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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的洒脱和“傻硬”
齐白石的洒脱和“傻硬”
尚未成名时，身份卑微的艺术家难免会遭到外界的热讽和冷遇。清末文豪王闿运是齐白石的恩师，素有冰鉴之称，他看人没看走眼，看诗却看走眼了，齐白石的旧体诗被他哂笑为“薛蟠体”。谭延闿是民国时期的高官和有名有数的书法家，颜体字写得出神入化，他同样看走了眼，居然听信一位丁拔贡的胡说（“齐氏刀法太懒”），干出焚琴煮鹤的蠢事，将齐白石镌刻的十余方藏书印磨平。齐白石的心理承受能力令人佩服，面对外界的贬损，他能做到八方吹不动。他说：“画好不好，诗通不通，谁比谁高明，百年后世，自有公评，何必争此一日短长，显得气度不广。”他借物言志，《题棕树》一诗妙句传神：“任君无厌千回剥，转觉临风遍体轻。”齐白石心胸豁达，性情洒脱，唯其不争，则天下莫能与之争。
人如其画，齐白石不拘常格。王森然先生描写道：“先生性柔时如绵羊，暴躁时如猛虎，无论其如何暴躁，过时无事。正如狂风骤雨之既逝，只有霁月清风耳。其情常似闲云，其心极如烈火，烈火燃烧，云光灿烂，极尽美观。”曾一橹教授曾为白石老人画过一幅惟妙惟肖的头像，白石老人落笔自嘲：“曾君一橹，工于画，此头颅，能得衰老之神，见者必曰，此不合时宜之齐白石也。余曰：是矣！先生真能识人。白石记。”亲笔承认自己不合时宜，并非老人谦虚，实情就是如此。
1903年，同乡好友夏寿田劝齐白石去北京发展，诗人樊樊山也答应荐他去做宫廷画师，给慈禧太后画像，这无疑是平步青云的好机会，想都不必想，伸手逮住就行。可意外的是，对于他们的好意，齐白石敬谢不敏。夏寿田还想给齐白石捐个县官当当，齐白石却没有搜刮地皮的兴趣。齐白石认定绘画为寂寞之道，必须心境清逸，不慕官禄，于绘事才能精益求精。齐白石的志趣确实在彼（艺术）不在此（官俸），他出身卑微，但从未因此自惭形秽，其闲章有“木人”“木居士”“大匠之门”“芝木匠”“白石山人”“湘上老农”“有衣饭之苦人”“立脚不随流俗转”“我行我道”“自成家法”“三百石印富翁”，透露出丰富的信息。这位山民老艺术家同情一切弱者，悲悯及于虫蚁，平生最看不起官场禄蠹，其代表作《不倒翁》滑稽万状，揶揄嘲讽某些大耳阔面、好作蟹行的老爷，有诗为证：乌纱白帽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将汝忽然来打破，通身何处有心肝？
白石老人一生自食其力，他冷眼睥睨官场中人，与明代画家唐伯虎有得一比，后者断了仕进之念后曾吟诗自道：“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富贵不种田。闲来写就丹青卖，不使人间造业钱。”细想来，他们在艺海中遨游，纯真的乐趣，不受玷污的情操，自由自在的心境，确实是某些虚伪其身、厚黑其心的官老爷望尘莫及的。齐白石从晚清一路走来，穿越了民国的沼泽，纵览无穷世象，仍然傲对强梁，无半分攀结的媚态，始终以处身清白，不搜刮民脂民膏为至上光荣：何用高官为世豪，雕虫垂老不辞劳。夜长镌印忘迟睡，晨起临池当早朝。啮到齿摇非禄俸，力能自食无民膏。眼昏未瞎手犹在，自笑长安作老饕。
齐白石一生俭朴，于银钱事不肯轻信旁人，他总疑心这世间牛头马面无所不在。王森然在《齐璜先生评传》中揭秘：“因为人少鬼多，所以处世对人，（齐白石）总不放心。即家中一切琐务，亦由其自己处理，甚至对油盐酱醋茶叶米面，自己经营，菜蔬劈柴笔墨纸张，自己购买，门窗箱柜钥匙，自己管理。此种生活之烦苦，在他人以为可厌恶，在先生以为有趣味。”然而齐白石的精明确实有限，骗子的额头又没黥字，自然防不胜防，他受骗上当不止一次两次。曾有人找上门来，主动提出帮他在香港卖画，三言两语就轻而易举地哄走了他亲笔订下的润格，他很开心，殊不知那人更开心，回去正好借此公开地卖假画。李苦禅先生曾撰文《忆恩师白石翁二三事》，狠揭过一回“短”：“齐老师对于艺术之外的事都很‘傻’，常受人骗。那时因国家动荡，钞票骤然变成废纸乃是常事，齐老师不知丢了多少血汗钱，才想到要买黄金。他不瞒我，让我看买来的黄金，我很吃惊：‘金子还有绿色的吗？’老师明知又吃了亏，还不敢声张，生怕惹祸。真是哑巴吃黄连，苦在肚里。”
