能如此看待。虽然我为复杂的看法提供解释和说明，但这本书并不试图取代适宜的治疗。
　　为了让本书容易阅读，在引用他人所说、所著的资料时，我尽量不使用省略符号，在不违背原意的情况下，我会增减些文字。未经修饰的引文取自于个人访谈记录，这些访谈大多是在1995年至2001年间进行的。
　　我采用了可靠的调查统计数字，为求可信，我用的统计数字都是曾被大量传播或经常被引用的。我发现在这个领域里，统计数字常有诸多矛盾之处，而这些统计又常为许多著述者断章取义地用作引人注目的假说的论据。例如，我发现一项重要的研究，显示滥用药物的忧郁症者几乎都只选择兴奋剂；而另一项同样重要的研究，却证明滥用药物的忧郁症者都一致选择鸦片类药剂。许多著述者借统计数字来制造一个神圣不可侵犯、令人作呕的氛围，例如说某些事发生几率有82.37%，似乎比写成某些事发生几率大约是四分之三要来得更明白、更可信。但在我的经验里，这些精细的数字才是一种谎言，它根本不能如此精密地表明所要显示的事实。对忧郁发生频率最精确的说法是，它经常发生，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所有人的生活。
　　我在写作时，很难不偏袒医药公司，因为在我长大成人后的大部分时间里，父亲就在医药界工作。在此情形下，我认识了许多这个产业的从业人员。现在很多人喜欢指责医药产业从病患身上获取利益，但在我的经验里，这个产业的从业人员既是资本主义者，也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精于获取利润，但也乐于为世界带来利益，至少他们促成了治愈某些疾病的重大发现。若没有药厂赞助研究，世间就不可能出现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这种让许多人的生活回归正常的抗忧郁剂。我尽可能在本书范围内写清楚这个产业。父亲在我罹患忧郁症后，开始在他的公司拓展抗忧郁剂的研究领域。他的公司——森林实验室，如今是抗忧郁药物“舒忧”的美国地区代理商。为回避任何利益关系，除非忽略不提反会显得太过刻意或造成误解，否则我不会多谈这项产品。常有人问我，写这本书的过程是否也是一种缓解。我想绝对不是，我的经验与其他写过相同主题的人一样，写忧郁症的文章很痛苦、悲伤、孤独、紧张。不过，一想到这是件可能会对其他人有帮助的工作，我就精神为之一振，而且我所获得的知识，对自己也很有用。我想说明一下，写这本书的愉悦来自于与人交流的乐趣，而非自我表达的治疗式缓解。我以自己的忧郁症开头，然后开始谈其他人类似的忧郁症，接下来是其他人不同形态的忧郁，最后谈到完全不同环境下的忧郁症。书中还记述了我与柬埔寨、塞内加尔和格陵兰岛三地居民相处的故事，以补充一些不同文化对忧郁症的看法。这些地区已有许多相关研究，但鲜为人知。在陌生之地旅行，是一种具有异国风情的冒险，我无法不用传奇式的口吻述说这些奇遇。
发表于 07-9-21 19:25:15
《忧郁》前言(2)
　　忧郁症，在生物化学和社会等各种因素作用下，以不同的表现方式与不同的名称普遍存在，本书努力触及忧郁症存在的所有时间与地域。如果说，忧郁症是现代西方世界中产阶级才有的痛苦，那是因为在这个社群里，我们突然懂得了如何以细致的新手法来察觉忧郁症，为它命名，解决并且接受它——而不是因为我们对忧郁症本身有任何特权。没有一本书能探讨所有人类痛苦的根源，但是我希望能够通过揭露这些痛苦，来帮助陷于忧郁症的人们获得解脱。我们无法排除所有令人不悦的事物，而且舒缓忧郁症并不表示马上便可获得快乐，但
　　我希望这本书提供的知识可以帮助人们脱离苦痛。
　　忧郁症并不仅仅等同于一大堆痛苦，但太多的痛苦沉积在内心中，忧郁症就容易发作。
　　要重建自我，需要爱、洞察力、努力，还有最重要的——时间，治愈一切顽疾的良药。
　　在忧郁中成长的人，可以从痛苦经验中培养精神世界的深度，这就是潘朵拉的盒子最底下那带着翅膀的东西。
　　忧郁症并不仅仅等同于一大堆痛苦，但太多的痛苦沉积在内心中，忧郁症就容易发作。哀伤是因为在某种处境下产生了忧郁，而忧郁症则是无处不在的哀伤。愁苦就像秋风吹拂的风滚草（产于美国西部），在地面被折断后随风滚动，却越滚越大，无休无止；不断恶化的情绪又像风吹过的涟漪，一圈又一圈地扩散。有一个比喻可以说明哀伤与忧郁症的区别。有人问隐修士圣安东尼，当外表寒伧的天使和伪装成富人的魔鬼出现在他面前时，该如何分辨。修士回答说，他们离去时你心中的感觉是不同的——哀伤就像外表朴素的天使，天使离开时，你会因为感受到他的灵气而变得头脑清楚、意志坚强；而忧郁症是一个恶魔，离开后你只会感到心惊胆颤和意志消沉。
轻度忧郁症
　　有人把忧郁症粗略分为轻度忧郁症和重度忧郁症。轻度忧郁症通常一点点出现，较长时间挥之不去，像锈蚀钢铁一样慢慢地啃噬人心。有时因为微不足道的原因引发内心巨大的危机，愁苦将其他情绪都排挤走。忧郁的情绪对于肉体的戕害显而易见：患忧郁症的人通常眼神呆滞、动作僵硬，忧郁会损伤人的骨骼和心肺功能，会使人的肌肉激烈收缩。忧郁症就像那些痛苦的慢性病一样，之所以令人饱受折磨，主要并不在于发作时的痛苦，而是它往往在消失后才被意识到。轻度忧郁症发作起来，使人觉得熟悉甚至“正常”，于是习惯成自然，
　　你会轻视它，后果则是更加的痛苦！
　　女作家维吉尼亚·伍尔芙大约就有这样切身的体会，不然很难如此生动深刻描述出如下状态：“雅各走到窗边，双手插在口袋里。他看到窗外有三个穿裙子的希腊人；船员；下等阶层的闲人或忙人，有的闲庭信步，有的快步前行，三两成群，指手划脚。他突然感到郁郁寡欢，也许并不是因为没有人关心他，而是一种发自内心坚信不疑的想法——突然觉得寂寞的不只他一个人，所有的人，都一样寂寞。”维吉尼亚·伍尔芙对短暂无常的人生有超乎寻常的敏锐感受，在《雅各的房间》一书中，她细腻地描述出内心的感受——“她的内心浮出一种奇怪的哀伤，好像时光与永恒穿过她的裙子和背心，浮现出来，她看到人们悲惨地一步步走向毁灭。”这其实就是轻度的忧郁症，但以前人们认为只有默默忍受，直到医生们开始懂得分辨，轻度忧郁症才慢慢有办法控制。
重度忧郁症(1)
　　重度忧郁症会让人崩溃。
　　如果把灵魂看成一块铁，悲伤可以将它风化，轻度忧郁症可以将它锈蚀，那么，重度忧郁症则会使它有短时间内熔化的危险！看待忧郁有两种模式：程度论和区别论。程度论的观点认为，忧郁是较严重的悲伤，使人们对于曾经经历过和认识的事物，产生极端的感受。区别论则把忧郁看成一种特殊的疾病，与其他不良的情绪完全不同，就好像致命的病毒和一般
　　的细菌一样。两种看法都没错，不管是日积月累渐渐形成，还是突然被某种“导火索”激发，都会使人的精神进入一种异常的状态。
　　一座以铁架构成的建筑物被风吹雨淋，遭到锈蚀乃至倒塌，要相当长的时间才可以。但铁锈无时无刻不在啃噬和蔓延，天长日久，而铁架在某一时刻突然崩溃，似乎是戏剧化的“突发事件”。铁锈也并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一根梁架因锈蚀而断裂，撞塌另一根梁架，整栋庞然大物就会在瞬间失去平衡，于是轰然倒塌。人的身体和精神也是同样的道理。天天暴露在风风雨雨的蹂躏中，身心越来越羸弱，似乎一阵强风就可以把自己刮倒。内心沮丧的情绪就像铁架上的铁锈，一点点累积起来。乏味是忧郁的开始，它为你的每一天抹上灰暗的颜色，削弱你生活的动力，直到你感到疲倦、烦闷和自我放纵——而你之前总认为熬得过去。虽然很难明确规定哪里才算是重度忧郁症的边界，越过它就将面临精神的崩溃。但是当你真的面对，内心总会有所预感。
　　重度忧郁症的过程交织着诞生和死亡：某种东西出现，同时某种东西完全消失。诞生与死亡是循序渐进的，虽然正式文书试图通过像“法律上的死亡”和“出生时间”这样的词语来严格界定生与死。尽管生死有时不可捉摸，但婴儿的出生或老者的去世，总是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点。虽然在某一个阶段，婴儿的头部已探出来，身体还在母体里，但与母亲连结的脐带被切断时，便可以确定这个孩子“出生”了；虽然老者在阖眼与死亡之间可能有几个小时的差距，但停止呼吸和被宣布“脑死亡”，还是有差别。忧郁存在于一个时间段里，患者可能会说他被重度忧郁症折磨了好几个月，但还是有一种测量法能用于这种无法估量的病症，让我们得以确定一个人是否患上了重度忧郁症，还能够明确，从何时起算是患上了重度忧郁症。
　　忧郁症的出现总包含着诞生和死亡两种因素，它们总是同时发生。不久前，我回到童年玩耍的树林里，那里有一棵老橡树，据说有一百岁，二十多年前我和弟弟常在它的树阴下玩耍。如今，老橡树身上缠绕了一棵巨大的爬藤，这爬藤以惊人的力量吞噬着老橡树的生命力。没人能说出老橡树从哪里开始掉下第一片叶子，也没人知道藤蔓从哪里开始生根发芽。这棵藤蔓早已不知不觉爬满了支撑树枝的主干，远远看去，藤蔓的叶子会被误认为是橡树的树叶，只有靠近观察，才会发现橡树枝上的叶子已经稀疏得可怜，几根发芽的小树枝拼命挣扎露出头，巨大的树干上好像长了一排小小的手指头，枝上的叶子以机械生物学般的方式，持续进行着苟延残喘的光合作用。
