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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
[摘要]大家都知道他是熟练纺织工人，丢掉职业来搞江岸工人俱乐部。
项英、施洋，是早期党史中的有名人物，而世人多不知他们的早年经历。最近偶读《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欲填补这一空白，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项英的故事
项英()，原名项德隆(龙)，湖北黄陂人，因在武昌长大，故自称武昌人。项父乃穷寒书生，死得很早。项德隆与妹妹靠母亲纺织刺绣抚养成人。项德隆15岁毕业于武昌私立日新学校，家贫无力升学，考入武昌模范大工厂为学徒。三年学徒受了不少折磨，满师后仍在该厂做工，以成品计件得酬。20岁时仍不能养母育妹，母亲仍靠纺织刺绣自养，妹妹捡了几年破烂后才入小学。叔父项仰之，武昌慈善会长，有钱有势。但项德隆家从不与叔父来往，项德隆经常骂叔父“吃人的光棍”。
毕竟读过几年书，项德隆能够阅读书刊，自称数年坚持每天读两个钟点的书。当他读到《劳动周刊》，知道中国工人要组织起来，且已有自己的团体。1921年冬，项德隆致函正欲发展工运的湖北中共小组，说想与他们谈谈工人运动。几天后，一个寒冬的雨后，项德隆找到武昌黄土坡路16号，接待他的正是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项德隆说：“我愿意从事工人运动，希望您能指导我如何造就自己，如何参加工作。”包惠僧觉得这个看起来像乡下人的小伙子很不平凡，有充沛的热力与远大的抱负，便向他介绍了刚刚成立的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及正在开展的工作，并请他为《劳动周刊》写稿，又送给他一些小册子———《两个工人的谈话》、《苏俄的研究》、《资本论浅说》、《劳动者》等。
过了一段日子，由于筹备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党组织决定聘请项为工人俱乐部筹委会文书，每月生活费15元，即要他成为职业革命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书记包惠僧要他回去和母亲商量一下，“因为他是经过三年学徒的熟练工人，抛弃这个职业，在一个平常人就不是一件小事。”项德隆却一口答应：“选择职业我完全有自由，我也没有把纺织工人作为终身事业来打算。”包惠僧对他有这样的见解很惊异！
项德隆正式从事工人运动，一边工作一边积极阅读。每周，包惠僧到江岸听取工作汇报，项英都和他谈读了几页书或几本什么书，有哪些心得。项英一到长江支部机关，首先翻书报，如有新出版书报，必争睹为快。“所以他的进步很快，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四个多月的光景，我就介绍他入党。”
月间，项英第一次参加党的会议，武昌胭脂山下南陵街李汉俊家，参加者为其时湖北所有中共党员，共十余人。会上，项德隆对党的报告和每位同志的发言都听得入神，详细记录。会后，项隆德对包惠僧说：
我过了二十多年的孤独生活，对人世间的冷酷是憎恶极了，现在入了党，在今天的会议上接触了这些同志，觉得大家都充满了革命的热情，都有丰富的思想，都是精诚无间的团结，共产党人真是一种特别的人，我接触到人生光明的一面，我要做一个好共产党员。
自从在京汉铁路工作后，项德隆常用化名“夏英”(其母姓夏)，后对外通讯联络或在报上发表文章，合用本姓与化名：项英。1922年7月，他赴沪出席中共“二大”，十二代表之一，其时全国党员195人。
项英很有组织与交际能力，既与各帮头面人物相处甚洽，又能水乳交融地团结工人，还在工人夜校自任教员，威信渐起。大家都知道他是熟练纺织工人，丢掉职业来搞江岸工人俱乐部。
项英全程参加“二·七”大罢工，是大罢工领袖之一。他组织纠察团冲进江岸车站抢救林祥谦失败，死里逃生，潜伏江边，夜色深时才搭上一只小划子到汉口法租界上岸，到长清里熊晋槐寓所，与廖乾五会合，建立京汉铁路总工会联络处，接着成立“济难会”，调查死难工人情况，抚恤难属，营救被捕人员，寻找失踪者，救济200余失业工人，同时与各地工会秘密联系。
“二·七”大罢工失败后，项英与包惠僧等遭吴佩孚、萧耀南明令通缉，但他还是秘密潜往北京，积极参与对吴佩孚、萧耀南的弹劾案与劳动立法案，代表京汉铁路死难工人到参众两院请愿，并在众议院作“二·七工潮”报告，当时发行的《二·七工讯》小册子，也是项英起草的初稿。
