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雪峰同志
回忆雪峰同志
卢鸿基&&&&&
雪峰同志逝世已好几年了，我没有写过一篇文章纪念他，但我心中没有一时忘记过他，这仁慈友爱的长者。我也曾打听过他的家属，但也不易打听，因为他的夫人听说又已去世，我依稀记得他的孩子我都不认识。几乎三十年前可能都太小，记不起来了，有些熟人虽然好像与有来往。他这些熟人是不会知道我同雪峰同志的关系，或者明知而故作不知。像我这样受过“双风”之险的人，找人也不大容易。但去年在北京见到开渠先生，他谈起，雪峰同志生前每遇到他都要提到我，说，雪峰讲：“他如果不出事，早把鸿基调到北京来了。”我听了，眼泪要夺眶而出。现在，据“货真价实”的我这“双风”之峰的人早也给“落实政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了，虽然依旧在这危楼终日望望南山，是要写点什么来纪念这个在我真是有着深厚的知己之感的师长了，否则实在对不住他。
我约知道雪峰这个名字还是二十年代末期，文艺界在围攻鲁迅时。还是一个初中学生的我，于大革命失败，逃亡了一些时候之后，是非常苦闷的，喜爱文艺，崇拜郭沫若他们的创造社，对于这个老人鲁迅也全无了解，也随声附和的认为鲁迅不对。后来在谈到了一个叫做“画室”的人的《革命与智识阶级》，对双方做了很公平的评价，这就使我这鲁莽无知的青年学生要停下来想一想了。开始认为，光听一面之词，一知半解是多危险啊，凡事总要尽可能全面了解再下结沦。于是我的专信创造社、太阳社的脑子就略为放宽了一点了，从此心中开始有了鲁迅这个影子(当然在教科书上是早巳读过鲁迅的著译的了)。同时也就记过这个“画室”，想，取名“画室”也奇怪，尤其是在那家乡僻壤的海岛上的小青年，从来没有见过这“画室”的名词，而有入居然姓画名室，就很特别，非记牢不可了。当然，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与“画室”一名相伴而来的对鲁迅作了很高的革命的评价。对于“落后”、“不革命”甚至于“反革命”的老人鲁迅，而给以是革命的、至少是对革命有利有功的评价，是不能不使我深思的。就是说，从糊涂中使我真的认识了鲁迅的人是“画室”。
那时文坛上有个坏风气是刊物上往往有“小广播”、“文坛消息”，把危险的作家的真名笔名，行动都登上几则，这些刊物还都是革命的，我看了有些反感；但也随即借此知道了一些“消息”了。如“茅盾”即方璧、玄珠也即沈雁冰，画室是雪峰。于是我才知道“画室”的真名，但还不知道姓什么。姓雪的可能没有，怕也不是薛宝钗一家。我是1929年秋到上海正式入关良先生的“画室”学画的。进画室，却见不到人。然而这时好了，我陆续读到上海水沫书店出版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其中就有“画室”。“雪峰”译的《艺术与社会生活》、《艺术之社会的基础》，同鲁迅先生所译的一起，它们教我初步认识了科学的艺术理论，使我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论，认识了新的写实主义。我的顽固地相信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以及现实主义而数十年没有动摇，使得被现下青年讥为头脑固执，对艺术界新思潮新事物保守、不敏感的，实在是得力于这套“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也即得力于鲁迅先生和雪峰。所以当年的雪峰两本译本于1937年逃难时失去，但1938年在武汉重新得到时，我仍旧带在身边，历湖南、桂林，重庆、海南岛，一直至今，现在是作为我对马克思主义艺术论的认识和对于鲁迅先生及雪峰的教导的纪念物保存着了。一个人，走了五十几年的艺术长途，是怎么走过来的，总要时时回忆的，正像凡·法兰士说的，一个登山者，走上山峰，回头看看来路，无管峻险或奇峭，是总有说不出的美的。我当然还未曾登峰，但总算走到半山了，回头看看，是确也够美好。如能攀登雪峰，不是更觉理想么!
