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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先污染后治理
经过长时间的宣传和教育，“先污染后治理”在民间话语体系里已基本等同于错误的发展模式。然而，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违背的规律，也并非如我们所想那般一无是处。
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天生就是冲突的。环境作为一种自然资源，除了具有满足人类生存和生理需要的“生存性功能”，同时又有为人类经济活动提供一定的容纳，分界，净化废弃物的空间的“生产性功能”。“污染”这一概念的本质，其实就是“生产性环境功能”降低了“生存性环境功能”的价值。经济模式的选择，意味着要在这两种环境功能之中作权衡和抉择，换句话说，即选择“污染”的程度。如果单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那么取消第二种功能，即停止一切生产活动，自然可以使环境永远保持在最好的状态。但由于环境本身的稀缺性，客服矛盾的办法不可能是消灭其中一个保留另一个，而是要寻求一种组合，使得这两种功能对人类产生的效用综合达到最大。
“先污染后治理说”，便是关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一种观点。它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不得不忍受环境污染，只有当环境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才可能有效地去治理。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是反对才去措施进行处理和防止污染，也不是认为治理污染毫无必要，而是指出在经济水平不高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环境保护目标和措施，将由于经济水平和技术水平的限制而不能实现，社会需要忍受环境污染的后果。无论是源头防治、过程控制还是末端处理，都是追求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最优配置的诸多治理方案中的一种。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府就提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坚决不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是一个充满前瞻性的道路设计，但过去三十年似乎并未很好地贯彻到底。伴随着粗放式制造业加速扩张的同时，中国也进入了环境压力高峰，全国性雾霾天气频现，各项环保指标也不容乐观。中国事实上不可避免地走回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是社会发展规律不可超越的体现。
美国环境经济学家格罗斯曼和克鲁格就此提出了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即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曲线关系：在某一地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不断提高，一个阶段环境污染会加剧；达到污染拐点后，环境质量才会好转。多数研究者认为，在经济起飞阶段，第二产业比例家中，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主要经济活动从高能耗高污染的工业转向低污染高产出的服务业、信息业时，生产对环境资源的压力降低；环境破坏和经济发展由此呈现出倒U形的曲线关系。
环境污染在诸多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都是普遍问题。英国作为最早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其首都伦敦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著名的“雾都”。1930年，比利时爆发了世人瞩目的马斯河谷烟雾事件。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指出：如果不加强环境保护，人类将迎来“寂静的春天”。伺候，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和民众意识的提高，环保运动和污染防治才重回正轨。
环境污染是生产的负效应，有生产往往就有污染。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工厂”，想要推动工业社会的健全发展，关键不在于为了环境杜绝一些限度的污染，而在于如何将污染控制在生态环境的自净能力范围之内，让污染物不超出环境的自净能力，从而避免环境危机的出现。
传统的“环境政策”，用“环境管控”来概括更为贴切。自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当人类社会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时，最早试图通过命令控制和技术工具手段的结合来解决。中国的环境政策也遵循此道，基本上以政府的行政管控和命令手段为主导，通过国家地区指定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条例进行直接控制。早在1979年，就曾用“污染物排放标准控制”对污染的排放浓度进行限制，强调污染末端治理。然而由于排污企业被迫接受政府指令，大多采取稀释浓度的做法应对环保部门检查，总体环境质量持续恶化。
