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不分胜负负旧思维

新势力的旧思维——评“时代力量”的“台独”言行
  新华社北京3月2日电 题:新势力的旧思维——评“时代力量”的“台独”言行
  新华社记者 查文晔
  台湾新兴政党“时代力量”日前抛出所谓“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协议处理条例草案”,将两岸关系定位为“国与国”关系。在岛内朝野政党正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博弈之际,这一“创意”令该党执行主席黄国昌自鸣得意。其实这不过是李登辉臭名昭著的“两国论”的沉渣泛起,更显见台湾执政党轮替后“台独”势力又开始兴风作浪。作为以青年为主、标榜代表时代力量的政党,在应对两岸关系新局上使用的却是不折不扣的旧思维。
  “时代力量”当年以反对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起家,骨子里充斥“反中”“台独”思维。该党成员无视台湾有关规定,走暴力冲撞、街头抗争路线,破坏法治秩序和社会稳定,早已遭到舆论谴责。该党头面人物追随老牌“台独”分子亦步亦趋,不久前还“拜会”了李登辉,可说是新老“台独”沆瀣一气。在此前结束的台湾“大选”中,该党操弄极端民意,侥幸获得五席“立委”,仍不过是政坛小党。
  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问题上,连赢得“大选”的民进党都撤回了之前的“两国论”版本草案,向中间路线靠拢,“时代力量”却螳臂当车,自不量力,提出这么一个赤裸裸的“台独”版本的草案,无非是“刷政治存在感”而已。他们逆时代潮流而动,妄图挑动两岸紧张对立来拓展自己的政治空间,根本无视台湾生存发展前途和百姓利益福祉。可以看出,“时代力量”在岛内政治光谱中,已经扮演起“极独”角色。
  “时代力量”的轻狂之举虽属小人得志,但我们对其“台独”言行却需保持高度警惕。今年初,拥有“台独”党纲的民进党胜选上台,岛内的“台独”势力便蠢蠢欲动,以为“台独”又将死灰复燃,于是制造了连串事端:诸如民进党“立委”提议废除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遗像,孙中山、蒋介石铜像遭泼漆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当前,碍于岛内民意、祖国大陆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台独”分子不敢明目张胆地搞法理“台独”,于是暗度陈仓,大搞“柔性台独”“装饰主义台独”,拿已经去世的历史人物开刀,大搞“去中国化”。这股逆流仍在试图通过切断两岸同胞的历史联结,洗去台湾民众头脑中的祖国记忆,为他们的隐性“台独”铺平道路。这种行为既卑劣又危险,值得两岸同胞提高警惕,团结起来坚决反对。
  众所周知,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虽然两岸迄今尚未统一,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裂。两岸同属一个国家,这一历史事实和法理基础从未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原则问题上,大陆方面的意志坚如磐石,态度始终如一。“台独”从来都没有出路,过去未能实现,将来更不可能实现。“时代力量”和它背后的势力如果低估了大陆方面反对“台独”的决心,只会重蹈李登辉、陈水扁的覆辙,落得遭人唾弃的可悲下场。
[责任编辑:A04:封面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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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A04:封面报道
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称任何国家试图通过武力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最终都是要失败的
“摒弃你输我赢旧思维,树立共赢新理念”
日 星期日 新京报
昨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南博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在昨日上午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主旨演讲。演讲中,习近平谈到了亚洲和平、合作共赢、中国经济、和平外交、一带一路等话题。他表示,中国人民绝不会将自己曾经遭受过的悲惨经历强加给其他国家和民族。任何国家试图通过武力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最终都是要失败的。据中新网  【演讲说了什么?】  提了哪些时间?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联合国成立70周年,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东盟共同体建成之年。  用了哪些谚语?  东南亚朋友讲“水涨荷花高”,非洲朋友讲“独行快,众行远”,欧洲朋友讲“一棵树挡不住寒风”,中国人讲“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  说了哪些数据?  未来5年,中国进口商品将超过10万亿美元,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5亿人次。  摘录  【谈大国责任】  反对为一己之私搞乱地区形势  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作为大国,意味着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责任,而不是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更大垄断。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首先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客观理性看待别国发展壮大和政策理念,努力求同存异、聚同化异。要共同维护亚洲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局面和良好发展势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为一己之私搞乱地区形势。  