可能是从湖南衡山到重庆之间，我偶尔从浙江的出版物中看到雪峰的文章，因为隔得久了，觉得非常高兴，对我启发甚多。我是那么喜爱雪峰的文章。1939年初，我到了重庆，认识了胡风，而由于对鲁迅的崇拜。鲁迅支持他，我认为他是个识路的文艺前辈，就慢慢熟起来。我这人一向话少，不像现在这么噜苏讨人厌，也就不大问东问西。但有一次看到了雪峰的有关抗战文艺的文章，我问胡风，怎么样，胡风笑笑，我也不再问下去。想，文人总各有看法的，我只是百花中取蜜的蜜蜂——这一来又要成为三风而不是双峰了。新四军事变之后，我大吐血，只好到乡下去卧床静养了，整天躺在床上不肯起来，连郭老来看我也不起来，使他觉得奇怪。我是个乡下孩子，野鄙得很，还不像现下似的懂得“文明礼貌”的。“不文明礼貌”很易发生误解。不久梁文若从新四军逃出来，到了重庆，到了乡下来，特别来看了我，才告诉我一些情况，就有关雪峰的，我听了心中很不好受。又不久，不知仍是梁文若还是胡风来看我，才告诉我雪峰到重庆来了，在接编文协的刊物《抗战文艺》，说蓬子搞不下去了，愈编愈糟，现在由雪峰接编了，大加改革，向我要稿。我正好靠在床上写了篇《病榻谈艺》和一些散文，就交给了胡风，由胡风交给雪峰。这就是“双峰”开始了。
改革后的新型《抗战文艺》开始了，还是十六开本，但份量厚了，也印了书了，封面也漂亮了，内容也厚实了。是胡风送来的，还是他交我弟弟带来的一时记不清了，我的《病榻谈艺》刊出了，我高兴，我的两篇题为《海》的散文，也刊出了，却不在散文栏而是放在诗栏，还是打头的一篇?这可真受宠若惊了。我问胡风，“这怎么好放在诗栏里呢?”“本来是诗么!雪峰也这么说的。”胡风说。总之，这也算是诗，我从此可要做“诗人”了。
那上面就有雪峰写的文章，还有杂文。他的文风我是也算熟悉的。句子有些长，好像有些拉杂，但组织细密，读时总要细寻他的比喻、形容，分析、推理、探索的脉络，他不是故布疑阵，也不是如有些人的故意转弯抹角，对一切事物，事事物物，人与兽，山与水，城与市，都有他的新的看法，一切平常、平庸得很的东西，在他的笔下，都是得停下来细细回索回索。有好些是用新的笔名发表的，但我从文风中猜，一定是雪峰的。后来出版了一本《乡风与市风》，我急于想读，写信向梅林讨，他却不寄来，后来还是他自己给了我的。我见到梅林时，问他，他说《乡风与市风》有什么好处。你那么喜欢?我说：“我认为好，好就好在他‘有什么好处’！”梅林只好笑了一笑。但这本《乡风与市风》出版后，总好像没有见到有谁发表过评价，几十年来，默默无闻，热爱、关心雪峰的同志们写了好些评介、怀念雪峰的文章，也见不到有提及这本著作的地方，这是一直放在我心中的事。我也想不明白，连雪峰自己，也重印了他的寓言集——他赠我的一本英文版还在手头——却再也不重印这本《乡风与市风》。我几次想向他要也总忘记了。我认为这是一本鲁迅先生的杂文集之后，四十年代透视中国社会的“阜利通”，不，不止四十年代，可能还要长些的时期的社会风貌的写照。他的描写，文风与鲁迅先生的杂文一点不同，妙也妙在这里。有人在学“鲁迅风”，而最爱护鲁迅，最亲近鲁迅的也箅是老年的吻颈战友，其文风，竟一点也不相同——当然，其精神是完全相通的。从此也可见交情与文风也不是一回事。昨天为了布封的一句话，我请教了留法多年的心理学者朱锡候同志，才弄明白这句话的真意。有人译为“文如其人”是错的，据说连在法国人中也多误解。有些人说是马克思的话，更是牛头不对马嘴。只能译为“风格即人本身”。那么雪峰的文风呢?只能说是雪峰自己的，但雪峰本人呢，却是热烈的，耿直的，一点也不见得曲折。然而作为一个社会斗士，一个彻头彻尾的共产党斗士，他的斗争性格可能是曲折的，有如二万五千里长征那么的曲折，他一直这样曲折地斩荆披棘地战斗了一生。
