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过杨永信“电击疗法”的少年如今咋样了
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原标题：走出“13号室”
　　2016年8月，一篇超过十万阅读量的文章《杨永信，一个恶魔还在逍遥法外》在朋友圈传播，将数年前曾以“电击疗法”戒网瘾受到舆论关注的杨永信再次拉回公众视线。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了一些当年接受过“电击疗法”的年轻人，他们讲述了当年和此后数年的经历。
　　这是一场没有计划的私奔。一个小包，从家里偷出来的4000元钱，是张旭同所有的财产。
　　他不敢带手机，他怕亲戚找过来，再一次把他送进网戒中心的“13号室”。
　　在路边摊吃饭的时候他要找有遮挡的，公共场所要找门口位置或者方便逃跑的，偶尔见到山东车牌的车子特别是临沂的，哪怕绕两条街都要躲着走。
　　出发前，张旭同在夜市买了一把20厘米左右长的刀具，别在腰里。他决定万一被抓，就用它先了结了自己。
　　可这把刀直到最后也没派上用场，哪怕只是削个水果。
　　从2006年至今，超过6000人在“四院”接受过治疗。
　　2009年，卫生部一纸禁令，叫停了电休克治疗仪在网瘾治疗的使用。网戒中心把“电休克治疗”改为“低频脉冲电子治疗”。
　　但7年过去了，仍有人被源源不断送到这里，成为网戒中心的“病人”。
　　对很多人来说，“四院”是一个忌讳的名词。他们更愿意用“那儿”来替代山东省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网络成瘾戒治中心。
　　张旭同第一次进“四院”是2007年，当时那里还没那么大争议。他在通宵打游戏时，能看到网上有人喊“小心你被电”之类的。不久以后，他真的被电了。
　　父母找了几个亲戚强行把他从在网吧带了出来。16岁的张旭同很平静，一脸“要杀要剐随便你，反正我还会跑出来”的表情。
　　他很听话地跟着走，到了“四院”下车一看，心中想着“就这样？不过如此”。
　　网戒中心“电击”治疗的房间门牌为13室。在这间屋子里，有个穿白大褂的人对他说：“来，我们做个检查，检查一下你有没有网瘾。”说罢，8个盟友用力按着他的身体，给他嘴里塞进了牙套。
　　一阵“滴滴滴滴”声之后，有人拿着两个白色小棒，从他的眉心往两边太阳穴上滑。瞬间，张旭同看到眼前一道白光，类似于闪电，贯穿脑袋左右，犹如两个小锤用力敲击着太阳穴。
　　他想挣扎却动不了，只能张口大骂。可“他妈的”最后一个音节还没说出口，第二轮“闪电”又一次来袭。第三次，第四次&&
　　一个声音问道：“还骂吗？”
　　“不骂了。”
　　“知道自己为什么来这里吗？”
　　“不知道。”
　　张旭同眼前的闪电又开始交织。他只能意识到自己发出了“呜呜呜”的声音。
　　“我不听话&&”
　　“等会儿出去知道怎么跟你父母说吗？”
　　“知道，我好好说。”
　　“好。让他起来吧。”
　　盟友松开手，张旭同下床的时候直接跪在了地上。后来他才知道穿白大褂的人正是网戒中心负责人杨永信。
　　他至今无法用语言说清那种感觉，“那种对人心理的把控，让人确实感受到你是真的错了，电击会让你真正心服口服。就像小说《1984》，你想什么，老大哥都知道。”
　　出门见到父母，他很“自然”地跪下，抱着他们哭了好久，就像“孩子本能那种饿了想吃奶，想找妈妈”。
　　母亲也抱着他哭，那种“喜极而泣，我儿子好像回来了”的感觉。
　　相比于张旭同的激烈入院，比他晚几个月到的江一帆显得平静得多。辍学打了两年游戏，厌倦每天“杀杀杀”后，江一帆主动向父亲提出要治疗“网瘾”。于是，父亲把他带到了“四院”。
　　入院时接待他的正是张旭同，在江一帆印象里这个高高瘦瘦、表情严肃的班委是个狠角色，“给人一种压迫感，睚眦必报”。
　　江一帆回忆，到“四院”的第二天，他被人给举报了。
　　入院电击后，体重只有100斤的江一帆头晕眼花，只能在病房里休息。母亲觉得闷就去外头转了转。谁知道独自在病房里的江一帆因此违反了“不能独处一个小时”的规定，又一次接受了电击治疗。