【谈合作共赢】  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  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人讲“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不仅适用于地区国家之间,也适用于同域外国家开展合作。  【谈中国经济】  发展进入新常态不能只看增长率  我们看中国经济,不能只看增长率,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大,现在增长7%左右的经济增量已相当可观,聚集的动能是过去两位数的增长都达不到的。中国经济体量大、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将继续给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市场、增长、投资、合作机遇。  【谈和平外交】  不会将遭受过的悲惨经历强加给他国  中国最需要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任何动荡和战争都不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中国近代以后遭遇了100多年的动荡和战火,中国人民绝不会将自己曾经遭受过的悲惨经历强加给其他国家和民族。纵观历史,任何国家试图通过武力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最终都是要失败的。中国将毫不动摇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谈一带一路】  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目前,已经有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达了积极态度。“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解读  【关键词:新常态】  “与中国合作就是与机遇合作”  习近平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将继续给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市场、增长、投资、合作机遇。就在演讲结束后不到4个小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就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正式公布“一带一路”规划。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认为,新常态是对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的描述,中国仍是一个机遇的代名词,与中国合作就是与机遇合作。  “通过新常态来树立大家的信心,不要认为好像中国经济在放缓,中国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会减弱。实际恰恰相反,通过两个方面可以进一步增强对经济增长的推动。”阮宗泽说,一是新常态本身,当今中国经济体量已经很大,每年7%的增长所产生的经济总量已经可以达到中等经济体的体量;二是“一带一路”的计划公布,三部委发布报告就是一个很好的机遇,让大家看到更多的合作机会可以从这个“一带一路”中去寻找。  【关键词:和平】  “珍视和平也是为了更大的发展”  习近平在演讲中强调,中国人民绝不会将自己曾经遭受过的悲惨经历强加给其他国家和民族。  阮宗泽称,目前有些国家在渲染“中国威胁论”,习近平在演讲中特别强调中国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一个是从中国自身出发,因为中国有遭遇侵略的历史。二是中国要进一步发展,要实现命运共同体,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走和平的道路,用战争手段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珍视和平也是为了自己更大的发展。”阮宗泽说。  【关键词:四个全面】  首次向国际社会阐述“四个全面”  习近平在演讲中说,中国人民正在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齐心协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这是习近平第一次在国际场合阐述四个全面的观点。”阮宗泽表示,今天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也关注中国国内的政策形势,因为这会影响到中国的对外政策,“利用博鳌论坛的机会,阐述我们国内现在在做什么,传递出一个强大的中国信心。另一方面,让大家对中国也有信心,信心就来自中国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四个全面就是一个路线图。”  【关键词:文明对话】  倡议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习近平说,中方倡议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加强青少年、民间团体、地方、媒体等各界交流,打造智库交流合作网络,让亚洲人民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生活,让地区发展合作更加活力四射。  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倡议呼应了习近平一直以来的主张。回顾习近平多次出访中发表的演讲可以发现,文明交流互鉴一直是其中一个关键词。  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强调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要加强文明交流;2014年3月,习近平在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2014年4月,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就中欧关系发表演讲时说,我们要建设文明共荣之桥,把中欧两大文明连接起来。  新京报记者&韩旭阳&高美<INPUT type=checkbox value=0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 style="display: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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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打破半岛危局的“旧思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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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高清图推荐:单双祥:从转变政府职能旧思维中转岀来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作者:责任编辑:蒋正翔