向市场讨教如何更有效地防治污染或许是个更好的办法。鼓励通过市场信号作出决策，借助市场力量的政策工具，污染者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也能导致污染控制目标的实现。市场机制需要最大化的产出，它本身并不会创造更多的污染许可，但是它能创造直接的污染替代物，减少污染的技术、过程和策略，驱使消除污染的东西的价格稳定下降。
美国的排污权交易便是最好的例子。排污权交易（pollution&rights&trading），指的是在一定区域内，在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超过允许排放量的前提下，内部各污染源之间通过货币交换的方式相互调剂排污量。通过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即排污权（这种权利通常以排污许可证的形式表现），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那样被买入和卖出，企业因而往往更愿意投入人力物力去开发减少污染的新工艺，节约的污染排放量可以拿到排污权市场上去出售，所得收入可以补偿开发费用，有时还有余。排污权交易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据美国总会计师事务所估计，从1990年被用于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以来，美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得到明显控制，促进了环境的改善，并节约了约20亿美元治理污染的费用。而后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也相继实行了排污权交易的实践。排污权交易已经是当前受到各国关注的环境经济政策之一。
市场同样可以为环境冲突提供利益协调机制。中国的环境冲突已经成为当下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自1996年来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十一五”期间，环境信访的件数高达三十多万。自2012年以来，四川什邡、江苏启东、浙江宁波、云南昆明等一系列轰动社会和网络的环境群体性事件相继发生。至少就目前而言，司法手段在冲突的解决上并不更见效。来自环保部信访部门的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30多万件的环境信访，行政复议2614件，但行政诉讼只有980件，刑事诉讼只有30件，真正通过司法诉讼渠道解决的环境纠纷不足1%。一方面群众遇到环境纠纷，宁愿选择信访或举报投诉等途径解决，而不选择司法途径；另一方面司法部门也不愿意受理环境纠纷案件。
利益冲突之所以如此不可调和，在于缺乏一个平等的协商机制。传统的发展模式下，高污染企业往往等同于高税收收入，地方政府乐于招商引资并接受污染企业的转移，而对环境和当地居民造成的外部影响则常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在这个博弈里，地方政府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又是强势的参与者和利益方。与此同时，作为利益受损者的当地民众，不但没有议价的机会，很多时候甚至连知情权都没有。在这种模式下，企业只需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政府无视民众利益诉求，而民众则由不满而转向群体性事件，最后的局面不会是多赢而只能是多输。
一个健全的利益机制，需要政府的退出，而让企业对民众游说、沟通、议价，简单一点说，就是“谈钱”。企业需要这部分环境资源的“生产性功能”，花多少价钱，才能让民众让出部分的“生存性功能”，民众愿意付出多少的价钱，才能让企业把项目“建在你的后院”里。
中国近年来出现的“邻避运动”，其实也非本国特色，最早曾出现在城市化起步时间较早的欧美国家，后来又出现在日本、台湾等地区。邻避运动在台湾有30多年的历史，早期邻避运动的口号是，“鸡屎拉在我家后院，鸡蛋却下在别人家里”。如今邻避运动在台湾却已不多见，因为政府机关已经慢慢形成一套运作模式，民众也知道应该如何在游戏规则下表达自己的诉求。最能让抗议民众消气满足的，是邻避设施建设方的补偿――“环保回馈”。建设方通常会将令人讨厌的设施变得不那么惹人嫌，例如设立公园、图书馆、运动中心、温水游泳池等，供附近民众免费（或打折）使用。此外，还有减免电费、减免土地相关税赋、给予奖学金等措施。
近年来在美国兴建邻避设施遇到的阻力也已经变得越来越少，其原因在于，国家和联邦机构开始承担批准厂商兴建邻避设施草案的责任，法律允许的程序也提供了更多公众参与邻避设施决策的机会，邻避设施选址方式从“决定-宣布-辨护”开始转向“参与/自愿/合作”。这些，都需要政府进一步的放权，让公众参与到利益机制中去。
与其一边高谈在发展模式上具有前瞻性的、跨越性的创新道路一边持续地对环境只破坏不治理，还不如直面“发展会造成污染”的客观现实规律，运用更灵活的市场手段来实现自然环境“生存性功能”与“生产性功能”的最优配置。
责任编辑：木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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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主办　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承办　版权所有：中国青年网如何在空气污染环境中保护自己？
