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社大荣哥永翔怎么两个

北京JR进,北京三大社团:天安社、德云社、北京暴徒谁更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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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云社,由相声大师郭德纲和于谦领导的中国相声第一社团,旗下有相声小天王岳云鹏和搭档中国相声横纲、歌坛天后、NBA、CBA双料冠军孙越,以及烧饼、张鹤伦及金牌打手李鹤彪等;天安社,中国黑社会COSPLAY第一社团,以爱党爱国为己任,宣传社会主义新帮派;北京暴徒(北京话事人、北暴兄弟),由扭曲机器老道创立的中国摇滚乐第一社团,旗下有土摇爱好者无数,穿着类似天安社,但是融入了美国黑人帮派及拉丁帮派的特色,相比天安社更加时髦。请问这三个社团,哪个更加牛逼?德云社大佬郭德纲德云社大佬于谦天安社北京暴徒(北京话事人、北暴兄弟)主理人从左至右依次为王乐( dirty 乐)、杨磊(老道)、王争伟(BB)
这些回帖亮了
朝阳群众微微一笑。
朝阳群众微微一笑。
当你找不到我时,记住,我不是在小黑屋,就是在去小黑屋的路上=。=
天安社是来搞笑的么
朝阳群众,海淀网友,西城大妈表示不服。
求科普天安社是什么鬼?黑社会?发自手机虎扑
引用3楼 @ 发表的:朝阳群众,海淀网友,西城大妈表示不服。这三个团体可以把很多明星拉下马
我觉得中南海社团更牛逼一些发自手机虎扑
散发着浓浓的江湖起息~ 里面门道太深~ 关系太错综复杂~
――所谓的伪球迷
活着不好吗?
在大帝都随便说自己牛B的 就是十分作死的节奏
拳打南山敬老院!脚踢北海幼儿园!
没有日落东单?
闭起双眼我最挂念谁
眼睛张开身边竟是谁
天安门西不远的才是牛
在北京玩这个,街道大妈都分分钟教你做人
不 矢口 亻十 么 曰寸 候 开女 台 ,
亻奄 口斤 言兑 有辶寸 氵虑 每 攵感字 节 白勺 言兑シ去。
于 是。亻奄 学 会 了 扌斥字 。
后 来,亻奄 米?青 礻申 分 歹刂了。
郭德纲也是有头有脸的,后面两个像自以为nb的sb孩子发自手机虎扑
德云社:都是同行的衬托
谁来科普下北京暴徒是什么鬼?球迷组织吗?
旅行中的狂欢自有其避风挡雨的屋檐!
我觉得ZZJ七人天团模特队更有实力
确定不是工体?发自手机虎扑
被红袖章爆成渣渣
北暴就是个摇滚周边的衣服厂牌 哪有什么势力 他们宣扬的东西有点地域歧视
引用3楼 @ 发表的:朝阳群众,海淀网友,西城大妈表示不服。抱歉…点错,本来想亮你,结果搓掉灭……对不起啊,大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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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多选
176人参加识货团购466.00元38人参加识货团购189.00元245人参加识货团购548.00元43人参加识货团购589.00元38人参加识货团购299.00元187人参加识货团购359.00元100人参加识货团购348.00元157人参加识货团购138.00元123人参加识货团购168.00元51人参加识货团购804.00元44人参加识货团购139.00元6人参加识货团购129.00元韩媒:“天安舰事件系朝鲜所为”证据正逐步消失,朝鲜二把手消失,朝鲜女主播神秘消失,让朝鲜在地区上消失,天安社结拜图片,青岛天安数码城,天安社团成员,朝鲜二把手消失20天
韩媒:“天安舰事件系朝鲜所为”证据正逐步消失
时间: 11:16:23 来源:环球网
原标题:韩媒:“天安舰事件系朝鲜所为”证据正逐步消失,朝鲜二把手消失,朝鲜女主播神秘消失,让朝鲜在地区上消失,天安社结拜图片,青岛天安数码城,天安社团成员,朝鲜二把手消失20天
  【环球网综合报道】据韩国《中央日报》12月24日报道,韩国政府断定&天安&舰事件系朝鲜所为时,将从海底打捞的鱼雷推进器作为关键证据。但该推进器一直以自然状态被放置,严重生锈破损殆尽。特别是证明系朝军操作的决定性证据&&&1号&字样基本已消失。  据报道,放置在韩国国防部调查本部1楼大厅的鱼雷推进器几乎已被腐蚀殆尽,&1号&字样也变得模糊不清,甚至需要在特殊照明下仔细留意才可辨识。  在通常情况下,鱼雷推进器等会腐蚀的物品应进行防腐化学处理,采取永久保存措施。但韩国国防部却未采取任何措施,仅在外部罩上了玻璃罩。鱼雷推进器作为历史物证需妥善保存,但韩国国防部认为,审判时需要用其作为物证,因而无法进行保存处理。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珉奭表示,鱼雷推进器是审判的重要物证,如果进行防氧化或防掉色等保存处理,可能引发物证变形、破损和操作等争议,因此负责检察长和律师方面要求防止物证破损。  此前,韩国网络杂志《Surprise》代表申相哲(音)主张天&安舰&事件是触礁所致,质疑韩国政府捏造事件原因。他涉嫌毁损名誉被起诉。  目前,韩国军方当局的立场是审判结束后会将鱼雷推进器转移至平泽2舰队的天安舰展示馆,进行永久保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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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房天下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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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以来,对于刚需族来说,可以说被打击到不想面对的了。