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产到户：中国改革的最早突破
　来源：光明日报　■陆学艺口述 张义德整理
回首沧桑巨变征文包产到户：中国改革的最早突破■陆学艺口述张义德整理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而农村改革是从“包产到户”开始突破的；“包产到户”从安徽开始，安徽的“包产到户”从1978年开始。发现了包产到户1979年我在江苏、安徽等省搞农村调查，于6月初到达合肥。安徽省农委秘书长刘家瑞、省政研室的卢家丰等给我介绍了包产到组、特别是凤阳“大包干（到组）”的情况。由于谈得很投机，在谈话将要结束时，刘家瑞很神秘地对我说：“我们这里还有包产到户的呢！”我听了很感兴趣，要求去看看。刘家瑞说：“我还没有权让你去看。”我说：“你去请示省委，就说我是中国社科院的，一定要去看看。”他走后，一直没有回话。第二天一早，开来一辆上海牌轿车，刘家瑞对我说：“省委同意你去看，但不要说是北京来的。”在刘家瑞陪同下，我到了肥西县山南区。当时正是夏收季节，我们看到，这个区一派大丰收的景象。但不同类型的生产责任制，情况各不相同。人们把这种情况叫做“三层楼”：按生产队老办法干（当地农民称为“大呼隆”）的，增产一倍；实行包产到组的，增产两倍；实行包产到户（当时已占全区生产队总数的77％以上）的，增产近三倍。显然，这个区的丰收，主要应当归功于包产到户。后来，到夏收结束，汇总统计，这个区1979年总产小麦2010万斤，比1978年增产265％，国家征购1149万斤，比1978年增长5．7倍。包产到户的由来刘家瑞、肥西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等同志向我介绍了包产到户产生的经过。从他们的介绍中我知道：包产到户是当地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在特定的条件下的一种创造。1978年夏秋季，安徽大旱。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为了对付这个局面，曾经下令：无论如何秋季每户要种下半亩“保命麦”。如果这个任务完不成，第二年省里要饿死人的。这个任务到了肥西县山南区，要完成4万6千亩。但是到了9月15日，才完成了一千多亩。原因是旱情太重，土地板结、龟裂，种不下去。区委书记汤茂林下到村里，找大队支委们开会，研究如何种下“保命麦”。在支委们一筹莫展时，汤书记问：“难道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这时，有一个委员说：“办法还是有的。”汤书记说：“什么办法？你说嘛！”这个委员仗着胆子说：“老办法就行！”汤书记听了，一声没吭。所谓“老办法”，在场的每个人心里都明白，就是原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年在安徽推行的“责任田”，也就是“包产到户”。“责任田”在摆脱因“五风”而造成的特大困难中起了重要作用，被安徽农民称为“救命田”。但曾希圣却因此而受了批判，被罢了官，省内从上到下有相当多干部因此被整。十多年来，这一直是一个敏感问题，不少人还“心有余悸”。汤茂林走后，支委们连续开会，捉摸他对“老办法”的反应，觉得他的态度同往常不一样，这个支委提出“老办法”，并没有受批。支委们认为，既然他不反对，我们就可以搞。于是就连夜把土地分到户。一个村开了头，其他村就竞相效仿。就这样，山南区各公社的生产队大部分都陆续包产到了户。肥西县的其他区也有效仿搞包产到户的。山南区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秋麦种植面积扩大到10万亩，超过原计划一倍多。农民的积极性很高，种麦时，许多农户点着煤油灯，在地里一连奋战三、四个昼夜，犁不动或牛力不足的地方，就用大锹翻地，硬是把麦种下去了。对包产到户的不同反应山南区的包产到户出现以后，各级领导的态度各不相同，总的来说是反对的意见多，赞成的意见少（有的心里赞成，也不敢明说）。区委是支持的，他们采取了很多办法来解决包产到户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县委是反对的，但也没有马上制止；省委的态度是，让他们试试。万里在省委常委会上说，就在这一个区试验，不要扩大，由我负责向中央汇报。有人说，万一试验失败了，粮食减产，怎么办？万里说，不就是一个区嘛！如果减产，全省调粮食支援这个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区就定为省委的点。发生波折是在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封署名张浩的来信和编者按以后。这封信和编者按主要是批评包产到组，当然对包产到户的压力就更大了。在这种情况下，省委认为，春耕大忙已到，劳动组织、计酬形式等如果再变，对生产不利，表示山南区可以试着干，待秋后再说。可是，肥西县委却顶不住这个压力，作出纠正包产到户的决定，要求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把包下去的地往回收。他们要求山南区在干部和党员中办学习班，“转弯子”。据我们了解，肥西县委对包产到户增产效果显著，农民要求继续干下去的迫切愿望是清楚的，他们主要是怕担责任，怕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才采取了这个“收”的措施。但基层干部和农民对县委的决定反映强烈，有的人问：“增产粮食犯不犯法？”“为什么证明了能够大增产的办法不让搞？”“我们大队前几年，年年吃返销粮，我们当干部的脸上不好看。我们国家现在还吃进口粮食，这个办法难道不比吃进口粮食好？”有一个社员要给中央写信，反映包产到户的好处，其他社员知道了，都要求在上面盖章、按手印，他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坐班房我去，不连累你们。”他说：“继续干（包产到户），不但今年大增产，明年还要大增产。要是仍旧‘归大堆’，明年是乌龟过田埂——大跌跤子！”由于下面抵制得厉害，包下去的终于没有被收上来。当地干部尖锐地提出问题：“搞了二十多年的农村工作，往往把粮食减少了，或者只是徘徊不前，反而说大方向正确，路线正确；而把粮食搞得大幅度增产了（如年以及1979年夏季），反而说大方向错了，路线错了，这是什么理论？”