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_图文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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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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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非大裂谷古人类学家发现了世界上最多的早期古人类化石，这个事实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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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信佛的，佛家的观点是，一个世界之成立、持续、破坏，又转变为另一世界之成立、持续、破坏，其过程可分为成、住、坏、空四时期，称为四劫。 当劫难来临时，就相当于世界末日。还有关于煤的故事：汉武帝时代。开凿昆明池的时候，挖到了煤炭。但是当时的人们不知道这块黑而发亮又坚硬的石头是什么古怪的东西，便呈献上来给皇帝。汉武帝听了东方朔的话找来了一位西域来的胡僧，请教了胡僧，问他这块黑石头一样的是什么东西，胡僧告诉汉武帝：“此乃前劫之劫灰也。” 我认为这煤对应前劫的人类（包括动物）比古人类化石久远的多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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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 裴文中等人找古人类化石并不需要背着铁锤
裴文中等人找古人类化石并不需要背着铁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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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脸历史课》——北京曾是个动物园&&&&0:33:15|分类：历史连载|标签：|字号大中小订阅&&&&&&&&（连载）《鬼脸历史课——中国古代史》[1]&&&&1．北京曾是个动物园几十万年前，北京这块土地上没有高楼大厦、没有柏油马路、没有堵车喧嚣，更没有沙尘暴。那时候，整个北京林深树茂，野兽出没，简直就是一个超级大的野生动物庄园。动物庄园里也有人，但这些人不是庄园的管理者，而是和其他物种一样，是自然界食物链上的一环，吃别的动物或者被别的动物吃。当时的人从外形上看很像我们今天动物园所见到的猩猩，长着两条罗圈腿，能够直立行走，不穿衣服，没有尾巴，解放出来的双手要么用来抓痒要么用来抓猎物。但他们又和猩猩有不少区别，四肢伸开显得更直溜，与今人区别不大，脑门辽阔且向后倾斜，眉脊粗壮，左右相连，形貌总的来说介于猿1[1]和人之间，智商也是。因此，严格上讲，我们还不能直接称之为人，好在古人类学上给它他起了个学名，叫猿人（即直立人）。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中“一元论”的说法，世界的本原只有一个，其他一切物质都是从这个本原派生出来的，也就是说人与万物的共同始祖只有一个，只不过后来逐渐分裂成各种物种。而分裂出来的这些物种又都自成体系，互不干涉，比如人和老鼠的基因极为接近，相同率高达99.9%，但你不能说人类的祖先是老鼠。所以，在上述理论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推动下，我们如果要探究人类的发源问题，则需要首先明确一点，那就是人类作为一个独立的生物物种，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聪明智慧，他也是由低等动物逐步进化而来的，且祖先只有一个，即无论是白种人、黑种人，还是黄种人，祖先都是猿人。人类的祖先确定下来了，但人类这一支系是何时、何地从共同祖先这一总干上分离开来的，又成为我们这些后代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了。因为这事涉及到祖宗的出生地和产生时间，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古人类学家都非常重视，很多人甚至倾尽一生精力研究这件事，并梦想着有一天能够找到人类最早发源地区的有力证据。经过他们的埋头苦干，一些古人类学家成果颇丰，但分歧也颇大，有的专家认为人类起源于欧洲，有的专家认为人类起源于亚洲，大家吵吵闹闹、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古人类学家在东非和南非等地陆续发现一系列的人类化石——统称为“南方古猿”2[2]，经过推算，时间要比其他几个洲发掘的人类化石要早。于是，人类起源于非洲这个论断日益受到多数人的认可。中国历史悠久，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又向来重视出身问题，比如祖上倘若是个王爷之类的贵族，别的不说，就连骂人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的有种优越感。所以，关于我们的祖先，即对中国古人类的研究，政府和人民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支持。我国境内已知的最早人类是生活在距今约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元谋人发现于云南省的元谋县，留存下来的物品主要是两颗门齿化石和一些粗加工过的石器，同时科学家还在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炭屑和烧骨（不是烧排骨）。由此可以证明，元谋人已经学会了制造工具和知道用火。关于人与动物的区别，恩格斯曾说过，主要特征在于是否会劳动。元谋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说明他会劳动，因此我们可以把其划归为人类大家庭。但是由于元谋人遗留下来的东西不多，关于他的时间断代&&&&&&&& 等问题在学术界还存有不少分歧，如有的学者认为元谋人生存的年代没有那么长，可能在距今60万—50万年之间。&&&&&&&&（连载）《鬼脸历史课——中国古代史》[2]&&&&2．考古与刨祖坟的区别古人类研究就是这样，没有影像资料，没有文献记载，要想让人信服，只能靠考古发掘。什么是考古？长辈去世埋掉，隔夜就被人挖出来，这不是考古，这叫刨人祖坟；长辈去世埋掉，一千年之后被人挖出来，这就是考古了。考古尽管也是对亡灵的不敬，但它的目的是为了进行科学研究，造福的是子孙后代，所以无论是逝者还是活者，相信都会理解和支持的。但人类不过是血肉之躯，死后埋的地方如果风水不好，别说千年了，十年后能否找到遗骨都难说。好在古人类学家对百十年的遗体没兴趣，他们把目光放在了几万或者几十万年前。几十万年前的遗体自然不可能留存到现在，除非变成化石。元谋人变成化石的东西只被找到两颗牙，尽管如此，这已是轰动考古界的大事了。相比于元谋人，鼎鼎大名的“北京人”就幸运的多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北京人”指的不是今天拥有北京市户口的北京人，而是指几十万年前生活在北京范围内的北京猿人。北京人遗址的具体位置是在北京市西南的周口店龙骨山上，今天已成为当地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北京人”的幸运在于他们有身体的更多零部件变成了化石，且这些化石有不少被我们给找到了。从1927年第一次发现猿人的下臼齿开始，到上世纪60年代止，北京人遗址共发现6个比较完整的猿人头盖骨和大约代表40多个个体的各部位化石另外还有90余种哺乳动物化石以及数以万计的石器和用火遗迹。；北京人遗址也因此成为世界上出土古人类物品最为丰富的古人类遗址。经过科学推算，这些出土的化石距今约70万—20万年。&&&&&&&&（连载）《鬼脸历史课——中国古代史》[3]&&&&3．北京人头盖骨，你在哪里？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是1929年由裴文中发现的。裴文中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当时是北京地质调查所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主要任务就是找矿。谁知还没工作多久，裴文中就被调查所的领导叫去，领导对他说：“小裴同志啊，我看你就别去找矿了，还是带领一拨人去找祖宗吧，这可是件大事。”所谓的找祖宗，其实就是寻找古人类化石。估计裴文中当时听到这话一定很郁闷，找矿和找化石虽然都是找石头，但后者要比前者难多了。矿石只要找对路了，漫山遍野都是，而且还能迅速转化成经济效益，化石就不一样了，数量少不说，还没什么“钱途”。如果说找化石难，那么找古人类化石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幸运的是，裴文中等人找古人类化石并不需要背着铁锤、铲子全国各地风餐露宿的瞎转悠。他们有明确的目的地——北京市周口店村龙骨山。龙骨山以出产“龙骨”而闻名，说是只要把“龙骨”研磨成粉末敷在伤口上，便可缓痛止血，比云南白药还好用，附近的很多百姓家都备有这玩意儿。到了近代，这种现象引起了一些古生物学家的注意，他们经过研究，认为所谓的“龙骨”，不过是古生物的骨骼化石。中国人对于化石还是不陌生的，北宋科学家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就已经有过论述，不少人也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所以当听说龙骨山有化石后，不少专家学者便蜂拥来到这里进行发掘和考察。&&&&&&&& 大家兴高采烈你一锨我一锹的寻找自己所需的东西，从1921年开始，断断续续的挖到1926年。