　　当时的我刚刚从重度忧郁症中走出来，对于老橡树的遭遇感同身受，仿佛从它身上看到自己昔日的影子。忧郁曾侵袭我、占据我、吞噬我，就像藤蔓征服了橡树，就像附体的吸血鬼，丑恶地汲取我生命的活力，充实了它自己的生命。在患重度忧郁症最糟糕的那段日子里，我发现自己有些恶劣的情绪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忧郁症的情绪，就像橡树顶上爬满了爬藤的叶子。当我试图解脱自己时，却觉得心灵的翅膀被折断，无处可去。日复一日的日出日落，却没有多少阳光能照在我的身上。我被一种力量压迫和控制，仿佛陷入沼泽，最开始是脚踝不能移动，接着膝盖也被埋没，然后弯下了腰，收缩了肩膀，最后我如胎儿般蜷缩，就这样一步步被榨干、被压垮。忧郁的魔爪步步进逼，击垮我的意志、粉碎我的勇气、摧毁我的身体，直到最后一刻，它仍不停地啃噬我，我甚至虚弱到无法停止呼吸。那时候，我认为忧郁就像树上的藤蔓，永远不能根除，只希望一了百了，但我的能量被它抽干，甚至丧失了自杀的勇气，而它也不具备杀死我的力量。如果说，我的躯干正在慢慢腐朽，而啃噬我的那种东西，却又不让我完全瘫痪——它摧毁了我的意志，却又成为支撑我身体的另一种力量。没有人看到过我被这东西撕裂、压榨的惨状——我躲在黑暗的房间里，我蜷缩在床铺的一角，向我不太信任的上帝祈祷，求他让我获得解脱。当时我愿意接受最痛苦的死法，但却浑浑噩噩到连自杀的念头都没有。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成了折磨。我的体液仿佛都被抽干，于是连眼泪都成了奢侈品，我的嘴唇也干裂了。我曾以为放声大哭是人生最悲惨的状况，后来才发现眼泪流干后的无所适从，才是更加深刻的绝望，苦闷的内心遮住了你看世界和看自己的目光，欲哭无泪便是这种生活的写照，这就是重度忧郁症的模样。
　　我之前说过，忧郁症的出现总包含着诞生和死亡——诞生的是藤蔓和颓靡，死亡的是意志和控制力——痛苦依附的枝桠正渐渐断裂。你将失去快乐，再也无法从任何事物中感受到乐趣，这是重度忧郁症中最主要的症状。而其他各种情绪也随之消失：例如悲伤，似乎是悲伤把你带到这个地步，而你却渐渐地甚至感受不到悲伤，还有你的幽默感、信仰和对爱的理解力。你不再拥有理智，不仅难以被别人理解，甚至发展到自己都觉得自己愚蠢得不可救药。你的方方面面都开始让人讨厌，你的头发更加稀疏，你的皮肤更加黯淡无光，最后你的身体都散发出腐朽的味道。你无法信任别人，丧失了沟通能力，也缺乏同情心。到最后，你会成为身心俱毁的行尸走肉。
发表于 07-9-21 19:27:13
重度忧郁症(2)
　　那棵老橡树之所以衰朽不堪，可能是丛生的藤蔓赶走了满树的绿叶，也可能是橡树本身的生命力消退了，藤蔓才长了出来。患有忧郁症的人也是一样，都是迷失了自己，才陷入了外物的魔掌之中。很多时候，心理治疗只关注问题的某一部分：不是丛生的藤蔓，就是自身的力量。而两者却是不可分割的：你不仅需要斩断几吨重的藤蔓，同时必须重新学习利用光合作用吸收养分。药物治疗铲除了藤蔓，你可以感受到它如何发生效力，如何毒杀寄生的爬藤，如何令它慢慢枯萎。这时你会有如释重负的感觉——茎枝几乎恢复了原来的挺拔。在藤
　　蔓被完全除尽前，你没有力量思考自己曾经失去了什么，但即使藤蔓铲尽，你身上可能也只剩下些残余的叶子和浅根，现有的药物没有办法让你重建自我。重负除去后，干枯树枝上稀稀落落的叶子开始有了接受养分滋润的能力和机会。但这不意味着阴霾散尽、阳光普照，要重建自我，在治疗忧郁症的过程中，更需要爱、洞察力、努力，还有最重要的——时间，那是治愈一切顽疾的良药。
忧郁症的病理
　　对于忧郁症的诊断和忧郁症本身一样复杂。病人总是追问医生：“我忧郁吗?” 好像判断忧郁症和验血一样简易。发现自己是否患有忧郁症的唯一方法，是倾听自己、观察自己、感受自己的内心，然后好好思考。如果你常常感到心情恶劣，无论是否事出有因，都属于忧郁症。许多人确定自己患忧郁症后，都竭尽全力寻找自己忧郁的“源头”，其实改变某件引发自己恶劣情绪的具体事由，要比放任自流，一味归咎于忧郁症更有效。实践证明，抽象地寻求“病因”和治愈疾病之间并没有必然或直接的联系。
　　精神的疾病甚至会更严重地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医生常对因胃绞痛来求医的患者说：“怎么会呢?除了忧郁之外，你什么病都没有!”忧郁症如果严重到造成胃绞痛而不得不接受治疗的时候，将会使人饱受困扰和痛苦。对于这些经历过这种痛苦的人来说，因精神问题导致的胃绞痛，和饮食不周造成的胃绞痛一样，都是真实和难以忍受的。这种痛苦产生于大脑中，而且大脑频频对胃部传送错误的讯息。确定问题出自哪里，关系着你该接受哪种治疗，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在人体所有器官中，大脑也许是最重要而又最为复杂的成员之一，对于它出现的问题，应该明确指出。
　　化学作用常被医学界用来填补身体与心灵间的裂缝。医生们坚信完整的自我始终存在，而且认为，病症造成的感伤与全然没有来由的感伤之间，有一条虚构的界线，他们因此断定病人的忧郁症是“化学作用”，这个结论使病人释怀。“化学作用”这个词似乎减轻了人们要为厌恶工作、惧怕衰老、失恋、痛恨家人所产生的恶劣情绪负责的感觉。一旦和“化学作用”扯上关系，人们就可以愉快地摆脱罪恶感。如果你常常忧郁，那是因为大脑的问题，不必为此自责。如果不想自责，就怪人类进化的缺陷吧！但别忘了，自责本身也可以看成一种化学过程，快乐也是。化学和生物学并不关系人类“真正的”自我，忧郁症和它所影响的人密不可分。医生的治疗并不能肃清自我认知的混淆，而使你恢复正常，只是重新试图调整人格中的缺陷，一定程度上改善你的病症。
　　学过高中自然科学课的人都知道，人体的运转是化学作用的结果，研究这些化学作用和组织构造的学问叫生物学。头脑里所有作用都有其目的和来由，如果你闭上眼睛，努力地想象一只北极熊的样子，你的头脑里就产生了化学作用；当你回忆起一段往事，记忆也是经过复杂的化学作用而产生的。童年的创伤和人生经历中的一些负面影响，都会改变头脑中的化学作用。你心中闪出读一本书的念头，身体就会发生若干种化学作用——用手拿起书、注视书页上文字的形状、从字形联想到意义，然后由其传达的意义产生知性与灵性的反应。如果时间使你改善心情，走出忧郁，你头脑中的化学作用，和使用抗忧郁药剂达到同样结果的人头脑中所产生的化学反应比起来，并不会更加特别和复杂。外在事物与内在世界之间互相作用的程度其实是不相上下的。世界上种种所谓的界线其实常常是模糊的，让我们形成自我的界线也往往模糊不清。在经验与化学作用的混沌状态之下，并不存在一条纯净得像黄金矿脉的真实自我的界线。我们应该相信什么东西都可以被改变，把人体看成是一连串不同的自我，我们可以服从或选择某一个自我。但奇怪的是，医生以及愈来愈多非学院式的写作和座谈，所使用的科学语言都十分荒谬。
　　虽然一般报纸、杂志和医药界把忧郁症叙述成像糖尿病等单一病因型的疾病，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它们完全不同。胰岛素的匮乏会导致糖尿病，因而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是增加和稳定血液中的胰岛素。而导致忧郁症的原因不是任何可测量的东西的减少。固然提高脑中血清素的含量，可激发某种作用，使忧郁的人高兴些，但忧郁症不是因为他们的血清素分泌量低于常态。此外，血清素不会产生直接的益处，虽然长期保持一定的血清素含量，对改善忧郁症状会有些帮助，但若把一加仑的血清素注射进忧郁症者体内，并不会立刻使病人产生一点点快乐的感觉。“我很忧郁，但这只是化学作用”，这句话和“我想杀人，但这只是化学作用”，或“我很聪明，但这只是化学作用”一样没什么意义。如果这样说来，一个人彻头彻尾都是化学作用。“你可以说，那只是化学作用”，曾得过躁郁症的梅姬·罗宾斯说：“我认为没有什么事是只和化学作用有关。”阳光闪耀，那也只是化学作用，石头是硬的，海水是咸的，春天的某个下午，微风轻轻吹拂，撩拨起人们对长冬白雪的渴望和想象，在些许怀旧之情中产生了睡意等，这一切，都是化学作用。“血清素这东西”，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卫·麦克道尔说，“是一种现代的神经学迷思。”
　　内在和外在的现实共存于一个连续的整体中，已发生的事件和你如何理解这事件，以及如何对这事件产生反应，通常是相互关联的，但三者并没有谁是谁的前兆等关系。如果现实本身是一种内在和外在关系的产物，而自我又处于不断流动的状态，人的情绪从正常转变为极端——就像是音乐的滑音，那么忧郁症就是一种情绪的极端状态，我们可以把情绪说成是一种病症的轻微状态。假设我们一直都感到快乐（但不是失常的疯狂），我们就可以变得更加有礼，也可以更愉快地生活在地球上，有人觉得这种想法本身就十分恐怖（不过，如果我们真的可以保持快乐，自然就会忘记这是一个恐怖的想法）。
　　流行性感冒的发作是简单和直截了当的：第一天，你的体内没有导致生病的病毒，但第二天你却突然有了。人类后天不能免疫的病毒可以在确切的一瞬间，从一个人传染到另一个人身上，而忧郁症呢?就好像试图要为饥饿找出客观的指数，我们每天都会感到好几次饥饿，但到了极端的饥饿，就足以造成死亡的悲剧。因为身体素质的不同，有些人比其他人更需要食物；有些人在极度缺乏营养的情形下仍可以正常活动；有些人则会很快虚脱，走在街上就会晕倒。同样，因为心理素质的不同，忧郁症在每个人身上的作用都不同：有些人能够反抗
　　病魔或与其搏斗；有些人则无助地陷于它的魔掌中。坚强好胜的人可能会克服忧郁症；个性温和柔弱的人却可能被击垮。
忧郁与内心情绪的控制(1)
