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公众号：heyzher每天一篇高质量阅读，发现世界另一种可能。最新文章相关推荐搜狗：感谢您阅读我发誓，你没见过比它还朴素的题目，本文可能来自网络，如果侵犯了您的相关权益，请联系管理员。QQ:本期内容来自衡山·和集于6月19日举行的“华文小说国际互联平台”交流会现场整理，由台湾《文讯》杂志社长封德屏、淡江大学教授杨宗翰、《收获》主编程永新主持，作家陈冠中、吴明益、陈玉慧、路内共谈生活经验与创作题材。
封德屏：各位亲爱的读者大家好，今天很兴奋来到衡山和集，《
》是台湾已走过33年的纯文学杂志，重视文学史料与文学资讯报道的文学期刊。我们在策划了各种活动后，其实有更深一层期望，希望小说可以互相影响，于是我们在去年开始策划了这个活动。
我们结合上海，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五个城市一起参与票选，所以诞生了十部长篇小说，于是这个小说引力——华文国际互联平台产生。我们知道网络发达，留给阅读的时间越来越短小。而对长篇小说创作必须承受长时间寂寞、压力和外在的抗争，需要忍受很多。在这样的情况下，长篇小说创作就像马拉松一样，一直跟自己的竞赛，各个时代也像一棒一棒的接力，我们给他们最大的掌声。我们到上海来，也是这个活动第一站，今天的读者热情度超过我们的想象，谢谢各位！
杨宗翰：大家好，我以前也在媒体工作，现在在大学教书，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
老师，他是昨天才到上海，今天讲完这场，立刻去机场再回台湾，为这个活动特别来。这是他第一次在中国公开的活动，学术活动不算，跟书迷见面是第一次，我们要掌声鼓励。吴老师也是在大学任教，民国叫做六年级这辈里，票选之下，前十名一个人独占两个位置，非常厉害，他的作品也有外国出版商购买原版权，可见翻译也是走出去的另外一个方法。希望等一下让他多讲一点，今天很幸可以跟吴老师近距离接触。
老师，她的著作非常多，这个月有新著作《撒哈拉之星》，陈老师有非常长的时间在欧洲，应该有20年以上当欧洲特派员，访问过德国总理，这个是很有趣的记者生涯，像侠女一样到各个地方去旅游。
老师，陈老师长期住在北京，在香港这块被很多人认为是重要媒体人，做很多文化相关的事业。另外在小说这块，这次入选《建丰二年》是非常重要的作品，用小说颠覆了历史的书写，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尝试。
程永新：最后这位——
，我想上海的读者肯定比较熟悉，非常高兴看到他的书被台湾读者，文学界同行关注，能够进入到这个榜单里面。最近这部长篇，两个月就加印了好几次，他最近涉足影视，《少年巴比伦》他是自己编剧，在上海电影节获奖了。
杨宗翰：接下来时间留给作家们讲，先请吴明益老师分享一下。
吴明益：主持人，三位前辈作家还有在场的听众大家好，很荣幸今天到上海跟各位来分享，我先不讲自己这两本书，谈一下长篇小说的创作经验，我讲一个前提，在台湾像我这样年纪的作者人生很贫乏，我们在国家固定教育体制下长大，通常都没有什么冒险机会，生活方式很类似。以至于在我这个年代，90年代的时候开始写作，作品开始被看见，日积月累在某一段时间就把我们的人生写光了，这是很残酷一件事情。过去我常说
考验一个作者从第三本书
开始。前两本书也许可以用自己的经验去取材，我非常喜欢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认为小说家有两种，一种是生活经验小说家，另外一种是做研究，帕慕克这个小说家为了《我的名字叫做红》，他研究土耳其的细密画，进入博物馆用了十年的时间潜心钻研细密画、讨论细密画，最后才形成这个本小说。
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因为我在看《我的名字叫做红》的时候，其中写到一段，中国人画马通常从马头开始画，可是细密画家不是，细密画家从马蹄开始画，他们有着陆的感觉，从地平线开始。另外一个方面细密画家因为伊斯兰教信仰的关系，他们画物跟画人都有一定的模式，否则会违背安拉的旨意，同时冒犯苏丹，非常有意思，一本小说可以容纳艺术史的东西。