《乡风与市风》，如一定要来个比方，那么可以说是像拉·布吕叶的《Carectere》。此书有人译为《性格论》，有人译为《角色们》，新版《欧洲文学史》译为《性格论》，是指他论的是社会性格，社会风格。《角色们》却指的是其中部分《人物素描》，刻划他们的丑像。而拉·布吕叶又是从希腊作家那里学来的。雪峰的《乡风与市风》大可与《性格论》媲美，可是，从哪里来的?中国四十年代的乡村与城市的肖像，都充满在那里面，然而至今不为人们所知闻。
1945年全国文协决定五月四日为文艺节日，以是年的五·四为第一届节期，要庆祝一下，《抗战文艺》要出一本纪念特刊。我病·了是不能赴庆祝会了。雪峰来信要我也写一篇。于是我写了一篇题为《写给第一届文艺节》的小文，千字不到，发出了我对于蒋介石反动政权在二月间无理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愤怒。雪峰给我刊出了，大快我心。
&不久抗战胜利了，我病也好了些，但不能行走。到了冬天，大概元旦也过了，我扶杖进城，是住在旧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室兼宿舍的三楼杜守素老丈那里。晚饭时，除了杜老及对房的乃超、同我之外，忽然来了个客人，高大汉子、四方形的紫铜脸，有些威严。杜、冯于是招呼他一同用饭。他也毫不客气，就坐下来厂，杜、冯见我们好像不认识，就介绍了一下，他听了慈祥地看了我一下，问我身体如何了。他见我不大说话，又说，“好好养病。文章都看到了，写得不坏”。我说，“我在学写。写得不好，请冯先生多指教!”他说：“写得不错；你看问题还是很深的。”我问他，“《真实之歌》里所提的画画的朋友是谁?”他笑着说：“赖少其，认识吧?”我说：“认识的，那时在武汉我就拉他一起工作过，不过时间很短。”雪峰同志这时出版了一本《乡风与市风》外，还出版了这本诗集，是在狱中写的。我向梅林讨了一本，我喜爱，其中提到一个画家朋友，我不了解，所以问他。本还想问问别的问题，但他一吃完饭，同乃超谈了些话就有事走了。他只说住在文协，有空到他那里去。后来我去文协看过他，没有遇到，我也就下乡去了。之后也就没有联系。
解放后，1950年冬，我病也反复了几年，下床后不久，我到杭州来，才写信给他。他马上回信，说很高兴我的病好了，能回杭州工作。不久，一天，开渠先生来叫我，说雪峰同志来了，在下面，要见我。我听了马上下楼。他正坐在院长办公室，见了我，说：“胖起来了。病完全好了吧?！”我说：“好是好了，就是睡得太久，身体软得很。”“那慢慢会好起来的。你今年几岁了?”我说：“四十一岁了。”他吃了一惊，说：“我以为你不过三十左右，还看不出来。”我问他：“冯先生有事到杭州来的吧?”“不。我是从绍兴来的，那边有点事。”我就想，可能是鲁迅先生纪念馆的事，但也就不问了，因为开渠先生拿台几上一件鲁迅先生纪念像的小稿子请他提意见。