　　电击治疗在这里被称为“点现钱”。直接被“点现钱”的行为共有86条，比如 “忽悠家长想回家”“吃巧克力”“空腹吃药”“上厕所锁门”等，抽象的如“严重心态问题”“执行力不足”“挑战杨叔模式”“在点评课上带有不接受情绪”等。
　　“每一次电击，需要交治疗费200元。”第一次在“四院”治疗，江一帆就交了2000多元。
　　平时，孩子们互称为盟友。盟友中选出班委，负责管理盟友；每个孩子都有家长陪同，再从中选出一些家长作为家长委员会，监督家长和盟友。
　　举报他人在这里是被鼓励的。任何人都能向家委或班委会报告他人的违规行为，这些违规行为以画圈的方式被记录下来。盟友每满5个圈就需要被电击一次。
　　最开始的日子，江一帆重复着死板的生活：上午上点评课进行思想教育；下午军训；晚上写日记，记录一天感想。
　　他以为只要“少说”，就能安然度过这几个月的治疗，不过后来他发现这个想法太“幼稚”。
　　有一次，学习委员问江一帆，为什么日记里把自己写得那么“积极”，而点评课举手发言却不积极呢？江一帆说：“没有不积极，只是我偏内向。”
　　结果这件事情成为点评课上讨论的焦点，主题就是“做人不能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课后江一帆被送去了“13号室”，接受电击。
　　有时候意想不到就踩了“雷”：有位女盟友甚至只是因为在窗边站了一会儿，就被认定为有“出逃嫌疑”而遭受电击。
　　江一帆发现，这里的任何人都不能信任，“即使是亲生父母”。
　　在“四院”，吃完药后，江一帆起初只是觉得非常平静，后来察觉到自己反应迟缓，做事总比别人慢半拍。
　　他的“冷淡”引来了母亲的不满，认为他在对父母使用“冷暴力”。江一帆辩驳了几句之后，母亲举报了他。被认定为“过于情绪化”后，他又接受了电击治疗。
　　被电次数多了，江一帆甚至能总结出不同的电流穿过大脑时的感觉。
　　“当电流为10毫安的时候，看到的是电视雪花点，当电流是20毫安的时候，看见的是一条黑白线。当电流是30毫安的时候，是一条更粗的黑白线。”
　　他还总结出“自保”的三条铁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讨好“掌握生杀大权”的班委和家长。
　　一次军训，一个盟友只因说了一句“我累了”，结果第二天就被班委举报，接受电击治疗。理由是“思想负面，不接受改造”。此后，这位盟友语言中所有的“累”字都换成了“不勤快”。
　　他还曾目睹过身为班委的张旭同，对一些看着不顺眼的盟友，立马施以50个俯卧撑的惩罚。
　　如今，张旭同在一家稳定的事业单位上班。
　　谈起当年当班委的日子，张旭同一下子来了兴致，“有种特权阶级的感觉”。
　　班委张旭同手中的权力不小，可以整治一些不太顺眼的盟友，甚至直接将对方送进“13号室”。
　　不仅如此，班委还享有更多自由，“就像县级干部一样，很多事情刷脸就可以。班委找个理由就能走出紧闭的大门。”张旭同说。
　　他批改盟友日记时，会仔细检查文字里有没有任何不良的思想苗头，如果日记中出现“被管教”3个字，他会以“不服从改造”为由送对方接受电击。
　　可能因为那届班委的行事过于张狂，不少盟友称他们是“黑委”。甚至有人提议要罢免班委。
　　不过，那些举手赞同罢免的盟友很多被送去电击治疗。
　　张旭同说，每天最开心的时候是趴在床铺上写日记。由于床铺靠窗，他可以偷偷地看着窗外的街道和行人，幻想着出院之后也能自由自在地走在街上。
　　如果运气好，他会成为“别动队”成员，出去放放风。“别动”二字就是“站着别动的意思”。队伍专门逮捕那些因为行为“走偏”、或需要第二次进“四院”的“再偏”盟友。
　　张旭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被派往山东泰安抓人。晚上9点，四五个人乘着一辆金杯救护车出发。第二天凌晨1点，车直接停在泰安的一家网吧门口。
　　张旭同在里头找到了那位“再偏”的盟友。这个人他认识。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当他看到我的那一刻，有点放松。”张旭同说，“不是那种信任的感觉，是那种&我终于要被抓回去了&，就像法治栏目里常说的，另一只鞋落地了。”