这些细密画家，画50年左右眼睛就会瞎掉，没有瞎掉的细密画家表示不够认真。把自己的眼睛刺一下，也可以继续画，因为画同样的题材画了50年，在黑暗中、绝望中依然画出一样的细密画。
我写长篇小说一方面受到帕慕克影响，另外一方面喜欢昆德拉，他说小说目的不是描述世界的现实，而是检视人的存在，人这种生命到底为什么如此存在。我讲两个故事，可能是未来写作的题材：
我有一次带我的学生到花莲野外，在日据时代的老房子改造的画廊避雨。这个画展画的非常贫无聊，都是佛像，我还是跟里面的中年妇女聊天，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她身上有一种奇怪的特质，她做过三十几个工作，说在1970年代在和平开了一间四层楼的酒店，旗下有三十几小姐。
和平是500人不到的荒凉小镇，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人来消费。
三十几小姐在小镇干什么？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把水泥工业从高雄挪移到花莲，钻探花莲的山，这个地质是世界非常知名的，吸引了17个国家工程师还有数百位、数千位工人来挖矿，在这么短时间支持了这家酒店兴起和消失。我觉得好象有一本小说送到我面前，应该叫做
我再讲第二个故事，我们家养过老鹰，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家有7个小孩，因为养老鹰是秘密，我爸妈不知道，我们必须供养这只老鹰，它会吃牛肉，吃猪肉，非常可怕。我们这些小孩必须把所有零用钱统统拿去供养这只老鹰，大概养了不到一个月就快崩溃，因为完全没有零用钱，商量放走它。我们跑到当时台北市中心，到那个屋顶放开这个老鹰，当时台北市最高一栋百货公司在我的家对面，它停在百货公司上面不走。
我哥哥告诉我说，还养过一只仓鹰，在永乐市场买的。我哥说那里不仅卖老鹰，还卖老虎。他们闲来无事翘课在台北到处去逛，逛到永乐市场，逛到卖老虎这个摊子，一问这个老虎是多少钱？要两万块台币，那个年代是一个天价，他们非常希望想要有这个小老虎，其中有一个人家里非常有钱，他们说买了放你们家，几个高中生这么约好。但是没有钱，钱从哪里来，他们有一个小小的约定，他们各自去打工，每个人赚钱3千块，一年之后就2万1千块，就可以买小老虎，一年之后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没有办法，老虎长大了。2万块没有地方花，于是哥哥拿2万块买了一只仓鹰回来养。
这个故事从哪里起？写到7个少年怎么在一年内，在繁华1970年代的台北赚到三千块，他们各自不同的时光经历。
这一年时光中，男孩变成大人，经历了大人的世界，可是老虎已经不是原来的老虎。
在1970年代末，台北最后一只公开被宰杀的老虎，在华西街被杀了，然后虎骨也卖，虎肉也卖，虎皮也卖，这件事情让台湾很羞愧上了国际新闻，是在台湾最后一只公开被宰杀的老虎，代表某种时代的过去，这只老虎就是我哥哥当时看到那只小老虎，至于我刚才讲的两个故事是真是假就不重要了。
杨宗翰：吴明益老师很会讲，第一个就进入情境，我们请下一位也是有故事人，她的故事是跨国的，欧洲，台湾都有，我们请陈玉慧老师。
陈玉慧：我比较小时候就出国，大学的时候念中文系，我首先到巴黎去学戏剧，但我其实不适合在众人演说和表演，那些经验对我有蛮大收获，我学习到戏剧的核心，就是怎么表演，怎么去表演，怎么去模仿，怎么去呈现，怎么去观察。因此我做了非常多年的舞台剧编导、导演，之后就投入了新闻业。
所以我就担任了台湾《联合报》欧洲特派员，开始了二十年很多大型采访，包括领袖的采访，也提到了战争性。二十年当中一边写小说，一边写新闻，我觉得写新闻和写小说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一个是需要真相，一个是需要形象
。但是今天的主题谈生活，我觉得学戏剧的经验，还有从事新闻的经验，其实对写作有相当大的影响。比如说我写的《征婚启示》，就是学戏剧的一个影响，因为我非常喜欢一个戏剧理论家，他提到