　　人们在发生忧郁症时以及之后，因为性格不同而态度相异：有些人无畏地面对；有些人则表现怯懦。因为性格也有不确定的界线和令人迷惑的化学作用，因此有些人认定那是遗传基因，但这种看法太过简单。“没有一种东西叫做情绪基因，”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院长史蒂文·海曼说。如果患者都能了解不同忧郁症的判断准则，那他们也就会知道如何与某种程度的忧郁症对抗。一般来说，正确的方法是寻找最有效的治疗法，因此，你要在理智尚存时勇敢地寻求帮助，要尽量利用人生再次陷入低潮之前的时间。有的人遭受忧郁症严的
　　重打击后还能够重新站起来，而有的人却被轻微的症状彻底击垮，原因往往就是前者在“最后时间”做出了正确选择。
　　自觉地克服轻微的忧郁而不必接受治疗，对人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人可以用自身的意志调节身体和精神上的化学失衡。踏过火堆，回头去看似乎无法避免的痛苦，意志击败了肉体的化学作用，这种胜利可以让人发现理智巨大的力量。“以自己的力量”击退忧郁，使你避开进出精神治疗所招致的异样眼光，更可以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不借外力，只用自己的内在机制来重塑自我，一点一点地从悲苦中归于正常，把苦恼排除在外。当我们回到原来的自己，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的境界。
　　人的理智可以控制心情，而忧郁却常常破坏这种控制，当你失去了所爱的人，失落爱情的化学作用，会导致忧郁的化学作用的形成。人们在青春期容易陷入爱情，是因为爱情从来不依理智行事。但这种情绪上的疯狂，也并非不能治疗。青春期的少年对父母的不满，由于太过于常见，一般都被无条件容忍了。有时候，外在环境的微小变化，足以引发内心的巨大波澜：拥挤的公共汽车中，有人不小心撞到你，使你悲从中来；或者是你得知世界人口过多，于是觉得自己的人生太乏味而无意义。每个人都曾因为小事而使情绪受到莫名其妙的影响。有时候，化学作用发生时，完全没有可以追寻原因的外在因素。几乎没有人不曾在一瞬间感受到不可解释的绝望，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半夜醒来，或早上闹钟响起之前。如果这种感觉仅持续十分钟，稍纵即逝的心情就像是过路人，对人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如果持续了十个小时，那就像是一场令人头疼的感冒发烧；如果持续十年，那就是具有破坏力的疾病，必须接受治疗。
　　快乐总是短暂难觅，而忧郁却好像总是看不到尽头。即使你明白这一点，仍旧无法放松自己并得到快乐，陷入悲伤却容易得多。对我来说，悲伤失落似乎是人生的常态，尽管这不是一般人会有的经验，但也正是忧郁症形成的主因。我痛恨自己身陷忧郁，但也是因为自己身陷忧郁，我才有机会审视自己，检视自己灵魂的全貌。当我感到愉快时，我反而会觉得心神不定，好像用来执行快乐的心力和脑力的部分运转不良。忧郁发生时，你在乎的，是内心中失去的某种东西。在失落的那一瞬间，我似乎想把什么抓紧，但却抓不住——就像眼睁睁看着玻璃器皿从手中摔落到地板一样。“我们发现，喜悦不再那么令人愉快，痛苦更加出乎预料地痛苦，”叔本华写道：“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关心、悲伤或欲求，就像船需要压舱石，才得以笔直向前航行。”
　　有一句俄罗斯名言：“如果你早上起床不会觉得难过，就表示你已经死了。” 但人生不是只有痛苦和痛苦的经验，痛苦也许是生命力的证明之一。叔本华曾说：“想象那群被放逐到乌托邦的人，在那里什么东西都会无中生有——空中飞着烤熟的火鸡；不需寻觅就可找到情人，顺利地白头偕老；在这种地方，有些人会无聊而死，或上吊自杀，有些人会互相残杀。如此一来，他们为自己制造的苦难，比在原来自然世界所受的还多……苦难的极端反面‘是’无聊。” 我相信痛苦需要转化而非忘记，需要对抗而非消灭。我相信某些与忧郁有关的统计数字反映的是真实状况，虽然错把数字当成事实是片面的，但这些统计数字仍揭示了惊人的现象。根据最近的研究，大约有百分之三的美国人，受到长期忧郁症的困扰，其中超过两百万人是儿童。躁郁症常被称为“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因为患者的情绪在狂躁与忧郁之间反复，有两百三十万人因此而饱受折磨。躁郁症是美国成年女性的第二大死因，是美国成年男性的第三大死因。《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说，忧郁症是造成世界上五岁以上的人残障的主要原因。全世界，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若统计成年阶段失去健康而致残障的因素，除了心脏病之外，造成苦难的许多疾病绝大部分都归咎于忧郁。忧郁折磨人类的时间比战争、癌症和艾滋病加在一起都长。其他疾病和问题，从酗酒到吸毒，背后真正的祸首都是忧郁，这样来看，忧郁症可能是全世界排名首位的死因。
　　现在治疗忧郁症的方法愈来愈多，但患有忧郁症的美国人只有一半曾寻求过帮助——包括神职人员或心理咨询师。而其中百分之九十的患者的求助对象，是对精神障碍所知甚少的一般医生。因此，只有百分之四十的美国患者有可能得到有效治疗。此外，约二千八百万的美国人（占全国人口十分之一）在使用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百忧解”就属于这类药剂)，还有数字可观的人在使用其他药剂。确认病症的人之中，受到适当治疗的只有不到一半。当忧郁症的定义为了涵盖愈来愈多的总人数而不断扩大时，要计算其确切的死亡率也愈来愈困难。旧的统计结果指出，百分之十五的忧郁症者最后会自杀，这个数字在病症极重的患者身上依然正确。最近的研究将较轻微的忧郁症列入统计，显示百分之二到四的忧郁症者会纯粹因病症而亲手结束自己的性命，这仍然是令人惊愕的数字。二十年前，约有百分之一点五的人口患有需要治疗的忧郁症，如今是百分之五；现今的所有美国人之中，在未来人生中经历重度忧郁症的比率可能高达百分之十。大约百分之五十的人将出现部分忧郁症状。随着患者的增多，治疗方法也大大增加了。现在就诊的人数到达了高峰，但这并不能缓解问题的严重性。忧郁所引发的事件在发达国家中随处可见，特别是在年轻一代的身上，首次出现忧郁症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六岁，比上一个时代早了十年：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或说是躁郁症，发生的年龄越来越早，情况似乎愈来愈糟了。
忧郁与内心情绪的控制(2)
　　有些疾病，比如忧郁症，有时被无端忽视，有时又被过分重视。精神崩溃的人最后进了医院，不得不接受治疗，但很多时候，人们因为忧郁而引发某些症状，常被误认为是其他身体疾病。尽管精神医学和精神药物学有了翻天覆地的革命，但人类精神世界的凄风苦雨，仍然继续在人间横行，几乎没什么改观。有近百分之二十五的忧郁症患者在试图寻求帮助，但没有得到治疗——这其中有一半接受治疗的人——也就是大概百分之十三的忧郁症患者——得到的是不适当的治疗，通常是服镇静剂或没有实质帮助的精神疗法。这其中又有剩下来的
　　一半人——约百分之六的忧郁症患者——药的剂量不够，服用的时间也不够。只有约百分之六的忧郁症患者得到适当的治疗，但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最后因为副作用等原因，中断使用药物。“只有百分之一至二的人获得最理想的治疗，”密西根大学心理卫生研究院所长约翰·格雷登说：“因为这种病症通常可以用相对较便宜的药物治疗，来得到良好的控制，而药物治疗会有一点副作用。” 另一方面，在这个领域的另一端，人们把服药得来的幸福感当成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徒劳无功地吞下大把药片，用来缓解日常生活中随时都会有的小小的不适。
　　超级模特的出现，为女人建立了不切实际的期望，使女人不断努力修正自己的体形，却越来越丧失自信，这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二十一世纪心理的超级模特，却比身体的超级模特还危险。“人们不断地检视自己的精神，抗拒自己的情绪。这叫卢尔德（指法国的卢尔德，当地有座传说圣母曾显灵的圣泉——译者注）现象”，威廉·布特这么说，他曾于二十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在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精神药理学部门工作，当时开发出数种新药。“如果你让一大群人接触到一种东西，而且他们有理由相信这东西是受到肯定的，你就会得到奇迹式的结果——当然，还有悲剧的结果。”百忧解普遍为社会所接受，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而且几乎每个人都用。这种药以前是用在病症轻微的人身上，他们讨厌旧抗郁剂所带来的不快。即使没有忧郁，百忧解也可以提高悲伤的门槛，这不是比活在痛苦中美好吗?
