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车共挽_百度百科
[lù chē gòng wǎn]
成语出自《·鲍宣妻传》，鲍宣曾经跟随少君的父亲学习，少君的父亲为他的清贫刻苦而惊奇，因此把女儿嫁给了他。少君甘愿随夫君受苦，退回了父亲赠送的丰厚嫁妆。夫妻二人志同道合，少君在家安心相夫教子，鲍宣也很争气，认真读书，后来官拜谏大夫。
鹿车共挽成语解释
鹿车共挽（lù chē gòng wǎn）
，成语，意夫妻同心，。
成语解释：鹿车：古时的一种小车；挽：拉。旧时称赞夫妻同心，安贫乐道。
鹿车共挽成语典故
《·鲍宣妻传》：“妻乃悉归侍御服饰，更著短布裳，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
鹿车共挽词语辨析
成语举例：元·《》：“鹿车共挽，桓氏不恃富而凌鲍宣。”[1]
常用程度：一般
感情色彩：褒义词
语法用法：作谓语；用于夫妻
成语结构：联合式
产生年代：古代
．汉辞网[引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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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版：青海日报9
昆仑顶上大声呼
共挽狂澜力不孤
　　编者的话&　　一百年前，辛亥革命推翻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一百年后的今天，正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在回顾这段历史风云时，我们无比欣慰、自豪地也看到了一大批青海籍的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的激情和梦想，在我们今天建设新青海的征途中，无疑会对自信、开放、创新的青海意识，提供一种历史的精神资源。作为长期致力于青海文化研究、挖掘的雯夔先生，耗费大量精力，从极为珍贵的资料、文献、典籍中百般搜求、千番爬梳，撰写出这篇极具价值和意义的长文，也可以说，它是青海近代历史“家底”的一次展录，本报《关注》栏目特辟版面以飨读者。　　　　“昆仑顶上大声呼，共挽狂澜力不孤”这两句诗是辛亥革命烈士、诗人周实于1910年10月为《民立报》创刊而作。这首七律诗充满了作者对革命的积极态度和必胜的信念。　　一年后，日，爆发了伟大的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开启了自由、民主、民族和国家的新政体。　　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我们缅怀为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仁人志士，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丰功伟绩。在这成千上万的仁人志士中，也有一大批青海籍的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他们以“我愿为祥风兮，恣披拂扫荡而莫我遮，以激起汝自由之锦潮兮，以吹开汝文明之鲜花”（高旭，辛亥革命知名志士《爱祖国歌》）的革命精神和理想追求，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职位上洒热血，抛头颅，为争取民主、自由、民族和国体进行不屈不挠的顽强战斗。他们的功勋，如巍巍昆仑，如莽莽祁连，永远矗立在各族人民心中。　　　　一、丁耀奎、吴钧签名“公车上书”　　蔡占珽、蔡廷基参加“保国会”　　　　晚清，随着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兴起，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许多国家的武装势力开始进入中国。尤其经过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等事件后，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很多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一些特权。他们在向软弱的清王朝施加压力，并继续摄取更多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主义发展信息和成果，比如通过办银行、开工厂，进行贸易、发展经济。还有发行报纸、兴办学校、进行传教等文化宣传，多少对清王朝官员和怀抱变革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智力起了一定的开化作用。