小稿不大，不过十多公分高，坐在藤椅上的鲁迅全身像，穿着长衫，手拿香烟，双脚一伸一收的放在地上。雪峰拿在手掌上，注视了一些时候，有些不满足，举头问我怎么样。在这种场合，我不大敢插嘴。开渠先生说：“有人认为脚摆得不好，但怎么摆好?”我马上想到这是我提过的意见。开渠先生受了时论影响，在创作要加上作者主观意图，即现实主义应由作者主观安排。我认为像鲁迅先生这样的人物、动态、姿势，只能是鲁迅自己的，作者主观不得。开渠先生见我的意见与别人都不同，解决不下，所以问雪峰同志，雪峰问我。我是要尊重雪峰，在自己业师面前，又是业师的插图稿，更应尊重雪峰，所以不开口。后来还是雪峰说：“总觉得有些不是鲁迅先生的姿态。”
当时杭州在展出日本战后的木刻漫画展，有人叫我写篇评论，我写了。但在《当代日报》上发表时被删改得只剩得短短的几段，连句子都不通，我光起火了去追回原稿，一字不动的照我原样抄了一份寄给雪峰，请他看后转给靳以。靳以正在主编《小说》和上海《大公报》的《星期文艺》，他是我的老编者，也正向我要稿，为了让雪峰先看这一篇被延迟的稿子所以这么转一下。雪峰一字不动的转去靳以了，靳以一字不改的发表了，还用了我的亲笔署名。我的想法只是给《当代日报》的主编者们看一看，他们是一定会看到的。这是五一年春天的事了。
五一节，我到上海去看华东美术观摩会。我是解放后第一次到上海，快回杭来的前一天吧，一早我就到四川北路横浜桥一个弄堂单按地址找雪峰。我去得太早了，敲了好一阵子门才见他出来开门，衣服刚披好，头发像刺猬似的，弯着身，好像怕冷似的，一见我就说：“原来是你!这么早!我昨天睡得迟了，所以也才起来!糟糕，我老婆又回家去了，家中没有人。”他一面说一面引我到堂屋坐下，他拿了锡桶，“你坐一下，我去打开水。”他去后，我看看，是一般的上海弄堂房子，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和现在的高于楼比起来，真是天差地远，不过是一楼一底，我才想起，原来他也是把晚上当白天的。我不该这么早就来，使他睡不足了，心中很抱歉，但又不好说下次再来；又想，他是个随便的人，不会怪我的。
&不久，他回来了，还买了一些烧饼油条之类。他倒了杯茶给我，就洗脸?洗完睑，坐下陪我，说，“我们先吃点东西，之后我们一起到鲁迅纪念馆去，你是一定高兴的，认识几个朋友。在那里吃中饭；下午我有事，不陪你了。你什么时候回去?”我说，“可能明天，还未全决定呢!”“那没关系。以后有空还可常来。”
于是我们就吃烧饼油条。我看看他，脸洗过了，头发好像没梳，还是刺猬似的长在头上。“烧饼油条，吃得惯吧?”他问我，他是吃得津津有味的。“当然惯!我是乡下人，有这个就很好了。我们乡下是没有这些的。”他问我看了什么老朋友了，我说了。他又说，“画展怎样?”我说，“东西多得很，就是太多了，看看也吃力!我也有一件雕塑，多年不搞了。”我说罢取出照片给他看。他说：“我听说了的。要多做。多做就好了。你们下过功夫，解放了，做雕塑的机会多了。你身体不好，是否就专搞雕塑，你不搞可惜，木刻不要搞了。”我说，“我病下来就没有搞过木刻了，也不想再搞了，让别人去干。有时还要写些。我在筹编院刊。”“那不要紧，有时可以写些，你不写也可惜。我们几个熟人都认为你看东西看得深，透。X
X算什么，不行。专搞雕塑，身体慢慢好起来，是可以专搞的，不过不要像别人那样追求名利、出风头，这你是有分寸的。鲁迅先生的像要你来搞，你最了解鲁迅思想。但我还向你提个意见，你看来软弱了，总不敢坚持己见，要听别人意见了。我得批评你，你那封信就对自己看法怀疑。这就是软弱!‘错’就‘错’到底，检讨什么?这是鲁迅先生说过的，他就是这样，‘错’就‘错’到底!”