土拍之后,花桥房价已经2.3-2.6万/平了,这可是外地啊!如是你开始转战或者?那么 金山也没让人失望,哪怕是尾盘,也远不是6月之前的遍地1.1万/平的均价了,房价直击1.6-2万/平以上了。相信下面一张图(2017年猜想)看完,就知道为何最近临港的房价在阶梯式的稳步上涨,一些尾盘也快速售罄,很多人悄悄的去了临港,临港自从通了16号线已经不是想象中的遥不可及,1小时20分钟左右到市中心(已经体验过)。多次进入临港,又发现临港-万祥镇在售房源还在2万/平以内,有公交接驳地铁站用时约15分钟,如此有交通优势的房价却敌不过临港泥城,还是让人意外的,到底是什么让轨交方面不占优势的泥城房价一路领先?泥城不泥,已然成“金城”不是没有缘由的,有图有首先临港泥城第一站——,交通:(1)龙阳路地铁站 乘坐龙岗快线到高木桥站,不到1小时。&&&&&&&&&&& (2)16号线书院站出来,转泥城4路(一元,地铁转公交免费)直达项目约0.5小时;&&&&&&&&&& &(3)自驾:自丽都璟庭约3分钟即可上S2沪芦高速(已免费)。生活:项目1km氛围内:、壹天地时尚广场、三大商场鼎力的趋势:大型超市、 生活购物、餐饮、娱乐、儿童教育等一应俱全。其中临港宝龙城市广场与丽都璟庭仅一条马路之隔。教育:1.5km范围内,到中学一步到位,彭镇幼儿园小区北门出门即可到;小区东面大概700米既是浦东新区临港外国语小学休闲:丽都璟庭以南约200米可到临港滨河文化公园丽都璟庭已于日加推15#02室最后16套约11精装4房,均价27000元/平。项目另外还有少量毛坯在售,单价25000元/平。会员可享受3万元优惠。
丽都璟庭基本信息
均价27000元/平方米
三居室(90.00㎡)三居室(89.00㎡)四居室(119.00㎡)
位于丽都璟庭以西约200米的位置,享受和丽都璟庭几乎一样的配套——3大商场,交通和学校。东亚阳光里在售78平两房,精装、毛坯都有,全部是一楼二楼的,均价22500元/平,东亚阳光里坐拥三大大型商业广场:鸿音广场,壹天地和宝龙广场。&8月项目最新信息: 13-15#约70套78平两房房源预计2016年年底加推。
东亚阳光里基本信息
均价22500元/平方米
浦东临港新城
二居室(78.00㎡)三居室(88.00㎡)二居室(78.00㎡)
为丽都璟庭的一期,距离仅约700米,丽都华庭虽然距离宝龙广场稍远,但是距离临港滨河公园等公共设施更加便利仅约500米距离。&丽都华庭2012年已经开盘,到2016年7月底一直有房源在售,但是最后几套170平三房也在一周内快速售罄,临港尾盘快速售罄可见临港楼市的潜力已然被购房者发现。为泥城全新项目,距离丽都璟庭约750米,享有配套和丽都璟庭类似。碧桂园浦东星作预计2016年10月底开放售楼处,目前在临港宝龙城市广场设有推广点。碧桂园浦东星作首批推出80-三房、110-120平米叠加户型,具体开盘时间和价格未定。
碧桂园浦东星作基本信息
浦东临港新城
临港泥城目前在售项目不多,但是房价却保持着阶梯式稳步上涨,房价从年初的14500元/平每月上涨到现在的19000元/平。同润金色橘苑位于临港万祥镇,项目到距书院站3.5公里,小区门口公交1037路13分钟直达,在轨交距离方面同润金色橘苑比位于临港泥城的丽都璟庭等项目更有优势,但是在生活配套方面稍显荒芜,众多生活配套处于规划阶段——周边规划有15.5万平方米商业配套、医院、9年制双语国际学校等,有一定的潜力可挖。已于日加推7号楼约12套房源,分别90平92平毛坯3房,均价19000/平,现在购买可享受25万抵35万优惠。同润金色橘苑项目350米有市一级幼儿园。
同润金色橘苑基本信息
均价19000元/平方米
浦东临港新城
三居室(92.00㎡)三居室(90.00㎡)二居室(78.00㎡)
地理位置图
同润金色橘苑周边另有两个全新项目即将首开:位于同润金色橘苑以北约200米凯德新视界二期样板间已全新公开,项目8月20日有专场看房活动,预计9月底全新开盘。凯德新视界二期为16号线稀缺小户型76-118平2-3房,参加购房节活动办理护照享开盘优惠。凯德新视界二期自带1.5万方商业,规划户数825户。位于同润金色橘苑以南约400米天健萃园预计将于2016年9月开盘,将开77-100平精装及113-133平花园洋房,花园洋房有毛坯也有精装。项目样板间将于近期开放,可预约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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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遇到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在这里得到解答。天安社谁是老大 谁是徐老大编者按徐兴尧是一汽原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在一汽,在汽车行业,知道“徐兴尧”的人不多,但知道“徐老大”的人很多。不过,已经很难求证“徐老大”这个称谓源于何时何地。76岁的徐兴尧1937年出生在辽宁省海城县的一个农村。他在家排行第七,上有六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因为家境条件并不富裕,从初小到高小,从初中到高中,他艰难求学,最终于1958年考上吉林工业大学内燃机专业,成为家乡第二个大学生。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座谈发生在1959年。作为班里的骨干成员,徐兴尧与其他同学获得参观一汽的机会。座谈会上,他第一次听时任一汽厂长的饶斌同志的报告,并受其设计的一汽远大前景的吸引。1963年8月,徐兴尧大学毕业,抉择之际,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汽。