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原大地的寻宝人
&&&&&&&&&&&&&&&&&&&&&&&&&&&&&&&&&&&&&&&&&&&&& &文\秦汉&
&&& 周原地处陕西关中盆地西部的宝鸡一带，是周人的发祥地，遗留有大量大型的宫殿、宗庙遗址及众多的王室、贵族的祖茔。由于西周末年政治经济中心东迁，众多王室、贵族为避战乱，多将青铜礼器埋入地下，因而在周原一带形成了大规模的青铜器窖藏群。自汉以来，周原地区就不断有周代的青铜器零星出土，但缺乏连贯、详细的记载，失群的青铜器比比皆是。近百年来，这里经常有窖藏青铜器发现，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因而这里被世人誉为“青铜器之乡”。
&&& 原博物馆原馆长罗西章就出生在周原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从少年时代起就对古代的历史文化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他凭借自己半个世纪以来独特的人生经历和长期护宝、寻宝的实践体验，对周原的山山水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这片神奇的故土。说起罗西章和周原的缘分还真不算浅，周原是和周原文物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与周原的缘分就是与文物的缘分。
&&&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罗西章在周原大地大显身手的时候，哪里平整土地，哪里开展建设工程，都会有他的身影出现。这个时期，罗西章每年都要跑遍扶风境内的平原大川、山山水水。屈指算来，他在文物战线上一干就是40个年头，从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陕西，说到周原就必定要提到罗西章，因为他见证了整个周原文物从无到有，从星星点点的文物征集、挑选到多次参与重大考古发现，直到“青铜器之乡”的美名四海传扬。罗西章作为周原文物的第一代耕耘者，被人们赞誉为“周原大地的寻宝人”。
&&& 记得还在罗西章孩提时，年迈的老奶奶就不止一次对他说：“你是周公爷的娃娃，是他老人家把你送来咱家的，所以你的乳名就叫‘周来’。”从此，在他幼小的脑海里便深深地打下了“周”的烙印。当罗西章长到七八岁的时候，由于家乡没有学校，父亲便领着他到凤翔县城去上小学。当时父亲是个手工业者，在凤翔县城东大街开了一个小小的丝线铺，自做自卖，勉强度日。父亲铺子的隔壁是著名的“老凤祥”银铺，卖的都是金银器皿和首饰。罗家和“老凤祥”虽说是隔壁，但实际上只是门面隔开，后面却同在一个院子。“老凤祥”不但做金银生意，同时也做古董生意，经常有人送来刚从地下挖出来的古董。当大人们在观看或议论这些古董时，只要他知道总是挤进去看看，听听他们的议论。在这些议论中，往往会谈到历史问题和器物名称，他非常喜欢听这些历史故事，慢慢地对历史也有了兴趣。
&&& 罗西章在凤翔师范上学时，由于喜欢历史，连续三年当了班上的历史科代表。他从凤翔县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小学任教员。有一天，县文教局领导下乡时对他说：“到县文化馆工作吧，在那里你会大有作为。”从此，扶风县破天荒有了管文物的干部。罗西章到县文化馆工作不久，齐家村农民挖到一个青铜器窖藏。馆领导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他前去了解情况。当时他还没有自行车，这里又不通班车，只好步行往返30多公里把一件青铜器盘背回文化馆。这个盘的中间有一个铭文，当时他并不认识，后来才知道是个“它”字，故盘名叫“它盘”。此后，不论什么地方出土了文物，领导总要派他前往勘察处理。文化馆的库房堆放着不少农民送交来的出土文物，有陶器、瓷器、青铜器------他一有空就钻进去摸摸这个、看看那个，简直对这些文物爱得如痴如醉。从此，他便与周原文物结下不解之缘。
&&& 1976年春，罗西章有幸参加了由北京大学、西北大学等考古单位联合组成的周原考古队，对周原不断进行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其成果累累，使这个鲜为人知的古老而神秘的宝地声誉鹊起、驰名中外。国内外各大新闻媒体接连不断对周原文物出土消息的报道，吸引许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纷至沓来对周原进行学术考察和研究。省文物局领导让罗西章跟省文管会的师傅在周原地区学习文物知识和考古发掘技能，后来又派他到临潼姜寨遗址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工作。通过实践，他初步懂得了什么是考古，掌握了一些田野考古知识、技能及文物修复、文物复制等技术。