我到杭州后觉得有点不习惯的是一般同志们谈起艺术总是教条一大套，心中不以为然、谈起来时，我这“不同意见”总会被讥笑为“抗战理论”或“重庆理论”，而我又总不会认输，尤其对我创作时提出的意见，我在理论上争执较多，更是被认为“不虚心”、“骄傲自大”，当然，“不虚心”、“骄傲白大”是贬词，但不合理的意见，硬要人接受，申辩不得，也实在不行，例如，他们一定要你拿几位上海姑娘的双眼皮、薄嘴唇拼在农村姑娘的脸上才算是会创造典型人物形象，否则就不算创作，就举鲁迅、高尔基的说法，不管用得着用不着，一定要照他们干。我受围攻，被讥笑得几乎要屈服——表示我虚心。有些同志还说，你老留恋你过去那些文章，这就是不想进步的表现；要好好检查一下，那些是资产阶级思想，不是现实主义。我怀疑起来了，于是写信问雪峰，说，可能我过去对艺术的看法错了。他只回了封短信，说，不要怀疑自己，以后见面谈云云。所以这次见到了，他就当面提出批评了。
之后，他带我到武进路“鲁迅研究所”去。所里的同志都在上班了，人不多，但看来是有点挤。雪峰向他们介绍了我，大家都很热情，很有礼貌地站起来欢迎我。一位是林辰，矮个子，年纪也不小了，他说在重庆时看了我一些文章。一位是王士菁，年轻些，高个子，同样斯文有礼、热情。还有几个青年。我觉得我到了自己家里的感觉。是真的，不是不适当的比方，是指心底里、思想深处说的。坐着谈了一些。雪峰除了介绍我之外，还谈了些什么，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但他就处理他的事情，由林辰、王土菁二同志带我到大陆新村鲁迅故居参观。我是第一次到鲁迅故居的。参观完后，又一起回鲁迅研究所，午饭也即开了。今天算是特别招待了我，多弄了几个菜，大家都很高兴，雪峰当然也很开怀，但他是有点威严的，也许是在他的干部面前，也许他本来就如此，我说不清。我问了下研究所和纪念馆的事，他说，一切都在开始，事情还多着呢。
饭后，他出去了，我坐了一会，知道白荃和梁文若就住在隔壁，文协宿舍，都是老熟人，我就出来去看他们，于是，也回杭了，
我想把解放以前写的和译的一些组文编印二三个单集，曾经问过一位最好，此时也倒是红得发紫的朋友，请他帮个忙出版，却不料遭到讥笑和教训。我想，这真是士别三日，便当抬眼相看了。我只好问问雪峰，他马上回信，说，这很好。你把它弄好，寄来，我看看，“可以为你写些什么，但你也不要太相信我的眼光。”我心中感到非常高兴，想，这才是文坛的真正的富有者，和一些暴发户不同。但我那时教课较忙，又是创作课文又是泥塑“基本练习”课，还要编院刊，我还是一个十年病卧刚刚好的人，上完课就疲乏得很了，集子总在拖着没有整理，也没有时间再去上海。不久，雪峰调到北京去了。1951年深秋，我到上海去临摹鲁迅面模，就是因为雪峰介绍过的，所以我在鲁迅纪念馆工作得很轻便痛快，工作同志们都说，雪峰同志常同他们谈起我，我临摹好后，多翻了一个石膏，1953年上半年托人送到北京给雪峰，他很高兴。
我1953年春到大连接洽旅大市苏军烈士纪念像的工作，十月又正式调去，过了1954年元旦，中央文化部电召我回北京汇报工作情况。像是每次过北京我都到苏州胡同去看雪峰，也看吕荧。雪峰知道我接受了这件工程非常高兴。他对我说，“好好干，一定得把它做好，别人的看法你不要管，照自己的见解去做。做好后，我们想设法让你到苏联去观光学习一下，但先不要说。”我听了当然喜欢得不得了，一是在众说纷纭中，他支持了我的意见、打算，二是多年来渴望能遨游圣地苏联，不用我开口，他先提了，他的帮助一定能实现的。那时快过春节了，他对我说，“除夕那天你邀吕荧一起到我家吃除岁饭，没有什么菜，但大家闲谈一下，平常没有空。只你同吕荧就够了，不要人多。”于是我去通知吕荧。