在一汽设计处,他从一个普通技术员做起,历任科长助理、设计处副处长、长春汽车研究所副书记、第一副所长、所长。根据《中国一汽志》记载,在设计处工作期间,他参加CA140发动机设计,主要承担配气系统设计、试验工作。用激冷铸铁材料挺杆,解决了擦伤和疲劳损坏等难题,后为二汽EQ140发动机采用。在红旗保险车项目中,他参加300马力发动机的设计和试验,承担了曲轴、连杆、活塞等运动件的设计和试制,以及全部台架试验和整车匹配验证工作。1982年徐兴尧被任命为汽研所第一副所长,此后10年,汽研所重点完成CA141、CA142、CA150等中重型及轻型系列换型产品开发;参与并决策奥迪轿车技术引进、克莱斯勒488发动机技术和设备引进,以及奥迪和488发动机的匹配工作;完成汽研所和一汽设计处的合并管理。回顾这段历史,他坦陈,最难的是“汽研所和一汽设计处的合并”。徐自1990年8月起调任一汽副厂长。调任前,他和时任一汽厂长的耿昭杰约法三章:第一,在其位谋其事;第二,不要让他坐冷板凳;第三,总厂只能管他,不能管他管的事。耿答应了他的要求,1999年他退居二线。2003年徐兴尧65岁正式退休,至此,他在一汽整整干了40年。日,一汽建厂60周年之际,在颇具历史底蕴的一汽74栋宾馆里,《汽车商业评论》记者在此对徐兴尧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访谈。访谈中,一汽总经理许宪平来看望他,并称他为“徐老师”。1937年7月,我出生在辽宁省海城县的一个农村里,当时东北还是伪满洲国。小时候我干过很多农活,如放牲口、种地、铲地等。约1946年时,国民党在乡里建了一所小学,我就到这里上学。学校使用的是国民党教材,现在台湾仍沿用这套教科书,第一课就是《来来来,来上学,大家来上学》。正是战争年代,半年不到,共产党军队赶走了国民党军队,学校就没了。一直到1948年,辽宁省解放后,乡里建了新学校。按照年龄,这时我该念四年级,便直接跳级到四年级。念完四年级后接着上高小,即五年级和六年级。农村里没有,要到区里上。到区里念完高小后升初中,区里又没有,得到海城县城去念。上学并没有觉得特别累,那时不像现在,放学回家后没人逼着你写字,但会逼着你干活。往往是作业还没写完,就让你去喂驴、喂猪、割草,或者去干其他农活,铲园子等。这就需要自己找时间、挤时间写作业,再交给老师判。这样的好处是,学习主动性完全靠自己。我在海城二中念完初中,高中是在海城高中念的。1958年高考,我报考了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同年更名为吉林工业大学)。其实建这所大学,主要是为一汽和中国第一拖拉机厂(简称中国一拖)培养大学生。一汽和中国一拖均为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之一。你要是去过中国一拖,就会发现其厂区、厂房、大门,甚至包括大屋顶结构住宅,几乎跟一汽一模一样。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筹建于1954年9月,由当时一汽厂长饶斌负责。一年后,经教育部和一机部商定,将上海交通大学、华中工学院、山东工学院部分有关专业调整合并,建成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第一任院长就是饶斌。考工大和去一汽我到长春上吉林工业大学,是受《汽车拖拉机画报》封面的影响;而去一汽,是受饶(斌)厂长的影响。我家有兄弟姐妹8人,我排行第七,上有6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他比我小两岁。尽管家里负担较重,生活不富裕,但作为长子,我在家里比较受父母的宠爱,姐姐们有好东西也会留给我。1958年高考,正好赶上大跃进,弟弟初中毕业,也要上高中。但家里情况只允许一人念书。谁继续念?因此,我这辈子都感谢弟弟。他说,我现在是初中,还要念高中,念完后能不能考上大学还不知道,但哥哥已经考上(吉林工业大学),就让他继续念吧。弟弟主动放弃学业,初中毕业后就在家务农。那时农村里初中生也很少,大跃进时成立人民公社,他被选为小队会计,后来成为大队会计,再后来又成为村支部书记。老家很少有人念完中学,更别提考大学。我则成为村里第二个大学生,第一个是地主家庭,比我大。尽管那时对学习并没有多看重,但这样出风头的事情,大家都会口口相传,也能光宗耀祖,惹人羡慕。1958年我到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学内燃机专业。5年后毕业,被分配到一汽。为什么考这所大学?其实农村对什么大学,什么专业根本就没概念,当时我四姐夫在长春地质学校,这是个中专,位于长春南关。有一天,他从学校带回一本刊物,八开本,名叫《汽车拖拉机画报》。封面上印着“建设一汽”等字样,同时配有一汽建设场面和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的简介。正是从这时起,我知道长春有个汽车厂,还有个汽车拖拉机学院。汽车系按照成绩划分专业,我分数较高,因此被分到内燃机专业。开学不久就是大跃进,全国开始大炼钢铁。学校也不上课,纷纷砌小高锅炉炼铁。一段时间后,因学校场地不好,我们就到一汽化钢厂(现在的轿车厂)去炼。在一汽,我们住在87栋,白天炼钢铁,晚上到一汽教育大楼上课,回来后就在地上铺些草甸,再铺上被褥,打地铺睡觉。1959年学校倡导要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所谓“红”,是指正确的政治观点;所谓“专”,是指专业知识及技能。紧接着就是三年自然灾害,由于大跃进和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导致全国性粮食短缺和饥荒,学生每月只供应35斤粮,根本就吃不饱。我们就边学习,边种菜,还养过兔,养过猪,捡过菜叶,挖过菜窖,什么都干。