艺术家本就异常天真，心如赤子，不谙世事，倒也不足为奇。有一回，外宾参观白石老人现场作画，一个个欢笑着叽里咕噜地赞美了一通，他却不高兴，不为别的，就为洋人没跷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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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积分：150分人物>“不合时宜”的王小帅
《中国新闻周刊》
编辑部稿件推送平台
“不合时宜”的王小帅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温天一
王小帅的《闯入者》仍然没有取得好的票房，但是因为他本人的一次发言，掀起了不大不小的关于严肃电影和商业电影的讨论。王小帅并非不想投入洪流，但他所热爱的内容和方式总让他找不到时代巨变的闸口。
“不合时宜”的王小帅《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温天一电影《闯入者》登陆院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按常规，这个时期应该是属于影评人与观众们七嘴八舌地指点江山的时刻，而电影的创作者在经过前期宣传后，此时正应该回归幕后。但导演王小帅所遭遇的情况却有些诡异。“在电影上映前，我从没受到过这么多关注。” 他挠了挠头，因为隔着一副圆圆的厚眼镜儿，看不清目光，但一个略微带点羞赧与自嘲的苦涩笑容正在他的脸上一闪而过。一场谋杀 &&今年，中国第六代导演王小帅历经几年时间筹备，他的第12部剧情长片《闯入者》被安排在“五一档期”登陆全国电影院线。在此之前，这部电影曾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竞赛单元，但最终铩羽而归。4月30日，是《闯入者》正式上映的第一天，同时也迎来了比国际级电影节更为严峻残酷的票房考验。在当日的票房统计中，《闯入者》只收到了不到1.5%的排片率与50万人民币的进账，这两个数字都远远低于王小帅在电影上映前对它的预期。事实上，对于大部分中国观众而言，一部艺术电影的票房成败并不是什么引人注目的新闻。真正让王小帅走入大众视野并引发轩然大波的，却是因为他随后公开发表的一纸声明。在声明中，王小帅用“严峻”来形容《闯入者》的排片情况，并认为当下“可能是商业片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严肃电影最坏的时代。”在反复陈述自己的创作诚意之后，他以一句铿锵有力、并带有浓重悲壮英雄色彩的口号“我的观众，请你挺我！”作为收尾。而在第二天接受媒体采访时，王小帅用词更加激烈，他把4月30日形容为自己“从影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并宣称这次排片事件，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仿佛是一个带有讽刺色彩的预言，电影《闯入者》正是讲述了一场以阴谋开始又以悲剧结束的谋杀案。但让王小帅远远没想到的是，这场“谋杀”竟然会从银幕继续延续到现实中。在得知票房首战失利的当天，王小帅正身处湖南，在宾馆里准备次日为宣传《闯入者》而安排的一场公开演讲。虽然只是在20天之前发生的事情，但现在的王小帅回忆起来，却仿佛带着一种恍如隔世的沧桑感，而他唯一能够想象出来形容当时心情的词汇就是：“荒诞”。“我现在觉得当时的自己挺傻的，本来特有信心，期待满满，结果那一瞬间结果出来，突然觉得一切都是徒劳的，没有用。”“我所能做出的第一反应是赶紧叫停接下来的一切宣传支出。”&第二天，王小帅如约出现在一场叫做“电影先锋论坛”的活动讲台之上。在之前观众的预期中，王小帅导演要以“励志”与“成功”的姿态，与他们分享电影生涯的起承转合，但经历了前一晚的事情，王小帅的心情“一点也不先锋”，并且觉得“自己有点像是在骗人”。在“支撑着凑合完成”《闯入者》的湖南宣传工作后，王小帅回到了北京。他并没有像之前一念之间所想的停止一切与电影相关的宣传活动。事实上，《闯入者》对于王小帅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他“生命三部曲”最为重要的收尾之作，同时也是他第一次启用完整宣传团队，严格按照市场化模式进行运营的电影作品。而王小帅的不解之处在于：“为什么电影做了宣传和以往没做宣传的结果是一样的？”一部电影 &在电影界有一个著名的、玄学般的理论：一个导演一生只是在重复拍摄一部电影。某种程度上，王小帅也以自身的创作经历在印证着这句话。