山南区的包产到户对周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六安县椿树岗公社棚岗大队与肥西县山南区金牛公社山连共埂，这个大队（未实行包产到户）的支部书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农村兴不兴？要是兴的话，我看包产到户上得快。你去看看，我们大队的庄稼同金牛的相比，相差多大！”最早反映包产到户的文章我回北京后，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宋一平、哲学所党委书记孙耕夫作了汇报。他们对我反映的“三层楼”的情况特别感兴趣，认为很有说服力。不久，我收到了安徽的同志寄来的三篇文章：安徽日报记者汪言海写的《安徽省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的调查》、省政协委员郭崇毅写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夏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安徽省农委政策研究室的《从山南区半年突变看政策威力》，内容都是介绍包产到户的。这三篇文章在当地发表有困难。我拿着这三篇文章向宋一平汇报，他大力支持，同意发《未定稿》（院里的内部刊物）增刊，并对我说，你也要写一篇，从理论上讲一讲。我写的文章题目是《包产到户问题应当重新研究》，其中论证了“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包产到户是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提出“对1962年包产到户的问题，要重新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这期《未定搞》（1979年11月出版）发表的四篇文章，可以说是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最早的文章。（1979年，有的新闻报道介绍了“包产到组、责任到人”，实际上指的是包产到户，但没直接用“包产到户”的提法）增刊发行的范围虽然窄了些，但在上层领导同志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如甘肃省省长李登瀛看了这期《未定稿》后，于日向宋平（第一书记）等省委领导同志推荐。李登瀛的批语是：“请你们看看这个材料，特别是（社会）科学院写作组一篇（指我写的那篇），对包产到户的看法，应引起我们重新考虑问题。”宋平等同志都划了圈表示同意。甘肃省包产到户搞得比较早，发展得也很快。从包产到户到包干到户安徽省委对包产到户的态度是让他们试验，试验的结果是，1979年夏季小麦大丰收，季秋又是一个大丰收。实践证明，包产到户是增产粮食的好办法。到了1980年1月，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万里就理直气壮地把肥西县山南区的包产到户作为典型拿出来，在全省推广。在1979年，凤阳县实行大包干到组，也获得了大丰收。大包干的做法是：把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和主要农具分到组，把公粮、提留任务也分到组，实行了“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俺们（小组）自己的”。农民说：“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表示热烈欢迎。在推广包产到户时，凤阳县就没有照搬肥西的经验，而是把它同大包干结合起来，搞了包干到户，即把土地、生产资料从小组再分到户，任务也分到户。当时这种办法叫做“小包干”。包干到户免去了包产到户那些完成了定产要交产、再由生产队统一分配的做法，因此，它比包产到户更为简便，符合农民对管理体制“责任越明确越好，利益越直接越好，方法越简便越好”的要求。所以，受到了农民的普遍欢迎。后来在全国农村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绝大部分都采用了包干到户的形式。包产到户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的出现并得到推广，似乎是偶然的（因为大旱，种麦困难），其实是必然的。从50年代中期全国实现合作化以来，劳动组织形式、分配形式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的现象长期影响农民的积极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不少从事农村工作的干部曾经在实践中进行过探索。最早在1956年，浙江省永嘉县、四川省温江地区就曾实行过包产到户，以后在1959年、年、1964年都曾有人多次提出或实行过包产到户。但是这些探索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而受到批判，被从上而下强令禁止，曾有许多干部因此受到处分。为什么1978年从安徽开始的包产到户，没有被禁止，反而越搞越广，终于在全国农村普遍推开呢？这要归功于1978年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归功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归功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显然，如果没有真理标准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没有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包产到户就不可能出现，出现了也不可能坚持，更不可能推广了。安徽省委、特别是万里在包产到户出现时，没有压制，而是支持试验，就是坚持了实践第一的观点，让它在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当时，全国正处于真理标准讨论的高潮中，各路诸侯都相继表态，万里却有独特的看法，他说：“我们的实际行动就是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表态，口头表态只是个形式，重要的是实际行动。