　　如果不是因为爱情，张旭同应该不会以那么痛苦的方式结束他在“四院”的第一次治疗。
　　在那段日子里，张旭同觉得自己的支点就是爱情，是在“黑暗”中的最后一点微光。
　　一天黄昏，张旭同和副班长一起，偷偷来到网戒中心的电脑房，把电脑屏幕的光亮调到最低，打开女友的QQ空间，留下了一句话：“快出院了，等我。”
　　可磨砂窗户透出的屏幕微光“出卖”了张旭同。他们被家委会的一名家长路过，抓了现行。
　　当晚8点多，很多盟友被叫进了“13号室”围观。江一帆就在现场。据江一帆回忆，晚上9点多，网戒中心负责人杨永信匆忙赶回医院来做治疗。
　　在接受治疗前，张旭同站在二楼的窗边，看见了楼下的母亲。天有点黑，他看不清楚她的脸，只听见她喊了一句至今都令他无比绝望的话。
　　“加大剂量，电死他！”
　　电击很快开始，张旭同不仅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甚至供出了班委做的其他“坏事”，以求减轻痛苦。几个班委在陆续接受电击治疗后，他们又反过来指认了张旭同在厕所里辱骂杨永信的事情。
　　刚休息一会，他又被自己“出卖”过的盟友送上了黑色的电击床。
　　据江一帆回忆，当时十几平方米大的小屋里，空调开到16摄氏度，却依旧燥热。大家围着治疗床站着，最靠近床边的是新来的盟友。房间里没有钟，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有人浑身哆嗦、有人瘫软、有人晕厥后被抬走。
　　空气中留下的是张旭同发出的“呜呜”声，以及仪器滴滴作响的声音。
　　后门被牢牢锁住，很多盟友能够减少恐惧的方法就是拼命地往后退。更多的人选择靠在了墙上。
　　江一帆浑身是汗，他可以感受到周边人的重量。“如果换我的话，就想一下电死多好。”他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当时张旭同不停地抽搐，“眼珠子都要出来了”。
　　惩罚持续到了深夜，当晚张旭同在电击台上休克了。
　　等到张旭同再次醒来时已经是中午，他在病房打着吊瓶，母亲就在旁边。他开始一直装睡，以逃避之后可能还要面对的治疗。可他还是被盟友发现后带走。
　　两周后，在新一轮的选举里，张旭同获得了20多票，再次当选为班委。
　　江一帆至今忘不了当时张旭同的样子：“像一具被抽走灵魂的驱壳，面无表情，眼泪往下流，一个劲地说：&我都这样了，大家为什么还要把票投给我？&”
　　没多久，张旭同出院了。盟友间气氛有了变化。
　　“电击的恐惧，告密的戒备，大家更加能&装&，大家将自己封锁起来。” 多年以后，江一帆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
　　大部分人刚出院那会儿，都会跟“打了鸡血一样”，保持一段时间在“四院”的状态。
　　江一帆也不例外，他用尽全力让父母满意。
　　最开始他的英语只有40分，爸妈皱着眉头；江一帆努力冲到了60分，爸妈还是觉得太偏科。英语分数最终冲到了90分。他说，当时真正的动力来自于恐惧：害怕表现不好，有可能再次被父母送回“四院”。
　　尽管当时备考压力很大，每两周江一帆还是会玩两个小时的《梦幻西游》。在他辍学打游戏的那两年，这款游戏让他的月收入达到5000元。
　　他满心以为只要考上大学，就能逃离父母的管控，逃离被送回“四院”的恐惧。可事实证明，他错了。
　　想要逃脱恐惧的不只有江一帆。
　　从四院出来后不久，张旭同也经历了一段非常“听话”的时间。
　　除了好好学习外，他下课后想去操场转一会儿都怕回家晚了惹父母生气；明明不高兴，见到父母却还要装做“谢谢你们让我重生了”的样子。
　　更痛苦的是忍受爱情的煎熬――想见女友。但恐惧时刻提醒着他：不行，你不能去。
　　爱情再一次战胜了恐惧，却引发了新一轮恐惧。他像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觉得每个角落都有眼睛注视着他，“见女友的事情迟早会被&四院&发现”。
　　张旭同作好了和女朋友私奔的打算。因为女朋友名字中有一个同字，平时大家都喊她“大同”。两人决定去山西大同。