吕荧是1952年深秋我到上海鲁迅纪念馆时第一次见到面的，算是第二次拜访，还是在重庆时，胡风到我病床前找我给他译的普式庚《奥涅金》画封面、插页，这才有点关系。四六年前后，我进城，听说吕荧割盲肠卧在市民医院。我去看他，他却睡着了，我等了一会，不见醒，留了个条子和水果就走了。后也不通讯。解放后，知他在山东大学，但挨了批。听说他在上海，于是我去看了他。是个文弱书生，与我年纪相仿，那脸并不活跃，但其温和、热情的双眼和面部的表情使得我们一见无间。他是在山大挨不下去了，骨头太硬，雪峰便叫他到上海来，算是“避难”。不久，雪峰调到北京建立人民文学出版社，便又把他拉来，离上海时，还是我送他上车的。他走了也就完了，我们并不通讯，也许他有信来，而我没有回复。但一到北京又去找他。一见到，他必请我吃饭。他住在文化部内一个小房间里，刚刚安得下一张单人床，四方全是书本，不是说书多，而是说，房子实在太小，不到八个平方。
是下午呢，还是晚饭前不久，总之天还很亮，我同吕荧就到了雪峰家。见了面，也平常得很，招呼我们在客厅坐。他夫人在家，孩子们在不在，我印象却模糊了。房子的布置还是一般，不像现在的高干房那么豪华，但是一片简略、朴素，一种老知识分子的生活，却无什么雅得非常俗气的到处摆设。吃除岁饭了，也不见得怎么丰盛，有什么了不起的佳肴，有盘鸡肉就是了，确是只有这么一位随随便便的主人和我们这两位也是随随便便的客人才能配食、肯吃的除岁饭。
我们那时谈了些什么——饭桌上和饭前后，我回忆再三，总记不起来，但这些是清楚的，一、没有国家大事；二，没有小道消息、婆婆妈妈；三、没有教条公式；四、也没有身边琐事、四邻丑闻，而只是随随便便，确确实实是心身都很放松的年终得闲，随便谈谈，大家能在一起就很宝贵了。既记忆不起来，又不会虚构一番，只是这么如实描写。如果是1955年的“反胡风”、1957年的“反右”、十年“文革”的“外调”要写交代揭发材料也这么写一定通不过，说是有意隐瞒；如果是写什么照例的纪念性质的历史资料，还得按文艺理论或创作法那么的“想象”、“虚构”、“夸张”、“拼凑”，才能称得上创造典型，一定说是“自然主义”，不懂创作办法的。&&&
已开灯了。我们只是娓娓而谈，并不热烈。不久客人来了。林辰，见过的。一个姓沙的小说家叫沙汀，是重庆时早就认识了的。一位不认识的是陈翔鹤，此外还有谁，记不起来了，经介绍的认识的。这就谈得很热烈了。都是文坛上的大事小事，有关三届文代会的、有关创作的、文艺评论的。吕荧是除了介绍一下之外，几乎不开口，好像凑不上口，因为他谁都不认识，客人们也不大关心他。我，在这个场合也不大开口。雪峰的谈锋也健，不但是主人，也俨然是个长者，他们都要同他谈什么、问什么，他得回答，但并不像记者招待会那样，其实只是大家闲聊天。我原有好些话要请教雪峰，如有关鲁迅先生的，过去文坛上的问题，可这一来，不行了，就只好听他们聊天。雪峰谈了些什么，我仍然是综合不起来，有些记不清，有些也不必去记它，反正林、沙都在，他们可能会记得的。雪峰讥笑了一些文学评论文章和作者之外，也谈到美术上来。仍然是哈哈大笑，而且说得还厉害，说：“我看美术界都是XX，写文章不知写的什么，好像常识都有限。XX也不行，几句教条。这方面还是鸿基行，看得深，有见解。”他突然当众表扬起我来了，使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他就也提起了我在大连塑苏军烈士纪念像的事，又鼓励了我一番，而且还问我是否有时间给《文艺报》写一篇关于徐悲鸿的画的文章，我答应了，但后来因为工作忙，又未见到徐悲鸿的全部作品，无法写，就终于他的《文艺报》主编之任我都只字未写。
