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建筑文化的差异
昨天听欧阳国辉教授的讲座，主题是
不同的语言，表达着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建筑，承载着不同的文化。西方的石制建筑一般是纵向发展，直指上苍的。这样一来，能否将高密度的石制屋顶擎入云霄，便成为建筑艺术的关键所在，而执行这一任务的柱子也便成了关键中的关键。所以，西方建筑的“基本词汇”是柱子。如果说柱子是西方建筑艺术的“基本词汇”，那么屋顶则是其“主要句式”。
中国古代的木制建筑以斗拱为“基本词汇”。所谓斗拱，是将屋檐托起的交叠的曲木，它可以将纵向的力量向横向拓展，从而构造出多种多样的飞檐。同西方建筑的屋顶一样，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句式”，飞檐也有许多类型，或低垂，或平直，或上挑。其不同的形式制造出不同的艺术效果，或轻灵，或朴实，或威严。不仅亭、台、楼、阁都要用飞檐来标明自己的身份，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且飞檐的高低、长短往往会成为建筑设计的难点和要点。
还有就是中国人对建筑的态度是以新为贵，而外国人则对古老建筑充满尊崇与敬意。西方建筑充满着宗教神秘主义的情绪，而中国的建筑则是儒家文化的反映。
中西建筑形式上的差别，是文化差别的表现，它反映了物质和自然环境的差别，社会结构形态的差别，人的思维方法的差别以及审美境界的差别。
建筑材料的不同，体现了中西方物质文化、哲学理念的差异。从建筑材料来看，在现代建筑未产生之前，世界上所有已经发展成熟的建筑体系中，包括属于东方建筑的印度建筑在内，基本上，都是以砖石为主要建筑材料来营造的，属于砖石结构系统。如金字塔，古希腊神庙，古罗马斗兽场、中世纪的教堂……无一不是用石材筑成，无一不是这部“石头史书”中留下的历史见证。唯有我国古典建筑(包括邻近的日本、朝鲜等地区)是以木材来做房屋的主要构架，属于木结构系统，因而被誉为“木头的史书”。
中西方的建筑对于材料的选择，除由于自然因素不同外，更重要的是由不同文化，不同理念导致的结果，是不同心性在建筑中的普遍反映。西方以狩猎方式为主的原始经济，造就出重物的原始心态。从西方人对石材的肯定，可以看出西方人求智求真的理性精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人是世界的主人，人的力量和智慧能够战胜一切。中国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经济方式，造就了原始文明中重选择，重采集，重储存的活动方式。由此衍生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哲学，所宣扬的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揭示，自然与人乃息息相通的整体，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环节，中国人将木材选作基本建材，正是重视了它与生命之亲和关系，重视了它的性状与人生关系的结果。
2. 建筑空间的布局不同，反映了中西方制度文化、性格特征的区别。
从建筑的空间布局来看，中国建筑是封闭的群体的空间格局，在地面平面铺开。中国无论何种建筑，从住宅到宫殿，几乎都是一个格局，类似于“四合院”模式。中国建筑的美又是一种“集体”的美。例如；北京明清宫殿，明十三陵，曲阜孔庙即是以重重院落相套而构成规模巨大的建筑群，各种建筑前后左右有主有宾合乎规律地排列着，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形态的内向性特征，宗法思想和礼教制度。而西方建筑是开放的单体的空间格局向高空发展。以相近年代建造、扩建的北京故宫和巴黎卢浮宫比较，前者是由数以千计的单个房屋组成的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建筑群体，围绕轴线形成一系列院落，平面铺展异常庞大；后者则采用“体量”的向上扩展和垂直叠加，由巨大而富于变化的形体，形成巍然耸立、雄伟壮观的整体。而且，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开始，就广泛地使用柱廊、门窗，增加信息交流及透明度，以外部空间来包围建筑，以突出建筑的实体形象。这与西方人很早就经常通过海上往来互相交往及社会内部实行奴隶民主制有关。古希腊的外向型性格和科学民主的精神不仅影响了古罗马，还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同时，如果说中国建筑占据着地面，那么西方建筑就占领着空间，譬如罗马可里西姆大斗兽场高为48米，“万神殿”高43.5米，中世纪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其中央大厅穹窿顶离地达60
