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经济减速或使中国陷“中等收入陷阱”
来源：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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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潜在增长率是不应该被人为超越的，这样更有利于转变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而潜在的增长率又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得到提高？改革户籍制度对经济增长为什么可以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人口红利消失，我们又要如何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凤凰卫视12月29日《世纪大讲堂》，以下为文字实录：
蔡昉：经济减速或使中国陷&中等收入陷阱&
王鲁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年均百分之九的高增长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经济发展导致的资源环境成本越来越高，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呈不断扩大之势，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迈过五千美元门槛儿，国际经验还表明，此时极易滑入中等收入陷井，再加上中国当前正处在人口红利消失，以及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关键转折期，这一些都对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资本市场等将有着潜在而深远的影响，如何认识中国目前的经济减速，面对当前的经济减速，该用什么方式来应对？要实现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又有哪一些途径？有关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先生，他给我们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必须通过的减速关》。
解说：蔡昉，中共十八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近年，获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第四届中国发展百人奖，第四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第一届中国软科学奖。2011年获中华人口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被评选为影响新中国六十年经济建设的一百位经济学家之一，他先后三次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进行讲解，其中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就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进行了讲解，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三农问题的理论与政策，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收入分配和贫困等领域。
王鲁湘：蔡先生您好。
蔡昉：您好。
王鲁湘：我记得您发表过一个观点，说大概在四年以前中国的人均GDP七千美元，这样一个叫做&魔幻&数字的这个点，中国已经就触碰到了是吧，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人均GDP七千美元为什么叫做&魔幻&的这么一个数字？那么碰触到这个点意味着什么？
蔡昉：其实这不是我的研究成果，这是其他的经济学家发现，他们用世界上其他国家，从中等收入再往上发展的过程中，大约在人均GDP按购买力评价计算七千美元的时候，很多国家开始停止了它的高速经济增长，那么会出现减速的可能性，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减速了，但是相当多的国家都减速了，因此他们认为带有一定的规律性，那么因此既然我们中国已经超越了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也会存在着经济增长减速的可能性。
王鲁湘：这就是和GDP人均五千美元的中等收入陷井是差不多一个接近的概念？
蔡昉：其实差不多，但是说你减速并不意味着就是陷入到了中等陷入陷井里头，但是取决于说你减速减了多大的幅度，那么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减下去的，那么随后你能不能维持一个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你还可以继续适度地经济增长，你可能会增长慢一点，但是你还可以不断地向高收入国家来靠拢。那么否则的话那可能就是，如果你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在中等收入原地踏步的话，那应该说就是中等收入陷井了。
王鲁湘：那就是大量的社会问题积累不能解决。
蔡昉：对。
王鲁湘：那么中国经济现在减速的原因有多种，您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蔡昉：我觉得它的根源还在于说，我们的人口结构变化了，劳动年龄人口如果不再增长，反而是负增长的话，那就意味着说我们的劳动力供给就不充分了，那么我们过去可利用了的人口红利就消失了，那么很自然它会导致我们经济增长的减速。
王鲁湘：那么所以减速的这个指标，这一次的我们政府，包括我们党，现在把目标定在了百分之七点五是吧，这和过去的两位数的增长应该说调低了很多，那么我们说这个调速也好，调这个经济数字的增长指标也好，其实那是个表面现象，关键就是通过这种调速和调指标是要达到调结构，如果结构没有调，那么调速就是一个净损失了对不对，您觉得这个百分之七点五的这种调速，对于调结构能有推动作用吗？
蔡昉：我觉得是有的，就是实际上我们&十二五&期间确定的预期经济增长速度是百分之七，那么今年是确定的是百分之七点五，我们知道十八大提出了从2010年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那么这个目标事实上它要求我们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甚至不要百分之七就可以达到，那么这些信息都表明就是中央在倡导一个说，我们不再追求过去的过高的速度，利用这个留出一定速度余地的情况下，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那么让我们的经济增长还能增长，但是我们不求快，但是是一个理想的适度的速度，而这个速度是建立在经济增长更加平衡，更加协调，更加可持续的基础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个人认为我们适度地放缓速度，是能够留出这个余地的，否则的话人们就会提出建议说，你看看城市化可以刺激出大量的投资需求，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刺激出大量的投资需求，那么这些再转换成我们的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宏观经济的刺激政策，就会又导致大规模的投资，那就离我们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就愈行愈远。