那晚谈了好一阵，客人才走。客人走后，又过了一会，我同吕荧也就辞别出来了。这一次除夕宴会，就成为我的最值得纪念的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了。他俩都离开了人间。
之后，我忙于一些别的事，又病了，泻，接着感冒，拖了好些日子。一好，我就匆匆回大连去，去后才写信告诉他。他来信还是问关于徐悲鸿画的文章。我说了一时无法写。还向他讨些书，他就陆陆续续寄了一些来，如《瞿秋白文集》，出一本寄一本，现在我都保存着，“文革”时抄家，好在只抄我的文章、文稿和信札，并没有抄书籍，但既诬之曰“叛徒”的文集，又是雪峰赠的，更是不得了，我总尽量的设法保存，只是把写好赠我的扉页撕了，忍痛撕了。这是无法挽回的损失，——当然，连他给我的信都抄去了，一页都不留，至今不知下落。
红楼梦评论事件，我一看就知道雪峰挨了批，我只记在心中，通讯时，我也不提。到了1955年的胡风事件出来，那位老朋友沙汀在人民日报上点了我的名好洗他的手，就轮到我紧张了。八月初，杭州来电报把我追回来。经过北京那天，去找老朋友讨一个过夜地方都遭到拒绝。我只好去找雪峰。他见我来了，很高兴，也为我着急。我说X
X X到蒙占去了。X X
X，初头通电话时还在家，等到一了解我是从大连来的，就忽而也到蒙古去了。雪峰说，“怎么搞的，老朋友都来这一套。你找江丰一下怎么样?”我说：“江丰，我同他是不算熟朋友的，不好意思找他。”雪峰说：“你到中央美院去找找他们看，如果不然就回到我这里来。我这里虽然挤点，也只好挤了。”谈了一会，因为天快黑了，只好匆匆出来，他一直在门口看着我走，他也为我难过。工柳不在家，我知道，但小杨在家，总算是留我过了一夜，我就不再回到雪峰家了。
1955年冬逝已过了1956年的元旦了，雪峰到杭州来，学校请他在校陈列馆作报告。那时学校还在外西湖十八号。我早已交代完毕，正在等待审查结论，但已允许可以参加一些集会了，所以也出席听讲。我坐在靠南底排的角落里。刘苇同志陪雪峰从北边大门进来，一进来就站在空着给他的位子上。他还是那个样子，不过头发不那么刺猬式的，有点笑容，但举眼一看，又低着头转向刘苇谈了一句。刘苇听了也举头环扫一下，见到了我了，就向雪峰用手向我远远一指；雪峰也是随她环转一下，顺着刘举的手，见到我了，也就举右手向我摇摇打了个招呼；我一直双眼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心中说不出的一种味道，因为我实际像海中孤舟似的，四周都是波涛，他这一只，分明是伸过来援溺之手，我怎么不激动呢，也不自觉的向他伸手，仿佛已伸得很长，伸过好几丈的距离，拉着了他的援溺之手了似的，遍身都是热气和血流，几乎要哭似的。这才真是慈爱的手。他什么时候开讲的，讲了些什么，我好像一片模糊，因为我已坠在沉思中了，我觉得这才真真是一位慈爱的长者，一位经过二万五千里奔波的伟大的心灵。他一点不怕什么株连，他明知我在受审查，是一个凡是好师友都远远避开无人敢接近了的人，他到了我们单位，敢于在公开场合寻找我，打听我，举手向我打招呼，送来温暖，这怎么不教我坠人沉思呢?这里就具有无限的鲁迅的伟大的、慈爱的精神。