1963年形势有所好转,我们毕业,8月我被分配到一汽。在学校我是骨干分子,1959年我们获得机会到一汽参观,我记得约20多人,当时还穿着秋衣,据此推算可能是九月或者十月。参观完后开座谈会,在一个小会议室里,饶(斌)厂长给我们作报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他个子高,长得很帅,讲话很有魅力,令我们肃然起敬。他当时给我们解释,为什么叫一汽,因为这是中国建的第一个汽车厂,以后还有第二个,第三个……第N个;为什么不叫毛泽东汽车厂,因为国家有规定,不让以领导人名字来命名。他还说,你们都学汽车拖拉机专业,汽拖事业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一汽由苏联援建,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N个能永远让人家帮建吗?你们应该是主体,你们应该能建汽车厂,能制造汽车,将来欢迎你们到一汽。我想,一汽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和饶(斌)厂长的这次座谈。他为一汽设计的前景非常具有吸引力,他说,这里还要搞产品换型,要上轿车。一汽从1953年开始建设,设备全新。大二时,我们也去过其他企业实习,如张家口汽车修配厂,小厂看起来破破烂烂的。搞毕业设计时,我们还去过上海汽车厂,它位于中华路,当时做三轮车,还做过凤凰牌轿车。和一汽相比,这些企业只能相当于上海的里弄工厂。我在大学里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是“班三角”成员之一。所谓班三角,即书记、班主席和班长,以支部书记为核心。一般来说,毕业分配时,班三角的选择性更多。如我也可以去北京汽车厂,那时叫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它分为南厂和北厂,分别位于垂杨柳和光华路,前者做北京吉普,后者做化油器、散热器和轴瓦等附件。因此,总结起来,我到长春上吉林工业大学,是受《汽车拖拉机画报》封面的影响;而去一汽,是受饶(斌)厂长的影响。设计革命化设计革命化,也称为“下楼出院三结合”:从设计处这栋大楼,到发动机厂三楼去搞设计,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上班有两种选择:一是先报到,再回家;二是先回家,再报到。我选择了后者,后来才明白选错了。按照规定,15日前报到可开一个月工资,15日后报到则开半个月工资。休完假后,我当月底才去报到,所以只拿到当月一半工资,当时我的月工资是46元。跟我一起分到长春的同学有六七个,有的到一汽,有的到长春汽车研究所,有的去了九院(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我被分到产品设计处发动机实验室。产品设计处是个大处室,当时有300多人,主要搞产品开发,包括设计、试验和试制等。产品设计处又细分为车身科、发动机科、底盘科和综合科,综合科主要搞电气、非金属和标准化。封面产品设计处处长是陈全,已去世。他是1930年代的老干部,印尼华侨。抗日战争期间,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他是出力者,买了辆救护车,一直开到延安。发动机实验室又分为三个专业组,有30来人,负责人沈同文和黄厚元后来都被抽调参加二汽建设。在计划经济时代,一汽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得由国家计划统一安排。你想做什么车,也得经由国家下指令,国家拨款,而一汽挣的钱全部上交。因此,一汽只是国家的一个生产车间,给你钱你就干,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尽管这时国家不让一汽换型,但一汽仍开发了很多产品:如把解放牌卡车的载重量提高到五吨、六吨、八吨的CA150等,将汽油机变成柴油机,开发顶置气门发动机,如EM62、10B,机械?,三吨载货车,8x8、6x6越野车等。尽管没有投产,但经过开发、设计、试制和试验,锻炼了一批队伍。1964年全国开始搞“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四清”搞得好不好,对一汽的验收条件,主要看其产品是否换型、产量和职工觉悟是不是有所提高。这种背景下,一汽产量要从3万辆增长到6万辆,利用国家给的增加产量拨款,一汽决定同时搞换型。这时,工厂是一片大干快上的气氛。这期间全国正在开展“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讨论:你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共产党是革命派,孙中山是改良派,改良派没有成功的,所以只能当革命派。当革命派就不能脱离群众,不能脱离实际闭门造车,而要彻底革命就得下楼出院走“三结合”的革命路子。其实这也有背景,设计处当时被称为“大油锅”,科技人员属资产阶级苗子,设计处的设计师往往是一支笔,一块图板,一杯茶水,窗挂蓝蓝的窗帘,窗台上还摆着几盆花,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情调”。因此,就让他们到相关工厂走“三结合”革命道路。搞发动机的到发动厂,搞车身的到车身厂,搞底盘的到底盘厂……我是搞发动机的,就到发动机厂参加由领导、设计、制造(工艺,工人)、试验人员组成的发动机小分队。我主要参加CA140发动机的配气系统设计,包括凸轮轴、气阀、梃杆、气门弹簧、摇臂和进气管等部件。设计完成后,一起配合搞试制,这就需要把零件送到车间去。打个比方,铸造毛坯出来后,你得用小车把毛坯件拉到机加工工序处进行冷加工,这道工序做完,再拉到下一道工序。