米。文艺复兴建筑中最辉煌的作品圣彼得大教堂，高137米。这庄严雄的建筑物固然反映西方人崇拜神灵的狂热，更多是利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3. 建筑的发展不同，表现了中西方对革新态度的差别。
从建筑发展过程看，中国建筑是保守的。据文献资料可知，中国的建筑形式和所用的材料3000年不变。与中国不同，西方建筑经常求变，其结构和材料演变得比较急剧。从希腊雅典卫城上出现的第一批神庙起到今天已经2500余年了，期间整个欧洲古代的建筑形态不断演进、跃变着。从古希腊古典柱式到古罗马的拱券、穹窿顶技术，从哥特建筑的尖券，十字拱和飞扶壁技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无论从形象、比例、装饰和空间布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反映了西方人，敢于独辟蹊径，勇于创新的精神。
4. 建筑价值的不同，显现中西方审美观念的异殊。
从建筑的价值来看，中国的建筑着眼于信息，西方的建筑着眼于实体。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不靠计算，不靠定量分析，不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构思，而是靠师傅带徒弟方式，言传手教，靠实践，靠经验。我们对于古代建筑，尤其是唐以前的建筑的认识，多从文献资料上得到信息。历代帝王陵寝和民居皆按风水之说和五行相生相克原理经营。为求得与天地和自然万物和谐，以趋吉避凶，招财纳福，在借山水之势力，聚落建筑座靠大山，面对平川。这种“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
古代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首创的几何美学和数学逻辑，亚里士多德奠基的“整一”和“秩序
”的理性主义“和谐美论”，对整个西方文明的结构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一切科学和艺术，它们的道路都被这种理念确定了命运。翻开西方的建筑史，不难发现，西方建筑美的构形意识其实就是几何形体；雅典帕特农神庙的外形“控制线”为两个正方形；从罗马万神庙的穹顶到地面，恰好可以嵌进一个直径43.3米的圆球；米兰大教堂的“控制线”是一个正三角形，巴黎凯旋门的立面是一个正方形，其中央拱门和“控制线”则是两个整圆。甚至于象园林绿化、花草树木之类的自然物，经过人工剪修，刻意雕饰，也都呈献出整齐有序的几何图案，它以其超脱自然，驾驭自然的“人工美”，同中国园林那种“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自然情调，形成鲜明的对照。早在2000年前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的建筑理论家维特鲁威就在他的著名《建筑十书》中提出了“适用、坚固、美观”这一经典性的建筑三要素观点，被后人奉为圭臬，世代相传。17世纪初建筑师亨利·伍登提出优秀建筑物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坚固、实用和欢愉。”西方人把“坚固”和“实用”作为评价优秀建筑物的第一和第二原则。因而当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毁坏或“烟消云散”的时候，西方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的建筑依然完好地保存着，用实体形象演绎着自己的文化。通过对中西方建筑的比较可见出中西方在观念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上的不同。
中西建筑风格的比较
中西建筑风格的不同，从本质上看是因中西文化的不同。按一般的理解，中国文化重人，而西方文化重物；中国文化重道德和艺术，西方则较重视科学与宗教；中国文化重融合、统摄且讲究并存与一体性，西方则重不同时代或多种流派的独特精神，等等。&这些差异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幻想与理念