翻译：李佳佳
短期的空气污染激增状况会危害脆弱人群，比如儿童、老人，以及有严重心肺疾病的人群。可能引起的症状包括哮喘、肺气肿、急性肺炎、胸痛、心脏病，乃至猝死。长期污染则可能对任何人造成永久性危害，而不仅仅是脆弱人群。常见的疾病风险包括肺癌、慢性肺气肿、心脏疾病和死亡。
IwannaBuy日前专访了健康咨询机构My
Beijing的理查德医生。希望了解这位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六年的医学专家在空气质量对人们健康的影响、人们应如何自我防护等方面的观点。
Q:理查德医生，从健康的角度，恶劣空气质量对于人体健康会带来什么风险？对于那些人群危害最大？
A:现在有大量证明空气污染对于健康造成危害的数据，这分为短期风险和长期风险。短期的空气污染激增状况会危害脆弱人群，比如儿童、老人，以及有严重心肺疾病的人群。可能引起的症状包括哮喘、肺气肿、急性肺炎、胸痛、心脏病，乃至猝死。
长期污染则可能对任何人造成永久性危害，而不仅仅是脆弱人群。常见的疾病风险包括肺癌、慢性肺气肿、心脏疾病和死亡。我们最为担心的还是儿童，因为18岁之前肺部始终在持续发育，在这个成长阶段内，空气污染可能带来永久性的肺部损伤。
Q：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每天看看空气污染指数，PM2.5和PM10的区别是什么？什么时候我们就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了？还有没有其他我们应该警惕的空气污染物呢？
A：监测空气污染最简单的途径是关注AQI（the
Air Quality
Index空气质量指数）指数。事实上并没有一个污染物水平被认为是绝对安全的，即使AQI指数为20时，长时间暴露于这样的空气依然会对身体产生永久性的损伤。这也是WHO（世界卫生组织）选择将AQI指数低于20的空气水准定义为最安全范畴的原因。如果我们使用美国EPA（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美国环保署）的空气质量指数排序，那么任何低于50的水平都被认为是“绿色”和安全的。
PM的意思是“颗粒物”，“PM2.5（2.5微米颗粒物）”的大小就是“PM10”的1/4。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体积比较小的“颗粒物2.5”可以被我们的肺直接吸入并且随我们的血液系统扩散。体积大一些的“颗粒物10”会被我们的鼻腔和上呼吸道拦住，从而对人体伤害较小。此外，还有一些我们经常听到的其他污染物，比如臭氧、硫化物，但是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PM2.5会给人体带来比其他污染物更大的危害，因此必须严加控制。
Q: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在北京这样糟糕的空气中，您采取了什么措施来保护自己呢？
A：我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六年，并且计划居住更久的时间。我现在还有一个刚出生的宝宝，我们一家都没打算离开中国。我非常留意空气污染的情况并认为最关键的应对是在家里装上HEPA（高效粒子空气过滤器）空气净化器，尤其是卧室。同时，只要AQI指数高于200，我总会戴上防毒口罩，特别是骑车上班的日子。
从更大的角度，我还非常注意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与那些空气和食物中含有的促炎症、促氧化的毒素作斗争。所以如今比任何时候都重要的是，积极锻炼，不要抽烟，健康饮食。
Q：那么人们如何自我保护以防范恶劣空气的潜在危害呢？
A：别忘了我们生活中90%的时间是在室内度过的，所以保护好室内的生活环境至关重要——你家、你的办公室、你的学校。我强烈建议任何将在北京逗留两年以上的人一定要买一部好的空气净化器放在卧室里，并且一年到头每晚都要使用，注意，卧室门要关闭。单单这么做就能有效使得我们暴露于污染之下的时间减少1/3（因为我们1/3的人生是在睡觉的：））。
人们也同样应该重视糟糕的天气并且提前采取措施，比如在AQI指数超过200的时候戴上口罩。儿童尤其需要保护，当AQI指数超过200的时候学校应该禁止所有孩子在户外活动。在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不少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这项规定都被严格执行。
同样，别忘了保持基本的健康生活方式以保持免疫系统健康正常。还有，当然别忘了——不要吸烟！任何剂量的烟草，哪怕只是一天一支，也远比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任何日均污染量要糟糕得多。现在北京的日均空气污染大概只相当于一天抽一支香烟的1/6！
客观看待空气污染同样非常重要；肥胖超重、高血压、抽烟（无论抽多少）都远比空气污染对健康危害更大。
Q：有些人会担心空气污染情况下是否不宜进行户外运动。在您看来，在北京最好的健身方式是什么呢？
A：体育锻炼不但对你的心肺有益处，还会增进你的免疫系统功能。所以在中国每周进行150分钟的适度运动非常重要。而且，不要害怕到户外跑步、骑车或到公园跳舞——或做任何你喜欢的运动。即使在轻度污染的日子里，运动对于你的心肺的长远益处也远超空气污染带来的危害。如果空气真的非常糟糕，跑步或骑车的时候戴上滤尘口罩即可。
Q：您在北京的时候，见过像今年上半年这么糟糕的空气污染吗？