这就是当时提倡的“小车精神”,我们都要拉小车,跟着零件走。这样速度快,避免中途出现停滞现象。第一轮搞汽油机,我印象很深,只用了57天。这个过程是:设计图画到可以生产毛坯,就描、晒毛坯蓝图,毛坯试制开始;待画到可以冷加工,再描晒一次发图到冷加工单位。为抢进度,把晒好的蓝图同时分发给不同的加工单位,同时配以“小车精神”,让自己跟着零件走,每位设计者都盯住自己的零件。这样发动机很快就做出来了,而且设计师和工艺人员、现场工人结合到一起干。大家都干得很起劲,感觉很有收获。尤其是当毛坯还有热乎劲就拿到手,这就表示有能耐:那边刚一出炉,就赶紧搬到小车上,让加工单位加工出来。但文革一来就全乱套了,没人说要干什么,也没谁说给钱干这一切就停止了。独立大队队长乱世里没人负责,我就负责整体协调,把不同的人派到各试验点去跟车。为防备造反派捣乱,我们在车前挂个大红牌子,上面写着“中央试验车”。文革时,我才毕业三年,因为根红苗正出身好,还算是个小造反派。“下楼出院”时,我们成立了发动机设计小分队,张曰骞、毛德犹是队长。文革来了,他们很快就被打倒,上面又派来个李保定,后来发现他当过“三青团”员(三民主义青年团,1938年在武昌成立),在五台山还当过和尚,便开始批斗他。因受不了刺激,李回家后自杀。但小分队还得有人管,大伙就选我管,也没人任命个什么官。于是,我领着大家继续抓革命,促生产。大家革命热情高涨,写黑板报,写诗歌,往往你一句他一句,人人都写。我记得其中有几句是:一斤铸铁一斤面,四个馒头两毛钱,馒头落地心可惜,铸铁落地用脚踢。我们搞过增产节约,通俗讲就是产品设计能否增产,成本能否下降。学习过欧阳海、王杰等革命烈士。积极参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不要山不变水不变,经过革命什么都得变……当时就是这么一种气氛。小分队坚持生产和试验。发动机厂闹革命的人说,你们从设计处过来,不归我们管。而设计处也不管我们。这样,我们就成了“独立大队”,约有30人,这些人都搞过设计,拉过小车,跑过试验。发动机装上车后,独立大队成员还到新疆、海南、湖北等全国各地去做试验,了解用户对产品的反馈和建议。军代表一来,派系之间斗争加剧,一汽停止生产。但这时还有很多车在外面跑试验,乱世里没人负责,作为独立大队队长,我就负责整体协调,把不同的人派到各试验点去跟车。为防备造反派捣乱,我们在车前边挂个大红牌子,上面写着“中央试验车”。他们出差回来后,再完善图纸和资料,写设计报告和试验总结等。文革后期,1969年左右二汽上马。二汽由一汽包建,本来汽研所在南京帮二汽开发产品,做了嘎斯51。后来认为二汽还是做5吨车合适,要重新开发肯定来不及,正好一汽有现成的5吨车,便把CA140无偿给了二汽。1980年代老解放要换型,就开始搞CA141,也就是CA140的下一代产品。一汽包建二汽,人是关键,当时负责二汽筹建的饶斌便来找过刘守华要人。分家时大家都一样,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就好比朱德照和我,汽研所建过两个所,一是重庆所,分走80多人;二是天津所,派朱德照筹建。分家时问题就来了,有些他想要的人,但我不想给。有些我愿意给的人,他又不想要。还有些刊物,朱德照想拿走。我说这不行,有两套的,你可以拿一套,我这边放一套。但只有一套的,你只能拷贝带走。因为这些琐事,我们闹过很多不愉快。哈哈。现在回想起来还挺有意思。1969年末,军代表搞精简机构,革委会成立精简办。我从独立大队回到工艺处领地,但工艺处已和设处室合并成立科技部。这样,我便进入精简办。精简办约40来人,督导各个厂定编定员。在这次精简机构中,各单位的知识分子大量下放到工厂车间劳动。印象中,知识分子下放便从这时开始,设计处的很多人被下放到发动机厂、运输处、底盘厂、车身厂等各个分厂。干了不到半年,我就被抽调到红旗保险车项目组,参加CA772B 300马力发动机的设计和试验。防弹车可不是一般人就能进去,除业务层面技术过硬外,还要求政治上绝对可靠。我从农村出来,又是贫农,社会关系简单,没有亲戚朋友在海外,除了老农还是老农。我们这批人,包括杨建中、陈盛象、颜景学、苏湘洲、徐德金等,用了一年时间做出300马力发动机。我和徐德金等人承担曲轴、连杆、活塞、轴瓦等运动件的设计,同时承担全部整机的台架试验和整车匹配验证工作。1972年尼克松访华,坐的就是我们做的防弹车。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一汽设计处要做0.8吨4×4轻型越野车,我被抽调参与越野车项目。但越野车还没做完,珍宝岛就打完了。最后我们只做了40~50辆越野车,没有给部队用,就在厂内自己消化掉。不久,国家钢铁工业要大上,需要矿山运输车,一汽提出要给矿山备骏马,需要做60吨~100吨的矿山车。设计处又集中了一批人搞开发。这个项目我没参与,但0.8吨越野车项目我一直跟到底。不愿兼纪委书记文革时遗留下来的事情需要调查、核实,并逐渐落实,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人的成份和出身,文革中的言行表现等。而我这个知识分子就怕这些事。因此,一汽产品设计处当时做过很多产品。如备骏马时,一汽和湘潭电机厂一起做100吨电动轮,后来产品送给了湘潭电机厂。像这样的事,一汽还做过很多。再如,当时设计处出图纸,底图出完后,要送到北京晒图社。很多企业向一汽要图纸,有时我们嫌麻烦,就直接让他们到北京晒图社要图。改革开放后,图开始值钱了,但我们不知道怎么定价,一说向人家要钱,连嘴都张不开。我们这些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也都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才对这个社会有所认识,有所适应。就像“四清”时,提名工程师都属于名利。名利是什么?资产阶级思想,那都不行。因此,第一次提名时,谁都不提,总觉得不能自己去提。后来看到实际利益后,开始有指标限制,落实政策也相当痛苦。