　　在忧郁症的治疗中常有这样的误区：可以矫正的人被看作是异类；可以修复的行为被当成是一种病症，尽管从前它被当成一种人格或心情。一旦我们有了可以治疗暴力行为的药，暴力就变成一种疾病。在可以导致完全崩溃的忧郁症与不至于影响睡眠、胃口、工作的情绪微微波动之间，有太大的灰色地带；我们开始把愈来愈多的灰色地带归为疾病，因为我们有愈来愈多改善的方法，但是界线的订立依然过于武断。我们把智商69界定为低能的边缘，但智商72的人并不会好多少，而智商65的人还不算太差；我们说，胆固醇应该低于220，但你的胆固醇若是221，你还不会因此而死，若你是219，你就得当心——69和220就是武断的数字。同时，我们划定疾病的标准，也是相当武断，关于忧郁症，诊断标准就一直在变化。
　　忧郁症患者一直都用“过了临界点”这个短语，来描述从痛苦到疯狂的经过，最常用来形容身体状况的词语是“掉进深渊”。这么多人都用同一个字眼是很奇怪的事，因为临界点是一种相当抽象的隐喻。很少人曾经体验过一件事的临界点，当然也从未掉进什么深渊。深渊是什么样子？大峡谷?挪威的峡湾?南非的钻石矿坑? 一般人很难“找到”一个深渊让自己掉进去，但是当被问起时，人们都一致说是深渊，这大概是源于人们的想象吧。首先，那是个黑暗的地方，没有阳光，被黑影笼罩，在里面，你什么也看不见，危机四伏（坚硬的地面和墙壁、荆棘密布）。坠落深渊的过程中，你不知道会掉得多深，也没有办法停下，你不断撞到看不见的东西，直到它们把你击成碎片，而且你无法把握自己，抓不到任何东西。
　　怕高是全世界最常见的恐惧症，我们的祖先一定也是这样，大概不畏惧高的人都在深渊边上不慎摔落其中，种族中的这部分基因被淘汰了吧。站在悬崖边往下看，你会感到头晕目眩，你的身体会极其小心地退后。因为你害怕自己会掉下去。如果往下看太久，常会因为恐惧而四肢无力，真的会掉下去。有一年我和几个朋友到维多利亚瀑布，那里有几座险峻的石丘伫立在三比西河上。我们当时很年轻，拍照时，仿佛较着劲要比比谁胆子大似的，一个比一个站得靠近崖边。当靠近崖边时，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到腿发软，身体不舒服。在维多利亚瀑布边，我们发现悬崖前有一条隐形界线，大家都不敢跨过。离悬崖十尺，我们还可以泰然自若；距离五尺，大部分的人会有点胆怯。我站在崖边，让朋友为我拍照，她想把三比西桥也拍摄入镜。“你可以往左靠一英寸吗?”她问道，而我也热心地向左站了一步——左跨一英尺。我的微笑被拍摄下来。她突然说：“你太靠近崖边了，快回来。” 我本来神色自若地站在那，突然间往下看，发现越过了我的“临界点”，顿时脸色发青。“你没事的。”朋友边说边走向我，并伸出手臂。我明知险峻的悬崖边缘还在十英寸以外，但恐惧使我跪下来，几乎是趴在地上爬回了安全的地方。其实我的平衡感并不差，站在狭长的平台上不成问题，我甚至还会跳一点业余的踢踏舞，但我仍无法太靠近三比西河。我觉得忧郁本身通常不会跨过临界点，让你马上面临危险，只是过于靠近临界点，到了会让你恐惧的地步，那时候，眩晕会把你的平衡感和自我控制能力完全夺走。
忧郁与内心情绪的控制(3)
　　大部分忧郁症是由于面临危机时的恐惧感而产生的。你在平地上可以做的动作，在离地面一千英尺高的地方就不敢再做。坠地的恐惧感紧紧抓着你，而恐惧本身也常常是让你掉下去的原因。忧郁症发作时，你内心的恐惧把自己紧紧包裹。你会觉得自己快要死了，死也许不算太糟，但活在垂死的边缘，“几近超过临界线”的状态，是非常恐怖的。陷入重度忧郁时，你怎么也抓不住那伸向你的援手。你没办法掌握平衡，虽然离真正的危险边缘还有一段距离，但你会觉得：一旦弯下腰来，马上就会失衡掉下去。这有点接近我们想象中的深渊：
　　黑暗、未知、无法控制，其实如果你真的跌入无底深渊，也就无所谓控制的问题。当恐惧油然而生的时候，你最需要的控制力已经弃你而去，可怖的危险占据了局面。即使回到了安全地带，你仍然无法保持平衡。忧郁时，当下的恐惧情绪是对未来痛苦的预期。
　　未经历过忧郁的人永远无法想象忧郁的状态，上面一连串比喻——藤蔓、树、悬崖等，是试图讨论和描述这种经验的唯一方法。这不是医生的诊断，因为每个病人用来描述自己病情的比喻都不相同。《威尼斯商人》中的安东尼奥如此抱怨过后，情况并没有改变：
　　它令我厌烦，你说那令你厌烦；
　　但我如何抓住它、发现它，或得到它
　　它是什么做的，从哪出现的
　　我要去找答案；
　　而如此急于了解的悲伤占据了我，
　　我难以看清自己。
　　让我们承认自己对忧郁症的无知吧：我们不知道忧郁是如何产生的；不知道什么构成了忧郁；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治疗法能有效治疗忧郁；不知道怎么从忧郁的演变过程了解它的由来；不知道为什么在同样的环境里，某些人有忧郁症，某些人却没有；我们不知道如何理清楚这因果关系。
　　忧郁症患者身边的人希望他们赶快康复：社会无法容忍整天愁眉苦脸的人。配偶、父母、子女和朋友都害怕被拖下水，他们不想接近无止境的痛苦。病人没有办法，在重度忧郁症的初期可以乞求帮助，一旦有人伸出援手，你就必须接受。在绝望时，人们会寄希望于“百忧解”能拯救自己，但依我的经验，除非你先自救，否则百忧解也并非无所不能的救命良药。倾听爱你的人的话，相信他们是你活下去的目的，即使有时你甚至怀疑。淡化引发忧郁的回忆，鼓起勇气，坚强起来，服下药片。努力做到，即使每一步都有千斤重。吃下使你开心的食物，失去理智时安抚自己的情绪。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箴言，用来安慰病人似乎有些空洞，但摆脱忧郁最有用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厌恶忧郁，别让自己慢慢习惯忧郁，还要搞清楚侵袭你的恐怖想法。
　　我曾接受长期的忧郁症治疗，我很希望知道忧郁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自己如此消沉，为什么情绪会如此剧烈起伏，一而再、再而三，反复无常。我用我知道的传统方法对待藤蔓的出现，我明白，要恢复失去的东西，就像小孩子学走路和学说话一样，从头开始。为了未来，我必须活下去，活下去才有未来。我经历了无数次小的情绪低潮，然后两次严重崩溃，休养了一阵子之后又是第三次崩溃，接下来又有一些小的情绪低潮。经过这反反复复的折磨之后，我竭尽全力预防更严重的失常。每个清晨，每个夜晚，我看着手上的药丸：白的、粉红的、红的、绿的。这些药丸看起来就像写在我手上的字，一个个说着我会好起来。有时候我觉得我每一天都吞食了两次自己的葬礼——因为若没有这些药丸，我早就走了。我每周看一次专业医生，有时候觉得治疗过程很无聊，有时候又有些兴致。在一次诊断中，这位医生说，我的自我已重建得差不多了，虽然需要继续吞食死神，但不必和死神约会。大量的谈话是需要的：当恐惧似乎比生命的美好还厉害时，谈话可以减轻我们的恐惧。经过更加深入的治疗，我开始接受爱。爱是另一条帮助人向前进的路。这几种方法必须同时进行：若只依赖其中一种方法，药丸是轻微的毒药，爱是一把粗钝的刀，洞察力是一条会在沉重压力下绷断的绳子。若你同时用好这几种方法，再有一点好运，就可以从藤蔓的魔掌下救回那棵树。
　　我爱这个世纪。我想拥有在时光隧道里旅行的能力，因为我想要拜访《圣经》里的埃及、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去看看全盛时期的印加帝国，瞧瞧美国领土还属于原住民时的模样。但没有一个时代比得上我活着的这个时代。我爱舒适的现代生活，我爱生活中蕴含的哲理，我爱新千禧年中，我们经历的巨大转变，我们比前人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我喜欢越来越宽容的社会，我喜欢一次又一次环游世界，我喜欢人们的寿命比以前更长，相对于一千年以前的人，时间站在我们这边。
　　尽管在另一方面，我们在现实环境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们以惊人的速度消耗自然资源，破坏了陆地、海洋和天空。雨林被毁灭，工业废弃物堆满了海边，臭氧层的破洞在扩大。地球上的人口以空前的速度增长，而且会越来越多。人类今天的行为会遗祸于下一代、下下一代。自从原始人第一次把石头打磨成刀子，自从一位安那托利亚农夫把第一颗种子撒在地上之后，地球就被改变了，但现在前进的脚步渐渐在偏离方向，失去了控制。我并不是杞人忧天，也不相信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但我确信：若不想踏上不归之路，我们应该改变行走的方向。
忧郁与内心情绪的控制(4)
　　人类拥有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皮肤癌的患者比以往多出许多，因为保护我们不受紫外线伤害的大气层变薄了。夏天里，人们要擦高防晒指数的防晒霜和乳液，小孩若要在海边裸身奔跑，得先擦上一层厚厚的油膏。以前常在中午打赤膊工作的男人，现在要穿上衣，还得找阴影遮避日晒。我们拥有与危机对抗的能力，我们发明除了躲在黑暗中之外的所有新方法。但无论防晒油的生产技术如何进步，我们还是一定要避免破坏仅存的保护。如今，臭氧层还在执行它的任务。如果大家都不用汽车的话，环境问题也就不再存在——但这是不可能的
　　，除非发生一次世界性的天灾。老实说，我觉得要人类不再使用汽车，比让他们移民到月亮上更困难和不可实现。革命性的大改变不可能发生，而且人们也不希望它发生，但为了自身，一定的改变还是必要的。