此时，“阶级出身”显得重要了。正牌工人、亲历“二·七”，资本骄人，项英在党内迅速成名，升迁如飙，中共“三大”、“六大”分别进入中委、政治局，负责全国工运。年，湖北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兼武汉工人纠察队长、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共党内当然工运领袖，且以此资格长期跻身政治局。
直至皖南事变，项英在党内地位一直很高。皖南事变后，尽管项英已牺牲，因事变损失较大，党内对他的指挥布置颇有意见。但从中共发展史，尤其是中国工运史看，项英确为拓荒者之一。
项英之死一直说法颇歧，近年考证死于日，距离皖南事变已近两月。副官刘厚总贪财起意，开枪杀死项英、周子昆(新四军副参谋长)及警卫员黄诚，抢走他们的武器及金银表笔，下山投降国民党，不料人家还不相信。1952年8月初，刘厚总被处决于南昌(《“皖南事变”中三个叛徒的人生结局》，原载《新晨报》日，《文摘报》日摘转)。
1990年，武昌塑立项英铜像，杨尚昆题词：“项英同志浩气长存”。项英著有：《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1937)、《项英将军言论集》(1939)。
施洋的故事
“二·七”大罢工，施洋()为“英烈”，名扬寰内。他乃湖北竹山人，寒士出身，1913年入湖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1916年毕业，半年后申办律师执照，挂牌武汉开业，律师事务所在武昌抚院街。开业第一年，几无生意，第二年有一点生意，仍不能维持生活。五四运动期间，他参加学生联合会，代表武汉学联赴京声援。
施洋律师既吃开口饭，很有点辩才，胆子也大。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与施洋多有接触，晚年回忆录中有一段描述：
他能目空一切毫无顾忌地与人争论。有理无理，他总是不认输。他很有点派头，他经常是红顶瓜皮帽，缎子马褂黑漆皮鞋，金丝眼镜，手拿一根流行的所谓文明手杖，早留了两撇胡须，见人好说大话，拉关系。当时我们是书呆子气重，见了他的那一套，真是有点恶心。在五四运动中，我们的接触较多，我们才开始认识他胆子大，有才气，勇于任事，不屈服于艰难。
1921年12月，汉口租界五千余黄包车夫罢工，反对车行老板加租。施洋以律师身份出面调停，出钱出力，到租界工部局讲条件，资方最后接受劳方要求，赔偿车夫罢工时期损失，罢工胜利结束。资方的赔偿费用以成立人力车夫工会。一时各地工潮纷涌，中国工运走向高涨。施洋在武汉工运界声誉鹊起，汉口人力车夫呼为“施先生”。但武汉一些中共党员对他还有一点看法。
1922年五一劳动节，武汉工人在武昌抚院街青年会举行纪念会，施洋发表演说，论述中国工运发展方向及他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他的词令对群众的启发性和煽动性很大，因此我们的同志对他的观感也改变了。”1922年6月，许白昊、项英介绍施洋入党，但第一次在区委会没通过。陈潭秋说施洋政客气息很重，有风头主义毛病，决定由包惠僧多找他谈话，然后再行讨论。
包惠僧找施洋谈话后，发现施洋社会关系复杂，不敢遽作决断，便找刘伯垂(党员)征询意见。刘伯垂也是武汉律师，说：“只要他革命，政客气息与风头主义何害？我们既不是清教徒又不是学究，怕那些干什么呢？我同意他加入我们的党。”于是，第二次区委会讨论，通过吸收施洋入党。
入党后，施洋更加进步，很守纪律，对人处世也沉着笃实多了。因为他对劳工运动确有兴趣，党也就将他派到劳工运动方面工作。
“二·七”工潮掀起后，施洋去过几次江岸，演讲过一次。因业务忙，施洋在这次大罢工中并未担任重要职务，但出席京汉铁路总工会一些重要会议。吴佩孚与鄂督萧耀南认为镇压工潮就必须打击共产党。施洋是公开的“危险人物”，可他满脑法律观念，对已举起的屠刀没有警惕性，很容易就被敌人诱捕了，“所以他不免于死了。”施洋与“二·七”大罢工一起流血失败，但政治意义不小，“启发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树立了我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施洋为工人阶级、为中国共产党光荣牺牲了。”