于是朝野兴起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包括开展洋务运动在内，仿行西方教育、提倡科技、发展工业等。尤其是光绪皇帝接受了维新派的建议，制定相关国策、实行维新变法。在这场伟大的变革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为实现维新变法、强国富民的目的，做了大量的舆论宣传和组织工作。其中最有名的有“公车上书”和组织“保国会”等活动。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去日本与伊藤博文政府和谈，最后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消息传来，各省在北京会试的举人1300多人，十分不满，情绪激动。他们在康有为的领导下，聚集松筠庵举行会议，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并通过了举子们联名的请愿书，上报朝廷。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当时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16省的应试举人一千三百多人，一说603人，其中包括甘肃省的举子61人。西宁府举人丁耀奎（光绪辛卯科）、吴钧（光绪己丑科）也在请愿书上签了名。请愿书提出了资产阶级维新改良的政治纲领，上书由都察院以已批准了《马关条约》为由被拒绝。但却在全国广泛流传，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起点。　　丁耀奎、吴钧二人除了参加上述大会和上书签名活动外，还参加了由甘肃省武威府举人李于锴（后中进士）牵头的另一场活动。当时有甘肃省举人76人聚会（时青海属甘肃辖区），由李于锴执笔起草了“请废马关条约呈文”，痛陈“辽南既失，海险已为敌有，更割台湾，而福建势同孤注”。且“万一英法俄环起而与我为难，借辞换约，动肆鸱张，中国之地几何？当事何以御之？”（见《甘肃文史存稿》）。此呈文由李于锴、丁耀奎、吴钧等76名甘肃籍举人签名，后因都察院拒收康有为上书而未上递。李于锴等甘肃省76名举人这一壮举，虽未获效，但这一壮举充分反映李于锴、丁耀奎等人以布衣上书朝廷，反对卖国、反对侵略，表现了平民知识分子的一种创举，也表达了他们的爱国热忱。　　“公车上书”后，康有为等觉得要继续宣传和实行变法维新，开通风气，推动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就必须把志同道合的人联络起来，建立一个固定的组织。于是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联络下，首先在北京成立了“强学会”。参加学会的有一千多人，其中一半左右的人是各省举人。强学会的宗旨是“求中国自强之学”。并每十日进行一次讲学活动、叙说国家民族的危机，宣传变法图强的举措。北京强学会引起了朝廷和保守派的恐懼，便以“私立学会、议论朝政”被慈禧太后下令封禁。康有为无奈，只好离开北京，回广东讲学，团聚维新人才。到了1897年冬，法国强占了胶州湾，接着又发生了其他国家侵占中国土地之事，民族危机达到空前严重的地步。康有为立即返回北京，他一方面再次向皇帝上书请求变法，一方面在京城积极活动，准备重新组织学会。1898年4月康有为利用各省举子到北京应试的机会，便联络各省举子和北京的一些士大夫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组织了“保国会”。在保国会的推动下，全国各省也纷纷组织了类似的组织。在保国会成立大会上，会场楼上楼下坐满了人，据台湾史学家说约有三百多人。康有为发表演说，慷慨激昂，很多听众都流下了热泪。　　在这300多人中，西宁府举人咸发新、蔡占珽、蔡廷基三人在场，我们不知道他三人在会场是否激动地流了眼泪。但蔡占珽等三人是丁耀奎参加公车上书后青海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又三位年青人。　　咸发新是光绪二十年甲午科举人，此次是他第二次参加会试，这年他大约30岁。蔡占珽是丁酉（1897年）科举人，这年他44岁，蔡廷基也是丁酉科举人，这年他约24岁，年轻气盛、风华正茂。　　保国会的成立，对宣传扩大维新革命起到了重大作用，以北京为中心的各地维新活动纷纷展开。而受此影响的蔡占珽、蔡廷基和咸发新等人虽然这次均未考中进士，但他们在京城参加了保国会和一些活动，接受了康、梁、谭等人的新思想。返回西宁后，蔡占珽在后来的议会活动、辛亥运动中均积极参加，他曾担任了甘肃省议会会员，1912年11月积极联络、组织了国民党甘肃省支部西宁县分部，成员有100多人。蔡亲任支部长，常发表政见，开展革命活动。宋教仁被刺、国民党甘肃省支部活动被禁止，蔡占珽便转入进步党甘肃省支部西宁分部，继续为推行民主革命活动。　　　　