　　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也不敢带手机，坐了40多个小时火车后，来到一个连气候都不熟悉的城市。那是私奔第一站，也是最后一站。
　　张旭同找了一间100元一个月的出租屋安顿了下来，对未来满心期待。
　　但恐惧依旧如影随形，他怕“别动队”和亲戚会找过来，再一次被送进去。
　　身上的4000元很快花得差不多了，张旭同去劳务中介找工作。因为没有身份证，中介把他推荐到一家煤窑上班，一天赚50元钱。
　　他和几个皮肤黝黑、身体精瘦的人坐着五菱小面包车前往离大同100多公里的一个矿场。
　　一路上，张旭同还沉浸在找到工作的喜悦中。可到了矿场，电视节目里出现过的谋财害命的黑煤窑不断地在他脑子里晃。他最后步行逃回了大同。
　　后来，他应聘过耐克店的店员，因为多唠叨了几句“不给加班费”，被人告状后，“硬气”地辞职。他也重操过旧业，在游戏厅里打金币和装备赚钱，可依旧入不敷出。
　　他说，在那半年多里，没有一点漂着的感觉，“至今觉得在外面是好的，是活着的”。
　　可当花光了口袋里的最后一分钱时，他最终还是选择向父母求助。
　　回来后，张旭同没有回父母家，他每天换不同的地方睡觉，睡觉前在门口放一个空酒瓶，有人开门瓶子就会倒地。
　　“那段时间即使是在睡梦中也会对声音特别敏感，就好像身体其他器官都入睡了，只有耳朵一直在工作。”
　　但这一天终究来了，张旭同的父母在女朋友家的别墅里找到了他，随行的还是第一次带走他的那些亲戚。
　　张旭同努力反抗，却被四五个人用准备好的绳子把手绑了起来，他没来得及掏出一直别在腰上的刀具。
　　在车上，张旭同哭着问了一句：“是不是又要去那儿？”母亲也哭着说：“你知道这样还离家出走。”
　　“我离开家就是为了这个。”说完这句话后他平静下来，不再挣扎，剩下的只有绝望。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度过到&四院&那段路程的。你试着体会过《金蝉脱壳》里布雷斯林被关到C区里的那种绝望吗？那种后悔没勇气了结自己的心情。”张旭同长吐了一口烟。
　　2010年的夏天，江一帆以为自己自由了。他以578分考上一所大学的采矿工程专业，当时正是国内煤炭需求正旺的时候。
　　他认为自己完成了使命，再也不可能被送回“四院”了。
　　江一帆说，他的父亲当时突然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神经疾病，卧床在家，脾气非常暴躁。因为江一帆帮家里装修时总是偷懒，愤怒的父亲爆发了。
　　在几个亲戚的拉扯下，江一帆又回到了“四院”。
　　根据惯例，送回来的“再偏”的盟友要无条件地接受从严从重的治疗――每天进行一次更大强度电击治疗。
　　“四院”的盟友中不乏一些在读的大学生、硕士生，甚至还有年近40岁的中年人。江一帆这才发现，自由是这么的脆弱，只在家长一念之间的改变，到手的自由立马就会摔得粉碎。
　　好在10多天后，父亲又派人把他接了出来，并向他道了歉，承认当时自己的精神确实不太好。
　　江一帆接受了道歉，也学会了更高明的伪装。
　　上大学后，他和父母沟通的原则是“报喜不报忧”。大一时，他毫不犹豫就签下了一家在国内有多家分部的大型煤炭企业，当时正是煤炭企业用人的高峰期。他只想远离父母，远离山东。
　　除了过年，他几乎不回家，寒暑假骗家里说在外头打工，实际上就在寝室里打游戏。每月他靠游戏能赚4000元左右，以此支撑了他大学4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就在江一帆一步一步实施他的逃离计划时，张旭同却筹划着如何结束这一切。
　　第二次从“四院”出来后，张旭同就再没回家，在老家的众多网吧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他说，他陷入到无休止的噩梦当中，梦里基本只有两个画面：在“13号室”被电击，以及亲戚在后面追赶他。第二天起床，他感觉就像跑了一整晚一样疲惫。
　　一次，他在酒店看电视，电视里播放的正是关于网戒中心的专题片《战网瘾》。当张旭同看见画面上杨永信的侧脸时，他的大脑突然一下放空了。
　　等他缓过神才发现，自己已经把电视机砸了，每一个大部件都砸碎了。他说他事后赔了酒店3200元钱。