　　看起来，当人类一开始有自觉的思考能力时，忧郁便随之而来。说不定在原始人懂得住在山洞之前，猴子、老鼠或章鱼，就为这种疾病所苦了。当然，现代的忧郁症和二千五百年前希波克拉底（古希腊名医）的叙述多少有些不同。忧郁症和皮肤癌都不是二十一世纪的产物，但和皮肤癌一样，忧郁症在现代，因为某些特定原因而不断蔓延。如今这个新萌生的问题已经如此明显，使我们不能再视而不见。以前无法检查出来或者潜伏的症状，成为十分明显的疾病，我们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该设法控制这些问题。毫无疑问，忧郁症比率的上升，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生活节奏的加快，科技造成的混乱，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传统家庭结构的破裂，大都市中特有的孤独感，信仰、宗教、伦理、政治、社会——所有曾经一度具有生命意义及方向的东西的衰微，都造成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大变动。幸运的是，我们也在逐渐创立解决这些问题的系统。我们有致力于器质性障碍的药物治疗法，有致力于慢性病情绪剧变的治疗师。忧郁症是我们社会愈来愈沉重的负担，但还不至于无法抵御。我们有精神的遮阳板、防晒霜、棒球帽和树阴。
　　但我们是否重视了精神上的“环境保护运动”，以控制我们对社会“臭氧层”所造成的破坏?掌握治疗的方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产生问题的原因。患病率和病因种类的数字似乎在竞相震惊着我们，有些人愿意放弃现代化物质生活，但很少有人能够放弃现代式思维。我们需要从现在开始做一些小事，来降低社会情绪污染的程度。我们必须寻找信仰，无论是上帝、自我、他人、政治、美好的事物，或其他东西；我们必须尽爱的职责，也要教导别人爱。我们要改善环境，以便减轻自然界沉重得惊人的压力；我们要坚持反对暴力，可能的话，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这不是空洞的口号，这和拯救雨林、保护臭氧层的呼吁一样急迫。
　　我认为，破坏自然的损失很快将会超过我们借破坏得到的经济发展，虽然目前还未到达那种地步。未来不会有革命，但或许会出现不一样的学校，不同形式的家庭和社区，不同的讯息流程。如果我们还要继续住在地球上，我们就应该这么做。在治疗疾病的同时，我们也要治疗导致疾病的环境。我们要像努力治疗一样努力预防。在新的千禧年，在更发达的时代，我希望，我们拯救了地球的雨林、臭氧层、河川、溪流和海洋；我希望，我们也会挽救地球居民的心灵。然后我们将能够控制愈来愈令人畏惧的“正午恶魔”——我们的焦虑和忧郁。
我在柬埔寨的故事(1)
　　我曾在柬埔寨遇到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法莉侬，她在金边设立了孤儿院和忧郁妇女收容中心。她在妇女心理重建方面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就，这些妇女的精神重创令许多医生束手无策，只能放任她们自生自灭。她非凡的成功使得她的孤儿院里的员工几乎都是她救治的妇女，她们围绕在法莉侬身边，形成一个慷慨助人的社群。有人说，如果你救了这些妇女，她们会继续援助小孩，如此不断循环，你就救了整个国家。
　　我们约在金边市中心一栋老办公大楼的小房间里见面，她坐在房间一头的椅子上，我坐在她对面的小沙发上。法莉侬不对称的双眼似乎可以一眼把人看透，但还是欢迎了我的到访。和大多数柬埔寨人一样，她个头比较矮小。向后梳的斑驳灰发，使她的脸看来十分刚毅。她讲话的语气很坚定，但她也很害羞，只要一说话，就低头微笑。
　　柬埔寨内战结束后，法莉侬是难民营中唯一受过教育且通晓外语的人，她可以和救助人员沟通。她慢慢成为难民营里的重要人物，得以与家人住进较舒服一点的木屋里。“那时我协助救助人员进行许多工作，”她回忆：“每当我四处走动时，都会看到许多形容枯槁的妇女，看起来好像瘫痪了，不能行动，不能说话，无法照顾、喂食自己的小孩。我觉得她们虽然在战争中幸存，但完全受不了精神重创后的生活压力，最终因忧郁而走向死亡。”法莉侬向工作人员提出要求，把她在难民营中的木屋改成一个类似心理治疗中心的地方。
　　“只要是援助人员拿来的抗忧郁药剂，我都立刻藏起来，”她说：“想办法凑到能治疗重病者的量。”她会带着病人打坐，木屋里设了佛坛，佛像前摆了鲜花。她开导妇女，要她们敞开心扉。首先，她会花大约三个小时，让每个妇女说出自己的故事，然后追踪调查，试着打听出更多故事，直到获得所有患忧郁症妇女的信任。“我必须了解她们说的事情，”她解释：“因为我想彻底弄清楚每个人被击垮的原因。”
　　有了初步进展后，她就进行公式化的过程。“我采取三个步骤，”她说：“首先，我教导她们如何遗忘。我们每天都有功课，所以她们每天都能按进度忘记一些永难忘怀的事。这时候，我试着把她们的注意力转移到音乐、刺绣或编织上，让她们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排解内心的烦恼和生活的压力。忧郁症是看不见的，身体的每寸表皮里都藏着忧郁，虽然我们取不出来，但我们可以试着忘记忧郁。
　　“当她们的心因遗忘而明朗起来，当她们学会抛弃过往，我就教她们工作。任何她们想做的工作，我都会想办法教。有些人只能学清扫房子，或照顾小孩，大部分人能学到用在孤儿身上的一技之长，而且有些人能逐渐成为专业人士。她们必须好好学会这些事，并引以为傲。”
　　“到最后，等她们有了熟练的技能，我就教她们爱。我建了一座像半斜屋的房子，用来做蒸汽浴室——现在我在金边也有一间类似的房子，只是条件更好一点。我带她们到里面洗干净自己的身体，然后教她们如何帮别人修剪手、脚指甲，如何保养自己的指甲，因为这么做会让她们觉得自己很漂亮，任何女人都希望自己是漂亮的。这同时也让她们接触到别人的身体，让她们放下自己，学会关心他人。这样可以使她们走出身体的孤独，身体的孤独常是她们痛苦的来源，因而导致孤独的情绪逐渐泛滥，直至崩溃。她们一起洗浴，互相修指甲后，就会开始聊天，她们一点一点学会信任别人，到最后，懂得交朋友，以后就永远不会觉得孤独和寂寞了。原先，她们的故事只会跟我讲——后来也开始互相述说自己的故事。”
　　法莉侬接着带我去看她进行心理治疗的工具，彩色的小瓷瓶、蒸汽浴室、修指甲刮刀、磨砂板和毛巾。互相梳理是灵长类最基本的社会化形式之一，这种回归到互相梳理，利用人类社会化力量治疗病患的方法，让我惊奇和赞叹不已。我告诉她，我觉得教自己或别人学会遗忘、学会工作、学会爱和被爱，是很不容易的，但她说，只要你可以自己做到这三件事，一点都不复杂。她告诉我，她治愈的妇女如何成为一个社群，她们照顾孤儿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还有最后一步，”停了很久之后，她说：“到最后，我教她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告诉她们这三项技能——遗忘、工作、爱——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巨大整体中的一部分，这个整体就是所有生活和事情的实践，每项技能都是其他技能的一部分，那才是重点。这个道理最难理解”，她笑起来，“但她们慢慢都懂了，当她们懂了，那就可以准备重新走入世界开始生活了。”
　　如今，忧郁症既是一种个人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各种形式的自杀是忧郁的并发症，因此忧郁症完全可以成为致命的精兵。要治疗忧郁症，必须了解病人崩溃的感受和体验、医药作用的方式，最常见的谈话治疗也是主流的治疗方法，还有很多药草和疗法，也都给了人们一线希望。这个领域也有很多“民间方法”都是专业人士研究的对象。疗法需要经过一定人数的严密实验：忧郁症在小孩、老人和男女身上，有着不同的变体。药物滥用者则会更严重地损伤身体，必须在专业指导下接受治疗。
　　医学知识其实也来源于长久以来经验的累积。现在一般人常把忧郁看成是现代人的新疾病，这是严重的误解，看看精神治疗史就可以知道它由来已久。一般人也常把这种病看成某种中产阶级的专利，甚至认为是某些衣食富足者的“无病呻吟”。这是错的，看看大量穷困者罹患忧郁症，我们会发现，就是这种禁忌和偏见阻碍我们帮助急需帮助的人。穷人的忧郁症问题，很自然会成为某种政治问题。疾病治疗的效果，常取决于我们的态度。
发表于 07-9-21 19:29:16
我在柬埔寨的故事(2)
　　我并不赞同宿命论，即使伴有忧郁，仍可以好好生活。的确，在忧郁中成长的人，可以从痛苦经验中培养精神世界的深度，这就是潘朵拉的盒子最底下那带着翅膀的东西。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抗拒基本的情绪光谱，我相信忧郁就在光谱之中，它的位置不只是接近悲痛，还邻接着爱。我真的相信所有强烈的情绪都相距不远，每种情绪的发生都会受我们以为对立的情绪的影响。我曾一度试图控制忧郁造成的无力感，但忧郁本身已经刻在我的脑中，它是我的一部分，与忧郁的战争就是和自己的战争，在开战前，一定要先明白这点。我相信，若
　　想彻底除去忧郁，唯一的方法是，消除我们人为设定的情绪机制。科学与哲学都必须折衷共同采用。
　　“欣然接受痛苦，”奥维德曾写道：“因为你可以从中学习。” 将来我们有可能（虽然现在做不到）通过化学方法锁定、控制和消除使大脑受苦的“电路”系统。但我希望那天永远不要到来。情绪作为一个复杂的整体，比它内部任何单一成分都更有价值，若拿掉某一部分，会让我们的经验变得扁平，人为改变它的成分，也是令人难过的事。如果我可以用九度空间的眼光看这个世界，我宁愿付出代价。我宁愿永远活在悲伤的迷雾中，也不要放弃感受痛苦的能力。但痛苦不是剧烈的忧郁，一个给予爱和接受爱的人都会活在巨大的痛苦中，但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却充满活力。我要试着从我和你们人生中消灭的是忧郁那种消耗和折磨人的特质；我要在这本书中大力反对彻底消灭忧郁的想法。