突然有一天，一则重磅消息在国内外科学界引爆了，其内容是说有人在龙骨山发现了两颗早期人类的牙齿化石。科学家听闻这个消息后兴奋至极，因为在以前的国际科学界上，老有外国科学家说中国人不是由本土的类人猿进化过来的，而是从外国移民过来的。这话听起来让人十分憋屈，但你又不能光靠嘴硬进行无理反驳，毕竟你没有证据。而这两颗牙齿化石的发现让中国的科学家看到了希望——周口店这一区域极有可能还有其他人类化石的存在。裴文中也就是在这种情景下加入周口店古人类遗迹发掘工作的，并很快成为发掘现场的负责人。经过不懈的努力，日，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出土了。这件事在中国考古界绝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引起的轰动也堪比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秦陵兵马俑。而这个头盖骨，自然是属于国宝中的国宝。但就是这么一个平常人花再多钱也不能看一眼的稀世珍宝，却在12年后连同另外几个头盖骨神秘失踪了。1937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在周口店正在热火朝天进行的考古工作被迫停止。为了确保已出土的5个北京猿人头骨化石的安全，当时它们是被存放进了美属北京协和医院，并由中美学者共同创建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负责保管。后来随着战事的吃紧，国民党政府出于“保护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目的，在1941年年底和美国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头盖骨化石由美国领事馆安排，带出中国，暂存美国。北京人头盖骨于是就被移交给即将撤离北京回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按理说由军队押送头盖骨是最安全不过的了，最起码不会遭到山贼土匪抢劫。美国大兵于同年12月5日乘坐火车驶往秦皇岛，一路顺顺当当的，确实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几天后列车按计划抵达目的地，美国大兵心情都很不错，因为只要一坐上船，睡几觉老婆孩子就能触手可及了。谁知正当他们准备好好欣赏一下秦皇岛外打鱼船时，却吃惊地发现一群身高不到他们肚脐眼的兵蛋子端着枪把他们给围了个结实。他们被俘了，时间是日（夏威夷时间12月7日）。这一天，是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的日子。因此，不光是这帮美国大兵心情不爽，整个美国的心情都不爽。如此一来，美国大兵回家的计划不仅泡汤了，由他们负责押运的“北京人头盖骨”也跟着遭殃了，一并成为了日军的战利品。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二战结束，国民党政府第一时间向日本政府反映了“北京人头盖骨”的相关情况，希望其能够尽快归还。但日本当局对此回复却说，当年在秦皇岛驻扎的日军相关资料已经丢了，该部队人员姓名和现在地址不详，所以你们要找的那玩意儿我们也不知道。接着，中国方面又通过各种渠道调查“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仍是毫无结果。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头盖骨的
线索也是层出不穷，而每一条线索，都在历史的回溯中，显得非常扑朔迷离，最后终于把这件事打造成了一个世纪历史大悬案。有关“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最终去向之谜，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可能已经被毁坏。化石毕竟是在战乱年代失踪的，什么样的意外都有可能发生。但多数人对此持保留意见，认为这玩意儿又不能吃又挺硬，只要不被药店磨成骨粉做止血药出售或人为故意破坏，应该还存在这个世界上。二是还在日本人手里。这种说法合情合理，因为日本早就对“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觊觎良久，据说日本天皇本人就是一位铁杆的古生物化石迷；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方面甚至曾经派人到北京打探过相关的情报。再加上日本确实经手过化石，所以无论它怎么不认，也无法摆脱这个嫌疑的。三是仍在中国。化石是在中国消失的，如果确实不在日本人手里，那么它极有可能仍留在中国。后来有不少这件事的当事人回忆说化石是在天津和秦皇岛一带丢失的，可能是被埋在地下，具体位置不知道。&&&&&&&& 倘若这事是真的话，那么住在这一区域的朋友可要注意了，说不定你哪天刨地种菜种花就能把这几个国宝给掘出来了。此外，还有流入美国和沉入海底等说法，据有人统计，若把那些靠谱和不靠谱的都算上，“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至少要在100种以上。按照目前趋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个数目还会继续增长，而希望，则很可能越来越渺茫。&&&&&&&&《鬼脸历史课》——亲兄妹也可结为连理的时代&&&&5:04:52|分类：历史连载|标签：|字号大中小订阅&&&&&&&&（连载）《鬼脸历史课——中国古代史》[4]&&&&在当时，北京人生活的周口店附近自然环境很不错，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有河流、草原和丛林，绝对原生态，比今天的5A级风景区都要好。可是正因为好，四面八方的野兽也都聚集在这里，北京人如果出门打猎，很容易就和剑齿虎、鬣狗之类的猛兽照面。遇到这种情况，北京人通常有两种结果，要么干掉对方，要么被对方干掉。如果是单挑的话，北京人肯定只有被吃的份儿，好在他们过的是群居生活，只要是出去劳动，肯定是结队而行，普通的野兽见到这种阵势多半会绕道走的。虽然野兽很多，但北京人也不是经常能够吃上肉的。因为打猎的风险大不说，还不稳定，打到了还好，万一空手而归一家老小就得坐在洞门口喝西北风了。所以，相对于打猎，通过采集果实填饱肚子就显得十分划算。为了采集更多的果实和猎获更多的动物，北京人学会了打制并使用工具，他们用木棒敲落树籽或挖掘植物根块，用石器对付猛兽或割掉兽皮；另外他们不仅会使用火，而且能够控制火，也就是说可以让火延续下去。这一点可以从北京人遗址那个6米厚的灰烬堆积层得到证明。火的使用，使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生活状态，增强了体质，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过需要说明的是，那时人类还不会人工取火，火的来源主要是被雷劈过的树木或干燥天气草木产生的自燃。因此，人们能不能吃上烤肉还得看老天的脸色。除了填饱肚子，远古人类还有一项重要事情等着他们去做，那就是繁衍后代。和今天不同的是，当时的人把这件事只是当成家族任务去看待的，两人结合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生娃，至于过程是否浪漫，并不重要。在最初的时候，人类群体（即原始群）是没有婚姻规则的。族群中的两性关系，既无父母之命，也无媒妁之言，“男女杂游，不媒不聘”，完全基于双方的生理需要。双亲与子女、祖父母与子孙都有可能发生婚姻关系——比近亲结婚还要更进一步，应当属于至亲婚姻。后来，随着人类的发展，单个的人越来越在意自身的感受，就开始有意无意的实行同辈男女互为婚配的群婚。这句话的潜在意思是，亲生兄弟姊妹之间也是可以结为连理的。有人看到这里，第一反应可能就会联想到“乱伦”。但是，我们最好不要用用今人的眼光来指责他们的行为，因为当时他们不仅要考虑吃饭问题，还要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根本没有工夫去想伦理纲常的事情。当然，为了照顾某些人的感受，人类学家特意为这种婚姻关系起了一个相对文雅点名字，即“血缘婚”。血缘婚是人类第一个婚姻形态，由其形成的群落也就是所谓的血缘家族。北京猿人就是典型的血缘家族，他们大概几十个人在一起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倘若有空余时间，两个相互印象不错的年轻人还能找个僻静的地方，吹吹风，谈谈恋爱（北京人已经有了自己的语言，所以沟通不成问题）。但是，当时人们因为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也无优生优育的概念，把生娃这件事弄得和母鸡下蛋一样，只要肚里有，从来不憋着，从而产生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像由于娃多粥少，医疗条件又不达标，真正能存活下来的小孩很少。&&&&&&&& 可只要你能活下去，你无疑是众多娃娃中的佼佼者。按照达尔文的说法，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人类就是在这种残酷的优胜劣汰中变得越来越强大。&&&&&&&&孙中山伦敦蒙难记&&&&千万不要得罪医生，因为他就是不能在手术台上干掉你，也能转行让你立马去死或生不如死。最典型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鲁迅。前者转行去干革命，让清政府与列祖列宗团聚；后者转行当了作家，骂得当权者都有一种做了畜生的感觉。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一辈子造过很多次反，但极少有成功的。1894年10月，他在檀香山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并很快发动了一场起义——广州起义，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成了头号要犯，被清廷通缉，只好逃亡日本。在日本期间，孙中山剪掉辫子，改穿西服，连造型打扮都与清朝正式决裂了。