我们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认真贯彻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就是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态度。”我国的改革在这个时候、这个问题上突破，显然是理论和实践在这个历史的机遇上相交汇的结果。改革的一个良好的开端包产到户作为我国20年改革的开端，它启发我们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包产到户一出现，姓“社”姓“资”的问题就被提了出来，从上到下议论纷纷，这无疑是一个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机会。事实证明，包产到户（以及包干到户）这种家庭承包责任制，是符合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群众意愿并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最好的劳动组织形式和分配方式，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合理的经济体制。以后的农村改革，都在这个基础上开展。在这个问题上打开了新思路，有助于人们去探索各种新的改革措施，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包产到户这件事情本身。党中央在推广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种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采取了全新的工作方法，就是经过试验，让事实说话，让干部和群众从事实中认识其好处，自觉自愿地接受的办法。在这个过程中，没有采取任何强迫命令，一时想不通的，允许看，待想通了再实行。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批判过一个人，也没有处分过一个干部，却在不长的时间里，广大干部都先后在事实面前统一了认识。“允许看，但要大胆地试”，这是邓小平多次强调的。这样一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无疑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包产到户作为我国改革的开端，在各方面都开了一个好头。
　　电影《一条狗的使命》是成功的，导演虽然没有把观众带回到忠犬八公的状态，但至少又一次用狗狗赚足了观众的眼泪。　　只要是打动过我们心灵的东西，都或多或少要在我们心灵的长河里划过那么一道痕。这是历史的印记，铭刻着对文化的追忆。
　　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要本着“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压实责任、精准施策、过细工作，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中国知识分子素来具有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的优良传统与品质，所以知识分子作为大众精神的引领者和塑造者，在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中负有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责任与义务。
光明网版权所有风雨十年农村工作部――邓子恢长子邓淮生访谈录【5】
邓淮生是邓子恢同志的长子，已年近70，采访就在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办公室进行，他现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以下是访谈实录：　　家父邓子恢，1896年8月生，福建龙岩人，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特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二军政委。
　　1962年7月，父亲就去见毛主席，保荐“包产到户”责任制。他直言陈述自己的观点，试图说服毛主席。他多次说：“工业上可以搞责任制，为什么农业田间管理就不可以搞责任制？责任田根本不涉及所有制问题，不存在反对集体经济的问题。”毛主席不同意他的看法，说：“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搞吗？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你怎么又动摇了，波兰搞自由化，还不敢解散合作社。”这是家父和毛主席的第三次意见分歧。
　　1962年8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在会上，毛主席把“责任田”、“包产到户”说成是“单干”，一下把问题提升到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毛主席批评家父说：“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飞走了。”对于这个突然袭击，父亲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9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家父的观点被再度上升到阶级斗争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高度，受到了进一步的批判，说他“热衷于搞资本主义”，说他“训了毛主席两个钟头，想翻农业合作化的案”。会议指责他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漆黑。面对这些严厉批评，家父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他说：“责任田，到现在我还是这样看。”1962年10月，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销，毛主席对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评价是“十年来没有干一件好事。” 第二年，家父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也被免除，这让他失去了为党、为人民直接工作的机会，这不能不是一件永远的憾事。