二、诸学子接受新思想，众志士参与革命活动　　　　中国同盟会是孙中山先生建立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的建立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民族资产阶级独立登上政治舞台的产物。从1873年开始，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组织了许多革命的小团体，分散于国内外。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孙中山建立的兴中会、黄兴、陈天华建立的华兴会和蔡元培、章炳麟、陶成章等建立的光复会。这些革命团体各自活动，行动常互不一致。1905年7月（光绪31年6月），孙中山从欧洲抵达日本，看到革命日趋高涨，而小团体组织不适应革命斗争的开展，于是他在做了大量联络和说服工作的基础上，于7月30日在东京召开各革命团体联合会，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并于8月20日召开同盟会成立大会，除甘肃省外其余各省代表都参加了大会。大会推荐孙中山为总理，并通过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随后又编制了一套“革命方略”，制定了施政纲要及相关政策。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同盟会成立后，通过《民报》积极宣传“三民主义”等革命思想，并在与改良派的争论中，不断影响了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同时同盟会多次在国内组织武装起义，更加扩大了同盟会的影响。同全国一样，青海在外地求学的学子们，受到了影响和教育。当时，对青海籍青年影响较大的地区是北京、上海、武昌和省会兰州。　　从1907年开始，青海青年学子通过三种渠道到内地学习。一是科举制度，改革后，西宁府学子统一由当地书院、教授等推荐报考学堂，到北京、兰州等地学习，学子们主要考取的有京师大学堂、北京法政学堂、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堂、兰州立法政专门学校、甘肃师范学堂、兰州高等学堂等；二是由当地军政长官推荐，这类学校主要是武备学堂及能考取拔贡资格的学堂（清拔贡止于宣统三年），武备学堂的学子大都有秀才、廪生身份；三是学子个人联系求学，此类学子多以私塾学子为主，家境相对富裕，经过考试或推荐进入高等学堂学习。　　而青海籍学子在京城及沿海、兰州学习之际，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活跃、高涨之时。从1903年开始，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书籍的大量发行，同时，《时务报》、《民报》、《苏报》、《国民丛报》、《国民报》、《女子世界》、《中国的话报》、《游学译编》等一些大力鼓吹革命、抨击满清、宣传民主思想、批判批判封建专制主义、阐明民主政治主张的书籍报刊，成为各地学子和群众的启蒙读物。许多青海籍的学子便接受了革命的新思想，他们多数加入了各地的革命组织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当时，辛亥前后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西安、兰州等地求学的青籍学子有循化人杨希尧、邓宗、马师融、马殿元、徐勉、詹世铭、邓冕、孟慧、马师援等，乐都人（含民和）有张钊、詹世铭、李步瀛、赵永浚、赵希寿、史承董、李之栋、陈源、焦桐琴等；湟源人有吴世珍、张叙礼；大通人有陶春仁、陶鼎、田宝元；西宁人（含湟中）有张昌荣、段绍棠、刘永、郭润霖、常有禄、韩生泰、蒋映润、柴成霖；贵德人有何秉衡、韩树垚；互助人杨焕、曾国佐等60余人。　　杨希尧（），字子高，循化积石镇人。幼时在本县就读私塾，15岁时转到兰州学堂学习，1909年进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学习，1914年毕业，1916年返回兰州。　　杨希尧在北京读书期间，正值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十分高涨，虽然经过戊戌变法失败，但从朝野改良的思潮仍然活跃。尤其是在京各类学堂读书的学子，容易接受新思想、新情况。杨希尧一到北京就在同学和老师的影响下参加了同盟会，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革命活动。　　1916年，杨希尧返回兰州后，先后担任甘肃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师，开授“法学通论”、“商法概论”、“工业政策”、“民法物权”等课程。