此后他又以兴中会的名义在美国华侨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但是收效都不大。日，宣传革命不顺的孙中山搭乘“麦竭斯底”号轮船来到了伦敦。在那里，他租了间房子，每天都去和他在香港读书时的老师康德黎交流一些杂七杂八的事儿。孙中山作为大清头号通缉犯，他的一举一动一直是在清政府的视线范围之内。所以当他刚踏上伦敦的土地，清政府就立即指示清驻英公使与英国外交部交涉，希望援引香港引渡罪犯的条约，捉拿孙中山。结果英政府根本没理这茬，直接给拒绝了。没办法，清驻英公使只好雇佣了伦敦的一私家侦探监视孙中山的行踪，准备相机行事。也不知是钱没花到位还是怎么着，清政府所找的私家侦探派出的探子业务水平实在不敢让人恭维，不但经常跟丢人，还毫无愧色的在记录本上写着“伦敦大雾，目标不见踪影”之类的工作日志——明显有为自己开脱的嫌疑。好在伦敦统共也没几个黄种人，最后还是把孙中山给找回来了，并在10月11日“一左一右强行（将孙中山）夹入使馆”。康德黎几天没见到孙中山很是奇怪，我的那个宝贝学生这阵子怎么没来看我？而孙中山此时正焦灼万分，他知道，如果在伦敦脱不了身，等回到国内肯定得被活刮了。人在绝望中有时大脑一片空白，但有时智商也能突增好几倍。孙中山是被软禁在清使馆，里面有不少英国人在那里打杂，于是他就请求他们给他送封信出去，结果其中有位不但不帮忙，还把这事说给清朝方面的人。看来哪国都有不厚道的人啊。不过这件事的结局有点啼笑皆非，最后孙中山逃脱是花了20英镑买通了另一个英国人才得以把他的亲笔信秘密送到康德黎家。当得知传信成功后，孙中山很兴奋，他对送信的英国人许诺：“你再替我送信，我出去后给你二千英镑！”于是，这个英国人又陆续给孙中山送了几封写给康德黎的秘笺我不知孙中山最后兑现自己的承诺没有，但我很怀疑周星驰主演的那部《国产凌凌漆》电影的最后有个男主角脱身的桥段，是受这件事启发而来的。康德黎收到孙中山的信后，奔走于伦敦各有关部门和各大媒体。一时间伦敦报界对孙中山被抓事件炒得热火朝天：“绑架”、“身陷伦敦”、“中国公使绑架事件”、“清使的非常行动”等关键词频频出现报纸的醒目位置。孙中山最后成了一宗“轰动国际的绑架案主角”。12天后，孙中山终于在英国政府的介入下被释放。关于孙中山脱险的真正原因，史学界有不同说法。英国皇家历史学院院士、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宇和教授认为：“中国政府要追拿钦犯，英国政府要维护当地法治，这才是当年英国政府救出孙中山的真正原因，而不像流行的说法是什么‘英廷屈于舆论压力出手相救’。”我用中国的思维想了一下，觉得黄宇和说的有道理，因为这符合一个法治国家的办事逻辑。&&&&&&&& 1897年，孙中山由英国经加拿大转往日本。在日本，他先后先结识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并通过他们再结识了不少日本军政、帮会中人，其中就包括犬养毅、大隈重信、山田良政等政府高级官员；还一度接触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人员。但由于康有为坚持保皇立场，他们始终没有成为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不过话又说回来，其实康有为当初的维新运动和孙中山现在的暴力革命都是在给清政府灌药，只不过一副是治病的药，一副是要命的药。孙中山是医生，救人与杀人往往都在一念之间。此后，孙中山又支持或策划了自立军起义和惠州起义等活动，但都以失败为告终。尽管是失败，可孙中山信心却越来越足了。他说：“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举国都骂他是大逆不道、乱臣贼子，但惠州起义失败后，则很少听到有人骂，反而不少人同情并扼腕叹息起义没有成功。”因此，从民众的反应来看，暴力革命这件事，越来越有市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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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学生课堂故事博览 神奇出石头—化石的故事　
神奇出石头──化石的故事化石的变异——类化石未烂的死尸　　通常见到的化石，差不多都要经历一个石化过程，变得坚如石头，和岩 层紧密相依，不易分离。可是这里所要说的化石却完全没有经过石化作用， 不但其形态和生物体一模一样，而且其有机成分也基本上没有改变。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生存于距今 20 万年到 1 万年前的猛犸象和披毛犀，其 中若干后期的种类常成为未变的遗体化石保存下来。它们原来生活在地质时 期第四纪冰川地区外缘的冻土苔原地带。这里，冻土有 30 米深，即使在夏天 阳光晒上 3 个月，也只能融化表面一米深的冰壳。所以这些动物一旦误入冰 川的裂隙中，或许跌进冻土融化的沼泽地，或许在冰融的河滩上漫步??行 动不慎被掩埋下去，就像存放到一只巨大无边的大冰箱或是冷藏仓库中，没 有细菌感染而引起的腐烂，也没有风吹、雨打、日晒等风化作用。直到现代， 当地气温转暖，冰雪融化，大地解冻，这些原封未动的遗体也就被冲刷或挖 掘出来。　　如 1900 年从西伯利亚别烈索夫卡河发现的那具久负盛名的尸体，是在夏 天冰雪融化时，滚滚的河水冲破冰块，冲破河岸冻土层而暴露出来的。现在， 这具猛犸象标本就放置在原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动物陈列馆中，从尸体上还 可以见到红褐色皮毛，肌肉新鲜可食，牙齿缝里也保存着可以识别名称的植 物残渣。用放射性碳元素测定其年龄，距今 3.9 万年了。据古书记载，我国南北朝时，有人曾吃过猛犸象的“冻肉”。帕拉斯·沙修亚于
年写的《俄罗斯游记》中记载过西伯利亚冻土中找到一具 皮肉俱全的犀牛；北海海岸冰块中发现过象。此后，在西伯利亚一带，特别 是勒拿河口东北角的新西伯利亚群岛上，找到了著名的猛犸象的墓地。据估 计，至今猛犸象的遗体化石，仅在西伯利亚发现的可达 2.5 万个之多，其中 保存完整的尸体有 25 具。从这些遗体上我们了解到：猛犸象有很厚脂肪，有 些部位可厚达 8.5 厘米。全身披浓厚细密的长约 2.5 厘米的软绒毛，外面还 有长达 0.5 米的暗褐色粗毛，上颌的一对大象牙最长可达 4.5 米。上、下颌 各有三对臼齿，最后一对臼齿的齿板数可达 27 个，甚至 30 个，比任何一种 象的齿板数都要多。根据其牙缝中残留的食物鉴定，这些植物迄今仍生长在 西伯利亚的靠近北极地带。当地居民还有一种靠猛犸象为生的特殊职业——采掘大象牙。他们每年在 5 月的中、下旬，天气转暖时，就驾着狗拉的雪橇，越过结冰的海面，到 这个群岛上找象牙。这些象牙虽然在冰雪下已经埋藏了 1 万年至几万年了， 但颜色仍旧洁白无疵，可以作为上等的工艺品原料到市场上出售。更有趣的 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西伯利亚的居民就开始制造这些美术雕刻了，不过他们 用的不是大象牙，而是第三臼齿。清朝康熙年间我国有人到西伯利亚去购买 此类象牙。还有人统计过，在 1910 年前后的几年间，采掘量很大，曾掘出相 当于 2 万只猛犸象的大象牙供应市场，可见此类化石极为丰富。　　最完整的披毛犀化石，曾发现于波兰的斯大卢尼，当地在 1 万多年前可 能是一个沥青湖，披毛犀不慎掉进这个粘糊糊的沥青湖中被掩埋下来。和它 在一起的，还有矮小的白桦、北极柳等极地植物。证明披毛犀和猛犸象一样， 也居住在冻土苔原地带。　　　　另一类未变的遗体化石是发现于琥珀中的昆虫。我国的好几处博物馆或 地质陈列馆中都可以见到这种珍贵的化石，往往在一块橘黄色透明的琥珀 内，镶嵌着奇异的昆虫，简直像玻璃制作的艺术品！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距今四五千万年前，有一些地方生长着茂密的 原始森林，其中有许多富含树胶的树木，如松树、水杉、红杉、杨梅、桃树 等。有时一阵狂风，或野兽跑过，把树枝折断了，或树皮受伤了，树胶就不 断地从伤口溢出，这些散发香味的树胶引诱来不少昆虫到此吮食，谁知道企 图饱餐一顿的小昆虫停落到树胶上以后，四肢被粘住了，翅膀一伸，又粘住 了，丝毫动弹不得。更不幸的是上面又源源流来新树胶，顷刻之间，劈头盖 脑地把它全身都包裹起来了。这个身体虽然极为柔软的昆虫，从此就与外界 隔绝，风化、腐蚀都对它毫无影响。后来由于地壳运动，森林倒坍了，木头 变成煤层，树胶变成琥珀，其中的昆虫也就形成化石了。　　我国抚顺出产奇异的含有蟑螂、蚊子、蚂蚁和各种蜂类等昆虫化石的琥 珀。就拿那蟑螂来说，与现生的蟑螂不一般，现代蟑螂的三对足的跗节由五 节组成，而琥珀中的蟑螂三对足的跗节只有四节，少了一节，因此对于研究 昆虫的演化，确定含化石地层的地质年代，追溯当时的气候环境都是很有意 义的。微变的硬体　　这类化石主要是新生代后期的一些脊椎动物的骨骼、牙齿以及软体动物 的贝壳，其中以哺乳动物的犀类、三趾马、鹿类、牛类和象类的骨和牙化石 最多。这类化石，一般都掩埋在比较松散、半固结的砂、砾或土质的地层中， 经历时间较短，大约在 1200 万年以内，石化过程尚未完成。生物遗骸中的有 机物质也未完全消失，比如一块微变的牙齿化石，在它的新鲜断裂面上用舌 头舔一下，就会感到粘性很大。也可能由于这种特殊的成分之故，我国古代 人民早就用于医药，即所谓“龙骨”和“龙齿”。有人曾对龙骨进行过定性 化学分析，认为其成分与牡蛎相似，那末，能否用数量很多的牡蛎代替龙骨 入药？这就是题外话了。我们在苏北查勘化石时，曾见到老乡们利用全新世初期的四不象鹿的鹿角化石，削出一些粉末，用于创伤止血，颇有成效。 假如从医学角度来看，这些微变的哺乳动物的硬体化石，何尝不可以形象地称之为“药品化石”。不过，我们尚不了解软体动物的微变贝壳化石能否用于药物。 虽然微变硬体化石的数量要比前述的未变遗体化石多得多，但在各类化石中还是少数，最多的还是以下的几种类型。变化的硬体　　这类化石的特点和形成过程我们已经在前面谈过，就是通过化学过程的 石化作用所形成的化石，这是颇为常见的一种类型，并且多见于古生代和中 生代一些岩层中，特别是海洋环境中形成的岩层。其中大量的底栖固着、具 有硬体的无脊椎动物化石：海绵、珊瑚、腕足动物、软体动物、棘皮动物、 苔藓动物、节肢动物等；水生脊椎动物化石有好多也属此类。被置换的化学　　成分中以碳酸盐化（钙化及白云石化）最为常见，其次是硅化（二氧化硅） 或称矽化，其它还有黄铁矿化、炭化。　　除了炭化作用以外，其它各种矿化作用的过程都是类似的，只是成分有 所区别罢了，这里不再重复。　　