解说：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是什么对我们经济的高速增长产生的正面影响？又如何看待经济增长的减速？它跟九十年代的日本有何相似之处？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是可行的？
蔡昉：中国GDP潜在增长率维持在7.2％较合理
蔡昉：如果即使你不是学经济的，或者甚至你可能是个外国人，但是有两件事儿一定会对你产生非常强的印象，关于中国，那么第一件事儿，当然是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头，中国发生着其他国家都没有的高速经济增长，差不多三十四年了，我们接近于百分之十的年均GDP增长速度，这是一个事实。那么如果说我再问你，关于中国还有什么事实给你印象很深刻，通常外国人都会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那么计划生育政策实行的结果，同时也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是我们人口增长速度大幅度地下降，人口的生育水平也大幅度地下降，我们人口学家使用一个指标叫做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的含义是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
那么通常我们想，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就相当于一对夫妻两个人终身生育的孩子数，因此要想替代他们自己说他们去世了，然后孩子正好抵偿了他们，这样人口不增不减，我们想一想应该是两个，那么通常加上一点损耗吧，我们说二点一是一个合适的人口稳定增长，不增不减的一个替代水平的生育率。
《世纪大讲堂》节目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
首播：星期六16：15&17：15
重播：星期日08：25&09：20& 23：3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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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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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决策科学系主任
关键字:&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中等收入高收入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由世界银行发明的词汇，在西方学术界影响甚微，但却早已成为中国主流经济学舆论恫吓中国经济的常用术语。经济学家华生曾在他的著作《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中，专门用长文论证过中等收入陷阱一说的不可靠。但时至今日，这一术语仍然大肆流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朱天教授近日特别赐稿观察者网，提出了他对&中等收入陷阱说&的质疑。】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犹如感冒病毒一样突然在中国流行开来。这个听上去颇具宿命意味的概念似乎触动了上至政府高官、下至普通百姓的神经。
顾名思义，中等收入陷阱是说一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经济增长很容易停滞下来，难以逾越中等收入而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这个概念是世界银行两个经济学家Indermit Gill 和HomiKharas在2007年一份报告里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中等收入国家处在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的夹缝中，经济增长既慢于穷国也慢于富国，它们在劳动力成本上失去了优势，不能靠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同时又缺乏足够的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竞争。根据他们的说法，很多拉美和中东国家的经济长期陷于中等收入的水平而不能自拔，而东亚四小龙则成功的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虽然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在中国不断升温，但在国际学术界却影响甚微，几乎没有什么文献。国内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如华生和徐康宁教授等质疑过这个概念，但势单力薄，曲高和寡，没有激起多少涟漪。那么究竟是否存在一个中等收入陷阱呢？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会掉入这个&陷阱&呢？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犹如感冒病毒一样在中国流行。图片来自网络
世行收入分类标准：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叫中等收入国家。世界银行从1988年开始将所有成员国和地区分成低收入、中等收入（包括中下等与中上等）和高收入国家，其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又统称为发展中国家。
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是根据2012年各国人均国民收入（GNI per capita）来确定的：1035美元或以下的是低收入国家，1036美元和4085美元之间的是中下等收入国家，4086美元与12615美元之间的是中上等收入国家，12616美元或以上的是高收入国家。
根据这样的分类，世界上约35%的国家（地区）属于高收入国家，25%属于中上等收入，22%属于中下等收入，17%属于低收入（加起来不到100%是因为四舍五入的关系）。中国2012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为5720美元，说起来属于中上等收入，但其实只是略高于世界中位数的水平。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的最低标准12616美元其实并不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只是美国人均国民收入52340美元的24%。