施洋身后萧条，剩下妻子与不满三岁的女孩。施家女佣乃黄陂孤女，同许白昊恋爱，后来也入了党，即秦怡君。许白昊死后，她与李求实恋爱，李求实死后，她在上海福民医院当护士，抗战爆发后，不知所终。————————————◎扫描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短史记”（微信id：tengxun_lishi），或在微信中搜索“短史记”，可以获取更多靠谱的历史资讯。◎近期推送文章（进入公众号首页，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国军抗日烈士待遇变迁史 | 清廷是因为丧尽民心而灭亡的吗？NO！ | 胡绳：国民党丢失大陆，是因为没搞资本主义 | 毛泽东和林彪，为什么特别看不起冯玉祥？ | 缅甸数万华人，为何放弃“华人”身份？ | 朝鲜叫嚷“核毁华盛顿”，核战争离我们有多远？ | 林彪公开散发“处女证明”始末︱哪些高层政要留下日记但没公开？&#年周恩来职权为何大幅缩水︱金日成对彭德怀落井下石扫描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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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7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原创]如何正确评价项英(版主已阅)
六十八年前的1月6日，在安徽皖南泾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惨案事变。说到皖南事变，就一定要提到一个人——项英。项英是我党和工农红军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也是对其评价有争议的人物之一。在中共党史的研究中，皖南事变前形成的史料，评价都是很好的，有的评价很高，中央政治局日《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称赞项英和各游击区的主要领导同志是全党学习的模范。但是在皖南事变后则是过分注重了皖南事变中项英的责任问题，基调都是批判的，讲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甚至说他"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有的文章中甚至流露出皖南事变的悲剧都是项英造成的后果，如果执行中央的命令，就能够避免皖南事变的损失。前不久播出的《新四军》电视连续剧，剧中虽然刻画了项英同志革命坚决、富有游击战经验、工作能力强并能够吃苦耐劳的形象外，仍继续沿用片面指责项英的错误观点，在北移的时机、路线等问题上，还是让人感觉到项英总是拒绝本人正确建议之嫌，严重歪曲了历史真相，误导了观众。在此笔者通过查阅和搜索资料，特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皖南事变的发生，是蒋介石一手策划并蓄谋已久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军事当局一向视共产党为眼中钉，肉中刺；它是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一个典型事件，是国民党方面对新四军严重不满的表现，以武力解决其军部并解散其建制的作法肯定是一种特别严重的惩罚性军事行动。大家都知道新四军刚成立的时候，国共双方一直在军事长官的任命上争论。最后折中的办法是叶挺出任，因为叶挺当时已经脱离共产党多年，蒋介石是想把叶挺拉拢过来的。但是叶挺是一位爱国将军，处处以抗日为重。当蒋介石看到没有到达预期的目的，没有把新四军掌握到自己的手里时，皖南事变的发生就是偶然中的必然了。当然，从侧面上这在相当程度上对外公开了国共之间抢占敌后重地、期望以后在内战的反攻中处在有利位置的一种磨擦心态。因此我们说即使没有皖南事变，也会有其他的事变，因为蒋介石的目的就是要消灭红军。事变后对项英评价和指责的程度是不准确的，1941年皖南事变后，由于历史原因，项英的业绩多被抹煞，名字很快在党史、军史资料中消失。在文革当中的党史材料中对此次项英的行动评价是“执行了王明的逃跑主义路线”，在现在最新版的《辞海》中对他此次行动的评价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在皖南事变中犹豫动摇，处置失当，对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受严重损失负有责任”。但是我们通过仔细查阅历史资料，发现不是完全正确，具体事例如下：一、在后来对项英的指责中有一条是对国民党准备大举剿共认识不到。但是我们通过阅读由中央档案馆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1月出版的《皖南事变》一书，发现中央和中央领导人同叶挺、项英之间往返的电报，情况复杂，变化很多。