A：我在这里住了六年，不记得哪个月像去年一月那么糟糕的。报道说那个月是六年来北京空气最差的一个月！但我仍然继续着我的预防措施，并且仍然打算在这里多住些年，尽管我的宝宝刚刚出生我也没改变主意。健康和快乐包括很多因素，远比空气污染这一点多得多。我仍然认为在我的整个生活中，健康和快乐远远超过那些风险和危害。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PM2.5已不可收拾 中国应如何征收环境污染税
来源：界面
原标题：PM2.5已不可收拾 中国应如何征收环境污染税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为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国政府正在酝酿征收环境污染税。但征税金额应该如何确定？笔者认为，税率的确定应基于污染减排所带来的效益。
　　企业往往要根据成本和它们所面临的市场条件，绞尽脑汁确定产品定价。中央政府或许很快也要面临同样棘手的定价问题，不过，它是一种所有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产品――污染。
　　中国国务院目前正在考虑这个问题，而且已经发布了一项草拟法案，拟对各类污染物征税。我们可以这样考虑：污染有一个“市场”，而政府选择的税额则是污染的“价格”。首先我们要解释为什么可以将征税作为价格考虑，其次要判断征税是否是好主意。
　　该草案拟对大气污染物按每污染当量1.2元征税。下面，让我们以此为例，解释一下为什么征税可以发挥价格的作用。
　　通常情况下，企业可通过多种方式减少大气污染，如燃烧更清洁的燃料、净化排放物、选择更清洁的生产技术，或者降低产量，但这些措施均需要付出成本。除非一家企业意识到，一旦政府开始征税，它可以从减少大气污染中获得其他好处（利他的或公共关系动机），而且减排的代价低于1.2元，那么，企业便会主动减少污染输出，因为减排更合算；相反，如果减排的代价超过1.2元，企业会继续排放污染物和缴纳税款，因为相比花更多钱减少污染，纳税更合算。征税如同产品的价格，因为它将决定“市场”产出：无法以1.2元或更低代价减少污染的企业，会继续产生污染和缴税，而其他公司则会停止排污。如同正常市场中的价格一样，税收可以用最低的代价减少污染――只有减排成本最低的企业会减少污染，避免纳税。
　　这意味着，政府可以通过调整税收来控制污染物排放量。如果污染物排放量过多，政府可提高税率，产生污染物的企业便会减少。相反，如果污染物排放量过少，政府可降低税率，产生污染物的企业又会增加。问题是，怎么会出现污染物排放量过少的情况呢？减排需要投入资金――除了清除污染物的成本，还有产量下降的成本。例如，对大气污染物征税，将提高钢铁生产的成本。成本增加必将导致钢铁价格上涨，最终抑制建筑行业。如果减排成本超过了它带来的效益，便会出现污染物排放量过少。
　　那么，在什么时候进行污染征税才是合理时机？重要的是，能够对所有污染源进行监控，强制所有污染源纳税，否则便可能滋生偷税漏税现象。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任何税项都会面临同样的情况。
　　不过，在两种不太明显的情况下，征收污染税并不是好主意。
　　首先，某些类别的污染物危害性巨大，应该绝对禁止排放。例如，铅污染便没有任何安全水平。因此，更好的做法是彻底宣布铅污染违法，并对违法行为予以重罚。
　　其次，对于某些类别的污染物，征税会导致污染集中在少数几个地区。例如，水污染具有地方性――只有将本地水源作为饮用水或农业灌溉用水的人群会受到影响。如果某些地区的工厂设备陈旧老化，它们会面临较高的减排成本，对水污染征税会导致这些地区的污染高度集中。此外，对于较贫困地区，征税也是非常不公平的。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应该对所有地区规定统一的污染上限。
　　水污染征税可能存在问题，但对大气污染物征税则是不错的选择。大气污染物是有害的，但其最合理程度并非达到零污染物。消除所有大气污染物，意味着没有工厂和汽车。大气污染物也不会集中在几个地区，因为污染物会在大气中移动。只要能够对大气污染物进行测量，再加上强制税收，征税可以成为清洁中国空气的有效措施之一。国务院草拟法案中提到的征税对象包括大气污染、噪声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因此政府应该根据上述标准，认真考虑针对每一类污染物的具体做法。
　　假设征税是有效的方法，那么，政府应该如何确定税率呢？税率的确定应基于污染减排所带来的效益。税收会直接告诉你污染减排的成本。例如，如果大气污染物每减少一个污染当量，可以带来价值2元的健康、舒适度和寿命改善效益，那么征税标准应该为2元。这将把减排成本与所实现的效益结合在一起。
　　过去很长时间里，我和其他经济学家一直都在努力促使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由竞争确定市场中的价格，但对于污染物这个“市场”，我更愿意政府发挥中央规划者的作用来进行定价。
　　翻译：刘进龙/汪皓 审校：任文科
　　来源：财富中文网
(责任编辑：UN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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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环境污染如何投诉
&&&&在环保局接到的投诉中，相当一部分并不属于环保部门的管辖范围。实际上除环保部门外，其它职能部门也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具有处理环境污染问题的职责。各有关部门职责分工情况如下：
企、事业单位产生的废水、废气、工业噪声、废渣、粉尘、恶臭气体、医疗垃圾、电磁波辐射等对环境污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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