　　他开始寻找不那么痛苦的死法。买安眠药失败后，他听说降压药吃多了也能致死，更重要的是能在药店直接买到。
　　张旭同将5瓶降压药，200多粒，一把把抓着吞了下去。昏迷前，他给父母发了一条信息：“最后了，只想知道你们到底后不后悔把我送进&四院&。”
　　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在ICU病房里了，并查出来患有高血压，母亲在一旁照顾他，什么也没问，只是不断地叹气。
　　他找过心理咨询师，想吐露心声，却发现自己已经“丧失了倾诉的欲望”。在不了解他的过去的情况下，心理咨询师告诉他患上了抑郁症。
　　对于一些2007年、2008年进过临沂网戒中心的人来说，有些人成了成功的“精品”。
　　有人在欧洲读博士，有人考上公务员，有人进了苹果公司，有人进了央企，也有人成了军官，还有人耽误了多年的时光后，仍在大学里念书。当然更多的人销声匿迹，失去了联系。
　　尽管当时并没有留下联系方式，但很多当时的盟友还是在“杨永信”吧里留下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组成各种小群体。
　　在贴吧里，一名2008年的盟友晒出自己穿着佩有上尉军衔的军装的照片，留下一句：“我现在过得很好，杨永信我既不感谢你，也不记恨你。”
　　硕士毕业的刘思恩在“如何评价杨永信”的帖子里留下一句：“我不怪杨永信，也不怪我的父母，怪的是以前不懂事的自己。”有人跟帖评论他“脑子被电糊了”。
　　刘思恩说，当时央视拍《网瘾之戒》的时候他就在“四院”现场，他怕说错话，有意避开了所有镜头和采访。他认为《网瘾之戒》真实地反映了里面的生态。
　　他说，也正是那段经历成就了现在的自己。
　　刘思恩还总结出了一个规律：“那些至今对&四院&恨之入骨的人基本没啥大出息，而出来后真正认真读书的人，对那个地方不会抱有太大的负面情绪。”
　　在他看来，不反对“电击疗法”的《战网魔》和批判“电击疗法”的《网瘾之戒》这两部片子的角度都有道理。“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好坏留给后人评。”
　　曾经进出“四院”13次的谢坤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四院&并没有说的那么残忍和恶毒，想想里面有哪个孩子是善类，有哪个不是自私享乐不顾父母的？”
　　一些盟友以自己的方式避开那段往事。有人承认，自己那个时候确实年少无知，需要管束；有人警告记者，“不要骚扰我，只想安静地生活”；还有人无奈地说，“过去的伤疤就不要再去揭开，要不然只能破坏亲情。”
　　甚至还有盟友对记者说，如果自己的孩子真的无药可救，只有送去“四院”这一线生机的话，他也会尝试这么做的。
　　有位女盟友读大学时选择了法律专业，想以宪法的名义，控告网戒中心侵犯人权，可最后自觉势单力薄而放弃。
　　她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那些电击治疗仪就是代替父母教育的恶魔，因为父母只想把孩子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哪怕就是电也要电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她还在自己的朋友圈写道：“网戒中心里，大多数人都被诊断为心理疾病或网瘾，但实际上不少人只是青春期的短暂迷茫，之后他们还能回到正轨，可那些因此堕落无法回头的盟友又该怎么办呢？”
　　一位盟友家长看了《杨永信，一个恶魔还在逍遥法外》文章后倍感气愤。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假设你有孩子不学习了，和正常人不一样了，你可能也会像我一样着急。这个临沂戒网中心，是一个救孩子的好地方，并不是害孩子的。”
　　他说自己的孩子，曾经在家里只顾着玩电脑游戏，不和家里接触，脾气越来越暴躁。“作为家长，我已经用尽了所有方法，没办法才交给戒网中心来管理”。