例如，日电中说:"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又如，12月14日电中说:"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恰恰相反，蒋介石并未投降日本，却调集8万大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再如，本已明确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时限为12月底，由于要以皖南部队北移作为阻止汤恩伯等部东进，以及作为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砝码，又于日，中共中央给叶、项指示:“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11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叶、项:“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11月30日，毛泽东做了如下分析:“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介石）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这些文电说明，对形势分析和决策的失误，是难以责怪项英的，进而否定项英一生的业绩是不实事求是的。我认为中央应该承担决策错误的一部分责任，因为当时中央的情报也没有搞清国民党的行动，也没有预测到国民党会采取大的动作。而且事变后，中共也只能通过媒体谴责对方。由于当时是合作期间，再加上实力悬殊，拿对方没有办法，只有周旋。二、对项英最重的指责是拒不执行中央北上后抗日的指示，在开始的时候项英作为新四军的负责人，带领一批人在皖南游击多年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对开辟的根据地不舍得丢掉，是人之常情。毛泽东告诉项英向北发展才是出路，叶挺从单纯战术的角度上，也多次向项英进言：“皖南虽好，但却是一块死地．因为，新四军九千多余人猬集于云岭一带，这里纵横不过百余里，北靠长江，东临日寇，西面和南面是多达１２万人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他们随时可能对我军聚而歼之．”但项英等人总是舍不得皖南这块打过３年游击战争的热土，这时毛泽东代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等人，严厉批评道:“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和决心，这个方针也是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还是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这个批评深深震动了项英。叶挺作为军长，在新四军收到中共中央严历批评后，感到惭愧，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坚决请辞。项英极力劝解，没有把叶挺辞职的电报发出去。随后项英就传达中央的电报，并由参谋长周子昆提出三条路线供选择来执行中央北移的命令。另外还有一个人也能够证明项英到底是否执行中央北移的决策，她就是时任参谋长周子昆的夫人何子友同志。当时有人批判项英对中央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的指示拒不执行。周子昆夫人、老红军何子友同那人争辩:你说项英对北移的指示拒不执行，那我们这些人又怎样从皖南撤离出来的呢(当时撤离非战斗人员是北移行动的一部分，何子友同那人是一批撤出来的)？搞得那人哑口无言，非常尴尬。三、后来对项英的职责中还有一件事：新四军被围困皖南山中时，项英出于个人的某种思想又擅自离队，放弃了对部队的指挥，部队改由叶挺指挥，而叶挺没有指挥山地突围作战的经验，盲目的打攻坚战和阵地战，又导致了新四军的极大伤亡，假若由擅长游击战的项英来指挥部队突围的话，新四军还会取得有利的战机反败为胜或是减少损失。其实这完全是个误会和巧合，当时新四军在突围中，军部到达高坦后，项英与袁国平、周子昆、秘书长李一氓等人听着茂林方向传来密集枪声，感到形势不妙。这时军部参谋叶超建议军首长在一起再研究一下行动方案。周子昆即让他去请叶挺军长。叶超来到百米之外的徐家祠堂，向正在里边烤火的叶挺汇报了情况。