法国著名文学家维克多·雨果高度概括了东西方两大建筑体系之间的根本差别，他说“艺术有两种渊源：一为理念——从中产生欧洲艺术；一为幻想——从中产生东方艺术。”也就是说，西方人在造型方面，使建筑具有雕刻化的特征，其着眼点在于两度的平面与三度的形体。而中国建筑具有绘画的特点，着眼点在于富于意境的画面，不很注意单座建筑的体量、造型和透视效果，往往致力于以一座座单体为单元的、在平面上和空间上延伸的群体效果。西方重视建筑整体与局部，以及局部之间的比例、均衡、韵律等形式美原则；中国重视空间，重视人在建筑环境中的“步移景异”的空间感受。可以说，欧洲建筑的理念性集中体现在一个“实”上，中国建筑的幻想性集中体现在一个“空”上。
2、模仿与写意
&&&&&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起源于模仿，艺术是模仿的产物。希腊建筑中的不同柱式就是对不同性别的人体分析性；中国人则重视人的内心世界对外界事物的领悟和感受，以及如何艺术地体现或表现出这种领悟或感受，即具有很强的写意性。中国人也讲究逼真与论证，须以写意性的“传神”为前提。比如，我国古典建筑物上的形如飘风的飞檐翼角，其传神的写意性很有“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激情和心理感染力。
3、封闭与开放
&&&&&中国的四合院、围墙、影壁等显示出内向的封闭心态，甚至有人认为：“封闭的庭院象征着我们封闭的社会。”而西方强调以外部空间为主，把中心广场称为“城市的客厅”，有将室内转化为室外的意向。中国人往往将后花园模拟成自然山水。用建筑和墙加以围合，内有月牙河，三五亭台，假山错落……表明有将自然统缆于内部的取向。可以说，这是某些文化心态在建筑上的反映和体现。
4、稳定和多变
中国封建皇朝实力强大，封建制度稳定。人们很少有强烈的突破愿望，甚至认为被皇权统治是天经地义的。因苦难而发动的社会革命，只是在皇朝之间转换，并没有对封建制度产生根本性的突破。正是如此巩固的思想基础，使中国封建时代持续了整整两个世纪，是欧洲的两倍。中国的传统建筑也正是在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下产生并发展到了高潮，成为了世界建筑史上一个辉煌的分支。4到15世纪，欧洲也步入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期。但与中国迥然不同，欧洲封建势力并没有建立起统一强大的帝国。封建主的政治力量比较弱。这归功于古希腊和古罗马中市民自由的观念。这种观念已经深种在欧洲民众的思想中。反对压制，追求自由，追求世俗生活可以说是欧洲人民的性格。这种本能的叛逆，使封建政权缺少稳固的思想基础，封建势力相对较弱。这时期的欧洲建筑也因为政治原因走上多元多变的道路。
我国由于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历代帝王大兴土木，营建各种宫室殿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兴建的阿房宫，就已达到惊人的规模。西汉初年修建的未央宫，宫城周围达8900米。所以秦汉以后，宫殿建筑始终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惜许多宫殿建筑都已成为遗迹。现在保存下来的规模最大、最完整、也是最精美的宫殿建筑，首推北京的故宫。
整个故宫规模宏大，极为壮观。仅以宫殿的核心部分紫禁城为例，东西长760米，南北长960米，占地72万多平方米。根据宫廷建筑的一般习惯，故宫也可以分作皇帝处理政务的外朝和皇帝起居的内廷两大部分。故宫中的乾清门，就是外朝和内廷之间的分界线。外朝以“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主，前有太和门，两侧有文华殿和武英殿两组宫殿。内廷以“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主，它的两侧是供嫔妃居住的东六宫和西六宫，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三宫六院”。故宫的这种总体布局，突出地体现了传统的封建礼制“前朝后寝”的制度。而整个故宫的设计思想更是突出地体现了封建帝王的权力和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例如，主要建筑除严格对称地布置在中轴线上外，特别强调“三大殿”，其中又重点突出举行朝会大典的太和殿（俗称金銮殿）。为此在总体布局上，“
三大殿”不仅占据了故宫中最主要的空间，它前面的广场面积达2.5公顷，有力地衬托出太和殿是整个宫城的主脑。再加上太和殿又位于高8米分作三层的汉白玉石殿基上，每层都有汉白玉石刻的栏杆围绕，并有三层石雕“御路”。使太和殿显得更加威严无比。