　　在他眼中，孩子从四院出来以后，内心没有恐惧，回家就和他们沟通。还把打工挣来的钱，给爷爷外公各买了一箱酒，给外婆和奶奶买了手表。
　　可当被问道，如果孩子“再偏”，还会把他送去四院时，这位家长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我不会再送回去，我的孩子已经好了，毕竟已经长大了。孩子的行为上有缺陷，家长自身也缺乏沟通，管理孩子的方法不当。”
　　8月18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走访了网戒中心，门口一群家长在门口蹲守，还有人从附近的小车里给记者拍照。从外面看，网戒中心的每一层入口都被两道铁门紧锁着。
　　当记者试图进入网戒中心时，一些带着“xxx爸爸（妈妈）”名牌的人开始跟随和驱赶记者，表示“请你快点离开”。
　　记者试图通过电话联系杨永信，其电话处于关机状态。
　　据8月22日《沂蒙晚报》报道，杨永信在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说：“其实，如果没有患者，网戒中心一天也开不下去。网戒中心之所以能够存在到今天，除了其合理合法合规外，也是因为有众多的家长和孩子需要这个地方，如果有一天家长和孩子不需要这个地方了，网戒中心因此关门了，那将是我感觉最幸福的事。但现在，那么多的家长带着求助和无奈而来，我从来没想过放弃这份事业，责任和同情心是驱动我不断前行的动力。”
　　最近，张旭同看了一部奥斯卡获奖电影――《聚焦》。
　　看到其中一个桥段时，他不停地流泪：被猥亵男孩的父母知道牧师假借上帝的名义对自己孩子犯下罪行后，依然给牧师端上了一盘点心。
　　张旭同也曾试着与父母和解，但一想起那句“加大剂量，电死他”时，就放弃了。“我从来不怀疑，我的父母是爱我的，但是方式有问题，依旧不能被原谅。”
　　有一次喝多了，他给母亲打电话，提起过去的事情。母亲很惊讶：“过去这么久，你怎么还没忘！”
　　“他们好像并没有觉得那段经历对我有什么太大影响。”张旭同说。
　　这几年，张旭同和女朋友“造”过几个人，可最后也都“处理”掉了。他表示，他对做一个好父亲没有信心。
　　毕业后，江一帆去了离家2000里之外的鄂尔多斯，从事煤矿设计工作。
　　煤矿实行上50天班、休息10天的工作制，好让矿工能够有较长的集中时间回家看看。
　　江一帆几乎没有用过这10天假期回过家，而是去呼伦贝尔看草原、去中卫沙坡头看胡杨林。
　　每周，江一帆都需要下矿井四五次，检查自己设计的矿井工程实施情况。
　　即使到了深达500米、令人窒息的黑暗地下，他的内心依然充满安全感。“自己设计的自己了解，这比在&四院&和父母的身边强多了。”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出于保护采访对象，张旭同、江一帆、刘思恩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徐永刚 UN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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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休克疗法能改善精神疾病? 电击后记忆会淡化
荷兰科学家最近才发现其能删除特定记忆
日 08:47:29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说到电击，你会想到什么&&大冬天和门把手&来电&，还是倒霉被雷劈，抑或是作恶多端被处以电刑？其实在临床医学上，电击也有它的一席之地，那就是电休克疗法。
　　不过这种主要面对精神疾病的疗法曾被人诟病，因为人们认为这种治疗手段&过于残酷&。但医生表示，这一治疗手段如今已经得到了改良。最近，荷兰的一个研究团队发现，这种治疗手段，未来或能被用于清除大脑中一些特定记忆。
　　电击后记忆会淡化