还没等叶超说完项英正在等他去商议，叶挺就说:“还有什么好研究的，只有坚决打出去！”见此情况，叶超不敢回去，就蹲下一起烤火。这时，项英一行久等不见叶挺，也不见叶超，在雨中听到密集的枪声，错误地以为敌人很快就会逼近，便与一行人爬上北面的山坡。叶超在叶挺那里烤了一会火，对叶挺说到外面看看情况，去回复项英等人。叶超到项英等人原来的地方一看，人都不见了，就回来报告叶挺。叶挺找当时来东南局任副书记才两个月的饶漱石商量。叶、饶马上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报告项英等“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去，行踪不明”。中共中央电告叶挺:“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总负责，一切行动决定由叶军长下。”接着就是叶挺去谈判被扣的事情了。应该说项英不是脱离队伍，因为后来他和周子昆带人一直在和敌人做斗争，直至后来被叛徒刘厚总杀害，因此说当时临时离开队伍情况的出现是个突发意外事故。四、关于对项英处理不好和叶挺关系的指责：1937年秋天，叶挺到了延安，随后被国共两党同时认可，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长。11月初，项英到延安。毛泽东在与他商谈新四军的组建工作时，特别交待了两条：一是要善待叶挺，争取与他融洽共事；二是对国民党要警惕，不允许安插一兵一卒。应该说，为了跟新搭挡搞好关系，项英做到了尽心尽力，无微不至。 在人事安排上，项英特地挑选张云逸、周子昆、李一氓等人担任新四军军部职务，他们都与叶挺熟悉，或是同乡，或是旧部，感情十分融洽。当时由于国民党克扣军费，新四军的生活极其困难。为了照顾叶挺饮食和对外联系方便，项英指示军部办起小灶，自已则与战士一起吃大灶。 当时叶挺招收了不少故旧，带来了一些亲属。项英对这些非党人士给予热情接待，并委以重任；叶辅平是叶挺的胞弟，到新四军后，被任命为军部军需处长；林植夫虽然参加过其它党派，但还是出任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沈其震中叶挺的老朋友，项英让他担任军医处长，每月津贴150元，而项英的津贴每月才4元。由于叶挺以非党员的身份出任军长，不能参加党的活动，不能参阅党内秘密文件，难免产生局外人的感觉，项英十分注意及时地交流情况，将中央重大决策向叶挺通报，以便统一行动。尽管项英做了种种努力，但在他们迥然不同的经历、性格、爱好、作风和生活习惯面前，都有着明显的区别。叶挺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前呼后拥一大帮。项英到部队去则习惯于轻车简从，认为叶挺是摆官架子，旧军人作风，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挺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平时不是穿黄呢将军服，就是穿皮夹克、西装等便衣，很少穿新四军的深灰色制式军装。项英则剃光头，无论冬夏，新四军制式军装不下身，隆冬时节也只是穿一件旧棉大衣。叶挺单独吃小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他的厨师做些广东客家名菜，邀请军部领导同志、来访的国内外人士、国民党三战区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以及随他来新四军工作的老朋友一起聚餐。项英也被邀去吃过一两次，但后来感到“不妥”，就再也没去过。项英对此颇有微词，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也不符合红军是穷人的军队要求。对于他们生活方式的区别，我们不能指责谁对谁错。叶挺经常在国外及国内大城市生活，所在的部队也是正规部队出身。而项英则一直在山区里游击。他们的经历导致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不一样。至于在军事大权上的控制，我认为不能责怪项英，对于一个人是否党员，区别太大了，再说叶挺毕竟脱离党多年（虽然脱离是有原因的）。因此项英在生活上对叶挺照顾到位，对权力上完全控制我们是能够理解的。后来随着叶挺的出走，周恩来又去做叶挺的工作，让叶挺重新回到新四军。而项英能够及时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进一步加强和叶挺的团结。