他不仅教授学生民主思想、而且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特别甘肃省在民国帽子下仍然是满清帝制体制的状况，他主动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的地下革命组织，并于1914年积极反对甘肃督军张广建倒行逆施，反对民主的活动，行动失败后他被军阀通缉，连夜逃亡，避居于青海黄南和海南牧区。在牧区，他深入帐房羊场，进行社会调查，写成了《青海风土记》，1920年代曾在报刊登载并出版发行。直到1921年后返回西宁继续从事社会活动。先后担任西宁县县长、青海省政府处长、县长、教育厅长等职。　　邓宗（），字绍元，号翰清，别号汉卿。循化厅禀生。在县读私塾，入甘肃兰州文高等学堂学习，1907年入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1911年毕业，因学习成绩优异，在京师大学堂毕业时将给举人资格。但他思想开放、意识超前，在学堂就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11年春返回兰州后，积极奔走革命，响应武昌起义，1912年被推为甘肃省临时议会议员。期间，他主动筹备国民党甘肃省支部，并担任主任干事，不断推行共和民主体制。　　邓宗在从事革命宣传的同时，他致力于教育事业，先后任过甘肃优级师范学校教习，省立师范学校校长，省巡按使署教育科长，省教育会会长等职。从20年代起，邓宗在兰州和全省推行国语教育，并创办了第一所国语学校，提倡国语教育，受到国语大师黎锦熙等专家的高度评价。邓宗还在学校他极力宣传三民主义，为推动共和和民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30年后，邓宗隐居兰州下沟亦园。　　焦桐琴（），字友邕，乐都县人。1902年，不安于现状的他在兰州和四川结识了一些有维新思想的先进人士，对他产生了积极地影响。不久，他参加了同盟会。1909年，他被保荐到保定陆军学堂学习。1912年毕业回川，因甘肃闭塞，革命落后。便与其他同学返回兰州，密谋二次革命。焦桐琴等策划炸毁保皇倾向明显的甘肃督军赵惟熙及总督府，但由于有人告密被赵维熙逮捕入狱，后被保释出狱。焦桐琴等在国民党人师世昌的支持下，进行护法斗争。他们选择在临洮新军中首先起事，并击毙了团长刘忠荩，但由于未充分动员士兵参加，焦桐琴被追捕而逃亡四川。在四川新军担任营副，后来在与军阀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曾国佐（），字伯勋，互助人。17岁入甘肃武备学堂，学习期间接受了维新和反清思想，积极参加了兰州的革命活动。后荐入保定陆军学校。毕业后先后在马鸿宾、冯玉祥部任营长、旅参谋长等职。1930年任宋哲元部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国佐先后担任旅长、副师长等职，并在河北铁门关、喜峰口、卢沟桥、大名等地率领战士，坚持一线抗日，奋勇杀敌，几次负伤。1943年后，到马鸿宾部任少将参谋长等职。1945年病逝。　　孟慧（），字智生。循化人。毕业于甘肃省高等小学堂。辛亥武昌起义后，在兰州加入同盟会。与兰州名士水梓、张维、牛载坤等人创办同盟会甘肃省支部，他们积极宣传同盟会，宣传三民主义、发展会员成为甘肃政坛名士。孟慧同年还创办了同盟会革命报《大河报》，任副总编辑。在《大河报》上发表了许多宣传辛亥革命、鼓吹三民主义的文章。后革命派失利，大河报被反动派封锁。孟慧意识到革命需要宣传，但更需要以经济实力来支持。于是他返乡经营"福如海"商行，走以实业救国之道。之后他又在兰州开办经营煤厂、铁厂、光明火柴厂等经济实体。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利用获利的资金，投资兴办教育，同时在家乡修桥补路，作了很多的公益事业，受到公众赞誉。但他不幸早逝，年仅37岁。　　罗凤林（）字竹亭，循化人。1906年，20岁的罗凤林被马麒（时任循化营参将）选派到甘肃武备学堂。二年后，他与弟弟罗凤翔等人选入湖北武备学堂，在学习军事的同时，罗凤林等接受了同盟会的思想，参加了同盟会。10月10日，当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时，他参加了攻打清军的行动，16日，他被派往西安，参加西安的武装起义。但他们于22日赶到西安时，西安已被义军掌控，于是，他和其他几位同学在甘肃河州人徐让的带领下，返回兰州，从事陇上革命活动。途中被捕，险遭杀害，后在友人保释下获救。在兰州，罗凤林先后参加了反对赵惟熙、张炳华、张广建的活动后，因张广建开始捕拿革命人士，他于1913年底返回西宁，他在西宁西大街开设冰鉴照相馆。1916年，周希武等奉命勘测玉树边界，他随队南下玉树，拍摄了大量的珍贵图片。之后罗凤林在国民党青海省党部工作，先后又在新编第9师任参谋，第一百师任电台台长，循化县政府承审员、教育局局长，民国24年任都兰县县长。　　张昌荣（）字世丞，西宁人。幼读私塾，年轻时入伍，在西宁镇左营。