无形的剧场，
所以在人生里头都是无形剧场。这个概念引发我去写《征婚启示》，概念非常简单，就是我那个时候到了适婚年龄，我本来应该结婚，但是最后我跟男朋友没有结婚，所以就引发我去想，结婚，婚姻对人是怎么回事？
其实大家都在征婚，只要你肯把私密照片贴出来，就是一个征婚的行动，那个时候有点无形剧场的概念。所以我写这本书，我没有想象到这么多年来，其实婚姻是一个最永恒的人类行为。所以这么多年还是一直有读者，也改编了舞台剧，改编成电影。
这个是我当时学戏剧引发我创作上的表现，后来我从事新闻工作，因为新闻工作本身需要去探索，需要搜集非常多的资料，所以这样一个训练，我觉得是一个背景。我后来写茶叶等等，我写瓷器的时候，大量读瓷器史，做了很多的笔记，到景德镇，到很多的重大瓷厂，我做的很多中西瓷器的比较，我到了故宫博物院，看了皇帝跟太监讲的口语。我觉得记者调查的工作对我很有帮助。所以我后来写的中国，其实是写爱情，但是用瓷器来对比爱情。世界上有两样容易破碎的东西就是
爱情跟瓷器
。这个是因为我长期新闻工作，特派员的背景，所以写了那个书。
当然，因为学戏剧，学新闻，一定是对心理学有兴趣。所以我也是修心理学，这个心理学对我写作也有潜在的帮助。这是为什么我写《海神家族》，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其实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心理分析，可能是因为从小的童年比较不幸福，生活的关系，工作关系，所以我是一个没有爱的小孩，所以长大过程里面，一直在寻求跟自己的对话，跟爱的对话。
对我的影响，有一天我一个人去看电影，碰到一个男人，他也是一个去，所以我们一天之内就决定去结婚，他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个德国人，我是一个台湾人。他不知道台湾在哪里，是什么地方，所以我们结婚之后，他开始了解我，我跟他介绍台湾是什么地方，台湾什么历史，所以开始了这么一本书。因为我在给他描述的时候，他觉得太有趣，为什么不写下来。
有一天我父母从台湾到德国探望我。因为我的童年跟他们相处是比较不幸福，所以我接待他们过程中很痛苦，走的时候，我陷入了一种悲伤的情绪，所以开始做了心理分析，尝试跟椅子讲话，把椅子当成妈妈，一下子闽南话出来，感觉就对了。台湾是我的小时候，我没有家，台湾也没有我，台湾跟我主题一样，是必须孤独的，没有关爱的，一比之后，我就觉得写的特别顺。
我父亲从大陆到台湾去，其实他本来去等他女朋友，但是他女朋友坐船沉了。所以当我在电影院门口认识一个男人的时候，跟他讲了这个故事，把台湾的故事，我的故事，我的童年，台湾是怎么样的，国际处境全部写了一遍，所以就有了《海神家族》，这个《海神家族》是我人生里面最特别的一本书。谢谢！
杨宗翰：谢谢，我想大家细心地听了陈老师讲话，我们请陈冠中老师发言。
陈冠中：我祖籍是浙江岷县，我父母移居上海，所以我在上海出生，但是四岁去了香港，
我4岁去了香港就说广东话，所以其实最流利，口音最准是粤语，上海话只能说一些日常的东西。普通话怎么来的？我们的家族因为是外地到香港，所以我们看到文化传统的时候，往往是比较认同国语电影和国语音乐，部分是从台湾带过来的。
虽然我粤语是最好的语言，但是在家里听国语的流行曲跟电影。所以我的国语不是学的，是在广东人汪洋大海里面，在一个宁波人家庭里面，慢慢听回来的。所以口音变得那么奇怪，但是有的人说这个口音不仅是香港人的口音，还是上海人的口音。
今天说一点生活，我们怎么写长篇小说，我在这里年纪最大，但是我的创作长篇小说年龄不比他们长，我在90年代中后开始做长篇小说，直到2009年我出了《盛世》之后，我才决定做长篇小说家，那一年我已经57岁了，我可能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如果在座觉得自己年纪太大了，成为长篇小说家，觉得有点绝望的话，可以不绝望，因为怎么晚都不会像我这么晚。