&&& 罗西章刚开始还兼管全县的文物，后来专门从事周原的考古、管理和研究。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国内外专家学才前来周原考察，他结识了不少历史、文物界的著名学者，聆听了专家们对周原文物、历史的精辟见解和论述，从中获益匪浅。周原是个文物知识的大课堂，他在这里学到了不少专业知识和田野考古技能，使他这个半路出家的文物考古工作者终于在文物这个行当里站住了脚跟。
&&& 扶风县任家村地处古周原的中心地区，地上地下文物遗存特别丰富。千百年来，村民们在生产劳动中常常会挖出宝物来，于是在这一带广为流传着挖宝、藏宝的许多事故。据有关人士介绍，1940年任家村一次挖出各类宝贝多达170多件。由于文物商贩、土匪多次来村侵扰，村民将宝物东躲西藏，致使宝物下落不清。不知流传的这些故事是真是假，这些宝贝至今藏于何处，罗西章想弄它个究竟。
&&& 这年冬天，罗西章开始在任家村一带调查此批文物的去处。他与村里仍健在的当事人交朋友、拉家常，宣传文物政策法规。在谈到宝物的相关故事时村民们滔滔不绝，但一提到藏宝及下落时，村民们便回避或不清了。罗西章又向当年的几位古董商了解这批宝物的去向，古董商掌握一些当年宝物发现后被埋藏、送人、卖掉等情况。罗西章对这批宝物的下落进行逐一查证，终于弄清了这些宝物分别被北京故宫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及周原、扶风县等博物馆收藏的情况。
&&& 有一次，罗西章在街上偶然碰到一个自己的学生。闲谈中学生提到几年前他在一家工厂基建时发现一批“金佛爷”，还有瓷罐、瓷碗、瓷香炉、“铁匣子”等近百件宝物。罗西章当即决定随学生前往当时的知情人处了解个究竟。巧是的，当时工地上的见证人大多是罗西章过去的学生，他召集这些人开了个小型座谈会，主要是回忆当年发现“金费爷”的过程和细节。据学生们说，当地基挖到2米多深时，发现一个用条砖砌筑的方形砖龛，龛内地面铺砖，中间放着一个大瓷罐，罐的四周放有香炉、碗、盏之类的瓷器。“金佛爷”就顺龛壁跟部有规律地整齐放置，各类器物和金佛多达百余件。宝物一现世，就被民工们抢的抢、砸的砸、踩的踩，基本上被破坏或流失。
&&& 罗西章在座谈会上通过宣传政策、讲清情理，动员大家把这些宝物献给国家。由于参加会议大多是自己的学生，会后很快便把这些宝物交了出来，共收到金佛17尊。据了解，有的把金佛放在装有杂物的匣子里，有的把金佛与灶神爷供奉在一起，有的将金佛爷供奉在案桌上早晚烧香跪拜。后来，罗西章在生产队长和学生们的帮助下，先后向该地来回跑了十四五趟，最终收到金佛46尊。据考证，这批鎏金铜佛应是扶风县唐贞观年间所建兴龙寺舍利塔地宫中之物，那件“铁匣子”很可能就是盛放舍利的铁宝函。
&&& 在上个世界的六七十年代，文物作为“四旧”是不能登堂入室的，大多数金属、纸质类文物经常被卖到了废品收购站。罗西章想到这个道道后，废品收购站便成为他常去光顾的地方。他常常抽空往废品收购站跑，钻到废旧书堆里“淘金”，还真拣了不少珍贵的古籍，“经、史、子、集”样样全，不断丰富了扶风县图书馆的馆藏古版线装书。那个时候收藏旧书是要冒风险的，一旦被造反派抓住，就会被扣上一顶政治帽子，他只能偷偷摸摸在暗中进行。他每次跑废品收购站总会有收获，他与方圆几十里地的废品收购人员都混个脸熟。
&&& 从上世界60年代至80年代的20多年里，跑废品收购站不仅是他的“必修课”，也从中掌握了许多规律性的东西：废品中的宝物要数绛帐农副业公司废品收购站多，因为这里是全县各分点的汇聚地。在资源匮乏的那些年代，各级部门十分重视旧物的回收利用，金属类的旧物更是重要的利用资源，但往往为了便运输而将一些大型金属物品打碎。罗西章跑遍各个回收点，要求师傅们对可能是文物的金属加以保护。
&&& 一天，罗西章从西安出差回来路过绛帐废品收购总时，发现近期又收购到30多件宝物，有西周的铜鼎、铜戈、铜车马器，汉代的铜锅、铜炉、明宣德炉等各时期的宝物，仅唐至汉的铜镜就多达18件。地处周原遗址中心的法门公社和周原遗址较多的召公、城关公社，秦汉遗址较多的揉谷、上宋等公社收购站的珍贵文物较多。以法门公社收购站为例，仅1971年6至9月的时间里，他便拣到西周完（残）铜鼎3件、铜簋1件、銮铃4件、铜戈壁滩件、镞2件、削1件、马衔2件，汉至宋铜镜5面、汉鎏金铜洗1件，共22件。
&&& 罗西章在县文化馆任文物专干期间的十二三年间，他每次下乡都要在自行车后边带个竹筐，回馆时筐内总是满满地装着征集或拣来的各类文物。据不完全统计，从1969年至1982年，他从废品收购站拣选回来的周原珍宝仅列入《扶风县文物志》的就多达600多件（铜钱除外）。这600多件文物就时代和种类而言，商周青铜器中礼器有鼎、簋、瑚、觚、爵、觯、盘等；兵器中有戈、矛、戟、戚、殳等；车马器有銮铃、衔、橛、镝、当卢、节约；生产工具有锛、斧、凿、削、刀、钻等。秦汉铜器有鍪、釜、甑、盆、盘、勺、耳杯、魁、钫、壶等；乐器有铃、钹、铙等。还有周到明清各时期的铜镜300多面和印章、造像若干等；量（衡）器有汉权、圭、撮等；铁器有汉代齿轮、鼎、炉、刀、铲、镢、瓮、镬等。