西方建筑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品、理论观点
1．格罗皮乌斯（）。格罗皮乌斯很早就提出建筑要随时代而发展，“建筑没有终极，只有不断的变革”，“美的观念随着思想和技术的进步而改变”，反对复古主义。代表作品如阿尔费尔德的法古斯工厂，科隆的德意志制造联盟展览会办公楼，德骚的包豪斯校舍。
2．勒·柯布西耶（）在《走向新建筑》中提出要创造新时代的新建筑，激烈否定因循守旧的建筑观，主张建筑工业化，“住房是居住的机器
”，并要求建筑师向工程师的理论学习，在设计方法上提出“平面是由内到外开始的，外部是内部的结果”。在住宅设计中提出“新建筑的五个特点”。代表作品如巴黎的萨沃依别墅，巴黎瑞士学生宿舍，日内瓦国际联盟总部设计方案。著作：《走向新建筑》。建筑哲学思想是：理想主义+浪漫主义。
3．密斯·凡·德·罗。强调建筑要符合时代特点，不要模仿过去。重视建筑结构与建造方法德革新，认为“建造方法必须工业化”，他以“少就是多”为建筑处理原则。“密斯风格”
主要表现为“运用钢和玻璃为专一手段”。代表作品如巴塞罗那博览会德国馆，伊利诺伊工学院宿舍，范斯沃斯住宅。
4．赖特。赖特对建筑德看法与现代建筑中的其他人有所不同，他在美国西部建筑基础上融合了浪漫主义精神，而创造了富有田园情趣的“草原式住宅”，在后来发展为“有机建筑论”。代表作品如草原式住宅，拉金办公楼，流水别墅，约翰逊公司总部，西塔里埃森。
中西方传统建筑在各自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形态，在对东西方文化差异与传统建筑异同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方面的差异：
一、本体认识的差异
中国人重视整体的和谐，西方人重视分析的差异。中国哲学讲究事物的对立统一，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而西方哲学主张客观世界的独立性，主客观分离，相反而不相成。中西建筑哲学的差异体现在人与建筑的关系上，空间与实体互为转化的关系中。西方古典建筑偏重实体，千变万化，而空间衍变较少、较单调。中国传统建筑虚实并重，实体上空间上都很丰富，气象万千，尤其是民居及其园林与皇室宫苑。
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思想，体现在建筑中，与西方人与物截然两分观点相迥异。最显著的是中国古建筑的功能通适性、空间灵活性，充分适应人的生活变化，与人相融合。加之天井、院落、庭园及通楹排窗、走廊……及风水选择与安排，人、建筑空间与自然之间水乳交融。如中国传统建筑重视功能的通适性，住宅、书院、茶肆、旅馆等同时并存，适应不同的使用需要。
西方古典建筑则比较重视几何构图、强调建筑的雄伟绮丽。如伦敦格林威治皇家医院庄严豪华，却有近半病房是兼作走廊的大统间，院极大如检阅场，在前院陈列巨锚，俨然海军博物馆。又如欧洲教堂一般极尽高大深遂之能事，远非人的尺度。再如中世纪连排式商店公会及市井住宅，多狭长又无天井，山面窗小，内部使用非常不便，而山墙雕饰彩绘丰富，重在从外观赏。
二、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
东西方对待自然有不同态度，西方的叫作机械的自然主义，中国的叫作有机的自然主义。从本体的整体意识出发，中国人把自然看成是有生命的运动的整体，人可以与之沟通，强调天地万物与人同体，这叫机体哲学，也叫生命哲学，把宇宙看成是变化无穷、生生不已的东西。因此中国人重视生命、重视后代，不需要一个外在的上帝就能感到自己的生命有意义。机械的自然主义是把自然看成是一个机械的工具加以运用，意义的来源是一个超越的主体，即上帝。这与西方的神学是相辅相成的。人生的意义并不来自机械的自然，自然只是可以加以掌握的一个机械的工具。笛卡尔说得很清楚，他把人看成是灵魂，把动物看成是没有灵魂的。他说狗象钟一样，不过是构成更复杂些而已。西方现代的行为科学甚至把人也看成是复杂的机械。这都对哲学产生影响。
中国哲学传统主流是人与自然和谐，《易传》提出天人协调，其《象传》谓：“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又《系辞上》：“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节制自然须合它自己的法则，辅助自然应适度，效法自然的造化功能而不过分，并用以成就万物而无欠缺，都是人对自然既进取又维护，适度而和谐，不同又必互动而变化。崇尚自然的思想在中国建筑中首先表现为中国人特殊的审美情趣。平和自然的美学原则，虽然一方面是基于人性的尺度，但与崇尚自然的思想也是密不可分的。在中国山水园林设计中，这种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人酷爱名山大川，常常把怡情山水之间与净化人格联系起来，营造山水建筑时总是主动将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深山古寺虽然围墙内部建筑势态各异相向，外部则总是趋于平静，故称深山