　　记忆并非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物质，如心脏或大脑一样，能够由志愿者捐献出来，供研究人员进行研究。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被一些痛苦的、不好的记忆所困扰，那我们能不能干扰记忆的过程呢？科学家说，这个可以有。
　　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来自荷兰奈梅亨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一群患有抑郁症的志愿者身上做了实验，结果发现电休克疗法，会对记忆造成一定的破坏。只需把握正确的电击时机，对大脑进行轻微电击刺激，或能够将特定的记忆从大脑里删除。
　　这一研究发现是建立在记忆的内存储存化的理论基础上的。这一理论认为，人的记忆每当被提取时，就会被从大脑&仓库&里取出，最终通过大脑的神经回路再次浮现。研究人员以这一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动物以及人进行的一系列实验后发现，在大脑对这一记忆重新进行记忆的过程中，可以很容易通过电击刺激被破坏。
　　研究人员找来42名重度抑郁症志愿者，平均分成了A、B、C三组。这42名志愿者看到了用文字、图片和视频呈现的两个故事，过了一周后，重温一遍其中一个故事。在重温故事之后，A组和B组的志愿者，立刻接受了无抽搐电休克治疗(MECT)，C组的志愿者则没有。另外，B组的志愿者在接受MECT后，马上进行了以多选题为主的记忆测试，而A组和C组的志愿者，则在一天后接受了记忆测试。
　　结果显示，平均而言，A、B两组志愿者对于重温过的故事的记忆，保存得不如未重温过的另一个故事，并且A组志愿者记住的比B组更少，而C组的结果则恰好相反，都高于A、B两组的结果。&A组几乎什么都不记得，回答问题都是靠猜测。&荷兰奈梅亨大学神经学家、该研究的主笔马亨特&克罗斯说。
　　或能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
　　或许不少人惊呼，是不是因为电休克疗法，对大脑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其实，这种疗法在杭州早已开展，在杭州市七医院接受MECT的病人，一年有五六千人。医院老年病区主任沈鉴清告诉记者，&这是一个可逆的记忆力减退，在停止治疗后的一段时间，记忆力会逐渐恢复，并且受到影响的主要是近期的记忆。&
　　荷兰的研究人员也表示，这个研究影响的是&人造记忆&。那么这种&失忆&的效果到底能够持续多久，会不会最终失效？能否删除早已植入记忆深处、根深蒂固的记忆？针对这些问题，还没有确切答案。
　　克罗斯表示，虽然不能断言电休克疗法(ECT)是否完全适合所有患者，但是通过本次实验，的确可以确定找到了妨碍记忆再生、对大脑伤害较低的新治疗方法。
　　未来，这一手段或能成为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新方式，用来删除一些令人不悦的记忆。
　　●纵深
　　什么是电休克疗法
　　专家：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老年病区主任沈鉴清
　　问：电休克疗法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沈鉴清：不少人对ECT有着一些误解，其实它并不可怕。ECT也叫电休克疗法或者电抽搐疗法，是指医生借助电休克机等特殊仪器和设施，在短暂时间内，用微弱、适量的电流刺激患者脑部，让患者的大脑皮层放电，从而引起患者脑神经内部发生综合作用，并达到局部治疗目的的一种特殊疗法。