有人问,徐老大,为什么我不能被评上,我和他比差什么?你给我指出来,我好改正。你能给他指出问题来吗?让他俩比,谁哪些地方更好?这些思想工作怎么做?所以当领导很痛苦,也难当。而这种认识和思想的变化,不是一个简单过程。1979年,一机部决定将汽研所交由一汽领导。汽研所要与设计处合并,为什么合并?汽研所搞科研,不能转换成经济效果,当时的汽研所支持一批小弱车企,它惟一做得较成功的大项目是为杭州柴油机厂开发的6120发动机。一方面,汽研所需要跟生产实际相结合;另一方面,一汽要换型,需要加强设计处力量。双方合并,各有所需。难处也很多。汽研所是部属一类研究所,合并后这块牌子怎么处理。工资待遇方面,作为事业单位的汽研所跟企业一汽比,有时高,有时低,合并后的工资怎么定?事务环境方面,汽研所的条件要比设计处好。本来上面发文,要求汽研所和设计处要在1979年完成合并。这期间正好遇到福利分房。汽研所的人说,你设计处不能来人,把我汽研所的房子分了……你们那里工龄都较长,等我们把房分完后再合吧。这样等到日,双方都分完房后,汽研所与一汽设计处正式合并,成立一汽汽研所。对内仍叫设计处,职能是对汽车厂行使产品开发(对内用设计处章);对外仍行使汽车研究所的行业职能(对外用长春汽研所章)。当时是两块牌子,一队人马,大门口的牌子挂的是长春汽车研究所。合并过程中随之成立工委会(工作委员会),由两部门相关负责人组成,其中汽研所代表有陈全、陆孝宽、张羡曾、徐杰等;设计处代表有刘经传、潘荣生、富侠和我。1981年汽研所改选党委。我是副所长,被选为党委委员。书记由总厂派任,名叫卢一峰,此人已去世。副书记选谁?后来说,徐老大岁数小,很有前途,让他当吧。我去找卢一峰。我说,一般副书记都兼着纪委书记,叫我当副书记可以,但纪委书记我不当。卢一峰被我闹得实在没办法,就说,这样吧,你当副书记,纪委书记我兼着。为什么我不愿兼纪委书记?因为这套检查机制相当复杂,文革时遗留下来的事情需要调查、核实,并逐渐落实,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人的成份和出身,文革言行表现等,而我这个知识分子就怕这些事。我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文革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问题。包括造反派,他也是响应当时的号召,这和他个人有什么关系?运动起来后,又说什么用过劲了,是别有用心,要重新查处。当然,也许存在“别有用心”之人,太难辨别了。我不想做这些事。甚至运动中有些事情我也没想明白。昨天咱俩还挺好,是革命同志,第二天他就变成反革命,被批斗,他怎么一宿就变成反革命了?这不好理解。本来在一起工作挺好,想想我们初到汽车厂时,都是单身,一到过年过节,食堂放假,没地方吃饭,人家好心邀请我们去做客,还得买菜买肉包饺子,这应该感谢人家,后来却被说成是抢夺青年一代,实际上人家对你并不坏,这不是太没良心了吗?所以像这样的事,我不愿意介入。两件大事和一件小事回顾这十来年的工作,我在汽研所其实就干了两件大事和一件小事:两件大事分别是CA141换型和强化自身能力建设;一件小事是抓向心力。1981年我任汽研所副书记,当时所长是刘经传。一年后,刘调任总厂总设计师,后来是解放汽车工业联营公司董事。接任者是耿昭杰。耿本来已被提为一汽副厂长,他到汽研所相当于“镀金”。否则你不懂产品,不懂开发,这个厂长当起来也有短板。汽研所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那真是七嘴八舌,极其不好管理。刘经传一走,可能耿昭杰也感觉有些压力,需要人来抓工作。而我这人,说话嘴没遮拦,一不想当官,二没有任何图谋,只想干点具体事情。耿昭杰过来就找我谈话。他笑着说,徐老大,你这样连个党员都不太像,还当什么书记。算了,你来当一副吧。耿1935年出生,比我大3岁。所谓一副,就是汽研所第一副所长。这样我从1982年开始当一副,到1990年离开,一直在这里工作了10年。我被任命为一副后,汽研所重新提拔了一个副书记。正好赶上一汽换型,CA141要出图,大家都很忙。到了1983年,耿昭杰任一汽党委副书记,他基本就在总厂处理事务。到1985年,一汽换届,耿昭杰为厂长,韩玉麟任解放联营公司董事长兼汽研所所长。他们都很忙,汽研所具体事务则由我这个一副管理。大约是在1986年,韩玉麟对耿昭杰说,我虽然名义上是汽研所所长,但基本没怎么管过。汽研所一直由徐老大管,他管得也挺好。你要看他行,就让他管,要是不行,就换人。总厂经过讨论,同意任命我为所长并上报机械部,我从1986年干到1990年。这期间,正值一汽搞六五规划,汽研所有一栋红楼,一栋电子楼,一个试制车间。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扩建汽研所,后来地方不够,又在发动机实验室后面增加了十几万平方米。回顾这四五年的工作,我在汽研所其实就干了两件大事和一件小事。第一件大事是CA141换型,包括设计、出图、试制和试验。第二件事就是强化自身能力建设。一件小事就是抓向心力。当时汽研所对自己都妄自菲薄,只要上面有领导一来,他们就互相告状,互相埋怨。我说,要是这种风气不转变,内部不能形成向心力,汽研所就会出问题。刚好有个机会。汽研所自己没有试车场,当年我们试车,要么在公路上试,要么到飞机场做性能测试。长春机场较小,我们一般到公主岭机场试。因为用了人家场地,每年“八一”,我们就会送些小礼物,以加强联系和增进感情。有一年,耿昭杰跟着我们一起去。他提了个建议。他说,咱们也别成天给人家送锦旗,送牌子,这也没太大意思。咱们带个篮球队去,和他们打场比赛。我们就从汽研所选人组成球队,因担心实力悬殊,还向一汽其他部门借来几个高手。结果打到128比53时,对方就不愿意打了。我和耿昭杰在下面坐着看,感觉脸都没地方搁。我问耿昭杰,打成这样,明年还打吗?他说,你明年还带一个队来,但一定要把128变成你的分数。回来后,我就去找王彦信,他是汽研所人事科科长,后来当过汽研所书记。