　　访谈即将结束，我听了感触良多。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从1953年2月组建到1962年10月撤销，前后历经10年。从邓伯伯讲述的事情中，我们了解到社会主义建设不是一帆风顺的，遭遇了许多困难和挫折。共产党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在面临困难和挫折时作出正确的抉择非常重要，否则就要遭受严重的后果。邓伯伯的讲述饱含对党和毛主席的深情，他像其父邓子恢一样实事求是，直言不讳。这对于我这个80后的新党员、年轻编辑来说教益尤深。这让我明白，共产党员一定要尊重事实，尊重群众， 实事求是，敢讲真话，敢于坚持真理，勇于承担责任。因为历史终归将证明正确的抉择是经得住社会发展考验的。邓子恢同志倡导的包产到户，历经沧桑，发展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实为一例。
（责任编辑：孙琳)1961年毛泽东批包产到户：两年不到就有人会讨小老婆
来源：党史文苑
作者：何立波
核心提示：毛泽东不同意他的看法，说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试验吗？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两年不到，翌年就会两极分化，就有人会讨小老婆。你怎么动摇了！
本文摘自：《党史文苑》2008年第23期，作者：何立波，原题：《&中国农村变革的先驱和开拓者&》
邓子恢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最重要的贡献，是为解决&三农&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探索。他是党内公认的农业和农村工作专家，被誉为&中国农村变革的先驱和开拓者&。他提出的土地&包产到户&思想，虽然受到了批判，但是却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声。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在回顾中国农业农村改革的辉煌成就时，不能不提起邓子恢。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邓子恢坚持真理，不惜丢官
1952年秋，党中央决定调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新组建的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来到北京后，热情地拉着他的手风趣地说：子恢同志，调你来做农村统帅。邓子恢谦虚地摆摆手说：还是主席统帅，我们当助手。1953年1月，邓子恢正式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1954年9月，邓子恢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这一年，我国的农业合作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1955年1月，全国新办的合作社就达38万多个。在合作社的大发展中，不但有相当多的社是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强迫农民建立的，而且这些社建立后，在分配制度等方面也存在相当严重的不合理现象。加之1954年是全面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第一年，全国多征了70亿斤粮食，部分地方在粮食征购中征了&过头粮&。这样一来，引起了一些农民的强烈不满，他们对党的农村政策产生怀疑，甚至用大量出卖或屠宰牧畜，砍伐树木，破坏生产等方式进行消极抵抗。
1955年1月初，邓子恢分别向刘少奇、汇报了这些情况。他仍然坚持稳步发展的原则，认为当务之急是将群众情绪尽快稳定下来，在巩固中求发展。刘少奇、周恩来均表示同意。之后，邓子恢代中央起草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两个文件，日以中央文件发出。3月上旬，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邓子恢汇报了农村工作。当汇报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方针时，毛泽东说：&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他与邓子恢等人当场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华东、东北一般要停止发展，其他地区（主要是新区）再适当发展一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际，3月22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发出了《关于巩固现有合作社的通知》，强调春耕季节已到，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60万个，完成了预定的计划。不论何地均应停止发展新社，全力转向春耕生产和巩固已有社的工作。
1955年4月，毛泽东视察了南方。毛泽东亲自察看了地里庄稼的长势，听取了省里干部的汇报，对形势作出了新的估价和判断。4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这个文件下发后，从5月份开始，粮食销量果然大幅度下降，这更使毛泽东相信原来对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估计是言过其实了，形势并没有那么紧张。说农村缺粮，是&资产阶级借口粮食问题向我们进攻&。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认为合作社不但不应停止发展，反而应该加快发展。