并检讨自已，在周恩来主持的军部领导人会议上，作了洋洋万言的自我批评，主动提出将军事指挥权、军事干部的安排权交给叶挺。按说到这两人应该处好关系了，但是由于接下来发生的高敬亭事件，导致项英再次不放心把军权交予叶挺。在这里简单的介绍下高敬亭事件。高敬亭原是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军长。红军长征后，他独立领导红军游击队千余人在湖北与河南、安徽边境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国民党先后动用十万大军也没有剿灭他。蒋介石称他为“高神仙”。 新四军组建时，红二十八军改编为第四支队，是当时全军人数最多、力量最强的一支队伍。高敬亭对敌斗争坚决，战功卓著，作战指挥上有自已的一套。但是，他在长期的游击战争环境下，养成了谨慎从事和顾虑多疑的性格。 新四军实施东进政策之后，高敬亭心里一直犯嘀咕，舍不得离开大别山，担心东进后被国民党军队吃掉。从而导致了叶挺对他有看法，认为高不服从军部命令。叶挺在新四军委员会上指出，自已准备亲往江北解决四支队的问题，如果高敬亭仍然抗命不从，将以军法制裁。项英对高敬亭一直以劝导为主。叶挺处事果决，敢作敢为，既令项英佩服，又令项英担心。项英特地提醒说：“高敬亭是位功臣，只是抗日后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势，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你要以教育为主，好言相劝，讲清楚去皖东作战的战略意义。如果他万一还不听劝，，可以给以适当处分。但是，如何处分一定要报请毛泽东批准，不能擅自作主。” 叶挺在处理高敬亭部四支队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富率团叛变投敌中认为高敬亭应该负责，然后将高敬亭材料上报，要求严惩，一份材料报延安毛泽东，一份报重庆蒋介石。蒋介石一见叶挺的报告，喜得笑出声来，立即命令将他的亲笔批复用十万火急的电文传给五战区转叶挺：＂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极刑照准．＂叶挺得到批复后，来不及多想，便于６月２４日抵达合肥青龙厂，下令将高敬亭立即枪决．项英得知处决高敬亭的消息后，责备道：＂希夷，你怎么这样不冷静，冤杀高敬亭，上蒋介石的当了．你看，他高兴得要向你发奖章了．＂这个时候叶挺得知中央有教育挽救高敬亭的指示，感到自已莽撞了，但人头已经掉地，后悔也晚了． 这件事过后，一度趋于好转的叶项关系又出现阴云．项英觉得，叶挺单纯冲动，容易上当，新四军的大事还是自已掌舵，于是又开始把放出去的权力一点一点收回来．叶挺也感到由于自已不熟谙党务，军务也放不开手脚，又生去意．两人的离心力又开始加剧----当然，上面的分析也并不是说项英对皖南事变没有责任。他的失误在于：开始初期，对中央要求北移的指示有疑问，一直有继续靠山打游击的狭隘认识，对国民党的戒备也有一定的疏忽。在突围的时候没有同意叶挺攻打星潭的主张，决定部队重新由原路折回，改向西南前进，丧失了最后一次突围的良机。在躲避敌人追捕的时候，由于太信任刘厚总，导致自己和周子昆的被害，制造了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又一历史惨剧。但是项英的错误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环境中犯的错误，要实事求是，准确、辩证地看待项英的错误。历史最终对项英是公正的，正如1998年，在纪念项英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迟浩田同志代表中央和军委发表讲话，对项英的一生做了全面的评价，他指出：“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本文内容于
13:31:13 被拿破仑2号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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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莫的光0119
问题是项英死了啊!谁也不能预料后来的发展,从史料上看,项英这个人思想比较僵硬,而且做事刚愎自用.如果他不死,我感觉他的发展也不会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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