我患病的前后(1)
　　深陷忧郁症时，你会深刻地认识到，那些安慰你、保证你会没事的医生都错了，你正在遭逢生命中真正的严酷打击。
　　现在有一个问题仍然困惑着人们：忧郁症何时引发了生活中的意外，相反，生活中的意外何时引发了忧郁。
　　面对过去的欢乐比面对过去的痛苦还困难。太多的欢乐和太多的痛苦，都容易造成忧郁。最沉重的忧郁来自于当下无法忘怀的、经过美化的令人遗憾的过去。
　　1991年，我母亲过世，我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那段时间，我的生活逐渐上了轨道——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小说；和家人和睦相处；摆脱了一段维持两年的情感关系；买了一幢漂亮的新房子：同时开始为《纽约客》写稿。那时候的我没有任何绝望的借口，然而忧郁症却匍匐潜入，把整个生活搞得一团糟，无论如何，我实在无法为它找出任何理由。当你经历重创或正当你的人生屡受挫折时，感到忧郁不足为怪；但当你总算从创伤中走出，生活也开始有条不紊时，却仍感到忧郁，那更会让人觉得疑虑和不安。当然，你可以察觉到一些潜在的原因：比如长期以来内心深处存在的危机感；已经遗忘的童年时期的忧伤；对那些已经离开人世的人造成的轻微伤害；因为自己粗心而失去了的友谊。事实是，你不是托尔斯泰，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爱和完满的人生，而贪婪和苛刻的欲望又常挥之不去……不过现在，回首这一切，我相信我的忧郁症有迹可寻，而且无药可救。
　　以物质生活而论，我过得并不算艰苦。生活中有顺境，也有逆境，但以我自己的标准看来，这些起伏并不足以导致我后来的严重问题。如果日子过得苦些，或许我的忧郁还好理解一些。事实上，我的童年愉快，父母很疼爱我和弟弟，我们兄弟俩也相处融洽。从小我就没想过父母离婚或争吵这回事，因为他们彼此深爱对方，虽然有时也会为小事情发生口角，但从未怀疑过对彼此的爱和对孩子的全心付出。我们家境小康，生活没有太大的负担。读小学和中学时，我并不很出风头，不过高中毕业时，也结交了一些朋友，参加这个圈子的聚会和活动非常开心。我在学校成绩也一直不错。
　　小时候，我很害羞，总担心在公开场合被人拒绝——但谁不是这样呢? 中学时，我已经察觉到自己常常会感到不安，但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少年来说，也不算什么太反常的事情。高中时，有一阵子我老觉得上课的那栋教学楼（它在那儿已经快一百年了）会倒塌，那时我必须勉强鼓足勇气，以对抗那种怪异的焦虑，日复一日。我知道这很奇怪，但大概一个月之后，这种感觉消失了，人也就轻松了。
　　大学真是人生一段快乐无比的时光，那时认识的许多人，直到今天都还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我尽情学习，尽情玩乐，开启了生活和思想上新的窗户。有时候，我独自一人，会突然感到彻骨的孤独，那种感受不是那种淡淡的忧伤，而是一种恐惧，一种害怕孤立无援的恐惧。我会去找其中一个朋友，这样通常就能忘却那种感觉。这种情况不常发生，也没有很困扰我的生活。后来我到英国修硕士学位，毕业之后，又很顺利地找到工作，成为作家。我在伦敦待了好几年，交了很多朋友，也经历了一些感情纠葛——和同龄人的生活基本上大同小异。到此时为止，我生活得很好，很快活。
　　当你开始陷入重度忧郁，便开始回头找它的根源。你会百思不得其解：它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它一直在那里，只是以前没有显露出来?还是像食物中毒一样突然就发作了?自从经历了第一次崩溃之后，我连续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总结出一些早期的问题，虽然那些算不上什么严重的问题。我是臀式分娩出生（出生时臀部或脚先从母体出来），有些学者将臀式分娩和早期的创伤连结在一起。小时候，我患有阅读困难症，母亲从我两岁起就开始教我一些方法，以弥补这个缺憾，但严格说来，这个缺陷并没有造成我以后生活的障碍。小时候，我善于言辞但缺乏协调。我问过母亲关于很小时候的一些经历，她说我学说话很容易，而学走路对我来说似乎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的平衡能力不好，总是摔倒，而且要在大人反复的鼓励下，我才肯尝试站起来。后来，因为不爱运动，我在小学时不受欢迎。不被同学喜欢当然很伤我的心，但我还是有一群自己的朋友，而且我喜欢大人，大人也喜欢我。
　　关于孩提时代，我有许多奇特而零星的记忆，绝大多数都是快乐的。但有一次，一位精神分析师告诉我，我的一些早期记忆之间的模糊关联，让她怀疑我在少年时期曾遭受性侵害，不过我对此不太认同。这当然有可能，不过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也无法举出其他的证据。就算发生过这种事，也相当轻微吧，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很细心的孩子，任何创伤或伤害，我都会有所察觉。还记得六岁时发生在夏令营里的一幕，那时我突然毫无来由地感到恐惧。至今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我们坐在离餐厅大概五十英尺外的一棵大橡树底下听故事，突然间，一种大难临头的预感席卷了我，我无法动弹。仿佛只要我一动，那可怕的事情就会马上发生，无法逃脱。在那一刻之前，生命仿佛有个坚硬的外壳，而我站在上面，突然间它变得很柔软很脆弱，我开始向中心滑落。如果我保持不动，也许还没事，但只要稍一动，就会陷入危险。我向左、向右，或是向前走，似乎变成了异常重要的抉择，但当时，我不知道哪个方向才能拯救我。幸好，一位指导老师走了过来，要我快一点，否则就赶不上游泳课了，那种恐惧感才被化解，但有好久一段时间，我都无法忘记这种感觉，而且希望它别再回来。
我患病的前后(2)
　　可能对于小孩子来说，都会经历这样的事情。而成人对存在感的忧虑，尽管也许痛苦，但至少还可以用意志来对抗痛苦。对于儿童而言，第一次感受到人性的脆弱，第一次知道了生命终将结束，都是震惊又残酷的。那次事件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脆弱，而且发现自己眼中强大的父母并不是无所不能的，这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不可掌握的。从那之后，我总是害怕自己拥有的东西随着时光流逝，晚上躺在床上总要拼命把白天的事情全部记住，这样我就能留住它们——那是一种无形的拥有。我特别珍惜父母临睡前给我的亲吻，甚至睡
　　觉时还在头底下垫着手帕，我想，万一那些亲吻从脸上滑落时，手帕就能接住它们，就能将它们永远保留、收藏。
　　从中学开始，我就对性感到迷惑，在我生命中，那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它会挑战我的理智。我尽量做一个随和的人，和谐的人际关系掩盖了我的“问题”，我自己也有意不去面对它，这种基本的防卫方式，一直持续到我大学毕业。我总是缺乏安全感，以致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对同性和异性都保持距离，甚至在我和母亲之间也埋下了矛盾的种子。有时候，我会没来由地突然陷入一种极大的不安感中，这种不安来自无名之处，混合着悲伤和恐惧。小时候坐在学校校车上，这种感觉常常会莫名地向我袭来。大学时星期五的晚上，当狂欢的噪音刺破黑暗时，不安感便向我内心深处袭来——有时是在我读书时，有时是在做爱时——当我离开家时，这种感受从出发开始就一直跟着我。尽管我只是离开一个周末，当我锁上门转过身的刹那，就已经“中招”了。回到家后，通常也还会笼罩在这种情绪之中。母亲、女友，甚至是家里的小狗都迎接我，然而我却感到悲伤难禁，害怕不已。我面对的方式，就是强迫自己和人们交往，这样做可以转移我的注意力。我必须不断地用口哨吹着愉快的旋律，好让自己不会陷入糟糕的情绪中。
　　大学毕业后的那个夏天，我的精神曾一度轻微崩溃，不过当时我并不自知。自由自在地到欧洲旅行是我心中长久以来的愿望，这也算是父母送给我的毕业礼物。我在意大利度过美好的一个月，然后前往法国和摩洛哥拜访朋友。摩洛哥令我大吃一惊——就好像从惯性的压抑中突然解放，成了一匹脱疆野马，却时时刻刻感到紧张，那种感觉就像以前在学校里演话剧时准备上场前在后台的那一刻。我在巴黎和几个朋友见面，度过了愉快的时光，之后去了一直梦寐以求的城市——维也纳。然而，在那里我却开始严重失眠。我住进一家公寓式小旅馆，和当地的几个老朋友见面。我们计划一起前往布达佩斯。当晚，我为自己犯的“错误”感到惊恐不已——虽然我并不知道犯了什么错。隔天，在一间满是陌生人的屋子里，我焦虑得吃不下早餐，但到了外面就感觉好多了，我打算去美术馆看看，我觉得之前自己也许太小题大做了。朋友晚上另有约会，当他们把这件事告诉我时，我的心头猛然一震，好像给人打了一拳似的，虽然他们答应我晚上一起去喝一杯，但我仍然有强烈的受骗感。我没吃晚餐，我不愿意走进一家陌生的餐厅独自点东西吃（虽然我以前经常这么做），我也不想和任何一个人攀谈。当我终于见到朋友时，我竟然全身颤抖起来。我们出去喝酒，喝得比以往都多，这才让我的情绪暂时舒缓下来。那天晚上，我又整夜无法入眠，头痛欲裂，而且胃绞痛也发作了，我莫名其妙地担心我们搭船前往布达佩斯的行程。熬过了第二天，到了第三个失眠的晚上，我整夜害怕，无法起来上厕所。最后，我打电话给父母，“我要回家，”我说。他们很惊讶，因为出发前我还想尽办法争取多玩一天，为了想多去一个地方而讨价还价。“出了什么问题?”他们问，我只能说我觉得不舒服，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我预期中的有趣。母亲很体谅我，“一个人旅行的确不太容易，”她说：“我想你在那儿跟朋友见面会好一些，但即使这样，还是有可能身心疲惫。”父亲说：“如果想回家，就刷我的卡买张机票回来吧。”