我交给他一个任务。我说,你去把吉林省体校××班给搬过来,要求他们不仅会打篮球,还会打排球,而且工作表现也要好。结果他把吉林省二队的一个班给挖了过来。这支球队很厉害,第二年我们再跟公主岭机场球队比赛,我们大获全胜。不仅如此,汽研所组建的球队,在一汽总厂也没有对手。不仅球打得好,这帮人的劳动表现也不错。当然我也付出了代价,比如给他们安排好的工作,有好的待遇。于是有人说,汽研所快变成体育学院了。话虽如此,但每次打比赛,大家也都愿意来看。歌咏比赛也是这样。这帮人非常能吃苦,每次比赛前,他们自己先练习,然后再一起合三四次,就可以上台表演。汽研所大合唱指挥是李蕴,她本人在一汽也很有名,她父亲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尹升山,曾导过《上甘岭》。有次合唱《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邀请长影乐团伴奏。汽研所站在台上表演,下面全是掌声。通过这些方式,汽研所逐渐形成凝聚力。从此后,汽研所埋怨自己的事也基本杜绝。最艰难的事最难的事情还是汽研所和设计处的合并。合并前,汽研所有700多人,设计处有500多人,实质是用这500多人改造700多人。回想起来,最难的事情还是汽研所和设计处的合并。合并前,汽研所有700多人,设计处有500多人,实质是用这500多人改造700多人。汽研所的前身可追溯到1950年在北京成立的汽车工业筹备组汽车实验室,1956年发展成为一机部汽车拖拉机研究所,1957年划分为汽车研究所和拖拉机研究所,1957年底迁到长春。因此,由于体制上的原因,汽研所理论知识较强,对先进技术掌握较多,但它长期独立于企业之外,实际设计经验和产品开发能力不足。而设计处从一汽建厂开始就搞产品开发,为企业提供服务,实际操作经验丰富,但理论水平相对较弱。最关键的是,一汽和汽研所都有合并意向,但下面两边又互相瞧不起。汽研所有人担心进入一汽后地位会降低,影响出成果,而设计处有人担心难合作。要把他们捏合起来就很困难。并且汽研所有科研项目,合并之初,他们不愿意放弃,也不情愿搞具体产品开发。这也很好理解,科研项目做完后,上面验收完就完事,没有责任。而产品开发经受生产和用户考验,有后果责任,所以原汽研所的人不愿意干。后来,我提出一汽研究所要为行业服务和为企业服务,产品设计和科研必须为产品换型服务的指导思想。对一些没有“咸淡”的课题停下来,让他们参与开发产品。同时,我还从设计处把轻型车开发任务及轻型机的开发工作拿过来,交给汽研所底盘、整车研究室人员去干。这样就发生了矛盾,设计处已经干到半截(当时设计处的轻型车图仅是测绘图),汽研所接着干。汽研人员说人家高手干了,我不能乱改;设计处人说我没资格校人家的图,所以,不愿承担校对图纸。因此,从图纸到生产环节,设计处做得较粗,因为并没有想要干,而汽研所接手后也没有使劲,就直接用设计处出的东西。这样实际生产时毛病很多,再让设计处帮着改,他们不愿意帮。为保试制进度和产品质量,没办法我就亲自去请原设计处的专业人员校画,讲好一张图给多少钱,用这套方式来改造双方思路统一。其他方面也有矛盾。比如汽研所外语好,出国机会多,设计处就有意见。他们说,我们成天在家里干活,没时间学外语,没有出国机会。但到年底评优或者选劳动模范时,往往是设计处评得较多,因为他们干具体活多,有项目成果。汽研所也会心有不平。我就想办法平衡,让他们自己把相互隔离的概念消化掉,这个过程很漫长。磨合需要时间,时间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当然还有人员的互调和领导人的交流等等。1987年10月,一汽将轿车所划归汽研所管理。轿车所成立于1986年,轿车厂设计科为基础成立。成立初衷是为提高轿车开发能力,以刚成立时,轿车所业务归汽研所领导,行政隶属轿车厂。轿车所有发动机科、底盘科、车身科和总布置等,有100多人,所长是关俊峰。划归后,我兼轿车所所长。汽研所新增设试验部、轿车所两个部级建制部门。其中,试验部下设7个科室,轿车所下设6个科室。有了设计处与汽研所的合并经验,我对轿车所的原则是就高不就低。比如我从南院来,有好事会照顾些北院,这样随着时间推移,慢慢把相互之间的痕迹抹掉了。1988年,总厂体制改革,设立八大部。我被调到轻型车部,“上轻轿”是一汽七五规划重点。非常有意思的是,刚到轻型车部出趟差回来,时任汽研所书记的过仲珏到机场来接我。看到他,我有些意外。我说,干嘛我出差,你来接我?他说,先到车上,我再告诉你。我一上车。他就说,你又回汽研所了。接着,他讲了事情原委。原来我调走后,一汽任我当所长时的总师王 ?垂为汽研所所长,但王属于纯知识分子类型,不擅于管理人事、财务和杂事。于是,汽研所有帮人就多次去找总厂领导,他们说,徐老大不能走。这样就又把我调回汽研所。调出无文回来也无文。回来后我接着干了两年多,然后被调往总厂。和耿昭杰约法三章第一,调我去总厂,但像××那样安排,我不干,不要叫我坐冷板凳。第二,你只能管我,但不能管我管的事。第三,我的嘴不好,说话没把门,我要改,尽力与各位班子成员处好。一旦出毛病影响工作了,你放我回汽研所或我自找工作。被调往总厂,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如汽研所权力太大,有个别总厂领导感觉到汽研所办事较费劲。为什么这样讲?有时我感觉到有些事情不合理,不合理时我就有抵触情绪。举个例子。当时汽研所要搞改装车,但总厂不同意。我认为,产品在生产和销售前,应该要有探索市场和暴露问题的过程。于是,我请求长春市税务局给个政策:每个品种不超过2000辆,可免税,这也是对汽研所、对科研单位的支持与照顾。有这个政策后,我从总厂调来零件,汽研所改装车厂装车卖。总厂也是按照市场价卖给我,而我挣的钱就是长春市税务局给的免税钱。总厂不支持、不照顾我,我内心有意见。后来,一汽成立四环公司,这也有个改装车厂。他们看到汽研所这边长轴距车卖得非常好,便也想做。由一汽出面,要把该车产品调给一汽四环。要调走我生气不给,我说,你看看产品开发规划里有没有这个产品,你没有计划,又没给钱,说明这个产品是汽研所自己开发的。