&&& 罗西章在扶风县文化馆、周原博物馆工作期间，为国家抢救、征集、拣选各类珍贵文物万余件，亲自修复各类文物千余件，其中有不少为国家级珍贵文物。他主持北吕、黄堆等大小10处遗址、墓葬的考古发掘工作，出土大量的珍贵文物；撰写大量有价值的考古发掘报告、简报和论文，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论文等200多篇，其中2篇专著和6篇论文分别被评为省市级科研成果1至3等奖。组织举办了《西周历史文物展》等大小10多个展览，其中《西周考古成果展》、《西周历史文物展》、《西周金文名家释评书法展》受到国内外专家和观众好评。1995年发掘确认了西周铜制取火工具――阳燧，被《人民日报》载文堪称为世界奇迹和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罗西章现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中国货币研究所特约研究员、西安市建筑科技大学冶金学院兼职教授、宝鸡市周秦文化研究会学术顾问，系首届郑振铎―王冶秋文物保护奖获得者、全国旅游行业先进工作者、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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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箙鼎（商代）
羊箙鼎&商代（感谢图片来源中华鉴宝网）
羊箙鼎&& ，出土安阳殷墟
【名称】& 羊箙鼎&(商代）
【类别】 铜器、
【年代】 商殷时期
【文物原属】 河南商代羊氏族
【文物现状】 馆藏【河南省博物馆】
&商殷早期羊囗鼎（羊箙鼎）
通高16.7、口径13厘米，重1.4公斤。
&盆式鼎，窄沿方唇，口微敛，口沿上一对立耳，圆腹圜底，三柱足粗壮。口下饰云雷纹填地兽体目纹，腹饰斜方格乳钉纹。
&铭文字数，内壁铸铭文2字
&铭文释文:为羊□（羊箙）
&&& 鼎是我国的代表。鼎在被视为立国重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直到现在，中国人仍然有一种鼎崇拜的意识，
“鼎”字也被赋予“显赫”、“ 尊贵”、“盛大”等引申意义，如：一言九鼎、大名鼎鼎、鼎盛时期、鼎力相助，等等。
青铜铸造的。传说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的图形，让人们警惕，防止被其伤害。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说，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发展为传国重器。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国灭则鼎迁，夏朝灭，商朝兴，九鼎迁于商都亳（b&）京；商朝灭，周朝兴，九鼎又迁于周都镐（h&o）京。
&&&&鼎又是旌功记绩的礼器。商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旌表功绩，记载盛况。鼎被赋予神圣的色彩，起源于禹铸九鼎的传说。鼎本来是古代的烹饪之器，相当于现在的锅，用以炖煮和盛放鱼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有三足圆鼎，也有四足方鼎。最早的鼎是黏土烧制的陶鼎，后来又有了用
.青铜铸的铜鼎。为核心代表，器制沉雄厚实，纹饰狞厉神秘，刻镂深重凸出”，是我国青铜艺术成熟期最具审美价值的青铜艺术品。
&&&&&&&鼎为中国古代炊食器。中国鼎文化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早在7000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的鼎。而其真正的发展最高峰则出现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尤其是商代以鼎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制作，盛行于商周时期，延续到汉代。在奴隶制鼎盛时代，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载“铸九鼎，像九州”。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等。青铜鼎的前身是原始社会的陶鼎，本来是日用的饮食容器，后来发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并被笼罩上一层神秘而威严的色彩。在古代,鼎是贵族身份的代表。典籍载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制度。此外，鼎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左传》有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鼎大多为三足圆形，但也有四足的方鼎。
现代汉字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等多次变化，但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商代距今约三千至三千七百年左右，属奴隶制社会时期。商人的发源地原来是在山东泰山以南一带。古籍记载：“契始封商，其后裔盘庚迁于殷，随为天下号。”从契至汤曾八次迁都，计有今泰安、曲阜、滕县、鱼台、曹县等地，都离兖州不远。