在香港长大，我在中学的时候，第一个对长篇小说激情来自于武侠小说，那个时候是很着迷，但是没有尝试去写一下，然后到大学第一年，可能觉得自己有点不一样，总是去找书店，那个书店据说有很多的文艺书，推门进去之后，可能改变了我一生。里面都是书，盗版书，有张爱玲等等的书。到今天说如果是华文文学的根，我认为是台湾的，当时香港作家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没有看过他们的东西，因为他们都是一些小报里面连载的。我后来做了文化人之后，才把香港的东西补回来的，我是六几年的时候读中学，七一年读大学，看是台湾小说，包括吴光中的诗，包括台湾盗版林语堂的书，对当时自己很大冲击。
虽然如此都没有想过做作家，但是在大学的时候写过三篇短篇，发表在报纸，从来没有想过以写作为事业，整天想着毕业做什么，总要有一个工作吧，我们要打工要赚钱，怎么可能靠写作，根本没有想过。写短篇一直写到1978年，之后停了20年，跟没有把短篇小说当回事，完全是做别的事情，完全不在写小说这方面，直到1996年的时候，自己在台北的时候，把一个电视剧的剧本改编成电视小说，那个时候把它写出来之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第一个长篇小说，虽然是电视小说，但是也是长篇小说，我觉得挺好玩，可以表达很多的东西，跟以前写作经验完全不一样，跟以前写的无数文章，评论，散文都不一样的感觉。
第二本《什么都没有发生》，就是写自己，但是写完之后，我又放下写小说的概念，放下要等到2009年。我在2000年的时候离开台北，我住了六年的台北，我在40岁之前都是在香港，然后去了北京三年，然后又去的台北六年，我终于决定写多一点大陆的事情，文章也好，小说也好，所以我搬到北京去住，因为北京是我唯一熟悉的城市。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不在上海，因为在1992年的时候北京比较成气侯，在文化事业上，1992年的时候上海还没有起步。
搬回北京，就是希望写一点东西，其中我想写长篇小说，但是一直到了09年才写第一本长篇小说，你可以想象我多焦虑，直到了2009年写了《盛世》，以后大部分精力会写长篇小说，直到写不下去。
写长篇小说最有满足感，把我一切想说的话说清楚，或者一切说不清楚话放到里面，可以变成一个事情。
所以2009年到现在，我写了三本关于大陆的小说，我打算继续写，但是我的时间少了，不像你们那么年轻了，所以我只能集中做几个决定，比如说暂时不会写童年、香港这种故事，我就想写大陆当前的事情，我只能做这个事情。谢谢！
杨宗翰：谢谢陈老师，下一位很早开始起步，长篇小说得奖无数，你应该是专业作家身份，台湾的稿费不足以支撑一个人的生活，香港也一样，所以对上海是有一种复杂矛盾的心情，我们来请路内讲讲。
路内：我想讲这个事情跟我的职业有一点关系，我大概是在1992年在一家上海很糟糕的化工厂里面，这是一家糖精厂，我们家烧菜放糖让我去抖一抖就可以，那个地方走过的人，我跟你差这么远的距离，你走过都能感觉我的嘴唇是甜的，那是一个非常古怪的地方，它充满了一种魔幻的气质。大概到1995年的时候，虽然魔幻，但是非常无聊，于是我就去做了大概12年广告公司广告人。我把那段写入了小说，包括第一部长篇小说，是07年开始写的，08年发表了，还拍成了电影，很有意思这种个人经验的呈现跟生活经验的呈现到小说中间去的时候，我发现我和一部分评论界产生了认知上的偏差，就是说
当我认为这个东西是真实的时候，他们有一些人认为你虚构的，当我说写的全是假的时候，他们又说反应了那个时代什么东西。
其实在写第一部长篇小说，如果作者没有太深厚写作经验，这个时候反应出来东西，往往文学意识并不是够，但他有一些未被意识到的东西，是后知后觉发觉出来。所以我觉得个人这些经验在小说里面呈现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在30多岁的时候写十年前的我，十年前的我在写二十年前我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的一些很奇妙的东西，就是
你的个人经验经历了变形，被时间所变换了一种颜色
比如说我20年前在那个场合，看到的是非常无趣的工厂，那个工厂里面全部是毒气，经常有一个保安，那个时候叫做厂警，他是一个毁容的人，每天穿着一种橄榄绿的警服转来转去，我当时觉得有点好玩。但是当时写小说的时候，想法全部变了，觉得他很可怜，我产生一种