“藏”古寺，“托体同山阿”。主体建筑往往建在距山顶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尺度一般也不大，若建筑用地不平坦，建筑则依山就势建成台阶状。这就与欧洲城堡在情趣上是向背的。因为中国传统建筑是帮助人们选择更好的视点来欣赏自然，并非是炫耀人工技巧。对自然的崇拜还使中国人渴望将自然引入个人生活之中，以模仿自然山水为原则的中国园林就是因借这种思想而产生的。人们将自然界中的山石树木池塘与建筑结合在一起，将天南地北、春夏秋冬，各时各地的风景人为巧妙地组织起来，以达到宛似天成的意境。曲折的池岸、弯曲的小径，用石头堆砌的峰、峦、涧、谷和自由多变的组织方式是中国园林常用的手法。
亚里士多德提出物竞天泽，F．培根说：“要命令自然，就要服从自然”，目的在于征服，他又说：“务必将自然加上夹棍，逼她画出供来，”以便更好地征服她。康德宣称人是主人，“自然界的最高立法必须是在我们心中”，“理智的(先天)法则不是从自然界得来的，而是理智给自然界规定的。”而黑格尔索性宣称，“绝对理念
”是自然的主人，自然界是人精神的“外化”，理性创造了自然界!其中培根、康德都是现代科学的先行者。在西方哲学传统主流中，几乎一边倒的是人与自然决无和谐相融，而是你死我活地只有相克。
如果说中国传统建筑空间因轻灵秀丽令人神往，那么西方(欧洲)古代建筑的空间则因其充满秩序和几何美而魁力四射，同时它对现代建筑外部空间设计产生了巨大影响。广场便是西方古典建筑最主要的最具特色的外部空间，它与建筑紧密结合，又充分融入城市环境，是西方相对开放的文化传统的产物。西方每个大城市都以主要广场作为城市空间的标志，如巴黎的协和广场，罗马城的市政广场等。广场是由几个不同功能的建筑物围合并分亨的外部空间。主体建筑有的是教堂、有的是市政府或议会大厅，广场是政治生活的中心，也为市民提供了交易、娱乐、休息的美好场所。广场的建筑物规划严整地排列，有明显的轴线关系，建筑物之间相互对应，用柱廊形成协调的界面，如奥古斯都广场和图拉真广场。中世纪欧洲有统一而强大的教权，教堂常占据城市的中心位置，以教堂为核心的广场因为教权服务的需要而独具特色。这类广场均采用封闭构图，广场平面不再严整规则，城市道路也以教堂为中心放射出去。欧洲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物逐渐摆脱了孤立的单个设计和相互间的偶然配合，而更注意建筑的完整性，体现了文艺复兴面向新生活的新精神。如圣马可广场最具代表性，它被誉为欧洲最美的客厅。广场平面呈曲尺形，它是由3个梯形广场组合成的封闭的复合广场。圣马可教堂前面的主广场长175m，东边宽90m，西边宽
56m，大广场与靠海湾的小广场之间用一个钟塔作为过渡，在视觉上起到一个被逐步展开的引导作用。大广场与圣马可教堂北侧面的小广场的过渡采用一对石狮和台阶，靠海湾的广场和水面用一对方尖碑作为分划。圣马可广场在满足人们视觉艺术力方面有着巨大的成就，二个小广场采用梯形，利用透视效果取得适宜的开阔度。高耸的钟楼则是人们视线的焦点，四周建筑底层全部采用外廊式的作法，使得外部空间渗透到建筑内部，并形成广场单纯、安定的背景，加强广场的亲切感与和谐美，圣马可广场的空间变化很丰富，二个小广场收放对比给人以美的享受。广场除了举行节日欢庆会外，只供游览与散步，与城市交通无甚关系。&&
三、实践观念的差异
中西方都有理性主义。所谓理性就是对整体性的一种反省、重新作把握的一种自觉。理性是自然发生的，只是各自的程度和方向不一样。中国民族特点是实践理性精神。中国人基于一种整体本体的思考，理性趋于具体化。而西方人则趋于抽象化。所以我把中国的理性主义叫作具体的理性主义，把西方的叫作抽象的理性主义。跟中国人谈话最好多举例子、就事论事，而跟西方人谈话则可以多谈观念、方法、法则，他们的理论理性发达。所以我们往往是说写文章，西方人则说是作论文。从整个的历史潮流来看，中国人的理性是较重视具体性的。这有好处，也有坏处，这正如任何的方法都有自己的限定一样。中国的理性主义是实践性的，是人格修养的实用主义。中国人强调社会意识，可是注重如何在集体社会中进行人格修养，来和社会意识相适应，不致于遭到批评。这就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以保护自身为目的的个人主义。西方的实用主义是功利的，他们追求个人的功利，也认为个人的功利追求最后和整体(社会)的功利是一致的。这也是西方自由经济最基本的假设：你追求个人的目标，最后出达到整体的目标。正如凯恩斯所说的：有一只无形的手，使自我的追求，最后达到整体的目标。这种实用主义讲究效率、效益，南北战争后它是促使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和道家所提倡的讲究过程、境界、精神状态的修身养性的实用主义是截然不同的。