由于世界银行设定的中等收入的区间是美元，一个刚刚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必须增长10倍以上才能达到高收入水平。世界上收入最低的国家是民主刚果（前扎伊尔），其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30美元，需要增长4-5倍就能达到中等收入的起点水平1036美元。也就是说，在增长速度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刚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要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所需的时间比最低收入的国家达到中等收入的时间要长。所以，按照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组标准，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难过跨越低收入阶段应该不足为奇。
世界银行每年会根据几个主要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对收入组别的划分标准进行调整（见表1）。例如，1988年第一次确定的高收入国家的标准是1987年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6000美元或以上，约为当年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28%; 到2012年，高收入标准调到12616美元，但只是美国收入的24%的水平。因此，世界银行划分收入水平的标准是个绝对收入标准而不是一个相对收入标准。如果这样的标准一直用下去，只要一个国家实际经济增长率大于零，早晚都会成为高收入国家，也就不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事实上，1988年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经济体有41个，而2013年则达到76个，也就是说有35个中等收入国家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跨过&中等收入&水平成了高收入国家。所以按世界银行的绝对收入标准来看，显然说不上有什么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应该是个相对概念
因此，只有用相对收入的标准来划分高中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才可能（但不必然）有意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等收入国家本来就应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高收入国家而言的。下面我用美国作为高收入国家的标杆，用一个国家（地区）的人均GDP占美国人均GDP的百分比来衡量其相对收入水平。
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追赶发达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必须快过发达国家。以美国为标杆，发展中国家的相对收入水平必须保持正的增长才可能缩小与美国的差距。
由于学术界在做跨国比较研究时，通常并不是简单地采用世界银行或联合国公布的官方统计数字，而是用宾大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简称PWT）的数据。下面我根据PWT的数据姑且将人均GDP不到美国10%的国家（地区）划为低收入经济体，达到美国40%或以上的国家（地区）划为高收入经济体，介于10-40%之间的就叫中等收入经济体。
以中国为例，1978年的人均GDP只是美国的2.4%，几乎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比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穷，2002年达到美国的10%，进入我们定义的&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最新的2011年数据显示，中国的相对收入达到美国的22.5%。
在PWT数据涵盖的167个国家（地区）中，有56个属于我们定义的低收入国家，绝大多数是非洲国家，也包括一些亚洲国家如印度和菲律宾；有46个达到我们定义的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其中刚刚&达标&的国家是波兰，其2011年的人均GDP是17560美元，高出中国85%。大多数拉美、中东和前苏联国家属于我们定义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共65个。
增长停滞与收入水平关系不大
自1960年以来的50多年里，有多少中等收入国家（地区）最终进入了高收入的行列呢？图1显示了1960年时相对收入达到美国10-40%之间的所有42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年间相对收入水平的变化。图中可以看出，只有12个国家（地区）在2011之前成了高收入经济体：亚洲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以及中东的以色列与中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其中西班牙、希腊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三个国家1960年的相对收入已经达到美国35%的水平。
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的相对收入水平要么原地踏步，要么还有倒退。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比美国更快，相当一些国家还慢于美国。在这个意义上，好像是存在一个中等收入陷阱。但这些国家相对收入增长的停滞难道真的与它们处在中等收入水平有关吗？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1960年时的低收入国家在过去50多年里的经济增长情况，我们会发现绝大多数国家的相对收入水平也没有进步。图2显示了1960年时相对收入不到美国10%的所有有数据的42个低收入经济体在年间相对收入水平的变化。可以看出，只有8个国家在2011之前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它们是非洲的赤道几内亚和博茨瓦纳（一个是因为发现了大量的石油，另一个是有丰富的钻石资源），亚洲的中国、泰国、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还有中东的埃及和突尼斯。
大多数低收入国家在过去50多年里的相对收入水平不仅没有增加，反而还下降了！所以，如果说中等收入陷阱存在，那么，也可以说存在一个低等收入陷阱。