作家的上帝视角
，开始有一点悲悯了。但是十年之后，我跟女儿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她很想知道我小时候的事情，我又变得很快乐，因为我似乎觉得时间过去以后，所有的
经验又会倒置过来
。所以我自己写长篇小说，里面有一个比喻，大家都说的冰山理论，小说所呈现的是冰山十分之一在水面上，还有其他很多东西在水面之下。
但是有时候会想象到，这个经验被倒置之后，会有十分之九在水面以上，十分之一水面之下，这些素材在我看来在文学上能够看中，我觉得很可怕，也很奇怪。小说家大体上分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不太写个人的经验，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像英国一个作家，她写很多移民的生活经验，这个在国际文坛上面很流行，但是
扎迪史密斯
，我觉得《白牙》写的很好，她写到第六本书还没有出的时候，英国评论界就已经说，这个姑娘已经把最好故事写完了，这个话就有点刻薄。
那么大体分出两个途径，但是我自己写小说，写长篇也写了十年，我觉得对于好的作家来讲，两种类型的分界线不见得是那么明确。
一个人仅仅是把生活经验和写作挂钩的话，很显然应该是越到晚年以后，越具有生活经验。
他才可以这样写作。但是事实上人的写作往往从20多岁开始，或者对写作的准备就是写作的开始，往往他并不太具备生活经验的时候开始。
这些生活经验不见得是个人的经验，有的时候是家族的经验，或者是历史的经验，或者是城市的经验，或者一个女性的性别经验。这些东西都会给作家提供非常广阔，或者深的一个写作素材在这里。所以题材也好，素材也好，我觉得长篇小说会更多依赖于这样一个自己个人的认知，如果有写长篇小说的朋友，确实是可以想一下。
我在写三部曲的时候，呈现出来一个非常线性的思维，一个作家不是直线的，我感觉在7年时间不断推翻自己经验。我有这样一个古怪的念头，我认为在各种场合，我们的经验是不可说的，
只可写而不可说
。我觉得小说家是某种程度保持沉默，因为小说家必须通过一个叙事人的角度在讲，他讲的不是自己个人的经验，他是讲叙事人的经验。那个叙事人始终挡在小说家前面，而那个背后小说家始终患有莫名其妙的失语症，他始终是沉默的，我就讲这些。
｜谈入选作品｜
“语言的乐趣是小说最迷人的地方。”
《复眼人》
写这本小说的过程当中，太多东西是我凭空虚造出来的，但是太多情感真实存在的。为什么对花莲这个地方的情感慢慢被台北投资客消化掉，台湾的文化怎么受到各个地方影响，变成一个混血式的文化，写到这个小说里面，很幸运这本小说得到很多国外读者的喜欢，因为他们从这个小说里面也许看到一些台湾的想象。
《睡眠的航线》
关于我父亲的故事：个人的微小力跟历史连在一起，里面有很多的魔幻细节。父亲在日本参与设计飞机的年代，很有可能与三岛由纪夫同属一个部队，也很有可能听过三岛由纪夫讲故事。
“写作的距离到底靠近自己，还是要靠近别人。”
《海神家族》
主要的结构是一个旅途，另外是一个回忆，因为我书写太多人，是两条线并接在一起，最后成为这本书。最终我们写小说个人经验，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去写我们自己，我们也没有办法真的写别人，我们只能在两个当中寻找一种最贴切的距离，就像我现在跟麦克风一样。
《盛世》、《建丰二年》
关于乌有史，假设那一年的战争是相反的结局，会是如何的现状？
“以兴高采烈的手法写了一个失望的时代。”
《花街往事》
开篇第一章1967年，那年中国大地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武斗。在所有历史资料里面的描述都是极尽残酷，非常残忍，那些人为了乌托邦的理想成为了时代的牺牲品，他们仍然觉得自己很幸福。