这些不同的处世态度在建筑中也有所反映。西方古典建筑中的主要建筑多半是供养神的庙堂，如希腊神殿、伊斯兰清真寺、哥特式教堂等。中国主要建筑大多是宫殿，供活着的君主居住。不是孤立的、摆脱世俗生活、象征超越人间的出世的宗教建筑，而是入世的、与世间生活环境联在一起的宫殿宗庙建筑。不是高耸如云、指向神秘的上苍观念，而是平面铺开的、引向现实的人间联想；不是让人产生恐惧感的空旷的内部空间，而是平易的、非常接近日常生活的内部空间组合；不是阴冷的石头，而是暖和的木质等。
中国的这种理性精神还表现在建筑物严格对称结构上，以展现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理性)。所以，就单个建筑来说，比起基督数、伊斯兰教和佛教建筑来，它确乎相对低矮，比较平淡，应该承认逊色一筹。但就整体建筑群说，它却结构方正，逶迤交错，气势雄浑。它不是以单个建筑物的体状形貌，而是以整体建筑群的结构布局、制约配合而取胜。非常简单的基本单位却组成了复杂的群体结构，形成在严格对称中仍有变化，在多样变化中又保持统一的风貌。万里长城，虽无严格对称可言，但它的每段体制是完全雷同的。它盘缠万里，虽不算高大却连绵于群山峻岭之间，象一条无尽的龙蛇在作永恒的长舞。它在空间上的连续本身即展示了时间中的绵延，成了我们民族的伟大活力的象征。
中国传统建筑的构图体现了简洁实用与自然和谐的观念，如中国木结构建筑的屋顶形状和装饰，占有重要地位，屋顶的曲线，向上微翘的飞檐(汉以后)，使这个本应沉重的往下压的大帽，反而随着线的曲折，显出向上挺举的飞动轻快，配以宽厚的正身和阔大的台基，使整个建筑安定踏实而毫无头重脚轻之感，体现出一种情理协调、舒适实用、有鲜明节奏感的效果。而西方古典建筑为了强调神的权威或者为了体现人定胜天的气概，将塔楼、柱廊建造的高耸入云，远离人的尺度，震慑人的心灵。
中西方传统建筑设计中蕴涵了环境观念、人文主义精神以及先人的理想追求。例如：北京天坛的庄严神圣的序列空间和建筑型制、苏州园林的诗情画意和对意境的追求，表现了“象天法地”“道法自然
”的观念。西方古典建筑对人的活动的吸引与接纳以及简洁明晰的构图，反映了西方古典哲学思想中的人文主义思想与理性精神。
建筑发展的客观规律使我们不可能脱离传统的影响，建筑师应发掘其中的合理内核，自觉推动建筑传统的延续发展。然而，继承建筑传统绝不是沿袭某些固定的建筑式样，而应注重对其深层文化思想的诠释。在对古今中外优秀的建筑文化吸收、交融、创新的基础上，中国建筑文化才会充满活力、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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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奥托：建筑师应该是人类学家
[摘要]奥托说：“一个设计者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好的人类学家。他应该对人类文明的进步起很好的辅助作用。建造房屋，不仅仅是给人们提供住所，更是在辅助人们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重心。”奥托腾讯文化 孙玫 发自德国柏林“我对会永久存在的东西不感兴趣，我此类作品并不多。同样的，在那些永久的、可以作为纪念碑存在的建筑上刻自己的名字，我也非常不喜欢。那让我非常的不舒服，虽然我的作品也不乏此类。我对那些只能短暂存在的设计情有独钟，或许我要为之付出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时间去准备，但在作品呈现的那一刻，我是如此幸运。”这是柏林爱乐乐团在柏林总统府花园的一次演出后，建筑师弗雷·奥托（FreiOtto）对记者说的一段话。他的团队为那次演出设计了舞台的棚顶。演出时间是3个小时，而为了这3个小时的舞台，他们准备了大半年。奥托作品：1967年加拿大蒙特利尔世博会德国馆。 图片来源：中国建筑学会日，被誉为“德国战后最伟大的建筑学家”的奥托，在德国斯图加特的沃姆布昂去世。次日，“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奖组委会提前公布，奥托是今年的获奖人。