虽然他曾数次强调，自己的电影都是扎根于时下的现实生活，但在更多人的印象里，王小帅的电影总是弥漫着粗粝而冷峻的历史感。他出生在上海，但大上海的浮华几乎没在王小帅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在五个月大的时候，他就被父母抱在怀里，一家人像一株植物一样，被从故土中连根拔起，移植到西南贵阳。那段历史，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里，从前被叫做“备战备荒”的“三线建设”，而在王小帅的电影里，则始终散发着“终把他乡当故乡”的清冷与苍凉。提起在贵阳度过的童年，王小帅用“逆来顺受”来形容。那时候的他是个内向又不懂得抗争的孩子，最大的痛苦是“亲手养大的狗被父亲杀了吃了”。但后来的王小帅才意识到，“逆来顺受”这个词也可以用来形容父辈们在大时代中不可抗拒的命运。作为曾经“大三线”家庭的一员，王小帅十三岁的时候离开了“三线”贵州跟随家庭又调动到武汉，后来凭借一手被父亲“逼迫”出的画画才能，考上了中央美院附中，从此彻底逃离了周围大多数邻家孩子们的命运。上海、贵阳、武汉、福建、北京……兜兜转转，但仿佛他从未在任何一个地方真正扎根下来。“既不是主人，也不是过客。我以主人的身份看待一个地方，同时又是个旁观者。”“我没有故乡，我也不知道自己该是哪儿的人。”王小帅说。最终“只有回到童年三线的城市，那里才是我们的领地”。他仿佛生怕那段童年时光在回忆中黯淡，所以念念不忘地在自己的电影里，将它描了又描。&从《青红》的残酷青春，到《我11》的儿童眼光，最终落脚在《闯入者》中的垂暮生活。虽然以“三线建设”为背景的三部电影只占据王小帅迄今为止全部作品的四分之一，但他们的整体分量和关注度却远远超越其余的作品。2011年，为了给电影《我11》收集资料，王小帅回到贵州故地重游。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闯入者”，他去拜访了父母当年的同事和老邻居，他们依旧住在几十年前的工厂老房子中，而王小帅发现，甚至房间里的摆设，一个暖水瓶、一个板凳，都和他童年印象中的毫无二致。“时代太快了，快得我们都跟不上了。”王小帅曾经感慨。但在那里，时间又仿佛以一种被架空的姿态停滞不前。就像在电影《闯入者》所表现的那样，一群讲着几十年前上海方言的人们，已经在贵州落地生根，他们响应着时代的号召抵达那里，但最终又被时代不闻不问地抛弃。“我觉得他们那一代人是丧失了自我的一代人，而在面对现实困境的时候，他们只能选择拼命寻找，而这种寻找本身就是一种挣扎。他们是完整的新中国的经历者，值得被记录下来。”他们是王小帅的乡愁，也是他的伤口，这就是为什么他像中了魔障一样执意用电影书写那段故事的原因。一次转身 &对于“三线子弟”王小帅来说，时代的漂泊感与不安似乎永远伴随着他的创作， 从《青红》《我11》到《闯入者》，在他恋恋着关于“三线记忆”的十年间，中国电影的格局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量的资本正如五十年前“三线大军”的迁移般席卷而来。但对于王小帅来说，这样的变化似乎与他并无关系，他隐隐嗅到了风暴的气息，并且也想借势改变些什么，但似乎每一次的结局都不够理想。事实上，关于《闯入者》的声明事件，并不是王小帅第一次利用互联网平台为自己的电影发出声音。两年前，在电影《我11》的宣传阶段，一段该片导演王小帅与“海派名嘴”周立波弥漫着浓浓火药味的 “斗嘴”视频曾在网络上热传。视频的背景显然是一次家宴饭局，而酒酣的王小帅与周立波正因为那部即将上映的电影发生激烈争执。周立波脸红脖子粗地指出“《我11》要2分半钟才让我震撼，但问题是市场只给你1分钟”，并大骂王小帅“无耻”，“就是把他喜欢的东西强加给观众。”甚至还建议，影片应该改名为“《8岁梦遗》或者《我发育了》。”而王小帅也丝毫不肯示弱，反过来攻击周立波的一档热播脱口秀节目太俗气，两个男人之间的激辩甚至让同桌的一名女孩饱受惊吓。这段像素粗糙的手机录制视频首先出现在周立波的个人微博上，然后以极快的速度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正当旁观者议论纷纷猜测缘由之时，王小帅面对公众承认，在生活中他与周立波是朋友关系，这段视频之所以上传网上，完全是因为“波波”出于朋友的热心帮助自己的电影进行“炒作”。那次的“饭局斗嘴事件”仿佛意味着王小帅的一次转身，他从一位只关注艺术本身的电影导演开始转变为企图借助互联网为自己的作品“赚吆喝”的“卖家”。