  单双祥
  日在隆重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时,习近平指出: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只要我们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能顺利发展。我们要更加自觉地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习近平还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进一步明确了我党执政的方向和要求,为下一步政府治国理政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和现实意义。
  当然,我们更要认清形势,把脉现实。为什么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为什么职能部门不去认真履行法律规定职能而去办公司、建企业或者去招商引资?为什么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执法司法问题还比较突出?为什么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制权威?对这些问题,中央三令五申,法令为什么出不了中南海?我们要多问几个为什么,仔细思考其根源就在转变政府职能旧思维里。
  一、 转变政府职能的思维模糊
  二十多年来,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实际情况中,对政府职能的界定众说不一,各说各有理,导致社会实践中五花八门。最典型的就是把有关国家机构的一切活动、行动都解释为政府职能,甚至把国家意识形态也加在政府职能上。比如,从阶级斗争转变到经济建设上来,阶级斗争也当成政府职能。再比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履行好外交、国防、社会保障和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职能混淆起来,虽说从不同的角度对转变政府职能的解释,然而前者属于意识形态方面,后者是一些比较具体的工作,二者在逻辑层次上有明显差异。从治国理政角度讲,国家存在意识形态没错,而政府职能只是国家职能其中一部分,怎么能相提并论呢?一定要把国家意识形态区分开来,政府职能只能是后面,就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时应承担的职责以及所发挥的功能。
  政府的职能、职责、职权相互错位。从辩证思维角度讲,政府的职责是静态的,职能和职权都是一个动态,动态适合于在日常工作中,静态适合于制度以及法律条文上。动态的职能必须建立在法律规定的职责上行使职杈,可是我们在转变政府职能时,根本不考虑修改政府职责,想到那里,说到那里,甚至做到那里,政府的职责成了摆设。应该说政府的职责,是政府对治理社会必须履行的基本义务,即政府职能中比较“核心”的一部分。比如,中央政府履行好法制、财税、国防、外交、宏观调控、社会保障、情报与国家安全等职能,地方政府履行好公安、文化、卫生、环保、农业、商务、市政、住房建设等职能。然而人们要问转变政府职能后政府部门履行了法律规定职能没有?事实告诉我们,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些地方政府部门能办公司就成立公司,能建企业就大办企业,甚至公检法也不另外,当时本人在部队工作,部队也积极“转变职能” ,全国真是一片“繁荣” ,九十年代末又一窝蜂去招商引资,尽管后来科学发展观在不断地纠正这方面的问题,但有的地方政府还是没有认识到一些部门都去“转变职能” 从事招商引资带来的后果,有的地方政府还错误的认识“转变职能” 就是与商人合作,签定合作项目,甚至有的地方政府荒唐到“转变职能” 就是贱卖国有资产,这些案例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今日说法》等等栏目都有报道,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再说职权,一般在履行职责时,使用职权,可是我们好多法律条文中也用职权,就不符合语法。建议人大和学术界在规定政府及部门做什么时,尤其是法律条文上不适合用“职能和职权”概念,适合使用“职责” 这个概念。
  我们还有一种模糊思维,政府该做的由政府做,不该做的交给市场或者交给社会做。请问那些该做?那些不该做?环保部门看到违法行为不该管吗?近来政府出台权力清单很正确,履行职能越具体,就越好操作。建议学术界别在办公室空喊转变政府职能,多到基层政府调查调查,研究出可操作性程序,让政府职能发挥最佳效能利国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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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衡思维”背后是国际旧秩序在作怪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近段时间以来,随着中国的新经济发展战略实践力度的增大,包括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发展“一路一带”、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全面系统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等,以西方媒体为代表的一些国际舆论开始热炒“中国抗衡”的概念。其中,西方媒体的标杆之一的《纽约时报》,在对这个概念的炒作和推广上更是毫无保留,无论是在习近平主席上任前就开始影射中国要挑战美国的领导权,还是中俄合作提升后暗示中俄将联合对抗美国,亦或是中国新丝路战略抛出后讽刺中国抄袭和挑衅美国在中亚的“新丝绸之路”等,都清晰的表明了西方媒体的态度,即但凡中国推动的,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利益的行为,都将被扣上“中国抗衡美国”的标签和帽子。