现在就补充谈一下炭化作用所形成的化石。所谓炭化，是指含有炭质的 生物体（如植物的叶子）或富含角质的生物体（如鱼鳞、笔石）死亡埋葬以 后，压在地层深处，受地热的烘烤，除炭质以外的其它许多成分都变成易挥发的 O2、H2、N2 等而逸散，留下的炭质就在层面上形成一层黑色或棕褐色的薄膜，而这层薄膜上却印上了树叶的轮廓和叶脉、鱼鳞的外形及同心状生长 纹、笔石的表面形态等等。我们就凭这些特点，鉴定其名称。　　严格地说，炭化作用而形成的化石并非生物体的硬体部分，似不应归入 本类。但因其形成过程属于化学作用，因而也就归于本类。其它矿化形成的 变化硬体化石，不但重量较大，且可见其立体形象；唯炭化作用的化石仅见 其平面形象而已。模铸化石如果按各种类型的数量来说，模铸化石仅次于变化的硬体。 关于这类化石的特点，我们已在前一章有关化石形成的物理过程的石化作用中提及，它是生物遗体在底层或围岩中留下的各种印模和复铸物。　　第一类叫“印痕化石”，就是生物遗体陷落在底层，留下个印迹，而其 遗体则往往遭到破坏——分解、腐烂。但这个印迹上却保留下该生物体的主 要特征，凭此可以鉴定出化石种类的名称。最常见的是植物的根、茎、叶、 花、果以及动物的触须、附肢、羽毛等。第二类是“印模化石”，当生物体的坚硬部分（最多的是贝壳）最初完整地保留在围岩中，后来被地下水溶解，留下一个空洞，但在空洞的四壁留 下了该生物体的外形，称为“外模”；后来这个空洞又被其它物质所充填， 充填物形成一个与原物外形模样相同、但非原物的化石，叫做“塑型”；通 常具两壳的死亡生物，壳内的软体在埋葬后很快腐败消失了，于是壳内空间 被泥沙充填进去，继之壳体也被地下水溶掉，等到被人发现时仅留下一个立 体的、印上两壳内部特征的物体，叫做“内核”；有时化石仅保留了一半内 核，即可见到一个壳瓣的内部模样的印痕，叫做“内模”。还有一种情况， 壳体的外模和内核都保存着，但壳体却被溶掉，后来其它物质正好充填到这 个壳体留下的空间，而充填物的外形及内形均保存了原壳体的外形和内形， 这个充填物叫做“铸型”。　　外模和内模所表现的花纹凹凸情况与原物正好相反。塑型和铸型在外部 形象上和原物完全一致，其花纹凹凸情况也与原物相符，但原物的内部构造 完全丧失，物质成分也往往不与原物相同。至于塑型和铸型的区别只在于前 者内部没有内核，而后者内部含有内核。　　形成印模化石的，通常见到的多是具壳瓣的无脊椎动物。就含化石的岩 石来说，又以页岩、砂岩中最为常见，许多土质地层中也易发现。遗迹化石　　遗迹化石是古代动物活动时在底层留下的痕迹，或者是在地层中留下的 遗物，并不是生物体本身的任何部分。这类化石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对某一 方面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遗迹化石中最重要的是足迹，它明显地表示出动物当时生活的情况。它 与一般遗体化石不同，后者能够搬运，再沉积，使人们难以分辨该化石是否 原生的，因此对于鉴定地层会失去其真实意义。而足迹化石则不然，它是和 岩层紧密共存的，岩层如果经过搬运、破坏，足迹也随之消失了。所以所有 的足迹化石都是原生的。　　形成足迹的条件比较苛刻：泥沙的湿度必须适当，太干了，印不上足迹； 太湿了，即使暂时印上，转瞬之间又会消失。一旦印上足迹后，也需适时覆 盖，封闭起来，若覆盖过早或过晚，印好的足迹未能干涸或暴露日久，均可 使足迹消失或不可能完全保留。足迹有什么用处呢？ 从足迹的深浅，可以推测该动物身体的轻重；由足迹的大小，可以得知动物身体的大小；由足迹的前后间距，可得知动物的四肢或躯体的长短；而 且对再造动物的足形十分重要，如果单凭四肢骨的特点再造足形，不一定符 合真实情况，因为动物的蹄或爪往往是皮肤质或角质的，化石不易保存，唯 有足迹才能逼真地记录其全形。此外，从足迹的多少，还可知该动物是孤独 生活，还是聚居生活；从足迹的排列特点，可以判断动物的行动是慢步、疾 驰还是跳跃。足迹上是爪还是蹄，也可知该动物食肉还是食草。足迹的意义还在于给找寻新化石以重要的启示，例如 1896 年马适在北美宾夕法尼亚晚泥盆世的地层上发现了个足印，被认为是两栖类的，因此推断 两栖类应出现于晚泥盆世，可是当时再没有更好的两栖类化石给以证实。直到
年丹麦的探险队在格陵兰的晚泥盆世地层中发现了从鱼类进化来的原始两栖类的过渡类型——鱼石螈化石，才证实了马适的推论是完全 正确的。1972 年，在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洲东部的一条河边也发现了类似于 鱼石螈的脚印，共 70 点。过去认为南半球的最早陆生脊椎动物化石出现在距今 2.3 亿年前，而这一发现，要把南半球陆生脊椎动物的历史推前 1 亿多年，而且今后有可能发现真正的最早的两栖类遗体化石。 我国历年来也发现不少足迹化石，如陕西神木东山崖侏罗纪的禽龙足迹，保存很好，是我国目前最大的足迹化石。其它尚有山西大同、四川广元、山东莱阳、辽宁朝阳等地均有发现，都属于恐龙的足迹。朝阳羊山的足迹化 石，当地老乡早已注意到了，在面积不大的范围内数量很多，形如鸡爪，叫 它“鸡爪石”。　　无脊椎动物的足迹化石，最常见的是蠕形动物的爬迹、钻孔生活遗留下 的管穴或孔道等。有一处岩层露头上发现有两种不同形态的蠕虫爬移的足迹 相向而来，当两者相遇以后，其中一个的爬迹不复出现，而另一个爬迹则继 续前行。这里，我们看到了古代自然界里一幅生动的“生存竞争图”，大概 这两条虫都出外觅食，中途相遇，弱者被强者吃掉，这条强虫带着饱餐的喜 欣扬长而去了。　　钻孔生活的蠕虫和瓣鳃动物，通常是生活在海滨的生物，它们在那里穿 越成许多不规则的孔道，或者以其分泌物建造成许多管穴。虽然从这些遗迹 化石的形态上很难准确地认出那一类蠕虫或瓣鳃类的具体名称，但它能帮助 我们了解沉积这些岩层的古地理环境——海滨地带。　　　　此外，在一些壳体、躯体化石上，也经常发现孔穴，这些孔穴就有可能 是某些寄生动物（如海绵、蠕虫）钻蚀的遗迹。另一类化石，看到蠕虫和其 他生物长在一起，但它们之间并无危害，却有互利，我们称之为共生。比如 苔藓虫和蠕虫的共生，海百合和腹足类的共生，这个腹足动物长在海百合萼 部的肛口上，以海百合的粪便为食料。这类化石虽然不甚常见，但对于研究 古代生物的生活状态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颇为形象的材料。遗物化石　　动物的遗物化石，往往是它们的排泄物或卵（蛋）。例如北京周口店中 国猿人洞中与鬣狗骨骼化石一起经常发现其粪便化石；贵州桐梓青杠哨白垩 纪地层中也找到过鱼类的粪便化石，并与十几块恐龙的骨化石在一起。鉴定 粪化石可以根据形态（如螺旋状的粪化石就可能是具有螺旋瓣肠道的鱼类排 泄物）、大小、物质成分（如粪化石里见到骨碎残渣，肯定是食肉动物的） 等特点，判断是那一类动物的排泄物。据统计：最早的粪化石出现于欧洲晚 志留世地层中，属鱼类的粪化石，此后也发现于石炭、二迭纪地层中，以中 生代最多，主要是鱼类和爬行类的粪化石，其中欧洲的一些侏罗纪与白垩纪 地层中的粪化石可堆积成层。在 19 世纪中叶，人们发现这些粪化石层富含磷 肥，于是，顷刻之间，大量开采，由于储量有限，今已告竭。我国四川、山 东等地侏罗纪、白垩纪含有鱼类、恐龙化石的地层也颇为发育，是否有可能 发现这类粪化石层，已引起人们的关注。前苏联南哈萨克斯坦卡拉套古生物 禁区的上侏罗纪湖成页状灰质白云岩内保存了一种似古鳍鱼化石，在它的腹 部还保留下大量的鱼卵化石，大概这条鱼是正在产卵时被掩埋的。此外，爬行类与鸟类的蛋化石比较常见，也很有意义。我国白垩纪的恐龙蛋是世界闻名的。几十年前，美帝国主义组织的东亚考察团在蒙古发现了 若干恐龙蛋化石，视为珍宝，大肆宣扬。我国后来在山东莱阳地区以及近些 年在广东南雄发现了许多成窝垒迭起来的恐龙蛋化石是举世无双的。尽管大 多数情况还不了解这些蛋是哪一种恐龙下的，但因其数量多，碎蛋片几乎俯 首可拾，因此对于划分当地中、新生代地层的分界极为重要，因为新生代是 没有恐龙的。个别情况，例如在蒙古的一处恐龙蛋碎口上发现原角龙的幼体 化石，推断这些蛋该是原角龙下的。可能这个幼体正好在孵化完成破壳而出 的一刹那间被埋葬了。我国黄土高原的第四纪土质地层里还经常发现完整的鸵鸟蛋化石，这种蛋的直径比现生非洲鸵鸟蛋大，蛋壳也厚些。现代鸵鸟仅分布在非洲撒哈拉 沙漠地区，我国已无野生的鸵鸟，但在黄土层中发现了它，可见数十万年前 的黄河流域也属干燥气候区，类似沙漠环境。无怪乎有人提出黄土的成因和 干燥气候区的尘土吹扬有关，完整的鸵鸟蛋也正好说明黄土是风成的。50 年 代时，有一批外国“专家”到黄土高原旅行，下车伊始，就指手划脚地谈论 华北、西北的黄土是水成的。如果是洪水冲积而成，那末这些鸵鸟蛋早已破 碎得不成样子，恐怕连碎片也早已冲进黄河，带到大海里去了。　　自从人类出现以后，许多古代人类的劳动工具、文化遗物也属于化石， 当然这里指的是旧石器时代的遗物。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一般属于文物考古 的范畴。例如中国猿人使用的石器，山顶洞人的装饰品都属于化石。欧洲旧 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留在洞穴四壁上的壁画和雕刻也属于遗物化石。　　　　人类活动的遗迹化石也极有意义。比如古代人在一支鹿角上留下砍砸痕 迹，在石头、土壤或其它地方留下火烧的遗迹，即使在这里没有找到人类化 石，我们也能凭这些砍砸伤痕和灰烬、烧土之类确定有过人类活动，只是这 些古人的遗体在形成化石的过程中完全被腐烂、分解而无影无踪了。重要的 是根据人类活动遗迹有希望寻找到人类化石，或者借此了解古代人类文明的 情况。比如用火，在人类文化史上算是重大的革命，具有划时代意义。过去 的资料提到欧洲人用火始于距今 11 万到 3.5 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时代。1960 年，法国马赛附近埃斯卡尔山洞中发现木炭、烧石、灰烬，据称已距今 100 万年，因此，欧洲人高兴地认为自己祖先用火的历史向前推了。在我国用火 的历史，过去认为始于距今四、五十万年前的中国猿人时代，因在其洞穴遗 址中发现大量的烧石、烧土、烧骨及烧焦的植物种子等。但于 1973 年，我国 古人类工作者在发现云南元谋的元谋猿人牙齿以后，相继又找到了大量的炭 屑。1975 年，又在同一发掘地获得两块烧骨，由此足以证明距今 170 万年前 的元谋猿人也已经用火了。最近还在山西匼河早期旧石器遗址中发现了用火 烧过的鹿角及其它哺乳动物肢骨等，其时代也大致与元谋猿人相当。由此可 见，我们的祖先用火的时间要比欧洲人早得多，也可能是全世界最先用火的 民族之一。