我父亲是有兄弟6个，和一个姑娘，到老了以后，他们讨论着最开心的夏天，就是1967年的夏天，他们几乎全参加，讲了无数好玩的事情跟我们听，四叔他说他们学校的校长是非常有文化的人，把中学很多书在墙角里面，就怕被烧掉。四叔和一个女生偷偷进去掏墙洞，结果掏出来线装版的《石头记》，上册给了他，下册给了女朋友，他看不懂，勉勉强强看懂，他说去找女朋友换下册，因为上册看完了，但是那个女同学在河边被一枪打死了。我叔很喜欢那个女同学，他就坐在河边重机枪边上，对着河对岸打了整整一夏天的重击枪，只是想发泄一下。
比较理想主义一个80年代，以我父亲为样本，我父亲很小的时候在上海学会跳舞，在1957年的时候，国家禁止跳舞，所有人都不准跳舞。结果到了1980年可以跳舞，却很难找的出来会跳舞的人，因为全部是一群没有文化的农民，但是我爸爸说会，工会的俱乐部把我爸爸请去教跳舞，我估计那个城市里面大概五六千人，非常多。因为那个场就是两三千人的场，结果整个欢快1980年代。事实上在1987年之前，中国是不允许有营业性舞厅，他们说在当时上海很多跳舞要求男的和女的之间必须一肘的距离，接近就是你们是跳黄色舞蹈，但是拉的太远我们又像是在做早操，这个是不对的。于是这些妇女穿的马海毛的衣服，因为马海毛的毛衣特别蓬松，所以无法测量他们真正的距离，这个是非常好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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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扫码 分享文章骆以军、吴明益和路内，谁是最会讲故事的人？|界面新闻o文化本雅明在《说故事的人》中认为旧时代说故事的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泛海通商游历四方的水手，另一种是安居耕种的农户，&人们把讲故事的人想象成远方来客，但对家居者的故事同样乐于倾听。&但是这种划分只不过是大致的分类，两种类型的人会相互渗透和交融，&安居本土的工匠师和漂游四方的匠人在同一屋顶下合作，而每个师傅在本乡镇安家落户之前也都当过浪迹四方的匠人。&
中国说故事的传统，从唐代&说话&&俗讲&、宋代&话本&演变为明清白话小说、弹词、鼓书，如今最会讲故事的人，会是小说作者吗？
2015年10月台湾文讯杂志社主办的&小说引力：华文互联平台&，在台湾、上海、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六个地区，由作家、学者、编辑分别以票选、讨论推荐的方式产生&年华文长篇小说20部&，入选的有骆以军的《西夏旅馆》，吴明益的《单车失窃记》，路内的《花街往事》，陈玉慧的《海神家族》，陈冠中的《建丰二年》等。2016年6月&小说引力&邀请入选作家在上海和台湾分别举办小说家交流座谈会，主题是&故事、生活经验与创作&。
骆以军：偷故事的人有恶魔的记忆
骆以军，曾任出版社编辑，现为台湾文化大学中文系讲师，著有长篇《月球姓氏》《遣悲怀》《西夏旅馆》等。
出席复旦大学的座谈时，他穿着T恤，戴一副黑框眼镜，衬得面色黝黑，看起来像个透着苍莽之气的西部大汉。他说自己是经验匮乏者，自己没有什么故事，因此成了一个偷故事的人。
作家骆以军（台湾）
十五年前，他正在写长篇家族小说《月球姓氏》，其中一章叫做&梦里寻梦&，是关于妻子的家族故事。他的妻子是澎湖人，在大陆避谈鬼神的时候，那里仍浸淫于小鬼、巫蛊之类巫术文明，这个故事就是关于令人惊奇的&巫鬼之术&。
&妻子的外婆过世以后，大舅和三舅因为争夺遗产而发生纠葛，大舅养小鬼到三舅梦中揍三舅，每天一到黄昏之时，大舅就会释放出小鬼，让他们从地面飞旋而上，戳破纸窗，钻入三舅的最隐秘的梦中。可怕的是，每到三舅入睡之前，他都会哭泣着喊：他们要打我，他们要打我。三舅醒来之后，也像被人打了一样，身上全是淤青。三舅妈也疯了，被锁在顶楼。有十年的光景，三舅的岳母会煮一种药草，每天会给三舅擦拭身体，企盼这样的话梦里会耐打一点。这样亲密的身体行为让邻居谣传这家有不伦之事，由于三舅身体的衰弱、三舅妈精神的崩溃还有不伦的谣言盛行，大舅的计谋得逞，三舅一家由此衰败下去。&