欣慰的是，他在去世前已经获悉此事，虽然获奖并不是他的人生目标。从飞行员到建筑师奥托出生于德国魏玛共和国初期，那时，对自由的向往充斥着各个社会阶层。他的名字“Frei”（自由）就来源于此。为他取名的母亲认为，这个名字会给她的孩子带来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孩童时期的奥托希望成为一个发明家，从缝纫机到飞机模型，他对所有东西都有浓厚的兴趣。15岁那年，通过中学老师，他开始接触滑翔机，并于同年考取了滑翔机的执照。在对滑翔机的学习中，他第一次接触了空气动力学原理和拉膜技术。1943年，奥托就读于柏林工大建筑系。但由于二战爆发，他的学业被迫中断，奥托应召入伍。经过一年的飞行训练，1944年，他成为一名歼击机飞行员，被送往前线。二战结束前，他在德国纽伦堡附近被捕。作为战俘，奥托辗转于美国、法国的战俘营。“我和其他4万战俘被关押在战俘营。4万人，已经是德国一个小城镇的居民数。营区就像一个小小的城市，我被任命负责规划整个营区的建筑分布。”在被问及那段经历时，奥托曾对记者说，“除了帐篷，我们没有更多的其他建筑材料。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搭建出所有可能会用到的房屋。因此，我接触到了很多价格低廉的轻型材料，它们经济实用，可拆卸性强，并且随时都能被移动。”这段经历对奥托来说非常重要。它教会了他如何从资源极其匮乏的状态中无中生有，摒弃陈规，突破创新。他认识到，山穷水尽其实是柳暗花明的重要机会。1948年，他回到柏林继续学业。在学习建筑学的同时，他还完成了现代艺术史，以及与现代建筑有关的音乐学、生物学、人类学、历史学课程。1950年，作为战后第一批获得资助前往美国留学的德国留学生，奥托在美国认识了很多同时代的建筑学家，参观了很多著名的建筑师工作室。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参观了美国设计师马修·诺维奇为北卡罗莱纳那州设计的多顿竞技场，并马上被其网状的屋顶结构所吸引。马修的设计极大地刺激了奥托的灵感——这种结构正是他当时研究的课题。奥托设计的网状屋顶细节。奥托作品：德国曼海姆多功能厅的屋顶（年）。经过半年的美国学习，奥托重新回到被战争严重摧毁的柏林，继续自己的学业，并致力于对轻型材料和整体建筑的研究。“我那时经常会思考建筑与自然的关系。自然是很容易被摧毁的，不单单是通过战争，不和谐的建筑对自然来说也是一种破坏。如何通过比较自然的方式，使建筑的内在与外界环境达到和谐统一，是我要研究的课题。”奥托在接受采访时说。1953年，奥托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悬挂的屋顶》，在文中着重探讨了如何利用网状结构和拉膜技术，实现建筑内部构造与外部环境的统一。这篇论文被评“良好”，评语是“其内容与形式和学院的规定不完全相符”。一年后，《建筑世界》出版社在柏林发表了奥托的这篇论文。此后，论文在建筑界迅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带领我们回到了人类历史早期，那个把帐篷当作居所的年代。帐篷是最早期的人类房屋形态，它具有恒温、可移动、灵活性强、牢固、美观、实用等特点。这种建筑形式是奥托整体建筑理念很重要的一部分。”斯图加特轻型材料研究所的一位教授评论，奥托的这篇论文给很多人都带来了启发。奥托的设计图。图片来自他的论文《悬挂的屋顶》。“天人合一”的建筑美学奥托在沃姆布昂的工作室位于斯图加特市郊。作为一个建筑师和工程师，直到去世的前一天，还在那里为建造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而工作着。离工作室不远，是被他戏称为“破烂的小木屋”的工作车间。这里正是奥托的“乌托邦”。在他的“乌托邦”里，随处可见的是各种建筑模型、图纸、材料以及一些简易的物理试验设备。“我对试验与发现很感兴趣，不停地寻找，纠错，寻找平衡，直到发现合适的材料。与建造房子相比，我更喜欢对建筑建造方式的思考。”谈及此，他曾经毫无遗憾地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一生中独立完成的建筑寥寥无几，更多的，是给予他人一些设计上的想法，使他们的设计能够成为现实。”他最著名的作品—&#年的慕尼黑奥林匹克体育场，就是与著名德国建筑师君特·贝尼斯的团队共同完成的。在他的工作间，还能看到部分当年的模型，以及作为模型重要部分的女性丝袜。君特团队中的设计师弗里茨·奥尔用了他夫人的丝袜作为辅助材料制作模型，使他们的设计方案从一百多份投标书中脱颖而出。奥托作品：慕尼黑奥林匹克体育场屋顶（1968年-1972年）。但是，当时的组委会对这一方案抱有很大的怀疑，认为整个设计“不现实，数据不完善，预算也不可估计，根本不可能被建造”。