到了休息时间，我走到刘苇同志那里，问，我好不好同他打招呼。因为“停职反省审查”时就交代明白不准同任何人接触，我得问一问才行。刘是当时的院领导之一。她说可以的，你去好了。于是我慢慢地走向雪峰去，他马上伸出手来，我握了，说：“冯先生，你好。”他说：“你都好吧?”我说：“好，在等结论。”他说：“不要紧。好好保重!”“嗯。”我也不再说什么，也不敢多谈，就离开了，他似很悻悻，大概是觉得没有更多谈一点什么似的。接着讲，讲完，他再举手向我招呼了一下，回头就走了。我也不好去送他，仍然坠入一阵说不出滋味的沉思中。
到了初夏，我得到了“结论”了，不是“胡风分子”，但受胡风思想影响。于是我马上向雪峰去信，把这事告诉了他。他很快回了我信，说，解决了，下了结论就好，为我高兴。希望我鼓起勇气来继续努力。但是，我辜负了他的希望。虽然旅大的苏军烈士纪念像也在《美术》上发表了，却已灰心丧气，什么都不想做了。有时缺了钱，告诉雪峰，他马上寄来；到我有了时，寄还他，他却来信批评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俗，我又不是缺钱用，你用了就是，何必还我?”这些地方，也就是鲁迅的胸怀，对晚一辈的人，他总是一个慈爱的长者。
我从此也再没有到北京去。1957年的一阵旋风，卷遍全国，他也受了冤屈了。我只好暗暗叫苦。外调来了解他情况，但我知道什么呢?要我在他的善良长者、高贵的共产党员品质之外，我能挖得什么呢?当然，他没有什么使我受累，只是要挖出他的反党罪状，挖不出也就算了。但我就从此被所谓的“好友”讥为“双峰”人物，一下一个“风”，一下又一个“风”，云云，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不久，他的帽子摘掉了，我当然大大为他庆幸，可是看来有一股味，似仍不怎么妙。他再没有作品出现，早出的也始终见不到，这从新兴的习惯上猜也猜得出仍不怎么妙。我也没有给他人信，只心底怀念着他。不十年，文化大革命来了，我当然有“资格”住“牛棚”。在后期的牛棚中，又来了外调人物，一个高个子，北方人，把我揪出来拷问：“你说你认为冯雪峰这个右派分子怎么样?说?”我毕恭毕敬的回答：“我认为他当右派是很可惜的!”“怎么，右派还可惜?你的立场一点不变，你好好想想他这是什么罪?”高个子凶凶地说。我仍是从从容容地答道：“一个老党员，与鲁迅先生交情那么密，得到鲁迅的信任，又经过二万五千甲长征，结果是右派，不是很可惜么?”高个子毫无办法了，只好叫我写，写我对于冯雪峰的看法。我也毫不留情，也是照当时口头回答他的写。这时，我们一位领导同志正好也在场的。
我想，一个人，遇到了“横流”也实在是可悲的。如果连友谊都没有了，会更加可悲。但雪峰如何了，我也有想法的，他不是经过“上饶集中营”的考验么?他依然是冯雪峰，他不能高歌，但他，定会低吟；吟他那更加真实的“真实之歌”。一个称得起共产党员的人，总会唱他的“真实之歌”的。
1974年，我随学校大伙儿去北京参观美展。那时还是“四人帮”时期，我也就不敢去看雪峰，考虑了好几次，终于不敢去。但1955年秋，彦涵来杭州，来找我，因为我们是老同学。他对他这个“右派”总不承认，对于开除党籍也总不承认。谈到木刻，谈到雪峰，他说，他同雪峰要好，雪峰曾将鲁迅先生赠他的《珂勒惠支版画集》赠了他，说由他藏最好。我就托彦涵回去见到雪峰时，替我问问好。我仍没有写信，也后悔去京参观时没有决心去看雪峰。但不久就听说雪峰去世了，是在大年初一。而且听说中央就快要为他平反了，但他却去世了，这真是抱恨终身，不能瞑目的。然而，不久也终于得到平反了，不过人去楼空，还是不能不说可惜！
于杭州南山路&&&&&&&&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