现在讲起中等收入陷阱，给人的印象就好象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比较容易，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比较难。现在我们知道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增长的陷阱指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不比发达国家明显更快，导致相对收入水平增长很慢或者没有增长、甚至还下降，那么上面的数据说明，这个陷阱与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事实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都长期处在这样的陷阱里，与它们是否处于低收入还是中等收入阶段无关。既然如此，又何必将增长的陷阱与中等收入绑在一起呢？既然中国是过去三十多年里少数几个没有掉在增长陷阱里的发展中国家，又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会突然掉入这个陷阱呢？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在中国尤其不适用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尤其不适用于中国这样存在巨大地区差异的大国。
中国的人口超过欧洲、拉美和非洲各洲全部国家的人口，中国内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不一定比拉美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小。中国的31个省市自治区中有些已经达到或者接近高收入经济体的水平，多数属于中上收入水平，还有少数属于中下收入水平；除了沿海地区一些省市增长速度有所减缓，大多数省份的增长速度依然非常可观，没有明显下降的迹象。
图3中从左至右由高到低不断下降的那条曲线，显示了我国各省（市、自治区）2013年以美元计的人均GDP水平（左轴），另一条曲线显示这三年间各省（市、自治区）GDP的年均增长率（右轴）。可以看出，京津沪已经达到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
其实，除了这三个直辖市，中国还有30多个地级市（包括一些省会城市）的人均GDP达到了高收入经济体的水平。对于这些地区而言，显然没有什么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绝大多数省份都属于世界银行定义的中上等收入经济体，其中江苏、浙江、内蒙古已经非常接近高收入水平，沿海省份五年内都会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而其他省份的增长速度平均说来还快过沿海地区的增长速度。中国现在只有云南、甘肃和贵州三个省还没有达到中上等收入水平，但也很接近，而且近三年的增长速度明显高过全国平均水平。
即使考虑到地方GDP增长率可能被高估了2-3个百分点，中国各中等收入省份过去三年的发展速度还是非常之快，与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完全沾不上边。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模糊了中等收入国家之间巨大的差异，容易导致人们将经济发展速度简单地与收入水平挂钩，不利于我们去理解和探究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因。尽管如此，纠缠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的定义和价值已经不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是否会继续保持比较快的增长速度、最终像东亚四小龙一样在不远的将来（例如2030年）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呢？毕竟五十多年来只有少数国家（地区）跨过了中等收入阶段。
与这个问题直接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绝大多数五十多年前就已经达到中等收入的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未能跨越中等收入的水平，而少数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东亚四小龙）却能成功地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呢？国际学术界已经有很多的书籍和文章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并没有形成共识，争论仍在继续，不是我们这篇短文能够说清楚的。
中国经济不同于拉美国家，更像东亚四小龙
简单说来，从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来看，中国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水平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拥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而与增长缓慢的拉美国家差别很大。
在它们快速增长的时期，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虽各具特点，但也拥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例如，它们都是以制造业出口为导向的对外开放的经济体，与当时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同。它们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制度，但同时政府又比较强势有效，而且日本、韩国和台湾政府会直接参与到产业发展中去。香港政府虽然不直接干预经济运行，但是为市场经济提供了优越的法治环境和基础设施以及基本的福利保障制度。
在一个制度质量已经很高的地方，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也许不十分必要，但是对于大多数制度水平很低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直接参与到经济发展中可能是必须的。
另外，东亚国家（地区）的投资率很高，但由于储蓄率同样很高，因此不需要依靠大量外债来发展经济。与同等收入的国家相比，它们的人力资本水平比较高，都非常重视教育。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这些特征也都是中国目前所拥有的。
拉美国家的情况则很不同。大多数拉美国家在发展战略上一开始都采取了进口替代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很多被保护的企业效率很低。八十年代后开始市场化改革，但直到最近十年好像才在一些国家显出一点成效。
很多拉美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很差，经济大起大落。作为发展中国家，它们总体上储蓄率偏低，贸易赤字相对偏高，外债（尤其是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相比相对偏多，容易出现债务危机、货币大幅贬值和高通货膨胀。