光绪30年，被选甘肃武备学堂学习。由于学习成绩优异，二年后再次选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专习步兵科，并在天津小站冯国璋营中实习。1910年返回兰州，先在督府谋事，一年后到督府参谋处，督练甘肃新军。武昌起义不久，陕西新军哥老会和同盟会联合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反清第一枪。由于张昌荣接受了革命思想，在军队中宣传革命思想，时任陕甘总督的长庚欲捕杀张昌荣等，张昌荣便匿居兰州下水巷，以避风头。稍后南北和议成功，甘军从前线撤回，张昌荣便活动于马安良和甘肃临时议会间。期间与任巡防营中路马队管带李乃棻相识，遂成好友，并任马麒军队的教官，成为马家军重要参谋。&&&&&&&&&&&&　　（待续）共挽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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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09日 08:11第B04版：花地·纪实；连载
共挽鹿车的典范
　　本期登场：《王立群智解成语》（2）&大象出版社&王立群&著　　王立群先生用一则则成语讲解一个个现实中的热点问题，借此将成语释义与现实相结合，提升公众阅读成语的兴趣。成语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内蕴的传统文化对现实极具借鉴意义，但当下却存在“成语滥用”和解读不够等弊端，他的解读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学习汉语成语的范本，语言幽默，学理严谨，深入浅出，让人不忍释卷。　　《世说新语》中也有张敞的一位同道中人，此人名叫苟奉倩。苟奉倩与妻子感情深厚，有一次苟奉倩之妻生病发高烧，迟迟不见退去，苟奉倩心疼得不得了，为了减轻妻子的痛苦，“不辞冰雪为卿热”。当时正好是寒冬时节，苟奉倩便到庭院挨冻受凉，等冻得体温下降到哆里哆嗦之时，马上跑到屋里，用自己冰凉的身体给妻子降温。这份情意，若非情深意长，何有如此举动！　　《周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这句话对于处在婚姻关系中的夫妻来说尤为重要，夫妻本是同林鸟，同心同德如兰香，成语“鹿车共挽”“夫负妻戴”便是夫妻同心的凝练概括。“鹿车共挽”，也称“共挽鹿车”，是有关汉代模范夫妻鲍宣与桓少君的典故。　　鲍宣是西汉末年渤海高城（今河北盐山东南）人，年少时曾追随桓少君的父亲学习，桓父对自己的这个学生非常欣赏，虽然他出身贫苦，但品性高洁，立志高远，经过长时间的考察之后，桓父更加满意，最后决定将自己的宝贝千金许配给他，学生变女婿，亲上加亲啦！桓父对桓少君疼爱有加，再加上对鲍宣家境很是了解，为了避免女儿嫁到鲍宣家里受委屈，桓父为女儿置办了丰盛的嫁妆。如此一来，鲍宣不费吹灰之力，不仅抱得美人归，也获得了财富，人财两旺，真是羡煞旁人，不知引来了多少“羡慕嫉妒恨”！在别人眼中天上掉馅饼的事情，鲍宣却不怎么“感冒”，甚至有些不高兴。当然，他的不高兴不是对桓少君这个美娇娘不满，而是针对的岳父大人的嫁妆。鲍宣有着自己的担心，他害怕妻子从小生在富贵人家，过惯了娇生惯养的生活，习惯了锦衣美饰的装扮，一旦跟着自己过起穷苦日子，怕她承受不了。岳父给的嫁妆，或许会改善他们某一时段的生活，但是自己的日子还得自己过，因此在鲍宣心中岳父给的嫁妆不但不是馅饼，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会成为其婚姻不幸的毒药。　　鲍宣为人率直，心中的想法没有藏着掖着，对桓少君一一道出。桓少君也很干脆：“我父亲之所以将我嫁给你，是看中了你的人品。我既然成为你的妻子，凡事自然都会听你的。”桓少君一位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婚后遵循的是夫唱妇随的理念，只有夫妻同步才能家庭幸福美满。桓少君在表明态度之后，将父亲送的嫁妆悉数送还了娘家，脱掉富贵人家常穿的粗服长衫，换上了平民百姓常穿的短布衣服，与鲍宣一起拉着小车回到鲍宣的家乡。新媳妇拜见了公婆之后，桓少君转身便到院子里拿起水桶去汲水，活脱脱一副乡间农妇的模样。桓少君此后一直谨遵妇道，孝敬公婆，相夫教子，得到了乡里百姓的一致称赞。　　正是由于桓少君的努力，鲍宣才得以专心读书，得以举孝廉进入仕途，之后一路平步青云，官至司隶校尉，鲍宣的儿子后来也拜为鲁郡太守。“鹿车”是古代的一种小车，“挽”就是“拉”的意思。“共挽鹿车”就是两个人拉着小车，“夫妻双双把家还”。后人用这个成语表达夫妻同心、安贫乐道。　　借用古代先贤的智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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