但这样的“转身”似乎并不够华丽，甚至稍微显得有些笨拙和尴尬。王小帅很早就意识到，互联网的自媒体时代已经铺天盖地地来临，如果要让自己的电影获得关注，他就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仅仅只是做些“常规的、普通的宣传。”早在2010年，王小帅就注册了自己的微博账号，他的微博被打理得井井有条，上面井然有序地显示着他的每一部代表作的拍摄概况，他的个人介绍和工作联系方式也摆放在页面的显著位置。但是，在王小帅开设账号至今的5年时间里，他只发布了六千多条微博，而其中大部分还是并无新意与亮点的转发。为了吸聚人气和作品宣传，王小帅的公司鼓励每一位员工都要积极与导演在网络上进行互动，而王小帅的每一条微博，公司的年轻人们都会及时地扩散转发，但，也仅仅止步于此，与王小帅设想中的“在网络上与大家进行有效交流、打成一片”的状态相距甚远。“我的微博好像没什么内容，我也想和年轻人互动起来，但是好像他们都不太理我 。”王小帅笑了，微微有些“委屈”地说。&一次别离十年前，在电影《青红》的一次媒体活动上，王小帅说：“从前都是用英文在国外的发布会上发言，今天我终于可以用中文了，我的电影终于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批中国观众。”那时候，他正在为自己职业生涯中第一部“解禁”电影的成功上映而欣喜不已，并跃跃欲试地企图在“新时代”中大展拳脚。但十年之后，王小帅赋予这个“新时代”的定义却是：“这可能是商业片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严肃电影最坏的时代。”&作为中国第六代导演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员，王小帅的电影曾经只能存在于散发着可疑气味的地下录像厅和盗版光碟上，与他的很多第六代同行一样，他们甚至还没真正登上这个舞台，就已经面临着挥手告别的尴尬。对于坊间把王小帅的这次声明事件戏称为“撒娇”的说法，王小帅极度不认可，他在数个场合，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我不会因为别人奚落我而停止呼吁，这次的事件不只针对这一部电影或者我个人，我相信，以后还会有这样的电影，我希望能打开这样的空间，让喜欢这样电影的人可以看到。”但这样一本正经，并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呼吁，看上去似乎并没有被获得相应的尊重，王小帅依然要在公共场合中回答着关于与《闯入者》同期上映的热门青春题材电影《何以笙箫默》的提问。而与那部青春澎湃的电影的受众相比，在《闯入者》为数不多的票房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中老年群体的贡献，某种程度上，他们所关注的并非影片本身，而是电影题材所涉及的那个时代。作为第六代导演中的代表人物，王小帅已经不年轻了。他早已告别了旧时代，却仿佛依然没有找到新世界的入口，在过去，他面对的考验是审查制度，而今却是票房与观众，时代在变，但他的“不合时宜”却仿佛永远不变。而作为一个关注着政治与历史的中年男人，王小帅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因为一部严肃的艺术电影，与“撒娇”“卖萌”这样的词汇扯上关系。曾经为了给三线题材的电影收集资料，王小帅除了回到贵阳之外，还去过云南、湖南等地采风。有一次，他独自开车，从遵义城区出发，到郊外寻找一个三线旧厂的遗迹，但开了四个小时之后，王小帅不敢前行了，因为那片土地除了凋零的荒山就只剩下残缺的厂房，从车窗外望出去，满眼都是黑洞洞的窗口，没有一丁点残存的人气。那一刻他非常害怕，觉得自己仿佛穿行在一片被遗忘了的时光中，同样难逃被遗忘的命运。★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08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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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帝自传《我的前半生》并非溥仪亲笔