　　于是我买了机票，将行李打包，当天下午就回家了。父母到机场接我，“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问，而我只能说我就是呆不下去了。他们的拥抱，让我几个星期以来第一次觉得有安全感，于是我如释重负般哭了起来。当我回到那栋从小长大的公寓时，我感到消沉，而且觉得自己真是愚蠢极了。我把自己夏天的旅行计划搞砸了，而回到除了家事杂务之外没任何事可做的纽约。打电话给几个朋友，他们很惊讶我怎么回来了，我甚至不想解释到底怎么回事。在家里度过了剩余的假期，尽管和家人、朋友相聚，度过了一些快乐的时光，我还是感到无聊、厌烦，而且更郁郁寡欢。
　　后来，我渐渐淡忘了这件事。那年夏天之后，我到英国去读硕士。在新的国家、新的大学开始新的生活。我并没有感到任何恐惧，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结交了许多朋友，学业也应付得很不错。我喜欢英国，似乎不再有什么让我惧怕的事情了。之前的焦虑，随着在美国的大学生活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坚强自信又随和的好友，和他们在一起我也变得轻松惬意。我办派对时，每个人都想来参加。我和那些最要好的朋友（现在还是我的好朋友）长夜秉烛，促膝谈心。在快速建立起来的亲密而深刻的友谊中，我感到愉悦无比。我每星期打一次电话回家，父母也察觉到我比以往都快乐。每当情绪不稳定时，我急需要有同伴在身边，而那时候我很轻易地找到了。在那两年里，我大多数时候都是快乐的，只有在天气恶劣、无法让每个人马上对我产生好感、睡眠不足、发现自己开始掉头发时，才会感到不快。但我心头一直萦绕着挥之不去的忧郁，那其实是种乡愁：就像伊迪丝·琵雅芙（Edith Piaf，法国已故传奇女歌手——译者注）唱的那样，我对每件事情都感到懊悔，只因为它们过去了，而且早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就因时光流逝感到惋惜。即使是心情好的时候，也总是想和时间角力，再怎么努力也无法让时间停留，因此而感到淡淡的忧伤。
我患病的前后(3)
　　我好像在二十岁出头时还算有勇气，梦想成为一个冒险家，并强迫自己有意忽略内心的不安，即使在某些感到害怕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十八个月后，我修完硕士，开始往返旅行于英国和莫斯科之间，和一群在那儿认识的艺术家暂居在偏僻的屋子里。一天晚上，在伊斯坦布尔遭到抢劫，我夺路而逃，抢匪没抢到任何东西。我纵容自己幻想着性方面的种种可能，把以往对情色的所有的压抑和恐惧抛到脑后。我留长发，又剪掉。和一个摇滚乐团一同表演，还去看歌剧。我想感受各种事物的欲望愈来愈强烈，在经济能力能够负担的范围内，尽可
　　能去所有想去的地方体验各种事物。我坠入情网，打算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
　　1989年8月，那年我二十五岁，母亲被诊断出患了卵巢癌，我完美无缺的世界开始破碎。如果她没有生病，我的人生将会完全不一样吧?我一直这样想。如果故事发展不那么戏剧化，也许我的一生虽伴随着忧郁的个性，但不至于崩溃；也许我会晚些年才崩溃，发展成为中年危机；也许，我还是一样会崩溃。如果我那生平第一次充满情绪化的阶段是前兆期，那接下来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触发期。大部分严重的忧郁症之前，都有轻微的忧郁前兆，而这前兆绝大多数都难以解释，也不会被注意到。当然，即使是许多从未罹患忧郁症的人，回顾他们的人生经验，也总能找到被定义为前兆的生活片断，这些前兆之所以被遗忘，只是因为后来的病症并没有成形。
　　我不想详述每件事情的发展，因为对那些已经了解这种消耗性病症的人来说，这已经很清楚了；而对不了解的人来说，怎样解释对他们来说也许都是费解，就像对二十五岁时的我一样。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事情糟透了。1991年，母亲去世，当时她五十八岁，我伤心欲绝。尽管我流泪，感到巨大的悲伤，尽管我长久以来一直倚赖的人离我而去，但其实母亲过世后那段时间，我的状况还算可以。我很伤心，但还没有到疯狂的程度。
　　那年夏天，我开始接受心理分析。在进行之前，一位女分析师向我保证，不论发生什么事，她都会继续为我分析，直到完成为止，除非她得了重病。那时她已经快七十岁。我同意了。她是位富有魅力和智慧的女士，偶尔让我想起母亲。与她每天的会面，让我能够克制自己的伤痛。1992年初，我和一位美丽而有魅力的女子相恋，我们在一起的时光非常美好，不过她又是个极度挑剔的人。我们之间尽管多半时间都相处融洽，但关系仍然不稳定。1992年秋她怀孕了，但后来她把小孩拿掉了，那让我有种突如其来的失落感。第二年，在我三十岁生日的前一个星期，我们协议分手，双方都很痛苦。我生命里的齿轮又少了一个。
　　1994年3月，我的分析师告诉我她要退休了，因为她要往返于普林斯顿的家和纽约之间，长距离奔波令她备感辛苦。虽然我也意识到这一点，也想过是否要结束心理分析，但当她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竟然无法抑制地痛哭出声，整整哭了一个小时。我并不是一个经常哭的人，自从母亲过世之后我几乎没有那样哭过。我觉得遭到了彻底的背叛，我感到孤单到了极点。在她正式退休之前，我们还是一起进行最后一年的分析工作。
　　那时，我向她抱怨自己对生活失去了感觉，对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感到麻木。我不在乎爱，不在乎工作，不在乎家庭，也不在乎朋友。我写作的速度开始下降，直至停顿。“我什么也不知道，”画家杰哈德·李希特有一次这么写道：“我什么也不会做。我一无所知，毫无办法，什么也不会。然而这个悲剧并没有让我感到特别不快乐。”我也一样，我发现所有的强烈情绪都没有了，除了纠缠不休的焦虑感。我以往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人，还因为这样，时常惹出一堆麻烦，但那种冲动似乎完全消散了。我不再渴望身体与心灵亲密的交流，街上的人们，哪怕是我认识、我爱的人，也都不再引起我的注意和兴趣；即使在声色场所里，我也常常神游天外，想着还有什么东西没买或者还有什么工作没完成。我只是把一项项娱乐列入我的日程表里而已。我每次参加派对，都试着让自己玩得高兴点，但结果都失败；我看到朋友，试着投入地和他们玩耍，也毫无所获；我买了梦寐已久的昂贵商品，但却没有任何满足感；我逼自己去做些从未做过的极端事情，好唤起我的本能冲动，但也没有效果。对于我自己反常的表现，我并不感到特别惊慌，但也没有任何乐趣可言。我的分析师和我讨论这种情况后得出结论：我得了忧郁症。就在我慢慢感觉到和外界愈来愈脱节的同时，我们试着找出问题的根源。我开始抱怨电话答录机里的留言叫我喘不过气来，我把那些朋友来的电话看成是很严重的负担。我还变得害怕开车。每当晚上开车时，我就看不见路，眼睛变得特别干涩，老是觉得自己偏离车道，就要开到路边上去了，或是即将撞上另一辆车。在高速公路上，常常突然发觉自己手脚突然失控，不知道怎么开车，在一阵错愕中将车子停靠到路边，吓得一身冷汗。周末的时候，为了避免开车，我只能呆在城里。分析师和我回顾焦虑产生的过程。原来，我和女友分手时，我正处于忧郁开始的阶段，而我也明白，那段关系的结束可能是后来患上忧郁症的导火线。
我患病的前后(4)
　　我一直想找出症结，不断回想忧郁初期发生的种种事情：从失恋、从母亲开始卧病在床的那两年、从更早的一段失败的感情、从青春期，甚至从出生开始。就这样，我觉得自己无时无刻、每件经历都是忧郁症的前兆，其实我所患的只是精神官能型忧郁症（症状是焦虑和悲伤而非疯狂）。那时我的问题还在可以掌握的范围内，似乎是以往受到伤害的延续，某种程度上，对许多健康的人而言这也都偶有发生。忧郁症像一棵大树一样慢慢成长和浮现。
　　当我的第一本小说在英国出版，虽然佳评如潮，但我却觉得索然无味。我越来越厌倦身边的事物。我读到那些赞扬的文字，却全无喜悦可言。之后，我回到纽约家中，更加为社交应酬所苦，甚至连交谈也一样困难。一切都好像比以前更加吃力，连地铁都变得难以忍受。当时我的分析师还没有退休，她说我是轻度忧郁。我们在一起讨论很久，感觉很像在为一头野兽命名，以便能够驯服它。她说我认识的人太多，应酬过多，我想自己应该休息一下。