假化石　　有时候，地质院校的教师带领学生在野外实习，同学们采到一块“化石”， 兴高采烈地拿给老师鉴定，双眼凝视着老师的表情，满希望从老师口中说出 一个什么新奇的发现，不料，老师看后漫不经心地说：“这是假化石”。同 学们大失所望，没想到大自然竟给人们开了个玩笑！看来，辨别化石的真假对野外采集工作是极为重要的。　　最常见的假化石是“松枝石”。我国古代人又叫它松石、松屏石、松风 石、醒酒石、婆娑石。有些书籍上作过生动的记述，例如宋·赵希鹄《洞天 清录》载：“蜀中有石，解开自然有小松形，或三五十株，行则成径，描画 所不及。”元末杨瑀《山居新话》：“至正七年（公元 1347 年），社稷署太 祝张从善尝预营寿室（坟墓），解石板为穴门，石中忽有纹成松石，虽绘画 者不如也。”松枝石多见于砂岩、页岩的层面或裂隙中，许多黑色的枝条，如水草、松枝、金鱼藻等形态，并无规则，成簇丛生。因此，经常会误认为植物化石， 但仔细观察，它既没有根、茎、叶之分，也没有植物体某些固有的微细构造， 因而不是化石。它是含有铁锰质的地下水溶液沿岩石的缝隙中渗透，铁锰质 停留下来，逐渐凝聚，日积月累而成，并非真的化石。　　第二种比较常见的假化石是地层错断时，在断层面上留下的磨擦痕迹， 这种擦痕的表面由许多平行的条纹构成，很像树皮，因而易误认为树皮化石。 怎样才能把这种似是而非的“化石”区别开来呢？首先要注意采化石的地方 有无断层迹象，其次要注意“树皮”的保存方式是否和层面平行，更重要的 还要看这个“树皮”是否具有一定的厚度，有无细胞构造（切片在显微镜下 观察）等。　　第三类假化石是菊花石。清末，谭嗣同曾有“菊花石砚铭”数章，但不 知其名出于何处。　　　　菊花石仅存在石灰岩中，形态十分雅趣，一朵朵洁白如菊花的假化石散 落在青灰色的灰岩中，如果磨光打平以后，简直像工艺品，看来与菊花无异， 因而误认为“花”的“化石”，而仔细一研究，这些洁白的花朵多是方解石 的结晶。地质界老前辈章鸿钊先生曾对菊花石的成因作过研究，他认为“盖 当方解石结合时，其质由散而聚，即聚即凝，向中愈密，以其余液，进流四 射，辄复坚结，玉洁冰莹，宛若花瓣，或大或小，而常为菊花之形，此菊花 石之所由名也”。　　北京西郊大招山东北产菊花石，当地地名就叫菊花沟。玉泉山之北也有 出产。湖南的浏阳也产菊花石，多制成工艺品镶嵌在桌椅上。　　菊花石为什么是假化石？我们应该想到：花朵是很柔软的，在保存为化 石时，不可能呈立体模样，只是在一些岩层表面压成印痕，并且还和其它如 叶、茎等大量植物化石共生，所以这类真假化石，稍加分析就可以揭穿它的 秘密了。　　石灰岩洞穴中，有时还可以采到“蛋”的假化石。圆形或椭圆形，颇如 鸟、蛇、龟的蛋，甚至与真的蛇、龟等骨胳或甲壳化石共同保存在一起，使 你相信是真的“蛋化石”。可是当我们仔细多方观察时，就会发现“蛋壳” 表面的圆弧形并不十分匀称；如果切成薄片放在显微镜下一看，更会真相大 白，只见同心状的方解石结晶，没有生物细胞构造。“蛋壳”表面，更看不 见气孔构造。原来这些“蛋化石”完全是浓度很大的碳酸钙溶液在一个凝结 中心周围一圈一圈地沉淀而成的。还有一种经常在黄土地层中见到，被称为“砂薑”或“薑结石”的石灰质结核，其中有些外形颇似脊椎动物的骨胳，也被误认为化石。鉴别这类“化 石”的真假，只要折断一块，看一看有无骨胳所特有的“多孔构造”或“髓 腔”，或者从其外形特征分析，能否符合某一部位骨胳的形状，不难去伪存 真了。假石器也可算是假化石，即假的遗物化石。许多人参观过“从猿到人”的展览以后，往往对旧石器发生怀疑，或者觉得路上拾到一块石头和石器到 底有什么区别呢？这里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1929 年我国科学家裴文中发现 第一个完整的中国猿人头盖骨化石，奠定了中国猿人坚实的科学基础以后，1931 年，他宣布中国猿人遗址里发现了石器，引起中外人士的极大兴趣，但是这一发现却遭到个别权威和当权者的非难，他们对猿人石器持怀疑态度。 后来经历了一段相当曲折的过程，才为多数人所承认，可见分辨真假石器是 极为重要的。这里，对真石器和假石器的区别提出一些鉴别的标志。 首先，要看石器的材料，通常选择比较坚硬的石头制作，如石英岩、脉石英、砂岩、燧石、角页岩、火成岩之类都是石器常用的原料，比较软的石 头就不宜制作石器。　　其次要看石头上有无人工打击的痕迹。这些痕迹往往表现为半月形的凹 坑和斜向裂线纹。而且这许多凹坑呈连续排列，有些则两面都有凹坑，并由 这些凹坑构成薄的刃口，以便用于割裂、刮削、砍砸等工作。在自然情况下 由于偶然的机会，石块的相互碰撞而造成了半月形凹坑与斜向裂线纹的话， 那么这些凹坑也只是个别的，不可能连续排列，更不可能两面都具有凹坑而 出现薄的刃口，而后者，只有在人工有意识地制作下才能造成。再次，真石器必具有一定形状（类型），并可以从形状的特点分析出古代人类对这块石器的加工过程与用途。 当然，在我们发现一块可疑的石器时，还需对周围的地质环境、埋藏石器的地层层位等加以观察，综合各种情况分析出古代人类在此活动的其它迹 象。　　这里，还要提一下沙漠或干燥气候区地面上的三棱石，这些三面磨光， 如刀削的长条形小石块，初看，也很像古人加工的细石器，易被人们误认为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产物。但仔细分析，这些三棱石的边缘没有锋利的刃口， 也没有人类加工的凹坑之类，决不是石器。这些三棱石是由于长期以来被风 沙磨蚀而成的，这是沙漠地区或干燥气候区地表砾石的特殊标志。关于化石的最初记载——沧海见证　　恩格斯指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自 然辩证法》）地质古生物学的发展也不例外，人们对于化石的认识和研究也 是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而逐渐深刻起来的。由于生产的发展又和阶级斗争有必然联系，而人们的思想意识又从属于一定的社会地位，必然带着阶级的烙印。所以在漫长而曲折的历史长河中， 人类认识化石也和认识其它事物一样，有着许多神奇的故事、激烈的争论和 反复的斗争。我国和世界上其它古老国家一样，在古代的书籍中，或多或少都能找到一些有关化石方面的记载，对于了解人们是怎样逐步认识化石的过程起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现有关于化石的最早记录，始于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当时正是社会阶级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农业生产技术不断发展，关中、成都平原、江淮 流域、太湖沿岸、汉水流域等地区的灌溉系统正在建设，劳动人民开垦了大 片土地；手工业方面也有较细的分工，原料使用的种类也日益繁多，因而必 然促进对于自然资源的探寻和开发；随后，商业也兴旺起来了，这就要求交 通运输事业迅速发展。又一方面，旧日的贵族领主的统治逐渐为新兴地主阶 级所代替，两者之间展开激烈的斗争，军事活动也随之频繁起来，于是对地 理、地质知识的要求也更加迫切。这样，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 军事活动各方面都提出要向大自然进军，开垦、修河、挖渠、打井、筑路过 程中，就一定会遇到埋藏在地下或岩层中的化石。随之而来的是关于化石的 各种神话和传说的传播。　　最初，人们是从脊椎动物化石开始认识化石的，由于它容易理解，因此 也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但在自然科学尚未发达的古代，对于化石的认识， 也就随着观察者或记录者所处的阶级地位的不同而产生各种各样的见解了。 比如说，在一些山丘的岩层里或大地的土层中偶尔发掘到认得出是鱼或 其它脊椎动物的骨头化石时，在场劳动的奴隶或农奴肯定会喧哗起来，对这 些从未见到过的“怪物”就会发表各种联想，纷纷议论。而且也很容易把这 些化石和神话传说联系起来。如果再碰上一个搞巫术、占卜的人，也许会凭 他们的如簧之舌说得人们信以为真。听过解释的人，还会把这个惊人的消息 又转述给没有听过的人，终于广泛地流传开来。后来，也就载入某些书册上　　了。　　大约在战国时记录成文的《山海经》第七《海外西经》中就有类似的记 载：“龙鱼陵居其北，状如狸，一曰鰕，即有神圣乘此以行九野；一曰鳖鱼， 在夭野北，其为鱼也如鲤。”意思是说一种如鲤鱼样子的鱼化石可以给神圣 乘坐，走遍天下。据考证，2000 多年前鱼类化石已有龙鱼、鱼、鱼、鰕、 鳖鱼等异名，可见鱼化石是人们最早认识它的。但一想到为什么鱼会跑到石 头里去时，却不得其解，只好借助于神话，于是让神圣乘坐它去周游天下的 无稽之谈也由此而产生了。　　《山海经》第五《中山经》中还有哺乳动物化石的记载：“又东 20 里曰 金星之山，多天婴，其状如龙骨。”金星是山名，天婴又名九婴，据说是水 火之怪。《淮南子·本经训》中提到：“尧使诛九婴于凶水之上。”《山海 经》中这段记载的意思是说：在金星山里出现被尧杀死的水火之怪的遗骸， 它的骨头像龙骨。现在中药店把哺乳动物化石称作龙骨，大概是从这里沿用 下来的。　　显然，把鱼化石和神圣乘坐周游天下联系起来，把哺乳动物化石和水火 之怪联系起来虽然可笑，但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注意到鱼类和哺乳动物化石的 事实，对于我们研究科学史来说却有一定的意义。国外有关化石的记载也始于奴隶社会末期。当时在地中海沿岸的几个古老国家，大概是由于地理条件的缘故，开始对陆地上的海生贝壳化石予以注 意。例如克辛诺丰·哥罗丰斯基（公元前 600 年）在马里特岛的小山上发现 贝壳，解释为海洋的周期性泛滥带上陆的。希罗多德（公元前 500 年）根据 尼罗河平原上发现的贝壳，认为整个埃及北部，甚至孟斐斯周围的高地曾经 一度为海水所淹没。他们仅仅把贝壳化石和海水的进退联系起来，提及古地 理的一般想法，而对于化石的本质问题——哪里来的？为什么会形成化石？ 都没有任何解释。后来，人们开始对化石的本质问题提出一些设想，比如契 奥弗拉斯特（公元前 300 年）认为化石的产生是由于岩层里有一种“可塑的 力量”。还有一些哲学家则认为是在“星际的影响下”岩石中产生了化石。 虽然这些不足为信的唯心主义说法今天看来好笑，但在欧洲却广泛地流行到 中世纪时代，历时 1000 多年呢！公元前 300 多年前，有人从小亚细亚采到一块鱼化石，他很不理解——鱼是生活在水里的，为什么会跑到岩石里去了？于是就把这块标本送给古希 腊鼎鼎大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前 322 年）看，请他讲讲道 理。