核心提示：难怪《我的前半生》当年的责任编辑王兰升跟我说：&他（指溥仪）怎么写《我的前半生》。&《我的前半生》是由公安部以及群众出版社委派李文达脱产四年执笔写成。溥仪并不脱产，在李文达从事撰写工作的过程中，始终追踪之，参与研究，随时校订，并进行了一些口述。由于溥仪记忆能力不是特别强，使李文达不得不从其他途径掌握溥仪的经历，经溥仪同意后写入书中。
《我的前半生》手稿 来源：中华读书报
本文摘自《中华读书报》<font color="#10年7月14日5版，作者：孟向荣，原题：《《我的前半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困厄》
一本国际公认的名著奇书，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沉重打击，尽管它还是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认为&写得不错&的书。而认为它是&大毒草&的人，恰恰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阶级兄弟，当然，也有在特定的&极左&时代精神迷乱者。历史是斑斑点点的几行陈迹，或许还能从中抽绎出一家出版社对这本国际公认的名著奇书作出突出贡献的史实。
溥仪挨批评与困厄前的征兆
1965年4月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申伯纯找溥仪谈话，转达了周恩来总理对他的批评。溥仪被特赦到全国政协工作之后，总的来说，继续改造得不错，但也流露出一些自满情绪。譬如，吹自己写了《我的前半生》，在会见外宾等场合，未保持好谦虚谨慎的分寸，等等。周恩来总理说：&又为他出书，又常见外宾，不要飘飘然，飘飘然就要退步了。&&在抚顺，进步。到政协，退步就不行！&周总理还给申伯纯下了&命令&：&把溥仪交你，不能坏！&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日理万机，一直代表着毛主席，十分关心对包括溥仪在内的获释战犯的思想教育问题，严峻中饱含殷切的期望。
溥仪在自己的日记中检讨了自满情绪（本文引用的某些史料，出自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与《我的前半生》相关联的是申伯纯的一句对周总理的批评进行理解的话：&我揣度，出书事实上有别人帮助。&这个玄机，伴随着与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同时的这本书的版权纠纷的发展，逐渐被公开且详细化了。周恩来是智者，早在《我的前半生》问世一年之后，就把&又为他出书&的玄机道破了。这就使我想起了黑格尔所言，同一句话，由不同的人说出，其含义大不一样。溥仪的&飘飘然&被有效地抑制，但周总理和溥仪离开尘寰之后，谁能抑制溥仪的夫人和某些族人的&飘飘然&呢？
周总理针对《我的前半生》的言论，是批评溥仪的一个角度。在20世纪60年代，还有针对这本书批评溥仪的其他角度。
《我的前半生》于1964年3月正式面世后，有一些读者致函群众出版社，批评这本书宣扬皇帝的显贵，是&阶级斗争的激烈表现&。较为典型的是伪满时期溥仪的直接受害者、长春市政工程处职工孙博盛的批评。这位当年溥仪的&童仆&，表示对这本书的出版&抱着愤恨的心情&，并提出由群众出版社做出检讨，否则要向中央写信告状。此事后来不了了之。群众出版社妥善保管着这些信件，没有告诉溥仪，以免给他平添紧张和不安。时间又过了两年，孙博盛终于直接和溥仪&过招&了。
逆境中溥仪欲说还休
&文化大革命&初期，溥仪的肾病加重，口不离药，经常住院。但他也和其他人一样，关心国家大事，对动乱岁月的一些反常情况想理解又不能理解，甚至产生恐惧心理。他的历史经历又决定了他的恐惧以负罪心理为依托，久久不能释怀。日，孙博盛以长春市政工程处文化革命战斗队队员的身份，致信溥仪，批评《我的前半生》的错误。溥仪于第二天复信，表示&书中内容确有不少美化旧事物，是不少有毒的，起坏作用的，应当打倒的&。还表示，作为危害中国人民的罪人，&不应当领稿费&。以此为开端，一直到翌年2月6日，孙博盛向溥仪致信8封，严辞斥责《我的前半生》，溥仪以及李淑贤给孙博盛回信9封，表示低头认罪。真是难为溥仪了。实事求是地讲，孙博盛讨伐群众出版社，是找对了单位；而兴师于溥仪，则认错了人。