5月5日，即邓子恢为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作总结的前一天，毛泽东约邓子恢谈话。毛泽东说：&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
翌日，邓子恢在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中，仍强调要坚持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方针。邓子恢对于农业合作化持谨慎态度，主张不要太着急。他认为，土改之后，农民才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自然要求独立自主地经营发展。即使贫农有生产上的困难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私有权拱手相让。邓子恢认为，群众的觉悟水平达不到，干部的领导水平跟不上；必须从小私有者和小生产者的现状来考虑，不能急于求成；农业合作化速度发展过快，生产就下降等。而当时毛泽东的想法是先改变所有制再发展生产。
7月11日，毛泽东又一次约见了邓子恢，参加约见的还有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刘建勋和秘书长杜润生。毛泽东再次重申了自己对农业合作化的见解和主张，并严厉批评了邓子恢等人。毛泽东对邓子恢坚持己见甚为生气，对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说：&邓老的思想很顽固，得用大炮轰！&
7月31日至8月1日，中央召集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一开头，就对邓子恢等人的所谓&右倾错误&作了严厉批评，说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前怕狼，后怕虎，&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对这之前的争论，因邓子恢在会上做了检讨，并提到今冬明春105万个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毛泽东在8月1日会议结束时说：&和子恢同志的争论已经解决了。&
[责任编辑：高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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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云河试验“包产到户”
　　（二）李云河试验“包产到户”。28dd2c7955ce《》 @ Copyright of 晋江原创网 @　　在整顿高级社中，各地都积极贯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倡导的“生产责任制”，农民都在摸索创造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浙江省永嘉县曾在农业生产合作社试行建立个人专管地段责任制,联地到劳,以确保农活质量。实践结果，社员的劳动质量明显提高，窝工浪费现象得到克服。然而社员仍不满足，他们说:“增产七千七，一个人分不到七斤七。”因此,要求把劳动成果同劳动报酬紧密地联系起来,亦即要求把包工同包产联系起来。。a《》 @ Copyright of 晋江原创网 @　　当时永嘉县主管农业的书记是县委副书记李云河。他年方24岁，思想活跃、血气方刚、忠心赤胆，有海瑞那种爱民如子、刚直不阿的胸怀和气魄。正当他思考着如何把高级社的生产责任制搞得更好的时候，忽然看到了一篇文章，使他如获至宝、欣喜若狂。。3a835def4fe99　　这篇文章题目是《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作者署名何成，刊登在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文章在概括了安徽芜湖和四川江津等地的经验后，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把一定产量的任务包给生产组和每个社员，是完全对的。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主要是高级社）只有生产队包工包产，生产组和社员不包工包产，这就产生了问题，就是社员只顾赚工分，不关心社里的生产。这是目前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了劳动组织、实行了包工包产，生产仍然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fcac554571fbd180e1c8《》 @ Copyright of 晋江原创网 @　　李云河兴奋地想：“《人民日报》是□□中央机关报，头版文章的声音就是党中央的声音啊！”他大声叨念：“把一定产量的任务包给生产组和每个社员，是完全对的。”他特别加重“每个社员”这几个字。在他的头脑里勾画出“包产到户”的设想。。6ea2efa9b7b0bc0dd　　在县常委会议上，李云河朗读了《人民日报》何成的文章，谈了自己要试验“包产到户”的设想，受到县委书记李桂茂和常委们的赞同。为了慎重，李桂茂书记让他去请示温州地委。他找到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部长面对《人民日报》，考虑再三，最后表态说：“试验可以，推广不行！”　　永嘉县委和李云河选择的试点名叫燎原社。该社是高级社，有1801户人家，4673亩土地。5月，选派了一位熟悉农村工作的农工部干事戴洁天到燎原农业社做驻社干部，试验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亦即包产到户责任制，把人、地、产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李云河坐镇指挥。。c8c41c4a18　　经过四个月的试验,诞生了《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总结》列举了实行“包产到户”后，燎原社所发生的变化：“社员干劲主动，户户有了责任，生产进度迅速，积肥效果显著。”