中国经济所拥有的特征恰恰是拉美国家所没有的：中国储蓄率高，出口多年来保持顺差，外汇储备高，外债很少，通货膨胀也相对控制得较好。
不过，上面所说的最多只是造成东亚和拉美国家之间经济增长差距的直接的、表层的原因，并不能回答更深层次的一些问题。
例如，为什么东亚国家（地区）采取了出口促进而不是进口替代为主要导向的工业化政策？为什么拉美国家80年代开始放弃进口替代政策后增长速度并没有得到提升？为什么东亚国家的储蓄率很高而拉美国家储蓄不足？为什么东亚国家比拉美国家更重视教育、人力资本水平相对更高？同样是干预经济，为什么东亚国家的政府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加有效？为什么拉美很多国家的宏观经济波动大、控制通货膨胀的能力差？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我将在后续的文章里加以探讨。
当有人声称拉美国家陷在中等收入陷阱里并以此来警示中国时，其言外之意就好象这些国家曾经也和中国一样由低收入水平快速增长到中上等收入水平，然后就莫名其妙地停滞下来了。事实是怎样的呢？
几乎所有拉美国家在1960年时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阿根廷还是一个高收入国家，但多数国家的相对收入（即占美国收入之比）在过去50多年里没有明显增加，甚至还有下降。拉美没有一个国家曾经有过中国、日本和东亚四小龙这样持续20-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由表2我们可以看出，从任何一个连续30年时间的平均增长率来看，拉美增长最快的国家是智利，在年间人均GDP增长率达到3.8%，这也让智利成为拉美国家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但这个速度远低于新加坡的6.9%（年间）、韩国的6.7%（年间）和中国的9.1%（年间）。
从连续20年的平均增长率来看，巴西曾经是拉美增长最快的国家，在年间人均GDP增长率达到4.6%，这个速度同样远低于新加坡的7.7%（年间）、韩国的6.7%（年间）和中国的9.6%（）。即使看增长率最快的十年，东亚国家的增长速度仍然显著高过拉美增长最快的两个国家。
中国2030年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吗？
1960年以来，只有中国、新加坡、韩国、台湾、博茨瓦纳和安曼出现过人均GDP三十年平均增长率超过6.5%的发展速度。其中博茨瓦纳和安曼属于资源型经济体，博茨瓦纳是非洲最富的国家之一，但其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钻石，过去20年的发展速度大大放缓，而安曼则依赖于石油，经济增长受石油价格的影响很大。所以可以说，能够保持20-30年快速增长的非资源型国家最终都能够顺利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有什么理由中国会是个例外呢？
如果非要做个预测，中国到2030年几乎可以肯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即人均GDP达到美国的40%）。当年东亚&四小龙&在人均GDP达到美国的20％后，还保持了将近20年6％以上的增长速度。现在中国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来算）也已达到美国的20％，未来15-20年间中国经济肯定不会像过去30年增长那么快，但完全可能实现年均6％的增长。以美国年均2％的人均GDP增长率计算，15年后中国的人均GDP就会达到美国40％的水平。
这个预测很乐观吗？要知道，日本、香港、新加坡、台湾和韩国先后在、和1992年就达到了这个水平。我们无非在说相对于最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20年后的中国将会像20年前的韩国、25年前的台湾和40年前的香港。这听上去不像是个过于乐观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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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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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阳：世界银行对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国家地区的界定标准
程阳：世界银行对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国家地区的界定标准&&
世界银行：
计算的2010年人均GNI对各经济体进行了划分，组别分为：低收入经济体为1,005美元或以下者；下中等收入经济体在1,006-3,975美元之间；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在3,976-12,275美元之间；高收入经济体为12,276美元或以上者。&世界银行数据，2010年中国人均GNI4260美元，全球经济体中排名121位。
国民总收入（GNI）　　国民总收入（GNI）：一个国家一年内用于生产的各种生产要素所得到的全部收入，即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的总和。从国民生产净值中扣除间接税和企业转移支付加上政府补助金，就得到一国生产要素在一定时期内提供生产性服务所得报酬即工资、利息、租金和利润的总和意义上的国民收入。
一般说来GNI和GDP的差额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不同阶段。从《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中可以看出，1978年至1989是第一阶段，这个时期我国经济缺乏与外部资本的交往，这个时期GDP与GNI几乎没有差别。1990年至2002年是第二阶段，我国经济积极对外开放，大力引进外资，外商投资增加到一定规模之后，开始获利，此时GDP开始大于GNI，而且差距越来越大．从2003年开始是第三阶段，我国经济进一步开放，随着我国企业水平的提高，开始走向世界，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境外企业，有些企业开始盈利并把收益汇回国内，增加了中国的GNI。随着对外投资规模扩大和经营收益增加以及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收益增长，我国的GNI逐步增加，将逐渐取得GNI与GDP的基本平衡。随着我国大型跨国公司的增加，总有一天我国的GNI也会超过GDP，这是一个经济强国应该有的现象。
外资带来了经济繁荣，使得中国GDP迅速增加，但是，中国的GNI（国民总收入）并没有取得与GDP同样的快速发展。中国有可能出现“增产而不增收”“繁荣而不富裕”的后果。
中国GNI与GDP差额越来越大
程阳_2010年全球国家与地区人均GNI.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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