当时，联合报主编联系到骆以军邀请他参加年轻作家专题，骆以军正好有这篇&梦里寻梦&适合发表，又觉得澎湖人，妻子的三舅一家，应该不会看到《联合报》，就提供了这段故事。巧的是，三舅正好从澎湖监狱到台湾的桃园监狱来，从同乡狱卒手中看到《联合报》副刊。因为三舅不能分辨社会新闻和小说故事，对骆以军在报纸上讲述他&养小鬼&还有&岳母女婿不伦之事&非常生气，电话打给骆以军岳母，痛斥&你女婿是个狗仔，乱写人家的事。&骆以军也害怕自己触犯澎湖人的族规，会被切手指、下跪之类的。
就在这时，骆以军妻子的表弟，也就是三舅的大儿子，一个警官，打电话过来与她长聊，说，姐夫的故事，我看了三四十遍，这个故事让我一下子就回到了当年，包括八九点时爸爸如何哭，妈妈怎么被关在顶楼，还有阿嬷熬的草药味道慢慢弥漫，家中暗淡的氛围全都回来了，只是有的事实差别让我不能分辨到底他说的是真的，还是我回忆的是真的。比如姐夫写阿嬷被我从二楼丢下来的冷冻猪心砸在胸口死了，但我记得，不是我杀死的阿嬷吧？她是慢慢老去然后死掉的吧。
这是第一位读他单篇作品频次最高、解读最深入、影响最久远的读者，对他来说，表弟的&赞美&超出后来所有评论家的分析与评价。在他三十出头穷困潦倒之时，让他看到写小说的希望。因为表弟的话，让他明白，如果写小说的人是偷故事的人，偷故事的人反过来影响了发生故事的人本身，这已经不再是故事。而是&如同聚斯金德的《香水》，主人公葛奴乙由死去少女中萃取出的香水使无数人为之迷狂，这是恶魔的记忆。& &&
吴明益：写小说要先把故事讲出来
吴明益，现任台湾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教授，著有长篇小说《复眼人》《单车失窃记》，短篇小说集《天桥上的魔术师》，散文集《迷蝶志》等。
他面庞儒雅，语调温和，说起故事来节奏极好，悬念笑料一一展开，在衡山&和集的讲话，是他在大陆第一次与读者的见面会。
作家吴明益（台湾）
吴明益的小说是先讲出来的。《天桥上的魔术师》就是他上课时一个礼拜讲一个故事的合集，在此之前他都不知道这些故事具体如何发展；长篇小说《复眼人》中的部分故事也是先讲在课堂上的，学生是第一批听众；故事讲出来后，他再在暑假再将其转换成文字。
这次也是，吴明益说了两个故事，可能不久后就会变成文字。
第一个故事是他在旅途中碰到的。他在教创作课时经常带学生外出，有次走到花莲一条小溪的尽头，突然天降大雨，他担心危险，于是让学生们停止前行。正在此时发现一排日占时期的将军府老房子，里面陈列着一个观者寥寥的中年妇女画展，所画的都是贫乏无聊的佛像。吴明益与这个中年妇女聊天，隐约能判断出她当年风姿卓绝。雨停之后，因为实在没人来看她的画，中年妇女盛情挽留他，讲起自己的经历：她曾做过三十几份工作，还开过酒家。
1970年时，她在花莲的和平&&如今东干线上不到五百人的荒凉小镇&&开了一座四层楼的酒家，最多时有三十几个小姐，她们当中有太鲁阁人、柬埔寨人、日本人还有花莲山地人。吴明益觉得惊讶，那么一个小镇，那么多小姐，生意会好吗？妇女说，和平小镇的兴起是由于当时台湾政策的变化，将水泥工业从高雄转向花莲，因此和平聚集来自十几个国家的工程师还有数千位挖矿工人。吴明益想到，这样的故事，这样的结局，这是老天送给他的长篇吗？要写这个故事，他必须研究花莲东部矿产开采史；他必须变身三十几个来自不同地方的小姐。小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从这个戴着一颗金牙的中年妇女在溪的尽头做佛像展开始。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他大哥的。他们家七个小孩，小时候在家养过老鹰，短篇集《天桥的魔术师》里就有楼顶放老鹰的故事。那其实不是他们童年的唯一一只鹰，另外一只鹰的故事发生在台北的永乐市场，就是电影《超体》里出现的陈旧市场。
高中时的大哥和伙伴们闲来无事逛永乐市场，发现那里卖小老虎，他们非常想买一只养在自家庭院里。但是一只小老虎卖两万台币，钱从何而来？大哥和几个伙伴约定在一年之间，各自打工，分别赚三千块。一年后，他们终于用各种方式攒齐了钱可以买老虎的时候，小老虎已经变成了大老虎，买不回来了。大哥只好用三千块买了一只老鹰。
1970年代末台湾有一条震惊世界的新闻：华西街上公开宰杀了一只老虎，这也是台湾公开宰杀的最后一只老虎。吴明益说，这是令人羞愧的消息，也代表着某个时代的过去。