在《我的前半生》成书的几年中，溥仪干的事情很多。到香山植物园劳动，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政治学习、讨论，不断地接待各国来访的外宾以及参加其他外事活动，等等。此外，还有一些随机进行的重要活动。譬如，溥仪曾说，在日&下午3时，公安部于处长、李文达、聂陈宗同志，偕蒋匪帮九股特务中进窜大陆的、投降并立了功的、受过政府奖励的五人来访问，让我介绍自己学习、改造经过&。当时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下设北洋组，具体负责审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的文史资料来稿。这个组是编辑、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资料的重要机构，溥仪在这个组从事看稿、梳理卡片、分类编目、撰写内容提要等日常工作。撰写《我的前半生》不仅仅要靠个人记忆，更需要大量的调查、采访活动，即广泛收集人证和书证。溥仪是没有条件这样做的。他到群众出版社来，因为&目标&太大，曾引起许多干部的关注，就更谈不上去国家档案馆坐冷板凳找寻相关历史资料了；回长春伪宫，如果不是组织行为不合时宜；造访抚顺战犯管理所，他可是从那里出来的（许多国民党战犯和日本战犯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抚顺所成为国民教育基地，才有幸故地重游）；至于一些老太监、亲朋故旧、前夫人李玉琴，等等，以溥仪的身份不好意思为写书的事去找。难怪《我的前半生》当年的责任编辑王兰升跟我说：&他（指溥仪）怎么写《我的前半生》。&《我的前半生》是由公安部以及群众出版社委派李文达脱产四年执笔写成。溥仪并不脱产，在李文达从事撰写工作的过程中，始终追踪之，参与研究，随时校订，并进行了一些口述。由于溥仪记忆能力不是特别强，使李文达不得不从其他途径掌握溥仪的经历，经溥仪同意后写入书中。
虽然，更熟悉《我的前半生》的并不是溥仪，但他还是向孙博盛承担了责任。溥仪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在日当天，他迅速给李文达打电话求救，据《爱新觉罗&溥仪日记》载，群众出版社一姓张的人员，代李文达回话，说他工作忙。实际情况是，社方干部张宗德把溥仪的求救推掉了，因为，造反组织掌了权，社已不社，李文达作为&走资派&早就被打倒而失去自由了。十分清楚当时的政治形势的溥仪，又于10月21日与王兰升电话联系，告诉孙博盛给他写批判信一事。这应该是试探性的行为，还是想找李文达，也知道了王兰升没有出事。10月24日，溥仪给孙博盛复信，表示《我的前半生》以后不应当出版，&但是，这不是我个人能决定的，因此我已向群众出版社同志提出了我的意见&&&信中还极准确地揭示了《我的前半生》的主旨：&宣扬党和毛主席改造政策的伟大。&似乎试图扭转孙博盛的思路。
然而，孙博盛的来信催逼得越来越紧，对《我的前半生》的上纲上线越来越高，痛苦而又无奈的溥仪，于12月2日再次给王兰升打电话向群众出版社求救。他说：&我不是依靠李文达个人，而是依靠组织&&自限于水平，再检查，检查不出什么来&&&他还表示，&政协领导对于书的来源不接头&。溥仪就差说这本书不是他执笔写的了。王兰升不能跟溥仪说实话，只好讲李文达出差了，而别人不知道书的内容。44年后，王兰升告诉我，当时这样讲，是请示过造反组织的。是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公安部都被砸烂了，哪还有什么正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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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向荣
编辑：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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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的洒脱和“傻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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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开林