可是亚里士多德从来也不曾见过这条“怪鱼”，如果不回答，显不出这 位哲人的伟大，回答吧，自己还没有搞懂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于是装 做若有其事的样子吹嘘说：“这是因为前些时候洪水暴涨，漫到湖边的山坡 上，游鱼也随水登山，在岩石裂缝中下了鱼卵，这些鱼卵后来就变成岩石里 的鱼了。”　　显然，这个解释是很不合科学道理的，纵使鱼卵在洪水时飘落到岩石裂 缝中，当洪水退后，干涸的情况下，鱼卵怎能变成幼鱼？又怎能活下来呢？ 况且化石鱼和活鱼毕竟有所区别，这又怎样解释呢？所以，亚里士多德的这 番话，也完全是随心所欲的。　　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等地中海各国的先哲们，热烈地争论着宇宙的 变化、地球的来历问题。为了证明他们的见解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好多 个世纪一直在注意着贝壳化石。　　　　比如到公元初，古罗马的地理学家斯特拉彭还在他的《地理学》中大谈 在内陆高地上发现海生贝壳化石足以证明地球是在动的，一会儿海水上升， 一会儿又下降；陆地也因海水的升降，一会儿扩大，一会儿又缩小，因而可 能形成或消失的不但有岛屿，而且还有整片的大陆。　　关于海陆变迁的讨论，当时十分流行，不但有科学论文，而且还有文艺 作品。公元一世纪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在他的《转化》中写道：“我看到 从前是牢固的陆地， 现在变成了汪洋。 我看到 从海底暴露出大陆——远离海岸的地方散布着贝壳， 在那高山之巅发现古老的船锚。 洪流奔腾澎湃， 把往昔的平畴冲成山谷。瞧吧！ 巨浪正把那高山移向海洋。”今天看来，他们从贝壳化石谈到海陆变迁的思想也是完全正确的，虽然他们对贝壳本身没有多大研究，但他们看到了地球是动的、变化的。这一点， 对于古代某些哲学家认为地球是静止的、大地是没有什么变化的错误思想是 有力的批判。我国从战国时代（公元前 475 年～前 221 年）开始进入漫长的封建社会阶段。由于农业、手工业生产以及交通运输和战争等方面的需要，各种工程 规模之大，远远超过奴隶社会。在向大自然进军中，发现化石的机会也更多， 发现的地域也更广，人们观察化石的能力也有所提高了。就拿哺乳动物化石来说吧！一直都称为“龙骨”，认为是天空中飞翔的“神龙”的残骸埋藏于地下的。并在 2000 年前就将“龙骨”入药，以迄于今。 但也有人指出“龙骨”不是龙的骨头。例如宋代苏颂（ 年）在其《国经本草》上记载说：“龙骨并齿、角出晋地川谷及泰山岩水岸土穴中，死龙处。今河东州郡多有之，或云是龙蜕，实非。”意思是说：龙骨和龙齿、 龙角出产于山西河谷地带以及泰山附近的水边土洞中，那里是龙死亡的地 方。现在河东各地也都有出产，曾经有人说这些龙骨是龙蜕变来的，实在是 错了。苏颂的意见，很值得重视，他勇敢地否认神龙之说，在当时确实难能 可贵。　　鱼类化石比哺乳动物化石容易识别，所以古书上有关鱼化石的记载也比 较合乎科学。我国记载鱼化石比较早而且比较好的当推 5 世纪时的沈怀远， 在其《南越志》中提到“衡阳湘乡县有石鱼山，下多玄石。石色墨，而理若 云母，发开一重，辄有鱼形，鳞鳍首尾宛然刻画，长数寸，鱼形备足，烧之 作鱼膏腥，因以名之。”是说，湘南湘乡有一座鱼石山，岩石呈黑色，层理 极薄，如云母。拨开一看，就能见到鱼化石，体形完整，长数寸。鱼的头、 尾、鳞、鳍都逼真，像是刻画出来一样。用火烧它，还发出鱼腥气呢！根据 现在的地质调查，证明沈怀远的记述基本是正确的，当地产有鱼化石群，但 是否将鱼化石烧后发出腥气，可能言过其实。对鱼化石的成因解释，宋朝的杜绾在其《云林石谱》中谈得最精彩了，他写道：“又陇西（今甘肃渭源东南）地名鱼龙，掘地取石，破而得之，亦 多鱼形，与湘乡所产不异。岂非古之陂泽，鱼生其中，因山颓塞，岁久土凝 为石，而致然欤？”意思是说，在甘肃渭源东南有一地方叫鱼龙的，掘地取 石时把石头打开发现许多鱼化石，与湖南湘乡出产的鱼化石没有两样。难道 古时候这里原是低洼的沼泽地，鱼生活在水中，后来由于泽边的山崖崩坍， 土块填塞了沼泽，年久以后，土块就凝结成岩石，死亡的鱼体就变成化石了 吗？用现代化石知识去衡量杜绾的这段论述，看来也是完全正确的，他不但 阐述了鱼化石的形成过程、埋藏条件，而且还就鱼化石的发现，合理地推断 出当时当地的自然环境。这种有科学依据的推理方法，直到今天，还有效地 在研究古地理及地质变迁上应用，比之前人的有关见解，杜绾已大有进步了。 公元 771 年的初夏，正当蝉声送暖、花气袭人的时候，唐朝的著名书法 家颜真卿（公元 709～785 年）和同伴们游历了江西抚州南城麻姑山，因为他 当时任抚州刺史，以地方长官的身份写了一篇记述此游盛况的文章《抚州南 城县麻姑山仙坛记》，文中提到“南城县有麻姑山，顶有坛，相传麻姑于此 得道，??东北有石崇观，高石中犹有螺蚌壳，或以为桑田所变。??刻金 石而志之，时则六年夏四月也。”意思是说，南城县麻姑山的山顶上有个祭 坛，传说中的麻姑仙女曾在这里得道，??坛的东北面有一座道教的庙宇叫 石崇观，就在附近的高耸岩石上发现了螺类和蚌类的化石，也算是沧海桑田 的见证吧！颜真卿当时对沧海桑田的本质缺乏理解，于是想起了晋朝葛洪（公元 284～363 年）在《神仙传》中的记述：仙女麻姑与另一仙人王方平相见，她说：“我已看见东海三次变为桑田。前次到蓬莱，海水比过去浅了一半， 看来东海又将变为陆地了。”王方平笑着说：“圣人都说海中又要扬起尘土 了。”颜真卿在这次游览中发现了螺蚌壳化石，并认为这是古代海生贝类动物的遗体，进而把它跟海陆变迁的事实联系起来。这是很合于科学道理的想法， 可惜的是他从古代神话传说中去找寻依据。不过，在古代科学尚未昌明时， 借助于神话来解释自然现象也是普遍的，即使在封建时代，仍然难免。正如 马克思所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 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葛洪就是借助神话 的想象来把“东海三为桑田”形象化的一个例子。颜真卿则是再一次借助于 神话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而已。比颜真卿稍晚，著名的诗人韦应物（公元 737～约 787 年）写过一首咏琥珀的诗： “曾为老茯神，本是寒松液。 蚊蚋落其中，千年犹可觌。”　　在这首仅 20 字的绝句中，生动而科学地描写了琥珀的来历，而且还提到 琥珀中昆虫化石的形成过程，完全合乎现代古生物学的知识，他的观察和研 究，要比颜真卿进一步了。在 1000 多年前，对化石能有如此见解，表现了我 国人民认识事物的卓越智慧。在世界地质学史上占有光辉灿烂的一页。　　颜真卿和韦应物，可以说是我国，也是世界上认识无脊椎动物化石较早 的人。沈括的灼见　　沈括（ 年）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又是一位卓越的自然科学 家。他积极支持并参加王安石的变法革新活动，主张耕战，致力于农田水利 建设，抗击西夏入侵，出使契丹??，在富国强兵方面做出许多贡献。他对 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医药卫生、工程技术各方面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在 天文、地质、地理、数学、气象、医药、测绘等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特别 是他记载过许多劳动人民的创造发明，为研究我国古代科技成就提供了极为 宝贵的资料。　　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 年），沈括担任河北西路察访使兼判军器监。 那年秋天，他奉王安石之命，到河北一带察访推行新法的情况，沿着太行山 区向北的大道上前进，马队慢慢地走着，同行者都被一路上的秋山红叶、老 圃黄花的美好景色吸引住了，纷纷赞叹不已，有的还哼起诗句来。唯独沈括 无意欣赏这派清华的秋色，却仔细地察看着路旁的悬崖峭壁，好象在找寻什 么似的。　　突然，他勒住了缰绳，马鞭一挥，指着崖壁对同伴们说：“你们看！这 些石头里为什么衔着螺蚌壳？为什么岩层里有许多圆如鸟卵的石子？为什么 这条如带的石壁延伸不断？”　　同伴们被这一连串突如其来的提问搞得莫名其妙，面面相觑，目瞪口呆。 沈括接着解释说：“这里过去是海滨，这些螺蚌壳是古代海洋生物的遗 体变成了化石，这些圆如鸟卵的石子是过去海滨的沉积物。但今天海洋已距太行山千里之遥了，又为什么会这样呢？”沈括提出的新问题，同伴们还是讲不出个道道来。 于是他只好继续解释说：“所谓大陆，都是由泥沙堆积而成的。相传尧杀死鲧的羽山是在东海中，而现在的羽山已经到平原上了。你们看，黄河、漳河、滹沱河、涿水、桑乾河等都挟带了大量泥沙，水流混浊不堪。当这些 泥沙冲到河口，岂非把海滨逐渐填塞起来，平原就随着扩大，年长月久之后， 海岸不就越来越往东移动了。现在河南、陕西以西地带的黄土高原上，河流 不是深陷到 100 余尺以下的深沟里去了，它们带走了多少泥沙啊？”宋神宗元丰年间（1080 年前后），沈括担任陕西鄜（州）延（州）经略安抚使，带兵抗击西夏。有一次，他沿着永宁关（今延川县）黄河岸边漫步， 当时正值连年的洪水过后，看到一处崩坍的河岸，离地面几十尺深的岩层中 暴露出一丛“竹笋”化石，有数百棵之多，而且根和茎还相互连结在一起。 沈括跳下河岸，取出几块，随手拂去表面的泥土，兴致勃勃地带回军营研究。 当时，过路的人也很感兴趣，拿走几块，说是准备作为“贡品”送给皇帝看看。　　夜深了，沈括已将当天的公事处理完毕，但他还没有就寝，面对着白天 新发现的这几棵“竹笋”化石思考着：过去曾经在浙江婺州金华山见过松石、 核桃、芦根、鱼、蟹之类的化石，那些都是本地的产品，倒是没有什么奇怪 的；但是延州这个地方，气候干燥，向来没有生长过竹子，为什么在地下深 处会出现“竹笋”化石呢？这到底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莫非远古时代，这里 也像南方一样，气候温暖湿润，适宜于竹子的生长和繁殖吗？这东西多奇怪啊！　　根据现代古生物学的知识，我们已经了解到沈括这里所说的“竹笋”， 实际上是中生代时期的一种芦木植物，称为“新芦木”（是现代木贼草的祖 先）。但是，古生物学中的这类具体问题并不损害沈括由此而推断古地理学　　的创见。我们仍然看到了富有实践经验的沈括在古地理学方面所发挥的卓越 智慧与才能。首先，他正确认识了这数百棵已经石化了的“竹笋”的客观事 实，进而分析到“延郡素无竹”的情况得出结论：在很古以前，由于这里地 势低洼，气候湿润，曾适宜于竹子生长。