《宋书》-高辛氏之世妃曰简狄，以春分玄鸟至之日，从帝祀郊禖，与其妹浴于玄丘之水。有玄鸟衔卵而坠之，五色甚好，二人竞取，覆以玉筐。简狄先得而吞之，遂孕。胸剖而生契。长为尧司徒，成功于民，受封于商。后十三世，生主癸。主癸之妃曰扶都，见白气贯月，意感，以乙日生汤，号天乙。丰下锐上，晰而有髯，句身而扬声，身长九尺，臂有四肘，是曰殷汤。汤在亳，能修其德。伊挚将应汤命，梦乘船过日月之傍。
汤乃东至于洛，观帝尧之坛，沈璧退立，黄鱼双踊，黑鸟随鱼止于坛，化为黑玉。又有黑龟，并赤文成字，言夏桀无道，汤当代之。檮杌之神，见于邳山。有神牵白狼衔钩而入商朝。金德将盛，银自山溢。汤将奉天命放桀，梦及天而舓之，遂有天下。商人后改天下之号曰殷。
《太平御览》皇王部八《纪年》曰：南庚，自庇迁于奄。曰：阳甲，甲骨文做[羊甲。]即位，居奄。
《书》曰：盘庚五迁，将治亳殷，（自汤至盘庚，凡五迁都，治亳殷也。）民咨胥怨。（胥，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忧愁，相与怨其上也。）
《史记》曰：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後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在位二十八年。崩，弟小辛立。
《纪年》曰：盘庚旬，自亳迁于北蒙，曰殷。
《帝王世纪》曰：帝盘庚徙都殷，始改商曰殷。
又曰：亳殷，今偃师是也。然则殷有三亳，二亳在梁国，一亳在河南。鲜煳南亳，即今都也。蒙为北亳，即景亳，汤所盟地。偃师为西亳，即盘庚所徙者。
殷墟是中国晚期都城遗址，古称“”。
商奄有龟蒙二山。龟山莱芜，蒙山在临沂。从地图考证实际山东泰山离河南安阳很近。
&&&&&&&青铜器（Bronze
Ware）是由青铜合金（红铜与锡的合金）制成的器具，诞生于时期的。商代已进入青铜时代.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也已经出现。
&&&&&&&&殷墟青铜器，指的是中国晚期都城遗址殷墟中的青铜器。殷墟是中国晚期都城遗址，古称“”，甲骨卜辞中又称为“商邑”、“大邑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所证实的都城遗址，位于河南西北周围，由、、遗址等构成。
1928年科学发掘以来，殷墟出土了大量都城建筑遗址和以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丰富的文化遗存，系统展现了中国商代晚期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确立了殷商社会作为信史的科学地位。被评为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首、国家AAAAA级景区。
2014年5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人员，通过对商代具有铆头结构铸接青铜器的研究，发现安阳殷墟青铜器技术渊源中的商代南方因素。该个案的研究，或许可为青铜器的断代和产地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角度。[1]
在该项研究中，考古人员搜集到10件器物，其中包括属于晚商时期的3件盂、1件甑和1件偶方彝，中商时期的3件凤鸟斝，以及早商二里岗时期的2件双耳簋。通过对这10件器物铸造工艺及类型的演变研究，可以显示它们之间的技术传承并排列出清晰的谱系。
考古人员推测，早商的双耳簋和中商的凤鸟斝都具有东方玄鸟风格，是东方某个工匠发明了铸铆接分铸技术，并在很小的范围内将工艺流传，发明者和技艺传承人在东方某个作坊铸造了这5件属于早商和中商的青铜器。
&殷墟青铜礼器的大量出现，证明中国青铜文化已发展到了最高的阶段。以青铜礼器鼎、簋、觚、爵、斝，兵器戈、矛、钺、刀、镞，工具锛、凿、斧、锯、铲，乐器铙、铃、钲等为代表的殷墟青铜器，形制丰富多样，纹饰繁缛神秘。
层层叠叠的线条把动物形象加以抽象变化，采用极精细的几何纹和深浅凸凹的浮雕，构成形形色色的图案，布局严谨，庄严凝重。其夸张而神秘的风格，蕴含着深厚粗犷的原始张力和艺术的魅力，反映了殷商先民特有的宗教情感和审美观念。殷墟在青铜冶铸方面辉煌的成就使其成为世界古代青铜文明的中心之一。
安阳殷墟青铜器体现了商文化对异域文化和技术的强大吸引力。[1]中国青铜文化源远流长，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艺术风格。殷墟出土的大量的青铜器，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艺术品等，形成了以青铜礼器和兵器为主的青铜文明，达到中国青铜时代发展的巅峰，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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