　　尚未成名时，身份卑微的艺术家难免会遭到外界的热讽和冷遇。清末文豪王]运是齐白石的恩师，素有冰鉴之称，他看人没看走眼，看诗却看走眼了，齐白石的旧体诗被他哂笑为“薛蟠体”。谭延]是民国时期的高官和有名有数的书法家，颜体字写得出神入化，他同样看走了眼，居然听信一位丁拔贡的胡说（“齐氏刀法太懒”），干出焚琴煮鹤的蠢事，将齐白石镌刻的十余方藏书印磨平。齐白石的心理承受能力令人佩服，面对外界的贬损，他能做到八方吹不动。他说：“画好不好，诗通不通，谁比谁高明，百年后世，自有公评，何必争此一日短长，显得气度不广。”他借物言志，《题棕树》一诗妙句传神：“任君无厌千回剥，转觉临风遍体轻。”齐白石心胸豁达，性情洒脱，唯其不争，则天下莫能与之争。
　　人如其画，齐白石不拘常格。王森然先生描写道：“先生性柔时如绵羊，暴躁时如猛虎，无论其如何暴躁，过时无事。正如狂风骤雨之既逝，只有霁月清风耳。其情常似闲云，其心极如烈火，烈火燃烧，云光灿烂，极尽美观。”曾一橹教授曾为白石老人画过一幅惟妙惟肖的头像，白石老人落笔自嘲：“曾君一橹，工于画，此头颅，能得衰老之神，见者必曰，此不合时宜之齐白石也。余曰：是矣！先生真能识人。白石记。”亲笔承认自己不合时宜，并非老人谦虚，实情就是如此。
　　1903年，同乡好友夏寿田劝齐白石去北京发展，诗人樊樊山也答应荐他去做宫廷画师，给慈禧太后画像，这无疑是平步青云的好机会，想都不必想，伸手逮住就行。可意外的是，对于他们的好意，齐白石敬谢不敏。夏寿田还想给齐白石捐个县官当当，齐白石却没有搜刮地皮的兴趣。齐白石认定绘画为寂寞之道，必须心境清逸，不慕官禄，于绘事才能精益求精。齐白石的志趣确实在彼（艺术）不在此（官俸），他出身卑微，但从未因此自惭形秽，其闲章有“木人”“木居士”“大匠之门”“芝木匠”“白石山人”“湘上老农”“有衣饭之苦人”“立脚不随流俗转”“我行我道”“自成家法”“三百石印富翁”，透露出丰富的信息。这位山民老艺术家同情一切弱者，悲悯及于虫蚁，平生最看不起官场禄蠹，其代表作《不倒翁》滑稽万状，揶揄嘲讽某些大耳阔面、好作蟹行的老爷，有诗为证：乌纱白帽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将汝忽然来打破，通身何处有心肝？
　　白石老人一生自食其力，他冷眼睥睨官场中人，与明代画家唐伯虎有得一比，后者断了仕进之念后曾吟诗自道：“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富贵不种田。闲来写就丹青卖，不使人间造业钱。”细想来，他们在艺海中遨游，纯真的乐趣，不受玷污的情操，自由自在的心境，确实是某些虚伪其身、厚黑其心的官老爷望尘莫及的。齐白石从晚清一路走来，穿越了民国的沼泽，纵览无穷世象，仍然傲对强梁，无半分攀结的媚态，始终以处身清白，不搜刮民脂民膏为至上光荣：何用高官为世豪，雕虫垂老不辞劳。夜长镌印忘迟睡，晨起临池当早朝。啮到齿摇非禄俸，力能自食无民膏。眼昏未瞎手犹在，自笑长安作老饕。
　　齐白石一生俭朴，于银钱事不肯轻信旁人，他总疑心这世间牛头马面无所不在。王森然在《齐璜先生评传》中揭秘：“因为人少鬼多，所以处世对人，（齐白石）总不放心。即家中一切琐务，亦由其自己处理，甚至对油盐酱醋茶叶米面，自己经营，菜蔬劈柴笔墨纸张，自己购买，门窗箱柜钥匙，自己管理。此种生活之烦苦，在他人以为可厌恶，在先生以为有趣味。”然而齐白石的精明确实有限，骗子的额头又没黥字，自然防不胜防，他受骗上当不止一次两次。曾有人找上门来，主动提出帮他在香港卖画，三言两语就轻而易举地哄走了他亲笔订下的润格，他很开心，殊不知那人更开心，回去正好借此公开地卖假画。李苦禅先生曾撰文《忆恩师白石翁二三事》，狠揭过一回“短”：“齐老师对于艺术之外的事都很‘傻’，常受人骗。那时因国家动荡，钞票骤然变成废纸乃是常事，齐老师不知丢了多少血汗钱，才想到要买黄金。他不瞒我，让我看买来的黄金，我很吃惊：‘金子还有绿色的吗？’老师明知又吃了亏，还不敢声张，生怕惹祸。真是哑巴吃黄连，苦在肚里。”
　　艺术家本就异常天真，心如赤子，不谙世事，倒也不足为奇。有一回，外宾参观白石老人现场作画，一个个欢笑着叽里咕噜地赞美了一通，他却不高兴，不为别的，就为洋人没跷大拇指！
编辑：刘钊汐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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