沈括的结论是合乎科学见解的。其 实，今天研究古地理学的人仍然以化石特点作为恢复古地理面貌的重要手段 之一。　　沈括的古生物学和古地理学的正确思想比西方达·芬奇（ 年） 的类似观点要早 400 多年。而达·芬奇在欧洲地质学界被誉为古生物学和古 地理学具有科学见解的第一人。中世纪的恐怖和达·芬奇的挑战　　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拥有无限的权力，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教会教 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神学在知 识活动的整个领域中的这种无上权威，是教会在当时封建制度里万流归宗的 地位之必然结果。”（《德国农民战争》）　　在西欧，有三分之一的耕地掌握在教会手里。教会又是文化的垄断者， 哲学被用来为宗教服务，自然科学也不例外。说什么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 出来的人处在宇宙中间不动的地球上，自然界一切都从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 来适应人，地震和破坏性的风暴是上帝派来惩罚和警告人们的犯罪行为的， 如此等等。如果谁敢于提出异议，例如说地球是动的，地震是自然现象，就 会遭到教会的残酷迫害，以至烧死。所以当时的自然科学几乎处于停顿状态， 毫无发展。在这个黑暗时代里，假如某些哲学家或自然科学家提出有关化石的正确解释时，也会立刻遭到教会的阻止，所以只能出现种种仅仅符合于教义的主 观臆说。诸如过去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散布的“化石是在星际空间作用影响 下形成”等谬论那时仍在流行。虽则有时也承认化石是古代生物的遗体，但 也脱离不了教义，说什么这是世界大洪水泛滥的产物，并且广为流传。中世纪时期的阿拉伯，科学虽比西欧发达，但宗教的势力仍然很大。自然科学的研究也不能触犯经义，否则，也会遭到像在西欧一样的迫害。例如 被誉为中亚细亚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阿维森纳（约 980～1037 年）就因其许多 自然科学著作具有唯物主义思想，不合《可兰经》的教条，有损教会的“威 严”，以致遭到僧侣的迫害，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国家。他曾在一篇讨论山脉、 矿物、岩石的著作中注意到层状岩层中的化石，但只是含糊地提到化石是在 泥土干透了以后形成的，出产化石的地方过去曾经是海洋。与阿维森纳同时 的另一位学者奥玛，也曾因利用化石讨论海水升降问题违反了《可兰经》的 某些教条而逃离祖国。　　在西欧，中世纪以后进入“文艺复兴时代”，即 15～16 世纪时期，也正 是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生产有了新的发展，因而要求自 然科学也要相应地发展，学者们越来越多地注意航海技术、水利工程、天文 学、力学、数学、地质学等方面的问题了。正如恩格斯指出：“在中世纪的 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 起来。”（《自然辩证法》）由于水利和航运事业的发展，接触到地质问题。意大利的学者们首先对于这个半岛上的地层中盛产的海生贝类和其它生物化石的来源问题展开了热 烈的争论。　　当时正处于青年时代的著名画家、科学家达·芬奇（ 年）在 意大利北部主持设计运河的挖掘工作，他多次发现岩层中的贝壳化石，经过 反复的观察并联系当时各方的见解，他认为：当贝壳还在海岸附近的海底上 生活的时候，河里冲下来的泥土将它们掩埋了，并且渗入它们的内部，贝壳 变成化石。他还说：“有人告诉我，山里的贝壳是受到星际影响而成的，但 是我要问，那些山里，现在的星还在制造时代不同和属种不同的贝壳吗？我 们怎样可以用星来解释产于不同高度而含有似乎被水流搬运过的砾石的成因 呢？又怎样可以用这种原因来说明产在同一地点的各种树叶、海草和海生蟹 类的石化作用呢？”他还说：“我也不明白，如果说以前海水曾淹过整个大 地和山岭，那末现在这些海又藏到那儿去了呢？贝壳化石并不是这个洪水的 产物，而是现在还生活在海洋中的那些动物的祖先。”于是，他得出结论： 古往今来，山和海的位置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也很难想象，山岳会骤然升出 海面，大陆会突然变为汪洋。实际上，海洋和陆地的轮廓是在缓慢地改变， 就像眼前我们所能见到的一样，想来，古代也是如此。　　达·芬奇向教会的清规戒律提出强力的挑战了。多少世纪以来，反动的 僧侣们总是拿《圣经》上胡说的什么上帝为了惩罚人类的罪恶，发生过全世 界大洪水，毁灭了一切生灵，包括那些形成化石的贝壳在内，然后又由上帝 重新创造了动物、植物和人类。年轻而勇敢的达·芬奇今天大胆地否定了教 义，提出了有关贝壳化石形成过程的科学解释，并进而批判了流行几百年的 所谓星际影响下形成化石的臆说，据理质问那种为反动教条效劳的奇谈怪 论，为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复兴打开了通向真理的缺口。因此，欧洲地 质学界习惯于把达·芬奇崇敬为对化石具有科学见解的第一人。1517 年，在修建米兰城时，发现了无数稀罕的化石，许多学者对此很感兴趣，进行了研究。其中最有名的是佛拉卡斯多罗（ 年），他的 见解完全和达·芬奇一样，他说：“这些化石，多数是现生的贝类，现时找 到它们脱壳的地方，就是以往它们生活的地方。怎么可能是由石头自身塑造 出来的呢？”他也对摩西洪水造成化石的谬论给予有力的驳斥：“泛滥时间 短促，而且主要是河流作用，即使洪水把贝壳搬运得很远的话，那末一定只 散布在地面上，而不可能把化石藏进高山的深部。如果人们不是诡辩的话， 这样简单而明了的解释，应当无需继续争论了。即使暂时还不理解，今后发 现的化石新资料，也肯定会迅速消除你们的疑团。”　　达·芬奇和佛拉卡斯多罗的见解，本来就可以解决化石本质问题的争论 了。但因为当时教会的势力还相当顽固，《圣经》给人们的的思想束缚还远 未动摇，因此，他们的正确解释也未被广大的人们接受，甚至在此后的几乎 三个世纪中仍在辩论化石的两个极为简单的问题：一、化石的来源是否属于 活的动物？二、如果承认化石是来源于活的动物，那末是否要用诺亚洪水来 解释？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这批搞唯心主义，搞诡辩术的所谓学者的可笑见 解吧！　　这批学者（以
年间为例），实际上是中古时期大学里提倡烦 琐哲学辩论时训练出来的习惯于作不着边际争论的人物，如著名的植物学家 马提奥里就曾提出了一个荒唐无稽的命题——脂肪物质受热发酵以后，可以　　产生有机物形状的化石。但是他又说：“据我的观察，多孔物体，比如骨胳 和贝壳也可以变成石头，这是因为被‘石化浆’渗透的缘故。”　　还有一位解剖学教授法罗披奥，也认为化石是发酵作用或“地气蒸发的 骚动”所造成。更可笑的是，当化石放在他眼前的时候，又不认识化石了。 有一次，他把象牙化石说成是泥土里的结核。甚至当梵蒂冈博物馆送给他几 块教皇所保存的贝壳化石请他鉴定时，他却说，这些化石是受天体影响而获 得特殊形态的石头。又一次，在描述米兰博物院收藏的许多化石时，却又说， 这是造物者的戏谑。　　这些异想天开、飘忽无定的见解，现在看来十分愚蠢，但当时还认为是 合理的。因为那时候学校里讲授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生物自生说——大部分生 物是由原子偶然结合而成的，或由腐烂的有机体所产生的。正好大多数化石 都是不完整的，所以对其成因的解释也就搞得神秘莫测了。　　就在这些谬说广为流传的时候，有人提出相反的见解，如柏里西（1580 年）仍坚持贝壳和鱼类化石起源于海生动物；塞萨尔宾诺（1596 年）提出贝 壳化石是海洋退却时留在陆上的动物遗体，当泥土固结时形成了石头。但同 时，也有些人提出了半是半非的见解，如英浦拉（1599 年）虽然同意贝壳化 石起源于生物，但同时又认为石头里可能有“一种内部因素”的力量能促使 化石发育；柯隆那（1592 年）虽然屈服于诺亚洪水造成化石的教义，但他却 正确地进行了化石成因的部分分类：一是外模或印迹，二是内模或内核，三 是本身的遗体。总之，文艺复兴以后，有关化石本质的问题，仍然争论着。可见，人类对于客观事物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并沿着科学的大道前进，是多么不容易 啊！文艺复兴以后，西欧各国进入到反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又由于美洲和环绕非洲的航线的发现，新兴资产阶级增添了新的活动范围。 为了发展工业，满足商业和航海的需要，必须积累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因 此，科学迫切要求从宗教的羁绊下，从教会的精神统治下解放出来。自然科 学的任务提出了把过去所获得的各种材料，如矿物、动物、植物等加以分析、 分类和论述。但是，教会的反动势力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每当某些自然科学涉及到教义的时候，许多英国、意大利、法国的顽固僧侣也参加到关于化石 问题的辩论了，同时，教会还使用了镇压手段，凡怀疑教条的，诸如不相信 化石是洪水的产物的人们，都有可能遭到惩罚的危险，这正好说明教会势力 已处于穷途末路、垂死挣扎的困境了。　　从 16 世纪到 17 世纪的 100 多年间，对于化石的争论，几乎毫无进展。 即使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中，关于化石问题的争论，仍旧停留在反驳诺亚洪 水埋藏化石的臆说上。正如地质学家赖尔（ 年）所说：“在任何 科学部门，从来没有一种虚伪的理论，对事实的准确观察和系统分类，发生 过如此严重的影响。”同时，他又说：“简言之，从 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终 了，地质学发展的内容，是新见解和宗教教义的经常剧烈斗争史，而这种教 义，久为群众所默认，而且在一般信念中，都是以圣经权威为基础的。”赖 尔这里指的地质学，当然也把化石问题的争论包括在内了。　　