　　就在那时，我的肾结石突然病发，以前也曾发生过一次。我打电话给医生，他答应通知医院，好让我到急诊室后马上可以获得治疗。但是当我到了医院后，那里似乎没有任何准备。肾结石的疼痛是难以忍受的，我坐在那里等待的每一秒钟都是痛苦的煎熬，那种感觉就好像有人把我的中枢神经浸泡到硫酸液里去，一层一层最终腐蚀到那些神经的最里面。我几次向护士求助，但没有人理我。我站在纽约医院急诊室小隔间里，越来越难以忍受，他们在我手上注射了一剂吗啡，疼痛终于缓和。不过很快又再度复发：在医院里进进出出了五天，插了四次导尿管，吗啡的剂量也用到最大，每四个小时还注射盐酸配西汀（Perthidine，Demerol)，还加上了止痛药。后来医生说我的肾结石并不明显，无法施行快速又有效的碎石手术。动手术当然行得通，但是很痛，而且也许有危险。我原先不想告诉父亲，他正在缅因州度假，但当时我需要亲人的帮助，因为之前我母亲也在这家医院治疗，他对这里的一切都很熟，也许能帮我做些安排。不过他似乎并不担心，“肾结石，那会排出来的，你不会有事的，等我回家再去看你。”他说。那段时间，我每天睡眠不足三小时。我当时正在写一篇很长的文章，在不太清醒的精神状态下和编辑交流。我觉得就快要丧失最后的理智了，“我的疼痛再不停止的话，”我对一位朋友说：“我就要把自己给杀了。”我以前从没说过这种话。
　　出院时，我非常害怕。疼痛和止痛药，把我的心理状态搞得一塌糊涂。我觉得结石还在我体内，而且随时可能复发。我害怕一个人独处，回到公寓后，收拾些行李就搬了出去。那些日子我到处流浪，从一个朋友家搬到另一个朋友家。白天他们几乎都得上班，而我就留在他们的住处，不上街，小心翼翼地不敢离开电话太远。我服用预防性止痛药，但情绪却更加恶化，甚至有点疯狂。我对父亲感到愤怒，那是不理智、任性而且恶劣的愤怒。我斥责他对我漠不关心，他向我道歉，并试着解释他只是想安慰我，那不是什么不治之症。他还说，他觉得我在电话中听来颇为镇定。我变得歇斯底里，至今我都还觉得那时的情绪简直是莫名其妙。我拒绝跟他说话，也不告诉他我去了哪里。有时，我打电话给他，在他的答录机里留言，开头通常都是：“我恨你，真希望你死掉。”我靠安眠药度过每个夜晚。后来有一次轻微复发，又回到医院，其实并不严重，但是我却被吓得半死。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候真是疯了。
　　一个夏天的周末，我到佛蒙特州参加朋友的婚礼。我本来打算不去，但后来得知举行婚礼的地方附近有家医院，才决定还是去参加。星期五晚上，在晚餐之后的舞会上，我见到了一位十年前在大学里认识但不是很熟的朋友。我们开心地交谈着，当时我感觉到我的情绪竟是几年来最放松的时刻，我感觉自己克服了问题，一时间容光焕发，甚至陶醉得有些出神，也没有再去想以后会不会遭遇什么不好的事。那时我的情绪就是这样很荒谬地大起大落。
　　参加完婚礼，我的情绪又陷入了低谷，工作状况也愈来愈差。我取消了到英国参加另一场婚礼的计划，虽然之前一年我多次前往英国，也没产生什么严重的困扰，但总感觉这趟旅程会超出我能掌控的范围。我开始觉得没有人会爱我，也不可能再和谁谈恋爱了，完全丧失了性欲。饮食也开始变得不正常，因为很少感觉饥饿。分析师说那也是忧郁症的症状，我对这个词感到厌烦，对分析师感到厌烦。我说我还没有发疯，但是害怕自己很快会疯掉，还问她我是不是该用些抗郁剂来应付这种情况，她告诉我，避免用药是比较有勇气的做法，而她可以和我一起克服一切。这段对话是我们最后一次深入的交谈，也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鼓励我支撑下去的力量之一。
　　重度忧郁症有几个明确的特征——睡眠、胃口和精神体力都受到干扰，拒绝和外界事物接触，并且伴随着自信心和自尊心的丧失。这是因为人的精神同时倚赖大脑内部的功能（负责管理睡眠、胃口和精神体力）和大脑皮层的功能（负责将经验转译成人生观和世界观）。躁郁症（或称为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遗传的概率（约占百分之八十），远大于一般忧郁症遗传的概率（约百分之十到五十），尽管治疗通常可以发生效用，但却比较难以控制病情，尤其是抗郁剂有可能引起癫狂。躁郁症最大的危险在于它有时候会突发所谓的“综合症”，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会因为忧郁而癫狂：负面的情绪被无限夸大。那是自杀的首要条件。病人会因为使用抗郁剂的同时，却未使用精神镇定剂而产生这种情况，情绪稳定剂是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的必备药剂。忧郁可以使人虚弱或焦躁——若是前者，你做任何事都提不起劲；后者，使你想要自杀。崩溃是进入疯狂之前的最后一道界线。物理学中衍生出一个理论，即事物的非常态行为由隐藏的变数所决定。它同时也是累积的结果：无论你看不看得见它们，那些忧郁的因素长年累月累积下来，就会导致崩溃，而且走到这一步通常都耗费了大半生的时间。没有哪个人一生顺利，从未遇过绝望的事，但有些人逼近了那个临界点，而其他人则停留在能承受的范围内，离悬崖还有一段安全距离。一旦跨过了临界点，所有的规则都改变了。以前过得飞快的时间变得度日如年，睡眠本可以让头脑清醒，但失眠时脑子里却充满了一连串不连续、无意义的影像。在忧郁中，所有正常的感官知觉都弃你而去。“然而有那么一刹那，你可以感觉到某种化学作用在进行，”一位患忧郁症的朋友马克·韦斯有一次对我说：“我的呼吸发出恶臭；我的尿闻起来极恶心；镜子里，我的脸碎成一片一片。我知道，忧郁又来了。”
我患病的前后(5)
　　三岁时，我就已经决定要当一个小说家。从那之后，我开始期望能出版小说。到了三十岁，我的第一本小说终于出版，当时出版社为我安排了巡回讲座，但我恨透了这个计划，一个好友自愿在十月十一日那天帮忙办个新书庆祝派对。我喜欢书也喜欢派对，我本该欣喜若狂，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我消沉得懒得邀请大家，在派对上，几乎累得站不起来。掌管记忆和情绪的器官分布在脑中各处，而其中，前脑皮层和边缘系统是两个关键的器官，当大脑中控制情绪的边缘系统起作用时，它同时也影响到记忆的部分。我对那场派对的记忆，只有
　　朦胧的印象和毫无生气的色彩：灰色的食物、灰褐色的人影、屋子里暗淡的光线。我只记得整场派对中我满头大汗，只想赶快逃离。我把这一切全归咎于压力。不管怎么样，作为主角我必须适时亮相， 一股冲动支撑着我。我撑过去了，似乎没有人发现什么异样。我熬过了那个晚上。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开始觉得害怕。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抱着枕头希望自己能平安无事。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事情愈来愈糟。就在三十一岁生日前不久，我崩溃了，整个人都垮了，不再和任何人出门。父亲主动要替我办场生日庆祝会，但我就是无法接受这个建议，最后我们达成协议，只和我四个最要好的朋友一起上一家喜爱的馆子。生日前一天，我只出门买了些杂货。从杂货店回家的路上，我突然下腹绞痛无法控制，把自己都弄脏了。在我飞跑赶回家时，我感觉到那秽物在扩散。一进家门，放下杂货袋子就冲进浴室，脱了衣服，然后上床睡觉。那晚我睡得极差，第二天早上起不来。想打电话给朋友取消聚会，但又不行。我静静躺着，想着该说什么，该要怎么做。我张开嘴，但发不出声音。我已经忘记怎么说话了。我开始哭泣，却没有眼泪，只是断断续续地呜咽啜泣。我躺着，想要翻身，但也忘了该怎么做。我试着去回想，却又哭了起来。下午大约三点钟时，我总算能下床走到浴室去，然后慢慢地回到床上。幸亏父亲打电话来了，我接了电话。“你一定得取消今晚的聚会”，我用颤抖的声音说着。“怎么回事?”他不断地问，但我却不知道为什么。就像突然绊倒或滑倒的一刹那，手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地面朝脸上扑来时那种瞬间的恐惧感。我彻底陷入那种恐惧中。处于极度的不安是一种很诡异的感觉，一直觉得想做点什么事，却无从做起，身体感到某种无法承受的逼迫和不适，丝毫无法放松，就好像你的胃拼命想要呕吐，但却吐不出来。忧郁时，你的视野愈来愈窄，而且开始逐渐封闭，如同你看的电视节目一直受到电波干扰，你可以看到某种影像，但却很模糊，你根本看不见人的脸，除非有特写镜头，所有的影像都搅成一团。空气沉重窒碍，像一团黏稠的面糊。进入忧郁的状态后，你就像变成瞎子一样，被黑暗逐渐笼罩，最后黑暗将你整个包围；又好像变成了聋子，你能听见的声音愈来愈微弱，然后骇人的寂静将你吞噬，直到最后，连自己也无法发出任何声音来打破那无边的空寂；那种感觉又好像身上的衣服变成了木板，你的手肘、膝盖愈来愈僵硬，愈来愈重，而且“木板”把你死死地捆绑和隔离，直到你萎缩，最后将你整个人摧毁。
　　父亲和我的一个朋友一同来到我的住处，还带着我弟弟和他的未婚妻。我无法为他们开门，好在父亲有钥匙。那时，我已经两天没吃什么东西了，他们想办法让我喝了点汤。每个人都觉得我一定是感染了什么可怕的病毒。我吃了几口，却吐了自己一身。我不停地哭，我恨自己的住处，却没办法离开它。第二天，我想横竖都得去分析师那里一趟。“我想，我应该开始吃药了”，我沉重地说，一位精神科医生同意一小时后和我见面。我认识的一位精神分析师说他的教授告诉他，如果他要病人开始使用药物，就必须停止分析工作。也许是这种过时的观念使我的分析师一直不鼓励我用药?或者她认为我可以挣扎着维持现状?我不知道。
　　那位精神科医生看起来像是从老式电影里走出来似的：他办公室里的壁纸是褪了色的芥末色，墙上挂着老式烛台并且堆满了诸如《痛苦上瘾》和《自杀行为：心理经济研究》之类的书。他年约七十来岁，操着中欧口音，穿着毛绒绒的拖鞋，抽雪茄，带着战前时代那种优雅的举止和亲切的微笑。他问了一连串的问题——你早上的感觉和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