社员群众反映“包产到户”有“六好”、“八多”、“五少”。。d947bf06a885db0d477dff　　这份《总结》引起了永嘉县委的高度重视。日,永嘉县委召开了全县高级社主任会议，部署多点试验。农民们知道退社是不成了，那么怎样争回土地经营的自主权呢？燎原农业社实行的包产到户正合他们的心意。包产到户把家庭经营和集体经营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改变了过去“天天集体、事事集体”，统得过死的做法，社员或家庭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了劳动效率，很受广大农民欢迎。社队干部大多数也欢迎包产到户，因为包产到户能够顺利解决一直困扰着他们的“社员出工不出力”的难题。所以，燎原农业社的经验很快形成“燎原”之势。永嘉县在短短两个月内，300多个社实行了包产到户。到1957年夏季，全温州地区有1000个社17万农户实行了“包产到户”，占温州农户总数的15%。。c3e878e27f52e2a57ace4《》 @ Copyright of 晋江原创网 @　　这时，一些积极批“小脚女人”的或者被批“小脚女人”吓破胆的社、县干部，在突如其来的“包产到户”面前慌了手脚，控制不住局势，纷纷向地委告状。。dc912a253d1e9ba40e2c59　　温州地委也吃不准怎样处理，态度不甚明朗。就在这时，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羽心的文章《关于社员个人和生产小组的“包工包产”》， 10月19日又发表了署名崔峰的文章《包产不可包到生产小组》。这两篇文章都对何成的文章提出质疑，反对包产到组或个人。认为，“如果把分给的地段上的一切工作都交给小组和个人去做,那是不妥当的”并断言“这样做就成为‘组织起来单干’了”。 。e2c420d928d4bf8ce0ff2ec19b371《》 @ Copyright of 晋江原创网 @　　温州地委看到这两篇文章，就想起了批判“小脚女人”的厉害。他们害怕搞包产到户出乱子，又犯错误。于是，决定制止包产到户，对永嘉的包产到户进行公开批判。日，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发表了《不能采取倒退作法》的评论员文章，严厉批判永嘉包产到户是“打退堂鼓”、“小农经济”、“根本不是先进制度”。。2dace7《》 @ Copyright of 晋江原创网 @　　温州地委表态后，永嘉县委书记和一些常委害怕了，就劝李云河停止包产到户。李云河不认输，他针对各级报刊对包产到户的批评, 写了《“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的专题报告。报告以永嘉县委副书记名义向地委、省委、华东局和中央农村工作部报告了永嘉包产到户的试验情况，并在理论上论述了包产到户的必要性。报告说：“我认为这个办法是有效地提高社内生产力的先进方法，它能调动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李云河是个初生牛犊，不怕风险。　　日，即在李云河寄出报告的第八天，□□浙江省委召开调研座谈会，专门听取李云河关于永嘉包产到户的汇报。浙江省委农业书记林乎加高度评价了永嘉包产到户的试验，肯定永嘉县委“动了脑筋”。他说：“有人讲永嘉的办法是倒退，是小农经济，这是不对的，是站不住脚的。社队都保存下来，生产资料所有制没有变，怎么成单干呢？”。db92466a2baa6ebc　　在林乎加的指示下，日的《浙江日报》发表了李云河的报告，并且加了编者按。同时，对《浙南大众报》的《不能采取倒退作法》的文章进行了批评。。a87ff679a2f3e71d9　　林乎加的明确表态和《浙江日报》发表了李云河的报告后，骤然紧张的空气松懈下来，温州地委也改变了态度，主动建议永嘉县委对包产到户“ 不要都纠光，留几个社试试看。”　　正当李云河准备大展宏图推广“燎原社包产到户经验”的时候，风云突变。温州地委又指令永嘉县委：立即停止包产到户实验，已经搞包产到户的社队，必须立即纠正过来！
　　李云河毫不退让，据理力争。。8757150decbd89《》 @ Copyright of 晋江原创网 @　　在轰轰烈烈的反□□斗争中，日《浙南大众报》发表了《打倒“包产到户”,保卫合作化》的文章，文章火药味十足，说包产到户是“挂羊头卖狗肉”、“挂着社会主义的牌子走资本主义道路”。文章列举了包产到户的十大“祸害”后说，“按劳分田,包产到户”是“□□分子用来射击农业合作化的一支毒箭。是包着糖衣的□□”。 。3d2d8ccb37df977cb6d9da15b76c3f3a　　这时，原来支持李云河的省委副书记林乎加也缩了头，不再吭声。。4e　　8月8日,□□温州地委召开扩大会议，点名严厉地批判了李云河。认为他主张的包产到户是□□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是富裕中农资本主义思想的反映。在随后举行的省党代会上，批判李云河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其中有一张贴在杭州红楼招待所的大字报写道: “产品名称:包产到户；产品性质:资本主义；发明创造者: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8df707a948fac1b4a0f97aa　　此后,李云河被责令在《浙南大众报》上作检讨。从此，在温州全区、浙江全省以致全国对李云河进行了公开的点名批判。 。3b8aa8cd95《》 @ Copyright of 晋江原创网 @　　。f340f1b1f65b6df5b5e3f94d95b11daf《》 @ Copyright of 晋江原创网 @　　。65658fde58ab3c2b6e5132a39fae7cb9《》 @ Copyright of 晋江原创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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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二）李云河试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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