在这段关于化石问题争论的日子里，许多坚持科学态度的学者，仍然发 表了一些宝贵的见解，其中有代表性的如丹麦科学家斯台诺（　　年），他解剖了一条刚从地中海捕获的鲨鱼，证明了它的牙齿和骨骼与许多 化石鲨鱼完全相同。他又把意大利的贝壳化石和现生种类作了比较，然后得 出了关于化石经过石化作用的结论，认为失去动物胶质的贝壳到完全为石质 所代替的贝壳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并认为含有动物化石的岩层是沉积次生 的。进而根据所含化石的性质，划分出海相和陆相两种沉积类型，如发现含 有芦苇、树木之类的化石，则是河流沉积的。　　但另一些学者，却又提出了似是而非的论调，比如奎里尼虽然否认化石 是洪水的产物，但在 1676 年提出化石成因的解释仍旧出于想象，认为化石是 由于动物的胚种浸散在岩石里，后来得到湿度的作用而发育起来的。无疑， 这种解释是错误的，简直回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怀抱里去了。　　又如普罗特，在他的《牛津郡的自然历史》（1677 年）中还认为化石不 是动物的遗体，而是“地球中所固有的塑造力”形成的。这种论调，隐隐约 约地回到了中世纪黑暗时代的邪说。　　当时，还有一位英国的动物学家李斯特（ 年），一方面也否 认化石是古代生物的遗体，并同意普罗特的说法，化石来源于岩石。但另一 方面，他却研究了一些化石的形态，把贝壳化石与现生贝类进行对比，也作 了描述工作，称腹足类为陀螺形石，瓣鳃类为双贝形石等。总之，他们都脱离不了教规的约束，不敢向上帝宣战。　　17 世纪中叶，英国的著名科学家胡克（ 年）于 1668 后发表 了《地震论》。在这本书中，他也谈论到化石问题。首先他提到化石对于研 究地质的重要性：“在有些人看来，腐朽的贝壳是无足轻重的东西，但是它 用来证明古代的自然界比古货币或纪念章更为可靠。”然后，他将英国找到 的菊石、鹦鹉螺及其它贝类化石和现生种类进行比较以后，认为动、植物的 物种是要灭亡的。可是他把绝灭的原因归之于地震，并由于地震的结果，把 海生贝壳推到阿尔卑斯山或其它的高山上去了。另外，他又正确地指出：“有 些物种是某些地方所特有的，??如果这个地方被陷没了，那些生物很可能 都同时被毁灭。”他又说：“在波特兰找到的龟类和巨大的菊石，似乎是热 带的产物，因此，英国曾处于热带的海洋下面！”为了解释这个问题，他对 地球自转轴的位移做过各种推测。重要的是，胡克竭力驳斥当时仍在流行的化石是所谓“造物者的戏谑”之类的不可知论说法，他写道：“有花纹的石头都是各自本身的实物或者是 石化了的模型。”同时，他还以非洲运来的硅化棕榈树为例，解释有机物的 各种石化过程与方法。　　胡克关于化石的这些基本上是正确的见解，对于当时深受宗教影响的大 多数人来说，无疑是难以接受的，一些替教会帮腔的人也出来指责他的物种 毁灭论是诽谤了万能造物者的智慧和权力。胡克恐慌了，被教会的压力屈服 了，于是只得辩解说：“我并未违背《圣经》，因为照《圣经》的指示，我 们的世界是在逐渐衰落，并且走向最后的灭亡。当最后时期降临时，一切物 种既然都要消灭，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说，有些物种在这个时候消灭，另一 些物种则在另一个时候消灭呢！”　　胡克的屈服投降，使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教会的反动势力对于自然科学的 干扰与阻碍作用是多么严重啊！　　胡克虽然反对教会提出的“海生化石是诺亚洪水所造成的”臆说，但他 对海生化石成因的解释仍脱离不了《圣经》上的神创说与洪水说的影响——　　带有严重的灾变论成分。他认为地震是海陆发生迁变的大灾难时期，当海陆 发生交变时，也就在洪水期与神创期之间的一段时间里，海生生物都被埋葬 在海底而后形成了化石。在他看来，化石就是大灾变的证据了。由此可见， 胡克的“化石观”仍然有很大的错误，这大概也是受到教义的影响吧！　　如果说胡克对于化石的见解是屈服于教会势力的影响，那么，另一些挂 着自然科学家招牌的“学者”，简直是教会在科学界的代言人了。瑞士的余 赫泽（ 年）就可算是后一种人的代表。他竭力推崇教会的洪水说， 把地球表面起伏的地形，各种沉积的岩层，以及含在岩层中间的所有化石， 都看作《圣经》上所说的大洪水的产物，或者说是大洪水的遗迹。因而，他 当时成为“洪积论学派”的首领。原先，他对化石的理解只是跟在别人的后 面喊叫什么“自然的玩技”，后来，完全坚信是“洪水的遗物”了。　　他的最大笑话是对所谓“人婴化石”的“鉴定”。那是 1726 年，在瑞士 的埃宁根采石场发掘到一块化石，被他看到了，这位先验论者如获至宝，爱 不释手，立即开动他的脑筋来作“鉴定”。他从《圣经》的大洪水教义中悟 出一个“道理”来，便大叫大喊：“看呀！这是一个婴孩的头部和躯干前部 的化石啊！真造孽！”于是，“人婴化石”便从他的论文中叙述起来了：“这 是大洪水泛滥前被上帝所咀咒的人类遗体呀！他的额骨轮廓，眼窝周围的边 眶，被第五对大神经所穿过的孔穴，脑壳的残留部分，两侧面颊的骨胳以及 鼻骨的形态都看得清清楚楚。甚至悚悚咀嚼的肌肉，17 个脊椎骨，以及部分 皮肤的残片都还好像活着时候的样子啊！”于是余赫泽借题发挥，煞有介事 地告戒同辈人道：“这是受难者所变成的遗骸！现在作恶多端，不循上帝意 旨行事的人们，应该改恶从善，收敛手脚，不然，上帝也会给你同样的可悲 下场呀！”后来查明，这具为余赫泽吹得天花乱坠的“人婴化石”，实际上是一具曾生活于渐新世的巨型两栖类——蝾螈的头骨及其前躯部分的化石，它的亲 近属类还生存于日本。直到 19 世纪，法国的古生物学家居维叶才给这具化石 正式命名为“余赫泽蝾螈”，本来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该化石的发现者余赫 泽，而事实则是对余赫泽的莫大讽刺！但是，在 18 世纪时，神甫和牧师们却把余赫泽的发现奉若神明，大肆宣扬，轰动世界。他们扬言：请人们来亲眼看一看，这是非神论者的应得下场！ 大洪水把他淹死在地下！余赫泽的“洪水论”还借鱼化石的发现大做文章。有一次，同是在发现“人婴化石”的地方找到了好些鱼化石，他于是写了一篇《鱼类之冤屈与陈 诉》，以鱼界代表的身份大声疾呼道：“我们原来是清白无辜的呵！只是在 诺亚洪水泛滥的时候，为了替人们赎罪，作了自我牺牲。而如今，人心不善， 对我反眼，装做不认识我了，把我看成一撮没有生命的矿物质，冤枉呀！冤 枉！我要申诉！我要申诉！”显而易见，这不是什么科学家！雾里看花，初见端倪　　关于化石本质问题的讨论，经过了几百年的争辩以后，到 18 世纪时，基 本上已经肯定它是古代生物的遗体。此后，再没有人谈论诸如“有花纹的石 头”，“自然的玩技”，“造物者的戏谑”之类的臆测。但是由于教会的蠹　　惑人心的宣传，就在余赫泽大喊“洪水论”的前前后后，地质界确实被唯心 论的“洪水”冲击着，几乎泛滥成灾。甚至一些对地质本来毫无研究的人也 挤了进来，附和鼓噪，凑起热闹来了。　　比如英国的伍德沃德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本来是一个医学教授，由于偶 然的兴趣，也到野外去采集化石，并且按层序关系进行了研究，就其工作方 法的本身来说，是无可非议的，而且有可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但由于他 笃信《圣经》的诺亚洪水之说，他的科学论文（1695 年）竟成了牧师的传声 筒。他写道：“当洪水发生的时候，地壳被冲碎了，地层重新沉积，海生的 生物也就按其体重的大小在地层里堆积，重量大的埋藏到岩石里，重量轻的 埋藏到白垩里。”这种荒唐可笑的“理论”，理所当然地遭到后人的多次批 判，例如意大利地质学家瓦利斯内里（ 年）在 1721 年的文章中 就指责伍德沃德说：“他把圣经教义和自然科学问题经常混淆在一起，使自 然科学遭到莫大损失！”　　几乎到 18 世纪晚期，在研究化石和地球历史的学者中间，支持世界大洪 水的说法才愈来愈少。但是某些教会的“学者”仍然妄想把这个邪说坚持下 去。比如在 1798 年，一个披着袈裟的“地质学家”、都柏林皇家学院院长乐 克·寇万在他的《论地质学》中赤裸裸地叫嚣：“攻击天主教的武器变样了， 现在用地质学来攻击了，这门科学知识，变成了神职人员必要的学问。”果 然，有个英国主教贝克莱（ 年）步其后尘，在 1823 年出版的文 章中还提到洞穴、裂隙和洪积砾石层中的化石仍旧是大洪水时期的产物。他 伙同另一个主教赛德维克在洪积砾石层中寻找“证据”，妄图在保护《圣经》 教义方面再作一口挣扎。18 世纪时有关化石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物种是否发生过变异？　　例如著名的瑞典动物学家林奈（ 年），虽然创立了“双名法”， 即每个生物的物种必须同时写出属名和种名。使生物和古生物的分类归纳到 科学的系统里去，这是他的最重要贡献。同时，他还描述了几个三叶虫化石， 当时称之为“奇异昆虫介”——奇特的昆虫壳体化石，这点，基本上也是正 确的。但是，当他提到生物的物种时，则坚持不变的错误见解，这一观点， 在生物界影响很大，差不多到 19 世纪的 70 年代，达尔文的进化论普遍流传 以后，才逐渐澄清。当时研究化石时碰到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解释古地理？　　例如白兰德在 1766 年发表的《汉东宁化石》中虽然否认了洪水说，但是 当他发现他所研究的化石有好些是现在的热带种类。曾怀疑：为什么会在英 国出现？另一个学者福许赛尔（1773 年）在对化石的研究中也发现同样的问 题，他认为欧洲在早第三纪时是热带海洋。这样一来，当时地质学界对为什 么西欧曾是热带？热从那里来的等等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兴趣，激起了一场风 波。最有意思的是两位意大利的地质学家福提斯和特斯塔提出了截然不同的 见解。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在波尔加山发现了鱼化石，于是他们就结合 贝类及其它化石进行研究，一致得出了过去这里曾经是“热水海洋”的结论。 但热从那里来呢？福提斯认为当维苏威火山还在燃烧的时候，亚德利亚海的 水温肯定比现在的为高，所以热带类型的鱼类及贝类等生物能够在这里生 活。而特斯塔不同意他的说法，认为热水与火山无关，只是当时亚得利亚海 曾靠近赤道的缘故。从远古到 18 世纪晚期，对于化石的认识来说，还没有走上真正的科学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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