吴明益想到，这只老虎，可能就是当年哥哥想买的小老虎吧。这个故事从哪里写起？就从七个少年打算买老虎开始，一年中，他们如何因为工作和买老虎的梦想在繁华的1970年代的台北长成大人。至于这个故事的真假，以及老虎是不是那一只，并不重要。
当然，吴明益的小说创作不是&说出来&就完成了，还要精于研究，他欣赏土耳其的奥尔罕&帕慕克&研究式&的写作方式：能够融入多样的、不可能想象的别人的生活。在《睡眠的航线》里他读历史，去日本，探访到三岛由纪夫当伙房兵就是在他父亲所在的部队，从而将个人历史与国家历史魔幻地交迭；在《复眼人》里，他借了很多人类学的观点来创建他的热带岛屿，创造岛屿的语言、求爱方式与世界观；在创作《单车失窃记》时他收藏研究古董单车，拥有15辆老单车，还跟修车师傅学会了单车语言，甚至台湾历史博物馆现在做历史单车展览，都要问他借几台；借由这些小说，他建立起过去并不关心的知识体系。在上创作课时，他会让同学们多多观察研究，比如写一个钓鱼者，就要了解他用几号线，怎么钓鱼；写越南新娘，就要知道她每周花多少台币打电话回越南。
路内，兴高采烈地讲述失望的时代
路内著有长篇小说&追随三部曲&、《花街往事》《慈悲》等；短篇小说集《十七岁的轻骑兵》。《少年巴比伦》已出全球英文版，并被改编为电影。
他看起来不太像宣传照片上的样子，金丝眼镜，利落的短发，这身打扮更贴近广告人的身份，大概跟他最近转型做导演有关。
作家路内（上海）
路内写作的重心在于他的个人经验。他从1992年到1995年在苏州的糖精厂做工人，那里的生活充满&魔幻和荒诞&的气质，&如果在家烧菜不放糖，让我走过去抖抖头发就可以。离很远，就能感到嘴唇是甜的&。他把这三年的时光掰开了写，让自己的个人经验呈现为小说。但这种呈现的真实性往往与评论界的看法有所偏差，&当我说，我写的全是真的，他们说你有所夸张。当我说，我写的都是假的，他们说，你写的反映了那个时代。&
他讲的故事来自《花街往事》，关于家族经验，&是用兴高采烈的手法讲述一段非常失望的时代。&
第一个故事是父辈们在1967年的&武斗&。&对于父亲七个兄弟姐妹来说，到老了在桌上谈论的，是最让他们开心的1967年的夏天，在他们眼中，这根本不是历史描述的民族悲剧或者政治灾难。那个夏天，他们可以用硫酸融掉一座楼，英勇的四叔还把校长的腿打断了。四叔和女同学去学校的图书馆偷书，从墙缝里挖到砌进去的清朝印的《线装本石头记》。四叔和女同学分上下册各自带走，四叔回家看完了上册，还想找有下册的女同学交换时，才发现那个女同学已经在护城河边被流弹打死了。四叔大概很喜欢那个女同学，他坐在河边重机枪边上，对河对岸打了一夏天的重机枪，根本打中不了谁，他只是想发泄一下。他们从来都兴高采烈，他们不是恶人，也不觉得自己作了恶，他们仍然生活在我们身边。&
第二个故事说的是会跳舞的父亲。&父亲很早就在百乐门学会了跳舞，但是国家在1957年禁止跳舞，父亲也不敢透露自己会跳舞。直到80年代，国家开放跳舞，但已经没人会跳舞了，工会俱乐部问谁会跳舞，只有父亲会，因此他就开始教别人跳舞，学会的人再去教别人跳舞，影响到更多的人，因此跟父亲学跳舞的人，大概足有五六千人。但是1987年前是不允许有营业舞厅的，跳舞时男的和女的要保持一肘的距离，太近了就是黄色舞蹈，太远了却是做早操，所以女性都穿着马海毛毛衣跳舞，因为这样无法测量距离。父亲去人家家里跳舞，当时这叫黑灯舞，是违法的。有天警察来抓人，父亲逃走了，举办舞会的人却被抓走了。两个月后，国家开放跳舞了，但那个人还要等刑满再释放，因为他是在还有禁令的时候犯的事。&
&&经验有时不可说，小说家某种程度上总是保持沉默，因为讲的不是个人的经验，而是叙事人的经验，叙事人总是挡在小说家前面，小说家总是患有莫名其妙的失语症。&路内用叙事学的观点把叙事人和小说作者的身份区分开来，像是在故意割裂他的经验与他所说的故事的关系，虽然个人经验和家族经验提供给他故事的基本素材，但他仍然希望自己是沉默的。
&说这都是我们家发生的故事是很low的，这么说这个小说家就要完蛋。所以我有时说这都是我们家的事，有时说，有的也是我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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