你现在要一平二调,我不能给。因此,分管一汽四环的副厂长对我意见非常大。他派人来要图纸,我不给。他打来电话,我不接。这样,他就去找耿昭杰。他说,汽研所反天了,没法管。徐老大要在那里干,这个厂长我就不当了。其实我并没有真想不给他,但是我心里有气。虽然放话说不给,实质还是在让汽研所准备。因为汽研所自己做的时候,图纸并不全,但有设计师现场服务。而一汽四环要想做车,必须要全套图纸,就需要时间画图。其实我们正在组织加班出图。还有些例子。如试制车间有材料和样件,产品试制时材料肯定不是正好,总有多或少,得处理掉。当时一汽也很困难,汽研所要花钱,总厂给得也不及时。因此,我们就用卖次品或者多余东西的钱来购买一些外协件。这样也有人向上反映,汽研所哪来这么多钱,他们自己都能运转起来。上面就派会计师来查账。一个月后,查出一汽总厂还欠汽研所二三十万元。查完后他们要走人。我说,你们不能走,开始本来要找我的问题,结果什么事也没有。这对我是一种侮辱,现在总厂差我多少钱,把这笔钱补上后再走。我这个人就是嘴不好,心里有话就得说,还不讲时间地点、方式方法。很得罪人,特别是领导。总厂整顿办派王震来整顿汽研所。王震原来是一汽轿车厂厂长,是个老革命,级别很高,能力也很强,他是整顿办主任。他说,汽研所最好别去(整顿),徐老大那地方,不知道水有多深。去了后反而越陷越深,出都出不来。类似这些事情,我这人与上级领导关系不算太好。每年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时,汽研所负责产品开发,而且做得也不错,特别是在产品大换的年代,还不能不评。但评的时候,大家往往会先议论汽研所一番,先议论徐老大一顿。这些问题累积到一起,尤其是分管一汽四环的副厂长到耿昭杰那里告完状后,耿就来找我。他一进屋,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这边刚打完架,耿厂长就来了,肯定是要兴师问罪。老大,你干吗呢?耿问道。我说,我写辞呈呢。没说话,自己倒了杯水,转身走了。他去找我下面的几个副所长,和他们叨唠这件事。下面的人说,耿厂长,我们老大已经开过几次会,安排了这件事。他要求我们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把图纸画出来,交给一汽四环。耿厂长这下明白了。不是我不给图纸,工作已经安排在做。他一看情况是这样,就笑了。临走时,他说,老大,别生气,这事由我来处理。准备调我到总厂时,耿昭杰又来找我谈话。他先做了些铺垫,说我在汽研所干得不错,总厂又怎么需要我。我说,你别和我扯这些。我们都明白,你调我去总厂,是下面有些人让你很难受。这些我理解,我可以去,但我有几个条件。什么条件?他问。第一条,你调我去总厂,但像××那样的安排,我不干。××从汽研所出来,当时也是一汽总工程师,但他对一汽并不太了解,所以很难一下子就将工作开展起来。调到总厂后,他先到各个厂去了解情况,其实质并没有干总工程师的活。第二条,我说,我这人嘴不好,我改,但让我一下子就改好,很难。我很可能碰了你们谁,当我碰了谁的时候,发生矛盾,我可以检查错误,但如果不是我的错误,我绝对不检查。如果你感到难办,你就把我放走,我上哪里都行,但你不要叫我坐冷板凳。第三条,我说,我过去后,我管的事情只能我管,你不要去管,你只能管我,但不能管我管的事。你要是管我管的事,就把我废了。好。这三条我答应你。耿说。那我去试试。我说。应该说,一汽能发展到现在,尤其是一汽上轿车,耿昭杰功不可没。他当时是一把手,最终决策权在他手上。他目光敏锐,性子很急,争第一,创新业,并且好胜。他这人事业心很强,走道都有可能撞墙上。他开车,遇到拐弯,绝对不会提前拐,往往开过后,才想起来应该拐弯。所以他满脑子都是工作。我跟他一起出差,我不爱和他住同一层楼,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会找你,会来敲你门。在酒店,如果他住三楼,我肯定住四楼。他住四楼,我就住三楼。离他远点。他工作起来不分时间、地方、场合,就是这种责任心。此外,他的总结能力很强。开会时,大家意见出现分歧,他能迅速做好总结,并让多数人接受他的观点。这需要水平。还有,他做总结时,做会议纪要的人只要跟着记下来就行,回去后都不用怎么串,就是一篇很好的会议纪要。他的能力和水平都很强,尤其是讲话水平,真不错。但我也有持保留意见的时候。如跟大众合作生产奥迪,CKD搞了好几年。后来一汽就在奥迪基础上改造小红旗。但有些人不认可,说徐老大你这总工太不知道寒碜,把奥迪换个发动机,把四环摘掉就变成红旗。再后来,这就演变成一种计划生育用语。有次吃饭,有人说,徐老大,我给你打个谜语,奥迪摘环是什么?说实话,压力很大。其实最初这个车不叫小红旗,叫“华迪”,意为在中国生产的奥迪。一汽向上报了产品目录,也获得批准。 汤坑徐屋老大是谁但耿厂长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拉货的车,都叫解放;凡是拉人的车,都叫红旗。我当时坚决反对。我说,华迪都批了。后来耿厂长在全厂大会上宣布了两个“凡是”。这样我就无话可说,也不能再和他唱对台戏。华迪于是改名为小红旗。这个车生产后,1990年9月我被调往总厂,起初管企业发展,就在现在一汽-大众第二厂区那里,建车身厂、冲压厂和发传厂等。管了一年半的设备安装,直接管现场。后来任一汽副总经理兼总师,较长时间主持产品开发、企业规划、技术管理等工作,主要负责汽研所、九院、规划处、电算处、材料所、技术处等单位。直到1999年退居二线。因为我是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直到2003年65岁正式退休,在一汽干了40年。相关阅读: & 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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