　　这种方法是在1938年，由意大利的两位精神科医生首创的，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进入中国。那个时候，精神科的治疗手段还非常匮乏，药品也是如此。到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电休克疗法、药物冬眠灵以及胰岛素休克疗法被认为是&压在精神病人身上的三座大山&而遭到批判及禁用。在国外，电休克疗法也因为在治疗过程中，患者会出现类似癫痫一般的全身抽搐，丧失意识等症状，被诟病为&残酷疗法&，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也遭到了反对。据一些患者描述，这个过程就像是两把榔头重重地击打头部，非常痛苦，故而患者往往不愿意接受后续治疗，甚至需要医护人员去&围堵&。家属看到这个治疗过程也不太能接受。但这种治疗手段在临床上确实是有效的，所以人们对这种ECT进行了改良，MECT应运而生。配合麻醉剂和肌肉松弛剂，患者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不会发生如以前那样的全身抽搐，就像睡了一觉，并不那么痛苦。
　　问：电休克疗法的治疗机理是什么？
　　沈鉴清：实际上从生物学机制上还没有完全阐明，有些人认为它通过大脑改变血流量的模式，另一种看法认为，经过电击改善或平衡了患者紊乱的神经递质，还有一种说法是会起到像电脑格式化一样的作用。最新的研究还显示，ECT能够刺激新的细胞和神经链路的生长。
　　问：电休克疗法适用于所有精神疾病吗？
　　沈鉴清：这种疗法的适应症，主要是三类精神疾病：一类是重度抑郁症，伴有自杀、自伤行为的患者；另一类是狂躁症患者；还有一类是有紧张、焦虑和木僵症状的患者，多见于精神分裂症紧张型。药物治疗无效或对药物不能耐受的精神疾病患者，也可以采用这种治疗手段。
　　问：这种治疗手段安全吗？
　　沈鉴清：说起ECT，人们的印象往往都是传统疗法中，病人全身抽搐的场面，所以觉得这个很不安全，而且像一些影视剧中，罪犯实行电刑的场面，也令不少人对ECT有所抵触。其实，就像之前所讲的，电休克疗法已经改良过了。这是精神疾病在临床治疗上，是为数不多的物理治疗方法，也是受到国际上认可的治疗手段。一些精神疾病，相比药物治疗，MECT的见效更快。现在还加上了心电监护等设备，安全系数也更高了。
　　问：无抽搐电休克治疗还能用于治疗哪些疾病？
　　沈鉴清：国际电休克与神经刺激协会中国分会会长安建雄主任曾表示，除了精神类疾病，MECT对顽固性失眠以及顽固的神经病理性疼痛，比如幻肢痛，也有一定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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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也分长短
　　人们把记忆看做是人脑对输入的信息进行编码、存储和提取的过程，据浙医二院神经内科副教授罗巍介绍，按信息的编码、存储和提取方式不同，以及信息存储的时间长短的不同，将记忆分作瞬时记忆、短时记忆、长时记忆三个系统。
　　瞬时记忆又叫感觉记忆或感觉登记，是指外界刺激以极短的时间一次呈现后，信息在感觉通道内迅速被登记，并保留一瞬间的记忆。一般又把视觉的瞬时记忆称为图像记忆，把听觉的瞬时记忆叫做声像记忆。
　　短时记忆是指外界刺激以极短的时间一次呈现后，保持时间在1分钟以内或是几分钟的记忆。
　　长时记忆是指永久性的信息存贮，一般能保持多年甚至终身。
　　对于记忆，各国科学家在某些方面达到了共识，如认为记忆存在于覆盖在人脑表面的大脑皮质之中，记忆的获得与整个大脑突触的抑制和促进有关。他们认为大脑一旦受到刺激，则在每一个神经元上生长出更多的突起，这些突起将使人脑内部的突触连接。神经联系的总量增加，形成记忆。不断地刺激，细胞间联络密切，枝叉型的突触不断增多，信息才易通过。经多次反复，促进突触愈加发达。反之，如形成的突触长期不用，会变弱、缩小，突触数也减少，使信息不能顺利通过。
　　&就像我们听说过的艾宾浩斯曲线，它描述了人类大脑对新事物遗忘的规律。&罗巍副教授介绍，&或许除了神经元以外，一些化学递质也起到了影响。&
记者 毛晨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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