为了能实现这一设计，君特·贝尼斯决定向对此类轻型结构研究甚深的奥托求助。奥托与设计师约克·施莱赫一起，重新对数据进行了修订。没有运用任何高科技运算系统和建筑设计软件，他们通过一次次的物理试验，精心选择建筑材料，完美地实现了这一方案。它至今仍被人称颂是建筑史上的“奇迹”。利用这一作品，奥托向人们传达了人、建筑、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不同于1936年纳粹时期奥林匹克场馆以砖石筑成的厚重屋顶，新型的半透明帐篷式设计诠释了人们与自然沟通的渴望。场馆流线型的线条，自然流畅地与奥林匹克公园成为一体。它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民主、乐观的新德国。奥托设计的德国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德国慕尼黑奥利匹克体育场帐篷式屋顶细节。1972年慕尼黑奥林匹克体育场馆的成功不是偶然。此前，奥托在很多建筑上都尝试过这种轻型拉膜结构的顶棚设计：1950年代中期，他为卡塞尔国家园林展设计音乐厅；1960年代为不莱梅圣·卢卡教堂设计顶棚；1967年斯图加特轻型材料研究所成立后，他带领团队完成蒙特利尔世博会德国馆设计……奥托设计的德国不莱梅教堂顶棚。“设计者也应该是好的人类学家”奥托作品：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外交俱乐部心帐篷(1980年)。 图片来源：中国建筑学会奥托作品：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外交俱乐部心帐篷(1980年)。 图片来源：中国建筑学会为了推动轻型材料和拉膜式结构在德国的研究与应用，早在1961年，奥托就在柏林工大创立了研究机构，研究方向是“生物学与建筑”。1964年，受斯图加特大学的邀请，他协助创立轻型材料研究所，并担任负责人。随着奥托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功，斯图加特轻型材料研究所在世界上的声誉越来越高，很多年轻的设计师和学者从世界各地来到德国，聆听奥托的课程。奥托在斯图加特轻型材料研究所。“我时常和我的学生一起探讨一些有关人类学和建筑学的问题：‘建筑到底是什么？’‘如何看待那些古建筑？它们向我们传达哪些思想？’‘究竟什么样的房子适合人类居住？’”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奥托希望告诉年轻一代的建筑学者，“一个设计者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好的人类学家。他应该对人类文明的进步起很好的辅助作用。建造房屋，不仅仅是给人们提供住所，更是在辅助人们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重心。”“现今，越来越多的设计者将设计重心放在房子的外观上，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但人类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不会总停留在肤浅的表面。”晚年的奥托双目几乎不能视物，但这不能阻碍他对工作的热情，“没有了视觉的辅助，反倒能让我更专注于房屋内部更深层次的东西。很多以前没有看到，或者由于表象被忽略的细节，反倒在脑海中被放大了。失去了视觉，我进入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建筑世界。”奥托设计的德国科隆莱茵花园。奥托心中有一个乌托邦，那里常年保持18-28摄氏度的气温，有充足干净的水源，四季鲜花开放，终年绿意盎然。生活在这个乌托邦中的人们，可以像《圣经》描述的那样，不需要衣服，过着与大自然相亲的生活。“很多人说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不否认。但是我更关注的是数据、结构这些更为具体的东西。我更关心的是用何种节能的材料，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使这个未来的城市成为现实。”奥托常对他的学生戏说，他的身体里有一种“建筑基因”，这种基因促使他用毕生的时间去实现自己的梦想，直到生命的尽头。奥托在自己的作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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