不过,这种思维其实并不让人陌生。毕竟,从上世纪末,苏联解体后开始,“中国威胁论”早已开始受到西方媒体、政界和学界的热捧,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综合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都给予了西方媒体更加充分的炒作“中国威胁论”的理由—“中国抗衡美国”的概念,不过是“中国威胁论”的一个细化的形式。当然,这类思维和现象的形成并不奇怪,除了因为冷战思维的延续外,中国在历史、文化、价值和社会现状等几乎所有方面,都有着自身鲜明的、与截然不同的特点和状况,面对这样一个“异类”,面对这样一个发展速度都远远超乎西方人的想象能力的“大块头异类”,面对这样一个发展速度超快、块头超大,且多数西方人知之甚少的“异类”,没有恐惧,那是不可能的。这是正常的社会心理。不过,这些都不是造成西方社会“恐中”心理形成的关键原因,因为这些原因都无法带来绝对的影响:第一、国与国的差异在任何国家间都存在,可类似于伊朗在巴列维时期与美国一唱一和、印美关系紧密、日韩美军事同盟牢靠等情况也不胜枚举。第二、“和平崛起”是中国长期以来在发展过程中未曾动摇,也不会动摇的基调。中国的发展至今为止不仅没有来带战争,反倒是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受惠其中。第三、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旅游的便捷,东西方完全有机会和条件去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事实上,真正造成西方社会“恐中”心理形成的,是西方政治需要一个假想敌的现实所决定的。因为西方政治需要一个假想敌,中国与西方的各方面的差异便会被政治主导下的西方舆论,在日常生活中被有意无意的进行放大和解读;因为西方政治需要一个假想敌,中国在所有领域的发展和成绩都可以被解读为“威胁”;因为西方政治需要一个假想敌,东西方普通民众间的联系、沟通和交往,都会或多或少的被人为的设置出很多的障碍。换个角度来理解,西方“恐中”并非中国真的那么“恐怕”,仅仅是因为,西方政治需要一个“恐怖的中国”。正因为如此,新中国在建国后的内外方针策略,以及所做出的行为上,只要有任何可以被引述例证“中国威胁”、“恐怖中国”或“中国抗衡”的,都会被西方媒体拿出来反复渲染、夸大和灌输。行文至此,或许会有读者问,为何西方政治需要一个假想敌?在笔者看来,这是由西方社会的历史、价值和政治生态所决定的。与中国在大多数历史时期都处于内部稳定、“万邦来朝”的情况不同,以英国、法国、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它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多处在均势的对抗中,不断重复摩擦、战争和再妥协的过程。在最近的几个世纪,这种情况更加的严重,从穆斯林国家动乱,到诸侯的混战,到英法的怨念,到德国的恐惧,再到俄罗斯的威胁,西方主要国家的政治生态似乎从未历经过“太平”。二战后,随着东西方阵营的成型,以及雅尔塔体系的建立,这种以“假想敌”为核心的政治思维发展到了顶峰,并形成了以协议为基础的庞大的军事同盟集团。现在,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了二十多年,可这种思维习惯和军事同盟集团却从未消失,甚至还在不断加强。因为它们想要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延续,就必须不断找寻替代品,否则,它们的存在基础就将被摧毁。更主要的,冷战结束后,确立的以美国为核心的,一超多强的国际社会新秩序,使得既得利益国家群体能够最大限度的掌握国际社会的资源、压榨弱小国家的利益,以满足和维持本国不符合当前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高福利状况和社会生活水准。这种情况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可以维持,但是随着占全世界总人口80%以上的众多新兴国家的高速崛起和发展,这种是注定无法继续的,是必须改变的。发展中国家必定会要求获得更多的资源、更多的话语权、更多的规则制定权。因为,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能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实践“人权”、“平等”、“正义”的价值。基于以上种种,与其说是中国在抗衡美国或者西方世界,倒不如说,是当前的国际秩序和思维的使然,是美国和西方世界出于维护当前这个已经不符合国际社会发展大潮的旧秩序的目的,刻意渲染出的一种氛围——当然,选择中国只是当前国际社会现实决定的,不过,哪怕没有中国,只要需要,西方阵营也一定能再制造出下一个“假想敌”。这个现实意味着,无论中国如何强调自身“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的态度,都一定会被戴上“抗衡”或“威胁”的帽子。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这种情况短期内不会消失,但由于大国间核威慑的存在,当代社会发生大规模国际战争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这就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崛起提供了机遇和空间。中国或许无法说服西方阵营放弃给中国贴标签、戴帽子,但完全有能力降低西方阵营给中国贴标签、戴帽子所带来的影响,中国完全可以通过自身互利共赢、乐于分享、平等待人的理念,让更多发展中国家,以及让更多发达国家内部的不同利益团体从中受益,进而成为中国崛起道路上的支持者,最终促成当前这个僵硬固化的国际秩序的改变。简而言之,当前秩序无法满足国际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符合国际社会发展大潮的现实是清晰的,以美国为核心的一超多强的体制难以维系的现状也是明确的,即便通过各种手段竭力维护着旧秩序和霸权主义,但这最终将被历史证明是徒劳。因为,当前国际秩序需要调整和改变并非中国单方面的诉求,而是大多数国家的呼吁,是国际社会生产力提升后的必然要求。因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为了让全世界80%以上的人口获得更多的资源,享受更好的生活,通过不懈的努力,对不平等、不公正和不符合真正“人权”要求的旧秩序进行调整,是政治的大势所趋,也终将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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